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化背景隔膜

　　2.意識形態隔膜

　　3.公雞的力量源泉

　　4.大公雞 創新理念的高手

　　5.優生學和轉基因

　　6.轉基因 綱舉了目張了

　　7.生物國防動員

　　共濟會是一個不爭的存在，雖然有些神神鬼鬼，終究有跡可循、甚至有文字記錄可查，卻被中國主流界甚至大眾拒絕在“意識形態”的層面上正式接受，作為一個實際的因素納入思考模式。

　　中國人為何不能直面真相?理解一個現存的事物，為何竟有如此離奇的困難?理解一只公雞，為什么這么難?這個問題，不是一兩個人因利益相關或心理障礙而不肯面對真相的小事，而是現今的一代人、一代主流、多個階層，特別是有能力讀書獲得信息、有資格參與決策、有機會影響公眾的大批人物，在這里退縮、回避，不肯面對真相的重大問題。

　　中國學者中，對共濟會做了最全面研究的何新，在2013兩會上的發言中一開頭就這樣說：

　　“由于文化背景和意識形態的隔膜，中國人一直對世界很無知，在許多深層方面，至今仍然并不了解西方。許多中國人不了解世界上有一個有權勢人物密集存在的秘密組織叫‘共濟會’，以為這只是一個莫須有的魔幻故事和神話”。

　　何新提出了“文化背景隔膜”和“意識形態隔膜”兩個因素。問題提得不夠完全，但是提得正確，然而他沒有循此進一步分析;在他關于共濟會的主要著作中，也沒有對此做更多的分析。

　　我嘗試分析一下，雖然在方法上不能做到足夠嚴謹。

　　在進入分析之前，先提出一個不成熟的假說，共濟會與上層建筑有關。共濟會是一個廣泛的“精英聯盟”;上層建筑不是虛擬的而是實在的存在。三百年來經濟基礎巨變、上層建筑也巨變了;共濟會對上層建筑做了動態改造、并有能力在全球范圍掌控上層建筑。

　　簡言之，共濟會從一開始即具有精英特征，有首創力和行動能力、有革命性也有利益訴求。全球化侵蝕了國家邊界，為共濟會提供了世界舞臺。目前對于共濟會還沒有制衡的力量。

　　1. 文化背景隔膜

　　這個隔膜非常深。基辛格的新書《論中國》中有許多不實之詞，但是他對這個中國“隔膜”有理解，很有啟發。他引用晚清翰林院大學士倭仁的話：(中國崇尚的)“立國之道，尚禮儀而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而不在技藝”(P.069)。這里所講是在國家戰略層面上的“立國之道”，但是西方文化一直都尚權謀;特別是在殖民主義的400年歷史中，處處都是權謀;地緣政治理論就是結構化系統化的宏觀的權謀術。但是這些是從不擺到桌面上來的。

　　中國的戰國時代已經過去2000年，“尚權謀”在中國文化中的合法性地位已經淡化、消逝了，權謀一詞已經具有貶義，連中性詞匯都夠不上。尚禮儀，好不好?很好;能不能解決國與國之間的問題?很難。百年來中國遭受了那么多打擊，中國現在仍然“不尚權謀”，甚至不能把權謀之術作為治國的學問心平氣和地加以討論。

　　這就是文化;雖然在永遠權斗的政界并非無權謀，但是在民間，對外人尚禮儀、不提防，是非常普遍的文化存在。在中國知識分子中, 公開談論權謀、思考和建構關于權謀的學問不是很光彩的。指責某人為“陰謀論者”，在中國文化氛圍里很有殺傷力。

　　事實上，在全球化中，后發國家都是無力“尚權謀”的。

　　分析：認知的局限之一，是以己之腹度他人之心，所謂“鏡像”認知模式——處理信息一般的做法是分裝、對號、入座，把信息數據插入自己已有的范式框架，然后對形勢的走向下判斷。

　　如果自身的理念框架中缺了某一“格”，例如缺了“權謀”這一格，有關信息就會沒有地方“歸檔”而被放棄，“權謀之術”和本題的“共濟會”信息，在中國官方、學界和公眾面前，總是遭到被放棄的結局。

　　這關系到一種很深刻的學習困難：克服這個困難，就是對自己的范式框架做升級、擴容，這個過程的本質, 是思想革命。所以對于我們來說，真正理解和把握共濟會，需要一定程度的思想革命。

　　從現有的共濟會資料看，共濟會是一個“范式革命”先鋒。它從來沒有遭遇過概念框架上缺“格”這種難題;相反，新的主流概念幾乎全都是來自于它。近年來主流思想的每一個新范式，都是由某個共濟會主導集團炮制、推出的。例如1972年《增長的極限：羅馬俱樂部報告》、人口爆炸論、千禧年前后的“地球變暖說”、永遠也達不到的“石油峰值論”，等等。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某個先知先覺及時地創造出一個新理念、然后立即成為主流正統觀念，被主媒最快地推廣，統一全球上流社會的觀點。

　　反思我自己的親身經歷，幾十年來每一次遭遇這類全新觀念，我都驚詫其新觀念之新穎、前瞻之深遠、理論之精準，我只能完全被動地、緊趕慢趕地追隨“前沿思想”、修改自己的思考范式，就這樣在無知覺中被納入了對方的思考軌道：也就是在文化上被改造了。

　　尚禮儀的文化，在認知模式上比較保守、不屑于圖謀“不軌”。而尚權謀的西方文化之“圖謀”，就是連續不斷的“不軌”——它要不停地改變現狀，它的骨子里充滿了侵略性、革命性，它的每一個大手筆行動的后果，都具有顛覆性。

　　可以打個比方，來描繪文化背景的隔膜深度：難道能讓水生動物如魚類理解陸生動物是在空氣中、用肺呼吸嗎?可“同夏蟲語冰”?——所以說，文化背景的隔膜可以是很徹底的：幾乎沒有交集。

　　2. 意識形態隔膜

　　意識形態是政治上的價值判斷——正確、或者不正確。幾百年來意識形態對立的主線，是資本主義和對資本主義的反抗，兩大表現：殖民主義和反殖民主義、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今天占據強勢地位的意識形態，仍是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

　　共濟會的基本理念是：1. 精英統治“合法”，2. 以權謀控制全世界“合法”。精英代表非傳統的(世襲)強勢團體和利益。

　　即使在沒有發生過社會主義革命的社會里，也有精英治理的對立面、也有向往共富和社會平等的社會基礎，在發生過社會主義革命的國家里，更有合法的共富“意識形態”的殘跡。

　　精英統治、權謀控制、一切資源為利益集團所用，這一套理念同各種形式的“共富”意識形態，構成了深刻的對抗。分處于不同社會階級/階層的人群、分處于不同歷史環境(如美歐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與“后”共產主義國家)下的人群，在意識形態上存在隔膜,是很自然的。我們還有毛主席倡導的“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的傳統，滲透在大眾的意識形態中，對于搞陰謀詭計很有點不屑一顧，難得有人會去研究陰謀詭計、破解陰謀詭計，因此我們反而非常容易中招。

