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探討土地問題的時候，不能簡單地從經濟視角，僅僅考慮土地作為一個生產要素的收益最大化。在中國每天自然村落減少約80個的激進的現代化大潮中，各位搞建筑的哪怕能保住一個村落也是為歷史做出了貢獻。

　　美國學者柯布?道格拉斯是最早提出生態社會的老前輩。他多次對我說："世界的希望在中國，因為中國在工業化的同時還保留了鄉村"。保住與自然物種多樣性直接結合因而內生具有社會經濟多樣化的村莊，中國復興生態文明對于世界而言才算有希望。

　　一、中國土地制度變遷的客觀過程

　　討論土地問題，首先要努力地做到"去意識形態化"。農村研究之外的理論界大都缺乏實地調查研究，往往關注的是土地的所謂公有制和私有制問題，目的是要證明西方舶來的主流意識形態給定的概念，但那是講不清楚中國土地問題的。

　　因為農村土地制度如果按官方意識形態就是半公有制的集體所有制。但按照農村土地承包法的法律規定，集體所有制一般是以自然村社為界的原生產小隊作為所有制單位，而在自然村社內部，土地和其他不可移動的自然資源在歷史上早就成為村社成員共有和共享的資產。任何村社地緣關系外部的主體哪怕是政府，要想占有村社土地，不通過交易也不可能直接占有。因此，村社地權與城市私有產權同樣是"風吹得進、雨打得進、皇帝腳踏不進"。把村社為載體的集體所有制歸結為公有制，確實是符合改革之前的意識形態。不過，即使改革之前最多也就是一種向公有制過過渡的所有制形態，改革后反而有理論界硬把這種村社所有制直接歸類為公有制。

　　家庭承包制之后，村社所有制其實是村社范圍內所有成員共有、對內共享的產權。由此看，當代的農村集體所有制應叫做村社為載體的"成員權"的集合。

　　歷史上的成員權共有制就長期存在。如今看也比較中性，不必一定按照西方意識形態明確定為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

　　需知：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無論主張資本主義的國民黨還是把社會主義作為目標的共產黨，都要為了耕者有其田的傳統理念打土地革命戰爭。而1950年完成平均分地之后，也就是第三次土地革命戰爭的果實變成了所有農民共享之后，任何一個領袖上臺都要再次做"耕者有其田"的政治承諾!根據官方主流認可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一切的所有權關系或產權制度，最終表現的就是收益分配。那么，2006年完成農業免稅和2008年完成山林山地分到戶之后，農村土地和山林等資源性資產的收益幾乎全部由農民直接占有。使中國農村變成小有產者為主體的社會。

　　如果官方不去大力推進少數人大規模占有資源性資產的所謂改革，農村本來不會大亂。

　　中國幾千年的農業社會基礎上形成的國家政權歷來強調對小農經濟的保護，內在體現的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國家理性。皇帝和朝廷最怕的就是豪強大戶占田地導致小農破產，流民四起，隨后天下大亂。因此，歷朝歷代也都強調耕者有其田來確保國家穩定，這是朝廷和農民的共同要求。多數朝代立朝之初，都要通過均田免賦，對農業社會土地財產及其收益做重新分配，就會帶來一段相對穩定的朝代周期。

　　對比中國的現代國家制度安排，1950年、1980年兩次官方推動全面"均田";但，2006年才算完成"免賦"。這是土地制度上的"毛規鄧隨+ 胡免賦"，用了50多年才完成一次歷朝歷代都要做的"均田免賦"。借助這個過程本應形成穩態社會結構，但，實際上我們已經處于非農業社會，國家90%以上的收益來源于工業和城市，因此，隨著資本過剩壓力下城市利益集團推動，很容易導致土地向少數人集中的、滿足資本利益的、不再強調公平的所謂改革要求!其實，如果實現了土地及自然資源的規模化集中、資本化開發，所產生的收益也往往為少數人獲得。

