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目光向下，要立足于中國的大地;沉入民間，更關注人民的真實生活，自己也要做一個真實的普通人”。這是錢理群老師對青年的期待，也是錢老師學術品格的真實寫照。懷著對國家、社會問題的思考和對青年的真切關懷，錢理群老師長期關注青年志愿者運動與當代鄉村建設運動，并為此多次撰文、演講，與青年朋友一起回顧百年以來知識分子“到民間去”的歷程。在此基礎上，錢老師編選了《志愿者文化叢書》(將由三聯書店出版)。“鄉村建設研究”公號將陸續推送錢老師為《志愿者文化叢書》各分冊撰寫的導讀，以饗讀者。

　　感謝錢老師授權“鄉村建設研究”公號刊載!今天推送的是錢老師的《讀盧作孚》。

　　讀盧作孚 | 錢理群

盧作孚(1893—1952)，創辦的民生公司是中國近現代最大最有影響的民營企業集團之一。1927年開始以北碚為中心在中國西部開展嘉陵江三峽鄉村建設實驗，被譽為“北碚之父”

　　盧作孚先生于1893年出生在四川合川縣(今重慶合川市)一個世代農耕家庭。這一年，中國同時誕生了四位現代歷史上舉足輕重的奇才：盧作孚之外，還有毛澤東和宋慶齡、梁漱溟。其中的盧作孚，作為一個沒有念過大學的農家子弟，卻創造了中國現代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教育史上的三大奇跡。一是創建民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到1937年抗戰前夕，公司的輪船承擔了長江上游70%以上的運輸業務，開拓了近3000公里的內河航線。人們評論說：“曾經橫行川江，壟斷川江航運的帝國主義船只被他兵不刃血地趕出了川江”。到1948年，民生公司達到鼎盛時期，航線不僅遍及長江各口，還延伸到日本和東南亞，初步實現了發展海洋運輸的理想。歷史更要重重記上一筆的，是抗戰初期的1938年10月，三萬從各地撤出人員和難民，近十萬噸戰略物資全部滯留、積壓在宜昌，在日機狂轟濫炸下，盧作孚坐鎮指揮，在四十天多天內，將全部人員和三分之二的物資分別運到重慶、萬縣、巴東等地，兩個月后剩余物資也全部運完。晏陽初對此評價說，這次搶運堪稱“中國實業上的敦刻爾克(英國大撤退)”。盧作孚創造的第三個奇跡，是他主持、推動了以北碚為中心的嘉陵江三峽地區三十多鄉鎮的鄉村建設運動，短短十多年內，就“將原是一個匪盜猖獗，人民生命財產無保障、工農業生產落后的地區，改造成后來的生產發展、文教事業發達、環境優美的重慶市郊的重要城鎮”(梁漱溟語)。1944年美國雜志上刊登的文章，則稱北碚是“平地涌現出來的現代化市鎮”，是“迄今為止中國城市規劃的最杰出的例子”。陶行知也贊揚說：北碚的建設“可謂將來如何建設新中國的縮影”。今天的研究者更對盧作孚的北碚鄉村建設實驗作出這樣的歷史評價：這是“民國時期眾多鄉村建設實驗中時間最長、成就最大的一個，是民國時期鄉村建設運動最完整的歷史記錄”。盧作孚和晏陽初、梁漱溟并稱中國鄉村建設“三杰”，他是當之無愧的。

　　盧作孚留給后人的，不僅是他的事業，更是他的精神，人格力量。如梁漱溟所說，他“胸懷高曠，公而忘私，為而不有，庶幾乎可與古之賢哲媲美”。在美國雜志《亞洲與美洲》刊登的一篇文章，一語道破了盧作孚的特點：他是“一個未受過正規學校教育的學者，一個沒有現代個人享受的現代企業家，一個沒有錢的大亨”：這也正是他的獨特價值所在。盧作孚離世后，黃炎培所寫的《哀詞》里，提出了兩個問題：“君為何生?”“君為何來?”回答是：“君應是為一大事而生”，君之來“為的是國家，為的是人民”。今人則說：“當代人與其看成功人士的訓導，不如回到盧作孚去”，“當代人急切地要求社會圣經，要求和諧或人生絮語，不如回到盧作孚去”，“當代人要求勵志明心的哲理，要求應對個人身心危機或社會危機，不如回到盧作孚去”。

　　2003年，盧作孚先生被重慶市民和專家分別評為“重慶十大文化名人”，并均列第一。專家的評語寫道：“民生公司、北碚實驗區、《盧作孚文集》，其中任一項都足以改變世界”。

　　那么，我們就來閱讀與討論從《盧作孚文集》里編選出來的語錄和文章，或許我們可以從中獲得思想的啟迪，進而改變我們的世界：從內在精神到外在現實。

　　（一）

　　我們一起來讀：盧作孚論“中國的建設問題與人的訓練”。——這本是1935年3月上海生活書店出版的盧作孚著作的書名，它集中表現了盧作孚最為關注的兩大問題，正好借用來概括他的思想。我們這里的閱讀重點，是和我們這些中國建設的志愿者有關的論述，主要有兩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鄉村建設之路”的探討。盧作孚這方面的思考，大體有五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盧作孚開宗明義這樣說：“我覺得中國急切需要的是根本問題的討論和解決方法的追尋，而不是枝節的批評。徒有這樁事與那樁事的批評，這個人和那個人的批評，無裨于中國問題的解決”。——這樣，盧作孚的思考與探索，就有了一個很高的起點和很大的視野：要追尋的，是全局性的，根本性的中國問題的解決。這說明，實業家盧作孚首先是作為一位思想家，去觀察現實、把握世界，進而決定自己的事業和人生的選擇的。這樣的高瞻遠矚，是他不同于一般的實業家的獨特之處。

　　或許我們更應該注意的，是盧作孚關注中國問題的根本解決，是出于他對中國現實的深遠憂慮。他緊接著就談到了中國的“內憂外患”：他所處的時代，二十世紀二、三、四十年代，中國外有西方與日本的侵略威脅，國內又深陷于政治腐敗，內戰頻仍，民不聊生的困境之中。正是這樣的深刻的民族危機感，成為盧作孚和他前后幾代中國有民族、社會、歷史承擔的志士仁人前仆后繼地投入中國變革事業的內在動力。——這是我們認識盧作孚們的思想首先應該把握的。

　　盧作孚的獨特見解，在于他對“內憂外患”關系的認識：他認為這“是兩個問題，卻只須用一個方法去解決它”;他強調：“中國問題的根本辦法是建國而不是救亡，是需要建設成功一個現代的國家，使自有不亡的保障”。在他看來，唯有“確立公眾的良好秩序，完成一切物質基礎的建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和文化水準，使國家成為一個本身健全的現代國家”，中國才能真正把“國家的安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自己支配自己的命運”。他的結論是：中國問題的根本解決，唯一的辦法就是“將整個中國現代化”。——研究者指出，在盧作孚的時代，“提倡教育救國、實業救國的，早有人在，但沒有提到現代國家現代化的高度。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建國大綱及實業計劃，已有明白的現代化思想。可在此之后，更明確提出‘現代化’口號，并對具體內容和目標做了明確規定的人，盧作孚還是第一個”。

嘉陵江三峽鄉村建設實驗區的民眾俱樂部、消費合作社和嘉陵江報社(1940年代)

　　盧作孚能夠提出“現代化”問題，當然不是偶然的。這也是他的一個基本的思想出發點：一定要在“非常明了整個世界的狀態之下決定自己的辦法”。正是在這樣的世界視野下，他認為，當世界(西方和日本)已經進入“工商業時代”，“進化到現代”社會，而中國仍停留在“農業生活的狀態下”，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依然是一個“前現代”的社會。這是中國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國國內面臨的許多問題的根源(這一點我們在后面還會有進一步的討論)。在他看來，中國的現代化，是一個歷史進化的必然趨勢。