　　數百年的殖民和資本主義歷史，還送給西方社會一個制度“紅利”：上流社會高度結構化、組織化，利益集團完美勾結、座次排定，精英集團的政治治理也即權謀術，爐火純青，近乎完美;這就是何新下面所說的“不會亂”現象的來由。至于“共濟會核心聯盟”一說，應該是指1953年成立的彼得伯格俱樂部：

　　西方為什么執政黨和總統換來換去能保持社會不亂?因為西方基本制度中有一個共濟會核心聯盟的存在。這個核心聯盟的高端是家族世襲，極為穩定，有一種貴族王室與銀行世家傳承千年不變的制度。但是發展中國家沒有這個。(2013，何新兩會發言)

　　西方有、但是發展中國家“沒有這個”，所以發展中國家無法與西方的體制對壘，無法抗衡，在沖突發生的時候，多半只能挺著挨打。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形成對立的意識形態，有什么可奇怪呢?同理，發展中國家要想對抗西方的根深蒂固、傳承千年的體制精髓即共濟會，如果沒有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的革命性突破，沒有一個新的道統——即由極少數精英分子掌控全人類不合法、應該由人民大眾當家作主——也許是永遠不可能實行、不可能成功的。

　　更直接的意識形態隔膜，來源于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對世界形勢的嚴重誤判：官方多年強調，世界形勢的主流是“和平與發展”，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再次發生對抗被認為不可能。這個誤判變成了政治正確、也變成了意識形態，連利益集團和霸權都不能提，精英統治已被接受為“政治正確”了。

　　中國的主流政治輿論，羨慕甚至景仰西方的精英統治模式、認同這個模式，關上了我們認識權謀世界的一扇窗戶，理解和批判利益集團、認識精英權謀和共濟會的問題，幾乎是無從談起。既然認同了共濟會的精英模式，那么對于共濟會現象，中國主流唯一的順理成章的回應，就是視而不見、充耳不聞;權謀術成了一個“非禮”，我們基本做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行”，對權謀之術一概蔽之以“陰謀論”。

　　何新說，“不讓人知道商業、政治和歷史中充滿陰謀這本身就是一個陰謀”，是非常貼切的。他還提出，我們對世界有嚴重的誤判：“中國人在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時候，首先應當看清楚這個世界，看清楚面前打交道的真正對手究竟是誰”。搞自我意識形態隔離，是我們自己制造的麻煩。雖然共濟會“暗算”中國的事例，事實上多到無計其數，教訓足夠多，但是破解這個“自我隔離”，可能會比上面說的“思想革命”還要費時費力。

　　3. 共濟會的力量源泉

　　據說共濟會起源于4000年前。這說法像女媧補天一樣很難考證。共濟會曾經是個秘密組織，現在仍然是藏頭露尾。共濟會有巨大能量是不用懷疑的。從古代到18世紀，修建宏偉建筑需要組織有序的、數量巨大的人力，需要建筑設計的知識與技術;能修建羅馬斗獸場的建筑隊伍，顯然擁有巨大的行動能力。

　　馬克思描述產業工人時說他們是“有組織有紀律有革命性”——石匠加建筑工人的組織就是這樣，再加上一個精英因素。共濟會從一開始就具有精英因素、有創新能力、比傳統的家庭制度和社會組織更有行動能力。內部有高度認同，成員擁有獨占性科學知識、工程技術和管理手段，有能力解決問題(能夠改造社會)，而且有紀律、有戰斗力。很重要的是，它本身有重大的利益訴求、手中有討價還價的籌碼。當它的能力膨脹到能夠呼風喚雨、騰挪乾坤的時候，它會按照自己的愿望把世界改變。

　　精英集團統治、知識統治、利益集團政治是當代的政治特色，精英集團的問題具有了歷史的意義。

　　1. 公器私用。

　　2. 沒有制約和制衡。

　　3. 科學技術精英掌握了毀滅性手段。

　　4. 新精英不斷融入共濟會建構“上層建筑”。

　　這些可以說是共濟會力量的源泉(可能不完全)。

　　知識不僅是力量，更是權力。知識分子通過創造知識而獲得權力，但這種權力具有公器的性質。如把這樣的權力用來謀私利，就是公器私用。公器私用是各種文化都批評的行為，卻早已普遍化了。

　　以上第二點“沒有制約和制衡”，即普遍性失衡。意識形態上的制衡即東西對峙終結了;全球化打破了國界，國界的約束很淡了。恩道爾提出(見《目標中國》)，今天是一個新帝國主義、新法西斯時代;全球150家左右頂級跨國公司結成利益卡特爾，與全世界人民為敵。精英的活動舞臺是整個地球，而公眾的力量卻基本上沒有舞臺。對知識分子和他們的創造出來的花樣翻新的“知識”，幾乎不存在任何監督和制約，學術批評和科學中的糾錯，也差不多都消失了。——微觀層面上也是全面失衡。

　　以上第三點，換個說法就是：技術性的硬約束消失了、有效的制衡還沒有形成；是軟約束狀態。冷兵器和熱兵器時代，戰爭殺人的規模，相對于總人口總是很有限，限于武器手段能夠運用到何種境界;相對于人口總量而言，殺戮的規模遠不足以毀滅人類;戰爭的目的也不是屠殺對方人口，而是搶奪資源、甚至搶奪對方人口，因為統治需要人手(人口不足)。這是對精英和霸權的曾經有過的硬約束。

　　核武器和生物武器突破了人類自相殘殺的技術硬約束；化學和制藥工業、轉基因農業也同樣。現在，化學公司把地球生態的容忍極限作為自己擴展的極限，轉基因生物技術公司(農業技術)正把人類免疫力極限作為商業開發的極限(假定它的初衷不是殺滅垃圾人口)，“科學理性”極度擴張，拋棄了 “小利趨異大利趨同”之道;在這個局勢中，一旦技術上失誤，后果就是毀壞生態，殺滅人類。而長時期中發生技術失誤，是大概率事件，是必然的，只要發生一次就足夠，如核打擊——失誤不會不發生，我們只是不知道何時何地以什么規模發生而已。如果技術手段的開發目的并不是所宣稱的那樣，如“轉基因農業是為了養活更多的人口”，那么毀滅性后果簡直就是必然的了。

