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美國學術場域的要求去講述中國農村？

——對《中國鄉村 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個評論

老田

原載：http://chinaleftreview.org/?p=246

老田出生于湖北農村。高中畢業后務農三年，后考取武漢大學經濟系。畢業后在國營企業工作過一段時間，后在一家深圳的外企工作。1999 年開始專注于中國發展戰略與宏觀管理問題研究。在南京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老田的博士論文致力于研究革命時代的治理經驗對新中國干部群體的影響，及其在新中國工農業發展進程中間的作用，初步追溯此種治理模式在干部群體之間所激發的嚴重不滿以及共產黨高層之間意見分歧之間的對應關系，試圖回答毛后中國為什么準確地再現他曾經預言過的”資本主義復辟”。老田是當今最活躍的網絡評論家之一。他也在知識性雜志如《綠葉》、《開放時代》上發表文章。

馬克•塞爾登、弗里曼、畢克偉《中國鄉村，社會主義國家》陶鶴山譯，社科文獻出版社2002年3月（文中凡引自本書，只注明頁碼）

三位教授在《導言》中間說明本書的主旨：“當新的統治者試圖拉平貧富家庭之間的差距時，以及當他們通過抑制市場和強制推行傳統的蘇聯集體化社會主義來消滅混合經濟、進一步加強教條主義政策時，最后卻自食其果，地區、村莊、家庭之間的貧富差距產生了。鏟除任何固有的私有財產、習俗和市場以及與共產主義價值觀不一致的觀念的教條主義政策，沒有推動經濟發展，反而使經濟陷入了泥潭，甚至把經濟推入可怕的倒退之中。”（p8）讀完全書之后，才意識到這三位美國教授陷入了一個可怕的窘境：他們要通過給人們講述一個成功的集體農業村子的故事，來說明集體農業完全不可行。

一、五公集體農業的成就

首先，由于集體化，土地不再私有，這就使得土地平整成為可能，一方面增加了可耕地面積，同時也方便了耕作。1953年－1954年冬，五公平整出面積從108畝到717畝不等的長方形田地，改變了由1300多塊很小的私田所組成的像一塊塊補丁似的的地表。由于縣領導的介入，還幫助五公與鄰村交換了分散的600畝地，以利于拖拉機耕種和打全村用的水井。雖然原來的小路沒有了，但大社卻增加了150畝可耕地。（P230）1956年五公村開始了10年規劃，平整土地并填溝，把30畝干涸的河床變成平坦的肥沃的莊稼田，將其開辟為菜園。（P273）到1959年底，又通過遷墳而增加了60畝耕地。（P328）僅僅通過這三種方式，五公村增加了240畝寶貴的耕地，接近全部土地的10%，這是集體化的第一項重大成就。

其次，饒陽的旱災非常嚴重，“1368－1749年間，自然災害平均每7年劫掠饒陽一次。”（P23）但“在偏僻的饒陽，很少有人出得起資金、勞力和材料挖一口起碼4.5米深的水井。”（P37）打井作為平原地區最主要的抗旱設施，但所需的投資數量超過絕大多數家庭的投資能力，結果導致抗旱能力不足（只有少數富人才有能力），旱災帶來的損害極端嚴重：“1936年時僅有36口水井，大部分在屬于李氏宗族的土地上。有時輕微的干旱都會導致糧食明顯的減產。嚴重的旱災則意味著挨餓、妻離子散、逃荒甚至餓死。”（P41）而集體組織極大地提高了投資能力，特別是土地公有制消除了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沖突，這使得打井可以進行合理規劃，結果很短時間內灌溉事業就取得了驚人的進步。根據書后表格數字，1953年五公的灌溉面積僅僅450畝，到1958年已經上升到1500畝。（P304-307）抗旱能力提高，是集體化的第二項成就。如果說從前個體家庭的問題是投資能力嚴重不足的話，現在看來集體農業的問題是投資能力過度，教授們準確地指出了“過度投資”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水泥管代替了竹管，放入越來越深的井里，水卻似乎在消失。”（P316）