　　那么，中國將怎樣實現“現代化”?這就進入了第二個層面的討論：盧作孚認為，中國的現代化，基礎在“鄉村現代化”。這又內含著兩層意思。

　　盧作孚首先強調，中國政治、教育、經濟建設和發展的基礎都在鄉村。——這又是盧作孚思想的一個超前之處。盧作孚尖銳地指出，中國的政治向來都是“城市中心的政治”，中國的教育、經濟、文化，也無不以城市為中心。這樣，他也就抓住了中國發展中的一個根本問題：城市中心，其實是延續到今天的，并且已經成為中國現代化發展必須解決的基礎性問題。盧作孚早在三十年代就已經提出了預警：“鄉村人民不能自治，不肯過問利害切身的鄉村問題，便完全讓土豪劣紳專橫;自然，他們更不肯過問眼前以外的地方，乃至國家的政治問題，便完全讓軍閥官僚專橫。一個鄉村問題放大起來，便是國家的問題”。其實，在此之前，李大釗就提出過類似的警告。他說，現在大家都在講推行“民主政治”的關鍵，是要“立憲”;但是，不要忘了，中國的選民，“大多數都在農村”，如果農村沒有開發，農民沒有覺悟，如果真的實行普選，那些“積下了許多的罪孽金錢”的城市強盜，就會來騙“他鄉里的父老”，如果這些人選上了，“立憲政治，民主政治，那有絲毫的希望?”李大釗因此大聲疾呼：“立憲的青年啊!你們若想得個立憲的政治，你們先要有一個立憲的民間”，“把那專制的農村變成立憲的農村”，“這樣的民主主義，才算有了根底，有了泉源。這樣的農村。才算是培養民主主義的沃土”。——今天重讀先驅者七十年前(盧作孚，1930年)，八十年前(李大釗，1919年)發出的呼喚，仿佛他們就在和我們面對面的談話，討論當下中國的問題：今天的中國，仍然有許多人在提倡與追求“憲政民主”，但又有多少人認真地推動民間、農村的民主政治呢?人們注目于上層建筑的改革，這是有道理的;但如果因此忽略了社會基礎的變革，那就會產生嚴重的問題：上層建筑變了，基礎沒有變，不僅不牢靠，還有變質的可能。盧作孚也就是在這里，找到了鄉村建設的特殊重要性：它所推動的正是中國社會基礎的變革，是要解決中國民主政治的“根底”、“泉源”問題的，在一定意義上，它是更為根本的。

　　而且在盧作孚看來，這樣的農村變革的基礎性作用，是全面的：不僅關乎中國民主政治建設，而且關乎中國教育與經濟的發展。他指出：“鄉村是不斷供給城市人口的地方。如因教育缺乏，供給的都是無知識的人口，那不惟于城市文明沒有幫助，反而妨礙不小。鄉村教育不發達，不但是鄉村問題，而且變成城市問題了”。而“鄉村經濟事業如沒有(和城市)同樣的速度進展，亦必引起城市原料的恐慌”，大量農村人口涌向城市，“城市人口無底止第逐漸增多，更會成了城市問題”。——這些七十年前說的話，仿佛針對的就是當下的現實。他始終抓住城市與鄉村發展的關系，來思考中國的發展問題，從而突出鄉村建設的基礎意義，是真正抓住了要害的。

　　而在思考鄉村建設問題時，他又有一個大思維：“我們試作一種鄉村運動，目的不只是鄉村教育方面，如何去改善或推進這鄉村里的教育事業;也不只是在救濟方面，如何去救濟這鄉村里的貧困或災變。中華民國根本的要求是要趕快將這一國家現代化起來，所以我們的要求是要趕快將這一個鄉村現代化起來”。——“鄉村現代化”，這是盧作孚鄉村建設思想，他所要推動的鄉村運動的核心，既是一個奮斗目標，更規定了活動的范圍與方法。這也是最具啟發性之處：我們從事鄉村運動，既要落實為一個個具體問題(教育問題，救濟問題，等等)的解決，但又不能局限于此，要有一個“鄉村現代化”的大視野，大目標，既立足局部，又著眼全局。這大概也就是“想大問題，做小事情”吧。

　　那么，盧作孚所設計、追求的“鄉村現代化”，又包含什么具體內涵與理想呢?這就要進入第三層面的討論。

　　盧作孚在設計嘉陵江三峽鄉村建設時，一開始就提出了“要想將嘉陵江三峽布置成功一個生產的區域，文化的區域，游覽的區域”的目標，并且具體規劃為：經濟建設，文化、教育建設，社會建設，環境建設，自治建設等幾個方面。這表明，盧作孚的“鄉村現代化”是一個“全面現代化”的概念，并不局限為物質的建設，而追求鄉村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社會、環境的全方位的改革，而且如我們下文要討論的，最后又歸結為“人的現代化”。

　　經濟建設和教育建設在后文會有進一步討論，這里要說的是其他幾個方面，都是極有盧作孚的個人獨創性的：其一，盧作孚規劃中的文化建設，不僅以“教育事業”為中心，而且把“研究事業”放在突出的位置。在他看來，鄉村建設必須建立在科學研究的基礎上，他因此強調服務于鄉村建設的研究，“要注意應用的方面，有生物的研究，有理化的研究，有農林的研究，有醫藥的研究，有社會科學的研究”。后來北碚建立了西部科學院，就具體體現了他的這一思想，在城鎮設立研究機構，這在全國是一個獨創。其二，盧作孚特別重視社會建設。他不僅積極發展公共文化娛樂建設，創辦博物館、圖書館、運動場、植物園、動物園，而且大力推動“社會公共事業”，開展“社會工作的運動”，這背后又是一個人的建設：他要通過這些公共社會事業，培育新的“人民”：“皆有職業，皆受教育，皆能為公眾服務，皆無(不良)嗜好，皆無不良習慣”。其三，他對環境建設也傾注極大熱情。他提出：“凡有市場必有公園，凡有山水雄勝的地方必有公園”，“在那山間、水間有這許多自然的美，如果加以人為的布置，可以形成一個游覽區”，他的理想是把北碚鄉村建設實驗區建設成“皆清潔，皆美麗，皆有秩序，皆可居住”的人間凈土、樂園。其四，也是我們最應該注意的，是盧作孚把“鄉村的自治建設”放在鄉村現代化的突出地位。他在推動鄉村社會建設時，特別關注的是，所有的公共事業，都要“大眾出錢，大眾出力，而且是大眾主持。由這些具體的活動以引起大眾管理公共事務的興趣，以訓練大眾管理公共事務的方式，以完成地方自治的組織”。他也因此特別注意地方自治的組織建設和制度建設，提出要建立“人民的代表會議”的制度，其任務有二：討論和“解決全鄉鎮本身的重大問題”，“選擇鄉鎮長和各委員”，并進行“監督”。這其實就是我們前面所討論的，要建立“立憲的農村”，推動農村民主政治。

　　前面提到的黃炎培的《哀詞》里，在哀嘆盧作孚之早逝以后，又提到“幾十百年后”，必“有欲之君者”。盧作孚當年北碚鄉村現代化實驗，曾取得驚人成績;但在五十年代以后就逐漸被強迫遺忘，今天已是六十年后，人們終于重新走近盧作孚，發現了他的實驗區，同時又發現，他當年所提出的“鄉村全面現代化”的目標，依然是我們的奮斗目標，他當年所做的事，也是我們正在做、正要做的事，這是不能不令人感慨萬千的：既為歷史的循環，重新回到起點，又為盧作孚思想的超前。

　　接著的問題是：如何著手鄉村現代化?這是我們要討論的第四個層面的問題。

　　盧作孚的回答是：“(政治、經濟、文化)這三方面的建設誠當并重，但更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更當集中一切力量于經濟建設”。他強調，無論是政府的工作，還是法律、教育、科學研究，都應該保障和服務于經濟建設。

　　他提出的理由，也很有意思：不但因為“任何建設，政治的或文化的，皆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還因為只有經濟建設的發展，才能“增進人民的富力”，人民富裕了，才能增進其“完納賦稅的負擔力”，從而增強國力——民富才有國強，而不是相反。而盧作孚更要強調的，是“經濟活動為國家最大多數人所必須參加的活動”，經濟建設是最能動員最廣泛的民眾參與的。

