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么對小崗沒有多少好感？

   生于安徽，長在安徽，本應該以小崗為自豪。中國以小崗為改革開放的領頭羊，發展社會，改善人民生活，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為安徽人這應該是無上光榮，這種淺顯的道理連小孩都懂，但這種感覺總是難以油然而生。
    本也感到溫飽，分田到戶（我們習慣上稱聯產承包責任制）后，在簡單的物質刺激之下，農民的小農意識復蘇膨脹，生產積極性暫時有所提高。伴隨著種植面積擴大，產量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我們多數人比以前吃得飽，這是事實。但究其原因，除了分田到戶出現利益熱情以外還有多種原因。如當時學習前蘇聯的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袁隆平發現的雜交水稻在廣泛推廣鋪開，農民自身的開荒種田種地（這也造成后來大量水土流失的重要原因）擴大面積等。就是這樣還是好景不長，此后就沒有“持續”，相比之下，農村發展緩慢，農民生活開始走下坡路，農民工飽受妻離子散之苦，少數農民基本生計都難以維持。
    第一個對小崗反感的因素是一件事觸動了我的神經。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我的一個在政協工作的學生和同事對我說，他們的政協主席到小崗去參觀學習，回來后對他講：小崗很窮、很亂、很落后。我當時就十分詫異，納悶、困惑，開始痛苦彷徨，一個大問號騰空而起——怎么會這樣？雖然我一直以為，小崗改革之法是臨時抱佛腳，不是國家長遠發展之計，但在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黨和政府的扶持之下總不會如此之差勁，但事實勝如雄辯，小崗的省派書記沈浩死后中央臺記者的報道應證了當時政協主席回來說了大實話。原汁原味的小崗就是改革了二十多年，“到2003年，竟然很窮、很亂，全村人均收入只有2000元，低于全縣平均水平，村集體欠債3萬元，人心渙散，村里連續多年沒有選出‘兩委’班子，村里亂建房、亂倒垃圾普遍，環境很差”。只是沈浩被派遣到小崗后，向上級政府伸手要了不少的錢，才得以將門面裝飾好，才有點典型形象。
    第二個引發我對小崗反感的因素是：1989年安徽省的山區農業工作會議在石臺縣的新中村召開，當時以盧榮景書記為代表的中共安徽省委，在石臺縣新中村召開的實際上是一次全省農業工作示范現場會，以新中村為典型，號召全省人民大干社會主義農業。這樣做頗為令人費解，這樣的會議不在全國改革開放的先進旗幟村——小崗召開，而卻在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山區小縣小村召開，而且冠以“山區”之名來“與黨中央保持一致”，避免沖突。這里面頗有蹊蹺的原因是：新中村的農業成就是靠幾十年集體積累和社員們苦干實干建立起來的，靠的是幾代大隊支委會以集體主義精神傳承接力走過來的，這個就是“大寨精神”，實際上就在這次會議前后，人們暗地里也把它叫做“大寨精神”，看做是集體主義的光輝。那時中共安徽省委至少有一部分人，對小崗是知底的，對舉國宣傳小崗心知肚明——那原本是人的自然性的大暴露，能在全國全省領頭“可持續發展”嗎？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楷模嗎？沒有糾正的權力、機會，只好明修棧道，暗中糾偏吧了！
    作為農民的兒子，又長期工作生活在農村的鄉鎮，對農村的生產發展一直默默關注。中國的荒漠化，荒山化，水土流失最集中的表現就是改革開放幾十年。多年前看到內蒙古大學的一位講師在電視上說，他青少年時期（按年齡推理應該就是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內蒙古張家口以北一帶還是草色青青、綠色一片，只是到了分草場到戶，牧民無節制放牧，發展到上個世紀末才呈現荒漠化、沙漠化，出現了瘋狂肆虐的沙塵暴。這與我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在電視上看到的一組材料完全相吻合，當時甘肅、寧夏有一種草根（不知叫什么草，忘記了）很值錢，于是大量的農牧民都聚集在這一地區挖草根。轟轟烈烈，幾乎一度失控，后來黨和政府花了大量的精力，過了好長時間才得以控制局面。