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大寨人與老子對話：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李克勤（jixuie）題記：人在自然面前不是被動的，當自然災害發生時，我們應當多思考那些過去人們抗擊災害的思路。大寨1963年遭遇特大洪水，他們當時為什么能夠將禍，變成福，完全靠的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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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8月，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大隊遭受特大洪災。中共大寨大隊支部帶領群眾自力更生，發憤圖強，艱苦奮斗，把貧瘠的山坡修成水平梯田，發展生產。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向全國發出了“農業學大寨”的號召。圖為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陳永貴同青少年一起研究勞動的奧妙。

1963年8月，大寨村遭遇了一場罕見的暴雨。這場雨從8月2日開始，整整下了7天7夜。

這次的雨量相當于1962年全年的降雨量！

雨大風急，山洪暴發，除了狼窩掌，大寨人10來年經營起來的100多條大壩全被沖垮，層層梯田沖成了大溝壑，好端端的土地沖成了紅石板，莊稼毀的毀了，倒的倒了，蘋果樹也斜過軀干，把樹根高高地翹了起來。大寨村的每塊耕地都受到了損傷，20%的土地、石壩、地堰，甚至連地基也沖得凈光。全村有180畝土地被沖毀和淤沒，540畝地被洪水沖刷過。在村里，全村140孔窯，塌了113孔；125間房子，塌了77間。

這真是一場的飛來橫禍。

然而，此時的大寨人再也不是大自然的奴隸了。在狂風暴雨的7天7夜，大寨人在泥里、水里搏斗。大隊團支部副書記賈吉義領著一些年輕人，剛剛把23頭大牲口從快要倒塌的圈里救出來，忽然聽見大隊長賈承讓喊：“搶救糧食呀，倉庫快塌了！”他們又直奔倉庫。夜色如漆，放著糧食的窯洞，土皮一片一片地塌下來，搶救糧食的工作十分危險。但是，賈承讓毫不猶豫地沖進去了，賈吉義也隨著沖了進去，陳永貴的兒子陳明珠也沖進去搶救糧食。接著又有更多的年輕人、老年人沖了進去。他們冒著窯洞隨時都可能倒塌的危險，虎口搶糧。扛的扛，擔的擔，只用兩個小時就把1．5萬公斤糧食運到安全的地方。人們還沒有來得及喘口氣，就聽轟隆一聲響，窯頂裂開了一尺寬的大縫，泥土嘩嘩地塌下來。

7天7夜，大寨人很少合眼。他們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涌現出了許多感人事跡。村民賈貨小房子塌了，全家五口人沒有地方住，賈承祿就把自己的房子騰出來，還幫他們砌好火坑。陳永貴的兒媳剛生下娃娃，房子本來不寬余，但她寧肯自己吃些苦，也要把房子讓給更加困難的人家。隨著被沖毀的房子越來越多，大家就干脆擠在一塊住。

天降大雨的時候，陳永貴正在縣城開人代會。他是縣委候補委員，縣里的許多會都要去參加。在會議期間，暴雨自天而降，會議也就臨時增加了一項議程：討論如何組織全縣人民抗災自救，恢復生產，重建家園。但陳永貴此時的心思實際上已經不在會場上。村里人把電話打到城里向他匯報災情，但話剛說到半截就斷了，原來洪水沖倒了線桿，大寨與縣城的聯系也中斷了。

散會后，陳永貴心急如火地往回趕。但途中的松溪河正發洪水，滾滾洪流沖毀了小橋，沖得石頭滿河床亂滾。作為在山區長大的農家漢子，陳永貴不會游泳。再說像這樣的河流，即使會游泳也無濟于事。但是，人一旦堅定了意志，辦法還總是能想出來的。結果在幾個年輕人的幫助下，前拉后推的他總算過了河。

陳永貴回來了！大寨人又有了主心骨。

其實陳永貴也很難過，大寨的山山水水都凝聚著他的汗水與心血，11年的艱辛毀于一場大雨，他可能比誰都更難過。

他知道大家都在看著他，他是大寨人的主心骨，他的一言一行一個表情都會在他的村民中產生重要的影響：如果自己表現出悲傷，大寨人就可能灰心喪氣，那就真正是前功盡棄了；而如果自己能夠挺住，大寨人就會信心不倒，大寨的山水就可以重新得到治理，大寨這個太行山區的先進典型就可以更放異彩。

