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和合作經濟

馬也

列寧從歷史創造者的角度——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的角度，分析他所處時代的走向，根據俄羅斯的實際情況，闡述合作經濟問題，制定新生社會主義政權支持勞動者合作生產的方針，留下具有深刻意義的理論遺產和實踐經驗。

俄國自沙皇時代就存在合作社。其主要成分是小資產階級，受小資產階級利益支配，大都控制在孟什維克、右派社會革命黨和其他小資產階級黨派手中。列寧特別注意到，在資本主義統治時期，根據同資本家階級進行經濟斗爭的原則建立起來的合作社，大體存在兩個方面的問題。一個是過分考慮商業利益而忘記社會主義。另一個是十月革命以后一些領袖人物被收買和腐蝕，在政治上采取不合作的甚至敵視布爾什維克和新生社會主義政權的立場。

列寧最關注的，是群眾主動精神。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合作社幾乎成為多少保存和發揮這種主動精神的僅有的舞臺。在這個意義上，沙皇時代留下的合作社，曾經起過而且還會起重要的作用——“這些合作社所做的工作，無疑是在發揮群眾的主動精神。這是它們的一大功勞。依靠群眾的主動精神，合作社確實建立起了規模很大的經濟組織，它們在這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我們是決不會否認的。”這些經濟組織，已經吸收相當數量的無產階級群眾，發展成為能夠代替和補充資本主義機構的組織。

社會主義的俄羅斯，當然不能原樣照搬這樣的合作社。十月革命第二年頒布的關于讓合作制和合作社發揮重大作用的法令，就特別強調發展工人合作社。這是一種社會主義性質的勞動者合作組織。這種新型勞動者合作組織的一個主要任務，正在于掌握資本主義條件下合作社提供的文化遺產，珍惜和利用這筆遺產：“群眾中有很多很活躍的力量，他們能夠發揮出我們意想不到的巨大才能。因此工人合作社的任務就是要吸引這些力量，找到這些力量”。[i]

但是必須把“資產階級合作社變為社會主義合作社”。列寧確定的基本方針，一個是保證這些合作社中無產階級或半無產階級的成分不少于2/3；其次是由工人合作社派遣政治委員，到有產階級占10%以上的那些合作社去，并在其中享有監督權、監察權、否決權。

在一個農民占人口大多數的國家，工人階級政黨始終面臨正確處理同農民關系的問題。合作社成為聯系工人階級和廣大農民的橋梁。十月革命的第二天，新政權即宣布廢除地主土地所有制，不付任何贖金，禁止雇傭勞動，平均分配土地，永遠廢除土地私有制。歷史隨后提出的問題，就是怎樣過渡到社會主義經濟，過渡到集體支配土地。新政權高度重視“一切旨在把個體小農經濟轉變為公共的、共耕的或勞動組合的經濟組織，一切旨在逐步促進這個轉變的組織”，并在殘酷的戰爭環境和經濟極端困難的情況下，撥出10億盧布的專項基金，來推動這項創造性事業的發展。

列寧一再強調，要使農民懂得，“并不是一些好人幫助了他”，從個體農業過渡到集體農業，是一種農民自己解放自己的過程。新的社會制度，要真正“向農民證明按共耕原則和勞動組合原則種地比單干好，還要證明比單干好并不是由于有了公家的幫助；要很好地向農民證明，沒有公家幫助，這種新制度實際上也是能夠實現的”。來自工人階級的、來自新政權的幫助是重要的，但是務必要求尊重農民的意愿，絕不能侵害中農，絕不能依靠強制和發號施令。這種幫助，應該“成為社會主義性質的幫助，即為農民創造從單獨的個體經濟過渡到共耕經濟的條件”。[ii]

關于合作社，1918年，列寧在莫斯科中央工人合作社代表大會的提法是，“社會主義社會就是一個統一的合作社”。1919年，他在全俄國民經濟委員會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提法是，“合作社是資本主義社會建立起來的、我們應當加以利用的唯一的機構”。1923年1月，他在《論合作社》中的提法是，“目前我們應該特別加以支持的一種社會制度就是合作社制度”，“在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取得了階級勝利的條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會主義的制度”。

《論合作社》寫于列寧逝世的前一年，被認為具有政治遺囑的性質。該文的第一句話就是，“我覺得我們對合作社注意得不夠。”這里既包含十月革命以來俄國新政權某種政策反思的成分，也為其后蘇聯社會發展進行著重要的提示。當時俄國實行新經濟政策已經進入后期。無論當時還是后來，都有一些人自作聰明，按照自己的需要，把新經濟政策歪曲為從十月革命倒退的、取消社會主義的戰略。《論合作社》尖銳批評了“改行新經濟政策時做得過頭的地方”：“忘記了合作社”。他提出在政策上要保證合作社經常享受一定的優待，給予合作社“階級的財政支持”：銀行貸給合作社的國家資金，“應該比貸給私人企業的多些，即使稍微多一點也好，甚至和給重工業等部門的一樣多”。[iii]