　　盧作孚對鄉村經濟建設事業的理解與設計，同樣是一個全面的發展。他說得很清楚：“經濟問題是人們物質生活的需要和供給的問題，包含著怎么樣生產，怎么樣消費，怎么樣分配幾個問題”。他的具體設計，應該特別注意之處有五。其一，強調“在鄉村事業建設之前，還須調查鄉村經濟狀況”，這樣，就能從當地資源、經濟狀況的實際出發，規劃本地經濟建設。他對如何使北碚實驗區成為“生產的區域”，就是這樣設想的：“這里有豐富的煤產，可以由土法開采進而機器開采;為了運煤可以建筑鐵路;為了煤的用途可以產生煉焦廠”，“兩個山脈的石灰巖石，山上山下的黃泥，加以低廉的煤炭，可以設立水泥廠;為了一個山脈產竹長亙百余里，可以設立造紙廠”，等等。這樣的因地制宜發展地方產業，是一條高效、節約，并且能夠直接惠及當地農民的經濟發展之路，這其實就是后來“鄉鎮地方工業”的濫觴。其二，盧作孚特別注重“鄉村交通建設”的先行作用。盧作孚創辦民生航運公司，就是基于“交通運輸是全世界的血脈”，交通建設“應在一切建設事業之先”的戰略考量;他現在將其運用于鄉村建設，就指出：“交通事業，總需由城市而逐漸及于鄉村，于城市與鄉村的聯絡之外，亦需逐漸謀鄉村與鄉村之間的聯絡，尤其要謀鄉村輸出輸入的便利，以輔助改良鄉村人民的經濟生活”。值得注意的，是盧作孚特別注重鄉村的郵政、電話建設，理由是要“予一般人民用電話說話的權利”。這已經蘊含著我們今天所說的要讓農民充分享有信息自由的思想，這同樣是超前的。其三，盧作孚同時把發展農村金融事業放在農村經濟建設的重要地位。他把“設立農村銀行”和“提倡農村消費合作社”作為農村經濟公共事業的兩大任務。這是出于他對農民“最感缺乏的，最感迫切需要的”愿望的深切體認。他說：“一個純粹的農村，十之八九都是農人，過著非常簡單的生活。他們最感困難的是農產品正在生產期，缺乏資金周轉，最需要的是在這時期有低利貸款貸給他們，最需要的是農村信用合作社的組織;我們就得聯絡合作機關去幫助他們如何組織合作社，如何取得貸款，以資周轉”。后來他就在北碚實驗區辦起了第一家農村銀行，第一家農村信用合作社，這都是具有開創意義的。其四，盧作孚把組織農業合作社當作是農村經濟建設的基本任務和基礎。為此，他不但“提倡消費合作社，供給農人廉價的消費品，并分予最后所獲的紅利”，而且“提倡生產合作社，以公共的保證，幫助需要借款的農人，取得隨時可以借款的權利”。其五，盧作孚十分熱衷于“農村經濟的公共事業”。除了前面已有討論的農村銀行、農村信用合作社之外，他還提出了建立農村“氣象臺”、“農事試驗場”、公共“苗圃”、“開辟公用的堰塘或鑿公用的井”等設想，并努力在實驗區實施。——這都顯示了盧作孚農村經濟思想視野的開闊，規劃的全面，是和他的農村全面現代化總體設計緊密相聯的;而提出的具體任務和措施又無一不切合農村實際，并處處考慮農民的要求和利益，在今天仍不失其指導意義。

　　這同時顯示的，是盧作孚的一大特點：他是以實業家的眼光、思維、身份來參與農村建設事業的。這又是基于他對中國的國情決定的工業和農業的關系，城市經濟與農村經濟的關系的深切體認和獨到認識。他指出：“工業需要專業化，同時在這農業國度里，工業更需要為農村打算和設想”。他一再提醒人們，特別是城市的工商業者：“須知農民才是最廣大的買主和賣主，農村才是最廣大的市場，必須先有農村市場。必須先有農村生產才有工業生產，須先有城鄉交流才有內外交流”;“人民無購買力，成品無消費市場，工業的生存當然要受嚴重打擊”，“目前工業的失敗，皆由于忽視農村問題所致”。他因此提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命題和任務：城市工商業要“面對農村”，“為農民服務”。

　　而且他自己也身體力行，以民生實業公司總經理和北碚峽防局局長的雙重身份，動員民生實業公司的財力、物力，人材、技術優勢，全力支持北碚峽區的鄉村建設，或以投資形式直接參與主持，或作技術文化服務，或提供人才和物質的支援。據研究者的總結，大體上進行了五大建設工程，即投資煤業，開創峽區煤礦業;投資交通業，建成四川第一條鐵路;投資紡織業，建立大明染織廠;投資科學研發，創建科學院、博物館;投資教育，創辦兼善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企業養學校。而民生公司自身也從中獲得了發展新機遇：不僅從煤礦、鐵路、染織廠的建設中獲得經濟利益，而且利用鄉村建設所提供的良好的社會、學習環境，民生公司在北碚建立了訓練中心，培訓了近千名的建設骨干人才。如研究者所說，盧作孚實際上創造了一個“以工輔農，工(工商業)、農(鄉村建設)互動”的發展模式，其意義和影響是深遠的。這一點在強調以工哺農，建設新農村的今天，就看得更加清楚了。

　　盧作孚同時也開創了鄉村建設的新模式。如研究者所說，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鄉村建設的方式，主要分為“四個方面：一為教育，一為衛生，一為政治，一為農業”，或興辦農村教育，或側重社會服務、災荒救濟，或致力農業技術改良、農業合作的推廣，或推動鄉村自治、自衛，而大多重在平民教育或職業教育。其中最有影響的，無論是晏陽初代表的河北定縣實驗，梁漱溟代表的山東鄒平實驗，陶行知為代表的南京曉莊實驗，中華職業教育社為代表的江蘇昆山實驗，無不如此。盧作孚的獨特貢獻，就在于他另辟蹊徑，開創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交通建設為先行，以北碚城市化為帶動，以文化教育為重點”的“鄉村建設實驗”的新路。他作為實業家的參與，幾乎是起了決定作用的。前面提到，盧作孚的北碚試驗，是“民國時期眾多鄉村建設實驗中時間最長，成就最大的一個”，這是和實業家參與直接相關的。這本身就有很大的啟示意義：最近，人們在討論新型城鎮化建設時，提出了“要動員一百家民營企業參與”的設想，應該說，盧作孚正是這樣的實業家參與的先驅。

　　最后討論的，是盧作孚鄉村建設思想的第五個層面，或許也是最重要、最核心的一個層面，即他所提出的“訓練人是一切問題的中心問題”的命題與任務。他這樣提出問題：“人人都知道目前遍中國都是問題，而且都是無法解決的問題”，“從我們看來，不是一切問題無法解決，是人無法解決一切問題。在解決一切問題之先，便要解決人的問題，便是訓練人如何去解決問題”，“今天中國什么都不缺乏，只缺乏人，只缺乏有訓練的人”。因此，他提出以“人人都能自立，人人都能立人”為鄉村建設的根本目標。我理解，這應該包含兩層意思：一是鄉村現代化建設最終要落實到“立人”，即我們今天所說的“人的現代化”。二是鄉村現代化建設又要依靠“人人都能自立”的建設者去推動：“我們應當個個人都是中心，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工作，那每一個人每一個工作即須變成功一個事業的中心。這樣，自能共同創造有力量的運動”。

　　盧作孚由此提出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如何看待我們的事業的意義和價值?他說：“我以為我們今天做的事業，都不是最后的成功;而且終會有一天失敗!”在民生公司的經營和鄉村建設實驗都如日中天的三十年代，盧作孚作出如此判斷，是令人驚駭的;而這樣的危機感恰恰是盧作孚過人之處，而且以后的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這就有了一個問題：“我們在這每件都免不了失敗，而且不知道什么時候失敗的事業上，仍然拼命的努力”，這又是為了什么呢?盧作孚回答說，這是因為我們做事的意義，“不僅限于事業，而且有超乎事業之上的意義在”。他接著說了一番意味深長的話：我們“覺得中華民族，缺乏人才;過去一切事情，辦理不好，一切問題解決不了，那是因為缺乏人，根本缺乏一批有辦法可以解決問題的人!所以我們把所做的事業，當作一個機會，一種培養人的機會”。結論是：“我們做事，與其說是做事，毋寧說是造人，培養的都是青年”。——這是怎樣悠深的民族危機感，社會責任感：盧作孚這一代人，所做的一切，最終目的，都是要為我們民族培養能夠擔當實現國家現代化、振興中華的重任的現代建設人才!這又是怎樣高遠的眼光：世界上的一切，人是最重要的;事業可以失敗于一時，只要有了“有辦法可以解決問題的人”，就永遠有希望!

