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新雨：中國的農業不能綁在美國資本主義農業的“泰坦尼克號”上！
 
 此為舊文《農業資本主義與民族國家的現代化道路》中的一個段落，供參考。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9/200710/25017.html
 
現代農業中的糧食革命放棄培育當地品種，改種幾種高產作物，正在把世界人口置于危險地帶。如果新品種受到病原體的危害，后果是全球性的災難，因為屆時再培育新的品種可能已經來不及了。由于高產雜交品種的排擠，對自然種子資源帶來很大影響，很多老種子終止了幾千年的遺傳連續性，它們借以保持種質互換的很多野生親緣已經不復存在。由于種子儲存工作并不足以對付遺傳損失，它的后果是人類有可能在短短一代人的時間里失去食物系統的關鍵性進化環節。作物由于遺傳的單一性，極易遭受病害，而抗病害的新品種研制又是需要成千上萬的天然種子的。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生物的多樣性資源繼土地和不可再生的礦物能源之后，成為被資本掠奪的新的自然資源，“基因是未來的貨幣”，它將成為當代資本主義在業已完成土地壟斷、能源壟斷之后發展新的壟斷階段的特點，因此所謂“新經濟”的核心并不是信息技術而是生物技術，信息技術的重要性在于它提供了資本在新的階段攫取自然資源的可能性，而生物技術正是為資本掠奪新的自然資源提供科學支持的，猶如當年的航海術、造船術、地理學、天文學和洋槍洋炮之于殖民主義時代的資本主義。因此，今天的我們必須高度重視“無硝煙的基因大戰”[1],它正在把人類共享的基因、細胞、器官、胚胎、微生物、動植物等變成專利的對象，變成私人和企業的產權。而挑起這場戰爭的正是以美國孟山都（Monsanto）為代表的發達資本主義跨國企業，生命公司（life industry）代替了當年英國的西印度公司。研究者把它稱為“新世紀的圈地運動”，新世紀的殖民者和“生命海盜”，是非常準確的。猶如當年國際法的誕生一樣，這種掠奪同樣依賴的是“合法”的專利制度，1985年美國專利局宣布植物種子可以獲得排他性專利權，1998年歐盟通過《關于生物技術發明的法律保護的歐洲指令》，重新解釋動物和植物的品種概念，生物和生命開始被專利化。只是這次生物技術領域充當了資本的武器，對基因的壟斷替代了西進運動中土地公司對土地的壟斷，美國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在把農業工業化之后，現在輪到把自然界的生命工業化、私人化和壟斷化了。擁有專利的跨國企業種子公司不允許農民自行交換種子，為此甚至使種子絕育，剝奪農民自行交換和保存種子的權利，以迫使農民必須購買貴得多的專利種子，而農作物的品種本來是農民世世代代自由交換種子的結果。今天十家跨國公司已經控制了全球種子市場的32%以及全部的轉基因種子，市值達230億美元。孟山都是第一家大規模銷售轉基因農作物的公司，也是全球第三大化工農業跨國企業和第二大種子公司，它為了壟斷全球種子市場和保證轉基因種子的銷路，在1995到1998年化了80億美元收購各地的種子公司，已成功地控制了北美，并逐步攻占發展中的國家和地區，巴西和印度的最大種子公司已經歸它所有。它在中國也已經建立了分公司，2000年孟山都公司在中國的轉基因棉花已經達到了200萬畝。目前，全球的谷物貿易也已經為五家跨國公司所壟斷,其中最大的卡吉爾公司（Cargill）在1998年底收購了僅次于它的大陸谷物公司（Continental），從而成為超級壟斷巨頭，控制了全球過半的國際谷物貿易。這場對自然資源掠奪的新的世界“戰爭”已經和將要給第三世界的農民和農業帶來怎樣的影響，是怎么估計都不過分的。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這種在美國創造的轉基因農業技術已經越來越被廣泛使用，從1996年至2001年，全世界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由170萬公頃到3570萬公頃，增長了30倍，其中美國占了68%。[2]現在，美國國內約80%的大豆、75%的棉花和40%的玉米都是轉基因作物，轉基因產品的出口已經占了美國農業和食品出口的35%，年出口額達120億美元。[3]這里的重要原因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美國政府針對農產品國際競爭力有所減弱的局勢，一方面主導關貿協定烏拉圭回合談判，推行自由貿易政策，主張降低和取消各國農產品關稅，以解決美國農產品占領世界市場的障礙；同時引導在世界上占絕對優勢的生物技術應用到農業，以提高效率降低生產成本，保持世界農業強國和農產品第一出口大國的地位。1991年，“美國競爭力委員會”在《國家生物技術政策報告》中提出了“調動全部力量進行轉基因技術開發并促進商品化”的方針政策，并且出臺了一系列鼓勵措施。美國著名的孟山都、杜邦等化工、醫藥公司因此開始轉向生物技術領域，并成為商業性開發利用轉基因農業技術的主角，生產和銷售轉基因作物種子，利用20年的轉基因種子的專利保護，通過技術壟斷來獲得高額利潤。目前，轉基因農業技術已經向世界擴散以實現在全球范圍內的利益最大化，這其實是美國國家農業轉基因戰略的一部分。這些壟斷農業生物技術企業與巨型谷物流通公司相結合，形成轉基因農產品研究、開發、銷售的一體化和網絡化。1999年5月，孟山都公司與卡吉爾公司聯合，共同投資1·5億美元建立生物農產品開發公司，已開發轉基因大豆、玉米等15個品種，通過卡吉爾的全球客戶信息網生產和銷售轉基因農產品，孟山都公司還收購了卡吉爾公司在中南美、歐亞非的營運權。通過轉基因技術和生物遺傳技術不斷形成新品種、新食物、新飼料、新農藥、新化肥、新獸藥，美國的生產和貿易不斷擴大，與計算機網絡通訊技術聯系在一起，有效地控制了二十一世紀世界糧食農業與糧食的流通主導權。1996年美國從轉基因農業中得到的凈利潤為9200萬美元，1997年凈利潤上升為3·15億美元。轉基因技術因此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帶動了一大批新產業。在過去兩年的美國納斯達克股票市場中，與農業技術關系最大的生物技術類指數上漲了330%，市值已經達到3000多億美元，是第二大高新技術產業。美國在80年代后半期，為了加速高技術產業風險投資特別進行了稅制改革，使風險投資稅率從49% 降低到2%。[4]如此這般，農業豈是農業自身的問題？農業又怎么可能輕言放棄？！

然而，迄今為止，轉基因技術食品到底是否會對人類產生怎樣負面的影響，是誰也不敢保證的。生物技術工程以在二十一世紀解決人類的食品短缺和饑餓問題為合法性幌子，但是生物技術行業的目標其實是利潤，目前的生物技術類行業的投資已經達幾十億美元，主要用于具有高商業價值的轉基因開發，而不是去投資研究轉基因的危害，這些投資都受到嚴格的專利法的保護。“現在還很難預料將一種轉基因生物放到一個生物物理環境中會發生什么問題，因為這種生物一旦被釋放，它的生長、進化和對其他生物的干擾與影響就無法控制。問題是搞錯了就不能退回來，因為轉基因是個不可逆轉的過程”（著重號系筆者所加）。[5]“由于轉基因食品不同于相同生物來源之傳統食品，遺傳性狀的改變，將可能影響細胞內之蛋白質組成，進而造成成份濃度變化或新的代謝物生成，其結果可能導致有毒物質產生或引起人的過敏癥狀，甚至有人懷疑基因會在人體內發生轉移，造成難以想你的后果。轉基因食品潛在危害包括：食物內所產生的新毒素和過敏原；不自然食物所引起其它損害健康的影響；應用在農作物上的化學藥品增加水和食物的污染；抗除草劑的雜草會產生；疾病的散播跨越物種障礙； 農作物的生物多樣化的損失；生態平衡的干擾。”[6]完全有理由說，資本主義現代化農業是在用人類的命運和上帝打賭。問題是，我們是否就這樣心甘情愿被押在這個叫做“全球化”的賭臺上呢？

在各種社會壓力下，美國以及很多發達國家已經立法在食品上必須標注出是否含有轉基因成份，中國在2002年3月20日也開始宣布實行轉基因生物標識制度，但遲遲沒有被真正實行，就是標注出來又能怎么樣？消費者的選擇權是否能因此得到保證呢？美國的有錢人熱衷于去購買貴得多的“有機食品”(organic food)，但是第三世界傳統的“有機食品”生產體系卻正在被美國的現代農業體系所摧毀，這是怎樣荒誕的一個悖論! 誰活該吃轉基因食品呢？對于普通百姓和窮人來說，其實已經不存在其他的選擇。否則，美國生產出來的那些巨量農產品給誰消費呢？目前，不知不覺中進入中國人食物鏈的轉基因食品已經超過了2000萬噸，擺在中國人餐桌前三位的轉基因食品分別是：大豆、玉米、油菜。轉基因食品對于中國人已經“防不勝防”。[7]中國(香港)綠色和平組織從1999年9月24日起，分7個批次，在香港、北京、上海、廣州等城市對近60個著名食品品牌進行采樣并檢測，結果發現：16個樣品含有轉基因成份，包括6種雀巢產品，品客洋蔥口味薯片、日清雞味方便面、麥當勞漢堡的面餅以及肯德基的薯條和面餅等。在這種防不勝防的背后，是怎樣的秘密呢？為了向中國出口轉基因大豆，美國總統布什2002年2月21日、22日兩次訪問中國期間，與中國最高層談及大豆問題。上海APEC峰會期間，他又與中國領導人就轉基因產品問題進行磋商。2002年9月25日到27日，美方在北京辦培訓班，專門講標簽問題。他們表示，標識制度對企業傷害很大。這些利用轉基因技術賺取百萬厚利的公司所持的態度是：“一日未能證明它是不安全的，它便是安全的。”這一年，華盛頓由美國農業部、國務院和美國貿易談判代表組成的談判代表團也一批批來到中國，希望說服中方簡化轉基因條例規則。“據一位了解內情的專家說，中國政府制訂相關法規的智囊團也成了美國農業部游說甚至收買的對象。美國農業部甚至提出，為這些專家提供上百萬美元的研究經費”。為此，中國農業部頒布的190號公告《轉基因農產品安全管理臨時措施公告》一再被推遲正式執行，法律的嚴肅性受到挑戰。這其中，農業科學家的作用也頗為可疑，中國農業大學校長陳章良積極反對標識制度，認為將使生物技術的發展受到影響，但是質疑者指出他除了擔任中國農業大學校長一職外，還擔任深圳科興制藥有限公司董事長、深港產學研基地創投有限公司董事長，北大高科董事長，這些公司都跟生物技術有關，而且陳章良的轉基因西紅柿，甜椒，矮牽牛花都已經投入商業化生產。原中科院生物科學與技術局局長錢迎倩認為：“在轉基因標識問題上，政府官員、公司企業、科學家，都有各自不同的利益，搞生物安全并不是要把生物技術給扼殺了，而是看到在生態安全、人體健康方面存在有這么大的風險，在問題沒有解決以前，決不應該拿人們的生命安全冒險，而現在，他們不知道自己在被冒險。”[8]

現在必須讓大家都知道自己的生命正在冒險，才能形成反對的力量，阻止這樣的反人類行為在中國變成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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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詳見施彭翔、盧思聘、林燕梅：《新世紀的圈地運動：生命專利》，《視界》第七輯，李陀、陳燕谷主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2] 劉志揚：《美國農業新經濟》，第135—136頁，青島出版社，2003年。

[3] 見《歐美‘轉基因之爭”僵持不下》，新華社記者田帆，《新華每日電訊》2003年7月8日。

[4]  劉志揚《美國農業新經濟》，著，第136—137頁，第159頁，青島出版社，2003年。

[5] 友全：《遺傳工程可以提高農作物的產量和質量，賦予其特別性質。——但是，轉基因作物的負作用不容忽視》，，《中國知識產權報》，2001年11月1日。

[6] 《轉基因食品——想說愛你不容易》，范青生，中國食品技術網，www.cnfoodtech.com 。

[7] 《轉基因食品，你敢吃嗎？》，《 i時代》周報2003年8月8日，記者陳茂生、管登峰。

[8]  見《轉基因食品恐慌調查》，《商務周刊》2003年1期，記者王曉玲、文曄。

附文：

農業資本主義與民族國家的現代化道路

——駁秦暉先生對“美國式道路”和“普魯士道路”的闡述
 呂新雨
 
    在當代中國“三農”問題研究中，秦暉先生是有影響的人物。他的理論一再以各種方式論述“美國式道路”和“普魯士道路”的二元對立，在他看來，“美國式道路”正是中國農業現代化的康莊大道，也是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治世良方。
    那么，到底什么是“美國式道路”？什么是“普魯士道路”？它們對于中國的“三農”問題究竟意味著什么？本文是對“新自由主義”話語在“三農”問題上的批判，也是對秦暉先生理論的檢討與質疑，正是沿著他的思路，筆者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結論。

一, 列寧的“美國式道路”理論與俄國—蘇聯的農業資本主義
   秦暉先生說：“所謂‘美國式道路’，就是以農民起來打倒天然首長，擺脫宗法共同體束縛的方式；而不是以天然首長剝奪農民，取消共同體保護的方式來完成資本主義變革”。 在另一個地方，他又解釋道“社會民主派向往自由競爭的民主國家即‘美國式道路’而仇視具有俾斯麥式社會保障制度的專制國家即‘普魯士道路’” 更簡單的表述是“民主私有化”還是“權貴私有化” 。這個民主私有化的“美國式道路”用的是列寧的名義：“列寧把通過農民解放運動走向資本主義民主的道路稱為‘美國式道路’是并不過分的”， 這個表述在今天被進一步發揮為：
   “百年前俄國人的這種提法，只是表明那時即使左派（社會民主主義者）也認為自由民主但非‘福利國家’的（前羅斯福時代的）美國，要遠遠優越于在歐洲最早建立福利制度但比較專制的俾斯麥德國，這種價值觀是已經擁有了自由民主而再追求福利國家的現代西方左派不大提及的，也是我們這里的某些‘左派’真的不知道或假裝不知道的”。
   因此，他歌頌美國西進農民“那吱吱作響的大車，把資本主義制度從大西洋岸一直推到了太平洋岸”，“美國的民主制度正是在農民占人口總數80%以上的時代建立起來的。在這一進程中農民并沒有表現出所謂‘小私有性’、‘小生產者’或小資產階級的保守性或反動性，相反，正因為他們是獨立的小私有者而不是宗法共同體成員，是自由的家庭農場主而不是依附農民，一句話，是真正的小‘資產階級’而不是宗法農民，他們才能起上述進步作用。” 但實際上，美國的農民主要都不是自由的家庭農場主，而是租佃農場主，雖然有1862年“宅地法”近乎贈與的土地，但租佃農民的比例還是很高，他們全部或部分地耕種租來的土地。這是因為這個法律出現得太晚，在十九世紀上半葉，美國實行的是以聯邦財政收入為目的土地現金拍賣，從而使得土地商品化的出售方式與大地產投機活動結合在一起，東部土地公司憑借其在殖民地后期形成的雄厚資本在土地拍賣市場上肆意購買大片國有土地，然后以高價向移民進行小塊零售，這些壟斷集團作為中介進行了國有土地的二次分配，并從中獲得巨額利潤，只是在大塊拍賣方式無法吸引足夠的移民進入東部，政府才被迫逐步縮小地塊出售的單位面積。但土地投機商已經占有了大部分肥沃的土地，早期拓荒者買不起，而宅地法的土地多數是貧瘠的土地，“在1862年以后，可供出售和拓居的公地，大部分都是位于現在我們稱之為大平原地帶的半干旱地和貧瘠土地。在這些地區接受了宅地法的數十萬戶家庭，在因旱災而使幾個季度的辛勤耕耘令人心碎地失敗之后，結果不得不回到土地比較濕潤的地區去” 。這使得許多拓荒者寧愿耕種租來的肥沃土地，最重要的原因是小農場主資本短缺導致的對資本的依附，使得不在地主使用權與租佃農場主的經營權相分離的租佃農場現象成為“美國式”道路的關鍵，這在后面的論述中還會詳細展開。

A， 列寧的“美國式”道路與土地國有化
這里要討論的關鍵問題是：到底什么是列寧所說的“美國式”道路？列寧在《社會民主黨在1905年——1907年俄國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綱領》的著名長文中明確指出，所謂普魯士道路是指把農奴主—地主經濟轉變為容克—資產階級經濟，是國家與地主階級聯手用暴力掠奪農民來完成“地主資本主義”發展，它破壞村社，掠奪農民，摧毀原來的土地占有制，使成千上萬的農民破產，讓有錢人去“任意洗劫”中世紀的農村，“為了走這條發展道路，就必須對農民群眾和無產階級連續不斷地、有系統地、毫無顧忌地施用暴力”。而列寧贊同的與之相對的“美國式道路”，是因為它“可能有利于農民群眾而不是有利于一小撮地主”， “就是土地國有化，廢除土地私有制，將全部土地轉歸國家所有，就是要完全擺脫農村中的農奴制度，正是這種經濟上的必要性使俄國農民群眾成了土地國有化的擁護者。”。 列寧再三論證的美國式道路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土地國有化：
“改良主義的道路就是建立容克—資產階級俄國的道路，其必要的前提是保存舊土地占有制的基礎，并且使這種基礎適應資本主義，而這一適應過程是緩慢的，對多數居民來說是痛苦的。革命的道路是真正推翻舊制度的道路，它必然要求消滅俄國一切舊的土地占有形式及其全部舊的政治機構，以建立自己的經濟基礎。俄國革命第一個時期的經驗已經完全證明：俄國革命只有作為農民土地革命才能獲得勝利，而土地革命不實現土地國有化是不能全部完成其歷史使命的。”
“土地國有化不僅是徹底消滅農業中的中世紀制度的唯一方式，而且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可能有的最好的土地制度” 。
列寧解釋了為什么德國的社會民主黨沒有提出土地國有化的綱領，是因為德國已經徹底形成了一個容克—資產階級的國家，在資產階級制度基礎上已經不可能有擁護土地國有化的人民運動，實際上已經使土地國有化計劃變成了“一種玩物”，“甚至變成容克掠奪群眾的工具”，因為國家已經是容克—資產階級利益的國家，人民已經不可能與國家結盟來對付盤剝他們的大土地擁有者。當秦暉一再以列寧的名義去敘述“美國式道路”時，他恰恰閹割了關鍵的“土地國有化”問題，而以從獨立的小農到美國式的私人農場主的邏輯發展為“美國式道路”的表征，全不問“小農”如何才能“獨立”？獨立小農又是在怎樣的歷史條件下才可以發展為資本家式的農場主呢？
這正是列寧思考的問題。列寧反對民粹派回到村社份地化的土地道路，正是因為他看到小農經濟是無法走向資本主義發展的。中國目前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其實是退回到以家庭為單位的自耕農的小農經濟中去，而目前中國農業現代化的歷史困境驗證了當年列寧的洞察。列寧清醒地看到，只要是發展資本主義就必然要“清除”中世紀的土地關系和土地制度，否則農業中的資本主義變革就不可能發生，“因為資本必須（就經濟的必要性來說）為自己創造新的、適應自由的商業性農業的這一新條件的土地制度。”，問題在于以什么樣的方式來清掃？斯托雷平式的“清掃”是迎合地主階級的利益，是俄國的普魯士道路，犧牲的正是廣大農民的利益；英國的資本主義道路也是一樣，“在英國，這種改造是通過革命的方式、暴力的方式來進行的，但是這種暴力有利于地主，暴力手段的對象是農民群眾” ；所以社會民主黨的任務就是站在農民的立場上“用農民方式為資本主義‘清掃道路’”。 正是在這個前提下，列寧批評民粹派的理論與綱領所主張的土地私有化，因為那只是回到傳統村社的份地制經濟，從發展資本主義農業的角度來說是根本沒有前途的，“按照舊的土地份額即按照舊的份地占有制來實現分配，那就不是清掃而是永遠保存舊的土地占有制，那就不是為資本主義開辟道路”， 所以，“斯托雷平要用暴力消滅村社，是為了有利于一小撮有錢人。農民想消滅村社，是要代之以自由的協作社和‘個人’使用國有化份地的權利。”
列寧之所以要用“美國”來命名一種不同的道路，是因為美國農業是建立在土地國有基礎上的，西進運動就是開發主要從印第安人手里沒收來的國有土地，獨立戰爭后的美國是世界上擁有未開發土地最多的國家。所以列寧認為：
“必須清楚地意識到為俄國的全部經濟史所證實的、構成俄國資產階級革命一大特點的事實。這一事實就是俄國擁有大量的待墾土地，整個農業技術的每一進步，俄國農民擺脫農奴制壓迫方面的每一進步，都將使這些土地日益適于居住，適于耕作。
這一情況是俄國農業按美國模式實行資產階級演進的經濟基礎。我國有些馬克思主義者往往不加思考就死板地拿西歐各國同俄國作比較，殊不知那里的全部土地，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代早就有人耕種了。”
未開墾的土地是沒有被封建化的土地，美國式道路的關鍵就是必須在傳統的封建關系被清除后才有實現的可能：
“在美國，這種改造是通過對南部各州奴隸主農莊施行暴力的方式來進行的。在那里，暴力是用來對付農奴主—地主的。他們的土地被分掉了，封建的大地產變成資產階級的小地產。對于美國許多‘空閑’土地來說，為新生產方式（即為資本主義）創造新的土地關系這一使命，是由‘美國土地平分運動’，由40年代的抗租運動（Anti-Rent-Bewegung），由宅地法等等來完成的。”
在列寧看來，無論是普魯士道路，還是美國式道路，其共同點是：它們都必須用暴力的方式來實現資本主義的發展，這也說明“暴力”其實是內在于資本主義發展之中的，暴力作為資本主義發展的前提是無法回避的問題。在這一點上，列寧的資本主義道路其實是分享了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前提的，西方資本主義發展不都是靠“革命”和戰爭來為自己掃清道路的嗎？
美國的南北戰爭是自由貿易的農奴制的農業的南方與貿易保護主義的工業的北方之間的戰爭。恰恰是農奴制的南方要求自由貿易，來保證他們的煙草和棉花對歐洲出口，而中部和北方各州為了保護他們的工業，則要求實行高關稅。1812年第二次對英戰爭以后，由于英國工業品大量涌入美國市場，嚴重威脅美國剛剛開始的工業，于是美國掀起要求國會保護國內經濟的浪潮，并于1816年由國會通過第一個保護主義關稅法，從此，保護主義日漸高漲，保護主義立法接連不斷，1828年關稅法規定，進口商品的關稅率平均提高到商品價格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這就激起南方的激烈反對，南卡羅來納州就宣布該法在本州無效，并且禁止聯邦政府到該州的港口收稅。 所以，美國的南北戰爭從這個意義上說，不是“自由競爭”的農業的勝利，而是貿易保護主義的工業的勝利。而這些基本史實正是秦暉的“美國式道路”的闡述所不能包容的。
那么，列寧提出的土地國有的主張中，到底蘊涵了怎樣的歷史奧秘？