整體看來，除了增產之外，在教育和醫療方面的成就也很可觀，集體農業的成就都很大，而在五個這樣的先進典型村莊就更為可觀了。1949年之前，“平均五口之家耕種15畝土地，在好年成里能夠收獲2250斤糧食”（P40），單產水平只有150斤。根據教授們反復引用南開大學歷史系編寫的《五公人民的戰斗歷程》（中華書局1978年）一書，五公大隊的土地生產力在集體化20余年里有著驚人的上升，糧食單產有極為可觀的增加，1952年畝產350斤，1955年463斤，（P79）1965年740斤，（P141）1975年1287斤。（P143）

一方面是五公大隊集體農業的可觀成績，另一方面是教授們拒不放棄先定的否定結論，這就決定了材料與所需結論之間的巨大差距，這給作者帶來了不小的苦惱：“第一次到河北訪問，住了一個月之久，沒有獲得這些數據。”（p370）由于難以收集到合適的證據材料，《國家》一書就不得不在材料選擇和運用方面別出心裁，大量運用中國宣傳機構在否定集體農業時期的宣傳材料，同時竭力貶低他們在五公所收集到的一手材料，甚至為了符合結論而更改這些材料，由此奠定了這本書在材料運用方面的寫作特色。

二、作者們的困境和他們對兩個五公的混淆

為了完成論證過程，教授們很動了些腦筋，以竭力彌補材料與結論之間的巨大差距。他們是把觀察的時間段選擇在1935-1960年，止點選在1960年不是偶然的，因為這一年“河北的災情最為嚴重。五公的產量降到每畝310斤。……人均糧食分配下降到大社成立以來的最低點，僅270斤。”（P340）這至少可以讓集體農業看起來不那么成功。如果說觀察時段設計還算合理的話，那么，教授們說這一年“（1960年？）12個老人早早去世”（P334）試圖引導人們形成“死人過多”的印象，這就不算很合理的證據了。在跟饑荒相關的問題上，三位學者只給出村中12位老人過早死亡的數據，而沒有其它信息。假設三位學者在這么重要問題上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那么我們看到五公沒有一般饑荒情況下所造成的的兒童死亡。因此我們可以估計人們只回憶說當年村里死了十來位老人。五公大隊1960年人口為1853人（P404-407），因此可以算出該村粗死亡率為6.4‰1。只有在1975-1980年之間，中國人口預期壽命達到65-68 的時候，死亡率才是6.35-7.32‰。2 因此，五公村在1960年時的粗死亡率與非饑荒年份預期壽命達65-68歲的比率大致相當。這無論如何都不能說五公的情況在1960年是糟糕的，反而成了饑荒年景死亡人數少于平均水平的反常證據。由于一門心思要找消極證據的愿望過于強烈，教授們保留了邏輯上的疏漏——在未能說明這一年死人數量少于平均水平的充分理由，而僅僅滿足于加上一個形容詞說他們是“早早”去世的。

糧食單產在集體農業時代，曾經大幅度增加過，這一事實給三位教授帶來不小的困擾，為此，他們千方百計地尋找一個與集體農業制度無關的理由，試圖歸之于上級政府的資金扶持。教授們努力之后，確實找到了上級政府有資金流入五公的證據，不過，這個資金扶持的證據并不符合需要，教授們只好偷換概念，把與五公大隊完全無關的機構“說成是”五公大隊本身，這樣，即便五公直到1969年才自己擁有一臺柴油機發電機，3 教授們也毫無顧忌地說省政府給了五公大量資金：“（1958年）林鐵悄悄地另外撥了200萬元給五公，以修建一座電站，擴大拖拉機站，建造一個日產40萬塊磚的磚瓦廠，創建一個農具修理廠和運輸隊。”（P315）結合這兩處說法，很明顯，1958年五公大隊不僅沒有電站、磚瓦廠和拖拉機，甚至連第一臺柴油機都是到1969年才得到的。而林鐵的200萬投入，僅僅與設立在五公地域上的各個“非農業”機構有關，而與從事農業的五公大隊——這是三位教授進行觀察的對象——完全無關。為了給五公得到“特殊待遇”尋找證據，三位教授甚至說隸屬于縣級衛生局主管的“縣醫院分院”是耿老板的醫院：“有20名醫生、30張病床的縣醫院分院原坐落在鄒村集市，1956年開始以很快的速度搬到了五公。專區大量撥款資助耿老板的醫院，這對五公來說可是條財路。”（P313）作為縣醫院的分院，饒陽縣衛生局才是其主管單位，其收支都歸屬于縣級財政，因此，這家醫院既不是五公的“財路”，也肯定不存在“專區大量撥款資助”（除非這家醫院是地區醫院的分院）的問題，這種曲解事實的做法教授們竟然絲毫不想加以掩飾。