　　若這個搞法也算深化改革，那也就徹底背離了美國亨利喬治、中國歷代政治家，及近代孫中山、毛、鄧等關于"總地租"的主張，和由此天下"免賦"致國家穩定的理想。這個關于總地租的理論創新不僅提出，并且也在實踐中得到驗證了。

　　二、毛澤東在土地問題上的四次變化及派生的國家制度

　　看中國20世紀的土地制度演變過程，就要把土地從與資源環境人文社會"脫嵌"出去才能成立的西方思想的"生產要素"概念，再重新"回嵌"到整個生態和社會有機結合的發展過程來看。

　　我認為，毛澤東一生都在不同條件下做土地革命和改良的實驗。歸納起來，他的土地政策經歷四次改良與激進之間的變化。

　　第一次是改良變激進。20年代發起湘南暴動之前，他是改良派，曾經是參加鄉村建設的青年志愿者。之后，毛澤東發動湖南農民運動搞"打土豪分田地"，變成了激進的土地革命實踐者。毛澤東認為農民革命是痞子運動，從而和白區的知識分子黨中央形成了巨大差異。同時代的梁漱溟等人試圖開展鄉村建設運動時，就面臨著"農民運動，農民不動"的教訓。同理，1947年國共開戰，土地革命同步地從老解放區開始向新解放地區推進，工作隊南下到淮河流域新區，發現人多地少，土地沒有高度集中，村內沒有多少富農，幾乎沒有地主。時任中央農工部部長的鄧子恢建議土改暫停2年，得先發動農村貧困戶組織起來才能再搞土改，毛澤東否定了這個建議。因為戰爭需要靠土改來支撐，所謂土地革命戰爭就是要清楚地告訴對方士兵投靠過來分田地。隨著國民政府1947年嚴重的通貨膨脹到1948年金融改革與政治反腐的失敗引發的金融和財政體系的崩潰，國民黨政府和現代化軍隊缺少現代經濟支撐，而毛澤東則靠那些分了地不要現代化財政金融維持的傳統農民打下了天下。所謂農村包圍城市，傳統農業社會的農民軍打垮了現代城市社會的國民黨現代化裝備的軍隊。

　　第二次是從激進的土改轉向改良，是因為朱德和毛澤東到江西井岡山要立足于此。八百里井岡，五萬人貧困，幾乎沒有地主，紅軍的糧食要靠為數不多的有剩余的富農，所以至少在井岡山內部不再搞打土豪分田地了。這時，毛澤東自稱"紅色割據"。他也因此被白區知識分子黨中央叫做右傾機會主義，等知識分子黨中央在白區失敗了跑到蘇區，就對毛澤東強烈批判差點殺掉。他們搞的現代化的蘇維埃政治經濟體系，徹底摧毀了貧困山區幾乎沒有剩余的農業社會的經濟基礎。那怎么辦?就又通過"擴紅"去打外線，把周圍土豪小割據消滅了分浮財。毛澤東說井岡山是紅色割據，周圍是小軍閥割據，要去打就只會兩敗俱傷。前三次反圍剿中央軍來了還有人通風報信，紅軍還能借道打游擊;知識分子黨中央搞擴紅去打外線，打掉了土豪割據的外線屏障后，中央軍得以長驅直入。知識分子黨中央的的做法本質上是直接導致第四、第五次圍剿失敗的最危險的激進自毀政治。

　　后來紅軍從井岡山一路轉移到陜北，一樣是貧瘠山區，所以改成根據地的"三三制"政權建設。搞減租減息，但不打地主富農，延安政權所依托的傳統的鄉土社會就被改良穩住了。延安后來的問題是因為大批追求自由民主的小知識分子投奔延安，但不會勞動，養不活自己。與延安整風同期發生的，實際上就是在沒有現代財政補給下的自力更生的大生產運動。減租減息和大生產運動都是一種社會經濟領域的改良。和同一時代下的鄉村建設派的晏陽初在重慶"華西實驗區"實現的"三七五減租"和搞合作社建設的改良差不多。可見，當時是國共兩黨在各自不同統治地區做的內容相似的改良嘗試。

