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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大地上，春節這個傳統節日期間，每年都會上演一道春運奇觀。“有錢沒錢，回家過年”，一到年根，離開家鄉在外地打工的2.5億多位農民工再也沒有上班的心思，他們都盼著和家人早日團聚。這個時候，全國大中小城市的火車站、汽車站、甚至飛機場，都聚集著來自天南地北、歸心似箭的農民工，即使那些買不到票的，乘兩輪摩托也要回家過年。“春運”和“一票難求”成為媒體最熱鬧的詞匯。

　　春運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有的交通運輸現象，即大量以農民工為主體的人群在城鄉之間的大規模“遷徙”。中國人講究春節家庭團圓，工業化的社會變遷，逼迫農民在農村與城市之間流動。上世紀80年代初以前，中國農民很少流動，春運問題未引起有關方面關注。80年代中期以來, 回家過春節的群體里增添了打工族，節后農民外出務工者越來越多。

　　春運期間，中國城鄉大約發生30億人次的大遷徙。在幾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后，城里人還在拒絕農民工的融入，農民在城市里僅僅是“苦力的干活”，而想進城的農民依舊未形成自覺的城市意識。這多少有些類似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打開了國門之后，不少人到國外去“洋插隊”，以高級知識分子的身份從事苦力，掙美元或者日元。但那些洋插隊者，很難有機會融入發達國家。遺憾的是，目前政府依然沒有清醒認識到社會結構巨變的現實，有人以“二元結構”形容農民工對中國經濟的貢獻，但很少有人了解農民工在城鄉之間“遷徙”的心酸。最關鍵的是，很少有人自覺地將農民工看作他們其中的一員。例如，農民工這個稱號就多少帶有一定的歧視色彩。

　　春運之所以如此牽動人心，是因為全中國幾乎每個家庭都有親人匯入春運的人流。外國人則對中國如此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充滿好奇，驚嘆不已。“父母在，不遠游”早已被生存和渴望美好生活的欲望擊碎了。雖然古代經商游學的，走西口的，闖關東的，進京趕考的，回鄉省親的，也大有人在，但那時候的人群移動較之今天的春運人群，不可同日而語。“春運”是近四十年來，人類歷史上發生的，在經濟快速增長的中國，所特有的現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賦予“春運”很多新內容，也使它每年都要熱一下。

　　當今的青年農民，除了農活不會干之外，很多城里年輕人不愿意干的活他們全都會。簡單一點的，他們可以當垃圾清掃工;輕快一點的，他們可以看大門，守庫房;技術含量低的，他們可以當碼頭裝卸工;復雜一點的他們可以工作在蘋果手機的生產流水線上。如今，城市是靠大量的農民工來運轉的，一旦農民工停止了流動，城市的癱瘓是不可避免的。另外，如果農民不再生產廉價的糧食給城市，城市的動蕩也很快就會發生的。

　　在自然界里，動物遷移是偉大的壯舉。澳大利亞圣誕島1.2億只紅蟹沿海岸移動;北極燕鷗往返7萬公里超長途飛越;總數超過60億只的候鴿遷移，灰鯨長達1.8萬公里的繁殖與覓食運動;東非角馬長達5000公里轉場運動，都已創造了地球生物史上的極限紀錄。最近，有媒體報道了最令人震撼的動物遷移：近18萬頭北美馴鹿，從南部林區遷徙到位于北極苔原的繁殖區產犢，不顧狼群和棕熊的捕獵，重返越冬區，完成長達數千公里的遷移。

　　然而，所有動物界那些偉大的特征，都無法跟發生在中國的人類遷徙記錄相比。在21世紀，地球生物遷徙的記錄已經被一個全新物種——“中國農民工”所徹底刷新。這種高等動物，在每年冬季1月到2月期間的40多天，往返于中國東部和中西部之間，人數多達八億，總流量超過34億，占世界總人口的一半!

　　從某種角度看，春運就是“春暈”，即一次農歷年間的自我“電擊”。它利用一個混亂低效、放肆斂財的運輸體系，和一種充滿苦難的遷徙，來重申改變命運的必要性。每一次返鄉，都是一次痛徹心扉的自我告誡，激勵著農民工跟鄉村道別，跟農業告別，成為夢中的都市居民。但這場悲劇的真正要害在于，無論都市還是鄉村，都不是中國農民工的真正家園。只要農民工沒有找到自己的理想地，這種鐘擺式春運“遷徙”就將永不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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