B， 1861年改革與俄國的土地問題
1861年亞歷山大二世廢除農奴制度的改革，被認為是俄國現代化的開始。近二、三十年來的西方和俄國的一些歷史學家認為，這種改革并不是因為十九世紀的俄國農奴制經濟處于危機狀態，而是相反，農奴制經濟經受了十九世紀二十年代的農業經濟危機，這次危機只是給建立在自由雇傭狀態的新式地主以致命的打擊。 所以改革的原因其實在于上層統治者，重要的因素正是1854—1855年與英國、法國進行的克里米亞戰爭，是爭奪巴爾干地區和黑海控制權，這是俄國第一次遭遇經歷了工業革命的擴張中的西方強國，并且在自己的土地上被打敗，被迫接受屈辱的巴黎和約。克里米亞戰爭的失敗打擊了俄國的斯拉夫派，西歐派把失敗的原因放在了西方文明進化論的歷史中去理解，這個邏輯對于中國人來說并不陌生，“歐洲一直在進步的道路上穩步前進，而我們卻一直停止不前”， 它表現在俄國士兵的步槍射程只有英法軍隊步槍射程的三分之一，只能用帆船對付英法的汽船，沒有鐵路，只能用大車拉軍需品等等。戰爭的失敗還把俄國拖入到經濟崩潰的邊緣。因此有歷史學家認為，改革實際上是領地貴族與政府爭奪農民剩余產品份額的角逐，國家在改革實施中占了上風，這就預先決定了對農民極為沉重的贖買土地的條件。 因此，廢除農奴制度并不是俄國內部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而是外部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壓力的結果。對于支持亞歷山大二世的貴族來說，他們贊成解放農奴是為了利用日益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歐洲對谷物不斷增長的需求，因為農奴制的農業經濟不能生產大量的剩余產品，所以他們希望把小土地聯成一片，采用有效的大規模的農業技術，發展資本主義農業，僅僅雇傭勞動力做散工，來代替供養迅速增長的農奴人口，所以“思想進步的俄國貴族贊成解放農奴的原因與英國貴族在前三個世紀中支持和實行圈地的原因是同樣的。”
但是1861年的俄國卻不是十六世紀的英國。對于俄國的農民來說，他們因此陷入為俄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負擔沉重代價的萬劫不復之境。1861年2月19日頒布的《解放法令》是充分保證地主利益的前提下實施的，地主因土地被分配給農民可以得到政府付給的長期國債券，而農民則必須交納49年的贖地費給政府。在北部土地價值較低，實行實物代役制，地主索取了幾乎兩倍于市場價格的土地贖金。在南部主要實行勞役制，富饒的黑土地適合生產利潤高的商品糧，地主貴族想辦法奪得了高達25%的農民最好的土地，這就是所謂割地 。因此，地主仍然占有大量土地，他們割占公社農民的土地等于改革前公社占有土地的16%，中部黑土地帶的割地達20%以上，有些省份被割占的土地達1/3以上。另外，改革前由農民公共使用的森林、牧場、水源等農用資源也由地主霸占，使得農村公社的土地大幅度減少，并迫使農村公社去租用改革后歸地主所有的這些土地，從而大大加重了公社農民的經濟負擔。份地不足使得農村公社無法再象以前那樣保證所有成員的最低生活，許多農民被迫離開土地外出做工。在1861—1870年間，每年給外出做工的農民發的長期護照是5•92萬份，1981—1900年間增加到184•5萬份，而1893—1897年，農村無地人口占農業總人口的7%，達到430萬人。列寧的研究也指出農民外出做零工正是從1861年以后開始的，他引用的數據還表明，到1896年，外出打零工的工人，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民工已經達到500萬到600萬。 這應該就是俄國“民工潮”的開始。
1861年改革是保留俄國傳統的農村公社的。農民獲得的份地并不是交給農民，而是交給了農村公社。從政治上是為了防止農民與土地割裂而出現暴動，從而“點燃俄國”。所以改革既要扶植大地主經濟，又希望保彰小農經濟，因為小農經濟是社會最保守的力量。雖然法案編撰委員會都認為私有制是有利于發展資本主義農業的， 但是沒有人同意用暴力把公社所有制變成按戶所有制。連環保使得公社保有在公社成員中重新分配份地的土地公有權力，從而可以避免成員的赤貧和流離失所。因此法案規定在第一個九年期內，禁止農民放棄份地和退出公社；九年后對想要放棄份地和退出公社的農民也設置了重重障礙，目的都是要防止農民的無產階級化。經濟上的考慮是，連環保是保證農民如期交付賦稅和償還國庫墊付的贖金的唯一手段，政府需要把貸給農村公社的大量貸款收回，這也是農村公社不能解散的重要原因。
由于土地減少，土地越來越細分，因此農民要承擔更沉重的賦稅。更關鍵的是，沙皇政權為了加速工業化進程而嚴重依賴外國貸款，為了貸款的募集和償還，就必須把更嚴重的賦稅加給農民。由于采用提供工業津貼和實現高額保護關稅，使得農民購買制成品的費用攀升，他們必須為俄國的工業化負擔大部分費用。 到1878年，欠交贖金和稅款的農民激增，十九世紀的八十年代以后，即便是連環保也無法消滅欠交稅款的現象，欠稅現象越演越烈，于是政府決定強行出租這些農民的土地給有支付能力的人，期限六年。到1885年政府不得不用間接稅代替人頭稅，因為人頭稅使得欠繳稅款者大量增加。 但是農民欠交的稅款依然有增無減。 改革之后，俄國農民其實是大量破產了。列寧引用的1889年官方的統計資料顯示，一個普通農民家庭的各種賦稅占了純收入的70%，一個俄國農民交納的“賦稅”超過了他的貨幣純收入的一倍，“農奴制代役制也未必有這么高”。而破產農民要想放棄份地卻還必須交納額外費用來“倒贖”份地 。這就是被“解放”了的俄國農民的命運，也是為什么列寧說1861年誕生了1905年。
傳統村社的最大功能是承認和保證每個人的生存權利，無地者只要愿意向土地投入勞動，就有權得到土地。俄國的村社問題不僅是理解俄國革命和俄國近代史無法回避的問題，更是理解的鑰匙和關鍵。俄國村社是農業經濟組織和社會政治組織合一的全能組織，它既是農民自治組織，也是國家最基層的行政納稅機構。 村社是村社農民安身立命的全部，從精神到物質、從生到死的整個世界。但村社卻并不是秦暉所描述的只有“宗法制”的落后的“自然經濟”，它其實可以很好地適應商品經濟，在十八世紀后半期開始，農村公社不但有自辦企業，而且還有村社銀行。 村社土地重分制度的出現比較晚，并不是“原始共產主義”的遺留，原因一是由于人口與土地的矛盾加大，人多地少；另一原因是政府實行通過連環保來征收人頭稅的國庫政策，以農村公社作為國家與農民的交易單位，可以避免國家交易成本過高的問題（這正是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農民如果按照土地多少來攤派稅款，這對于地多的農民是不利的；所以，唯一可行的方法是按人口來分配土地，使土地也象人頭稅那樣，在納稅人之間平均分配。所以，在1861年改革之后的幾十年內，在那些份地支付費用大于土地純收入的農民中間，土地重新分配尤為盛行，在連環保制度下，村社關心的是如何把閑置的份地轉給能繳納賦稅的農民來分擔賦稅。村社土地所有制度的優點還在于從經濟上把廣大農民聯合起來完成單干農民無法完成的經濟目的，如大的水利工程等，促進了農民之間的互助。當時俄國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杜岡就批評了那些簡單地認為農戶土地占有制比村社占有制在發展農業上要優越的觀點。對農村村社的破壞，意味著對全部傳統的社會結構的破壞，的確是“打碎一個舊世界”，但一個“新世界”卻遲遲無法在血泊中分娩出來，它的痙攣與陣痛一直延續到今天。這里，我們有必要指出，對于俄國來說，打碎舊世界的動力并不是來自馬克思主義，而是來自馬克思主義的敵人：資本主義。俄國的馬克思主義恰恰是由于這種無法承受的社會苦痛才得以產生的，不是馬克思主義選擇了俄國革命，而是俄國革命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只是伴隨著資本主義的罪惡才會到來的。
1861年改革使得農民的土地有一半落入了地主的手中，農民的生活伴隨著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日益貧困化，他們的境遇沒有改善而是更糟，這就使得他們把貧困歸因為是地主強占了應屬于他們的土地，的確也是。俄國的學者認為：“在公社農民的意識中留下的印象是，農村公社現在只有了以前產業的一半。1861年改革只得到了一半的土地，似乎還沒有完成改革，于是，農民們便夢想著要完成它，并且根據關于土地歸公社的觀念，土地被認為并非屬于個人的財產，而只是供個人使用的一種分配。” 這成為革命的萌芽。農民缺地確實成為農民不能維持生存的大問題，過去的農奴在解放后得到的土地比原先要少得多，而農業人口卻增加了一倍，因此缺地矛盾十分尖銳，到1905年要求增地的農民運動已經遍及全國，不僅是無敵或少地的農民，而且整個中農階層都要求土地。 對土地的普遍性的要求，在杜岡看來，正是俄國農業危機的表征。雖然這個危機在杜岡看來，要依靠耕作技術來解決，但是他也清醒地指出：“我國有相當大一部分農民土地太少，甚至于實際上無論怎樣提高農業技術水平，也都無法靠自己的份地生活。”

C，俄國革命與斯托雷平資本主義農業改革的失敗
改革不到十年，俄國就開始爆發風起云涌的農民造反和各種社會運動。而沙皇政府在1905年革命之后，還指望著農民可以成為保守主義的支柱，所以在《杜馬選舉法》要以農民為主體，農民被認為是皇室安全的保證，是國家制度的命根，因為過去的農民是從不要什么政治改革的，于是第一、第二屆國家杜馬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農民代表組成。但是沙皇的判斷嚴重失誤，農民代表在兩屆杜馬中都站在政府的反面，強烈地重申自1861年改革以來就沒有停止過的要求，那就是：沒收地主土地，把他們交給公社農民。農民還在各地以暴力奪取地主的土地，在這個過程中，農村公社成為現成的農民組織，成為農民的“工會”。面對農民的反叛，沙皇政府在震驚之后，謀求改變，這就導致1906年斯托雷平的農業改革，1906年11月9日政府頒發非常法令，允許公社農民的份地固定化，從而試圖建立私人土地所有制的農業經濟，農民可以脫離公社，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支配土地，農民是全權的土地私有者。政府成立省、縣級的土地規劃委員會，對公社施加壓力，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徹底破壞公社，并在農村中尋找和扶植新的支持力量，也就是富農，來發展新生的資本主義農業。但是，這種自上而下的扶植并沒有成功。
“11月9日法令，好比尖利的楔子揳入人民的生活，使人民生活發生深刻的變化。其結果，可能導致俄國那些土地價值高的地區的村社徹底瓦解，并使我國大部分地區農民失去土地。但是，這里需要指出的是，實行土地歸私人所有，通常絕不會同時消滅插花條地和轉變到田莊占有制。” 杜岡的研究表明，1861年農奴解放法令之后，到1905年私人土地已經非常集中了，但是俄國的農業仍然是農民經濟，而沒有生發出發達的資本主義農業，大土地占有制度不但沒有擴展，而且還趨于縮小，“農民解放后，整個土地使用制度的歷史，是大土地占有制衰退的歷史。”原因就在于：“轉入資本家手中的土地，不具有牢固的私有制性質，很容易回到市場上去，它對其占有者來說，不過是進行投資的對象。反之，土地如轉歸小土地占有者所有，他們除非萬不得已，是不會與土地分離的。” 所以，杜岡觀察到的現象是，在俄國，資本主義地主經濟雖然有政府的極力扶植，但是并沒有出現大生產排擠小生產的情況，而是相反，資本主義的地主經濟受到了農民經濟的排擠。他因此批評馬克思把工業研究的論斷應用到了農業方面，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大農業必然要戰勝小農經濟。但是杜岡卻列舉了一系列理由認為，在農業方面，小農經濟有比資本主義大生產優越的地方，資本主義大生產多見于農業粗放型經營，而對于集約式經營，大農場則不如小農場。更重要的是，大農經濟為了追求利潤和地租所以以資本主義企業形式進行，而小農經濟是為了維持生產者生存而進行的。農民在即便農業只能提供平均工資的情況下，仍然進行生產，而資本主義農業如果收入與工資抵平，就會終止生產。因此，小農經濟在總收入和純收入比資本主義大農業顯著減少的情況下，還能夠存活與發展。為農民的消費需求而生產的小農經濟對農產品市場價格的依賴程度要比之為銷售而生產的大資本主義經濟小得多。農產品價格下降，可使得大農業破產，而小農經濟卻能經得住。他認為資本主義農業的發展并不是其經濟力量大于農民的、勞動的農業的結果，而是在政治暴力基礎上產生的大農業的結果。“大土地占有制出現得很早，是由于統治階級在粗放式經濟盛行時掠奪土地所致。” 資本主義大農業并不能自發地從小農業中產生出來，因為傳統的農業關系和土地關系是一個社會歷史地形成的保守力量，是“自生自發秩序”，除非有強大的外力，它自身的運行不會改變。特別在饑餓農民的汪洋大海包圍下，資本主義農業是更無法自發誕生的。
在討論地租問題時，杜岡區分了兩種類型的地租，一種是李嘉圖的級差地租學說，指的是資本主義地租，土地占有者通過對土地進行資本主義耕作而得到的地租；但是，還有另一種糧食地租，承租者是勞動農民，租佃土地不是為了利潤而是為了糊口，其租金可能比資本主義地租還高得多，“如果小租戶對土地的需求量很大，則土地租金可能要耗費他大部分工資。承租者只有減少自己的勞動報酬，通過租金才能得到一塊缺少它便不能維持生活的土地。如果承租者自己沒有土地，或者土地少難以維持生計之際，或者不租佃土地，便沒有其他掙錢的機會之時，則糧食地租的條件便會特別苛刻。” 而俄國的地租問題是農業經濟最大的問題之一。所以，糧食地租價格的高低不是由該地農業的純收入決定的，而是由農民對土地的需求程度決定的，人口越稠密，農民越需要土地，而地租就一定提得更高。所以，造成地租高的原因正是農民日漸惡劣的處境，它與農業經濟的生產力提高沒有關系。農民怕失去賴以維生的土地只好忍痛支付高額租金，“俄國處處都可以看到高額租金與農民需求這種密切聯系。農民得到土地的保證越小，他們的份地越少，越貧窮，則他們迫于情勢支付的地租就越高。” 所以出現了貧瘠地區土地的租金反而要高的奇怪現象，因為越貧瘠地區農民對土地的需求就越強烈。這種糧食地租不僅不能提供利潤，而且不能保證勞動的正常報酬，因為土地租金大大地超過了土地的純收入額。
因此，解放后的農民對地主的依附不是減少了而是增強了。在地主賺的是糧食地租而不是級差地租情況下，是無法產生資本主義農業的。列寧在1899年的《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中認為當時在俄國占優勢的已經是地主經濟的資本主義制度，但是到了1907年他就上述的《社會民主黨在1905—1907年俄國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綱領》中糾正了這個說法，
“我們以為資本主義農業成分在俄國已經完全形成了，既在地主經濟中（盤剝性的‘割地’除外，由此提出了歸還割地的要求），也在農民經濟中完全形成了，以為農民經濟已經分化出了強有力的農民資產階級，因此就沒有進行‘農民土地革命’的可能。這一錯誤綱領的產生，并不是由于我們‘害怕’農民土地革命，而是由于我們對俄國農業中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估計過高。當時我們覺得農奴制殘余不過是很小的局部現象，覺得份地和地主土地上的資本主義已經十分成熟和鞏固了。
革命揭露了這個錯誤。” (著重號系筆者所加)
佩里•安德森也指出，在沙皇專制的最后幾十年，并沒有發生地主貴族向資本主義農業轉化的運動，所以列寧等社會主義者對“普魯士道路”所代表的地主式的資產階級演進的擔心最后變得多余了。