　　第三次是解放戰爭時期，敵眾我寡壓力下毛澤東必須再次發動農民革命"無償"占有土地才能支撐戰爭，這才從改良又變成了激進，這就是第三次土地革命戰爭。

　　意料之外的制度收益是改出民國大危機。因為，只要實現了"耕者有其田"也就意味著中國社會88%的人回歸了傳統農業社會，和國家追求的高成本現代化切割干凈，即刻緩解了民國追求現代經濟對內剝奪代價巨大轉化的全面危機。共產黨建立政權時，接手了的爛攤子是民國自1937年以來的13年高通脹，但是通過88%農民回歸傳統小農社會的自給自足，國家財政只要負擔12%的城里人即可。

　　于是，1950年代初期官方農村政策回歸改良，只搞掃盲、技術、良種，提倡"插犋換工"互助組。

　　第四次是國家資本主義工業化需要從農民提取剩余完成原始積累，于是又從改良變激進。毛澤東在1950年代中后期為了城市需求親自發動合作化，為了工業化需求1956年搞高級社1958年升級人民公社集體化，主要是以鄉為單位才能集中上萬畝土地，才能滿足城市產業資本的農業機械等工業品下鄉的需要!這個集體化時期農民窮，也是農村向城市做了大量貢獻派生的結果，是國家資本主義工業化的代價轉移給鄉村承載。大約20年完成了內向型的國家工業化資本原始積累--全國都在貧困條件下艱苦奮斗，沒有像西方那樣通過向外殖民擴張獲取外部資源和奴隸勞動剩余來完成資本原始積累。

　　這就是中國特色自主工業化的創舉，也是今天要強調的道路自信的由來。

　　民國又是如何垮掉的?民國追求現代化與當代同樣，都是工業化城市化拉動經濟高增長，其黃金十年的年平均增長率是8.4%，也和當代差不多;結果就是土地向少數集中，財富向少數集中。大量農民失地，釀成了農民革命。再加上長期內外戰爭軍費開支巨大，最后導致現代財政破產金融崩潰，國家無法維持。

　　我們現在還可以看到解放區時代各種"翻身農民"接受的共產黨地方政權和軍隊留下的"白條"，欠了多少米，多少鞋子，這個交換沒有經過現代市場和財政二次分配，留給農民的是預期制度收益，是等革命勝利了大家過好日子，當初農民參加革命得到的承諾就是中國最主要的財產土地資源的平均分配。這意味著革命黨對所有底層群眾做出的政治承諾是當代國家承擔的一種"無限責任"。中國通過土地革命戰爭這種強制性制度變遷所建立起來的，是對人民承擔無限責任的上層建筑;按照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理論，這種中央政府靠的只能是承擔無限責任的全民所有制企業為主體的經濟基礎。

　　這就和西方有限責任政府依靠有限責任公司的體制完全不同。

　　如果當代改革追求西方有限責任體制，那也許短期會有所謂的效率，但內在的問題是：到底是否應該在國家尚未兌現承諾過的責任的時候就放棄承諾?

　　中國建國之初，第一步就是向參與革命的農民階級兌現了"耕者有其田"的政治承諾，使農民都變成小土地所有者，于是中國就成為了世界最大的"小資國"，毛澤東曾經描述自己是"在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里游泳";半個世紀之后中國小資基礎上生長出占人口約30%的世界最大規模的中產階級。這時，如同早年曾經對下層作出預期制度收益的承諾那樣，執政黨也要對中產階級通過作出預期收益的承諾而分享其現實財富!吊詭的是，官方還沒有來得及認識到因放棄承諾派生"維穩"困境是此類改革的制度代價，中產階級就已經"不自覺"地接受下層既往教訓、開始了雖然無序但卻無處不在的反抗……