陳永貴沒有更多地談論梯田、大壩、窯洞和房屋，因為談論那些會使人越談越泄氣，而氣可鼓不可泄是毛澤東教給他的一種最基本的領導方法。于是，他便向著沒有受到損害的方面問了去：

“人怎么樣？”

大家回答說：“人都在。”

“牲畜怎么樣？”

“牲畜也都在。”

“那，糧食怎么樣？”

“大部分都搶出來了。”

陳永貴于是開始給大家鼓氣：“人在就是大喜！山是人開的，房是人蓋的，有了人，一切都會有！”這也是毛澤東的思想，毛澤東說：世間萬事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

安排完村里的事，陳永貴又到虎頭山上轉了一圈。地里的損失確實是嚴重的，據陳永貴估計，有180畝地不僅當年收不了糧食，第二年的莊稼也不好種。其余的600多畝地里，莊稼倒的倒、歪的歪，還有的被埋在泥里。他走到一塊玉米地里，蹲下身子把一顆倒伏在地上的玉米苗輕輕地扶起來，又用腳壅起一堆土，埋在苗的根部，輕輕地踩了踩，玉米苗還能夠站住。這說明，只要搶救及時，糧食還不會絕收。

當時大寨遇到的災害是兩方面的：一方面是地里的莊稼被沖毀嚴重，另一方面是村里的窯洞和房屋大多倒塌了。兩方面都要及時搶救，但大寨的勞力只有那么多，外面的救濟陳永貴又不要。那么就有個先后順序的問題了，即救災先從哪里入手。陳永貴的方針是六個字：先治坡，后治窩。也就是先集中力量把地里被沖倒、被埋起來的莊稼扶正、培直，保證當年的收成，然后再修整房屋和窯洞。陳永貴將村里的勞力兵分三路：一路是拿出60%的勞力去扶苗修地，準備種麥；二路是拿出20%的勞力去割蒿漚肥，準備明年的生產；其余的人燒磚、燒石灰、修窯、蓋房。

把倒伏的青苗扶起來是生產自救的當務之急。大寨人緊急動員起來，在地里一株一株地扶起倒伏的莊稼，扶不起來的就幾株合起來捆扎，他們戲稱這是"組織起來"。大寨在大災之年仍能奪得糧食豐收，扶苗起了關鍵性的作用。這也成了大寨人對付天災的一個法寶。此后，每當遇到災情，大寨人就要挨著苗走去走來，少了的補，長得不好的下肥，歪倒了的扶正還綁上一根棍子。這就是大寨人田間管理的獨特方式--單株管理。

后來，在一次大寨村的社員大會上，有個叫趙小和的人又提出了一個改進意見。他提出，咱們白天干地里的活，晚上點上汽油燈給新房平地基、抬石頭。他的這個主意獲得了大家的贊成。于是，大家便在白天到地里去扶苗修地，晚上則集中在規劃好了的宅基地上抬石頭，壘磚頭，為建設他們的新家園而加班苦干。趙小和提出的這個新方法，后來被大寨人概括為白天治坡，晚上治窩。

就在陳永貴帶領鄉親們生產自救的時候，各級黨組織和全國人民的援助也來了。

大寨遭了災，中央和省、地、縣各級領導派來了慰問團，全國各地的慰問信也從四面八方寄到大寨。從各種渠道還先后有多批救災錢物撥發下來，大寨人心想，能夠自己渡過去的難關就不要伸手討救濟。此時大寨通往縣城的電話線也修好了。頭一天，公社打來電話，給他們撥下了80元的醫藥補助費。大寨的干部說：“把錢給別的兄弟隊吧，我們沒有傷病員。”

第二天，公社又打來電話，又給大寨撥下100元安置金。大寨的干部們又回答說：“我們能安置得了，把錢給別的隊吧！”第三天，公社擔心他們沒房住，撥給大寨50領席。大寨的干部又說：“大寨有葦子，要用自己編，把公社的席子給別的隊吧！”后來公社又打來電話說：“你們的災情重，國家撥給你們1000元救災費！”大寨的干部又說：能自己走過去的路，就不讓人扶。能克服了的困難，就不能伸手向國家要錢！

