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香堂村經濟發展的三步曲看農村集體經濟　　

作者：張文茂  原創　　

北京昌平區有一個香堂村，歷史上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半山區小村莊。翻開香堂村幾十年的發展史，可以說是新中國農村發展變遷的縮影，從農業到工業再到現在的文化服務產業，三個歷史階段特征顯著，是一個大的三步曲。但一直堅持集體經濟，每個階段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每個歷史關頭，它都能順應歷史潮流，并走在時代的前列。因為在土地問題上存在一些爭議，官方主流媒體一直不敢宣傳。不過，從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角度看，我認為值得說一說。　　

1、農業經濟發展階段

香堂村的這個階段從新中國成立直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是以農業經濟發展為主的第一個發展階段，經歷了由個體農業到合作化再到人民公社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集體經濟體制和組織形式的變革。香堂村從1955年開始出現初級社，當時誕生了三個“社”，每社20人左右，總共不到60人。之后，香堂村的發展幾乎和新中國農村發展情況并無多大差別。經歷了從“初級社”、“高級社”乃至后來的“人民公社”等體制變革和生產組織形式。 1958年“人民公社”時期，香堂村被劃入當時幾個自然村合并在一起的“昌平縣崔村人民公社”。至此，一直到1985年香堂村改制前，都是分為8個生產隊，每個隊大約200多人。主要農作物是小麥和玉米，分配形式是工分制：一等勞動力每日10分，二等8分，三等6分。一個勞動日價值最高一元，多數則只有幾角錢。人們很自然地就會將這一低收入水平其歸咎于集體經濟體制下人們沒有干勁，效率低下。事實卻并非如此，那個時代的香堂人熱情空前高漲。據村里的老人回憶，當時在生產中有各種各樣的勞動競賽，人們都以滿腔的熱情投入到生產勞動當中，常常會表現出驚人的力量。在集體精神的感召下，香堂人也曾經創造出了小麥畝產600斤的山區高產記錄。在“農業學大寨”時期，香堂村進行了大規模的農田基本建設，從南到北建立了4個揚水站、灌溉渠道，并修建了水庫，農田實現了水利化，還基本實現了農業機械化，農業生產和農民的溫飽問題基本得到了解決。這一時期雖然很艱苦，但香堂人并沒有一臉苦相沒完沒了地抱怨，而是當作自己一段艱苦創業的光榮歷史。　　

2、工業化發展階段

香堂村的工業發展階段是從20世紀70年代前期到90年代初期，與全國農村進入產業結構調整階段相比，起步更早。

香堂的工業起步于上世紀70年代初。當時，位于北京建國門的日用化工廠由于污染和原料等問題被下放到香堂村，命名為“香堂去污粉廠”。1972年張文山任廠長。后來，該廠規模漸漸擴大。“工農兵”牌去污粉一度暢銷全國，很多省市都爭相購買，形成了遍及全國的銷售網絡，年創產值曾達到160萬元。在此基礎上，紙箱廠、福利廠、塑料制品廠以及與去污粉廠齊名的飲料廠也相繼建成投產。村飲料廠生產的飲料一度非常暢銷，一種名為“玫瑰茄”的飲品，打破了當時“北冰洋”汽水在北京市場上一枝獨秀的壟斷地位，占領了很大的市場份額，人民大會堂、中山公園、勞動人民文化宮、北海公園、毛主席紀念堂等地都有“玫瑰茄”飲品的蹤影。到80年代中期，香堂的企業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工業集團。

1985年，張文山將村辦企業重組為為香堂工業公司，同時開始在全村實行工資制。這對農民來說，無疑是具有重大意義的。企業的工人全部來自香堂村，名額按8個生產隊平均分配。原來企業的收入和是和村里其它收入一起納入村里統一實行工分分配，1985年之后香堂村則是把農業收入納入工業收入，對每個村民進行工資分配。在當時的城鄉二元體制下，掙工資幾乎一直是城里人的專利，香堂村民從掙工分到掙工資，看似一個不起眼的轉變，實際上標志著這個傳統的農村社會已經開始向工業社會轉變。與此同時，香堂村農業實現了全部機械化，農田水利設施也大為改善，從這個角度上，香堂村提前實現了工業對農業的反哺。　　