　　三、國家安全責任也是國家信用責任

　　無論財經官僚們怎樣推動未來從無限責任制向有限責任制過渡、做所謂減少直至放棄責任的改革，中央政府都必須對國家安全承擔無限責任。那么，也由此派生了國家政治創造信用派生的宏觀調控和對外經濟戰略上的無限責任。貨幣就是國家政治信用向國家貨幣信用體系賦權的一個產物，人民幣上印著開國元勛毛澤東就是一種國家政治信用向貨幣賦權的象征。

　　回溯當代金融信用體系，從20世紀初世界進入金本位;到1944年的布雷登森林體系進入了"美金"制;到1971年該體系解體。美元則不再是美金，但仍然是全球儲備貨幣，其所依靠的就是美國同時可以打兩大洋戰爭的國家政治軍事實力。世界各國承認的美國擔任全球央行的金融全球化制度，就是美國軍事政治強權派生全球金融信用，普世價值的本質就是美元濫發、但靠軟實力維持其全球普遍適用。

　　中國搞上層建筑"去國家化"，照搬的社會科學"去中國化";理論界"邯鄲學步大賽"方興未艾之際，突然遭遇周邊危機不斷，才在領導班子換屆之際發現做不成"美中夫妻夢"是人民幣"不守婦道"挑戰金融資本時代的美元霸權地位的結果。只好再去鄭重地宣稱中國愿意跟從和維護美國秩序、不可能挑戰美國制度權和話語權!

　　華爾街金融海嘯標志著金融全球化風險集中爆發。同期，中、日、韓三國和中國臺灣想建立東北亞自由貿易區，其中一個核心內容是各經濟體的貿易用本幣結算和開展貨幣互換，這個貿易量最大的地區少用甚或棄用美元，意味著西太平洋地區的"美元湖(west pecific dollar lake)就散開了，因此美國高調重返亞太，巧實力操控南海、東海爭端，同時推出TPPA和接著推出TPPI，建構美元一家獨大的金融資本自由進出體制。若這樣做，就要求戰略伙伴必須簽署"去金融邊疆"的協議，才納入"超WTO"的新體系成員。

　　金融危機發生以來，中國似乎是唯一扛得住的國家，原因就是中央銀行按有調控兌換率收購所有海外投入中國的資金，一方面通過"兌換貨幣游戲(paper game)"加快本國經濟貨幣化，中央政府憑借政治信用制造貨幣信用，低成本地不斷擴大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另一方面政府信用派生的紙幣信用不斷地增印出來、也稀釋了被利益集團以改革名義占有的資本化收益，于是，很多既得利益者就千方百計"去國"，引發大量貪腐和資本外逃……

　　此外，由于中央政府對國家安全承擔了最終的無限責任，就不能放棄對這個"紙信用"的無限責任。所以，五大國有銀行的70%資本金是國家的，中央政府作為主要投資人就決定了國家的金融治理結構，決定了國有銀行代表中央政府承擔無限責任的政治使命。

　　四、東亞原住民社會土地制度與西方殖民化社會的比較

　　所謂的東亞模式，不論意識形態和政治主張，在土地制度上高度一致：中、日、韓、朝、中國臺灣，包括越南，都是"耕者有其田"、土地均分的基本財產制度，體現的都是中國儒家思想的政策體系。日本比我們更保守，長期以來日本所謂土地的私有化設定比中國還嚴格的限制，只允許農民作為合作社社員占有，嚴禁外部企業進入農村下鄉占土。整個農村經濟是一個龐大多元的壟斷性財團體系控制，名義卻叫做"綜合農協"，涵蓋了金融、保險、房地產、超市、餐飲、批發的全部經濟環節。但，98%農民是社員，壟斷收益部分返還農民。

