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解決“三農”問題不能簡單套用西方的理論邏輯
“三農”問題不只是我國才有的現象，而是多數發展中國家普遍、長期存在的問題。對此，西方嚴肅的學者也并不認為他們的經驗或理論能 夠有針對性地解決問題。其實，不僅中國，包括日本、韓國等在內的整個東亞，甚至整個第三世界，本來就沒有西方主流意識形態中孤立存在的農業問題。我們發展 中國家需要考慮的主要是農民生計、農村可持續發展和農業穩定這“三農”問題。
近年來理論界很關注“三農”問題，但不 少學者卻繼續以西方的理論邏輯來套用于國情不同的本土問題。西方學術界主流提出的“土地私有化+流轉市場化必然導致農業規模經營”的思想，在國內得到普遍 呼應，除了利益集團背景之外，部分原因是其在理論邏輯上確實很完整；但把這種理論邏輯直接套用在發展中國家的“三農”問題上，則顯然缺乏經驗依據。反而是 幾乎所有人口過億的大型發展中國家，在繼承或采行西方制度之后，普遍受制于耕者無其田和城市貧民窟化，并由此造成社會動亂。
因 此，國內主流學術界實際上是以西方的理論邏輯，推導形成了對中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觀點，并加以模型檢驗；需要提醒的是，這個土地私有化邏輯仍然需要在經 驗層次得到起碼的支持：不論任何主義、制度或政府、領袖，只要發展中國家在不能對外轉嫁成本的約束下加快工業化，必然導致農業資源和生產力諸要素大幅度凈 流出；在這個進程中，由多種復雜因素形成的“三農”困境，不可能靠某個外部引入的激進理論或政策就會迎刃而解。
筆者 在1980年代也曾經熱衷于依據西方主流理論構建的邏輯來討論中國農村問題，認為，只要全面實行了土地產權的私有化，就會有利于土地買賣、自由流轉、兼并 集中，那就一方面使農業有可能出現土地規模經營、以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獲取規模收益；另一方面，多余的農業勞動力和人口會自然被城市化吸納。于是，新古典和 制度學派的理論成為我在農村調查研究中的指導思想。然而，我在后來更為廣泛的國內外調查和對發展中國家的比較研究中，逐漸從堅信不疑到形成質疑，主要是由 于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找不到支持這個邏輯的經驗依據，才使我認識到，當年提出的這種從私有化必達自由化的邏輯看上去完整，實則似是而非。
二、土地規模經濟只是一個有特定依據的西方理論邏輯
事實勝于雄辯，歷史經驗強過主觀構建的理論邏輯。這種“土地私有化+流轉市場化必然達成土地規模經濟”的邏輯，不足之處在于缺乏發展中國家和東亞國家的經驗依據，無論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還是在具體的現實變化中，都很難找到支持這個邏輯的客觀經驗。
即 使在西方發達國家中的老歐洲，那些殖民地宗主國比如英國，以及戰敗之后完全撤出殖民地、再也沒有條件大規模對外移出人口的東亞工業化國家，比如日本，客觀 上都沒有條件憑借“產權私有化+流轉市場化”等制度安排來實現土地的規模經濟。亦即，歐盟和日韓的農業經驗也都不支持在中國流行的這個主觀構建的理論邏 輯。
世界上確實也有特定的、個別國家的經驗依據，但恰恰不可被后來者重復。
在老歐洲由傳 統農業社會向近現代工業化和城市化轉型的過程中，宗主國將自己的剩余人口、貧困人口乃至于犯罪人群大規模轉移出去，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資源掠為己有。這 一過程緩解了人口與土地及資源之間的矛盾，緩解了工業化和城市化與生俱來的社會轉型壓力，形成了構建現代政治經濟制度的前提條件。
而在那些主要由歐洲移民新建立的殖民地國家，因其大規模屠殺當地土著人口、剩余的被圈進“保留地”而獨占了廣闊的土地和自然資源，其內部矛盾也就能夠比仍然主要由土著人口構成的國家（如中國和印度）相對緩和得多。
正是在歐洲大規模推進殖民化的幾百年里，西方工業化的制度成本得以從內部轉移到外部，資源則從外部轉移到內部。憑此，這些老歐洲國家才避免了目前中國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所長期存在的“三農”問題。
如 果客觀地“放眼全球”，則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世界上僅有不超過10個大農場國家，能夠有條件實現土地規模經濟、產生農業規模收益，它們幾乎全部是在殖民化 進程之中大規模殺戮當地土著、開疆拓土的產物。除此之外，老歐洲那些發達國家雖然市場化了幾百年，卻都沒有實現教科書中才有的“規模經營”，至今還是以小 農場為主，而且2/3的農業經營者還是兼業化的；東亞工業化國家和地區之中的日韓以及中國臺灣地區都比我們早進入完善的市場經濟，但其農業迄今依舊是以小 農經濟為主。即使實現了土地規模經濟的美國，其農業也沒有完全按照自由市場的教條化理論運作。眾所周之，美國大農場農業得到的政府補貼，比任何一個發展中 國家都多很多。