　　作為新一代的年輕人，面對先驅們如此的殷殷期待，又該怎樣加倍努力，使自己健康成長，迅速成材!

　　我們由此也就明白：盧作孚為什么要提出：“鄉村第一重要的建設事業是教育”。在他看來，鄉村“需要人去建設，而人是需要教育培育成的”。他的著眼點又不止于此，他關注的更是世界發展中的中國民族命運。他如此申說“教育之世界意義”：“教育為世界文化之根源，提高民眾之熱力”，“近代號稱強國，無一而非教育發達所致。文化衰落者，雖大國不免于滅亡，文化精進者，即最小民族猶得保其存在”。在他看來，教育是關乎民族命運和鄉村建設的頭等大事，就必須將其置于第一位：“教育經費之宜謀優裕;教育權限之宜謀擴張;教育人才之宜謀獨立”。

　　盧作孚教育思想中，最有特色與影響的，有三個方面。

　　和他的“全面現代化”思想相適應，他的教育視野也相當開闊。在鄉村運動中，他要推動的，不僅是中小學、大學的正規教育，更傾其力于“職業教育”、“成人補習學校”和“社會教育”。這也是和他的現代教育觀念直接相關的。他說：“在今天以前，讀書是一種專業，讀書人是農人、工人、商人和一切有職業的人以外的一種專業的人，所以只須有一小部分人專讀書。今天以后，農人、工人、商人和一切有職業的人，都需有知識，有能力，讀書便須普及，學校便須擴充到市場以外，到四鄉去，盡量容納該讀書的人”。教育普及，應該是一個現代社會，包括現代化鄉村的基本指標。

　　盧作孚重視教育，立足點在為鄉村建設與國家建設培養“能解決問題”的人才;因此，他強調：“教育的主要目的，不在給學生以知識，而在訓練學生的能力”。他并且具體提出了要訓練學生的五大行為：在家庭中的行為;在政治上的行為，“知道怎樣選擇，怎樣會議，怎樣參與地方事業，怎樣完成國民的責任”;在經濟上的行為，“怎樣養成他在職業上的技能，怎樣提高他在職業上的地位，怎樣教他繼續不斷的努力于一種職業”;在交際上的行為，“對人怎樣恭敬，親切，誠實，有信義，語言怎樣明了，委婉而動聽”;以及游戲的行為，“怎樣運用暇時，運用人群，做正當的游戲，消滅以前社會上有的賭錢、飲酒、吸鴉片煙，種種不良行為”。盧作孚還提出，“訓練學生最要緊的兩點”，一是“訓練他們運用科學的方法”，二是“教他們隨時隨地有藝術的欣賞”。——可以看出，盧作孚的教育，著眼在培養“社會中的人”，而不是“書齋里的人”。因此，著力于培養學生在社會生活的各方面、各領域(家庭，政治，經濟，交際，娛樂)的基本素養與能力。他的目標是：“培育出來的小孩子，一方面是能干的，一方面是快樂的，必能夠創造無數嶄新的可愛的鄉村，為我們愿意在里面居住的”。這樣的“能干”而“快樂”的鄉村建設人才的培養目標，這樣的適應現代生活需要的素質、能力的訓練，恰恰是今天中國教育，特別是鄉村教育所缺少的，應該成為我們今天的支教工作的重要教育思想資源。

　　盧作孚從他的教育思想出發，對當時(也是今天)的教育提出了批評：“辦學校的人都有一樣的錯誤，認為學生只應該讀書，只應該認識書本，不知學生于認識書本以外，還要到學校以外去認識自然，認識社會”。這當然不是否認書本知識的重要，盧作孚一貫提倡“做事與讀書”的結合，并且認為“作事越多，(讀書)興趣越濃。了解也越深刻”。他要反對的，是將書本知識絕對化，以致神圣化的傾向，提醒世人，特別是教育者：“書本不過是記載那些知識的東西，并不是知識”，要把書本知識變成真正的知識，需要實踐的檢驗，是要在實際生活中去體味、學習的。盧作孚同時提醒說：“最好的教師，是幫助學生自己學習，幫助學生自己解決實際問題”，“要養成兒童獲得知識的能力，他才能一輩子隨時隨地獲得知識”。——盧作孚的這些提醒，都是擊中當下中國教育，包括農村教育的要害的。

　　討論到這里，我們可以略作一個小結。盧作孚的鄉村建設思想，應該有四個關鍵詞，即“國家現代化”——“鄉村全面現代化”——“鄉村經濟建設”——“以訓練人為宗旨的鄉村教育”。我們在閱讀與討論中，感觸最深的，是盧作孚的遠見卓識，他的思想因此具有強烈的當代性：他的幾乎每一個論斷，仿佛都是針對當下中國鄉村建設中的問題發言，我們依然在做他的未盡的事業。

　　（二）

　　我們現在讀《盧作孚語錄》的第二部分：“做事為人之道”。

　　這里，也有四個關鍵詞：“社會”——“秩序”、“訓練”——“行動”，有三個層面的意思。

　　應該說，盧作孚思想中，舉足輕重的關鍵詞即主題詞，是“社會”。我們所編的《語錄》里，第一部分“鄉村建設之路”的第五節：“創造現代集團生活”，第二部分“做事為人之道”的第二節“人是社會的動物”，第五節“精神之改造”，都是“社會”這一盧作孚思想主題詞的展開。我們不妨集中作一個討論。

　　首先注意到的，是盧作孚在提出“中國現代化”這一命題時，他對“現代化”是有一個自己的理解的，他提出了兩個層面的要求與目標，即“現代的物質建設”與“現代的社會組織”。這樣，他就引人注目地將“現代的社會組織”作為他對“現代社會”的理解，以及他的現代化想象的主要標志。對此，他在本書全文收錄的綱領性文章《建設中國的困難及其必循的道路》里，有過詳盡的闡發。

　　他的討論的起點，是中國的國情：如何認識中國的社會?他指出：中國的地理環境決定了“最適宜于農田，自然形成了一個長時間的農業民族”，“農業民族的經濟單位非常簡單，簡單到一個經濟單位只需要一個家庭”，因此，“家庭生活是中國人第一重要的社會生活，親戚、鄰里、朋友的關系是中國人第二重要的社會生活。這兩重社會生活集中了中國人的要求，范圍了中國人的活動，規定了中國人的活動。規定了社會上的道德條件，政治上的法律制度。這兩重社會生活是中國社會的兩重核心”。

　　在盧作孚看來，這樣的家庭與親戚、鄰里、朋友為核心的兩重社會生活，是具有極大的“消極”作用的：它造成“中國人只知有家庭，不知有社會;實則是中國人只有家庭，沒有社會”，“一出家庭，便只有個人的活動。從修養身心到學問事業都以個人為中心”;這樣的“家庭與親戚、鄰里、朋友本位”和“個人本位”，造成了社會關系畸形：“用了家庭的道德條件去維持了大則天下，小則地方的關系”，“社會的獎懲亦是以你的家庭興敗為中心”，“為了家庭可以犧牲了家庭以外的一切”，一切都仰賴與親戚、同學、鄰里、朋友的關系;由此更形成了民族的惰性和保守性：“凡涉及公共問題，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處世原則就是“化大事為小事，化有事為無事”;“政治上所一向要求的是清凈無為”，“是臥治”，“所需要的是天下太平，只是無事”。盧作孚認為，這是造成中國嚴重的社會危機與民族危機的根本原因所在：它表明，中國依然處于“農業生活的狀態之下”，是不適應“工商業時代”的“現代社會”的要求的，這是與“已經進化到工商業時代的民族”，西方和日本這些先進國家的基本差距所在：“他們是進化到現代的事業，而且由地方以至于國家了，中國人則尚流滯在家庭和親戚鄰里朋友關系中”，我們“個人的要求最強烈，常常有朋友要求你培植他或幫助他，而沒有社會的要求——要求一樁事業或一個地方好”，“許多朋友忙著為個人找出路，不肯為社會——一樁事業或一個地方——找出路”。在盧作孚的理解里，“社會本位”，還是“家庭、親戚鄰里朋友本位”、“個人本位”，是區分“現代工商社會”和“傳統農業社會”的根本標志;中國要實現現代化，進入現代社會，建設現代國家，就必須完成由家庭、親戚鄰里朋友本位，個人本位向社會本位的轉變。——在這背后，我們依然可以感覺到，盧作孚和他們前后幾代人內心深處的民族危機感，焦慮感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時代使命感。盧作孚之所以大聲疾呼：不要只追求個人出路，“青年的出路”也只是一個偽命題，必須為社會尋找出路，“中國沒有出路，社會沒有出路，你們青年又哪里有出路!”原因即在于此。