　　日本城市至今也是壟斷性的經濟體制。

　　農村經濟是農林水產省通過配套的中央農林金庫控制農村金融保險、介入各級綜合農協三產服務，再通過收益分配壟斷控制全國農村經濟。城市則是六大綜合財團壟斷性地掌控城市經濟。企事業單位內部通過論資排輩的"年功制"嚴禁員工競爭，這個經濟基礎也影響了上層建筑和國家政治。1990年日本經濟泡沫崩潰后有"失落的20年"，經濟衰退但社會沒有出現嚴重的群體事件。同理，韓國和臺灣的鄉村治理就都是依賴于日本占領時期構建的小農經濟和綜合農協模式維持農村穩定。

　　而中國1980年重新實現了小農經濟，但沒有搞綜合農協，就劣紳當道地痞橫行。

　　整個亞洲社會由于是原住民擁有土地的制度，所以幾乎找不到大農場土地規模化經營的典范。世界上凡是有大農場的國家一般都屬于殖民地，例如美、加、澳，西方人占領殖民地不承認原住民的土地權利，外來農場主獲得土地，最初是建立在鼓勵西方殖民者對印第安人血腥殺戮的"交易"上的。導致這些有大農場的國家往往原住民人口比例很低，美、加、澳的原住民人口都不到3%。中國是100%原住民，情況根本不同，即使推進土地自由經濟形成豪強大戶，對國家穩定也是具有相當大的威脅。

　　東西方的歷史傳統差別很大，中國的農村20年高度集體化制度是工業化資本積累派生的結果，并不是孤立的建立起來。在中國當時條件下，不可能對外殖民和擴張的情況下，工業化原始積累階段的內源型積累只能從三農而來，做出犧牲的就是農民。誠然，中央對此是清楚的。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新農村建設，就是試圖拿工業收益反哺農業。

　　近代中國經歷了四次工業化，清代的洋務運動、民國的"黃金十年"、毛澤東的國家工業化、和鄧小平的內外資本的融合。有人測算建國以來60年農業向工業累計貢獻約17萬多億，現在國家向農村投了8萬多億，至少還要繼續補償性地投那剩下的一半。

　　改革開放以來，每一次領導換屆都會遭遇一次經濟危機。客觀上看，每一屆新的領導集體都要消化上一代領導集體過量投資帶來的通貨膨脹和隨之而來的宏觀調控引起的經濟下滑。可見，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本是客觀規律，只不過與中國10年換屆的政治周期重合了。

　　應對危機的措施都會造成遺留給后任的代價。李鵬政府開始發國債，但規模很小，1998年交班時才發到500億;朱镕基正好趕上1997年東亞金融風暴，1998年大規模發債救市，那一年就是3800億;溫家寶2008年提出的四萬億救市投資只是"朱規溫隨"，但是也積累了產能更大過剩的危機。

　　可以在生產過剩方面做東西方對比。

　　1929-1933年，西方發生了生產過剩的大危機，凡是堅持自由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西方國家全都失敗了，最終羅斯福新政起了力挽狂瀾的作用。但羅斯福自稱為"新國家主義"，讓私營經濟停擺，政府組織大規模基礎建設，解決失業問題。后來在冷戰時期，這個政策被美國右翼反感地稱為"羅斯福共產主義"，但畢竟他是勝利者。二戰前世界上只有三個國家是"國家主義"，另兩個分別是蘇聯斯大林主義和德國納粹希特勒主義，都是用國家替代市場經濟、擴大投資于內陸建設來維持工業生產，最后這三個國家度過了危機。之后，這三個生產過剩的國家主義為主打了世界大戰，美蘇綁在一起打掉了德國。戰后，蘇美向外輸出產業資本，美國是馬歇爾計劃，斯大林則是東歐重建和中國東北工業基地。