這樣的市場經濟無序化，盲目化，生產的目的只是為了錢，給有限的資源造成巨大破壞，直到今天仍見傷痕累累。我們這里山區樹林植被也是這樣被破壞的，上個世紀的1974年我曾經隨父親到我縣的深山區（我去姑家）去參觀學習，沿途所見都是原始深林，公路旁時不時見到橫七豎八老死倒地的大樹，有的大樹竟然橫亙在公路上使車輛不能通行，但現在只能在極少數高山頂才能見到這樣的狀況。山林承包后管理的權力移植到農民個人手中后，出現了極度地亂砍濫伐，資源浪費。記得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前期下過一場大雪，有些山上少數樹木被壓斷，于是就有農村地頭蛇（多是支書、村長）就利用關系謊報災情，以“雪壓材”的名義大量砍伐木材，幾個月就成了當時所謂的“萬元戶”，借小自然災害，大發國難之財，幾年間將山上樹木嚴重的洗劫一次，而且只砍不栽或少栽，有些地方栽了也不管理。前些年在電視上看到云南有個根雕大縣，就是將山上的樹砍光后，連樹根都不放過，要挖出來搞根雕來發展經濟，提高本地的GDP。想想看，這樣的毀滅森林，怎么不水土流失，怎么不泥石流？我們縣何嘗不是如此呢，有一任縣委書記，就在全縣提倡以根雕和樹兜、樹根做成的盆景為主要產業來發展本縣經濟，并且公開在縣里各級干部會議上說：到省里去要錢，要手托盆景做獻禮。所以現在我們乘車沿途都是光禿禿的居多，這些顧頭不顧尾吃子孫的飯的經驗源頭就是小崗，這也是我對小崗缺乏好感的重要原因。
    我們大隊到公社的土道路原是坑坑洼洼、彎彎曲曲的，也不寬，手扶拖拉機都很難開到四五檔，陰雨天到處是積水的坑，泥濘得行人行走也很不方便，到了1975年前后公社派遣的工作隊長張民生帶領公社兩大隊的社員，利用早晚時間修了一條很直的較為寬敞的土道路，并挑了些沙子填充鋪平。我也幾次參加了修路工程，所以至今念念不忘。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這條路比原來的路直多了、寬多了，近兩公里只拐了一個小彎，前些年有人到我的村莊去過，我問起他有什么感受，他說感覺最深的是道路非常直，鄉村道路他還沒有見過這么直的路。道路重修后手扶拖拉機可以開上六檔，真是叫人歡欣鼓舞、熱血沸騰、充滿憧憬。但就是這樣好的基礎道路也近二十年無人修理，期間每次回家騎自行車很不方便，坑坑洼洼，顛得幾乎無法行駛，每逢陰雨天還是泥濘得無法行走。每逢回家走在年久失修的路上就感慨萬千，悲憤沉痛。原因何在？就是好端端的集體在實用主義的摧殘下，徹底散了架，農業發展后繼無望，中國的現代化一只腿已經很難邁出去了，怎么叫人不心疼！分田到戶后，生產隊、大隊的社會公益事業無人問津，社員都各自顧自個兒——各人自掃門前雪，甚至損公肥私，挖社會主義墻腳，哪里還有人顧及自己天天走的路，遭罪，大伙兒都一道遭罪就是了。
    不過，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在貫徹科學發展觀的時候，三農問題被擺上中央的議事日程，近幾年在國家的直接投入下，已經將原來的土路修成了柏油道路。
    這些年看到不少報刊雜志和電視臺報道農業增產增收，我不知可否？前幾天回到家鄉所在的村民自然組，到自家承包的的無人耕種的田里去看看，得到了一些認識。家里只有父母的承包的田地，父親已經過世，只剩八十多歲的老母親，中風多年行動不便，我只好將她帶在身邊。由于是獨子，家里的田地管理都只有我出面安排，因此時常回家走走。家里有五畝多田，還有不少的地，已經多年叫別人代為耕種，年底收一二成租子。如今種田經濟效益低，農民年輕力壯的都基本上出去打工，老人和孩子在家種不了那么多田地，原來的雙季稻就變成了單季稻，而且現在連單季稻也少種了，種上棉花等經濟作物，部分田地甚至沒有耕種，所以我見到與我家一樣，少數田地荒蕪，雜草叢生，道路田埂草沒膝蓋，深的地方沒了頭頂。聯系到前不久單位組織到陜西去旅游，在去延安的路上，見到的農業耕種不是很旺，也有多處荒蕪現象，見到的農作物基本上是兩種——玉米（北方人叫包谷）和煙葉（經濟作物），這叫人浮想聯翩：這樣的農業生產，那連年糧食和農作物增產增收來自何方？中國的糧食增產含水量究竟有多少？這些年究竟每年要進口多少糧食？是不是存在“無糧則亂”的問題？但愿那“官出數字，數字出官”在中華大地不是真的。