D，國家與社會：“絕對主義”國家的悖論
杜岡作為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俄國最有影響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對馬克思主義和民粹主義都有所批評，也曾經受到列寧等馬克思主義者的嚴厲批判，也許正因此，我們更應該檢討他對俄國農業問題和村社問題的闡述。他在1909年對俄國農業改革的基本評價是：
“我國現代的土地規劃政策的主要過錯，是簡單從事和官僚主義。不考慮大多數農民意愿與否，就極其堅決地打破已形成的農民經濟形式，這種簡單從事的做法不能不遭到責難。即便承認我國農民土地使用制的現存形式完全站不住腳，需要加以根本改進，這種做法也不能不遭到責難。我國土地規劃的特點，是完全漠視少地和無地的農民的利益，甚至不惜犧牲這些農民的利益來維護部分較富裕農民的利益，并且根本不去設法減輕力量單薄的轉入新的經濟形式的那部分農民的負擔。”
正是這種國家改革，強制推行自上而下的資本主義最終導致了革命的爆發。1905年革命和1907年二月革命其實是俄國社會無法承受工業化過程的代價，也是傳統社會結構被激烈破壞后的必然反彈和反應，所以有極大的自發性，“世界目睹了整個民族舉行罷工的非凡景象。” 它特別是被迫為工業化和現代化擔負沉重代價的農民的反抗與革命。而十月革命的最終勝利是由于順應并獲得了最廣大的公社農民的強大支持，因為十月革命的口號正是‘和平、土地、面包’”！1917年爆發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與兩個因素密切相關：一是俄國參與的全球資本主義世界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另一是俄國自身的土地問題。這兩者都與資本主義的發展邏輯有著內在和深刻的聯系，我們還可以聯想到與英、法進行的克里米亞戰爭推動了沙皇俄國的1861年改革，而日俄戰爭則與1905年革命有著直接的聯系。這些難道是偶然的嗎？國家汲取確實是俄國農民破產的原因，但是國家汲取的最大動機卻是為了推進俄國的現代化與資本主義化，這一點恰恰是問題的關鍵。不是封建專制主義，而是全球資本主義發展的專制邏輯導致了震驚世界的俄國革命，今天的俄國和中國依然在它的歷史邏輯之中。
這個邏輯以悖論的形式體現在國家機器中。在佩里•安德森所引用的史料中，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俄國國家機器中的兩個支柱性的中央部門：內務部與財務部有著經常性的沖突，財務部奉行發展資本主義的政策，它的工廠巡視員支持雇主不向工人做工資方面的讓步；而內務部考慮的是維護國家的政治安全，因此它對雇主施加壓力迫使他們向工人讓步以避免工人罷工，并且它還試圖向工廠派駐警官，考察并避免突發事件，這當然遭到了資本家和財政部的抵制，這導致了對工廠巡視員的控制權的斗爭。在農村，是內務部而不是財政部向農村公社征收賦稅。內務部還發明了由警察控制的工會。1905年，“彼得堡工廠工人大會”的領袖加邦神甫組織和帶領了二十萬工人及其家屬向沙皇遞交請愿書，在冬宮遭到血腥鎮壓，這導致了革命的爆發，而加邦卻是警察局的奸細。這真是一種非常吊詭的歷史現象。安德森認為：“絕對主義國家在先后把貴族、資產階級、農民、教育、軍隊和工業都吸收進來以后，竟然最后又異想天開地想建立置于專制政府卵翼之下的自己的工會。” 是異想天開嗎？但它畢竟是發生了，怎么讀解這種歷史現象？這與其說是一種國家的“吸收”，毋寧說是一種國家自身的分裂，彼此無法兼容，而革命正是從這種分裂中誕生。在安德森的敘述里，絕對主義國家是資本主義國家之前的階段，是經過重新部署和裝備的封建統治機器，為的是將農民再度固定于傳統社會地位中，但是對于俄國來說，不正是這個絕對主義國家本身在激烈地推動資本主義嗎？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資本主義性質是列寧也承認的：“斯托雷平按根本法第87條頒布的有名的土地法貫穿著純資本主義的精神。毫無疑問，這項法律所遵循的是資本主義演進的路線，它促進和推動這一演進，加速對農民的剝奪，加速村社的瓦解，使農民資產階級更快地形成。從科學的經濟學來講，這項法律無疑是進步的。” 所以，也許更重要的是追問，對于當時的俄國來說，導致這種絕對主義國家自我分裂的歷史動機到底是什么？
我們在理解俄國1861年改革的時候，應該是把這個看上去是關于農村的改革方案放在國家推動的工業化的背景下，來理解因此而爆發的1905年革命和1917革命。俄國的資本主義發展完全是自上而下的國家推動，國家是俄國自上而下地迅速工業化的主要發動機，正如佩里•安德森所指出的“（俄國）國家在某些關鍵領域擁有的權力遠比歷史上任何時候的西歐絕對主義更強大。這是因為它延續到歐洲工業化的時代，因而能夠引進世界上最先進的技術為我所用。國家出售了國有土地而放棄對農業的控制，但目的是使自己牢固地立足于工業。” 實現工業化正是一切試圖走現代民族國家道路的不二法門。正是俄國的“絕對主義”國家機器自上而下地強制推行資本主義，最終無法挽回自己的滅亡。在安德森看來，“俄國革命歸根到底不是反對一個資本主義國家。1917年垮臺的沙皇專制制度是一個封建機器，而臨時政府根本沒來得及用一個新的或穩定的資產階級國家取而代之。布爾什維克進行了一場社會主義革命，但他們自始至終沒有遇到西方工人運動的主要敵人。” 在這個意義上，佩里•安德森認為德國十一月革命的失敗與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一樣對于歐洲的歷史具有重大意義，根源在于革命所對抗的國家機器性質的差異。因為俄國還不是資產階級國家，所以十月革命可以勝利，這種建立在東、西方歷史分野上的葛蘭西式的解讀在安德森的敘述里體現為對東、西歐區分的重視，以及俄國在東歐絕對主義國家譜系中的“與眾不同”，但問題在于這種不同是如何來的，為什么俄國這樣“東方式的” 絕對主義國家要致力于推動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而這種力量卻最終成為對整個社會的反動，從而導致國家與社會的分裂，使得國家機器因為無法完成這個歷史的“辨證法”而導致自身一再被打碎，同是東歐的“普魯士道路” 為什么在俄國走了卻走不通？國家與社會的關系除了在市民社會與民族國家的框架下分析外，我們是否更應該討論傳統的鄉村社會與國家的關系，特別是鄉村社會與現代民族國家之間的沖突與分裂？這里是否隱蔽著更大的歷史奧秘呢？
安德森說：“（俄國）這種工業資本主義是由其官僚機構自上而下地扶植起來的，正如它的西歐前輩曾扶植商業資本主義一樣。”這種不同是到底意味著什么呢？西歐資本主義的發展首先是國家與商業資本主義的勾結，按照當時一位公爵的話來說，“有了海軍才有殖民地。有了殖民地才有商業。有了商業，一個國家才能維持大批部隊，增加人口，造就最光榮、最有用的企業。” 這樣，商業資本主義獲得國家保護，而國家則獲得商業稅收。但是俄國早期的軍事擴展有兩方面的特點，一方面，都是“海內”的擴張，而不是海外擴張，是對土地的要求，對毛皮和糧食的要求，而不是“遠程貿易”，也即在工業革命推動下對海外工業原料和產品推銷地的資本主義發展的需求，所以它不屬于資本主義的殖民地擴張，而是傳統的帝國式擴張，因為它本身并不能在宗主國和殖民地之間形成新的經濟分工，從而帶來社會、經濟形態和格局的變化。另一方面，從十七、十八世紀彼得大帝到葉卡捷琳娜二世以降開始面向西方的改革，也是俄國軍事擴張最重要的時期，它表現出對強大的海軍與入海口的極度重視，這正體現了世界歷史從大陸向海洋的轉換 ，俄國開始把自己放在歐洲歷史的譜系里來建立自我認同，因為海洋的戰略地位正是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上升和確立的。2003年的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圣彼得堡舉辦建城300周年慶典和“海軍節”，重申了對彼得大帝、海洋和西方的認同，讓我們看到的正是這種歷史邏輯的重演。正是從彼得大帝發展海軍開始，國家表現出了對軍事工業的強烈渴求。而克里米亞戰爭的失敗是失去黑海的控制權，黑海是通往歐洲的門戶，這導致戰敗的沙皇尼古拉一世服毒自殺，并直接推動了亞歷山大二世進行的農奴制改革，以此奠定了俄國現代化發展的道路，那就是國家扶植的以軍事工業和重工業為動力和特征的資本主義發展。日俄戰爭作為對太平洋勢力范圍的訴求，俄國的失敗導致了1905的革命以及相關的國家變革，沙皇被迫發表最高宣言，允諾言論、信仰、集會與結社的自由，立憲政體開始被鍛造，國家杜馬得以成立，封建帝國開始向現代民族國家痛苦轉變。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在工業強國之間進行的現代化的戰爭，俄國在軍事力量上的失敗也是它在軍事工業現代化上失敗的表現，正是它導致了1917年的革命。所以，對于俄國來說，如果說現代化的發展是由于西方資本主義擴展的壓力，這壓力既體現為俄國對海洋霸權的需求，也體現在為支持這種需求必須進行的軍事工業化的全面動員，而并不是發自社會內部的直接需求，那么由此而產生出的國家動機其實與社會之間是分裂的，國家是通過壓榨社會和嚴重依賴西方外債來打造國家資本主義，所以民族工業資本主義和農業資本主義均無法在社會內部發育成熟，這也決定了俄國資產階級無力鍛造現代資本主義民族國家。當俄國被激化的地少人多的社會矛盾無法通過向海外殖民地轉移的方式來釋放，西伯利亞的寒冷氣候無法為移民提供現代農業發展的足夠空間和條件，工業發展不夠充分以吸收破產的農民，資本對工人的壓榨又把工人推到了敵對的方面，那么僅僅是國家依靠大量外國借貸與殘酷壓榨工、農來進行軍事工業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國家利益與社會利益之間已經無法互惠合作，這就決定了俄國很難在歐洲的世界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系中獲得成功，而表現為以革命形式出現的社會危機，并導致國家機器的破產。在這個意義上，俄國革命針對的其實并不只是俄國的絕對主義封建國家機器，更是整個西方的資本主義擴張及其后果，一如它的后果震撼了整個的資本主義世界一樣。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十月革命的性質應該也只能是社會主義的，這個性質并不僅僅是列寧所賦予的，更是歷史自身所賦予的，是俄國的歷史發展把俄國的馬克思主義推到了歷史前臺。但是沙皇俄國面對的歷史問題并沒有解決和消失，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面臨的首要任務就是重新鍛造現代民族國家機器，它同樣必須以發展資本主義，實現工業現代化為前提，這就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天命，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必須對此交出自己的歷史答卷。
安德森的如下斷言應該是對的：
“對于同時代社會結構比較研究來說，沙皇專制制度崩潰的政治教訓和含義至今基本上還沒有加以闡發。從這種意義上說，1917年咽氣的絕對主義的歷史訃告還沒有寫完。”
是的，歷史并沒有終結。今天的中國是否又站在了俄國1861年的歷史門檻上呢？但愿不是。汪暉認為：“歐洲資本主義的擴張創造了它的政治需求及其反抗力量，殖民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就是這一過程的兩種歷史表達。……因此，沒有可能超越資本主義問題來討論亞洲問題。” 列寧之所以把俄國看成是帶有深刻亞洲性質的國家，正是從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上來定義的，汪暉指出列寧與日本“脫亞論”的福澤諭吉各自從相反的方向論證了：亞洲的近代乃是歐洲近代的產物，無論亞洲的地位和命運如何，它的近代意義只是在與先進的歐洲的關系中才得以呈現出來。當秦暉在今天的中國重新提出列寧的美國式道路和普魯士道路的時候，我們的確看到這一歷史敘述的巨大陰影對我們的籠罩。問題是，我們到底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擺脫這一歷史的符咒？它已經給俄國和中國都帶來了一百多年的革命、暴力、流血和犧牲，今天的中國能在多大程度上“告別革命”？告別的歷史條件又在哪里呢？
1912年的列寧在看到孫中山的《中國革命的意義》一文后，特別撰寫了《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一文，他很有意味地認為孫中山與俄國的民粹主義者十分相似（這種相似是偶然的嗎？），因為這位完全不了解俄國的“先進的中國民主主義者”卻簡直象一個俄國人那樣發表議論，提出的是“純粹俄國的問題”。孫中山平均地權的土地綱領既是民主主義的也是民粹主義的，這一判斷正是建立在共同的土地國有化主張基礎上的：
“土地國有能夠消滅絕對地租，只保留級差地租。按照馬克思的學說，土地國有就是：盡量鏟除農業中的中世紀壟斷和中世紀關系，使土地買賣有最大的自由，使農業有最大的可能適應市場。歷史的諷刺在于：民粹主義為了‘反對’農業中的‘資本主義’，竟然實現能夠使農業中的資本主義得到最迅速發展的土地綱領。”
這與列寧對俄國走美國式的資本主義道路的闡述一脈相通。只有使土地國有化才能掃清封建的障礙，才有可能最大程度地發展資本主義。這既是資本主義的要求，也體現了民粹主義的要求，因為民粹主義是站在反資本主義的立場上反對土地私有制度的，分歧只在于：“民粹主義者以為否定土地私有制就是否定資本主義。這是不對的。對土地私有制的否定表達了最徹底地發展資本主義的要求。” 在列寧看來，農民對土地國有化的要求，既是民粹主義的，也是資本主義的，問題只在于民粹主義不能從歷史的辯證法中看到資本主義的歷史進步性。 所以他同時也批評，“我國的庸俗馬克思主義者在批評‘土地平分’、‘土地社會化’、‘平等的土地權’的時候，卻局限于推翻這種學說，從而暴露了他們蠢笨的學理主義觀點，他們不能透過僵死的民粹主義理論看到活生生的農民革命的現實。” 正是俄國的農民革命揭露了俄國的社會性質，它并不是資本主義的，從而使民粹主義在這個歷史階段獲得了歷史的合法性和進步性。但民粹主義最終只能是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社會主義，因為它無法超越資本主義而獲得實現，“關于平均制和社會化等等的話語是會消失的，因為在商品生產下不可能有什么平均制。……人們說‘平分土地不會有任何結果’，馬克思主義者應該這樣來理解這句話：‘不會有任何結果’只是就社會主義任務而言，只是說這種辦法不能消除資本主義。”所以他認為只有當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之后，在中國出現了許多的上海，中國的無產階級也就壯大起來，并能夠擁有自己的“社會民主工黨”，那時候黨再來批判孫中山的民粹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的空想性和反動性的時候，也會“細心地辨別、保存和發展他的政治綱領和土地綱領的革命民主主義內核。”正是這樣的歷史辯證法，使得列寧能夠充分重視農民代表在第一、二屆杜馬上對土地的強烈要求，“俄國革命只有作為農民土地革命才能獲得勝利，而土地革命不實現國有化是不能全部完成其歷史使命的。”所以，是俄國的農民在要求土地的國有化，列寧這樣的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其實是當革命發生以后才看清俄國社會現實的，理解了俄國的革命其實是農民的土地革命，馬克思主義必須順應了這個以革命形式出現的歷史辯證法，并推動俄國的農業資本主義發展，然后才能在此基礎上完成社會主義，否則就是背叛革命。

E，蘇聯資本主義農業道路的危機與失敗
但是歷史的兩重性不僅體現在沙皇俄國，也同樣體現在列寧鍛造的蘇維埃政權國家。十月革命后，列寧簽署了根據社會革命黨主張擬定的1917年的《土地法令》和1918年的《土地社會化法令》，這兩項法令都是按照農村公社的土地重分制度來制定的。但是，列寧在1918年對農民演講的時候說道：
“我們布爾什維克本來是反對土地社會化法令的。但我們還是簽署了這個法令，因為我們不愿違背大多數農民的意志。對我們來說，大多數人的意志永遠是必須執行的，違背這種意志就等于背叛革命。
我們不愿強迫農民接受平分土地無用這個不和他們心意的思想。我們認為，最好是讓農民通過自身的感受和切身的體會自己認識到平分土地是荒謬的。只有到那個時候，我們才好問他們，要擺脫在分地基礎上發生的破產和富農的專橫，出路究竟何在？”
回到土地重分的村社傳統是無法發展現代化農業的，基于這個認識，也是面對西方列強支持的顛覆新生的蘇維埃國家政權的武裝干涉，還有1918年夏糧食極度困難城市饑餓日益嚴重，使得列寧其實并沒有也無法等待農民自身的“覺醒”，無論是軍事共產主義的余糧征集制還是有所妥協的新經濟政策，在農民的反抗中走的依然都是剝奪農民強行發展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斯大林執政后，從1926年起蘇聯的工業投資大幅度增加，工業化對糧食的需求也隨之急增，而農業生產卻越來越不能適應工業化建設的需求。1927年蘇聯出現了嚴重的糧食收購危機和糧食饑荒，這場危機導致了農業集體化的產生，——而這正是英國宣布與蘇聯斷絕關系的一年， 1921年簽定的英蘇貿易協定被廢除，英國外長張伯倫還發起六國外長會議聯合起來從政治和經濟上孤立蘇維埃國家，并試圖組織新的武裝干涉。本來在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時期，指導思想是以自愿原則組織和和發展各種形式的合作社計劃來幫助個體農民發展商品經濟，引導農民加強各方面的合作，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過渡到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高度社會化和機械化的社會主義大農業，但這卻是一個極其漫長的過程。在武裝干涉和戰爭的威脅下，蘇聯的工業化發展已經等不及了，在斯大林看來，糧食危機的原因有二，一是小農經濟的“日益分散和零碎化”，小農經濟是商品率最低的經濟，所以必須實現農業全盤集體化，把分散的小農組織到集體農莊中去，以一勞永逸地解決糧食問題，這個糧食問題既是為了保彰城市供應，也是為了保證糧食的出口任務以換回工業化急需的機器設備技術。二是有余糧的富農囤積居奇，不肯按國家價格出售糧食，所以必須清洗富農，為農業集體化掃清障礙。 斯大林在與布哈林辯論的時候特別強調的正是：落后就要挨打，他提醒全黨和全國人民注意的是，蘇聯必須在十年內跑完先進國家一百年、五十年的距離，或者我們做到這一點，或者我們被別人打倒，兩者必居其一。所以蘇聯必須盡一切可能在最短的時間里擺脫落后狀態，必須改變新經濟政策，加速工業現代化，特別是軍事工業和重工業的現代化，而工業化的資金來源就只能是利用工農之間的剪刀差從農村榨取。正是為了有效地把農村納入到國家工業化的軌道上，斯大林發起了全盤農業集體化運動，而為了應對由此造成的國家與社會、工業與農業之間的嚴重沖突和緊張，斯大林提出了階級斗爭尖銳化的理論，這一理論直接導向了集體化中的消滅富農運動、二十年代末的階級敵人運動和三十年代的大清洗運動 ，正是農業全盤集體化、高速工業化和“大清洗”三大運動互相聯系和配合構成了“斯大林模式”。 這個模式也同時體現為蘇聯的工業化的發展速度極大地超過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工業化時期的最高速度，突擊發展重工業，高積累抑消費，形成了以國防工業為主導的工業體系，并成功地使俄國從依賴外國資本的農業國成為世界工業強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工業落后的沙皇俄國敗于工業化的普魯士德國，從而導致革命的爆發；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聯終于能夠取得反法西斯主義的重大勝利，這與戰前斯大林模式不顧一切地發展軍事工業和重工業的戰略有直接因果關系，在這個意義上，斯大林是對彼得大帝的完成。二十年世紀二十到三十年代，蘇聯時刻面臨來自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戰爭威脅，這種險惡的國際環境提醒著俄國克里米亞戰爭失敗以來的所有集體記憶，它對斯大林模式的形成有著不可推卸的深刻影響。誰反對這種農業集體化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道路誰就是反革命，那么，這種以斯大林主義出現的社會主義專制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從列寧所說的違背農民就是背叛革命到斯大林用反革命去鎮壓農民，這是怎樣的歷史悖論？！以實現社會主義為目標的蘇維埃政權為什么最終沒有從沙皇俄國覆沒的歷史怪圈中逃脫出來？當蘇聯作為國家機器沿用了殘酷剝奪農民來完成自身的現代化與（軍事）工業化的方式，它是否已經被注定要覆滅在國家與社會的悲劇性的分裂中呢？它是否還有別的歷史選擇的可能性？秦暉和一些西方學者認為由于1861年改革保存了農村公社，才導致后來的農業集體化 ，此說法值得懷疑。因為農業集體化完全清除了傳統村社的自治與互助的意義，它不是村社的翻版，它是國家權力用行政手段自上而下地把企業化和軍事化的方式強加在了農村和農業上，目的是為了在現代化規模效應的基礎上使國家可以最大限度地汲取剩余價值。所以它并不是村社的延續，而是相反，它是以必須全面摧毀傳統的鄉村社會結構為前提的,這正是為什么蘇聯的農業集體化會遭到最激烈的農民反抗的原因。
斯大林之后的赫魯曉夫執政以來，實行了一系列針對斯大林模式的放權讓利的農業改革，但正是在赫魯曉夫執政的七十年代，蘇聯再度出現嚴重的糧食匱乏，赫魯曉夫不得不恢復戰后早就停止的憑卡供應制度，蘇聯歷史上第一次出現從國外進口大量的糧食，1972年蘇聯在世界市場上購買2800萬噸谷物，其中1800萬噸是從美國購買的，為此國家動用860噸黃金儲備，這倒是剛好解決了美國戰后長期無法解決的農業過剩危機，并且有力地拉動了美國農業。 1973年蘇聯在歷史上第一次成為糧食凈進口國。赫魯曉夫執政十年，集體農莊莊員作為勞動報酬的糧食逐年減少，這是因為農莊收入太低，農業投入物資漲價超過了農莊的收益，而糧食收購的數量卻不斷增加，這使得按月支付勞動報酬的辦法成為空話，并使得農莊莊員不得不大量流入城市去謀生，有的州的集體農莊有勞動能力的人在七年的時間幾乎減少一半，這正是由于農業凋敝而產生出的“民工潮”。1963年糧食產量甚至不到戰前的一半，農業狀況持續惡化，最終導致農業改革失敗。 這種改革的失敗到底意味著什么呢？至勃列日涅父執政，蘇聯的農業問題已經非常嚴重，勃列日涅父為此大力推行“新經濟體制”，進一步擴大農莊的自主權，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調整副業政策，完善集體承包制。并且國家大幅度增加對農業的投資，對農業進行大量的財政補貼，但是農業產值卻不升反而大幅下降，給蘇聯整個國民經濟帶來嚴重影響，谷物的連年減產，導致蘇聯不得不依賴進口， 1981—1982年更由于巨量購買小麥震驚世界市場。糧食在蘇聯的外貿進口中成為第二項大宗商品，僅次于機器設備的進口，從而使得外匯拮據，無法保障國民經濟其他發展的需求，并制約了整個經濟結構的調整。由于輕工業和糧食工業的原料來自于農業，農業危機使得工農業關系無法調整，市場供應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也因此都無法實現。而一部分支付需求不能滿足，致使儲蓄上升，零售商品流轉額與儲蓄不協調，為后來的通貨膨脹埋下嚴重伏筆。 以“新思維”為鮮明特征的戈爾巴喬夫上臺后，鑒于蘇聯經濟增長率從七十年代以來逐年下降，到八十年代初已到危機的邊緣，戈爾巴喬夫在1985年蘇共中央四月全會上提出了著名的“加速蘇聯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也稱“加速戰略”，提出了從1986年到2000年這十五年中蘇聯經濟社會發展的總目標，希望依靠加速科技進步和改革現行經濟體制來實現生產潛力翻一番，國民收入和居民人均實際收入增加一倍等目標， ——改革的合法性依然必須建立在現代化發展的高速度上，只是實現的路徑依賴有所不同，但正是這個不同導致了蘇共的亡黨和蘇聯的解體。可以說，蘇聯的失敗首先是經濟體制改革的失敗，而失敗的關鍵是否正是農業問題呢？從沙皇俄國的土地問題到蘇聯的糧食問題，在這些終于演變為無法挽救的社會危機的問題背后，歷史究竟在告訴我們什么呢？
正因為此，蘇聯農業集體化的道路作為列寧設想的“農民資本主義”的美國式道路的延續，它的歷程及其全部失敗應該放在這樣的歷史敘述中去嚴肅地檢討，即：對列寧的農業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反思應該與整個俄國近代以來的資本主義發展動機和世界范圍內的資本主義格局聯系在一起；對前蘇聯的社會主義道路的反思也必須是，或者首先是對俄國資本主義現代化發展道路的反思；對俄國農業現代化問題的反思同時也必須是對蘇聯作為民族國家與（重）工業現代化關系的反思，——這所有的一切構成今天的我們需要用極審慎的態度來對待的社會主義的歷史遺產，是重大而嚴肅的歷史課題。在這里，我們必須拒絕秦暉式的粗暴的反社會主義與反民粹主義批判，蘇聯農業的集體化道路同樣不能用簡單的啟蒙主義話語邏輯進行非歷史的預先否定。近代以來，俄國人為了完成（農業）現代化的歷史“天命”既實施了“普魯士道路”也實踐了“美國式道路”，然而這兩者都沒有成功，留下的是波瀾壯闊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詩，它是用俄國農民苦難的身影投在遼闊的歐亞大陸上寫就的。今天的我們該建立怎樣的歷史和理論的視野來檢討這一切？俄國十九世紀歷史大轉折時期出現的民粹主義及其理論，是否可以被秦暉及中國的自由主義理論家深惡痛絕和一勞永逸地否定與埋葬掉呢？這里，我們不僅應該檢討列寧主義的理論視野對民粹主義的肯定與批判；更應該檢討那長期被壓抑的民粹主義自身的理論視野，當列寧主義與資本主義分享著“清除”傳統社會的一切“封建”勢力的時候，遭遇到了民粹主義作為從社會內部生發的各種反資本主義力量的抵抗，在這樣抵抗的視野里，俄國歷史本身又呈現出什么樣的話語敘述？作為民粹派的社會革命黨自覺站在農民的立場上，也曾經是俄國最大的政黨，它對十月革命勝利的貢獻、它與布爾什維克的論爭、最后的決戰以及它從政治舞臺上的消失，到底意味著什么呢？當年的民粹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反思是否能夠在今天為我們提供重要的啟示？然而，啟示是只有在我們自己遭遇困境的時候才能發生的。當資本主義大刀闊斧地規定著歷史的進步性的時候，“敢有歌吟動地哀”，我們還能夠聽得見那被蹂躪的大地從苦難深處發出的聲音嗎？
我們不難發現，秦暉恰恰是用列寧批駁的俄國自由派的觀點來演繹列寧的“美國式道路”的， 秦暉與列寧引用的“右派和十月黨人”的觀點幾乎如出一轍， 這種明目張膽的篡改，這種歷史的“輪回”委實讓人忍不住要驚嘆，在列寧的敘述里，俄國自由派的土地私有化主張正是與普魯士道路劃等號的。秦暉在揭批中國“權貴私有化”的普魯士道路的同時，鼓吹的是“民主”的“私有化”的 “美國式道路”，但這個以列寧名義命名的道路卻恰恰被閹割了列寧所闡述的“革命”性和“國家性”，——這在秦暉的表述中是“警察民粹主義”；這個立場當然是對列寧的反動，也是對“美國式道路”的反動。為什么秦暉要刻意隱瞞和歪曲列寧最核心的觀點呢？這就需要把這種話語落實到中國當下的語境中，因為秦暉需要論證所謂“民主私有化”就是自由競爭的私有化，在排除了“革命”與“國家”之后，秦暉的理論里還有什么東西剩下呢？那其實就只有“私有化”了。這樣，看上去是反權貴私有化的秦暉卻在暗地里為土地的“私有化”主張開辟了道路，問題正在于：這種取消了“革命性”和“國家性”的“民主”的資本主義農業還有可能在中國實現嗎？中國的小農經濟可以憑借“自由競爭” 完成自己的資本主義化嗎？要能完成，1949年前就該完成了，還要等到秦暉來批判“警察民粹主義”之后嗎？這個“民主” 的理想除了在秦暉的書房里飛翔，并沒有任何現實與歷史的安身之處。所以它絕不是什么“民主”的“私有化”，因為“民主”的現實條件和歷史條件已經被秦暉取消。在自由競爭的“民主” 理想凌虛高蹈的前提下，被清除了“土地國有化”之后的所謂“美國式道路” 是一種什么樣的道路呢？它與普魯士道路還有什么區別嗎？當秦暉挪用了列寧的土地國有化的“美國式”道路的名稱來命名他自己的土地私有化的“普魯士”道路時，它其實已經證明了秦暉自身的“普魯士”性質。