　　這就是美蘇兩個地緣政治寡頭控制下的產業資本過剩下的"雙雁陣轉移"。

　　歷史就是這么真實冷峻，沒有溫情脈脈;更由不得邯鄲學步者們巧言令色的矯情。

　　1998年中國遭遇生產過剩，時任國務院發展中心主任的老一輩經濟學家馬洪、時任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的海歸學者林毅夫都提出應對之策。林毅夫直陳中央：只能采用羅斯福新政來應對，朱镕基新政就采取了同羅斯福一樣的方法國家直接進行大規模投資。1999年西部大開發3萬多多億，三分之二是國債，高速鐵路的三縱兩橫也肇始于此。2001年東北振興老工業基地2萬多億。5-6萬億挽救了經濟危機、形成當時七上八下(7%以上，8%以下)的中國經濟"老常態"。2003年溫家寶上臺，"三農問題"成為國家重大戰略。2003年中部崛起投入3萬多億;2005年新農村建設至今投入8萬億;2008年汶川大地震災后重建2萬億多，基本也是西部農村;同年金融海嘯危機4萬億投資;加起來等于3倍于朱镕基政府的投資。

　　這些國家大規模投資化解生產過剩的政策，若從積極角度看，也可以叫做中國的"三大差別"再平衡戰略。前兩屆政府已經緩解了區域差別和城鄉差別，新一屆政治局近期要作為政策重點的是緩解貧富差別。誠然，三大差別既然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結果，不可能靠市場經濟實現再平衡。連經濟結構高度化的美國和香港都在惡化貧富差別，恐怕也只有在類似羅斯福"新國家主義"集中治理下才能緩解。

　　近15年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雖然造成了今天十分嚴重的資本過剩問題和地方政府債務與銀行逾期貸款交織的問題，但能夠用非戰爭方式度過西方需要戰爭才能度過的生產過剩大危機，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沒有軍事強權的國家，也算是不得已的選擇。

　　五、中國今天面臨的危機和戰略選擇

　　從1998年的生產過剩，到2008年的資本過剩，中國面臨生產過剩與資本過剩雙重危機延緩15年后的再爆發的可能;也面臨著救市造成的巨大的債務危機和金融壞賬鏈條斷裂的可能。這些累積的負擔，都集中到了新一屆政府身上。

　　西方金融大鱷多次做空中國，2013年三中全會期間，美國媒體放風要停止"超級量化寬松"政策，直接導致金磚五國垮了四個，現象都是外國資本大量流出、本幣狂跌、股市狂瀉……那時候，只有中國沒事。根本原因就是中國的資本管控，本幣不自由兌換，除了800多億美元少量的外資作為"QFII合格的境外機構投資人"，其他外資無法進入中國的資本市場，只能投資中國實體經濟。當時的印度則直接采用一刀切，扣除36%外幣匯出稅才擋住外國資本流出。俄羅斯去年11月份發生的盧布危機也和美聯儲10月底正式退出QE有直接關系。

　　中國能夠維持競爭力，中國的制造業之所以能夠打敗很多勞動力名義價格比我們低的多的國家，就是因為我們的民營公司不是真正西方意義的股份公司。農民能夠忍受沒有社保，工資拖欠，是因為本質上不是無產階級。家里有地、有房，是小有產家庭派生的、追求短期現金收入以維持家庭簡單再生產的勞動者，因此不能用19世紀歐洲階級政治中所描述的工人階級概念來定義中國農民打工者。這個分析是30年代金陵大學農經系教授寫的。

　　但，隨著我們的城市化政策越來越激進，產業資本集團迫使打工的農民變成了真正的無產者，即馬克思說的掘墓人，但又達不到高度的自覺性，是不利于中國危機的軟著陸的。

　　蘇聯國家解體的同時，國家貨幣信用崩塌，中產階級一夜之間被金融資本洗劫成貧困戶。但當時蘇聯老百姓活得下來是因為有個制度，國企職工工作滿五年后可分得半公頃的園子地，因此，這些郊區土地成為危機爆發時職工生活的最后保障。至今俄羅斯國家經濟的70%靠國家賣資源和賣軍火。

