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正視集體經濟和農民的組織化是“三農”問題要害　　

作者：張文茂   原創

所以這樣提出問題，不是憑空想象，而是出于對北京郊區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演變歷史的以下幾點思考：　　

1、北京郊區的農村集體經濟經歷了三個歷史發展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從合作化到人民公社被解散前的歷史時期，即從1952年開始辦初級社到1958年的人民公社再到人民公社被解散的1983年。是農村集體經濟從合作經濟中生成、成長的時期，是以人民公社為主要組織載體的歷史時期。　　

這一時期的農村集體經濟，帳面上的集體資產積累并不是很多、很快，但更多的是大規模的農業基本建設，特別是農田水利基本建設，都是以農民的勞動積累的形式存在的，形成了支撐集體化農業經濟發展的物質基礎，為郊區農業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但總的趨勢是集體資產的積累逐漸增多，其中主要來自后來多種經營和社隊企業發展積累的資產，是農村集體經濟生成和逐漸發展的歷史階段。　　

第二個階段是人民公社被解散后的1984年到上世紀90年代前期，是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壯大的時期，是以鄉鎮總公司為組織形式存在的集體經濟發展時期。　　

上世紀整個80年代，是北京郊區農村集體經濟，特別是集體資產迅速壯大的歷史階段。這與全國的一般趨勢有所不同。這一時期北京郊區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壯大，主要原因是在70年代后期已經展開的農村社隊企業發展的基礎上，農村鄉鎮集體企業快速發展的結果，即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是農村工業化進程的結果。就全國的情況來看，一般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推行家庭經營以后，農村集體經濟就逐漸瓦解了。但是，北京的情況不完全是這樣。因為在解散人民公社的83、84年，北京不是真正從解散人民公社的立場出發，而是立足于政社分設，在公社改為鄉政府的同時，成立了鄉鎮經濟總公司（有的稱為鄉鎮經濟聯社），作為社一級集體經濟經濟組織的代表，同時，也承擔著指導村辦集體企業發展的責任。農業雖然家庭承包了，但集體企業的發展仍然保持強勁的發展勢頭。在體制上， 80年代，北京郊區鄉鎮機構是三駕馬車，黨委、政府和總公司，不過就是把公社管委會分成了鄉政府和總公司，但發展集體經濟的心思并沒有改變。在實際工作中，鄉鎮總公司對鄉村兩級集體經濟的發展并沒有放松，特別是二三產業的發展，仍然抓的很緊，當時的鄉鎮黨委書記和總經理的主要精力是發展鄉村兩級企業，鄉鎮企業幾乎以每年百分之幾十的速度在增長。直到1991年，北京市委、市政府頒發的《關于加強鄉、村合作社建設、鞏固壯大集體經濟的決定》中，仍然強調發展壯大鄉村兩級集體經濟，并提出：“要在鄉鎮范圍內設村合作社的聯合組織，名稱為鄉鎮合作經濟聯合社。”總體上看，雖然這一時期已經提倡多種經濟形式共同發展，但鄉村兩級以鄉鎮企業為主體的集體經濟，仍然是郊區農村經濟的主導。             　　

第三個階段是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到現在，是農村集體經濟衰落的歷史時期。　　

北京地區農村集體經濟的真正衰落，完全是由于鄉鎮集體企業以改制的名義私有化造成的結果。這一過程起于上世紀90年代前期到中后期。最初是借鑒集體企業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后來導致企業與社區集體分割產權，形成鄉村兩級集體企業一邊倒的私有化，最后到鄉鎮總公司體制的撤消。很多鄉鎮集體企業的經營者變成了所有者，大量集體資產轉變為私有資產。到上世紀末，郊區鄉村兩級集體經濟的衰落已成難以避免的趨勢。　　