二，美國的“美國式道路”及其農業資本主義的全球霸權

秦暉把“美國式道路”一廂情愿地解釋為自由競爭的民主道路，這種道路在美國到底意味這什么？1904年韋伯在他大病復出后的第一次學術演講，正是在美國所作的《資本主義與農業社會》，在這里他明確指出，歐洲農民與英國或美國的農民是完全不同的：
“今天的英國農民多半是個出色的企業家，為市場而生產。他們幾乎都將土地出租。在美國，農民的土地多半是他們自己購買或墾荒而得來的，他們有時也出租土地。美國農民也是為市場而生產的。在美國，市場先于農民而出現。但在歐洲，農民的土地多是繼承而來的，而農民生產的主要目的是直接為生存需求，而非為供應市場。在歐洲，市場后于農民而出現。當然，歐洲農民多年來也出售剩余農產品，并且于織布和紡毛之外也必然要通過貿易來解決其它生活需要，但是，二千年以來，歐洲農民都主要不是為利潤而生產的。” （著重號為筆者所加）
他這里的歐洲主要是指德國。當年的德國就不可能走美國式的道路，原因就在于美國擁有從印地安土著掠奪為國有的廣袤而肥沃的西部土地，這種土地“國有化”是美國式道路的核心。這一廣大地區的農業開發過程是在純粹的資本主義市場環境下發育成熟的，與聯邦土地政策密切相關，是在東北地區工業革命的直接推動下，才迅速成為最主要的谷物—肉類出口區，這個過程完成于十九世紀下半葉，從此美國從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 但是韋伯的敘述中，卻沒有指出在西部農業土地關系在這個急劇變化的過程中，最終確立的卻是金融資本對土地所有權的控制。

Ａ，南部種植園農業與美國的資本主義原始積累
南部種植園農業從前殖民地開始就是首先為國外市場生產商品。其實，正是英國的工業革命拉動了南部農業革命的發展,英國棉紡織廠機器的飛速旋轉，吸納了1790-1860年間增長了1500倍的美國生產的棉花，這一時期，棉花占美國出口的大約三分之二 ，這就是為什么南部種植園發展最快的時候是在十八世紀以后。起初，南方各殖民地最重要的農產品為煙草，也正是煙草種植使得大規模的農場出現；其次是稻米；再次為靛青，這是紡織業的必須品；這三者都是因為英國沒有，而被英國市場所歡迎的。棉花在1793年分離棉子的軋棉機技術發明以后，才開始大規模農場化生產，到南北戰爭前成為南方的經濟命脈。 所以美國的確“是歐洲工業資本主義變革的產兒”，美國的工業革命正是在模仿英國工業技術的基礎上由棉紡織業開始的。南部種植園經濟在世界市場上盈利依賴兩個先決條件：奴隸與土地。我們不該忘記美國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與南部黑人奴隸的關系，棉花種植占有了三分之二的農業奴隸勞動人口。雖然1807年政府頒布了禁止奴隸貿易的法令，但是由于種植園經濟是用勞動力投入換取利潤，所以對勞動力的需求使得大規模販賣奴隸的走私活動猖獗，這包括繁殖奴隸的生意，弗吉尼亞和南部邊界州成為繁殖黑人的基地。1790年美國奴隸人數為七十五萬，而到1860年則達到四百四十萬。 正是在1860年內戰前，美國生產的棉花已經達到全世界棉花產量的四分之三，除英國以外，歐洲的主要工業國都是美國棉花的主要出口國，并由此獲取了大量外匯。但由于南部種植園是單一的棉花種植經濟，在內戰前已經占英國棉花總消耗量的百分之七十八，同時它從英國進口大量的工業品和奢侈品，因此與英國經濟市場聯系緊密，而與北部的經濟聯系反而是薄弱的，這就嚴重阻礙了美國南北統一市場的形成，阻礙了民族經濟市場的形成。正是由于世界市場和國內市場對棉花需求量的增加，刺激了產棉區的不斷擴大，西進運動也包括南部種植園主率領黑奴進行的種植園經濟的擴張，于是矛盾的焦點都集中在對西部土地的爭奪上，因為南部種植園經濟盈利除了廉價的黑奴勞動力外，還依靠對土壤肥力的剝奪，所以必然有對肥沃土地的需求。 蓄奴州與自由州的關鍵正在于圍繞狄克遜線展開的西部土地爭奪。“宅地法”之所以在內戰的1862年獲得實施，一個功能就是為了抵擋南部莊園主向西北的擴張。
傳統觀念認為南北戰爭是兩種不同制度之間的戰爭，但其實它們是由共同的歷史動機所推動的，就是資本主義的市場。1775—1783年美國的獨立戰爭是美國作為資產階級民族國家的鍛造過程，目的是保護本土資本主義的發展，南部的種植園主與北部的資產階級都是獨立戰爭的主要領導者。南部的種植園主是為了世界市場而生產的資本主義的“奴隸主”，其實是農業資本家。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把勞動力變成奴隸的現象已經屢見不鮮，中國東南沿海的打工者的血淚是正在發生的歷史。美國南部種植園經濟的發展既是歐美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的產物，同時也是黑奴制度產生的根源，對黑奴的壓榨是美國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一大來源。美國國會的“逃奴緝捕法令”就規定聯邦必須幫助奴隸主在所居住州以外的地區追捕逃亡奴隸，各個州都有引渡逃奴的義務。林肯最終決定發動內戰的最初目的并不是為了廢除奴隸制度，而是為了保持聯邦的獨立，是為了發展民族工業資本主義，為了用高額的工業品關稅來代替農產品的自由貿易，是對獨立戰爭鍛造民族國家的完成。只是為了贏得這場戰爭才解放黑奴的，以便讓黑人士兵充實到聯邦軍隊中去。《解放奴隸宣言》并沒有涉及南部土地問題，黑人爭取土地的斗爭一直沒有得到聯邦政府的有力支持，“宅地法”并沒有被運用到南部。戰后，奴隸制度的莊園經濟雖然被廢除，但是聯邦政府把大量的土地和財產歸還了原莊園主，被解放的黑奴并沒有獲得土地，他們要想得到土地必須花錢購買，大多數黑人都做不到，因此他們中的大部分最終仍然回到了原主人的土地上，成為半奴役性的分成制的佃農，南部種植園發展成為“普魯士道路” ,大量的租佃農場成為南部農業的特點。
“內戰帶來了奴隸制的廢除，但是，并沒有終結種植園制度。……，一個世紀以后，大的南部種植園主還會告訴拍攝農場工人紀錄影片的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記者：‘我們不再占有奴隸，我們現在雇傭他們。’”
這些被“雇傭”的租佃農民“過的是封建的、不用現金交易的經濟生活——種植園主向他提供土地和貸款，收獲后，由種植園主宣布，在扣去食物、燃料、種子、肥料以及其他信貸方式獲得的東西之后，佃農還可拿多少。或者，在更多情況下，種植園主告訴 ，他還欠種植園主100美元或500美元。” 這些債務無論佃農還是地主都不指望能用現金還清，黑人家庭唯一償還辦法是勞動。而當大型機械取代了手工農業勞動——這正是南北戰爭之后北部工業化所給與的“好處”，種植園主可能會告訴他，下一年不一定有工作，因為他們的棉田已經租給一個大的農場主了，黑人家庭只能選擇離開。
大部分的美國黑人的祖先都是在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由于南部種植園的需要而被販賣到美國南部的非洲人，這些南部種植園是因為歐洲的工業革命而為歐洲市場生產工業原料和其他經濟作物并獲得巨大的利潤的；而二十世紀美國黑人又進行的第二次遷徙是在美國國內，他們中有約有400萬離開南部進入城市，1960年美國有四個城市40%是黑人，到1970年以前，這樣的城市增加到了14個，這次是由于農業的機械化發展已經不需要他們，當農業一直被當成贏利的行業，而機械化比勞動力更有效率，農民就被排斥出家園，為的是讓資本獲利。中國的“新自由主義”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業狀況作為“民工潮”歷史進步性的證明。比如美國被認為是消滅了農民，只有農場主。這種說法抹殺了西部地區龐大的流動季節農業工人和城市貧民窟中沒有希望的失業者，他們都是失去家園的農民及其后代。美國幾乎所有的城市都有黑人聚居區，它們是外面圍繞著敵意的國中之國，對于城市黑人來說黑人區的邊界就象國境線一樣緊緊封閉，黑人的地位并沒有因為從農村進入城市就得以根本改變。美國農業的現代化過程中并不是沒有農村危機，只不過是把它從農村轉嫁到了城市，美國六十年代的城市騷亂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968年以黑人民權領袖小馬丁•路德•金被刺事件為標志達到高峰。只要看一看美國城市今天依然嚴重的種族、失業與犯罪這些社會之痛，就應該明白美國并沒有創建出“人道主義”的奇跡，把農業人口轉移到城市里去并不意味著萬事大吉，只是讓舊的危機以新的形式出現而已，這個危機其實是內在于現代性之中的。
至此，我們也許應該清醒，世界市場和農業的機械化對勞動力的需求或排斥所導致的人口流動并不見得是現代化的福音。作為人類在現代化過程中所付出的沉重的社會代價，當美國、歐盟在政府強大的價格支持下進行世界農產品傾銷的同時，除了被排斥的美國南部黑人農民和西部破產的租佃農場主之外，它也是中國和其他第三世界農業危機和農民背井離鄉的原因。第三世界國家出現的超大城市化浪潮及其無法消除的城市貧民窟，其實都是第三世界農業凋敝的表征。

Ｂ，西部土地制度的歷史演變與美國資本主義原始積累
現在讓我們回到西部的土地與農業問題。西部的土地制度完全不是秦暉描述的那樣是西進的農民用吱吱響的大車推出來的“資本主義”，這種敘述掩蓋了真正的歷史事實。首先，獨立戰爭使美國的疆域跨過了阿巴拉契亞山脈，而這個過程伴隨著與印地安人殘酷的流血戰爭，大大小小的戰爭一直延續到1890年 。在此基礎上，西部土地還是一個涉及到美國各個州、各個階層和集團利益的重大社會問題，為此，國會進行了長達八年之久的辯論，才基本確立了建立國有土地的政策，1784年成立了以托馬斯•杰斐遜為首的專門委員會負責制定西部土地法。杰斐遜曾是《獨立宣言》的起草人，他在土地政策的制定上遵守的信念是，美國的成功必須取決于具有絕對所有權的私有財產，而小土地所有者正是國家最為寶貴的組成，他希望把美國建成以小農為主體的民主共和國，因此他試圖把土地分成小塊，低價或無償地分配給拓荒者。但是這個主張卻因為遭到了大地產集團的強大壓力和抵制而失敗。當時新政府的財政部長漢密爾頓代表商業和銀行家的利益，主張高價大片出售公有土地。1785年“土地勘測法令”（Land Survey Ordinance of 1785）在西部設立土地局經辦土地出售與轉賣事宜，只有經過勘探的鎮區和地段內的土地所有權才是合法的。法定的土地所有權必須在公開的拍賣市場上用現金購買。勘地制度與現金拍賣制度的結合，使土地所有權從一開始就從屬于資本所有權，而不是認可農場主的開發定居權。該法案對西部開發和美國歷史產生了深刻影響，西部土地國有被法律認定，并成為國會控制下進行社會財富分配的來源。現金拍賣方式為聯邦政府帶來重要的財政收入，并且成為美國資本積累的主要來源，并使資本雄厚的大地產集團獲得了西部土地購買的壟斷權，使地產集團與金融集團出現共生現象，土地投機與金融投機結合在一起，土地資本迅速轉化為金融資本。該法案之后，杰斐遜委員會便開始制定西部建立新州及加入聯邦的方案，由此產生1787年“西北法令”，其宗旨是建立與合眾國保持一致的政治制度。而推動“西北法令”在國會通過的正是當時最大的土地投機集團俄亥俄合伙公司。該法案把政治權利與土地所有權緊密結合，政治權利就被歸結為資本和土地的所有權，還規定了國會對土地的優先處置權，保證國會擁有對西部土地的全部銷售、分配和征稅權。為了保障東部大地產集團的利益，法令強調對新州以外的居民所擁有的西部土地財產，絕對不準課以高于當地居民的稅額。這使得西部土地成為東部資本遠距離投資的對象，為西部土地所有權與定居、開發分離的“不在地主制度”鋪平了道路。這兩項立法把約占美國本土面積百分之七十五的國有土地投入了商品市場，從而產生了各種圍繞著土地所有權進行的活躍的資本運動，這就確定了“美國式道路”是土地、大地產集團與金融資本的結合。 列寧說土地國有化是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條件，在這個意義上也是對的。
華盛頓首任期間的財政部長漢密爾頓還實行了對超大地塊的優惠銷售，進一步強化了大資本的土地壟斷，使大土地投機商成為政府與定居者之間的超額牟利中介。美國的開國元勛們也都紛紛躋身于土地投機者的行列，華盛頓派其代理人在俄亥俄地區購買了32373英畝土地。1796年成立聯邦土地署時，華盛頓任命俄亥俄公司的總代理為首任勘地總長，而大批的公司代理人則成為土地測量員。這樣，聯邦政府實際上是與大土地公司通力合作，把東部的資本轉換成了對西部土地的壟斷。一直到了1797年以后，聯邦政府才開始向個人定居者拍賣國有土地，但這時已經距離首批大地塊出售已經有十年之久了。
由于當時的西部農業仍然處于自給狀態，農場主年現金收入不足100美金，所以雖然聯邦政府在后來的土地法中，多次縮小一次性售地面積，降低單位面積地價，但是按照1800年分期付款的土地法，還是大大超出了農場主的現金收入水平。農場主一旦到期不能償還本息，為了使已交付的金額不被政府充公，就要被迫將已開發的農場轉手土地公司，或進行二次抵押，由土地公司支付所欠余款，這樣土地公司就可以用極低廉的價格得到已開發的農場而不是荒原。由于聯邦債券可以用作現金支付，在債券實際已經貶值的情況下，土地公司卻利用土地貸款制的漏洞按照面額支付土地購買金額。所以，1800至1820年的聯邦土地貸款制度并沒有給拓荒者帶來土地所有權，也未給聯邦財政帶來真正的收益，而是為土地公司從抵押關系上操縱土地市場提供了條件，并產生出一大批嚴重負債的農場主。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之前的兩次土地投機狂潮導致的都是土地投機集團與金融業結合的加深，不在地主關系被充分發展。
這也導致了美國農民的西進運動從一開始就是與土地投機集團與聯邦政府的斗爭。由于拓荒者的購買力落后于土地集團和聯邦政府的最低購買限定，他們不得不繞過被土地商占有的待價而沽的“投機者的荒原”，深入到衣阿華的中部，這里遠離市場，交通隔絕，自然條件差，經濟極為貧困。在政府實行勘地制和現金拍賣制以后，等于是否認了從殖民地后期和建國初期就一直存在的西部拓荒者的占地權，因此激烈的沖突必然展開。聯邦政府甚至動用國家機器進行武力鎮壓，國會制定的各種反占地法，可以對占地者處以罰款1000美金或判處監禁一年。麥迪遜總統曾發表公告，將占地稱為“罪惡”。杰克遜總統期間，聯邦政府拆毀、焚燒占有者的房屋的事情一再發生。三十年代以后土地壟斷的加深驅使西部拓荒者大批移向密西西比以西地區，出現“衣阿華占地狂潮”，1930年伯林頓114萬英畝肥沃土地投放拍賣市場，引起決斗，土地投機商與兩萬名占地者怒目對峙，聯邦政府的將軍也出動了，最終是土地占有者被迫退讓。這場斗爭導致了占地者迅速組織起來，紛紛成立土地權利俱樂部來為自己的土地權利斗爭，他們繼續占領土地，同時對國會議員施加壓力，爭取從立法上改變勘地制和現金拍賣制。從1828年開始，國會幾乎每年都辯論先占權立法問題，但總是大地產勢力占上風。三十年代末的占地狂潮使國會與白宮終于意識到，西部土地政策如不改變將會導致勘地和分配制度的崩潰。在強大的壓力下，1841年“先占權法”得以產生，它規定占地者有權優先購買，但優先權依然是建立在勘地制與拍賣制基礎上的。農場主的剩余資金一般不足以支付這筆款項，而一旦拍賣期臨近，農場主為了避免被國家沒收，只得將先占權憑證出售或抵押給土地公司，往往是將占地后的勞動和投資以遠抵于成本的價格轉手，于是有相當大一部分先占權轉入土地投機集團手中，土地集團仍然是用最低價格買到優質土地，而這些卻是已經被開發的土地，在土地市場上價格很高。這樣，先占權就與土地抵押和土地轉手市場聯系在一起，此后的土地投機集團只是更多地從現金拍賣市場轉到了農場抵押市場。先占權并沒有給農場主帶來真正的土地所有權。1854年“土地逐級降價法”出臺，該法案規定長期滯留在市場上的未出售國有土地實行逐級降價和減價，出售給實際定居和耕種的定居者。但由于降級土地多屬于石礫、沼澤、沙化等劣質地，對農場主幾乎無利可言，因此農場主購買的比例很小，很大部分落入林業和礦產集團手中。大土地公司還伙同土地署官員，把優質土地充當降價土地出售。這樣看上去是為農場主利益的立法卻依然成為大土地投資集團的財源。
西部土地市場在十九世紀上半葉的美國經濟中，起著類似股票市場動員社會資本的作用，是美國工業革命的杠桿。十九世紀三十到五十年代，土地投機資本從西部土地和農場主獲得的利潤達到了五億至六億美金，這些巨額資本轉向了鐵路、林業、礦業、牧業和制造業，帶動了美國十九世紀下半葉經濟的全面高漲，土地資本的跨地區、跨部門流動，引起銀行、保險等金融活動的空前活躍，而土地投資的集團化和金融化也使得西部土地關系更加復雜。十九世紀下半葉，美國的工業革命獲得成功，美國開始從農業國向工業國的結構性轉變，而這個過程正是與大草原和大平原地區的農業資本主義化的過程是同步進行的，這當然不是偶然的，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西部的土地及其農業發展與美國工業革命是互為條件的：
“如果沒有從海岸導向內地的鐵路、沒有連接河道的運河、沒有橫跨大陸的鐵路和電報、沒有往返于大河和沿海航道上的汽船、沒有能割大草原草皮的農業機械、沒有征服諸土著民族的連發槍，荒野原是不可征服的。”
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導致對農產品的需求，而工業革命則為農業機械化提供條件，農村成為工業品市場，國內民族市場的出現和不斷擴大直接決定了五十年代以后西部土地開發的重要變化，“美國式道路”的資本主義農業模式真正形成是在這個時期，正是這時在西部農業中才出現了韋伯所說的農業“市場在先”的因素，市場已經虛席以待，農產品價格出現持續上升的局面，從而使得農業生產本身已經具備資本主義商業化的條件。所以，美國西部農業資本主義化的兩個前提缺一不可，一是廉價土地，二是工業化拉動農產品價格。西進運動的第一個高潮正發生在十九世紀四十到五十年代，這也是為什么三十年代土地集團占有的大片土地，可以在五十年代移民高潮時得以高價出售獲得極大的利潤。五十年代以后的鐵路公司把鐵路開發、土地出售與移民結合一起的銷售模式獲得成功，原因也在于此。