　　因此，“社會”成為盧作孚思想的主題詞，絕非偶然。在盧作孚的設想里，改造、建設中國必須從創造新的社會觀念和社會關系，創建新的社會組織開始，這是一條“必循的道路”。他因此為自己和志同道合者提出了這樣的歷史任務：“下大決心，挾大勇氣，從我們的手上去創造它，創造出一種社會關系，創造出一種有組織的社會關系，創造出一種相互信賴的社會關系，創造出一種社會幫助我們，我們幫助社會，我們離不開社會，社會離不開我們的關系。無窮的快樂便會從這世界產生出來。這是我們今天以前不相信社會會有，卻在眼前，就是我們今天正拼命努力經營的許多事業”。

　　這其實是盧作孚所經營的所有的事業——從民生公司到北碚實驗——的內在追求。他不僅作理論的論證，而且作實踐的努力，并在這一過程中作“精神之改造”。套用今天的俗語，這是一個全方位的系統工程。

　　盧作孚的討論從人性論開始。他提出：“我們說人是為己的動物，不如說人是社會的動物好。甚么是社會呢?有一派社會學家說：社會是一個有共同生活關系的群體”，“人不是為己的，人是為社會的。如果社會要求是對的，我們就要遵從它;如果社會要求是不對的，我， 就要努力把它改造過來”。我理解，盧作孚所提出的“人是社會的動物”這一命題，在我們的討論范圍內，至少是有兩層含義的。一是強調自私自利并非人的本性，人在社會群體中生存，不只是“為己”，更是“為人”的，也就是說，人是有為他人，為社會服務的內在要求的，問題是通過什么樣的機制，將這樣的有利于社會發展的人性因素引導到社會建設事業上來。另一方面，則強調人不只是經濟的動物，要把人看作是“社會人”，在物質的滿足之外，人更要求建立和諧的社會關系，并從中獲得精神上的滿足，這就是我們下面所要討論的創建集團生活的人性基礎。

　　正是出于這樣的對人的社會性的充分估計和信心，盧作孚提出了“建設新的集團生活”的命題和目標。如研究者所說：“‘建設現代集團生活’的思想，是盧作孚‘實業救國’與‘中國現代化’主張的理論基礎。所謂‘現代集團生活’，就是指的現代化的社會生產關系和意識形態，或現代化的社會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

　　盧作孚自己也說得很清楚：“我們要進入現代，一向的集團生活即不能不有所轉變，不能不有現代的集團組織。分析起來，不能不有現代的相互依賴關系，不能不有現代的比賽標準，不能不有現代的道德條件，不能不有現代的訓練，不能不訓練個人去創造現代的社會環境;同時又不能不訓練現代的社會環境去訓練個人。這是當前的根本問題，任何事業不能避免，雖萬分困難亦是必須解決的”。——這一段話的含意非常豐富，值得仔細琢磨。他首先強調的，是要實現集團生活由傳統向現代的“轉變”，這也就是前文所討論的，由“家庭、親戚鄰里朋友和個人本位”向“社會本位”的轉變。那么，所要建設的“現代集團生活”又是什么呢?盧作孚指出，應該包含三項基本建設，一是建立“現代的相互依賴關系”，也即建立現代人際關系，社會關系：不是傳統的一切依賴家庭，依賴親戚鄰里朋友，而是一切依賴群體，依賴社會;不是傳統的“家庭，親戚鄰里朋友之外，沒有其他”，而要建立“社會幫助我們，我們幫助社會，社會離不開我們，我們離不開社會”的新的社會關系。其二，建立“新的比賽標準”，也即新的評價標準：不是傳統的比賽對家庭、親戚鄰里朋友的貢獻，以光宗耀祖、照顧親友為衡量一個人的價值標準;而是比賽對集團事業，對社會、國家的貢獻，以對集團事業，社會、國家的貢獻的大小作為衡量人的價值的標準。其三，建立“現代的道德條件”，也即建立新的倫理觀，這一點，我們在下面再作討論。盧作孚還要強調的，是建設這樣的現代集團生活，不僅是為了集團本身的健全發展，更是為了影響、改造“社會環境”，促進社會的健全發展，并在建設集團生活和改造社會生活的過程中“訓練個人”，促進人自身的健全發展。

　　對于盧作孚來說，建設現代集團生活，不僅是一種理想，理論的設計，更是一種社會實踐和實驗：思想家盧作孚與實業家盧作孚是統一的。因此，在成立民生公司時，他就明確提出要推動三大運動：一是“生產運動”，這是基礎;二是“集團生活運動”，這是核心;三是“幫助社會的運動”，這是發散效應：以集團生活影響社會，集團力量幫助社會。如盧作孚說描述的那樣，“民生公司便是一個集團，我們在這個集團當中應該拋棄個人的理想，造成集團的理想，應該拋棄個人的希望，集中希望于集團。不但我們的公司是集團的，天天進我們的辦公室或工場去;我們的學問亦是集團的，天天進我們的圖書室或講演會場去;我們的游戲亦是集團的，加入我們的音樂會和球隊場去。我們的生產是集團的，有事務所，有工廠，有輪船;我們的消費亦是集團的，最短期間將要有我們的住宅，我們的醫院，我們子女的學校，我們乃至于家屬的娛樂場或運動場。個人都去解決集團的問題，個人的問題都由集團去解決”。由此形成的是所謂“民生精神”，盧作孚稱之為“法寶或靈魂”，并概括為五條：“一是努力”，“二是和氣”，“三是以公司利益為前提，職工絕不舞弊營私，股東絕不多分盈利”，“四是聯合同業”，“五是無數朋友的幫助”。

　　北碚農村建設實驗區也是盧作孚集團生活試驗點。他如此描述實驗區對青年的訓練：“要他們充滿了對社會的要求，社會的思想，社會的活動;要求他們都非常明白現在世界的趨勢，中國的困難，而且都非常明確理想的三峽而要求實現它”，“他們自晨起床，至夜晚睡覺仍然充滿了社會的生活內容。晨早起床以后，集中到運動場各依排列的運動秩序運動一小時;早餐后，開始工作，直到午后完結的時候，則又集中到圖書館依所分配的研究問題讀書兩小時;如還有余裕時間，乃自由運動或休息;夜間都分頭去擔任民眾教育，或民眾娛樂，或整理一日之工作或再以余暇時間自由讀書”，“他們另外有一種生活的相互依賴關系、比賽標準和道德條件，是他們的行動所趨赴的”，“他們之興趣盎然，他們之工作緊張，他們行動之可歌可泣，乃不是沉陷在家庭親戚鄰里朋友當中的人們所能領悟”。