2、目前仍然有一批鄉村兩級集體經濟頑強地生存下來　　

盡管經歷了鄉鎮集體企業的大面積私有化進程，但仍然有一批集體經濟生存下來。目前仍然存在的鄉村兩級集體經濟，主要有以下幾種形態：　　

第一種是形成鄉鎮一級的集體經濟組織，村級集體消亡。有的以鄉鎮一級總公司下設專業公司的組織形式存在，有的以鄉鎮經濟聯合社下設專業公司的組織形式存在；有的實行鄉鎮一級核算，有的實行總公司（或聯社）與子公司兩級或三級核算。此種類型主要分布在近郊區。　　

第二種是鄉（鎮）村兩級集體經濟組織共存，兩級是各自獨立的市場經濟主體，但鄉鎮一級的集體資產由村級集體經濟組織持股，改造成為股份制公司。主要分布在近郊區和少數遠郊區鄉鎮。　　

第三種是鄉鎮一級集體經濟已經消亡，但一些村級集體經濟組織發展的很好，并且多數已經完成公司化改造，成為獨立的市場經濟主體，與鄉鎮一級不再有資產上的聯結。主要分布在遠郊區縣。　　

第四種是大量的一般村莊，屬于有集體，沒經濟，集體經濟組織名存實亡，職能由村民委員會替代，但社區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邊界仍然可以界定，與一般可以自由遷入的生活居住社區仍有區別。　　

第五種是原體制外產生的一些新合作組織，但真正成功且達到一定規模的并不多見。　　

3、現階段的集體經濟的發展仍有一定的空間　　

經歷了私有化的階段之后，是不是農村集體經濟就完全沒有發展空間了呢？也不是。這是因為：　　

農村集體的土地、山場等資產、資源沒有完全被私有化；　　

大城市的郊區化擴散為農村集體經濟提供了大量的發展機會，事實上也確有一些集體抓住了機遇，使集體經濟重新獲得了生機；　　

黨和政府在農村的基層社區組織資源仍然具有一定的能量；　　

正反兩個方面的實踐為認識上的進一步統一提供了標準，集體經濟發展好的典型提供了成功的借鑒。　　

問題在仍然取決于政府向哪個方向引導。　　

4、未來應該注意的政策導向　　

未來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不能停留在農業經濟的村自為戰的基礎上，而是要立足于工業化、城鎮化和大城市郊區化擴散的基礎上，注重鄉鎮一級和基礎好的較大村莊，強化鄉鎮一級的統籌功能，跳出村自為戰的格局，培育鄉鎮一級的集體經濟組織，提高鄉鎮一級的統籌能力，統籌解決已經無力自己獨立發展的村莊的問題（此問題需要專題分析，將在另文展開討論）。　　

支持集體經濟基礎較好的村級集體經濟組織的發展，引導他們帶動周邊的村莊共同發展。　　

政府的支農資金，要重點支持農村集體經濟（包括各類合作經濟組織），而不是傍大款、壘大戶，支持資本兼并小農。　　

沒必要公開否定家庭承包經營，只需要在雙層經營體制的基礎上，大張旗鼓、名正言順地強調集體統一經營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特別要強調鄉鎮統籌的重要性。　　

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一定是以發展的眼光看問題。在農村集體經濟的問題上也是如此。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農村集體經濟的實現形式也應該是多樣化的，包括公司化的組織形式、股份合作的組織形式、社區合作的組織形式、專業合作的組織形式等等。這里的關鍵是把農民組織起來。而農民組織起來的連接紐帶可以有多種，可以是以資產股權化為紐帶的組織形式，可以是以農民土地承包權票證化為紐帶的組織形式，也可以是以專業合作為紐帶的組織形式，還可以是以各類公共服務為載體的組織形式，當然，也可以是以土地社區集體所有為紐帶的社區集體經濟的組織形式。總之，如果沒有農民自己的組織，只是強調農業如何適宜家庭經營，一門心思強調發展 “大農”也好，“小農”也好，對中國的農村現代化和農業的現代化來說，都只能是一場騙局，不管主觀愿望如何，只能是為資本剝奪農民開拓道路而已。　　

所以，我國“三農”問題的癥結，只在于不能正視農村集體經濟的存在和發展，只在于不敢正視農民的組織化。離開這一問題的任何解決方案，都只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不可能真正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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