但是，隨著改革的深入和市場競爭環境的變化，短缺經濟的時代結束了，如果不及時進行產業結構升級，農村企業的低水平發展難以為繼。到1995年，香堂工業發展陷入了困境，昔日的盛況漸漸遠去，賬面上開始出現了負債。香堂村面臨新的轉折。

3、承接城市輻射，發展文化服務產業的新階段

在工業企業發展勢頭減弱以后，香堂村經歷一段苦悶的思考和探索。后來，他們果斷地調整發展戰略，進一步走向開放，面向城市不斷增長的新的消費需求，大膽發展文化服務業，向第三產業拓展。這個時期是從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一直持續到現在。所謂承接城市的輻射、擴散，就是大城市的郊區化擴散效應和消費需求在郊區鄉鎮或一些村莊落地、集聚，使農村形成各種新的服務業經濟業態，同時帶動傳統農村經濟和社會的現代化轉變。這一時期最顯著的特征是農村產業不再是傳統的單一農業，開始向二、三產業拓展延伸，特別是向現代服務業延伸，低水平、小規模的工業企業逐漸在郊區農村中退出。

上個世紀90年代初，香堂村的工業發展已經顯現出后勁不足。香堂人在發展工業的同時，也在探索各種其他的致富之路。他們繼續在農業內部尋找出路，想有新的突破。一是農業品種創新，進行內部結構的調整升級；二是質量上檔次，使農產品適合城市高消費群體的需求。他們選擇了建設標準化蘋果園的發展目標，到1992年，最終形成了1500畝標準化果園。與此同時，香堂村又發現了另一條致富之路。這就是突破自我發展、自我封閉的格局，以開放的心態，抓住北京城市產業和功能向郊區擴散的發展趨勢，重新選擇自己的發展定位，通過吸引城里人到農村來生活發展農村經濟。1995年，香堂村的工業已經出現嚴重困難，但一個偶然的機會使得支部書記張文山產生了新的思路。一直對文化感興趣的張文山，尤其酷愛評劇，這使得他有緣結識評劇藝術家新鳳霞，兩人成為至交好友，新鳳霞也常應約到香堂。香堂秀美的景色和清新的空氣使得新鳳霞流連忘返。有一次，新鳳霞情不自禁地向張文山表達了想到香堂來居住的愿望：“我要到你們鄉堂村來落戶，你歡迎嗎？”或許對于新鳳霞來說，這只是一句無心之語，但卻使張文山陷入了思考，他突然意識到，時代在變，現在已經不僅僅是農村人渴望到城里生活了，更有很大一批城里人對到農村居住充滿了向往，這是一個可以開發的市場，這個市場的潛力是無窮的。于是香堂村開始了整理荒山，整治環境，在改造舊村的同時，建設了一批新“農舍”，對城里人開放了。山清水秀、空氣清新、恬靜安逸的生活環境與現代都市緊張快速喧鬧的生活形成強烈對比，富起來的都市人對此心向往之。但是，高居不下的城市房價也使得很多城市居民望而卻步。香堂村充分利用了這個時機，發揮了自己的環境和資源優勢，繼續推進舊村改造，同時建設各類文化接待服務設施，提高接待能力。很多農戶遷入五正三廂仿古式三合院。這些三合院都是統一設計、修建和裝修的，采用了現代與古典相結合的方式，裝修也很高檔，家具、廚具一應齊全，既是村民的家，也是開發民俗旅游的一個資源。2003年底，又有150戶村民搬進了面積在130平米以上的三室一廳的樓房，這種樓房和城里新式商品房相當。截止到2006年，全村已有三分之二村民住上了三合院或者樓房。