　　在這樣的新的現代集團生活里，培育著新的價值觀，成功觀，報酬觀，幸福觀，這是凝聚現代集團生活的精神力量，是盧作孚更為看重的。

　　盧作孚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命題：要“變更社會要求”，“創造新社會的引誘”。這一命題的出發點，依然是：“人是社會的動物，是由社會的刺激而起反映的動物”。問題是社會如何刺激，向哪一個方向引誘?盧作孚指出，在家庭、親戚、鄰里、朋友和個人本位的傳統社會里，人與人之間的競爭，欲望，都是“一種社會興趣促成的”：“一些人都盛傳某人在外面做官，又匯二十萬回來了，都相互勉勵，你快生個好娃娃，將來也這樣做官去，于是做官人以找錢為能干，為體面，乃正貪官污吏之所由來了”。這樣的“比較性競爭”，喚起了人們“比較欲求”，即以“能賺錢與給家庭增面子”為人生第一追求，社會評價的唯一標準。在這樣的社會要求、引導，實際也是人性的誘導下，人必然“(為)取得其所未有，或偷或搶，所得唯一的結果，便是不斷的爭奪”，人與人的關系也就極度惡化了。盧作孚的問題是，我們能不能改換一種社會要求，人性引誘，建立新的“公共理想”? “不要求人以所有的，而要求人以所為的在社會上表現”，并以此作出社會評價，“如果你有一段好的演說，全體聽眾便都鼓掌”，“如果你有了新的科學發現，便為舉國所爭先研究”，“如果你為社會擔當了大難，便萬眾歡迎;如果你為社會創造了幸福，便萬眾慶祝”，“你的生路會沉溺在這強烈的社會要求當中，如癡如醉，如火如荼，比較沉溺在漂亮的衣服，高大的房屋，名貴的陳設富有的財產，出人頭地的地位，其要求人的力氣和生命，要深刻和濃厚”。盧作孚這里所說的創建新的公共理想，變更社會要求，創造新的社會評價標準，其實就是要創造和建立新的價值觀，新的幸福觀。

　　這確實是前所未有，又是健全的集團社會生活所必須的精神追求與境界——

　　“人生的快慰，不在享受幸福，而在創造幸福;不在創造個人的幸福，供給個人享受，而在創造公眾幸福，與公眾一起享受。最快慰的是且創造，且欣賞，且看公眾欣賞。這種滋味，不去經驗，不能嘗到”。

　　“我們應努力于公共福利的創造，不應留心于個人福利的享受”。

　　“工作的意義是在社會上的。工作的報酬亦應是在社會上的。它有直接的報酬，是你做什么就成功什么。你要辦一個學校就成功一個學校。-----它有間接的報酬，是你成功的事業上，幫助卻在社會上。你成功了一個學校，幫助了社會上無數讀書的小孩子，或培植了未來社會上無數需要的人才。-----最好的報酬是求仁得仁，建筑一個美好的公園，便報酬你一個美好的公園，建設一個完整的國家，便報酬你一個完整的國家。這是何等偉大而且可靠的報酬!它可以安慰你的靈魂，它可以沉溺你的終身，它可以感到無數人心，它可以變更一個社會，乃至于社會的風氣”。

　　“人的成功不是要當經理、總經理?；蜃兂蓳碛邪偃f、千萬的富翁，成功自己;而是盼望每一個人都有工作能力，都能成功所做的事業，使事業能切實幫助社會。

　　“我們做生產事業的目的，不是純為賺錢，更不是分贓式的把賺的錢完全分掉，乃是要將它運用都社會上去，擴大幫助社會的范圍。所以我們的目的，往往是超賺錢的。”

　　“在今天以前，中國壞人固不論，即所謂好人者，亦大有不妥處。我人之所稱之好人，往往即指不做壞事者之謂。不做壞事，亦即為己，因彼所為者，為一己成好人而已，不愛利而愛名，名即自身之名，中國不需要此種人。吾人做好人，必需使周圍都好。只有兼善，沒有獨善”。

　　盧作孚顯然想通過這樣的新的價值觀的倡導，在現代集團內部創建一種新的人性秩序，以此影響社會。

　　盧作孚關于創造現代集團生活和新價值觀、幸福觀的思想，對于當代中國志愿者來說，也許是更為親切的：我們的志愿者組織，本身就是盧作孚現代化理想中所期待的“現代社會組織”，也是盧作孚所創造的民生公司和北碚實驗區的現代集團生活傳統的當然繼承者。因此，讀他的有關論述，往往會引起關于我們自己的聯想。我曾經說過，志愿者公益組織已經走過了初創階段，而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內外環境都發生了很大變化。這樣，志愿者公益組織自身的建設問題，就提到了議事日程。在這方面。盧作孚這樣的先驅者當年的思考與實踐，是具有極大的借鑒意義的。

　　比如盧作孚當年反復強調的，要建立現代集團生活，必須實現由家庭、親友和個人本位向社會本位的轉變，就是今天志愿者公益組織的自身思想建設，所面臨的問題。參加志愿者組織的許多年輕人從小受到中國傳統的家庭、親友本位思想的影響，他們又生活在一個強調個人本位的時代，恐怕許多人至今也還是以為個人和家庭尋找出路的思想指導自己的行動的。參加志愿者組織，當然表明他們已經有了為社會服務的要求;但要成為一個真正自覺的志愿者，也還需要建立新的價值觀與幸福觀，其中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如何處理個人、家庭與社會的關系。盧作孚在這方面的思考與實踐，就具有極大的啟示性。——當然，啟示不等于全面認同，他的觀念也是可以討論的。比如，在我看來，過分強調個人為集團利益犧牲自己是有可能被利用的，其前提“個人去解決集團的問題，個人的問題都讓集團去解決”，即所謂“人人為社會，社會為人人”，是具有某種空想社會主義的烏托邦色彩的，這也是盧作孚那一代人的特點;問題是，盧作孚憑借個人的道德力量和影響，可以在他主持的事業上局部做到這一點，但要普遍實行，就得有一系列制度的保證。這些問題，都是需要在理論的探討與實踐的探索中去逐步解決的。建議朋友們在讀了盧作孚有關論述以后，就志愿者公益組織思想建設的根本問題，即“如何建立合理的價值觀、幸福觀”作一次深入的討論。

　　（三）

　　盧作孚關于“秩序”和“行動”的思考，則關系到現代集團生活，包括今天的志愿者運動的組織建設的問題。

　　“秩序”，也是盧作孚思想的關鍵詞。他這樣提醒我們：“我們向來亦都知道教育、交通、經濟事業是建設上的重要問題。此外還有更重要的問題，是根本，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前提，我們卻忽略了，便是如何建設秩序的問題”。他反復強調：“民主國家的人民應有一切的自由，同時國家應有整個的秩序”，“要政治上軌道，正是要政治有秩序”，“人們有了公共生活，便必須有秩序”，“就個人生活中間，亦應建立一種秩序，公共秩序的建設，其繁復，其困難，比個人大大有加，其細致卻一樣。如果大家沒有秩序的習慣，絕不宜急遽的訓練。所以這不但是建設一切事業的根本問題，尤其是第一困難的問題”。

　　這是一個重要提醒。在我看來，對今天的中國志愿者運動，正是對癥下藥。據我的觀察，志愿者有兩大特點，一是志愿的選擇，因此，每個人都有極強的自主性，凡事都有自己的主見;二是參加志愿者活動的人，都有極強的個性，和極強的民主意識。這些本都是志愿者的長處，發揮得好，會成為志愿者運動的優勢;但如果不作正確的引導，也會產生負面的問題。特別是如果把民主與集中絕對對立起來，把自由視為不受任何限制的個人的為所欲為，就會導致無政府主義傾向，拒絕任何“秩序”。在現實生活和工作里，就會各執己見，各行其是，陷入無休止的爭論之中，很難形成集體的意志和行動，彼此之間也很難合作，無法形成和諧互助的群體，據我所知，當下的志愿者公益組織不同程度都存在著這樣的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盧作孚先生關于“建立秩序”的思考與實踐，就特別具有現實性和相當的可操作性。