作為觀察對象的五公大隊的集體農業，與建立在五公地域上的省屬機構（河北省第一機器拖拉機站）、縣屬機構（縣醫院分院）乃至區級機構（五公公社）在損益方面相互獨立，給拖拉機站的投資、醫院的盈虧都與五公大隊完全無關，很明顯，這些機構建立在五公的土地上，要占用五公的土地和人力，卻不給五公大隊帶來經濟收入。自稱曾經19次到過五公現場，教授們對這些基本的信息應該是有條件了解的，但是，因為格外需要各種證據以坐實五公村的繁榮是得到上級“庇護人”（書中經常給出張克讓和林鐵兩個名字）照顧的結果，所以只能是犧牲事實來為論證結論服務。就這樣，教授們構建了一個“庇護人”網絡，根據教授們的解釋，集體農業的成敗與中央政策無關、與農業集體組織的管理和規劃無關、甚至與本單位的勞動者努力水平也沒有關系，對農業繁榮唯一有意義的是庇護人網絡，誰能夠建立起有效的網絡，就能夠得到上級政府的資金支持，從而得到好處。“特權與權力的牢固網絡曾是勝敗的決定性因素。本書揭示了受惠賜者和被排斥者之間的差距是如何越變越大的。”（導言，P6）為了與這一隱含的論證邏輯相匹配，五公進行土地改良、水利建設的具體過程及其實際效果，都被有意無意地淹沒在各種零散的信息中間，讀者很難得出完整的印象。

除了暗中轉換兩個不同的“五公”概念以誤導讀者之外，三位教授還格外偏愛二手材料。一般學者只有在收集不到第一手材料的情況下才使用第二手材料，但三位教授則明確拒絕第一手材料。塞爾登參與教授編輯了《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REVOLUTIONARY CHANGE》，這本書收錄了毛澤東主持編寫的《The National Program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1956一1967》和《The Sixty Articles on the Communes》兩份體現毛澤東觀點的第一手材料，但三位教授都不引用（三位教授頻繁引用的《五公人民的戰斗歷程》一書，對毛澤東與這兩份文獻的關系有著明晰的交代）。

在拋棄了第一手文獻之后，三位教授向人們兜售了很多聞所未聞的、據說是“毛澤東”的觀點，諸如：“（1957年）7月，毛號召向‘地主和富農的反革命活動’發起進攻。”（p290）“毛斷言，正確的思想觀念能釋放出神奇的生產力。”“毛堅決認為，中國農民將齊心協力地走共產主義道路：均貧富，廢除貨幣，軍事化勞動，消滅市場，嚴禁商品生產，一句話，廢除所有形式的私有財產和剝削。”（p302）“毛輕視市場經濟中科學種田的生產前途，為了能夠共同富裕，他提倡進行重新組織和廣泛的勞動動員。”（P305）而在毛澤東主持下產生的上述兩份第一手文獻中間，這幾個方面的認識都是與三位教授書中間宣稱的截然有別的。尤為諷刺的是，塞爾登教授收錄了《Mao Tsetung，Letter to Team Leaders》（November 29，1959），在這封信中間毛澤東不僅表示自己完全不相信高產衛星，而且還勸說各地干部不要相信，但是，三位教授卻在沒有征引任何文獻的情況下，就在書中斷言“毛澤東急切地估計畝產量為2000到10000斤”。（p310）也許值得一提的是，不知道是編者的無心之失還是刻意為之，這篇文獻的日期原本是4月，結果在書中被注明為11月。