　　中國面對產能過剩導致去工業化，以及資本過剩的雙危機;加上商業過剩，則三重危機。與此同時，類似有限責任公司的地方政府及其惡性競爭帶來的產業過剩危機，導致目前去工業化已從南方珠三角沿海開始向北蔓延，大量企業倒閉破產的風潮從南方逐步波及北方。到長江三角洲基本止步。因為，長三角從資本原始積累時期形成的就是在地化經濟結構，產業資本"有根"，流出有較高成本約束。加上工業結構相對穩定，產業門類完整，是國內其他制造業的設備提供地，有日韓裝備制造業特點。而珠三角外資的85%是港臺的"無根型投資"，只剝奪環境資源租和勞動力租。得到地方政府親海外資本的政策好處，獲得相當于租的收益后，把積累的巨大風險甩給地方，比如把拖欠工資不支付保險的大量失業打工者轉嫁給社會。這就是大部分私人資本的本質，并不承擔真正的有限責任。

　　隨著去工業化過程，會出現大規模的待崗、失業，因此，穩定的農業社會和鄉村治理將扮演重要角色，是承載危機軟著陸的基礎。

　　由于必須應對西方所謂的量化寬松政策所制造的大量流動性，隨著新世紀西方對中國大規模投資，中國不得不對沖增發20多萬億貨幣，造成了實際金融資本相對過剩。也就是說，只不過這個過剩的金融資本，不能直接流向事實上已經全面過剩的中國實體經濟。過剩的資本也在不斷下鄉占地，推動著土地資源資本化，可見，這次強調土地私有化的背后是資本利益集團。

　　中國的三次GDP高增長和三次圈地運動之間存在相關性。第一次80年代，農民自己占自己的地，搞鄉鎮企業，走農村工業化道路，可歸為"以地興企"，算是生產性占地。第二次90年代，危機爆發，中央采取分稅制政策，地方財政從70%多下降為一半，改為"以地生財"，算是預算軟約束下的消費性占地。近年來，第三次，則是中國金融體制改革推進銀行商業化后，地方政府大規模占地向銀行抵押套現70%資金上項目，是典型的"以地套現"。三次圈地過程，都形成了大量的不良資產。

　　當下按PPP方法計算，中國工業GDP已相當于美國之外的其他發達國家工業GDP總和，已成為世界最大的產業資本國家。所謂新型大國關系，就是中美大國關系，就是中國作為產業資本階段第一大國和美國作為金融資本階段的第一大國的關系，而不是排序一二。

　　六、中國的"雙金字塔"結構與城鎮化戰略

　　很多人以為"城鎮化"就是"城市化"，其實二者是不同的。城鎮化是Townization，但往往英文翻譯通用Urbanization，中國特色的城鎮化也就被海內外理解為普世價值的"城市化"了。其實城鎮化內涵和城市化完全不同。胡錦濤說，中國需要城市化，但城市化要依靠城鎮化來實現。

　　中國的城鎮化經驗源于80年代鄉鎮企業崛起，同步帶動農村建制鎮的增長，1978年建制鎮只有1800多個，到1995年建制鎮發展到了10倍多，達到2萬多個。同時，1995年縣以下工業增加值占全國54%，半壁江山。80年代初期的改革促進的農村工業化和城鎮化是完全同步的，不僅沒有后來發生的維穩和剝奪，甚至沒有當今隨處可見的上訪告狀。因此，這是中國農民對改革貢獻的第一筆財富。有關經驗值得認真汲取。

　　2005年9月，中共16屆5中全會向國家"十一五"計劃提出8個重大戰略，第一是新農村建設，其中有一個重要內涵就是縣域經濟，而縣域經濟的兩大支柱就是中小企業發展和城鎮化建設的相結合。這是我國城市化轉為城鎮化發展的標志。