1923年4月，俄共（布）召開第十二次代表大會。這是黨奪取政權后列寧因病不能親自參加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大會決議接受了列寧最后一些論文和書信中所作出的一切指示，包括他所擬定的合作社計劃。

歷史走著“之”字形的路。

首先是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堅決糾正了把新經濟政策引向放棄社會主義、向帝國主義投降的錯誤。以斯大林為首的蘇聯共產黨，在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進程中，很快建立起強大的全民所有制經濟。全民所有制經濟在提高蘇聯人民物質文化水平和維護國家安全方面所創造的輝煌告訴世界，社會主義制度可以催生任何奇跡。

但是在嚴峻的國際環境和經驗不足的情況下，特別是實現農業集體化的過程，另一種“做得過頭的地方”又發生了。這就是缺少耐心的教育、引導和等待的現象。充分尊重和發揮人民主動精神的基礎，沒有達到足夠地堅實，使自上而下的命令主義得以發生，由此繁衍出滋生嚴重脫離群眾和官僚主義的條件。

赫魯曉夫時代以糾正“左”傾錯誤的名義開始，結果開創出“左”和右兩種“過頭”的交織、滲透、膨脹和加劇，一路走向戈爾巴喬夫。上層結黨營私、權力膨脹、昏庸腐化，大量攫取國家財富，口稱“共產黨”、“馬克思列寧主義”、“社會主義”，而每日每時都在用行動演出著背叛。人民群眾被排除在地方、企業和國家權力之外，不再認為自己居于主人公的地位，而當前執政的這個“共產黨”，本質上也已經不同于列寧、斯大林的共產黨，不再是代表他們利益的黨，他們犯不著繼續保衛和維護這個黨。離開群眾等于取消黨，再一次成為顛撲不破的真理。

隨著蘇聯解體、共產黨失去執政地位，一切曾經多少帶著行政命令色彩建立起來的東西，又由葉里欽一紙行政命令頃刻瓦解。蘇聯人民奮斗犧牲建立起來、給人民帶來極大利益的全民所有制經濟和集體農莊制度，在私有化浪潮自上而下的沖擊下，很快退回到個體、私人經濟甚至具有殖民地性質的外資經濟。

不同方向的“過頭”，都歸結到削弱、壓制、取消群眾主動精神。

一種對于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來說最有害的、成為歷史變革最大悲劇的現象出現了。戈爾巴喬夫在憲法中取消共產黨領導地位，宣布解散黨，沒有任何一級黨的組織提出抗議和拒絕執行，更沒有出現大規模的、持久的群眾性斗爭局面。人民沒有采取有力的行動，捍衛自己的利益和本來應該屬于自己的共產黨。這本身就是對蘇共后期嚴重脫離群眾、忽視和抹煞群眾主動精神的錯誤的歷史性懲罰，就是對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時期關于建成“發達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邁進”的吹噓的嘲弄。

如果條件允許蘇聯有較長時期在各行業充分發展勞動者合作經濟，保證群眾主動精神得以逐步而堅實地成長起來，使他們在實踐中取得管理基層直到管理全社會的豐富經驗，由此確立人民國家主人的地位，歷史就將改寫。歷史不相信如果。然而歷史的悲劇，卻能夠在另一種條件下提供創造的路經。

2010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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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在莫斯科中央工人合作社代表會議上講話》，《列寧全集》第35卷第197、201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ii] 《在農業公社和農業勞動組合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列寧全集》第37卷第365、368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iii] 《論合作社》，《列寧選集》第4卷第769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馬克思和勞動者合作經濟

馬也

在私有制條件下，勞動者用自己的不同程度的合作、團結、相互支持和由此產生的集體力量，對抗壓迫和剝削，維護自己的利益，幾乎是一種本能，而且是最常見和比較易于行動的方式。這也成為檢驗進步、落后和反動的政治標準。一切進步力量，更不要說社會主義者，總是極為關注這種集體力量和它的產生、發展、成熟。

它首先是勞動者的創造。在理論上，就社會改造而言最早提出這個問題的，是空想社會主義者。1832年，歐文在倫敦創辦勞動產品公平交換市場，存在一年多。1833年，這位菩薩心腸的改良家，又在倫敦主持召開了合作社和職工會的代表大會，并通過一個使工人以和平途徑掌握生產管理權利的計劃，尚未付諸實施已經流產。但是工人階級在自己具體條件下改造舊制度的實踐，卻仍然在默默無聞中腳踏實地地進行中。

