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收入每年都增長，必須增長。但真的能增長嗎?

　　農民收入是由五大部分組成的。

　　生產性收入。90年代之前的中國，農產品是短缺的，增產和增收是同步的。所以，90年代之前的農民收入增長主要是追求農產品產量增長及其附加值(如社隊企業、鄉鎮企業從事農產品加工)增長實現的。當中國農村進入90年代之后，主要農產品基本實現供求平衡了，農業增產和增收不同步了，增產可能會導致農產品價格的下降——增產不增收、甚至減收成為一種常態。以柑橘為例：柑橘的價格彈性系數約為0.33，當供求平衡之后，柑橘產量增長1%，價格下降3%。90年代之后的農村農業，經常出現多品種的農產品增產減收、甚至水果蔬菜爛在地里不收的局面，就是這個道理。高度分散的小農，越是想增加收入，就越是擴大生產(追求產量增長)，越是積極生產，農產品價格就會越走越低。90年代以來的農民掉入了 “小農生產積極性陷阱”——勤勞致窮。1990年以來，稻谷的價格由0.24元/斤上漲到了1.3元/斤，只上漲了6倍。而房價、醫藥費、學費上漲了數百倍，生產資料價格等上漲了數十倍，公務員工資也上漲了近百倍。這就是說，種水稻的農民90年以來的生產性收入增長是微乎其微的，相對收益是下降，且下降幅度非常大。如果種水稻的農戶不外出打工(增加勞務性收入)，絕大多數的種水稻小農的家庭經濟再生產和減量人口再生產是絕對的難以維持的。

　　勞務性收入。進入九十年代后，千千萬萬高度分散的小農靠追求農業生產性收入增長過上好日子——勤勞致富的夢想破滅了，大量的農民不得不外出打工增加收入以維持小農家庭簡單經濟再生產和減量的人口再生產。90年以來的農民家庭收入增長主要靠勞務性收入的增長實現的。就農民家庭收入增長部分而言，90年以來農民家庭每增加100元收入，70元以上來自勞務性收入的增長。如果一個五口之家沒有1-2個勞動力外出打工賺錢，這個家庭陷入貧困的可能性極大。但是從勞務性收入的性質來看，其也是為城市化做貢獻，為資本家提供剩余價值，也就是說資本增值的速度是數倍于勞動收入的增加，那么相對貧富差距不是縮小而是拉大。2013年之后，農村新增外出務工人數開始下降，農民家庭的勞務性收入的增長放緩，這個趨勢不是短期的。

　　位列500富人榜上的富豪們，財富總額達到了80191.5億元，平均財富達到160.4億元，較上年的113.1億元增長41.8%。而根據國家統計局此前發布的《2015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15年農民工的人均月收入3072元。按照這個數據，1億個農民工苦干一年的總收入也不過3.68萬億，還不到500富豪身價的一半。

　　財產性收入。如果一個家庭有兩兄弟，哥哥1990年在縣級城市花3萬元買地蓋房了，估計現場房子的價值不會少于400萬元。即使在鎮上，現在的價值也不會少于200萬元。且隨時可以交易變現或在金融機構抵押貸款。弟弟90年花1萬元在農村老宅基地上蓋房子，估計這個房子應該拆除重建了，重建至少應該又花30萬元，而這個新房子的現實價值就值30萬，且還不能在市場上交易變現、也不能在金融機構抵押貸款。90年來，哥哥的財產性收入增加了百倍，而弟弟的財產性收入不僅沒有增加，反而可能還是負值。中央這些年一直把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作為重點，出臺了很多政策舉措，但幾乎沒有任何收效。

　　經營性收入。進入90年代以來，隨著鄉鎮企業、社隊企業的改制，隨著殺豬定點屠宰、生產資料專營和鼓勵資本下鄉開展農業農村服務社會化的改革深化等，小農及小農組織的經營性收入是下降的。最近一些年農村開始興起休閑服務業，不少農戶經營性收入有了增長。例如貴州遵義桐梓等地的農村，因為氣溫比重慶低8度，所以重慶每年有很多老人在遵義桐梓等地避暑休閑。重慶老人們住在遵義桐梓農民家里避暑休閑，包吃包住1500元/月人。這個服務價格數年沒有增長了。

　　政策性收入。中央財政對三農的轉移支付力度越來越大，這幾年每年以千億級的數量增長。無奈，我國農民數量龐大，農村幅員遼闊，財政再多的轉移支付對農民收入的增長貢獻是極其有限的。更重要的是，我國的“支農”財政資金由于不是像日本一樣進入農民組織(日本農協)統籌使用，而是直接投入給小農擴大農業生產，其對農民的增收作用極其有限，甚至是負面的。最近幾年，很多扶貧資金直接用于貧困戶的生產性扶貧(追求產量增長收入)，這不僅難以增加貧困戶的收入，還會導致全國農民整體性生產收入的下降。例如：2016年農民養5頭羊的收入是2014年養1頭羊的收入。這主要是財政轉移支付資金鼓勵部分貧困農民追求農產品數量增長效益——放大了“小農生產積極性陷阱”的負面作用。再如：大量的財政資金補貼農業龍頭企業，美其名曰“公司+農戶”帶領農民增收，實際的結果是扶持私人企業老板控制了農業全產業鏈及各個關鍵節點，讓農民淪落為農業產業鏈上最不賺錢、風險最高的環節中的“長工”或“市場風險轉嫁對象”，這樣下去農民最終會失去生產資料，甚至無數小農最終會變成了龍頭企業老板綁架政府的“人質”。這樣的政策性扶持對小農增收是負面的。總之吧，中央政府財政對增加農民收入是越來越重視的、舍得花錢的，但政策性資金投入之后對增加農民收入的效果是不明顯的、甚至有一些是負面的。

　　綜上所述，增加農民收入是必須的，但增加農民收入好像是越來越難的，甚至精準扶貧和扶貧攻堅都有可能達不成目標。

　　如果不能實現農民收入的不斷增長的目標，中國發展經濟的目的就會異化成為滿足“美國人民/歐洲人民/日本人民日益增長的需求”了，這樣長此下去，中國越追求GDP增長，國家的經濟自主性就越差，國家會越發展反而越不安全。這肯定不行啊!

　　確保農民收入的不斷增加，不僅是解決農民問題的關鍵，還是堅持共產黨執政理念、政治品質的關鍵，更是確保國家自主性、國家安全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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