　　所以，今天的局勢是全面的軟約束、無制衡。也就是全面的失衡和失控;亂套。

　　以上第四點：上層建筑共濟會化。全球精英負責建設上層建筑;新人輩出，不斷壯大共濟會的社會基礎。例如，屬于共濟會的“香港百人會”八九后才成立，成員資格限制極其嚴格，現有140人左右，全部是旅美華人頂級精英，連已故《南京大屠殺》的作者張純如也曾是其會員。百人會政治立場很明確，雖然名義上是溝通中美文化的“橋梁”。現任會長是吳建民。香港共濟會，有百年以上的歷史，建國前在上海等地設有會所。

　　我國雖然比較缺乏平民結社傳統，今日也可處處看見國內精英抱團結社成風，結社的強烈目標，是排斥異己膨脹自己;從中可領悟共濟會理念。較新的組織如：中國經濟50人論壇，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等等。社會變化越來越快、傳統的認同尺度已經淡出了：如地域、階層、文化、專業認同等，社會認同的標準是成功、是當精英。成功人士不斷涌現、不斷抱團，結成新的社會團體，不論出身不分專業，只看成就和社會身份。

　　精英結社抱團謀私利、官商學媒四體勾結，都一起合法化了。

　　“上層建筑”不是一個虛擬概念。它既是有形態的，也是動態的。它處于不斷建構的過程中。共濟會控制或建構上層建筑的說法，也許更接近真實。

　　舉例：香港“百人會”歷任會長如下：

　　• 楊雪蘭(1990年-)

　　• 鄧兆祥

　　• 李錫輝(-2006年)

　　• 傅履仁(2006年-2009年)

　　• 程守宗(2009年-2011年)

　　• 吳建民(2011年-)

　　下面附文中有“XX學50人論壇”、“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介紹;學商勾結非常露骨;這類團體照此路徑演變下去，個個都是小共濟會(略)。

　　我國社會官商學媒勾結已成常規，不管出現什么政策錯誤，都沒辦法糾正。轉基因就是在這種政治生態中滲透進來的。對手很清楚，只要誘導中國決策者犯一個小錯誤，只要打開一點門縫，他們就贏了。轉基因進入我國的合法性：沒有經過任何論證，早在1990年代初，我國科技部直接制定了干轉基因工程的管理條文，等于代替中國決策：轉基因“可以干”。門縫一開、大錯鑄成(見：國家科技部《基因工程安全管理辦法，1993年12月24日》)。

　　知識就是力量，知識更是權力。知識分子的職業，是創造知識、創造觀點和建構新的權力。知識分子是社會精英。與公眾有利益沖突、持對立態度的精英，就是共濟會深厚而堅實的社會基礎。社會價值取向的精英化、新精英對主流的認同，給共濟會注入了源源不斷的生命力。

　　4. 共濟會：理念創新的高手

　　成立于1954年彼得伯格俱樂部，是現代共濟會的“大腦”。這個俱樂部每年秘密召集年會，從未間斷;2007年年會的信息——制造全球金融危機、顛覆全球貨幣體系、把全世界一切國家的金融都納入美聯儲——曾泄露到互聯網上，此后5年至今，再無任何信息泄露出。恩道爾曾經在法國一家舊書店買到一份1972年的彼得伯格俱樂部年度會議提綱，在他的《石油戰爭》一書中引用了部分內容，至今無人敢出面否認這份文件的權威性。

　　共濟會最擅長瞞天過海，乾坤大騰挪。例如，1972年的石油沖擊就是共濟會高手基辛格一手導演的大戲。從表面上看，是石油輸出國組織在戰爭中提高石油價格4倍、沖擊了依賴石油的全球工業發展，實際上，當年5月的彼得伯格會議就“議論”了石油問題;隨后的基辛格穿梭外交不是調停，而是挑撥，他的使命是確保巴以雙方一定開戰、一定要狠狠地打。基辛格向阿拉伯國家承諾了支持，美國歐洲卻在開戰后用直升機向以色列運送軍火;基辛格在會見惱怒的阿拉伯國家領導人時暗示：“你們手里有石油”、暗示阿拉伯國家可以對歐洲石油實行禁運并提價;價格提高到四倍后，基辛格又暗示“可以了”。出色完成共濟會設想的基辛格，次年(1973年)竟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1972年阿以忙著打仗時，美國卻忙著開辦新銀行、接手和經營突增數倍的巨量石油美元，搶先一步規定，從此以后國家間石油交易一律用美元結算。此后40年中，石油美元成為美國經濟的新財源(回想一下，1944年世界大國還在廝殺，美國人就把戰后的經濟秩序和金融秩序都打造好了)。

　　事實上，全球發生的一切重大事件基本上都在共濟會掌控中。

　　人都習慣于依賴自己原有的思考范式。我們在理解超越國界、超越底線、超越規則的顛覆性博弈時，似乎非常困難。我們無法不相信，國際事務再復雜，各方的觀點再分歧，討價還價可以，努力的方向總要朝向解決問題，而不能是相反(在火上澆油)。我們站在“零點”朝上看，無法想象，有人真的會顛覆一切常規走“反道”，一貫從零點往下面使反勁。911事件，在全球眾目睽睽之下，有人對雙塔實施了高科技定向爆破，震撼10年猶未了，一場拖拖拉拉的局部戰爭都打完了，公眾還沒有緩過勁來想一想，全鋼結構的111層大樓，怎么能以自由落體的速度，從80多層一塌到底?爆炸后的外墻玻璃，為什么不是碎片，而是漫天飛揚的細細的粉末?為什么停在雙塔附近車場里的汽車，在這么大的爆炸中連輪胎都沒被震爆?

　　人口爆炸、石油峰值、全球變暖，禽流感、豬流感、非典，甚至頁巖氣、H7N9新型禽流感，當然還有轉基因，所有這些大型事件、主流話題和話語，都是被刻意制造出來、有計劃地推廣的，雖然有關的報道無一例外全部背離了事實真相，卻全都被接受，并成為大眾的思考基礎。

　　5. 優生學和轉基因

　　優生學是達爾文的表弟創立的，立論很荒謬(聯姻上流社會內圈，有助于養育生理學意義上杰出的后代)，卻為上流社會和精英仇視人民的立場，建立了一個“科學學說”，受到中上流人士的廣泛歡迎。后來加進一些遺傳性疾病的研究內容后，邪說變成了科學。二戰后農業大發展，打破了過去對人類繁衍的硬約束，人口增長之快，為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從正面的意義上講，也需要對人口繁衍有一個軟約束了。人類首次需要約束自己的再生產。

　　人口大增長的現實，為優生學提供了用武之地。1972年“羅馬俱樂部”剛一成立，第一個報告就提出“增長有極限”，首創了一個新理念：人口是人類自己的敵人，理由是：太多的人消耗了太多的資源，而資源是有限的。這個理念被炒得極熱，深入人心，特別暗合了上流社會精英、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的一個難以啟齒的心愿;地球上太擁擠了，最好能處理掉一部分人口。社會如此分裂，精英和普通公眾如此對峙，要清理掉的是誰，就無需多說了。