Ｃ，西部土地的資本主義化過程與“美國式道路”的完成
五十年代以后聯邦政府土地分配的特點是，國有土地的四分之三是以土地贈與的方式，即主要以鐵路土地贈與、學院土地贈與以及軍人土地贈與來進行的，這直接引發了十九世紀第三次西部土地投機高潮。鐵路修建是西部腹地深入開發的關鍵，它可以把農業土地與農產品市場聯系起來，從而直接使西部土地增值，所以土地正是吸引鐵路投資的動力。整個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聯邦政府向密西西比流域各州贈與的土地達727萬英畝。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央土地公司，它在接受贈地后每年向州交納總收入的7%，由此獲得土地的所有權，然后將土地的五分之四用于抵押出售，五分之一作為債券出售。該公司的運作模式與以前的土地公司有很大不同，，它把土地經營、土地廣告宣傳和吸引移民與土地出售結合在一起，前提正是農業盈利空間的存在，它在歐洲各地招徠移民，主要對象是擁有800至1000美金的家庭移民，并負責將移民直接運送到西部土地上，從而成功地吸引了大批移民，加速了沿線的開發定居，增加了鐵路運營量，也開拓了鐵路公司的資本來源，土地總收入相當于鐵路投資的七分之六，因此在當時就被認為：這不是一家鐵路公司而是一家土地公司。1862年“太平洋鐵路法”更把土地贈與增加了一倍，在遠西部地區再增一倍，并且由聯邦政府直接向各大鐵路公司贈與，同時將間隔地段中屬于聯邦政府的部分由鐵路公司低價轉售給鐵路沿線的定居者，這使得太平洋鐵路擁有了超越各州的土地所有權，還獲得變相的先占權，該法還將鐵路兩側10英里的森林采伐權歸為鐵路公司。1864年的“北太平洋鐵路法”更將贈與地段內的鐵礦和煤礦也包括在內。這就使鐵路公司還與林業、礦業集團產生緊密關系，成為前所未有的大土地壟斷者。而聯合太平洋公司實際上是直接由聯邦政府控制的最大的土地股份公司，美國總統有權任命2名董事參與董事會決策并具有法人資格。 聯邦政府還以債券方式向鐵路公司給予長期貸款，鐵路公司以路權和不動產作為第一次抵押，“北太平洋鐵路法”允許將第一次抵押債券作第二次抵押，使鐵路公司獲得雙倍的貸款，而聯邦財政部發行的這些債券則可以直接進入流通。鐵路債券與土地抵押的結合，使西部土地關系加快了走向由金融控制的方向，1873年和1893年的兩次經濟危機都是以鐵路股票暴跌和西部土地抵押崩潰為先導的，這不是偶然的，土地問題已經成為美國經濟波動的重要因素。
五十年代以來，聯邦政府根據幾個鐵路贈與法共贈與國有土地一億三千萬英畝，使鐵路公司成為僅次于聯邦和各州的土地所有者。這些土地基本上都在密西西比河以西，是美國獨立以來以各種方式廉價獲得的，平均每畝土地僅0•57美元，正是這些土地成為美國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重要來源。當美國還是一個土地充分、資金短缺的國家時，鐵路土地贈與實際上是以西部土地不斷增值的農產品來吸引東部和外國的投資，鐵路公司從土地中獲得大批資金，同時又成為聯邦在西部大草原上的土地分配代理機構，進行土地投機與分配的雙重功能。所以，鐵路公司不同與舊的私人土地投機集團，它是以社會化和集團化的方式實行國有土地的私人化過程，因此它的壟斷性也是空前的，國會眾議院公共土地委員會也承認，這種贈與構成了對國有土地的可怕壟斷，使得“先占權和宅地法所提供的定居機遇不斷地消失”。鐵路土地公司的資本運作正是與美國的鐵路土地贈與政策和美國資本市場的形成和運轉聯系在一起的，從而極大地推動了西部資本主義農業與世界市場的關系，為降低農產品的運輸成本，提高在歐洲市場上的競爭力提供了保證，南北戰爭后農產品出口的增加便得益于此。與其他土地所有權相比，鐵路公司的土地所有權更完整地體現了壟斷的特點。
西部土地關系中的重要特征還有土地證券市場的形成與發展。除了鐵路債券，還有軍人土地憑證和學院土地憑證。1852年國會宣布土地證券交易合法化，可以公開進入市場和轉讓，因此形成五十年代與西部土地分離的東部土地證券市場空前高漲，這樣，土地投機集團實際上是越過了政府的土地拍賣市場而直接得到西部土地壟斷權。1862年“莫利爾贈地學院法”（Morrill Land Grant College Act ）是重要的土地立法，其實是以對“宅地法”的補充來平衡利益，因為它是按照各州國會議員的人數來確立土地贈與的，每名議員贈地三萬英畝，各州不得持有這些土地，而是必須將它們出售以取得創辦各州農業學院的資金，在西部國有土地州，聯邦政府直接撥地，而在人多地少的東部27個州，則由聯邦發放土地憑證，東部非國有土地州可以此在11個西部國有土地州認領土地所有權。但內戰后，這些土地憑證陸續被三家最大的土地證券經營公司所套購。土地證券市場為金融資本控制西部的不在地主所有權創造了新的形式，并對美國經濟其他部門壟斷組織也產生了深刻影響，在投機高潮中占主導地位的東部資本集團，其經營不僅是土地投機買賣、土地租佃經營，還轉向林業、礦業、牧業、鐵路和金融業等多種部門，形成大規模跨地域、跨部門的特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占人口1%的最富有階層擁有的有價證券，52%的資產來自于土地，并且從這批人中產生了第一批壟斷資本家。七十年代，鐵路高潮產生一批壟斷巨頭。八十年代的工業巨子和托拉斯幾乎都從西部土地找到利潤來源，石油業、銅礦業和鋼鐵業均以極低價格搶占富礦床。農業機械業、屠宰業、糧食加工業則從中西部獲得數億美元的利潤。而金融業和制造業是直接參與農業利潤的分割的。
可以說沒有西部的土地就沒有美國的資本主義發展。它首先是一個土地換資本的過程，用土地換取聯邦政府的財政收入，保證了共和國的穩定與統一。然后用土地換取了西部開發的運河、鐵路和教育投資，使西部迅速成為全國市場的組成部分，最后是農場主用土地換取商品化生產的資本，農業的巨額產量為美國崛起于二十世紀的世界市場提供了條件。至此，我們似乎可以從更深的層面上來回顧韋伯的感慨了。在韋伯看來，德國作為“古老的文明社會”，人口稠密，土地資源有限，“既使這種半共產主義式的社會組織形態消亡之后，歐洲農民仍然無法像美國農民那樣成為理性的農業生產者” ，“美國式”道路從來就不是普世的，所以韋伯說：
“回顧歷史，象美國民族那樣，輕而易舉地成為一個偉大的文明，可說是絕無僅有。而展望未來，這也許是人類歷史中最后一次能夠享有如此自由而偉大的發展機遇。因為，在全世界，空曠土地正在減少。”
1862年內戰期間與“贈地學院法案”同獲得林肯總統簽署通過的“宅地法案”（Homestead Act）被認為是民主、自由的“美國式道路”的象征，該法案規定凡連續耕種國有地5年的公民，只需繳納少許手續費，即可獲得160英畝國有土地的所有權，從而確定了“定居權與所有權一致”。該法案是拓荒農場主和土地改革派長期斗爭的結果。其實第一個宅地法案在1824年就由一位密蘇里參議員向國會提出了，以后的歷屆國會都討論，但是內戰之前都沒有通過，到1862年由于內戰爆發的原因才使得林肯政府最終下了決心，以動員成千上萬的農民到內戰的第一線 。宅地法是對聯邦土地法的重大修改，但宅地法同時保留1841年的先占權，補充條令還有現金代償權。就全國土地分配上看，從1860年到1900年，美國新建農場中只有16%來自宅地法，大部分農場還是來自大地產公司的再出售和聯邦土地的現金出售。這是因為大平原農業的核心地區大部分優質土地已經被鐵路公司、大土地公司和土地證券商控制，宅地法的四分之一地段在西部半干旱地區，難于擴大規模生產，只得以補充法令來擴大土地分配單位，卻最終有利于礦業、林業、牧業集團：
有一半以上的宅地定居者無法維持到五年期滿，而放棄和出售宅地專利權。宅地農場主的破產率要高于其他類型的農場。這是因為宅地法只提供免費土地，而不能提供農場主急需的資金，所以宅地農場主往往需要把宅地權用于投機性抵押來換回生產資本，結果是破產率的上升和土地投機商獲利。其實，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以后，由于農業市場空間的擴大，對于西部農業來說更重要的是資金而不是土地，因此宅地農場主往往是利用先占權和代償權進行抵押以換取資本。1878年賓州的一位眾議員曾提出宅地貸款法案，即為每個宅地農場主提供500美元貸款，以土地為抵押，年利息3%，十年償清。但該法案被國會否決。因此“宅地法”的實施造就的是一大批因為無法獲得足夠資金在重債下破產的宅地農場主，并將西部土地最終轉向土地金融集團。
“杰菲遜這樣的人期待著由公共教育和政府對西部領域的明智分配孕育朝氣蓬勃的農業民主。然而，當時和現在一樣，政客們對‘快撈一把’比‘促進民主’的興趣更濃。美國耕地的授予歷史——一個半世紀饋贈出去的幾億英畝土地的紀錄成了現代人年報中公憤持續最久的事情。欺騙、詭計、貪污和盜竊大量存在著，但是，更令人氣憤的是對社會上土地不平均分配的后果置若罔聞的態度。議會的確也偶爾采取了諸如1862年宅地法之類的具有遠大卓識的措施，但是，它卻更經常地把共有土地批售的權利給予了投機商，而沒有給予拓居人。議會沒有奉獻給屯居者的那部分土地，州級法律部門、土地管理處和內務部一般也會照給的。”
到十九世紀八十到九十年代，聯邦土地分配政策基本上完成了其歷史使命，那就是將國有土地按照資本比重給予了擁有資本最多的集團和階層。1903—1905年第58屆國會的公共土地委員會報告中承認，定居者與大地產商相比處于明顯不利地位，很大部分國有土地轉入大土地投資公司，數量遠遠超過宅地農場，幾乎每個地方大土地所有者都壟斷了最好的地塊，這些土地立法的結果就是租佃制或雇工制取代了自由農場主。
正是租佃農場主成為“美國式道路”的關鍵。而宅地農場轉為抵押—租佃農場的速度最快，數量最大。到十九世紀末，全國的租佃農場已經達到了百分之三十以上，而在西部幾個新州就達到了百分之五十左右。二十世紀中葉的一個調查表明，當時的農場主中其土地來源是由于“宅地法”而獲得的不到2%。破產的宅地農民成為農業工人的后備軍，1900年全國雇傭的農業工人為二百萬人，1910年已經達到了三百八十萬。
內戰時期由于糧食價格上漲而勞動力短缺，直接引發了大草原地區的農業機械化浪潮，內戰后三十年是美國農業實現機械化的時期。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下，農場主都必須借貸來添置機械以擴大生產和降低成本。農業機械化加深了農場主對貸款的依賴，同時在生產資料上受農業機械公司的價格控制，卻促進了農業機械工業的發展，到九十年代，美國農業機械年產值已達一億美元。內戰后四十年美國農業空前發展，強有力地支撐了美國的工業和真個美國經濟的發展，為二十世紀的現代美國奠定了基礎，被稱為是與十八世紀的英國工業革命具有相同意義的事件。這一點，只要比較一下蘇聯在工業化時代由于糧食短缺所造成的后果就可以看到它的意義。這種由世界市場和民族市場推動的工業與農業的互換正是美國資本主義現代化能夠完成的關鍵。
但是這種農業資本主義化卻不是依靠小農場之間的相互兼并和分化來完成的，而是在金融資本的控制下，農場主以租佃方式間接地獲得資本來源，并保留家庭農場和季節流動工的生產方式來降低成本，這形成了美國西部租佃農場的主要形式。美國西部農業的資本主義發展是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共同作用的結果，十九世紀下半葉，大平原地區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谷物產地，一直到1900年，美國出口值的76%來自農業。由于每年美國農產品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剩余產品必須從外貿中找到出路，而美國的工業保護主義關稅政策導致歐洲國家對美農產品報復，因此中間商竭力壓低收購價，才能以更低的價格優勢保證國際市場的銷路。而西部農場主卻必須以保護價購買工業品，以被打擊的價格出售農產品，因此，國家在資本主義工業化過程中依賴對農民的剝削，這一鐵的邏輯同樣體現在美國式道路里。
西部土地抵押市場是十九世紀后期西部土地關系的焦點。它與內戰前不同在于，內戰前是純粹的土地投機抵押關系，早期西部的土地租佃是對土地待價而沽的投機方式的補充，租佃并不構成農場土地所有權的基本形式。到了內戰后的十九世紀后期，農業被工業需求所拉動，導致農場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是農場主的資金嚴重短缺，因此土地抵押市場迅速發展成為西部土地市場的主體，它受到兩種需求的塑造，一是大平原空前規模的農業定居和開發所需要的巨額資本；二是東北部和國外金融中心的大批游資需要找到利潤最高的投資市場。這兩者的結合最終導致的正是不在地主所有權和租佃農場的全面結合。內戰后農業機械化和商品化都使得西部農場的規模和成本有了明顯增長，于是資本短缺成為大平原農場發展農業的嚴重問題，因此為抵押市場提供了條件，這就是極度缺乏資金的農場主和能夠不斷增殖的土地。整個大草原和大平原地區形成為一個巨大的抵押市場，西部土地抵押市場是美國資本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西進運動不僅僅是拓荒者的人口西進，更是東部資本的西進，從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西部土地抵押市場形成了完整的網絡，而農場主所得收入則有很大部分轉為抵押利息。在農場主的破產原因中，因為抵押債務的居于首位。在十九世紀末發生的兩次大的金融危機中，抵押市場和證券市場崩潰，農場破產率達到一半左右。1888至1896年土地抵押市場的崩潰加快了抵押農場轉換的過程，高比率的租佃市場分布狀態與抵押市場的區域分布基本一致。租佃農場的存在正是資本作用的體現。到十九世紀末，約有700萬美國人失去農場所有權，360萬由鄉村進入城市，這已是破產農民移動的“民工潮”了。
租佃制是美國多數農場取得生產資金的主要來源。在租佃農場主中增長最快的是部分所有權的租佃農場，他們將土地的部分抵押以換取資金，同時保留另一部分的土地所有權。部分土地所有權租佃是農場擴大規模與合并的重要方式，因此每一個獨立的農場主都有可能是潛在的租佃農場主。租佃制的實質是以地租形式來分配農業資本的利潤，而地租的形式在十九世紀最后四十年間經歷了從實物租、改進租、分成租到現金租的過渡，它正體現了一個農業市場化的全過程，最后現金租成為主導形式。進入二十世紀后，地租的波動已經與全國的經濟周期完全同步，說明租佃農場與美國整個的資本主義市場的深刻聯系，而不在地主所有權與西部租佃農場正是互為條件的。由此也造就了西部農業中的特殊的雇傭關系，租佃農場主是付出地租和利息來獲得外部資金進行擴大再生產的，由于勞動力價格高，為了節省就必須盡可能利用家庭內部的勞動力，十九世紀末的300萬雇傭農業工人中，中西部12個州只占27•7%，每個農場平均不到一個雇傭工人。另外由于內戰導致勞動力緊張而產生的農業機械化水平高，因此租佃農場主盡量要將有限的資金用于購買農業機械，而缺乏支付雇傭工人的現金。專業化和單一化生產也使得生產的季節性很強，因此季節流動工成為大草原與大平原地帶的特定的勞動形式。這其實是另一種形式的“民工潮”，因為他們是真正的等待雇傭的農業工人，是西部工業化的農業必不可少的條件。
值得一提的是，二十世紀前的租佃農場不僅是宅地農場經過抵押關系轉變過來的，而且也是超大型農場解體的結果。內戰后，美國工業的發展已經開辟了農業高額利潤的巨大空間，刺激新組成的土地公司或破產的鐵路公司直接經營大農場，八十年代以后更是從平均幾千英畝上升為幾萬英畝，采用工廠企業式的雇傭制機械化生產，其最主要的分布是以紅河谷為中心扇形展開，與正在形成中的小麥帶基本一致，而小麥生產適合機械化作業，這里又有北太平鐵路穿越而過聯結市場，并且帶動了面粉加工業的發展。這類大農場的投資者為遠離農場的不在地主，受其雇傭的總經理擁有經營決策權，所有權與管理權分離，可以不依賴抵押市場而直接從東部投資者獲得資金來源，它的批量銷售和購買可以得到回扣和優惠價，它自己有谷倉可以回避季節性集中上市的價格低谷。可以說它完全擺脫了小農經營的生產方式，是大規模的企業組織形式和社會化生產，當時就被認為是農業中的革命。但是八十年代末，由于小麥被連年旱災所打擊，單一小麥生產的巨型農場無法贏利，東部投資者悲觀拋售土地公司股票，農場資金來源中斷，巨型農場是高投入高產出，所以比小農場更具有依賴性，資金中斷就無法維持。九十年代初，農產品價格下跌，紅河谷地帶的巨型農場無法度過危機紛紛解體。在同樣不利的市場條件下，小農場可以兼營多種作物和精耕細作來自我調整，而家庭式經營也可以節省雇傭的高費用，所以比巨型農場更能經受考驗。而無論是大農場解體為租佃農場，還是小農場經過抵押轉變為租佃農場，其實都不是兼并的結果，而是受控于金融資本集團的結果，也是美國式資本主義農業發展的結果。由此我們可以回想俄國經濟學家杜岡對農業經濟的評論，受自然規律支配的農業資本主義化具有與工業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并不是越大越好。只是二十世紀以后的故事有所不同，由于美國政府反市場的價格補貼，最大的獲益者其實是大農場主，只有10%的農業大公司和跨國農場得到的卻是超過67%的政府補助金 。美國2000年農場規模的格局是，年銷售收入為一萬美元以下的農場為農場總數的54%，一至十萬美元的占29•7%,十至五十萬美元收入的占13•3%，五十萬美元以上的只有3%。 也就是低收入的中小農場是占大多數的，但拿到的補貼卻是最少的，他們絕大多數依靠兼業，否則就會破產。兼業農場在2000年已經達到了80%以上。而農業雇工并沒有從補貼中得到什么好處，失業和貧困最嚴重的就是他們。現在的美國農場數目逐年減少，主要就是小農場減少，中型農場增加，大農場穩定。而這主要不是市場的結果，卻是政府價格補貼的結果。