現在的香堂村已經成為一個城里人和鄉下人融為一體的大型的文化社區，他們自己稱為文化新村。自從“評劇皇后”新鳳霞在村里有了第一套房，成為該村第一個外來住戶后，文化界、演藝界名人紛至沓來。著名演員、導演、歌唱家、畫家、書法家等文化藝術界的知名人士先后來到香堂，名人效應很快發揮作用。香堂村沒有做過一次廣告，卻集聚了眾多的文化藝術界人士。書畫界、演藝界、新聞界人士成為新村的主要居住者；香堂東方書畫研究院、陳式太極武術館、多功能娛樂廳成為開展文化活動的主要場所。尤其是書畫院，里面陳列著眾多當今書畫名家作品，這些名家是香堂新村的座上賓。香堂村每年舉辦大量的文化活動，中國評劇院、北京京劇院、北京河北棒子劇團、大廠評劇團以及其他文藝演出團體每年都要在香堂舉辦各類演出。

4、重新認識農村集體經濟

隨著改革開放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迅速在全國農村推開之后，農村集體經濟開始逐漸變得為人們所諱言。可是在現實的調查中，卻經常看到很多地區尤其是現在一些富裕的鄉村，在新農村建設中走在前列的那些鄉村，仍然是堅持發展集體經濟的典型。事實證明，新農村建設，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沒有集體經濟不行。對香堂村的調查同樣說明了這個問題。上世紀80年代初期，農村普遍推行家庭承包，香堂村并沒有像大多數農村那樣一分了事，土地依然在集體手中，實行集體經營管理。其根本原因是村辦企業較多，農民不再愿意獨立經營農業。這說明，在當時集體有沒有企業和企業規模的大小，確實是農業是否分田到戶的一個重要的決定因素。筆者在調查另一個土地分了收、收了再分，最后還是收到集體的村莊時，曾經得出一個結論：當農民在集體企業的收入大于家庭經營農業的收入時，農民基本沒有分田到戶的愿望。香堂村在1997年也曾試著把一部分地分給農民，結果證明這種分散經營形式并不理想。兩年后，又將土地收回。現在，香堂村也有部分土地承包給個人經營的，主要是果園，但個人要向集體繳納租金，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均田到戶。張文山堅持認為：“一家一戶經營，可以解決溫飽，但是解決不了富裕問題！”

農村發展集體經濟的必要性源于中國農村的國情。決不能僅僅因為農業可以實行家庭經營，就根本否定集體經濟存在的優越性和必要性，這是一種非常膚淺的看法，曾經誤導了很多人。我國在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的過程中，不可能走西方發達國家之路，讓農民的絕大多數都脫離農村，涌入城市。西方國家目前從事農業生產的人一般都在百分之五以下。中國農民占總人口70％以上，大量農民向城市的轉移非常困難。在這種情況下，走農村城鎮化、就地城鎮化之路更符合我國農村的實際，更具可行性。如果人民公社不被解散，而是大力發展社辦企業，發展公社的集體經濟，走公社工業化的道路，那么，人民公社就不僅是農村工業化的載體，而且是農村城鎮化的載體和體制支撐。本來，在北京郊區，“三農”問題的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傳統的農業問題（即糧食問題，溫飽早已不是主要問題），而是農村經濟和社會結構的根本變革，是農村工業化進程、農業現代化進程、農村城鎮化進程以及隨之而來的城鄉一體化進程。這個變革的實質是農村經濟社會的城鎮化集中和集聚，在人民公社體制早已不復存在的情況下，仍然需要強化鄉鎮層次的統籌功能和統籌能力，需要發展鄉村集體經濟。在這個大的歷史變革中，農村不發展集體經濟，只靠一家一戶分散經營的體制顯然力不從心，甚至連村自為戰的格局，都已經顯示出巨大的局限性。

當然，集體經濟的具體形式也需要根據新時期的社會條件作相應調整和變革。集體經濟應該以什么樣的新形式出現，現在還存在哪些問題，應該向什么方向發展仍然是當前農村經濟改革中回避不了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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