　　這個反人類的新理念，以一個很大的提前量，鋪墊了“應用有風險的轉基因產品”的倫理基礎：無痛減少垃圾人口沒有什么不對。羅馬俱樂部表面上是自由科學家組成的俱樂部，有足夠的事實證明是共濟會刻意策劃的產物，其發起和成立被精英甚至國際黑幫操控，都是有案可查的;被高調吹捧的“羅馬俱樂部報告”即《增長的極限》，立論、邏輯、模型和數據都禁不起推敲，首發式卻出奇地隆重，活動地點選在全世界最高雅的美國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史密森學會，大媒體敲鑼打鼓做宣傳。

　　立論禁不起推敲沒關系，應用效果第一。《增長的極限》一文發表后震撼極大，鋪墊了從那時至今40年來大眾思維的基礎，特別是人口學的基本原則。其流毒已經不可能消除了。

　　其他所有的主流謬論的炮制和推廣，無一不是運用此術。

　　不管黑幕有多深,“垃圾人口多余”的新理念，已經成為正統而合法的公眾觀點，在所有人包括“垃圾人口”的心目中都被灌輸到位，殺滅垃圾人口的合法性悄悄成立，只待技術手段出世。我發現，中國的中產階級人士也廣泛地歡迎這個邪說。細察這種理念之下的社會分裂狀態令人恐怖：該清理掉誰呢?怎么清理?果真要開殺戒嗎?

　　1972年是極不尋常的一年。基辛格尼克松訪華，親眼看到毛澤東治下的中國，必是震驚不已，同年“美國國家安全備忘錄200號”，由兩次訪問了中國的基辛格起草并成文(現已解密);重組DNA技術(即轉基因技術)也恰在那一年問世，羅馬俱樂部的《增長的極限》發表、第一次世界人口大會在羅馬尼亞召開(首次公開要求第三世界國家削減人口)，都在1972年。

　　最遲在1975年，國際生物科學界就完全搞明白了“重組DNA技術”的極端危險性(重組DNA就是切割、克隆、拷貝、組合基因片段，用于生物工程的基因片段都需要先如此由人力做加工)。為此美國政府和軍方曾包攬轉基因工程的安全性研究長達20年。從1972~1992年，有關轉基因工程的研究和開發近乎無聲無息，忽然在1994年第一個轉基因食品西紅柿推出、1996年轉基因大豆商業化規模化生產，來勢洶涌，從此一發而不可收。

　　把轉基因技術用于農業，是十足的邪惡，生命科學界對此是十分清楚的，但泥石流還是被發動了。美國在自己的國土上帶頭大種轉基因、在全球肆意散布轉基因農作物，干了一場空前的乾坤大挪移。洛克菲勒基金會和比爾梅琳達基金會，是轉基因利益集團的兩個最大金主，共濟會和轉基因的關系，有目共睹。用轉基因農作物殺滅人口，在技術上很可能實現，但是地球生態也會遭受基因污染的破壞，就算能把垃圾人口清理掉，共濟會打算怎樣收拾基因污染的地球呢?靠他們搞的所謂科學監管條文?連邏輯都不通。

　　在開放的生態環境里監管轉基因生物的一切措施，無論多么嚴格，在長期中都會歸于無效，因為風還要刮、水還要流、蟲鳥永遠要飛，因為生態系統是一個活的系統、同類和異類物種間的基因交流，是永恒的生態現象(如花粉雜交、病毒侵染)。這次轉基因的乾坤大挪移，和1972年的石油沖擊完全不同，沒有真正的解決方案。他們的安全管理規定，不外是轉基因種植隔離帶(500米寬)、害蟲避難所(20%)，外加有控制地使用其產品，而這一切管理都是自我欺騙。干轉基因農業長期的后果只有一個：種質全面污染、地球生態破壞，人類自己也會毀滅。除了蓋一座“末日種子庫”，我還未見到轉基因利益集團更合理的“逃生”設計;他們也許設想了用隔離法保留一些生態孤島，讓最后生存在地球上的精英人口居住。但這個方案是完全靠不住的。

　　這事很費解。我們只能這樣設想：精英利益集團利令智昏，自我欺騙，妄想以有限的技術手段對抗無限的生態演化。他們干轉基因可以如此瘋狂，雖然極有可能把自己一起折進去，但是他們連這都不怕，也許，非如此就不能算得上乾坤大挪移了?的確，賭注押得越大，越能彰顯共濟會的能力。可是這一回，人類生存安全的底限——地球生態的平衡，被共濟會當賭注用，整個押出去了!

　　這頭轉基因農業惡魔，是相當多的社會勢力、社會集團，特別是最有話語權的生物科學界和生物技術界的知識分子，以科學、技術、利益的名義，齊心協力創造出來的。從洛克菲勒基金會1938年把優生學改名為分子生物學至今，從1953年雙螺旋假說提出至今，從轉基因大豆1996年開始商業化生產銷售至今，半個多世紀里，一個巨大的轉基因全球利益共同體被滋養和成長起來，僅在中國據說就有百萬人之眾;全中國每一所綜合大學的生命科學院，每一年都在開足馬力造就更多、更年輕的利益集團新成員，而國外轉基因農業技術的應用前景已經夕陽西下、轉基因農業技術的命運，其實已經接近尾聲了。如何處理這些人才，很快就會成為中國的一個大麻煩。

　　美國從1990年代起就把生物技術戰略排在國家戰略第二，美國賦予它的重要性，僅次于金融戰略——看起來怪怪的，是吧?其實不怪。美國發動轉基因農業技術應用的戰略目標，是出擊、是打垮亞洲農業，是擊潰中國和印度，病情打垮盡可能多的其他國家(如伊拉克已經在美國戰領軍治下第一個普及了轉基因小麥，伊拉克人民的前途會很慘)。如果讓他們得手，人類歷史將要拐大彎。如果讓他們繼續順利推進，實現其戰略目標只需要20年時間。

　　美國和全球的生物技術精英集團能夠這么執著、這么長期堅持不懈地從事一項如此邪惡的事業，讓我們全面地理解它，也很困難;就像打破文化隔膜需要思想革命一樣，理解用生物技術打生物戰爭的邪惡，也許需要的是一場更加深刻的思想革命。