Ｄ，　美國農業與世界戰爭
然而，僅僅是上述條件并不足以決定美國農業今天的世界霸主地位，更重要的原因和條件恰恰是兩次世界大戰。戰爭、城市的發展與工業化是美國農業機械化和商品化的原因，這些因素彼此聯系。兩次大戰導致工業生產的急劇發展，使得工業部門對勞動力的需求激增，吸收了大量的農業人口，導致農業人口嚴重短缺，這直接推動了農業的機械化。而兩次世界大戰都是美國農業在政府支持下飛速膨脹的時期，但戰爭一結束，美國農業就很快陷入危機狀態。這是因為美國農業的最大問題就是它的生產力過剩，只有戰爭才能解決它的過剩問題。而非戰爭時期，它就必須進行海外傾銷，這就逼迫政府必須參與到這個過程，否則導致的就是農業危機以及社會危機。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美國經濟發展史上的轉折，它從債務國一變而成債權國。美國農業正是利用了戰爭導致的世界農產品需求旺盛獲得大發展，而政府也第一次開始實行最低價格保證，并且多次通過“農業信貸法”，以保證對農業的充足的資金投入，各種形式的農業合作社也紛紛興起，國會還因此于1922年通過“卡泊—沃爾斯坦德法”（Caper-Volstead Act of 1922）,把合作社從反托拉斯法中豁免出來。 但一戰結束后，主要的歐洲市場縮小，美國農業便于1920年陷入危機，一年內，農產品價格下跌約一半，工業與農業產品的剪刀差也日益擴大。于是，要求政府對農業救助的呼聲越來越高。1929年共和黨的胡佛總統上臺，即開始解救嚴重困境中的農業，他說服國會通過了1929年的農業推銷法，它標志著政府與農業的關系進入了新的階段，政府正式介入農業市場，從此奠定了美國農業發展的格局。該法責成政府幫助農民為他們的產品獲得較好的價格，正是為實現這項法律而成立了“聯邦農業局”（Federal Farm Board） ，它的任務就是改善農業價格和收入。1929年10月24日美國紐約股票崩盤，美國跌進歷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大蕭條，并蔓延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而美國農業危機更為深刻，農產品價格下跌遠遠超過了非農業價格的下跌。與此同時，賦稅負擔卻激增，農、工產品的剪刀差價越拉越大。谷賤傷農，很多貧困農民鋌而走險，活不下去就要造反，這種“民粹主義”并不只是中、俄農民的專利。在此情況下，救助農業成為1933年民主黨的羅斯福總統上任后“新政”的主要任務之一，其核心是農業價格和收入支持政策，通過政府干預來控制農產品價格。這一政策非常成功，從30年代到60年代中期，農產品價格支持制度一直是美國農業政策的中堅，政府貸款價格事實上成為農產品的底價。1933年羅斯福新政以來，美國重要的農業立法有“1933年農業調整法”（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 of 1933），它的主要目的是使對農產品的購買力恢復到對農場主有利的1909-1914年的水平，該法案基本上每五年修訂一次，但基本上都是在羅斯福政府所確立的指導思想和宗旨之中。其中著名的22條款（Section 22）經過1935年農業調整法修正案的修改后被用于保護國內農產品市場，它授權總統當他認為某種產品進口影響到農業調整計劃的執行時，可以對該種農產品實行進口限額制度，限額不得低于從1928年7月1日到1933年6月30日期間從該國進口量年平均數的50%。至今這一條款依然有效 。另一條款第32條款（Section 32）也是1933年農業調整法的內容，經1935年修正案規定，全部海關收入的30%交由農業部長用于三個方面的目的：鼓勵農產品出口；鼓勵農產品的國內消費；恢復和提高農場主的購買力。這些錢也被稱為第32條款基金，可以用作給農場主的出口補貼和支付給慈善機構、學校以及窮人的食品分配計劃的費用。 三十年代農業計劃的宗旨就是“使農民在購買力方面與非農業團體有一個‘平價’的農業價格”，達到1909—1914年的農產品所具有的購買力。 因為只有這樣，農業與非農業部門之間才不會脫鉤，并可能保持平衡。但是由于三十年代資本主義世界性的大蕭條，出口還是難以擴大。
真正使美國農業從這次危機中脫身而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是戰爭暫時解決了美國農業危機，基本吸收了美國全部的剩余農產品，并促使美國農業繼續發展。政府在二戰期間號召農場主增加各種農產品生產，并宣布提高一些農產品的價格支持水平，以刺激生產。鑒于一戰后的農業危機，國會還于1942年10月通過“緊急價格管理法”（Emergency Price Control Act）修正案，規定對農產品的價格支持為平價的90%，這一支持水平要維持到戰爭正式結束后的1950年，因此，美國農產品價格到1948年底之前一直維持在高水平，有幾年甚至高于平價的100%。但這些政策支持并不能改變美國戰后的農業過剩性危機，1949年又到了新的危機的邊緣，這時是朝鮮戰爭的爆發，拖延了危機的到來，暫時改變了農產品信用合作社積壓的庫存，但朝鮮戰爭一結束，危機又繼續發展。
為了防止危機，美國政府開始把農產品出口與美國的對外政策緊密結合起來，通過對外援助擴大出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馬歇爾計劃，即歐洲復興計劃，西歐各國的代價是向美國開放市場。該計劃主要目的是控制西歐和對抗蘇聯及其它社會主義國家，糧食援助是其中的重要手段。戰后的幾年內，約半數的出口農產品是通過政府援助的計劃出口的。這是由于政府的保護價經常高于市場價，農民往往放棄其抵押給政府的谷物，不歸還貸款，以獲取保護價大于市場價的利益，這樣做的結果使美國政府持有大量農產品，政府的援助計劃既可以消化農產品信貸公司所持有的谷物，又可以利用糧食作為外交“武器”。1954年之前的這些計劃都帶有緊急援助的臨時性質，朝鮮戰爭的結束導致農產品需求緊縮，國內農產品庫存又開始增加。為尋求解決之道，1954年7月美國國會通過“農產品貿易發展和援助法”（Agricultural Trade Development and Assistance Act of 1954），通稱為第480號公法，這是一個專門的農產品銷售與援助法案，使糧食援助制度化。該法案的基本目標是處理剩余農產品，至1960年，美國一半小麥的出口是通過該項目進行的，但它同時也是重要的外交手段，前美國農業部長厄爾•布茨（Earl Butz）在1974年11月19日的《時代》雜志上說：“糧食是一種手段。它在美國外交談判中是一種武器”，所謂糧食武器就是指把糧食援助或商業出口用作一種手段，以換取別國在貿易和政治上的讓步，獲取美國所需要的礦物資源和能源，向有支付能力的國家索要較高的糧食出口價格增加國家收入，影響其它國家在聯合國中跟隨美國表態，以及在人權問題上向他國施加壓力等等。戰后，美國頻繁而有效地使用“糧食武器”，從七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美國就曾為不同的目的而采用糧食武器的重要手段，就是農產品禁運 。對于東亞來說，二戰后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都接受了大量廉價的美國剩余農產品，這使得后來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增長中，對小麥、玉米、大豆的進口依賴成為結構性的存在，雖然有政府巨大的財政支持，日本糧食自給率依然持續下跌，便是這樣的結果。而對于很多拉丁美洲國家來說，美國公司直接到當地投資生產本土無法生產的非競爭性產品，導致這些國家經濟單一化，在經濟和政治上依附美國，而跨國公司就成為“國中之國”。
在商業出口方面，由于美國農產品價格高于國際市場，要擴大商業性出口就必須降低出口價格，政府采取的辦法主要是出口價格補貼計劃和降低貸款率。為擴大出口需求，政府提供長期優惠貸款和各種貸款計劃以及各種國外市場開發計劃，其中重要的是美國政府積極參與的多邊與雙邊的農產品貿易談判，這些貿易談判的目的是開放農產品的世界市場，但這并不會導致美國取消對農產品貿易采取保護主義政策，它對農產品進口的控制多數是非關稅的貿易壁壘。
盡管美國政府努力擴大國內外商品糧食市場，開展廣泛的國內外剩余糧處理計劃，但是剩余庫存在1959至1960年期間還是達到了新的水平。 七十年代初，由于世界性糧食減產，特別是1972年蘇聯于由于赫魯曉夫農業改革失敗在美國市場上大量搶購糧食，美國糧食庫存幾乎被搶購一空，這才使美國走出戰后歷時二十多年的農業危機。也是在七十年代，美國政府放棄農產品價格支持的政策，而是直接向農戶發放現金補貼。做法是，政府每年設定農產品目標價格，按市場價格小于目標價格的差額，向農戶支付現金補助，這樣可以增加了美國農產品在世界市場的競爭力。而美國用現金補貼政策取代價格支持政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應對來自歐洲共同體國家農產品出口能力擴張的壓力。該政策立竿見影，1971年，美國農產品貿易盈余為19億美元，1981年則增至270億美元。從1986年到1989年，美國政府對農場主的現金支付均在100億美元之上，1987年的支付額接近170億美元。
1996年，克林頓總統簽署“聯邦農業完善和改革法”（又稱農業自由法），首次從法律上把政府對農業的支持和補貼同農產品價格脫鉤。這一法案當時被譽為美國政府自新政以來最重要的市場導向改革。然而，美國政府在1996年到2002年所實際支付的農業現金補貼，遠遠大于1996年農業法計劃的360億美元。導致這一情況的直接原因是由美國國會通過、克林頓總統簽署的一系列農業救濟緊急法案。而在由國會通過，小布什總統簽署的“2002年農業安全和農村投資法案”中計劃在2002至2011十年間向農業提供1900億美元（年均190億美元）的巨額補貼，比原有的農業法所確定的撥款增加了近80％。這個數字是驚人的，因為2001美國的農產品出口已經高達535億美元，小麥出口占世界市場的45％，大豆出口占34％。 這個法案與1996年農業法案最大的不同在于把政府對農業的補貼和支持同農產品價格變動掛鉤，從而把1996年市場導向的改革法律一筆勾銷。目前美國農業土地市場價值的25%來自于政府的財政補貼。2000年美國農業的凈收入為464億美元，其中近半數來自于聯邦政府的直接現金支付。也就是說，兩百萬農民人均從政府財政支持獲得的收入高達11450美元。這些補貼大部來自聯邦稅收。

E，“美國式道路”與自由主義市場理論的困境
以上美國農業發展的歷史與現狀說明，自由主義的市場理論從來沒有被美國在農業發展中真正實現過，這就是所謂的“美國式道路”的真正面目。自由主義大師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里指出,英國政府對農業的財政援助的總額,“不久將達到‘約農業凈收入總額的三分之二’”， 這種“美國式”道路其實無獨有偶。為了與美國競爭世界農產品市場，歐盟在農業上的補貼與干涉比美國還要強烈，歐盟國家通過“共同農業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進行農業補貼，每年補助金額高達七百億英磅。歐美除了直接的補貼外，還用高關稅、“綠色壁壘”和各種非關稅壁壘設置貿易障礙，阻撓其它國家便宜的農產品進入其市場。 在《自由秩序原理》里的《農業與自然資源》一章中，哈耶克曾激烈地抨擊了美國政府的農業政策，“如果美國政府從未干涉過價格、產量和生產方法等問題，那么美國農業的發展會健康得多。” 而現在美國的剩余農產品堆積如山，哈耶克嚴正指出：“這種情形的出現不僅對美國農業的穩定構成了一種新的威脅，而且也對世界農業的穩定構成了一種新的威脅”。比如，美國的棉花生產成本是國際平均價格的兩倍，但美國政府每年高達三十九億美元的補助，使美國棉花廉價傾銷，造成國際價格暴跌，使發展中國家陷入嚴重的經濟困境。慈善組織牛津濟貧會（Oxfam）就指責美國這種做法，是造成生產棉花的非洲國家發生大量貧窮的原因。 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在2003年6月的聯合國經社理事會的開幕式上發言，為了實現消除世界貧困，他呼吁發達國家不應設置直接障礙和通過內部農業補貼設置“間接障礙”，要向發展中國家開放農產品市場 。但是，僅僅是這樣的呼吁又能起到怎樣的作用呢？
如果美國和歐盟政府真能聽從哈耶克或安南的話，中國農民和非洲農民的日子就會有很大不同，但問題正在這里，為什么美國政府不從農業中退出來呢？這不是一個最信奉自由市場理論的國家嗎？是哈耶克書生意氣，還是這種自由主義的市場論本來就是落不到現實的層面上來呢？抑或美國政府本來就不是自由主義市場論的？我們無法回避這些問題。在這里，哈氏提到了我們這些“低度發展國家”：
“如果有無限的資金可供使用，又如果僅僅對充足資金的運用就可以迅速改變農業人口的知識和態度，那么這類新興國家按照最先進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模式有計劃地重構它們的經濟，也許就是合理的。然而，這卻顯然不具有實際的可能性。需要指出的是，像印度和中國這類國家如果要實現生活水平大迅速提高，似乎只應當將很少一部分可資利用的資金投放于生產精密的工業設備，甚至不應當將資金投放于建造那些為勞動力價格非常高的國家所特有的高度民主自動化、‘資本密集型’的工廠；此外，這些國家似乎還應當著眼于把那些緊缺的資金盡可能廣泛地擴散到那些會直接增加糧食產量的用途上。”
從哈氏的自然秩序原理出發，他反對后發國家的現代化模式，因為沒有可能具備無限的資金來復制西方的現代化，是一種強加的經濟模式,這一點與他中國的私淑弟子，擁抱現代化的“新自由主義”們立場并不相同，所以他反對在這些國家“就經濟活動采取全盤計劃和進行總體指導的理由，要比在較為先進發達的國家里甚至更為充分”，——反對計劃經濟的動機與中國的“新自由主義”也是有深刻區別的，這個理由既有經濟的，也有文化的，“只有自由的生長或發展，才有可能使那些新興國家發展出其自己的富有火力的文明，才有能力對整個人類的需求做出自己的獨特貢獻。”——這當然是對的，但是必須有個前提，這個前提就是這些國家還沒有成為西方的產品傾銷地和原料供應地，而他提到的兩個國家都有著極沉痛的被殖民的鐵蹄蹂躪的歷史。他的理論敘述沒有探討，為什么這些國家要急于復制西方的現代化，這是個怎樣的歷史動機，這個歷史動機是如何得來的，是可以被排除掉的嗎？這些國家原來的自生自發秩序又是如何被打破的？被誰打破的？這些后發現代化國家還有“自由生長或發展”的可能嗎？在這個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時代里，在由國家強力支撐的美國和歐盟農產品的傾銷打壓下，中國農業要想“自由發展”，可能嗎？而且，在哈耶克提到的上述一系列“應當”中，他含混其詞，這些“應當” 要靠什么來實現呢？靠自生自發秩序?靠市場？顯然都不能，他說到了國家，那么這里的國家與自生自發秩序的關系又該如何確定呢？
正如他對美國農業政策的讀解中沒有放入經濟全球化與美國民族國家利益關系的視角，他對后發展國家的讀解也沒有放入殖民主義、全球化與第三世界民族國家崛起關系的視角，而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的關系更是沒有進入他對農業問題的關注。也許因為它們都不屬于自生自發秩序，但是這種剝離在現實中是可能的嗎？正如我們考察中國農村社會，如果不考察晚清以來為建立現代民族國家而導致的國家權力下沉，不考慮中國陷入殖民地導致的傳統農業和手工業的破產，不考慮新中國在朝鮮戰爭之后為發展重工業而對農村的過度汲取，不考慮今天WTO 對中國農業的影響，是無法讀解中國農村的現實存在的。但即便如此，我以為哈耶克對自生自發社會的理論闡述還是有重要啟發意義的，它提醒我們注意的正是一個社會對自身傳統的重視，對社會自身有機秩序的重視，特別是對于我們這個試圖追趕現代化的社會正急劇變動的國家來說。
1993年克林頓政府調整美國對外政策，將美國的經濟安全、擴大出口放在了對外政策的首位，人權外交被降至次要地位，推動“國家出口戰略”，強調政府部門與工商界結成緊密的“聯盟”，實行全方位促進出口的戰略計劃， 總所周知，農產品正是美國貿易順差的主要來源。為什么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都不肯放棄農業，而是相反，竭力要占領世界農產品市場。在我們的觀念里，我們不是認為美國和歐盟都是發達的工業國家嗎？但是它們的主要出口產品卻是農產品。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實在是稱不上是農業國，因為中國的農產品并沒有能力進入世界市場，相反中國正在成為糧食進口國。實際上，美國向發達國家出口糧食的可能性一直在大大縮小，重要的糧食出口國恰恰都是發達國家，而主要的糧食進口國卻都是發展中國家， ——而這些國家卻是傳統的農業國。這說明的是什么問題呢？這是一個重要的區分，也是對我們常識的嚴峻挑戰。
近五、六年來，由于美國和歐盟的補貼政策，國際市場上主要谷物如玉米、大豆和小麥的價格已經低于生產成本，價格與價值嚴重背離，農產品價格指數一路下滑，對全世界發展中國家的農業都產生了嚴重影響。歐共體在與美國爭奪國際市場的時候，不惜血本相拼。為什么這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了農產品市場不惜倒貼，要做“賠本”的買賣?農業的國際市場對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來說，到底意味著什么？僅僅用農業團體的政治壓力來解釋起碼是不充分的，也是膚淺的。
奧秘就在于農業與資本的互相依附關系。“與其他國民經濟部門比較，美國農業利用的資本數量多得不成比例。”西部土地的資本化過程導致的是高比例的租佃農場主，由于不能擴大就是破產，所以小農場數目越來越少，農場規模越來越大。大量使用機械、化肥、農藥成為生產成本上漲的原因，因此中小農場主凈收入中農業收入比例越來越小，大量依靠兼業經營，1998年，小農場的收入中，農業收入僅占8%左右，而大型農場中農業收入占81%，——大型農場則是依賴高負債率， 美國在1930年創辦一個中型農場只需要1000美元，1940年增加到6000美元，1972年上升到10萬美元，2000年增加到15萬美元。如此巨額投資靠小農場自身積累已經不可能，而必須依賴資本市場。1984年，租佃農場主支付給不在地主的地租為86•4億美元，到了2000年，地租增加到了170億美元。 它說明的正是以大農場為代表的美國農業與金融資本的日益加深的歷史，金融資本在美國農業中的強大利益，以及政府在價格補貼中對金融資本的保護，政府促進的正是大型企業公司對農業的壟斷：
“政府規定的稅則、農業補貼和農場勞動的政策一直就是影響大規模合營農業發展的潛在動力。因此，不能說這種發展是自然而然的事；它是強制接受的結果，是注射財政激素的結果。”
以加州為例來看，加州是美國重要的農業基地，農業產值居各州首位。但是加州的農場主都不是獨立的小農，而是一個世紀以來就控制加州政治、社會和生態命運的銀行、聯合企業和大土地公司，他們是通過政府鐵路贈地和土地投機控制了土地的所有權，七十年代的時候，18%的農場就已經控制了州內80% 以上的農業經濟。對于這些經營者來說，農業并不唯一的，甚至不是主要的收入來源，它們只是更大的商業企業的一部分，形成一種嚴密的聯合壟斷。七十年代一位銀行經理就說道：“美國銀行與農業休戚相關。我們是世界上最大的農業貸款銀行，一年借給農業的貸款達10億美元。我們出借的全部農業貸款約30億美元。因此，從確切意義上講，農業是我們的業務。” 一位加州農業的研究者寫道：“把農業綜合企業說成是加州社會秩序的主宰，有些言過其實。但是，這樣講只是因為農業綜合企業遮住了真正的主宰者——聯合財團組織。” 由此可見農業對于美國金融體系的影響和意義，所以政府的價格補貼，并不是為了保護小農場主，而是保護金融資本的利益，相反卻加深了小農場主和農業工人收入低、生產過剩和價格波動等基本農業問題。與勞動利潤相比，農業資本利潤達到了極其不正常的程度，一份六十年代的調查報告中指出：1949年勞動所占農業收入為43%，而到了1968年勞動僅僅得到19•99%的農業收入，資本卻得到了80%以上，“這是國民收入在勞動和資本上分配的一種完全反常情況。這種畸形的經濟過程似乎正在加速發展。”的確如此，農業支付的利息總額由1980年的163億美金增加到1996年的316億美金，在農業經營費用總額里，利息所占的比率相應地由11%上升到15%，成為農業費用中的最大項目。1950年美國農場債務總額約為130億美金，1970年為530億美金，到2000年增加到1970億美金。 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美國的現代農業是依靠資本輸血喂養起來的。美國政府從三十年代的大蕭條之后，全面介入農業資本信貸，并且出臺了一系列法規放寬對農業信貸的限制，方便其進入金融市場，可以較低的代價在全國取得可借貸資金。七十年代以后聯邦政府調整了農業資本信貸體系，成立了由總統指定的3人董事會取代原來的13人聯邦農業資本信貸委員會，農業資本信貸管理局作為政府的調節機構被授予更大的管理權，成立了第38家銀行：農業資本信貸體系資本公司，它是幫助解決農業信貸體系銀行財政困難的機構。政府還授權財政部購買農業信貸公司發行的政權。所有這些措施，都是加強國家對農業信貸體系的宏觀調控，而不是相反。在國家農業信貸體系之外，是商業性農信貸體系，它們為農場主提供的農業資本比重占50%以上，農場主所欠的債務總額中的一半以上是屬于它們。
由于資本的本性就是不斷擴大再生產，因此導致企業農場對生產效率的無止境的追求，并推動農業機械、化學、信息等相關技術革命的飛速發展。“農業改革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同整個制度的變革的動力相關聯的”，農業改革主要是技術改革，但是這一改革并不是出于農業自身的意愿，“這一改革的發生是由美國資本主義制度的某種社會的、政治的和經濟的特性決定的”。 也就是說，對于技術革命的需求，并不是出自農業自身，而是出自資本的需求。
資本利益還來自以農業為基礎的其他工業資本投資，“在美國以及在世界上其他地方，賺農場主的錢比農場主賺的錢要多。” 美國的農業其實早已經是國家整個現代工業產業鏈中的重要一環。與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緊密結合，產后部門創造的產值最多，其次是產前部門，最后才是產中部門，也就是農場主。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美國的“食品與纖維生產系統”占國民生產總值的20%左右，其中農業產前部門創造產值占該系統總產值的19%，產中部門占15%，而產后部門則為66%。 對于美國的現代化歷史來說，農業是美國現代化的搖籃，它為工業提供原料和銷售市場，美國的制造業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農產品加工業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而農業機械制造、農業化學等完全依賴農業的存在而發展。農業高科技方面的機械工程技術、生物技術、數字信息技術、衛星遙感技術等，這些技術成本都必須依賴農業的市場化來承擔。沒有農業，所有這些都會失去生存的基礎。
但是，所有這些技術發展導致的卻是農產品的大量多剩。過剩就會導致經濟危機。所以國家直接并日益介入和卷入農業問題，正是從三十年代大蕭條之后，伴隨著經濟危機的發生步步深入。正是一戰之后的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由于歐洲農業采取了保護主義措施，打擊了美國農產品的海外市場，使得美國在二、三十年代成為農產品的凈進口國，并爆發了農產品過剩的嚴重危機，四十年代以后，美國再也沒有出現過大蕭條那樣的經濟危機，這與美國政府開始全面介入農產品價格體系、不斷加強或完善農業保護政策和實施體系是否是直接聯系的呢？美國2001年與1950年相比較，谷物總產量增加151%，肉類總產量增加了272%, 大大超過了國內市場的需求，為了不發生經濟危機必須進行海外市場的傾銷，近幾十年來，美國主要農產品的40%要輸入到世界市場，并左右了世界市場。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使世界農產品價格持續下跌，以出口為主要任務的美國農業陷入困境，1996年至2001年，美國農產品價格指數下降8•1%，而生產資料價格卻上升了7%,農業收入全面下降，這正是2002年美國農業新法案出臺的背景，也是為什么美國政府要前所未有地加大補貼的原因。但與前蘇聯的農業危機不同的是，美國是以巨額資本替代勞動力和土地從而導致生產嚴重過剩，而蘇聯則是農業資本嚴重短缺而導致的糧食短缺。表現形式雖然不同，但根源其實都是一樣的，它們各自從相反的方向論證了資本對于現代農業的意義，揭示了農業與民族國家現代化的秘密，是現代性的不同體現。
從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來看，美國農業走上非自由貿易的國家保護主義的道路，其實有深刻的必然性。因為美國的農業從來就不是獨立的農業問題，不是市場的問題，而是資本的問題，是社會制度的問題，國家介入農業其實正是為了保障資本的利益，保障資本主義民族國家的利益。而戰爭使美國認識到世界市場對于美國農業的重要性正在于釋放過剩，并有效地規避資本主義經濟危機。2000年美國農業國際貿易順差115•3億美元，而非農業貿易則是逆差。 這就是為什么美國和歐盟這些發達資本主義工業國絕不肯放棄對農業的補貼，絕不放棄對世界農產品市場控制的原因。所以，美國2002年農業新法中大幅度提高了美國農產品出口和促進計劃項目的政府投資，在未來十年里計劃投資11•44億美元，以確保目前本國農產品的國際市場地位和出口競爭力。新法案在未來十年內增加6•5億美金用于市場準入計劃，目前的市場準入計劃是9000萬美金，2002年和2003年財政年度提高到1 億美金，到2007年提高到2億美金。 由此可見，國家與資本的聯盟是如何深刻地內在于“美國式道路”之中的。