　　盧作孚認為，所謂“秩序”問題，實際是一個“管理”問題。他提出現代生產有“兩個武器”：“一個是‘技術’，一個是‘管理’。技術要有控制機器的能力;管理就是管理一群人的行動，管理一群人在整個秩序范圍之內行動”。——這樣，盧作孚就把管理問題和他最為關注的中國現代化問題聯系在一起。在他看來，“中國人一向用在農業社會里的辦法，用在農業社會里的技術和管理，僅僅根據了常識，僅僅根據了經驗，而那經驗并未經過科學方法的整理，用來應付非常繁復、非常正確的現代的工商業的物質設備，非常繁復、非常緊張的現代工商業的社會組織，斷未有不失敗的”。因此，他認為，技術和管理的落后，是中國和西方、日本等先進國家的重要差距，這個問題不解決，“一切不安全”。結論是：“技術與管理才可以救中國”，“我們要鼓起勇氣，堅定信心!凡白種人做得來的，中國人都做得出來!只要學會了他們的技術和管理，便能做出他們的事業-----而且后來居上”。這樣，盧作孚就從促進中國經濟、社會、教育、文化事業的現代化，以實現民族振興的高度，提出了各項建設事業都必須“專業化”和“樹立現代管理制度”的問題。

　　盧作孚這里說提出的“專業化”與“樹立現代管理制度”的問題，同樣適用于志愿者公益組織這樣的社會工作。我曾經參加過一個“社會工作專業攜手志愿者組織”的論壇，在會上發表這樣的意見：“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志愿者也是社會工作者，因此，他也需要專業的知識與能力。也就是說，我們最初都是身懷一種理想、一腔熱情，參與志愿者的公益活動。但這只是一個起點，我們并不能滿足于此。因為一個真正好的志愿者必須追求服務的質量，你要真正地為弱勢群體謀利益，除了發揮你自己的專業特長，如學農的在農業技術上幫助農民，學醫的給農民治病，等等，你還必須具備社會工作所必需的專業知識，如法律、社會學、心理學、教育學、經營管理學等等方面的知識，而且還要有相應的能力，掌握一定的工作方法和技巧”。也就是說，志愿者組織發展到一定程度和水平，就必需明確提出“志愿者組織的專業化”的問題，“建立現代管理制度”，以及“培養和提高志愿者的管理素養和能力”的問題。

　　談到專業化和管理，就不能不提到盧作孚的另一個使用頻率僅次于“社會”的關鍵詞：“訓練”。在前面我們已經討論了盧作孚“訓練人”的思想，這里要就“訓練”一語作一點補充。他強調：“人都是訓練起來的”，“我們所需要的亦不是天生圣人賢人，是一切人有訓練”。我理解，盧作孚之所以要著意于“訓練”，是因為他的著力點，不僅在思想、觀念的教育，更在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專門的知識和技能、方法的培訓，以及習慣的養成。他的這一“訓練”思想是貫穿一切方面的，不只限于對企業和鄉村建設人才的培訓。比如在討論鄉村自治、底層民主建設時，他就特別重視對鄉民的訓練：不僅要喚起他們“管理公共事務的興趣”，而且要“訓練大眾管理公共事務的方式”。他特別強調：“開會和選舉，是自治問題中間兩個中心問題。他的意義和他的方法，是應訓練鎮鄉人民完全弄清楚的。怎樣推選主席，怎樣提出議案，怎樣討論，怎樣表決，是開會應有的問題。怎樣選擇人，怎樣投票，是選舉應有的問題，必須隨時、隨地訓練人民”。也就是說，在盧作孚看來，要真正實現鄉村自治和民主，不僅要使大眾具有民主意識，而且要懂得實行民主的方法，最后形成習慣，這都需要訓練，而且要落實到最基本的“如何開會，選舉”這樣的細微末節的訓練上。這是極有啟發性的：許多人都喜歡空談民主，而不知民主方法的訓練和習慣的養成;我們對鄉村民主的推動也應該落實到解決具體的問題(“如何開會，選舉”等等)上。

　　我們再回過頭來討論盧作孚的管理思想。他寫有《工商管理》的專文，在企業和社會組織的管理上有大量的論述，其特別可注意之點，大概有五。

　　一，他認為，“管理的基本建設”應是“心理”的。“工作人員必須有事業上的遠大的志趣與工作上的當前的興趣”，也就是說，調動工作人員的積極性，應該是管理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

　　二，他強調，“控制人事的管理是全廠大家的事，上至總經理，下至工人都要懂得管理，管理制度才能迅速樹立起來。”這里已經包含了管理民主的思想了。

　　三，他主張，“今天以后的中國，應靠法制不能否靠人治。所需于人的，亦重在造法的訓練，守法的訓練”，要處處“照顧到全局，要遵守公共規律，這是組織的精神，亦即是法治的精神”。“工商管理的方法即系建設秩序的方法，建設每一個工作人員活動的秩序，建設一群工作人員相互配合行動的秩序，秩序而以成文表現之，即系‘法’。任何管理皆有不可少的三事：(1)創造‘法’;(2)執行‘法’;(3)遵守‘法’”，“立法之前，應即審慎，立法之后，應即查嚴，不準任何人違犯”。——“法治”管理，這大概是盧作孚管理思想的核心。

　　四，他進一步提出，要把“尊重法律”成為“習慣”：“即使沒有法官裁判，亦有輿論裁判，即使沒有警察干涉，亦有旁人干涉，法律乃能徹底發生效力”;而且“不特有成文之法，也有不成文法，大家都行之若素，習以為常，不必監視，不督促，而人人自然奉行”。

　　這樣的輿論裁判和不成文法，就可以形成集團里人人高度默契的“共同作事的原則和辦法，并且大家都忠實地履行，忠實地遵守”：這才是管理秩序的最高境界。

　　五，在盧作孚看來，管理的目的在使每一個工作人員能夠“有秩序的活動，有效率的活動”;其關鍵在要有“細致的分工，親切的合作”。“要從一個嚴整的系統上，甲做這樣，乙做那樣，各個不放棄責任，相互不失掉聯絡”，“事業愈偉大，縱橫錯綜關系愈復雜。在縱的關系中，必須每層有其明了的責任;在橫的關系中，必須有相互明了的聯系，乃不致職責混淆，系統紊亂“。一方面，“一事業而有最高才能的領導者，不在憑個人的天才監督人群”，而應充分“發揮整個社會組織的能力”;另一方面，又要強調，每一層機構都“直接負起處理直接范圍的事務的責任”，每一個工作人員“有困難自己克服，每個人執行自任務，自己的事要求自己辦完”。“一個嚴整的組織下面，無論其為首長，或為從屬，每個人都有權，而全都有限，不容人在權限以外做壞事，亦不容我在權限以外做好事”。這樣，每一個部門，每一個成員，都明確自己的責任與權限，盡力辦好自己職能范圍內的事，又相互聯絡，相互合作，就可以在充分發揮處于每一個層次、環節上的每一個人的積極性、主動性的基礎上，形成有組織的集團力量。

　　而要形成一個相互理解與支持的和諧的群體，還有一個“如何待人，如何相處”的問題，這可能也是今天的志愿者公益組織經常遇到并必須正確處理的問題。盧作孚憑著他豐富的社會經驗和工作經驗，在這方面有許多具體論述。這里也只能略說一二。比如，“人有不可容的事，世無不可容的人”，“假定我們看清了我們離我們理想的社會的距離，那么，我們就不應該責備他人，形容他人，痛罵他人，我們應該像愛護無人照顧的小孩子一般的愛惜他們，同情他們，幫助他們”，“我們對人(要)有兩(個)美德：一是拯救人的危難，二是扶助人的事業”——這里仍然有一個人性論的問題：人性本身是善、惡并舉的。每個人都有它的弱點，甚至惡的方面;但正如盧作孚所說，只要你承認社會永遠是和我們的理想有距離的有缺陷的存在，那么，對他人的不足，就應該有一種理解和寬容，而不能輕易責備和痛罵，這就是“世無不可容之人”。另一方面，也要堅信，每個人都有善的方面，也都有需要他人幫助的地方和時候，這就是盧作孚提出的要“拯救人，扶助人”的道理。我理解，他所說的“拯救和扶助”，并不是要求當“救世主”，而是要善于將他人的內在的人性的善的方面發揚起來，將其惡的方面壓抑下去，這樣“揚善抑惡”就能達到“拯救人、扶助人”的目的。在我看來，這樣的“揚善抑惡”應該成為在集團里人與人相處的基本原則：對別人的弱點、惡的方面，心里要有數，要有一種寬容的態度;對別人的優點、善的方面，更要有充分的認識和估計，這樣，彼此就能以善相處：自己以最大的善意對待他人，同時也真誠地學習他人的善處，彼此都最大限度地釋放善意，惡的方面就自然被壓抑了。一個好的集團、群體就應該努力營造一個“揚善抑惡”的環境和精神空間，這對建設新的人性秩序，是至關重要的。