　　利益集團精英與占人口大多數的人民大眾，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都是敵對的。為此他們不惜在最危險的地方，例如全球的生態平衡這一點上，也搞了“無所不用其極”。他們的那個轉基因科學理性，是“有控制地利用其害”、同時打壓和禁止采用完全無害的可行方案，即天然、有機的合理農業;因為時間未到、后果還沒有全部顯現而否認轉基因生物釋放的最終后果。轉基因的科學界本身就是人類的大害，站在全人類長遠利益的立場上看，這種轉基因的“科學理性”本身是十足的邪惡。

　　簡單概括：精英利益集團本質上是與人民敵對的，轉基因技術為虎作倀。我們反對轉基因農業轉基因食品，必須砍倒一棵根深蒂固的、根深葉茂的邪惡之樹。

　　6. 轉基因“綱舉目張”

　　轉基因農業路線在中國成功推進，完美地體現了“舉綱”才能“張目”的道理。兵馬欲動，理念先行。在中外力量的合作下，轉基因技術毫無來由地取代了一切其他農業方略，變成了統帥中國農業的唯一的“綱”，連水利都不需要干了(似乎可以依賴抗旱的轉基因品種搞旱地農業了)。雖然美國是首舉轉基因之“綱”的帶頭羊，但是它手中有20年的秘密研究成果和生物國防部署，有足夠的后備土地資源，可以反向騰挪大轉身，自保安全有所依，中國卻什么都沒有。美國兩次部署生物國防并落實了實施(2002、2011)、2012年做過階段性總結并提出“農業反恐”新目標，美國的轉基因農業開發應用，看來完全是有設計、有領導、有控制的百年大計。中國的情形正相反：完全失控，或者說從來就沒有過任何控制、更沒有戰略思考。

　　1972~1992：是轉基因技術的蟄伏期。1987年，老布什任中情局長時曾“調研”孟山都公司，公開擺出重量級的支持姿態。1991年老布什當選總統，次年就用白宮名義宣布，轉基因農作物同天然農作物“在實質上等同”，無需做額外安全檢測、無需特殊的管理規定，只要開發方提供了安全數據，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和環保署就“同意”它為安全，裝模作樣地走過場【批準】一下。

　　1994年，第一個給人吃的轉基因農作物——西紅柿上市。雖然不滿兩年即因為有安全問題而撤市，但是利益集團永遠用它作轉基因食品商業化的“第一個成功”。

　　1995年 關貿總協定改革成為WTO，其中對轉基因的農作物“新品種”的規定是：WTO成員國不僅必須接受轉基因農作物，還必須用各自國內的法律法規，對美國歐洲4大生物技術公司持有的轉基因農作物的外國專利權加以保護;

　　1996年 孟山都公司持有專利的抗除草劑的轉基因大豆開始商業化生產，

　　2000年，中國“入關”談判，農業條款中首要的一條是;對美國(以及巴西阿根廷等)開放轉基因大豆市場;進口關稅下調，目前僅象征性地征收3%(到2016年估計已是零關稅了)。2001年中國加入WTO，中國大豆首當其沖遭到打擊，從2003年敞開大門(正式大規模進口)，以后就一敗涂地了。美國巴西阿根廷種植轉基因大豆的規模，隨著在中國開拓出來的越來越大的市場而擴大。中國天然大豆產量從最高年2004的1800萬噸， 降低到2012年的1200萬噸，其中有一個不明數量的部分被出口到美歐日。目前全球超過2億噸轉基因大豆總產量中有8200萬噸，都用在中國人的菜盤里和飼養動物的飼料中。2012年1月習近平訪美還沒有回國，美國農業部就發表了“10年預計”：十年后全球9000萬噸轉基因大豆必須由中國人的腸胃接收。

　　通觀轉基因在中國推進的路線圖，若沒有事先高瞻遠矚的設計和精湛的博弈術，用10年打掉中國種植5000年的大豆這種輝煌的成功，如何可能?

　　水稻是美國生物技術戰略的第二個主攻點。2000年有一家美國機構精確估計過：2010年中國主糧水稻將會轉基因、商業化，同時披露，轉基因的黃金水稻在中國武漢附近已經有試種;2008年9月30日美國《科學》雜志主編采訪溫家寶，引導他說出“我力主大力發展生物工程技術”，同年12月24日轉基因水稻安全證書悄悄頒發，次年(2009)9月溫家寶私下會見種業大公司，親口準許轉基因主糧種子可以在市場上出售，不需要等待法定的商業化準許。而直到2012年底，陳錫文還在公開場合說，中國沒有批準主糧轉基因生產，所以市場上不會有轉基因的糧食!

　　轉基因政治正確，需要陳錫文在離任前繼續為溫家寶掩蓋轉基因農作物已全面失控的事實。

　　2012年，中國糧食自給率下降到80~85%。此時此刻，中國農業安全的戰略要地已全面失守。根據主流媒體人民日報登載蓋茨文章所發出的信號，2013年中國農業全面轉基因化已經箭在弦上、彎弓滿月，不能不發了。2013年4月2日，中國最有名的小麥專家李振聲在央視節目中說：小麥育種也進入轉基因時代了;水稻小麥玉米三大主糧作物，至此全部淪陷。

　　在胡溫執政的全部時間內，在農業政策方面毫無建樹，農業安全的所有戰略要地悉數失守。胡溫完美交班了，習李新政受困于前朝的錯誤路徑，不知怎樣才能改轍?

　　中國在轉基因農業的錯誤路線已經走了整整25年，四分之一個世紀。1988年鄧小平在論及“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時候就提出，解決農業問題還是要靠高科技、靠生物技術;1993年李鵬任國務院總理、宋健任科技部部長時，科技部頒發了《基因工程安全管理辦法 (1993年12月24日)》。很顯然，這是一個受了誤導(不排除有意的戰略誤導)而做出的決定。

　　“綱”一錯，“目”全錯，中國農業技術路線自此全盤皆錯。失之毫厘謬以千里，此后歷屆政府的所作所為，不外是一再地掩蓋錯誤，致使錯上加錯，越錯越遠。

　　20年時間過去，同轉基因利益有關的國內利益集團和精英幫，從政治、商業、研發、新聞媒體各領域里迅速滋生出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休戚相關，所以他們緊密抱團、內外勾結。他們的名利，全來自開發轉基因品種獲得的專利利益;這是極品的公器私用——即使這個世界上沒有共濟會，他們也能把自己搞成共濟會。

　　在政治上，先有朱镕基以放棄農業和大豆為籌碼加入WTO的交易，后有鄧楠、溫家寶、回良玉、李克強等一貫不問青紅皂白的支持。美國方面，從小布什、克林頓到奧巴馬數任總統，個個都親自上陣向中國推銷轉基因大豆;中國這邊，數任農業部、衛生部、科技部的正副部長，都拴在轉基因“政治正確”一條綱上。在科學界和技術界，院士、教授，全國每一所綜合大學里的新老生命科學院，傳媒如新華社系統的所有媒體、國內幾乎所有主流媒體，都在為轉基因農產品的掩蓋不住的毒性搞“維修”。在經濟上，中國種業界中全部企業和整個推銷網絡、與轉基因品種配套使用的農藥利益集團，都深陷在轉基因利益中——轉基因種子價格可10倍于普通品種。