為了給批評加上道義基礎，教授們在書中設立“靜悄悄的革命”與“教條主義階級斗爭政策”的對比。這一次教授們沒有捏造事實，而是如實地記錄了發生在五公村的、未遂的“搬石頭”運動，這次運動源于一九四七年劉少奇在晉察冀中央局會議上提出的要求：“要派出工作組，組織貧農團，超越黨支部，進行‘搬石頭’，踢開區村干部。”4 事實雖然沒有出入，但教授們把這個運動作為“教條主義階級斗爭政策”的當然體現來看待，則問題不小，至少運動發起人劉少奇也不堅持認為自己正確，而是在受到毛澤東批評之后迅速地參與糾正偏差的行動，因此，這個不正確的運動在五公也只是持續了幾個月時間，尚未來得及最后實施，就已經被下派的工作組糾正了。

為了說明集體農業時代政策的錯誤和影響之消極，三位教授竟然考慮了“時光倒流”的邏輯——時間在后的政策可以用于解釋先前出現的結果，他們都清楚是“1953年……陳云為此制訂了糧食由國家控制的政策。”（P216）然后把這一政策用以解釋1952年的副業收入的嚴重衰落：“由于國家開始控制農村市場，且集中控制主要作物的交易，結果使全國的農村經濟一落千丈。耿合作社把利潤豐厚的副業當作報廢的榨油機一樣扔掉了。副業總收入從1950年的6萬斤小米一下子跌到1952年的7000斤。”（P181）

本書完整地體現了材料與結論相反的窘境，這看起來是由兩個方面的人士共同造成的，首先是“中國官方”——正是他們向三位教授推薦了這個集體農業時代的成功案例給他們研究的，另一方則是三位美國教授——他們決心要給美國聽眾（晚些時候還包括中國聽眾）提供一個集體農業完全失敗的故事，如果兩方面任何一方愿意妥協的話，這個材料與結論相反的研究就不會存在。其實，集體農業也沒有保證百分之百的村子都成功，落后的典型也不是找不到，關鍵的差別是時間上的不同步，三位教授于1978年5月到中國開始他們的研究，但那時中國官方還沒有開始否定集體農業，所以給了他們一個先進村子作為調查對象；從中國后來的政策演變看，如果不是教授們早于官方全盤否定集體農業的年月——而是中國官方業已開始否定集體農業政策的1982年來中國開展研究的話，中國官方肯定會選擇一個類似于“小崗村”那樣的失敗村莊供他們研究的，那樣就不會出現材料不能說明結論的窘境了，肯定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材料與結論不一致的問題，進而避免教授們用各種蠻不講理的方式去處理材料和結論的關系。

在第一次調查（1978年）到《國家》出版（1991年）之間，時間跨度13年，如果教授們在1982年之后重新選擇對象村子并搜集材料的話，時間上是來得及的，但是先前投入的時間和精力，變成一種“沉沒成本”，無論如何都“撈”不回來了，要是更換研究對象的話，就必然要浪費“沉沒成本”，所以教授們沒有做這種“不經濟”的選擇，這就決定了《國家》一書的基本寫作特色——材料與結論不一致，為了彌補這種不一致，一方面是選擇各種足以使材料失真的處理方法，另一方面是大量增加各種五公村之外的負面材料（包括教授們大量的負面評價和議論）去沖淡材料的說服力。

三、美國的學術場域和學術人的立場選擇

一個中學語文教師，可以輕易做到對學生的作文嚴格把關——必須由材料說明結論，否則就判為不及格；但是，對于一個由許多教授、研究生等研究者組成的學術場域而言，這種要求就缺乏外在的執行和監督機制了。甚至，材料和結論不一致的現象還有普遍性，這需要從學術場自身的邏輯去理解，而《國家》的寫作特色，也要由美國學術場的邏輯及其變化來解釋。