1844年，英國一個叫做羅虛代爾的小鎮，28位工人組織消費合作社，向社員出售牛奶、面粉等日用品，減少中間商的盤剝。后來發展到購買土地和興辦加工業。他們創造的自愿、一人一票、民主管理、公平買賣、注重社員教育的“羅虛代爾原則”，很快在歐洲國家傳播開來。這種傳播經過艱難的斗爭，然而終于成為至今得到世界各國公認的合作社原則。

馬克思拒絕任何崇拜，惟獨對于人民的歷史主動精神、人民的創造，懷著深深的敬意。在他高度關注工人階級的政治斗爭、理論斗爭的時候，工人階級在歷史進程中的每一個當時看來尚處于萌芽狀態的、微不足道的創造性成果，都會進入他的視野。羅虛代爾合作社出現以后20年，1864年第一國際成立。馬克思在《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中，把勞動者合作生產，稱為“勞動的政治經濟學對資本的政治經濟學”的一個“更大的勝利”：

    我們說的是合作運動，特別是由少數勇敢的“手”獨立創辦起來的合作工廠。對這些偉大的社會試驗的意義不論給予多么高的估價都是不算過分的。工人們不是在口頭上，而是用事實證明：大規模的生產，并且是按照現代科學要求進行的生產，在沒有利用雇傭工人階級勞動的雇主階級參加的條件下是能夠進行的；他們證明：為了有效地進行生產，勞動工具不應當被壟斷起來作為統治和掠奪工人的工具；雇傭勞動，也像奴隸勞動和農奴勞動一樣，只是一種暫時的和低級的形式，它注定要讓位于帶著興奮愉快心情自愿進行的聯合勞動······[1]

這就是說，勞動者的合作生產（1）在它的范圍內不存在資本主義雇傭關系；（2）這是“帶著興奮愉快心情自愿進行的聯合勞動”；（3）勞動工具不再是被壟斷起來作為統治和掠奪工人的工具；（4）它同樣適用于現代化大規模生產。

馬克思不是改良主義者。沒有誰比他更清楚工人階級奪取國家政權的根本意義。工人合作經濟，只有在工人階級享有國家政權、在全國范圍內實行的時候，才能全部釋放它的社會能量，而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政府總是在其中進行收買和使運動受到閹割。但是馬克思仍然高度評價和積極推動自己時代即便廣受掣肘的勞動者合作經濟，興奮地看到它的現實的優越性和廣闊前景，認為這是“在舊形式內對舊形式打開的第一個缺口”，“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對立在這種工廠內已經被揚棄，······這種工廠表明，在物質生產力和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生產形式的一定發展階段上，一種新的生產方式怎樣會自然而然地從一種生產方式中發展并形成起來。”[2]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馬克思有兩封關于俄國問題的重要信件。

經過1861年改革的俄國，正在進行圍繞國家發展道路的爭論——“應當像它的自由派經濟學家們所希望的那樣，首先摧毀農村公社以過渡到資本主義制度呢，還是與此相反，發展它所特有的歷史條件，就可以不經受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苦難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前一種主張，以民粹派理論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為代表，把馬克思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而且“一切民族，不管它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馬克思回答說，“他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

馬克思寫道，《資本論》“原始積累”一章描繪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從封建主義經濟制度內部產生的途徑，也就是使生產者同他們的生產資料分離、從而把他們變成雇傭工人而把生產資料占有者變成資本家的歷史運動，是對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其典型實例，是在英國發生的農民和土地分離的“圈地運動”。這種資本原始積累導致小生產勞動者巨大災難的現象，是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在這以后，世界所有的國家，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都“別無選擇”、無可逃脫呢？

馬克思說，“我明確地把這一運動的‘歷史必然性’限于西歐各國”。他的結論是，如果“俄國要想遵照西歐各國的先例成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如果俄國繼續走它在1861年所開始走的道路，那它將會失去當時歷史所提供給一個民族的最好機會，而遭受資本主義所帶來的一切極端不幸的災難。”什么是當時歷史所提供給俄國的“最好機會”呢？他認為，俄國不是脫離現代世界孤立生存的，也不像印度那樣是“外國侵略者的獵獲物”，與資本主義同時代、在其全國范圍存在的農村公社，能夠逐漸擺脫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為集體生產的因素在全國范圍發展起來，“就可以不經受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苦難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3]

馬克思在這里寄予希望的，恰恰是與資本主義同時代的勞動者的“集體生產的因素”。

巴黎公社失敗了，公社的原則是永存的。應該說，公社的原則之一，包括馬克思1871年在《法蘭西內戰》和恩格斯20年后在該書1891年單行本導言中明確肯定的公社的一項法令：把已經關閉和停產的企業，交給工人合作社按合作方式經營。

馬克思和恩格斯，是最早也最科學地充分認識勞動者合作經濟這一工人階級歷史性創造的真正價值的僅有的人。

2010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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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605-606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 《資本論》第3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7-498頁，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3] 《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草稿》，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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