　　利益相關方一拉手，鐵壁合圍，滴水不漏。

　　綱不舉，目不張。轉基因農產品是否有危害，最簡單的求解方案，就是做公開的動物實驗，讓事實說話。最出人意料的怪象是：最簡單最合理的方案無人采納，最通情達理的要求無人理睬，轉基因危害已經四處冒煙，主糧轉基因還在大干快上，錯誤無法制止——在正確路線的“綱”尚未舉起之前，正確的“目”肯定是不會張的。

　　在戰略上犯的錯誤，決不能期望通過戰術調整來糾正;轉基因的殺傷力，絕不可能用監管來約束。中國農業已經很危險;除非立即改轍易道，否則一定徹底沉淪。

　　7. 中國生物國防動員

　　中國需要立即進行生物國防動員。必須由最高決策者下決心、做決定。

　　糾正農業路線的轉基因錯誤，相當于生物戰爭中的反擊。

　　美國的生物國防立法和行動部署都值得學習，我方甚至可直接借用和仿照對手所用的方法。

　　中國已經毫無懸念地成為轉基因垃圾產品的全球下水道。如果中國能拒絕接受轉基因農產品，將對國際轉基因利益集團直接構成致命打擊。

　　我們的對手是四大生物技術公司。孟山都公司和杜邦公司以雜交玉米品種為名行騙，把轉基因玉米種質非法送入中國，它們違反了一系列公認的法規包括美國的法規;胡溫政府不敢處理，而習李新政則無法繞過，必須追責和索賠;可設想作為生物戰爭的反擊行動。中國受轉基因之害在先，又被共濟會的比爾.蓋茨借道，向非洲推廣轉基因超級綠色水稻;此計極毒，一箭雙雕;中國如不能破解此圈套，10年之內必遭非洲國家追責索賠，因為中國是卡塔赫納國際公約的簽約國。屆時中非戰略關系將不攻自破。欺騙非洲國家輸送基因農作物之事，中國決不可做!轉基因的雜交谷子張雜谷已經在非洲大面積推廣，推手是FAO和中國自己。中國必須立即設計善后之計。

　　生物國防動員的具體設計，不屬于本文范圍(先于本文早已經寫過了)。

　　中國必須絕地反擊，打贏這場轉基因生物戰爭。

　　相關閱讀：綠色革命和轉基因種子的另一面

　　“大隱隱于市”。各種轉基因種子和斷子絕孫的轉基因種子，還將被不斷地“創造”出來，轉基因的食物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大國霸權博弈的故事，還會在我們的面前無休止地演繹下去。我們預計，“高科技”的食品安全事故會不斷地發生，在未來的饑荒中，也會像現在和以往一樣，發生我們熟知的“人道主義災難”。生活和歷史還將如此一點一點地繼續展開，地球上所有的人都已經深陷在這場大戲之中，無人能夠逃脫了。扮演“饑荒”救助者的那些農業跨國公司，在同普茲泰博士這樣的小人物過招的時候，無疑還會一次一次取勝。但是如果要我們相信，我們的命運就得在那些生物巨頭手里捏著，大家一定還是會心有不甘的。

　　首發：2009-08-14 01:12:52

　　綠色革命和轉基因種子的另一面，作者：顧秀林

　　《糧食危機：運用糧食武器獲取世界霸權》，(美)威廉·恩道爾著，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年9月，39.00元

　　這本書的書名如果直譯，是《毀滅(世界)的種子》(Seeds of Destruction)。作者指的是轉基因種子中最高級的那種：只能種一次、不能傳宗接代的種子，真正的毀滅和名副其實的“終結者”(terminator)。它是頂級生物工程技術的尖端成果。恩道爾講了一個長長的、驚心動魄的故事。一個關系到地球上所有人的將來的故事，像天方夜譚那樣令人難以置信，但故事是真的!

　　故事的主線，圍繞一個巨型拼圖游戲中的最后四片展開。這個游戲，在全球化大博弈中，是美國的三把殺手锏之一：糧食戰略(另外兩把是石油和貨幣)。拼圖游戲中的每一片都不相同，而只有把最后關鍵的四片聯系起來，我們才不會被誤導。

　　第一片：洛克菲勒基金會和基辛格

　　洛克菲勒基金會成立于1913年。洛克菲勒家族和其控制下的財團富有的程度以及對美國政治的影響力，是普通人很難想象出來的。我們需要知道，從1952年到1979年之間，每一個擔任美國國務卿的人，都在洛克菲勒基金會的領導層工作過(《糧食危機：運用糧食武器獲取世界霸權》P79，下引該書只注頁碼)。

　　洛克菲勒家族和美國的權勢集團到底要干什么呢?權勢者就是要控制別人的：他們要控制美國，還要控制全世界。他們總結出這樣一個歷史教訓：在20世紀，還用英國式的殖民地控制世界將是無效的，掌握全球市場才是好的方式。要實現控制，首先要有一個戰略、需要一小撮政治精英，還需要一個處處都被“打通”的可以被“調控”的世界市場――特別是糧食、石油這樣的市場。

　　恩道爾說，基辛格“是洛克菲勒家族一手培養起來的”。基辛格在哈佛大學教書時，就擔任過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特別研究計劃主任、國際問題中心成員。基辛格做過許多我們熟知的事情，但他最不為人知的、可能也是對美國最大的貢獻，是起草和制定一項長期國際戰略：《國家安全研究備忘錄第200號》。這份約翰·D.洛克菲勒三世授意、尼克松交代，由基辛格起草的正式代號為“NSSM200”的文件，1989年解密，現在可以從網上直接找到。(http://www.population-security.org/28-APP2.html)基辛格說，“總統指示進行一項關于世界人口增長對美國國家安全和海外利益產生的影響的研究。……這項研究應該關注人口增長對國際政治和經濟的影響，而不是關注生態、社會或其他方面。”

　　世界人口數量，與美國的國家安全兩者之間，有什么直接關系呢?他們為何要想辦法來減少世界總人口?如果不被文件中的官方言辭蒙蔽，我們只能把它理解為“控制”。換句話說就是，“最不發達國家”中如果因為饑荒而發生動蕩，會同美國控制世界這個戰略發生“戰略性”關系。問題還遠不止于此。這個戰略思考的真正焦點是資源：在最不發達國家中有美國需要的資源(阿根廷、巴西等)，如果這些國家人口太多或者增長太快，消耗了這些有用的資源，美國的戰略問題就發生了。