布迪厄把學術場域看作是一個充滿競爭的場所，學者作為資本的承載者，基于他們的軌跡和他們利用自身所有的資本數量和結構在場域中所占據的位置，他們具有一種使他們積極踴躍地行事的傾向，其目的要么是竭力維持現有的資本分配格局，要么是起而顛覆它。保守也好，激進也好，都是作為競爭的策略。((參閱《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布爾迪厄訪談錄》包亞明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對于本書的三位作者而言，他們的學術生涯恰好富有對照和驗證這一理論的價值，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對美國主流學術持激進批評姿態入場，高度肯定與美國主流價值觀格格不入的中國革命和隨之產生的新制度，到了八九十年代之交轉換為極端保守的策略——甚至在缺乏起碼的材料支持的情況下也要推銷一種全盤否定集體農業的結論，以確立美國價值觀的唯一合法性，按照教授們的說法就是：“這個體制堵死了任何容易通向現代化形式的更自由的途徑。”（導言，P16）“集體化并不是促進和刺激農民家庭經濟的自然結果，而是一個經濟上代價極高、政治上異化的大斷裂。”（P385）這種從激進到保守的轉換，從否定到肯定的回歸，恰好見證了美國漢學這個特殊學術場域的視野變換——從前視野狹窄、激進派拓寬了觀察視野、激進派消失并回歸主流導致視野再一次狹窄，學術觀察視野的狹窄化，與不寬容心態完全同步。

《國家》一書出版于1991年，并對不同于美國的制度實踐采取完全批判的姿態，這遠非偶然。1989年夏，福山在《國家利益》雜志上發表了《歷史的終結？》一文，認為西方國家實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許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人類最后一種統治形式”，并因此構成了“歷史的終結”。這個知識事件也許可以作為一個學術場域的轉換標識：與從前任何時候相比，八九十年代的美國學術場中間對肯定美國制度實踐的要求都大為提高了，與此緊密相關，學界對于另類的研究觀察和制度寬容程度也同時下降了。而《國家》出版之后，還獲得了1993年度“列文森獎”，也許可以理解為是對三位教授痛改前非、回歸主流價值的褒揚，雖然《國家》一書被中國農民批評為充滿了資產階級偏見，在寫作手法上材料與結論之間也無法一致，但勝在符合美國學術場域的要求，尤其是符合1990年前后的學術場域要求，也許只有從美國學術場域出發才能理解：三位教授為什么要犧牲材料和邏輯提出另外的觀點。

在1995年新版《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一書《前言》中間，三作者之一的塞爾登教授檢討了自己從前過高評價中國革命的錯誤，并指出了為什么需要反省以及如何反省：“在原版前言中，我把這件事（指中國革命）渲染為更有希望的新紀元”“前蘇聯和整個東歐國家共產主義運動的解體，以及冷戰結束，……重新思考研究動機問題的時機已經成熟。”所以需要“從人類自由和農村發展的觀點，重新評價了抗戰。”

學術場域的轉換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資本量的變化，這兩者共同決定了學術人言說的姿態和策略。一個學術人從小資本（一個沒有名望和地位的研究生）到大資本（名教授）的轉換，本身就會誘導學術策略的根本變化。有人說，評價毛澤東跟評價拿破侖一樣，每十年就要翻一個個兒，毛澤東和中國革命都已經成為歷史，不可能有所改變，但是，學術場域卻時時更新，隨著學術人的成長和資本量積累，都需要重新闡釋對象，這兩者結合產生出“激進策略”需要并與主流學術保持自覺的距離時，我們能夠看到新的研究視野和對不同制度價值的寬容姿態，而且學術場中間相對不利的位置會敦促激進學術人的謹慎（認真處理材料和結論的關系）和高投入（仔細搜集材料）；反過來，等到激進策略過時需要引入保守策略時，我們看到的就是相反的情況。

在學術場域中間，大資本擁有的話語權份額，遠遠多出他們愿意付出的研究努力，這在一些情況下會鼓勵濫用話語權。在不想投入時間和精力去搜集材料的同時，卻企望保持在重大問題和歷史事件上的發言權，那么，唯一的選擇就編造材料和證據，而代之以想當然，用寫小說的方式來處理學術研究，在學術場域中間只有大資本才有這種條件，而三位作者都恰好有不俗的后續表現。2005年1月23日，在UCLA歷史學系舉行的研討會上，Edward•Friedman捏造說：“毛澤東曾經感謝日本人侵略中國，說沒有日本人提供武器，共產黨就不能打敗國民黨。這樣的話，對任何一個國家領導人來說都是很驚人的。”結果，被一個華裔學者李放春當面批評為“完全是荒唐的（absurd）”5 2006年，研究文革的著名學者Michael Schoenhals在北京一次講座中間，說起他讀到這三位教授合寫了的一本關于文革的書稿，其中寫到1966年秋天的天津武斗，書中說每天夜里武斗過后，人們早上起來發現大街上有幾十具尸體，對于這一驚人的描寫，三位教授沒有給出材料來源，Schoenhals教授說他對這本書的最后建議是：刪去所有的注釋，匿名以小說出版。6