事實上，西方發達國家得以順利實現（請注意這里突出的是“順利”）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業規模化、產業化的前提，本質是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離開西方中心主義派生的這兩個主流，西方模式的現代化就無從談起。
三、發展中國家照搬西方教條的教訓
在那些繼承殖民當局制度遺產，踐行“私有化+市場化”教條的發展中國家，目前尚找不到農業現代化和土地規模經濟能夠成功解決本土問題的范例。而相對獲得成功者，恰恰正是不遵循這一理論邏輯的結果。
不 論是印度、孟加拉、印尼，還是墨西哥、巴西，發展中的人口大國面臨的共同困境，都是在工業化進程中無法獲得外部積累和向外部轉移成本，只能從內部主要是 “三農”獲得資本原始積累，只能在內部消化制度成本。處在這種困境中，如果任由土地私有化和自由買賣，那么，其結果非但不是快速、低成本地實現工業化和農 業現代化，反而是一方面農村凋敝，小農破產，無地則反；另一方面，失地農民大批涌進城市而難以就業——實現的不是城市化而是城市貧民窟化。按照西方理論邏 輯踐行“土地私有化+流轉市場化”的結果，無一不是貧富兩極分化，農村貧困地區游擊戰，城市貧民窟黑幫泛濫，甚至走向恐怖主義。
完全實行土地私有化，即使土地資源豐富，實現了規模經營，如果缺乏對外轉移工業化制度成本這一條件，那么“三農”問題也會依舊存在。
最 典型的如印度。印度與中國同屬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印度耕地占比和人均耕地都多于中國，農業自然條件也優于中國。但是，土地私有化和市場化的自由流轉給 印度帶來的，一方面是地主和種植園主土地所有制條件下有1/3農民沒有土地，另一方面出現了農村游擊隊和城市貧民窟。
再 看墨西哥。早在100年前，西方人在墨西哥推進殖民化，造成土著人口大幅度減少，因而墨西哥土地資源相對豐富。為了實現耕者有其田，墨西哥爆發了革命，隨 后又進行了激進的卡德納斯改革。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資本全球化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問世，加快了墨西哥重新開啟土地私有化和市場化集中的進程，結果是眾所 周知的社會反抗——恰帕斯州長達10年的農民游擊隊。
還有巴西。巴西自然條件之優越，不僅遠非中國可比，就是比墨西哥也要好很多倍。巴西城市化率82%，人均國民收入一度接近8000美元，大農場比比皆是；可巴西也有全國性的饑餓和大規模的“無地農民運動”，而且每個大城市都有幾個百萬人集聚的大型貧民窟！
令人不解的是，因照搬“私有化+市場化”教條而失敗的經驗比比皆是，而理論界的不少學者卻依然對其深信不疑。
二 戰之后，在東亞實現了農業現代化和城市化的是日本、韓國以及中國臺灣地區。原因除了適逢戰后黃金年代和因冷戰需要而得到美國的扶持之外，恰恰在于沒有簡單 化地照搬“私有化+市場化”的教條，而是得益于長期堅持“日韓臺模式”——小農經濟基礎之上的綜合性合作社體系，為了依靠小農合作的力量穩定農村，堅決阻 止任何形式的外部資本介入農業和涉農領域，以合作社在涉農領域的收益來彌補弱勢小農在農業生產領域的不足。這些經驗應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
四、土地私有化與我國新農村建設背道而馳
中國的重要經驗之一：工業化和城市化加速時期始終沒有伴隨出現大規模的貧民窟化，全球發展中人口大國僅此一例。
中國的重要經驗之二：鑒于中國人地關系高度緊張，目前這種按人口平均分配、按戶占有產權的農村土地制度，主要還是為了向農民提供維持生存的基本保障，同時，也客觀上成為中國歷次經濟危機軟著陸的基礎。
這兩個經驗背后，是農民的兩個自由。
中國農民的生存現狀是：只有同時靠進城務工和在鄉務農，才能維持較正常的生活水平。這同僅擁有其中一項即可維持正常生活者相比是不足，但與僅擁有一項卻又不能維持正常生活者相比，則是特殊的制度優勢。
因此，在中國人口中占最大多數的農民，有兩個自由需要得到保障——不僅需要自由地進城務工經商，也需要自由地返鄉務農謀生。只有進入與退出這兩個自由得到保護，社會才能保持穩定。
一 旦允許土地私有化和自由買賣，那么，一方面，經營農業本來就無利可圖的小農會在地方權利與資本結盟的強勢介入下大批失去土地，盡管表面是自愿交易，其實質 還是被強勢集團所迫。另一方面，喪失了在農村生存的根基之后，農民又無法在城市完全立足，最終結果可能是城市貧民窟化與農村社會沖突的同步加劇，大規模社 會動蕩將不可避免，其激烈程度將遠比其他發展中國家嚴重。
因此，目前中國農村形成的這種基本制度，是經過長期實踐檢驗的、總體上符合中國國情的制度。中國的“三農”問題盡管深受詬病，但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還是比較輕的。倘若沒有條件在農業外部的宏觀環境上作出重大政策調整，就應該繼續堅持農村基本經濟制度，不要輕易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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