在陳永貴的倡導下，大寨黨支部就確定了“三不要”的原則，即不要國家的救濟款，不要救濟糧，不要救濟物資。一句話，全憑自己的力量戰勝災害。

在這個基礎上，陳永貴又進一步提出了“三不少”的口號，即向國家賣糧不少，社員口糧不少，集體的庫存糧不少。“三不要”大寨人已經做到了，“三不少”要到秋收以后才能兌現。

公社黨委書記卜鴻義對這個“三不少”也有些顧慮，主要是擔心不減少些征購糧指標，會影響到大寨人的生活。卜鴻義為此還專門找陳永貴談話，勸他說，今年遭了災，哪一家也完成不了征購任務，給你減一減吧。陳永貴不領情，他很干脆地說：“不減，保證完成，而且口糧和儲備都不少。”

陳永貴后來總結說，1963年遭災后，社員們不分農忙和農閑，不分好天和壞天，一股勁地為集體干活。全大隊從事農業生產的105個男女全半勞力，從遭災到1964年秋天，除按季節保質保量地完成一般的農活外，每人平均恢復、整修和新修耕地4畝9分，修建房屋每一個勞動平均投工40多個。

災后村里要大搞基本建設，需要的石頭很多。開山打石頭的工具，以往都是由集體購置的，現在遭災了，要大量添置工具。為了減少集體的開支，黨支部還沒有號召，村民趙素小、李銀良等人，就自動地購置了一套石匠家具，跟著賈進財學習開山鑿石技術。隨后又有28個村民自動打制了開山用的工具。

生產自救和重建家園都離不開錢。大寨黨支部決定不向國家伸手，村民們也表現出無私忘我的高尚情操。村民李喜慶把自己的800元存款拿出來借給大隊。他說：“集體是大家庭，別人的困難，也就是我的困難，我不能自己存著錢，讓別人受難。”

在他的帶動下，全村共83戶人家，有57戶借出了款，總額是12000多元。

這就是社員自發的為集體經濟“集資”，這背后卻體現著社員的社會主義覺悟。

在救災中由于不要國家的救濟，大寨人便格外珍惜每一分錢。搞土地建設，原來計劃得花3000多元，實際只開支了300多元。比如，開山抬石頭需要12根鐵繩、12根鐵棍，買新的要花300多元。村民們說：不用買了，自己打吧。他們有一個鐵匠，又帶了個徒弟，村里只花了3元多錢，把各戶的廢鐵收回來，不但夠打鐵繩、鐵棍用，還打了些其他開山用的工具。

大寨人的血汗沒有白流，他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在大災之年，地里的莊稼仍長勢很好，秋天收得了20萬公斤糧食。除了口糧、種子和飼料，他們還向國家賣了許多余糧。

在村里，不到三個月就建成了40間人字架的瓦房，砌成了20孔石窯洞。

大寨黨支部還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設想：5年恢復土地，10年建成新村。當時有人覺得難度太大，但后來他們僅用了2年時間就恢復了全部土地，到1964年大寨共恢復土地130畝，整修土地500多畝。一年來修補房屋、窯洞62間(孔)，新建瓦房72間，窯洞36孔。1964年，大寨的糧食畝產達到了404．5公斤，按當時的說法，是跨過了長江。到1965年，大寨新村建成。也就是說，他們只用了3年多時間，就讓社員全都搬進了新居，永遠結束了住土窯的歷史。真正實現了陳永貴所說的，送走一個舊大寨，迎來了一個新大寨。

《老子·五十八章》：“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老子的是說，禍與福，不是孤立存在的，禍與福互相依存，可以互相轉化。禍可以轉化成福，相反也成。

但是老子沒有講具體的過程，這要靠人們去悟了。

大寨人悟出了這里面的道理。

在最關鍵的時刻，陳永貴依靠黨支部，依靠黨的力量，依靠群眾生產自救，重建家園，決策完全正確。

還有一個細節，陳永貴從縣里開會回來作出決策前，他特地和他的老伙計，也就舉薦他當上黨支部書記的老書記賈進才，進行了交心，每當重大決策前，陳永貴都要這樣做。

陳永貴和黨支部的決策，是在認真的調查研究基礎上的決策，從決策的制定到實施，整個過程始終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去”！

這就是科學決策，合理實施。

這也是禍，轉化成福的保證。

原文地址：1963年大寨人與老子對話：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http://jixuie.home.news.cn/blog/a/01010002E05A0ADB7C817DA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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