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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中國鄉村出現了人口下降，空心村、乃至整體消失現象十分嚴重。《中國統計摘要2010》有一份觸目驚心的數據，全國每年平均會減少7000多個村民委員會。這說明，在中國這個曾以農業文明興盛的廣袤大地上，平均每天有20個行政村正在消失。

　　糧食統購統銷、城鎮化、勞動力缺失等都是造成鄉村消失的客觀原因。從更深層的角度來考量，農村生活方式，社會秩序，不再被新生一代認可是重要的主觀原因。“70后不愿意種地，80后不會種地，90后不考慮種地”，在今天的農村，留下來的絕大多數是孤寡老人、留守兒童。筆者在鄉村一線進行生態農業實驗期間發現，一些80后農民到農場干活感覺低人一等，他們的同齡人都在城市打工，而一些90后年輕人，大學畢業后，寧愿宅在農村家里靠父母養活，也不愿意從事與農業有關的勞動，哪怕是腦力勞動。

　　另外，還有政府主導的并村運動，迫使農民上樓，搞所謂的社區，也造成了傳統的鄉村消失。青壯年們害怕自己的人生如同上輩般塵埃落定，跑出了圍城。走出農村的人再不愿意回去，唯一的羈絆是不可割舍的親人和童年的回憶。鄉村不再可愛，鄉村已然凋敝。中國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曾經說過，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鄉村是禮儀的發源地，是傳統倫理的根基，也是中華農耕文明的發源地。傳統留給我們這個民族的東西永遠不會消失，對故土所有的那份鄉愁也永遠不會消散。再過去20年亦或是40年，舊農村或許真的會消失，變得便捷、現代、舒適。農村變成了城市，食物哪里來?

　　2010年，《都市快報》記者對贛西北三個“空心村”進行調查，11個自然村平均居住不到8人;村民外出打工，從山村走向了城鎮，留下了“空心村”，有的地方還干脆說成是“空殼村”。“一個人的村莊”，不是詩人的浪漫想象，而是散文家的真切寫實。

　　城市化，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城鎮化”，這是一種大勢所趨。偌大國家，超過半數的人城鎮化了，這是必然的一個結果，不由人們的意志而轉移。現在農民工就有2億多在城市里干活，盡管不是具有城市市民待遇的“城里人”，但他們終歸是離開了鄉村。那么多人離開了，鄉村哪有不“空”的道理?

　　一個人的村莊現象出現了。南坑村是江西省安義縣新民鄉合水村下轄的一個自然村，從安義縣城往北沿著山路行25公里，就到了這里。不熟悉路的司機，只要沿著寬闊平整的水泥路，一直往山里走，就可以找到村莊。這是一個坐落在贛西北群山深處的小山村，清澈的小溪穿村而過，31座藍磚黑瓦的木屋，依山而建，散落在狹長的山坳間，掩映在青山綠水中。因為一口潔凈的池塘，它得名南坑村。這個始建于清朝末期、最鼎盛時有130多口人的山村，終究沒有擋住城市化的沖擊，青壯年擠入城市討生活，一家家搬離了村莊。現在，一個叫鐘兆武的64歲老人成了村里唯一的居民，守護著這個據傳清朝末年由浙江麗水遷來的村莊。村民遷走了，野豬進了村。村里除了鐘兆武之外，一條狗和兩只雞，是這個村莊里僅剩下的活物。該村莊是成千上萬正在消失或已經消亡村落的命運軌跡一個縮影，一個標本。全國像這樣的村莊比比皆是，鄉村振興真得動真格了。

　　南坑村所在的合水村在上世紀80年代初，曾靠木材銷售成為安義縣最富裕的村子。但隨著山上的樹越砍越少，國家開始封山育林，“靠山吃山”的合水村財路斷了。人均不到兩分的耕地，無法養活南坑村一家家張著嘴吃飯的人，村民開始外出打工謀生。經過10多年的村民遷移，留在村里的人越來越少，最后就剩下鐘兆武一人。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宏觀室主任黨國英曾給消亡的村莊這樣定義——如果一個村莊剩的戶數和人數到達這樣一個狀態：紅白大事湊不起辦事的人手，現有適齡年輕人在村里找不到對象，后輩年輕人再不愿回村居住，那么，這個村莊也就“不亡而待盡”了。

　　根據《江西統計年鑒》的數據，

　　江西全省的村民委員會數量，從2002年的20183個下降到2009年的17227個，減少了2956個。實際上，村莊大量消失或走入衰敗的境地，不只是在江西這樣的勞務輸出大省發生。據媒體報道，山西全省15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采空區近3萬平方公里，“不適合人類居住的村莊”已超過700個。另一方面，按照山西省加快推進城鎮化的規劃，每年會有200個甚至更多的村子消失。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李培林提到一組數據：

　　在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時間里，我國的行政村數量，由于城鎮化和村莊兼并等原因，從100多萬個銳減到64萬多個。鄉村悄悄地逝去，沒有挽歌、沒有誄文、沒有祭禮，甚至沒有告別和送別，有的只是在它們的廢墟上新建文明的奠基、落成儀式和伴隨的歡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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