　　恩道爾認為，《國家安全研究備忘錄第200號》首次把發展中國家人口控制列為美國政府的明確的(或秘密的)戰略性國家安全要點，它將人口控制與獲得戰略性礦產資源聯系在一起，表明美國某些最富有的家族和最有影響力的集團達成了一個重要的新的共識。我認為，更確切地說，是美國形成了一個新的自我認同：自己把自己認同為帝國主義了。人口和糧食直接相關。所以，減少全球人口和控制糧食，在基辛格領導下，便成了美國的戰略性政策，同石油和核武器同等重要，是美國應對全球“戰略威脅”、不斷從發展中國家獲取廉價原材料的“解決方案”(P58)!恩道爾認為，在各種官方語言的背后，洛克菲勒三世和基辛格想說的，其實就是“如果這些劣等人種妨礙我們獲得充裕的廉價原材料，我們必須想辦法除掉他們”(P65)。為了達到控制全球這個長遠目標，在戰略研究方面，美國人做了非常超前的工作，早在1930-1940年代，就完成了指導長期政策(直到現在和相當長遠的將來)的戰略研究。

　　這些聽起來好像有點匪夷所思。我從網上查找了恩道爾書中引證過的所有主要文獻和信息，每一個引證都可以找到明確無疑的出處。它可能有點出人意料，特別是對基辛格抱有極大好感的中國人民很難想像和接受這個事實和判斷。

　　回到糧食上來：供給如果發生問題――短缺，最常見的就是歉收、饑荒、動蕩。怎么辦?至少對于執行控制戰略的一方來說，這是“打通”市場的天賜良機。

　　第二片：全球化的糧食市場

　　糧食本來是人類最傳統最基本的產品，生產方式和銷售一直都是最最分散的。把這樣一個高度分散的行業轉變成今天高度全球化和一體化的體系，是從哪里開的頭?這個過程又是如何完成的呢?

　　美國在一次世界大戰之后，有了幾大糧食巨頭，如嘉吉、ADM、邦基、大陸谷物。它們需要走出美國，需要市場、需要機遇。1972年，前蘇聯的烏克蘭遭遇了罕見的旱災加高溫，農業減產13%，緊急需要進口大量糧食。“基辛格糧食外交”1973年精彩上演：在他的安排下，前蘇聯完成了空前規模的3000萬噸糧食采購，幾乎掃空了全球的(主要是美國的)庫存;連買糧食的錢都是基辛格幫忙找來的：美方提供了美國進出口銀行的貸款，甚至還加了補貼。

　　補貼戰略對手買自己的糧食!在基辛格手里，做買賣不是玩虧本的。糧價瘋漲，有文字記錄說漲到了三倍(以上)。不過美國農民并沒有得利，四大糧商大賺大贏，從此愈加茁壯成長。但這一切都只不過是一碟不值一提的“小菜”!“基辛格糧食外交”的真正成果，是“全球性糧食市場”有史以來第一次成形(P50)。我們看到，從那以后全球任何地方再發生糧食短缺危機，都是美國和全球糧食巨頭賺大錢的良機。在它們按照市場價格出售糧食、做解人危難的善事的同時，全球的糧食市場被一步一步“打通”。(委內瑞拉總統2009年3月2日宣布，對全國大米加工廠實行軍管以控制飛漲的糧價和維護國家的安定――嘉吉是那里的老大。我國網民有不少人寫帖子罵這位總統，到現在還沒搞懂市場是最有效的――假如你有錢)。

　　糧食如果不發生短缺，這個全球糧食市場干什么去呢?糧食巨頭只要一年沒賺到大錢，就會大喊大叫虧損的(也會影響到GDP)。這個時候就需要綠色革命的種子和農業化學投入品(再往后就需要轉基因了)。于是，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本土農業--食品生產體系，延續千年養育了自己的人口，只是產量不太高，剩余不太多，忽然之間就變成了美國糧食巨頭的對手(看看可憐的阿根廷和巴西);傳統農業和施用有機肥這種最符合生態要求的天然生產方式，馬上就成了現代農業化學技術(化肥農藥)的敵人，它要被扣上“落后”和“無效”這樣的惡名(中國小規模農業)而且注定要消亡;今天大家似乎都不再思考了，反正已經沒選擇了――全球農業早晚都要追隨著美國的模式去實現“專業化”、“現代化”和市場化。而且一定要讓糧食發生短缺(哪怕是局部的、短時間的，甚至是虛假的)，短缺了才需要一個全球“高效率的”市場!

　　第三片：綠色革命和“轉基因”技術

　　為什么需要綠色革命?因為人口增長太快，增長速度趕不上趟的食品生產必須加速。

　　但是，恩道爾明白無誤地說，“人口爆炸”這個說法和聳人聽聞的“糧食危機”之說，都是基辛格之流制造的謊言，服務于他們打通全球糧食市場的需要，也是實現他們精心設計的美國戰略的需要。對于這個觀點，我自己還需要先好好思考一下：如果不控制出生率，人地之間的矛盾必定會加劇并發生洛克菲勒和基辛格所說的那種危機。至少在中國，這是大家都看得見的一種可能的前景。

　　問題在于：綠色革命真的是救世良方嗎?綠色革命起于高產良種。洛克菲勒基金會選了兩個地方進行良種的培育和商業開發，一個在墨西哥，是玉米小麥改良中心(CIMMYT)，一個在菲律賓，國際水稻研究所(IRRI)。這兩個機構，我在北大荒的國營農場生產連隊當“種子員”的時候(1976-1978年)，一直都在仰望它們。那時我不知道它們倆都是洛克菲勒基金會的“產品”;就是知道了，也仍然會仰望。培育一個農作物真正的優良品種，常常需要多達十幾年的時間，別的不算，僅此一項就令人望而止步。

　　高產種子高產嗎?是的，當然也有減產的。但高產必須多施用很多肥料--主要是化肥，需要多澆水。化肥是需要買的。買不起，農民可以貸款。錢從哪里來?有大大小小的美國農工商公司和銀行啊!

　　那么，綠色革命40多年了吧，解決了饑荒問題嗎?