    這次回家又見大河的河堤被洪水沖垮，農作物遭受了很大的損失。說起河堤還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的父輩們修的，有些地方我也參與了修建。但三十多年，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什么地方都與時俱進，就是農田水利建設與時俱退，本來早應該換成固若金湯的石頭堤，水泥混泥土堤的卻還是沙堤，而且無人管理，破爛不堪，大多數失去了功效，大水連年發難，豈有不潰堤的？原來的有效改造自然、利用自然變成了靠天吃飯、等天吃飯，哪有不遭災 ，不遭殃的？聯想近年全國各地連續遭災都是事出一因：改革開放之后農田水利建設，基本松弛、停滯不前，全國農業生產都在靠天收，這樣的農業生產能確保溫飽乃至小康？于是乎，當年的熱火朝天的大干社會主義，大搞農田基本建設的場景又浮現在我的眼前，相形之下叫人唏噓不已。
    毛主席說過：“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原來確定1980年實現農業機械化，雖然難以實現，但在上個世紀末實現農業機械化是一定能的。早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的農業機械就開始運用推廣，那時就連我們的山區農村也有部分小隊有拖拉機，有些大隊還有插秧機，公社有大型拖拉機和農用汽車，而這一切都在分田到戶中偃旗息鼓了。小崗的經驗不是中國農業的根本出路，中國的農業機械化進程正是被小崗經驗所折騰，所打斷，中國的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集體主義恰恰被小崗的經驗扼殺了，所以迄今遺留了“三農問題”的后遺癥，嚴重阻礙了中國的現代化發展進程。
    小崗的經驗是什么？就是離心離德，欲壑難填，貪得無厭，私欲橫流,利欲熏心的拜金主義價值觀。其思想根源是頭腦中的“私心”“私念”“私利”“私欲”在作怪，“私”才是萬惡之源。以小崗為先驅的私有化改革以后就打開了潘多拉魔盒，放出了人們內心深處長期禁錮私欲膨脹的魔鬼。“私”弱小時，它會多吃多占他人的利益，而“私”強大時，則要大肆搶劫國民的財富。自從“一切向錢看”被奉為主流價值觀以來，持權者憑借著手中的權力，由起初的多吃多占發展到大肆搶劫，仍至公然搶劫。
    分田到戶在全國推廣無可避免的出現“地分了，人心散了”的局面。私有化理論，使“自私自利”在人們心中發揮到了極致，致使剝削階級絕處逢生，得以卷土重來、大開盛宴，無產階級則重淪被剝削被壓迫的深淵。
    我們非常遺憾地看到，一方面幾乎所有的行業、單位和部門都在追求經濟效益；另一方面許多行業、單位和部門在追求經濟效益的過程中，都在不同程度地破壞著社會法律和道德的規范。致使所有一切神圣、高尚、純潔、崇高的東西都變成了“假大空”，而似乎只有自私自利才是“實實在在”的東西，從而把一個社會的崇高美德也給徹底否定了，使我們走到了不得不千方百計地去守住社會的“倫理底線”的可悲地步。小崗這個在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面前都顯得渺小、丑陋、垃圾的思想，卻被中國的資改派當成救命稻草。在政治腐敗的影響之下，尤其在市場經濟的負面影響之下，各行各業的不正之風逐漸泛濫成災，唯利是圖已經成為一些行業、單位和部門的價值取向。
    毛主席時代，官僚所有制度因為受到正統革命思想的抑制，和人民民主的制約，而沒有表現出來，但這不等于說它不存在，一旦有機會，它就像狂傲不羈的野馬，像一瀉千里的洪水。它終于趕上了讓它自由馳騁的時代，出現一個有模有樣的“官國社會”。
    前兩年在電視上看到小崗二代說的一句中國古老的諺語，叫做“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樣的文化意識，連現代文明資本主義都難以啟齒的極端自私自利之心，竟然被中國社會主義的典型示范村的“建設者和接班人”當成口頭禪，而這句話恰恰暴露了小崗人的內心世界，同時也證明了這種自私狹隘的思想意識不能代表中國社會主義的前進方向。
    宋朝易學大家邵康節就說過：“天下將治，則人必尚于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于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真是叫人百思不得其解，當代的資改派治國理念還沒有千年之前的古人先進。
    沒有科學發展觀，沒有社會的全面進步，沒有共產主義的精神支柱，怎么能實現中華民族的振興？那只能成為美國的跟班。

                張夷   2010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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