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筆者陪同新華社記者宮一棟赴山東沂蒙山區考察新農村建設，所見所聞令人心情沉重。在一個人均耕地面積不到半畝的村莊，村里有一位女孩，為了替家里還債，同父親一道闖上海，做起了山東煎餅生意。幾年下來，她還清了外債。在她的帶領下，村里乃至縣里3000多人也到上海打拼。這個村原本有1256人，如今常住人口不足300人，多為老人、婦女和孩子。一個80多歲的老漢，兩個兒子都在上海打工，他孤獨地坐在自家院子門前，嘆著氣說：“我老了，干不了活，孩子們守著我也沒用，只能一個人呆在家里等死。”

　　2011年清明節，筆者到我的出生地、山東沂蒙山老家祭祖。因為事先沒有和老家的人打招呼，走到幾個親戚家里，好幾家都不在。只好將帶來的禮物，放在親戚家的門口。毫無例外的是，許多家的大門都是“鐵將軍”把門，偌大的一個村子，大白天的，冷冷清清，除了偶爾見到幾個老人外，聽不到孩子們游戲的笑聲，聽不到姑娘們的歌聲，聽不到小伙子們生龍活虎的吆喝聲。中國當今農村呈現了和平年代空前的衰敗。這個過程進行了僅短短的一二十年。

　　回到筆者長大的村子，也發現同樣的農村衰敗現象。伴我成長的蔣家莊位于山東沂蒙山區腹地，是沂蒙山區少有的“小平原”，一條小河彎彎流過村莊，沿著小河自然分布許多村莊。人口800至2000人不等。蔣家莊算是人口密度較大的。農民平均有土地1.2畝，主要從事傳統種植業。1981年筆者上大學時，這里剛有了電，還沒有鐵路，鄉村公路自然是奢望。如今村里雖然通了公路，但小河岸邊的天然植被沒有了，沙子幾乎被盜賣一空。村民們的房子都翻蓋一新，通了大街，鋪了水泥路。如果從這表面現象看，似乎新農村的目標已經實現。但是，仔細考察，卻發現農民們看似“過上好日子”，實則背后滿是辛酸。因為，很多人家都進城謀生了，剩余的是個村落的空架子。一個人家的看門狗餓死好久了，脖子上還拴著鐵鏈子。在另一個村莊，冬天不到晚上7點，就見村里漆黑一片，大街上幾乎聽不見大人們的說話聲和孩子們玩耍的喧鬧聲。

　　筆者小時候的農村，幾乎家家都是不上鎖的，大白天關門是不吉利的象征，只有家里沒有人氣與別人家沒交往的才關大門。那時候很少有小偷，因此很多人家幾乎都是大門敞開的。白天下地干活，也開著門出去。只有出遠門了，才將門鎖上，而鑰匙就放在窗臺或者門口的一塊石頭下面壓著。今天，看到眾多的“鐵將軍”把門，心頭充滿了酸楚。

　　城市的繁榮是以農村的衰敗為代價的。在城市里，農民建造了高樓大廈;修馬路、挖地鐵;在工廠里，中國農民的優秀兒女創造了巨大的財富;在遠離他們家鄉的空野里，中國農民修高鐵、建高速公路、建水電站、建核電站。中國經濟的騰飛，就是這些廉價的勞動力創造的。

　　中國創造的巨額財富，養活了美國那樣的發達國家。中國消耗了不可再生資源，犧牲了生態環境，犧牲了農民的健康乃至生命，最終換回了中國城市的歌舞升平，美國人的狂傲，中國鄉村的高度衰敗。

　　曾幾何時，我們曾雄心壯志地建設新農村，這個過程從蔣介石的時代就開始了;晏陽初、梁漱溟、陶行知等先行者曾經進行過改造中國鄉村面貌的實踐;我們也曾經出現過熱火朝天的中國農民當家作主、集體勞作的局面。而今，當中國農民蓋上了瓦房，看上了彩電，開上了摩托車的時候，卻拋棄了他們熱戀的故鄉，來到了城市，將新瓦房留給了年邁的父母;或者父母也進城照看他們的孫輩，將家交給了鐵鎖。

　　中國農村的嶄新瓦房成了農民春節回家短暫度假的“別墅”，他們建造了很多住房，但城市里依然沒有他們的家，他們在馬路邊、水泥筒、地下室、防空洞、簡易的工棚里，或者城鄉結合部臟亂的擁擠的臨時民房里棲身。中國農民建造了越來越多的商品住房，但永遠不夠。中國250多萬個農村的住房，越來越沒有了人氣，成了閑置房。城市里，窮人買不起的樓房成了鬼屋;農村中，非常寬敞的瓦房成了空房。然而，依然有人提出，要給農民改善住房條件，在村邊給農民建造別墅房，與原來的平房遙相呼應，也都成了空房或鬼屋。開發商賺足了錢，政府或村領導出賣了土地。這些房子誰來住呢?

　　讓人心寒的“空心村”，讓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空心村”。完全放任市場經濟，缺乏社會和諧的發展，犧牲生態環境和生命換GDP的發展，已使中國的廣大的農村和農民成了直接的受害者。如果不改變這種局面，現在我們面臨的是“空心村”，將來面臨的可能就是一座座“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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