　　說到這里，讓我們換換思路：在基辛格和洛克菲勒們看來，發展中國家的農業“問題”，是沒有專業化(不要種糧食了――種點具有比較優勢的經濟作物然后換糧食)和現代化(不用機械化肥農藥)，更是沒有給美國綜合農業企業進入其市場足夠的空間和機會(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派的眼里，打通市場是天經地義的)。良種真的很好，但掩蓋在良種和化肥農藥這些問題下面的，是保持自主性和反抗“支配”這樣的一個長期博弈，是資本驅動的市場在擴張，它們藏在NSSM200的背后。看看恩道爾的義憤填膺，我相信他比我們多看了兩步棋。

　　接著是轉基因。干這行當，花的錢是天文數字：1932年到1957年，洛克菲勒基金會掏過9千萬美元放在高級生物學的研究中;1985年以來，洛克菲勒基金會直接拿出來1億美元，間接的好幾個億，投入基因研究;1984年他們就想好了，從水稻下手，因為這是20多億亞洲人民的主食，而美國總是感覺和亞洲人民之間有一個“尤其顯著的”距離(喬治.肯南，美國國務院高級計劃官員，1948年)。

　　掌握了轉基因技術就可以掌握對很多東西的控制權，尤其是糧食和人。恩道爾引述了一位女士的話，“糧食就是權力!我們用糧食來改變人們的行為。有些人可能會把這些稱作賄賂。但是我們并不想為此進行辯解。”她就是凱瑟琳.貝爾蒂妮，聯合國糧食計劃署前執行干事。要知道，她當過前紐約州州長納爾遜.洛克菲勒的機要秘書。

　　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轉基因大戰在洛克菲勒基金會的“糧草”支持下，以美國為主場，以四大生物技術巨頭為主力軍團，轟轟烈烈地擺開陣容。這四大軍團是孟山都(總部位于密蘇里圣路易斯，全球最大的轉基因種子和除草劑供應商，1901年創立)、杜邦公司下屬的先鋒公司(成立于1930年，擁有全世界最大的受到專利精心保護的種子庫(大部分是坑蒙拐騙弄來的)，向70多個國家提供先進植物基因產品｝、陶氏益農(位于印第安納州，世界第二大化學公司;種子與農用化學綜合企業，與66個國家有業務)、先正達{總部位于瑞士巴賽爾，是全球第三大種子生產商、第二大農用化學品生產商｝。經過他們極大的努力，到2004年，全世界種植的大豆就有56%是“基因工程改良過了的”，玉米有14%，棉花28%，油菜籽19%(Clive James, “Global Status of Commercialized Biotech/GM crops, 2004, ISAAA,No. 32, 2004)，而且還在以非常快的速度增長。

　　美國的轉基因公司把這些“高科技產品”喂給自己國家的人民和拉丁美洲人民(還有家畜)吃了，還逼著歐洲人吃，也逼著我們吃。美歐之間在轉基因食品上爭斗多年，最近在經濟危機的壓力下，法德等主要“叫陣”的國家正在做出讓步。有一些國家還是制定了禁止轉基因生物進入人類食物鏈的法律。但按照美國農業綜合公司的愿望制定出來的WTO“實施動植物衛生檢疫措施協議”，這些法律就叫“不公平貿易做法”;在食品包裝上標注轉基因成分的法律，就被他們稱為“貿易的技術壁壘”。

　　面對轉基因這個剛剛從潘多拉的盒子放出來的未知物，人類生存的理性和良知把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和民族(空前的191個)團結在一起，從1992年開始，共同起草《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經過7年的談判才達到能夠簽署的水平。美國竟然是五個不參加、不簽約的一個!(另外四個是失控了的索馬里、沒有 “人口”的梵蒂岡、伊拉克和安道爾)。

　　無論如何，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世界上大量的人現在已經每天都在吃被轉換過基因的東西了(例如所有的大豆油)。吃這些未知物，是否有害于人類?這是關乎子孫萬代和生態環境的大事啊!只有真正的科學試驗才能回答。于是就有了下面這個不太為我們所知的故事。

　　第四片：BBC的電視節目

　　英國阿伯丁，一個由政府資助的實驗室，羅威特研究所。一位68歲的嚴肅的生物科學家――阿帕特.普茲泰博士，一項為期三年(1995-1997)的綜合性研究項目，預算150萬美元。委托方是蘇格蘭農業環境和漁業辦公室，題目是轉基因食物在動物身上可能產生的長期作用，試驗對象是小白鼠，用料是轉基因馬鈴薯，喂養的時間長度是110天，預期是小白鼠吃了轉基因沒事。結果呢?這些小白鼠不幸沒有長好：體型體重小，心臟肝臟小，腦子也小，免疫系統脆弱。腦子小這一點可太嚇人了，普茲泰博士在電視節目里都沒敢提這一點，只是說了前兩項和免疫系統的事，還說了自己在沒有弄明白以前決不會吃轉基因。電視節目播出時間250秒鐘，1998年5月17日。

　　這樣就惹下大禍了。次日英國皇家學會和英國下議院對這項研究成果發表譴責，但拒不透露審查者的名字。有300年歷史的羅威特研究所前后發表自相矛盾的新聞，譴責自己的工作人員;所長的態度發生180度大轉彎;再過一天之后，為這個機構工作了13年的普茲泰博士被解雇，他還被禁止發表一切有關轉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研究(紀錄被沒收)，以他自己的養老金作抵押。

　　普茲泰捧著自己“破碎的心”(經歷了無數次心臟病發作)，花了好幾年時間理清了其中的線索：是孟山都當天就找了克林頓，總統先生馬上打電話給英國首相，然后布萊爾兩次打電話向這家研究所施壓，全部過程只用了48小時。

　　在公認的民主和科學的領軍王國――美國和英國，真會發生這種事情嗎?本應該是自由的英國科學界, 竟然會可恥到卑躬屈膝(這是第一次還是最后一次)?這個故事今天還在網絡上，任何人都能輕易搜到。我們要感謝網絡和仗義執言的英國“每日郵報”(Daily Mail，2003年)。

　　現在調查做完了，真相也大白了，可是我們還能怎樣呢?遇到真正的科學挑戰和質疑的轉基因作物，仍然在大張旗鼓地推進中;推介轉基因食品“安全無害”的鼓噪更甚于以往，大眾的聽覺疲勞似乎已經勝過了對科學的好奇甚至對自身安全的擔憂，而且還有一個“從眾”的習慣在幫忙：大家不是都在吃嗎，也許沒事的。

　　“大隱隱于市”。轉基因種子和斷子絕孫的種子，還會被不斷地“創造”出來，轉基因的糧食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大國霸權的故事，還會在我們的面前無休止地演繹下去。我們預計，將來會有不斷的“高科技”的食品安全事故發生，在未來的饑荒中，也會像現在一樣發生“人道主義災難”。生活和歷史還將如此一點一點地繼續展開，地球上所有的人都深陷在這場大戲之中，無人能夠逃脫。扮演“饑荒”救助者的那些農業跨國公司，在同普茲泰博士這樣的小人物過招的時候，無疑還會一次一次取勝。但是如果要我們相信，我們的命運就得在那些生物巨頭手里捏著，大家一定還是會心有不甘的。

　　讓我們深深地感謝威廉·恩道爾，他在一本書里給了我們那么多、那么大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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