　　盧作孚提出的新的人與人相處的原則還有：“對人的行為，宜找出好處;對自己的行為，宜找出錯處”;“對人誠實，人自長久相信;好逞欺飾，人縱相信，只有一次”;“處世接物，應抱受氣、吃虧兩大種主義”。——這樣的“嚴于己，寬于人”的原則，既是中國傳統道德，也應該是一個現代道德，它是與“弱肉強食”的邏輯相對立的。

　　這些精辟、警世之言，都是前輩經驗的結晶，足以做我們的座右銘。也都具有可操作性，建議年輕朋友不妨結合自己和周圍的實際，和盧作孚先生的實踐，對其“為人之道”，作更深入的討論。

　　最后要討論的，是盧作孚關于“改造社會靠行動”以及“如何做事”的思想，這和我們的志愿者運動的關系，就更加密切了。

　　“我們應一致反對的是空談，應一致努力的是實踐”——這確實是我們和盧作孚那一代實踐家最“一致”的地方。

　　但盧作孚先生又提醒我們：我們的實踐不是盲目的，是有強烈的對國家、社會、歷史的“使命感”作為支撐的，又是有自覺的思想的：“我們不但要求活動，尤其要求在活動中產生思想：第一是運用思想去尋找我們的問題”，“第二是運用思想去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第三是不怕失敗去運用思想解決問題”。我們追求的始終是思想和實踐的統一。

　　盧作孚把自己的行動稱為“微生物的行動”，是意味深長的。

　　這是由一次對話引發的命題：“民國十一年(1922年，距今已有九十年)在川南工作時，曾邀一個川外人來演講。他說：‘請大家認識我，我是一課炸彈’。我解釋說：‘炸彈的力量不足以完全毀滅對方：你應該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別大，才使人無法抵抗’?？匆姷牟皇橇α?，看不見的才是力量”。

　　這段話，頗耐琢磨。在我看來，有兩層意思。

　　其一，是微生物，不是炸彈，強調的是建設的力量，而非破壞的力量。盧作孚明確表示，他主張“采用改良社會的辦法”，而非“以暴易暴”。

　　其二，是微生物，不是炸彈，強調的是持續的，“看不見”的力量，而非轟動一時的“看見”的力量。

　　這樣的“看不見”的力量，又具體體現為兩種改良(改革)方式，行動路線。

　　一是“從自己開始，從眼前做起”：“從眼前做起，決心改造當前的環境，做法要徹底”;“從當前個人所能接觸的人起。只要能下決心，改革了自己，再改革一個人，讓那個人有力量，在改革另一個人就夠了。這就是力量。這力量在相當時間就能改造中國;在相當時間，就能改造世界。拿數理來說，今天我以一個人，明天兩個人，后天四個人，這等比級數繼續下去----每個人堅決造行動，繼續不斷地努力，不管名譽地位，不問個人的成功，只問社會的結果。我相信，這樣一定有結果。這結果在社會，不在個人”，“到那時，也許自己還在小事上，但心里安慰了”。——這是一條“由自己到他人到社會”，“由眼前到長遠”，“由單一個人到少數人到多數人”的不斷積累、等比級數逐步推動的改革路線，是一條“不計個人名利，不求一時之效，著眼長遠，只顧耕耘，不顧收獲”的改革路線，這背后是一種準備長期奮斗的韌性精神，如盧作孚引述的哲學家柏格森所言：“它的變化，是綿綿不斷的，這才是偉大的力量”。

　　二是“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橫的方面，事業要作到大的范圍，卻應從小的范圍起;縱的方面，事業要做到大的進步，卻應從小的步驟起。許多事業進行起來，都是起初艱難，后來便漸漸容易;起初緩慢，后來便漸漸快利。所以起初從小處著手，用力比較經濟”。

　　強調從小事做起，還出于對自己所從事的建設事業的深刻體認：“國家雖大，其建設秩序的工作細致”，“都是一點一滴的問題，不是大刀闊斧的問題。合無數一點一滴以成一樁事業的系統”，，“因為小的關系，所以才把它做得極細致。最細致的地方，最能造成廣大的影響”。。——這背后依然有一種精神：魯迅說的“不怕做小事情”的泥土精神，認真、細致，做事務求徹底、完美的建設精神。這也就是盧作孚先生的“微生物精神”。

　　在我看來，這樣的微生物精神與作用，不僅是當年盧作孚主持的社會組織，也是今天的志愿者公益組織的特色，及其特殊價值所在。無論是歷史的，還是現實的社會組織，都遵循一個原則：從改變自己和周圍的存在開始，以此推動社會存在的改變。我把它叫做“靜悄悄的存在變革”。由此產生四個特點。一是它的異質性，這是不同于社會主流的另一種選擇，就像前面講到的那樣：當大多數以家庭、親友、個人為本位時，我們選擇社會本位;當社會風行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時，我們選擇克己利人的為人處世的方式，等等。我們要創造的是一種新的價值觀，新的人與人的關系，新的生活方式。二是它的和平漸進性：我們不采取直接對抗的方式，而是在現行體制的框架內加進一個異數，創造“第二種文化”、“第二種教育”、“第二種存在”，以致逐漸影響社會。三是它的民間性，草根性。我們倡導的從改變自己和周圍存在開始的變革，是每一個普通人，特別是底層民眾都可以參與的，它要推動的是自下而上的改革，從而和自上而下的改革形成相互補充、制約的關系。四是它的行動性，就像盧作孚先生強調的那樣，它是“從大處著眼，從小事著手”的，是可以落實為一件件具體的事情的，是具有可操作性的。而在“小事情”背后，又有“大問題”，簡言之，就是要創立揚善抑惡的新的人性秩序，進而創立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新的社會秩序。

　　盧作孚更為在意的，是如何做好“小事情”。這也是顯示了盧作孚先生的特點的：他是以實業家的精神，來創造現代集團生活，推動鄉村運動的實驗的。他說得直接而樸實：“一言以蔽之：‘做’而已”。做，就有一切;不做，就什么也沒有”。他說最要警戒的是兩種狀況：一是“根本不做”，二是“做雖做，但一遇困難，或遇有困難之可能時，便放棄不干”。他因此主張：要以“百折不回，不成功不止的精神”去做事情。這大概也是盧作孚的做事風格。

　　我們在讀《盧作孚文集》時注意到，早在1929年他就寫過一篇《怎么樣做事——為社會做事》，到1934年他又在原文基礎上，補充擴大為一篇同題文章，但加了一個副題：“偶感嘉言錄”?？梢姳R作孚是十分注意總結自己的做事經驗，并以此留給后人的。盧作孚的這些“偶感嘉言”內容非常豐富，充滿人生智慧，是很值得仔細琢磨，認真汲取的。這里也只能摘錄一二——

　　“做事不怕慢，只怕斷。

　　天下事都艱難。我們若能戰勝艱難，天下便無難事。

　　事求妥當，第一要從容考慮，第二要從容與人磋商。

　　無論做什么事，事前貴有精密的計劃，事后猶貴有清晰的整理。今天整理出來的事項，不但是今天的成績，又是明天計劃的根據。

　　茍安是成功的大敵。應該做的事情，每因茍安終于不做，應該(廢)除的嗜好，每因茍安終于不除。”

　　“做事莫嫌小，愈小愈做得好。

　　一人一事主義：每一個人，無論在一個空間，或在一個時間，集中心力專做一件事”。

　　“平時膽子小，有事膽子大。無事時有事，有事時無事”。

　　“各種事情都要天天有想法，天天進步和改良，沒有一個可以永停的地位，一種可以永守的方法。”

　　這些都可以叫做“盧作孚精神”，是可以作為我們工作和人生的座右銘的。

　　2013年9月10日——19日斷斷續續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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