F, 美國農業是否讓世界成為“泰坦”號巨輪？
資本與農業的關系還有一個更大的秘密，那就是資本是以對自然資源的剝奪來積累自身的。美國資本主義原始積累依賴的正是幾乎無償的土地資源，是用土地和（黑人）勞動力的投入換資本的過程，它保證了工業革命的完成。而工業革命又使得資本替代土地和勞動的農業革命得以實現，所謂農業革命就是用能源集約的機械化、化學化和生物技術來提高效率，而這種效率是直接建立在對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和能源的消耗和毀壞上。如果說過去美國農業依靠對土壤肥力的剝奪，曾造成嚴重的環境破壞和污染，1934年5月美國西部發生著名的“沙塵暴”， 就是例子(今天在中國北方出現的沙塵暴是否是同樣的歷史在東半球的重演呢？)。現在美國農業主要是依賴在全球范圍內儲藏的能源來完成對效率的追逐，推動效率的力量正是資本對利潤的需求。“只有在發展到大規模使用礦物燃料作為能源的地方才會發生工業革命”，英國工業革命依靠的主要是煤礦，而美國工業革命（農業革命）依靠更多的是土地和石油。在這個意義上整個現代化的過程就是對自然資源的剝奪過程，從農業現代化的角度來切入觀察，可以使我們對問題有更清醒的體認和警惕，因為農業是最直接面對大自然的，作為社會制度的農業方式的演變正反映了人類對待自然的方式的歷史演變，認識到這一點已經變得非常重要，現代化給人類帶來的生態危機:自然的和社會的，首先來自于現代農業。
現代農業的秘密就是用資本取代土地和勞動力。
從資本替代土地方面來看，美國的農業革命與傳統農業最大的區別就在于，它是能源集約的農業方法，依賴廉價和不能更新的能源，以能源集約代替人的勞動力，是“一種把不能消費、不能更新的能變為可供消費的食物和纖維的轉化系統”，而不再是利用可再生的人力和畜力。傳統的農業利用的是數量豐富可以更新的人的勞動力，把可以更新的太陽能轉化為有用的能，“當人們把包含在農用燃料和化肥中的能，以及制造農業機械時耗用的能變為食品時，投入這樣的能至少要比生產出來的食品的能多出五倍。這就否定了那種騙人的、但經常被援引的說法：一個美國農民能生產除他本身以外還夠52人吃的食物，并以此作為生產效力的重要的指示器。” 這個七十年代52人的數字已經被2000年146人的數字所刷新。 這種刷新依靠的是資本取代土地的農業機械化和化學化，它導致土地實際生長率的增加，使得農業機械化和化學化成為現代大農場的必要條件，農業具有了工業化的特點，而這都是以嚴重消耗能源為前提的。“農業本來是一個生產能源的經濟部門。我們收獲的谷物捕捉了太陽能，并已有用的形式儲存起來，因而我們能夠用它來滋養我們的軀體，或用它來為我們完成其他一些勞務。然而，我們的農業卻成為我們能源儲存的主要消耗者。事實上，農業比任何其他單獨一項產業消耗的汽油都要多。” “如果沒有了石油，那么美國農業體系里的大田作物生產也就根本不會有了”。根據美國一位經濟學家在七十年代的估算，發動美國五百多萬臺拖拉機化費八十億加侖的燃料，其中所含的能量恰好和生產出來的食物里的能量一樣多。另一個計算表明：食物體系在1963年為提供消費者一個單位的食物能，平均要消耗6•4個單位的原始能，主要是礦物燃料的能，而加工水果、蔬菜為消費者提供的每單位食物能消耗的礦物燃料的能則達到15個單位以上。 隨著技術革命的發展，現在這個比率是只會越來越大。1995年前后，美國的農場主每年購買的主要農用物資有150億美元的機器設備，180億美元上下的燃料、潤滑劑，240億美元左右的飼料和種子，約70億美元的化肥。從實物量上看，農用鋼和鋼材為700萬噸，農用橡膠為19萬噸，消耗的電力為400億度，消耗的石油為8000萬噸，是全國耗油量最大的部門；化肥消耗量為2000萬噸，占世界消耗量的18%。 把所有這些能量加起來算一算，今天的美國農業每生產一個單位的食物能又需要消耗多少礦物能源呢？！美國現在人均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幾十倍，它排放的二氧化碳和廢氣、廢塵，已經危害整個地球，在全球氣候變暖的溫室效應中，發達國家溫室氣體的排放占70%以上，美國就占了25%。而位于北緯35度和南緯30度之間的濕熱季風氣候區和內陸干旱區的發展中國家卻是溫室效應所造成災害的主要承擔者，其受災人數和死亡人數都是發達國家的20倍以上。
農業能源的消耗最大的是機械業，其次是農用化學業，如化肥、農藥和除草劑。美國在1946年到1968年農用化肥和農藥的數量分別增加了534%和217%，雖然1968年的玉米單位產量高于四十年代，但是作物對化肥的利用效率卻實際下降了5倍。 更嚴重的問題是化肥和農藥的過量施用導致的土壤惡化和環境污染。美國現在每年使用的殺蟲劑和除草劑在4•5億至5億磅，最先進的過濾系統也無法完全把它從飲用水中排除干凈。土壤中的微生物和動物群減少，化肥中沒有被作物吸收的硝酸鹽和殺蟲劑在土壤和地下水中沉積，而地下水是美國全國50%的飲用水、97%的農村人口飲用水、40%的灌溉用水的來源。氮化肥使土壤中含有過多的氮素，其中一大部分會以氨或氧化氮的形式散發到空氣里，并極其容易地轉化為硝酸鹽被雨、雪帶回地面，造成更大范圍的污染。而汽油機產生的氧化氮也是降水中硝酸鹽的主要來源。至于農藥對環境的破壞是更加已經罄竹難書的了，然而現代農業卻無可挽回地嚴重依賴農藥。土壤問題是另一個嚴重后果，美國農業部2002年的調查研究結果表明，美國各州和地方已經化費了五十年的時間來控制土壤侵蝕，但它依然是美國嚴重的環境問題，到2001年底，全國的土壤侵蝕面積達到2792•4萬公頃，占現有耕地的20%。土壤侵蝕的重要原因是只耕種單一農作物，農業的商業化是導致耕作單一化的原因，只有一個操作員管理的大農場最容易發生土壤侵蝕，因為這種類型的農場都是種植單一作物的。而美國政府價格支持政策正是鼓勵這種單一種植的大農場，這就加劇了土壤的荒漠化。對土地和地下水的掠奪性利用導致美國每年農業用地有1•5萬頃以上發生不同程度的土壤流失，流失達到了27億至21億噸，經濟損失在20億至80億美元之間。至今，美國每年受水、風侵蝕的土壤都在30億噸以上。
現代農業為提高農產品產量而采用雜交種子已經是普遍做法。為了提高玉米的單產，高產雜交玉米被廣泛采用，但是雜交玉米以更發達的根系和喜肥的特點加快了土壤肥力衰竭的過程。同時高產是以蛋白質下降為代價的，農業中的氮素倒轉率表明，一種作物含氮高，其產量就低；產量高，含氮量就低。而各種蛋白質都含氮，所以它被作為玉米蛋白質水平的指標。高產玉米的蛋白質含量大大下降，由此造成美國畜牧業蛋白質不足的問題，是依賴在飼料里補充大量的魚粉，用魚蛋白來補救的，它們是用秘魯近海所捕獲的魚類來生產的，“美國進口的魚粉，足以消除南美整個大陸不足的蛋白的一半。”也就是說美國的高產玉米減少了世界其他地區所享有的魚蛋白的數量，并導致土壤肥力衰竭。靠大量化肥來保持高產的同時，是土壤的養分失衡和食品的養分不足，使用化肥導致中西部的土壤有機質在過去的一百年中已經降低了50%。 而動物蛋白的添加正是瘋牛病的根源。
現在我們可以明白，為什么2002年小布什的農業法案，要前所未有地加大對環境生態的投資了，這其實正是美國現代農業對環境生態破壞的證明，也是美國現代農業困境的證明。現代化農業越發達，對環境生態的破壞就越大，這已經是無可辯駁的事實。2002年美國農業新法規定，到2007年聯邦政府用于環境保護的投入總量為171億美元，比目前的水平提高了約80%。該法案還第一次把能源作為一項單獨的內容，計劃投資4•05億美元來促進和發展可再生能源。 但是，如此修修補補能在多大程度上解決美國和世界的環境與生態問題呢？美國一位農業研究者評述說：“我們面臨能源危機，又日益依賴于‘節省勞動’的礦物燃料能源的農業，這是絕對荒謬的，用投入的總能量來衡量，效率是低得令人沮喪的。”但問題是，為什么恰恰是如此“荒謬”的農業方式會主宰整個世界？而中國的農業正在把這種“美國式道路”作為自己的理想和目標，姑且不論中國實現的現實條件是否具備（比如能源問題），首先需要檢討的或許正是：如此“美國式道路”到底是怎么和為什么成為中國知識分子贊美的伊甸園的呢？
現代農業中的糧食革命放棄培育當地品種，改種少數高產作物，正在把世界置于危險地帶。如果新品種受到病原體的危害，后果是全球性的災難，因為屆時再培育新的品種可能已經來不及。由于高產雜交品種的排擠，對自然種子資源帶來很大影響，很多老種子終止了幾千年的遺傳連續性，它們借以保持種質互換的很多野生親緣已經不復存在。由于種子儲存工作并不足以對付遺傳損失，它的后果是人類有可能在短短一代人的時間里失去食物系統的關鍵性進化環節。作物由于遺傳的單一性，極易遭受病害，而抗病害的新品種研制又是需要成千上萬的天然種子的。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生物的多樣性資源繼土地和不可再生的礦物能源之后，成為被資本掠奪的新的自然資源，“基因是未來的貨幣”，它將成為當代資本主義在業已完成土地壟斷、能源壟斷之后發展新的壟斷階段的特點，因此所謂“新經濟”的核心并不是信息技術而是生物技術，信息技術的重要性在于它提供了資本在新的階段攫取自然資源的可能性，而生物技術正是為資本掠奪新的自然資源提供科學支持的，猶如當年的航海術、造船術、地理學、天文學和洋槍洋炮之于殖民主義時代的資本主義。因此，今天的我們必須高度重視“無硝煙的基因大戰” ,它正在把人類共享的基因、細胞、器官、胚胎、微生物、動植物等變成專利的對象，變成私人和企業的產權。而挑起這場戰爭的正是以美國孟山都（Monsanto）為代表的發達資本主義跨國企業，生命公司（life industry）代替了當年英國的西印度公司。研究者把它稱為“新世紀的圈地運動”，新世紀的殖民者和“生命海盜”，是非常準確的。猶如當年國際法的誕生一樣，這種掠奪同樣依賴的是“合法”的專利制度，生物和生命開始被專利化。只是這次生物技術領域充當了資本的武器，對基因的壟斷替代了西進運動中土地公司對土地的壟斷，美國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在把農業工業化之后，現在輪到把自然界的生命工業化、私人化和壟斷化了。這場對自然資源掠奪的新的世界“戰爭”已經和將要給第三世界的農民和農業帶來怎樣的影響，是怎么估計都不過分的。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這種在美國創造的轉基因農業技術已經越來越被廣泛使用，從1996年至2001年，全世界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增長了30倍。 現在，美國國內轉基因產品的出口已經占了美國農業和食品出口的35%，年出口額達120億美元。 其重要原因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美國政府針對農產品國際競爭力有所減弱的局勢，一方面主導關貿協定烏拉圭回合談判，推行自由貿易政策，主張降低和取消各國農產品關稅，以解決美國農產品占領世界市場的障礙；同時引導在世界上占絕對優勢的生物技術應用到農業，以提高效率降低生產成本，保持世界農業強國和農產品第一出口大國的地位。1991年，“美國競爭力委員會”在《國家生物技術政策報告》中提出了“調動全部力量進行轉基因技術開發并促進商品化”的方針政策，并且出臺了一系列鼓勵措施。美國著名的孟山都、杜邦等化工、醫藥公司因此轉向生物技術領域，并成為商業性開發利用轉基因農業技術的主角，生產和銷售轉基因作物種子，利用20年的轉基因種子的專利保護，通過技術壟斷來獲得高額利潤。目前，轉基因農業技術已經向世界擴散以實現在全球范圍內的利益最大化，這其實是美國國家農業轉基因戰略的一部分。這些壟斷農業生物技術企業與巨型谷物流通公司相結合，形成轉基因農產品研究、開發、銷售的一體化和網絡化。通過轉基因技術和生物遺傳技術不斷形成新品種、新食物、新飼料、新農藥、新化肥、新獸藥，美國的生產和貿易不斷擴大，與計算機網絡通訊技術聯系在一起，有效地控制了二十一世紀世界糧食農業與糧食的流通主導權。1996年美國從轉基因農業中得到的凈利潤為9200萬美元，1997年凈利潤上升為3•15億美元。轉基因技術因此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帶動了一大批新產業。在過去兩年的美國納斯達克股票市場中，與農業技術關系最大的生物技術類指數上漲了330%，市值已經達到3000多億美元，是第二大高新技術產業。美國在80年代后半期，為了加速高技術產業風險投資特別進行了稅制改革，使風險投資稅率從49% 降低到2%。 如此這般，農業豈是農業自身的問題？農業又怎么可能輕言放棄？！
然而，迄今為止，轉基因技術食品到底是否會對人類產生怎樣負面的影響，是誰也不敢保證的。生物技術工程以在二十一世紀解決人類的食品短缺和饑餓問題為合法性幌子，但是生物技術行業的目標其實是利潤，目前的生物技術類行業的投資已經達幾十億美元，主要用于具有高商業價值的轉基因開發，而不是去投資研究轉基因的危害，這些投資都受到嚴格的專利法的保護。“現在還很難預料將一種轉基因生物放到一個生物物理環境中會發生什么問題，因為這種生物一旦被釋放，它的生長、進化和對其他生物的干擾與影響就無法控制。問題是搞錯了就不能退回來，因為轉基因是個不可逆轉的過程”（著重號系筆者所加）。 轉基因食品潛在危害包括：食物內所產生的新毒素和過敏原；不自然食物所引起其它損害健康的影響； 應用在農作物上的化學藥品增加水和食物的污染；抗除草劑的雜草會產生；疾病的散播跨越物種障礙； 農作物的生物多樣化的損失；生態平衡的干擾。 完全有理由說，資本主義現代化農業是在用人類的命運和上帝打賭。問題是，我們是否就這樣心甘情愿被押在這個叫做“全球化”的賭臺上呢？
在各種社會壓力下，美國以及很多發達國家已經立法在食品上必須標注出是否含有轉基因成份，中國在2002年3月20日也開始宣布實行轉基因生物標識制度，但遲遲沒有被真正實行，就是標注出來又能怎么樣？消費者的選擇權是否能因此得到保證呢？美國有錢人熱衷于購買昂貴的“有機食品”(organic food)，但是第三世界傳統的“有機食品”生產體系卻正在被美國的現代農業體系所摧毀，這是怎樣荒誕的一個悖論! 總要有人吃轉基因食品，否則，美國生產出來的那些巨量農產品給誰消費呢？目前，不知不覺進入中國人食物鏈的轉基因食品已經超過了2000萬噸，擺在中國人餐桌前三位的轉基因食品分別是：大豆、玉米、油菜。轉基因食品對于中國人已經“防不勝防”。 中國(香港)綠色和平組織從1999年9月24日起，分7個批次在香港、北京、上海、廣州等城市對近60個著名食品品牌進行采樣并檢測，結果發現：16個樣品含有轉基因成份，主要是跨國企業。這種防不勝防的背后是怎樣的秘密呢？為了向中國出口轉基因大豆，美國總統布什2002年2月21日、22日兩次訪問中國期間，與中國最高層談及大豆問題。上海APEC峰會期間，他又與中國領導人就轉基因產品問題進行磋商。2002年9月25日到27日，美方在北京辦培訓班專門講標簽問題，他們表示標識制度對企業傷害很大，這些利用轉基因技術賺取厚利的公司的態度是：“一日未能證明它是不安全的，它便是安全的。”是年，由美國農業部、國務院和美國貿易談判代表組成的談判代表團也一批批來到中國，希望說服中方簡化轉基因條例規則。“據一位了解內情的專家說，中國政府制訂相關法規的智囊團也成了美國農業部游說甚至收買的對象。美國農業部甚至提出，為這些專家提供上百萬美元的研究經費”。為此，中國農業部頒布的190號公告《轉基因農產品安全管理臨時措施公告》一再被推遲正式執行，法律的嚴肅性因此受到嚴重挑戰。這其中，農業科學家的作用也頗為可疑，中國農業大學校長陳章良積極反對標識制度，認為將使生物技術的發展受到影響，但是質疑者指出他除了擔任中國農業大學校長一職外，還擔任深圳科興制藥有限公司董事長、深港產學研基地創投有限公司董事長、北大高科董事長，這些公司都跟生物技術有關，而且陳章良的轉基因西紅柿，甜椒，矮牽牛花都已經投入商業化生產。原中科院生物科學與技術局局長錢迎倩認為：“在轉基因標識問題上，政府官員、公司企業、科學家，都有各自不同的利益，搞生物安全并不是要把生物技術給扼殺了，而是看到在生態安全、人體健康方面存在有這么大的風險，在問題沒有解決以前，決不應該拿人們的生命安全冒險，而現在，他們不知道自己在被冒險。” 現在知道了，又能怎么辦呢？
除了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問題，現代農業飼養的所有肉牛、豬、雞等每天的食物中都有各種人工合成的化學添加劑，包括各種抗生素和激素，為的是提高產肉、蛋的效率，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從二十世紀中葉以后，一系列危害食品安全的食品污染事件接連發生，瘋牛病和二惡英污染只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食品安全已經和正在成為人類面對的新的危機。
以上是資本替代土地導致的后果。那么資本替代勞動力到底能否使社會獲益呢？正是它導致了失業、貧困和兩極分化，“這種取代勞動的資本是一種使已經出現的貧困更加貧困化的力量！” 。1996年美國政府的資料表明，全國有6•1%左右人的收入在貧困線以下，其中黑人占多數，在農村地區更為突出，貧困率最高的是美國南部的農業區域。 傳統的農業社區不復存在，被排斥的勞動力進入城市，他們需要食品、工業品和工作機會，這就導致生產的產品越來越多，也就越需要消耗更多的能源。所以，美國的農業研究者早就已經提出：“與迫使人們匯集到城市的項目相反，我們的經濟需要能使他們更均勻地分布在農村中的項目。” ——這個警示對于今天的中國來說是重要的。
“需要對農場經營效率的新定義，一種不包括最少的勞動、最高產量和最大利，而包括其他成份的定義。無論怎樣，資產負債表上必包括哪些大農場技術帶來的社會和生態問題，必須反映我們社會中糧食生產者的穩定和獨立。這里的要害是要認真地問一問：是否我們能繼續把農業當成田間的工廠來經營？在這種工廠里，經濟規模成了唯一的標準……；并且要指出這一事實：無論生產和經濟狀況多么好，現代農業走在了生態和社會分裂的前面。”
十九個世紀美國西進運動，在獲得土地的過程中土著印第安人被作為野蠻人而遭排斥和屠殺，美國則獲得了資本的原始積累。到了二十世紀，美國對世界上最富有石油資源的地區進行了“野蠻文明”和“無賴國家”的指控與戰爭，這構成了美國最重要的外交戰略。為什么美國一定要控制世界能源，美國的中東外交策略與美國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到底是什么關系？美國的農業資本主義道路給了我們重要和不該忽略的讀解路徑。二十一世紀的“基因大戰”在科學技術的意識形態提供的合法性下，由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導著對大自然的新的一輪壟斷正在進行。以殖民主義為開端的現代化過程在對“他者”的塑造歷史中，展開的正是從土地、勞動力到能源、基因的自然資源的掠奪史，這個歷史也是以西方文明為中心的意識形態霸權史，它的核心就是啟蒙與科學。
對于很多發展中國家來說，他們的傳統農業生產方式正是因為美國的現代農業生產體系而崩潰，只能依靠石油等礦物資源的出口賺得外匯來換取美國的進口糧食，這樣，美國其實是用糧食為手段得到全世界蘊藏的石油和礦物資源，——人類不可再生的資源。認識到這一點，對于我們理解美國農業極為重要。從現代化的邏輯看，美國為了保持世界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地位必然要控制世界上的石油資源與價格，方法就是兩個：一是糧食，二是戰爭。這就是美國作為新帝國為什么必然是一種國家與資本相結合的世界霸權的原因。有目共睹，今天的美國越來越具有好戰性，在戰爭的原因中，我們應該看到現代農業、資本對自然資源的爭奪與資本主義現代化的關系。在這個意義上，現代化本身正是孕育戰爭的原因。
七十年代康奈爾大學的一位農業專家就已經指出：
“現代化的西方世界的集約農業技術，以及‘綠色革命’農業所要求的農業技術，不會給世界糧食問題提供解決辦法……要讓全世界40億人口吃飽而采用現代化集約農業的話，一天得花掉相當于12億加侖的燃料。如果石油是唯一的礦物燃料，如果全部石油都用在集約農業上來讓全世界吃飽，那么全世界已知的石油儲量只夠維持29年！”
美國農業不是世界農業的榜樣，而是相反，它摧毀了全世界傳統的農業耕作方式，并努力杜絕世界其他地區對它效仿的可能性，從而把全世界農業驅趕上了對于人類注定沒有前途的不歸路。走能源集約的現代化農業之路，對于能源短缺的中國到底意味著什么？對于能源有限的世界來說又意味著什么？而即便不考慮能源的因素，中國也無法走資本集約性的現代化農業之路，因為中國農業的市場空間不足以吸引資本的牟利本性，市場化道路無法解決資本對中國農業的投入問題，而沒有資本是絕然無所謂現代農業的。這就是擺在中國面前的嚴峻現實。
“不少的生物學家和農業權威對未來擔憂，因為他們預見：到不了本世紀末就會出現抵銷農業受益的環境破壞。他們中有些人不安地感覺到我們正在目睹著農業上重演‘泰坦’號巨輪初航沉船的悲劇，只不過這次的旅客多達幾十億人。”
現代化打破了地球上的土壤、水源、空氣、植物、動物和人之間的億萬年進化的平衡過程，這個破壞已經顯示出包括戰爭在內的各種惡兆，是否還有更大的破壞在后面呢？地球上的自然資源本是屬于全體人類的，但是今天的資本已經和正在把它們壟斷為資本增值的源泉，人類是否已經因此而上了一艘名叫“泰坦”的巨輪而無法回頭了？目前，我們的確不得而知。然而，我們知道的是,“美國式”道路絕不是世界和人類的福音，它無法拯救中國凋敝與危機中的農業、農村與農民，相反，它正是中國“三農”問題的根源。