　　城鎮化與中小企業同步，要注意不能輕易消滅鄉村，多保留鄉村就多保留了經濟危機得到社會軟著陸的機會。真正的城鄉一體化，關鍵是要讓農村人口真正享受到公平的財政支付的公共開支，包括教育、文化、醫療和養老，以及基礎設施建設。農民哪怕呆在山溝里，也是全世界少有的不納稅的自由民，還得到多種優惠。例如免費獲得宅基地和其他資源性資產，不繳納物業費、住房公積金、衛生費、路橋費，孩子讀書免費……現在真正的農村戶口可比城市戶口貴多了!不愿意進城也不要強迫。

　　這么多年新農村建設主要投在兩方面：一是農村"五通"，電、水、公路、寬帶和電話，98%基本建設好了，中小企業和產業開發區，也很方便就能去了;二是農村社保，以村為單位躉交到縣級財政專戶的合作醫療保險，一個村只有幾個、幾十個病人，可以享受到的是全村幾千人交的保險，通過縣級財政專戶國家補貼占80%，而且在財政專戶中連續滾動增加大部分。再考慮到農村人享有無償獲得的宅基地，土地是不可再生的資源性資產，則農民的綜合福利水平未必比城市差，這就是新農村建設的客觀成果。

　　中國面對種種危機能夠平穩度過，是因為中國的金字塔型的社會、經濟雙穩態結構。

　　除了居住在條件過差的山區和荒漠，中國的一般社會底層不是赤貧，農村基層人口占全國60%，可以算是小有產者，他們只是現金收入能力差。中層是占人口30%左右的中產階級，目前的社會亂象往往是由于中產階級缺乏自覺，沒能形成有組織的社會表達，以及沒有常態化地與政府治理銜接。而上層，是占人口10%的真正具有政治自覺的國有大資本，即所謂國有大型企業高管層。國有大型企業經濟活動首先必須符合國家安全要求，為貫徹國家戰略投資，這就是無限責任公司的政治化的內涵。

　　中國的國有大資本就是無限責任公司，支撐的是對國家安全承擔無限責任的中央政府。

　　連續多年大規模投資形成的實體資產，構成了中國經濟金字塔的底層，約有400萬億，包括向農村投入公路、鐵路和電網都是實體資產，基本建設投入改變了農村的土地價值，城鄉土地資產隨基建投資增加升值到約為200萬億，實體資產增加帶動對應的貨幣增發，現在只有約150萬億，還有增發空間。實體資產大而貨幣總量小，經濟就是相對穩定的。中國經濟是在超大型大陸國家發展，內陸縱深廣闊，且幅員遼闊，林毅夫估計還有20年的投資機會可以擴充內陸的資產增長。實體資產增加就可以繼續帶動貨幣增發，貨幣總量作為分母，不斷增發就可以縮小政府債務的分子。這就是中國維持不打仗前提下的未來經濟預測。

　　全球金融化競爭是以國家為單位進行的金融資本競爭，金融信用的背景就是國家政體信用。因此，去國家化的金融體系是不堪一擊的。

　　城鎮化是中國21世紀的重大戰略，朱镕基、溫家寶的幾十億投資，保證了中國在全球危機中的一枝獨秀。習李政府面對經濟下行，必須找到新的投資領域，由此，城鎮化就是一個能夠吸納過剩資本的方向選擇。據估計一個農民轉為市民至少需要投入20萬，2億農村人進城就是40萬億的投資需求，這就意味著防止中國生產過剩危機的爆發還有時間和空間條件。可見，城鎮化是中國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雙過剩背景下的被動選擇。某些城鎮化程度較高地區，采取較為激進的消滅農村的政策，就是因為以土地抵押從銀行套現的空間不夠了。

　　結語

　　中國今天確立的新型城鎮化，既然強調了以人為本，那就不是簡單的解決過剩資本的矛盾，而是要按照鄉土社會的生態多樣性，來安排城鎮化與鄉村相結合的可持續發展的規劃。只有把城鎮和鄉村規劃統一起來，才能真正實現城鄉統籌的生態化發展。那么，穩定的鄉土社會就是中國社會經濟危機軟著陸的基礎。

　　(本文根據速記整理，已經溫鐵軍教授審閱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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