同一個布迪厄還說過這樣的話：“知識分子經常處于最不利于發現或認識到符號暴力的位置上，他們比一般人更廣泛深入地受制于符號暴力，而自己還日復一日地為符號暴力的行使添磚加瓦。”7 特別是，當學術人選擇一種“過度節約”（以盡可能少的時間和精力去搜集材料）策略時，濫用和編造證據的學術不端行為就屢屢出現，符號暴力就表現得格外明顯——充分表現在邏輯維度上。雖然《國家》一書存在材料和結論不一致，作者在材料處理上嚴重失真，但從該書還獲“亞洲研究協會最高獎”的情況看，“過度節約”沒有影響學術場域的競爭勝負，以此而論，學術場域的規則本身，有時候適足以鼓勵符號向暴力方向轉化。

在中國的學術場域中間，從全盤肯定到全盤否定集體農業的輿論轉換，只有很短的時間，而且有著政府主導的明顯痕跡。鄧小平、萬里和胡耀邦等領導人決心恢復家庭農業，所以成立了一個省部級的寫作組——國務院農村政策研究室，由杜潤生負責雇傭學者來論證家庭農業優于集體農業，林毅夫（Justin Yifu Lin）是其中的一位廳局級研究員。而一切同意和承認集體農業成就的文章，先是受到批判，隨后是不準發表。根據鄧小平提出的“不爭論”方針，那些不同意見都被視為沒有與“黨中央保持一致”遭到處分，因此，在很短的時間內，中國學術場域中間就只剩下了一種聲音。但美國學術場域似乎有所不同，最根本的轉換力量是變化的投入產出比，只有那些最符合主流要求的學術研究者，才能夠獲得“以較少的投入獲得較多的收益”，這樣，與主流是否相符就構成一種強有力的市場選擇機制，只有那些符合主流的聲音最優先獲得發表機會和獲獎機會，從而獲得在最短的時間內獲得提升學術地位的機會。當然，中國學術場域中間也是那些最符合官方主流政策要求的學術，最先獲得發表和出版的機會，從而使得這樣一群學者快速上升到學術階梯的高位上，是他們擁有最優的投入產出比，政府的主導作用也是在學術市場的競爭中間起作用的，而且是作為一個放大器來起作用。美國的權力精英直接介入學術場域的機會似乎少得多，麥卡錫時期有這樣的例子，政客毀壞了拉鐵摩爾的學術生涯，卻提升了費正清的地位。

二〇一〇年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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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死亡率=當地年死亡人數÷當地該年年平均人數×1000‰。 [↩]
查瑞傳、曾毅、郭志剛：《中國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分析（上）》，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307–309頁。根據邁斯納的說法，1970年代中期中國人均壽命達到65歲,見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3rd Edi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9, p. 419. [↩]
根據《五公人民的戰斗歷程》一書，在1958年購買柴油機發電抽水抗旱，是與其他大隊共有的，第一臺應該是屬于公社的資產。 [↩]
李菁玉：徹底控訴揭發批判劉少奇的反革命歷史罪行，載1967年4月1日“首都紅代會中國人民大學三紅揪劉兵團第二支隊”編印《徹底揭發批判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的歷史罪行》 [↩]
《弗里曼謠言就是這么出臺的》，

http://sq.k12.com.cn/discuz/viewthread.php?tid=334342&extra=page%3D1

[↩]

2006年4月21日，Schoenhals教授在北京當代中國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做了一場關于國外當代中國史研究現狀的講座，在回答有關文革研究的提問時，說到他和麥克法夸爾的新書將于8月出版，并提及出版社曾邀請他審核三教授未出版的文革書稿，給出了這個評論，其時筆者正好在講座現場。 [↩]
（法）布迪厄，（美）華康德著 李猛等譯《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第225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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