三， “普魯士道路”、軍國主義與后發資本主義農業
在韋伯的時代里，韋伯對德國農業問題有過深刻的思考。也正是在這里，我們看到了一個不太熟悉的韋伯形象。當時，英國的農業社會已經消失，英國的地主并不務農，只是出租土地，佃農都是企業家和資本家。而美國，可以稱得上是“農業社會”的社會結構已不復存在，“市場先于農民而出現”，美國的“農夫”已經是十足的企業家。但是對于歐洲“農業發展已達飽和狀態的古老文明國家”，韋伯清楚地看到農村的危機：“資本主義對農村社會的影響，既是一種淘汰（selection），也是一種掠奪（depredation）。大量無住址的小自耕農面對城市的金融力量，自然不堪一擊；即使位列自耕農之上的貴族階層也不能幸免。” 而且“單是人口問題這無法讓人輕松的嚴重壓力就已足以使我們無法成為幸福主義者，無法想象和平與幸福會在未來的墓地等待我們，無法相信在這塵世生活中，除了人與人之間的嚴酷斗爭以外還有什么其它方式可以創造自由行動的機會”， 德國當時的情況是，西部的資本主義已經開始發展，但是對于東普魯士來說，由于土地與貴族的關系，土地的附加值高，地價飛漲，擁有土地成為社會地位的標志，因此，“農村土地的價格飛漲，以至于購買農村土地往往是虧本的投資（au fonds perdu）、是向上層社會階層攀爬的入場費（entree）。”
“在具有古老文明的國家，農村社會是一個包括貴族的等級社會，當它向資本主義轉變的時候，就會產生復雜的社會和政治問題。美國人大概很難了解農村問題在歐洲的重要性，尤其難以了解農村問題對德國，甚至對德國政治的重要性。如果一位美國人在研究歐洲時，忽略了歐洲的農村問題，就會得出完全錯誤的結論。”
我們是否也可以說，研究中國問題，如果忽略了農村問題，就會得出完全錯誤的結論呢？我以為是的。
在韋伯論證德國走向資本主義的可能和實現的手段時，有三點讓人印象極為深刻：
一是對民族國家利益壓倒一切的強調，因此國家對經濟的干涉具有充分的合法性。“在德國經濟政策的一切問題上，包括國家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應當干預經濟生活，要否以及何時開放國家的經濟自由化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拆除關稅保護，最終的決定性因素端視它們是否有利于我們全民族的經濟和政治的權力利益，以及是否有利于我們民族的擔綱者——德國民族國家”， 因為，“全球經濟共同體的擴展只不過是各民族之間相互斗爭的另一種形式，這種形式并沒有使各民族為捍衛自己的文化而斗爭變得更加容易，而恰恰使得這種斗爭變得更困難，因為這種全球經濟共同體在本民族內部喚起當前物質利益與民族未來的沖突，并使得既得利益者與本民族的敵人聯手而反對民族的未來”。 警惕既得利益者用民族利益做抵押來獲得他們當前的物質利益，今天的我們回顧韋伯關于民族國家與全球化問題上的這種警告，也許是不無意義的，所以，當他說政治經濟學是政治的仆人時， 他強調不是某人或某個階級的利益，而是“整個民族長遠的權力政治利益”，所以他反對用社會政策取代政治、用經濟的權利關系取代法律、用文化經濟史取代政治史，反對所謂“用經濟學看問題”的技術性方式，也就是說民 族國家的利益在他看來是最高的政治，經濟要以政治為歸宿，“一個德國經濟理論家所使用的價值標準，只能是德國的標準”， 而政治的歸宿是捍衛自己的民族文化，特別在當“經濟權力與民族的政治領導權并不總是一致”的時候，他抨擊了歷史學家總是傾向于加入經濟權力斗爭中的勝利者陣營。這里清楚地表達了以民族國家的利益作為最高政治來抵御經濟全球化的立場，反對用全球經濟化下形成的經濟利益來置換民族利益。
二是民族國家與世界政治的關聯。韋伯強調海外擴張是民族國家的政治利益所系，“尚記得民族統一的戰爭結束時，德意志民族本立即面臨刻不容緩的新政治任務，即海外擴張，但這些市儈市民階層甚至缺乏最粗淺的經濟頭腦，居然不明白德國國旗飄揚在沿海岸對于德國的遠洋貿易將意味著什幺！” 他指責德國的“市民階級”軟弱，是“政治侏儒”，不能形成自己的“政治判斷力”，政治不成熟，他關心德國是否能夠成為“世界強權”，而“德國的統一不是為了開始卷入世界政治，反倒是為了不再卷入世界政治，那么當年花這么大的代價爭取這種統一也就是完全不值得的了”。 世界政治與民族政治的關系由此建立，并不是反對經濟全球化的擴張，因為那樣就沒有德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可能，而是要站在民族利益的立場上去進行。“我們的子孫后代冀望我們在歷史面前能夠擔當的責任，并不在于我們留給他們什么樣的經濟組織，而在于我們為他們在世界上征服了多大的空間供他們馳騁。”
三是對國家種族主義的立場申明。《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的開始，就是討論東部人口的流動問題，特別是日耳曼的農民從優質土地的大莊園里流出的問題，“貧困落后”的“劣等民族”斯拉夫民族（波蘭人）因為他們對生活的要求低，所以紛紛作為外來勞工的身份進入到德國東部，使東部容克大莊園主受惠，因為可以降低工資、住宿和社會福利方面的開支，所以在統治階級內部出現了兩派，一派以維護日耳曼民族的利益為目的要驅逐外來勞工，關閉東部邊界，另一派為維護東部大莊園主的利益強烈要求輸入外來勞工，也就是保護容克貴族的利益。而韋伯的立場是：“關閉東部邊界政策的失敗，是國家權柄落入宵小之手的結果”，是低等文明向高級文明的挑戰，從而反對容克地主對德國政治的操控 。為了保護一個以日耳曼民族為唯一主體的國家，韋伯呼吁國家的干涉，呼吁德國軟弱的資產階級“政治成熟”起來以拯救民族的危機。這起碼提醒我們，人口的遷移并不只是勞動力市場的理論可以解釋的。
作為歐洲“后發”國家的德國在艱難地朝向資本主義邁進的歷史狀況下，韋伯的上述立場到底說明了什么呢？為什么他會有這樣的立場呢？德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角色與德國作為歐洲“后發”資本主義發展之間的關系該如何建立和理解?在《資本主義與農業社會》演講的最后，韋伯不無沉痛地做了這樣的表述：
“我只能說，是天命（Destiny），賜給德國人一段數千年的歷史，賦予德國人一個人口稠密、文化精致的國家，逼使我們在一個戰云密布的世界里，用武器維持我古國文明的光輝。是天命，把這些問題擺在我們面前，我們必須面對這些問題。”
黃仁宇認為正是德國的資本主義擁戴容克的俾斯麥上馬 。德國對統一的中央集權的軍事帝國的需求正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需求，“鐵與血”的歷程正是德國資本主義化的過程，第二帝國的俾斯麥和第三帝國的希特勒在德國歷史和世界歷史舞臺上的出現，這種強權與黷武的歷史角色是歷史偶然的選擇，還是內在于世界資本主義發展體系中的？1929年世界性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與希特勒上臺之間的關系該如何理解？正是德國壟斷資產階級的最終擁護，決定了希特勒的歷史命運。在大蕭條的年代里，德國在各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失業率最高，1933年希特勒上臺前達44%以上。而當其它國家失業率仍然徘徊不前時，1933-1938年的納粹德國卻成為唯一解決失業問題的西方國家。 這說明的是什么？它是否說明對俾斯麥和希特勒的需求其實正是內在于的德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需求之中的呢？一個軍事擴張的高度集權的民族國家正是德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需求和鍛造，這兩者其實是一回事情。
 德國現代化道路是容克地主利用政治力量把自己轉換為資本家的過程，這就是所謂的普魯士道路。一直到二戰后西德大力推進的“農業結構政策”，都還是站在大土地主的利益立場上的。1969年頒布的《市場結構法》就規定，加入“生產者共同體”的農業合作組織只能是10-500公頃的農戶，10公頃以下的農戶被明文規定排斥在外。二戰后西德的農業現代化完全是在國家強烈的干預和調節的情況下實現的，這包括國家通過財政、信貸和價格渠道為農業提供直接和間接的資金。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按每一勞動力平均計算的固定資產占有額，西德農業部門已經超過了工業部門，西德政府用于農業的財政支出一直相當于它得自農業的財政收入的10倍左右。銀行金融機構給農民的貸款由國家承擔部分利息。當農產品價格高于市場價格時，由政府按干預價格進行收購，虧損部分由國家補貼。從中獲益最多的就是資本主義大公司、大農場主、富農—資本主義農場。 并且國家還通過一系列政策直接參與和促進農——工綜合體的形成與發育，以形成工業與農業之間的良性交換和農產品加工業的發展。特別值得提出的是，二戰后工業部門的迅速發展為大量被排斥的農業人口提供了就業的機會，使得農戶的總數減少了一半，與此同時的富農-資本主義大農場在政府的大力支持與促進下獲得發展，加速了農業的資本主義集中的過程。二戰后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無一例外是政府直接干預農業部門的，與農業部門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而言，農業部門是各國政府最花錢的部門。 這難道是偶然的嗎？各個國家的資本主義化了的農業作為一個世界市場中的存在，其實已經決定了它是無法靠農業部門自身的“市場”化道路來實現的，現代技術和資本投入都是必須來自農業部門之外的。在民族農業無法與全球市場相抵抗的情況下，國家的干涉和強力的投入是唯一的道路，無論它是以“普魯士”道路，還是“美國式”道路的形式出現。而一旦這些發達資本主義農業現代化模式得以實現，已經決定其它試圖實現后發農業現代化的國家無法依靠自由市場的力量了，而必須依靠國家的力量。但不幸的是，正是國家力量的強弱較量，造成了今天全球農產品市場實際上成了美國與歐盟的農產品傾銷地，而第三世界農民和農業則全面破產。
德國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道路說明，資本主義的發展并不天然地與國家是相對抗的，資本主義、軍國主義、國家主義完全可以聯手起來發展資本主義，正如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所批判的，德國的資產階級還沒有表現出自己的“寬大本質”，就表現出了自己的“狹隘本質”，不能達到在某一個歷史的瞬間，“這個階級和整個階級親如手足，打成一片，不分彼此，它被看做和被認為是社會的普遍代表”，而是相反，以犧牲人民的利益來換取自己階級的利益，——也許我們正可以從這一點上去理解韋伯對民族國家整體利益的吁求與強調。在此，我們認同和支持秦暉/卞悟先生對中國“普魯士”寡頭政治道路的批判，對改革過程的不公平的揭發與批判：“掌勺者私占大鍋飯” “中國出現了政治鐵腕統治與經濟自由開放并行的’中國版斯托雷平改革’”，這里，他的工作無疑是重要的。但區別在于，資本主義、軍國主義、國家主義的互為表里并不是只體現在“普魯士”的道路上，也同樣會體現在“美國式”道路上。因此他的兩條道路的區分其實并沒有他想象的那么涇渭分明，寡頭政治更有利于資本主義的壟斷發展，資本主義并不天然地具有民主性，正如它并不天然地排斥國家（應該正相反）。而中國的土地貴族，在三十年代的農業危機中早已經灰飛煙滅，攜款到上海的租借地當寓公了。所以早已不是封建主義的天然首長，而是各種國際、國內資本和各種政治投機的“贏利經紀人”在與國家進行權力的尋租，如果今天有資本對土地感興趣，并不是它要發展中國的大莊園農業經濟，而一定是房地產的土地批租。卞悟先生沒有發現他批判的其實都是城市改革中的“普魯士道路”嗎？而今天中國的農業的問題是，即便是想走“普魯士”道路都走不了，因為今天的中國農業不僅沒有世界市場（西方的“普魯士”們早已經瓜分完畢），甚至沒有了國內民族市場，而沒有市場是無法實現任何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的。這就是中國堅硬的現實。
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用同為亞洲國家的日本作為參照。日本被認為是亞洲國家現代化的光輝典范，但是在我們有必要去檢討這種日本式現代化道路對中國和其它亞洲國家的有效性和“普適性”的時候，我們首先不應該忘記的正是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對亞洲的侵略。這種侵略與日本實現現代化的道路之間該建立怎樣的關聯呢？
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期，也即開始進入資本主義轉型期，政府不愿接受外界的投資，而是靠加緊對農村的索取，從而導致農民負擔酷烈，土地稅成為政府的國家資本，而地租則供應了資本家的私人資本。“所以日本之進入資本主義體制，并非財閥挾持政府，而系政府竭力扶植私人資本”。 但是日本和美國一樣，是通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提供軍需品和商船運輸而真正繁榮起來的，1914年至1920年，對外貿易增加近四倍，從12億美元增加到43億美元。它還通過接管德國在太平洋島嶼和中國山東半島上的特權而直接進入世界殖民主義對世界的瓜分，1915年1月向中國提出的“二十一條”目的就是為了把中國變成它的“保護國”，這一動機后來成為二戰中入侵滿州，繼而入侵整個亞洲的臭名昭著的行動。
日本對內，其現代化的特點就是以掠奪和剝削農業進行資本高度積累的。二戰前，經濟權力是前所未有地集中在所謂財閥手中，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四大家族為中心的大企業控制了日本所有公司資本總額的四分之三，擁有日本私人銀行全部存款的三分之一、全部信托存款的四分之三和全部人壽保險的五分之一。而占人口一半的農民因極高的地租和沉重的債務而貧困不堪，他們中間只有7%的家庭擁有5英畝或以上的土地。 這種軍國主義與權貴主義的結合應該是典型的“普魯士”道路的特征。
二戰后，在美國將軍麥克阿瑟的《農民解放指令》下，“要打碎幾個世紀以來，在封建的強權政治下，把日本農民當作奴隸的經濟桎梏”，日本進行了“反封建”的土地改革，把地主持有的土地從最初的5町步減到一町步，一町步約99•2公畝。這樣，從252萬戶地主手里收買了178萬町步耕地，給了420萬戶農民。因為當時正是通貨膨脹時期，而收買與賣出都以1946年的價格為基準，所以，土地改革近似于土地的無償分配，從而使農民從沉重的地租中解放出來，使戰前占農戶總數70%的佃農在土改后成為自耕農。這種土地改革是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美國1862年的“宅地法”案的。土改產生了兩方面的后果，政治上，形成了以自耕農為主的農村，至今仍然是保守黨的穩固地盤。經濟上，成為日本現代化原始積累的來源。日本米價在1950年以前比國際市場的價格要低很多，但由于土地已屬于自己，日本農民在極低的米價下，仍然盡量增加單位產量，使得總產量超過了戰前，其動力正是土地改革。戰后日本政府為了盡快擺脫經濟危機，將材料、資金重點投入阻礙日本經濟整體發展的工業部門，政府出資制定了差價補償金制度來彌補生產者價格與消費者價格上的差額，而為了確保勞動者對糧食的需求，就必須保持低米價來維持低工資，以此來恢復骨干工業，這就是所謂“傾斜式生產方式”的物價體系。新物價體系將資本生產的基礎物質定價為1934-1938年標準的60倍，而其中工資控制在25•8倍，這是靠低米價來保持低工資的，1950年，大藏大臣池田勇人打算廢除“糧食管理法”，以削減為高價進口的米在國內低價銷售而支付的價差補助金，讓國內米價向國際米價靠近，但這一做法被道奇顧問反對，因為米價上漲，工資也會因此上漲，那么經濟高速增長的開始時間定會大幅度地延遲。 正是依靠低米價帶來的低工資，日本的資本主義為在戰后昭和三十年代（即1955—1964年）開始起飛奠定了基礎。
但是真正導致日本工業化得以起飛的卻不是這些政策，而是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由于生產美國急需的軍備物資，使得日本得以在1970年時，已經成為僅次于美國和蘇聯的第三大工業強國。在朝鮮戰爭之前，日本由于出口不興旺，存在著經常性的外匯不足問題，而如果不進口以鐵礦石為代表的生產資料，就不能生產出口產品，所以日本總是用削減糧食進口的辦法將省下的外匯用以進口生產資料。正是以1950年的朝鮮戰爭導致對軍需品的需求為先導，日本開始大幅度增加出口，到了60年代后半期，已經有了經常性的外匯剩余。而美國在二戰后為了使日本成為它在遠東地區的主要堡壘，在戰后的六年里共援助日本約20億美元。 考察日本現代化的發家史，是無法抹殺這些冷戰和熱戰因素的。
國內方面，壓低米價，維持低工資水平，把耕地轉為工業用地，動員和集中農村和農業中的資源來發展工業，推動了出口立國型的經濟發展，日本經濟由此進入高速增長期。都市開始擴大，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使得工業大量吸收農村中的剩余勞動力，導致農業人口急劇減少，1958年至1970年間，日本的工業每年從農業吸收80萬人左右，導致農業勞動力占總勞動力的10%以下。農業人口普遍老齡化，農業變成沒有年輕人的農業。而在農戶的收入中，農業收入只占收入總額的18%，兼業收入則達到了60%，所謂兼業就是指日本的制造商利用農村的廉價勞動報酬和廉價工業用地，在農村建立轉承包零件的工廠，這就使農村出現大量的兼從事非農業的農戶。 這說明了什么？它說明的是日本的農業其實是一種放棄性的農業。它的糧食自給率在1960年是80%，現在則只有30% ， 形成嚴重依賴進口的態勢。它看上去與中國的“民工潮”是相反的表現，但實質是一樣的，那就是農業的衰敗。
不應該忽略的是，日本糧食自給率的下降過程正是和貿易自由化的推進相伴隨的。日本在關貿總協定“烏拉圭回合”談判的結果是，除了大米之外，所有的農產品的進口限制都改為征收關稅，也即實現了完全的自由化，其實是進口的自由化，其結果導致現在的日本在農林水產方面所占世界總貿易額的比重已經達到了世界最高水平，其中農產品占10%，林產品占20%，水產品占30%。而對于加入WTO之后的日本來說，減少發展國內農業補助金，關稅化后的農產品進口應不低于歷史基準年的進口實績，都屬于進口國的現行義務。 所以現在日本要改變糧食自給率低的現實，是非常困難的，這個困難正來自于國際市場和自由貿易協定。而日本的焦慮正由此產生，如果發生世界性糧食短缺現象的話，像日本這樣的糧食依賴進口國馬上就會發生國家安全問題，因為根據農業協定，糧食出口國并沒有非出口的義務，如果本國糧食不足，傳統的出口國根據協定是可以采取限制或禁止出口的政策為經濟制裁手段的，美國的糧食禁運就是著名的例證。“以非農業的產業政策為主體而形成的戰后日本經濟政策，可以說是在瓦解了農業獨立發展的基礎上，構筑起出口立國型經濟體系的”。 日本農業的困境正是日本工業現代化的必然代價。
今天，日本農民收入的65%來自政府的補貼，這其實與美國和歐盟的農民是一樣，不一樣的只是，即便有政府每年巨大的農業補貼，也很難改變日本農業萎縮的命運。1960年日本農業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僅有9•8%，到1990年更下降為1•7% 。中國的農業自由市場理論家說，正是保護了沒有效率的小農戶生產，使得日本農業缺乏自我發展的能力；“糧食生產對政府的依賴性很強，缺乏自我發展的能力。這樣的糧食生產當然是沒有生命力的。所以日本雖然已進入工業化后期，經濟上是強國，但農業卻仍然不能自立，這是發達國家所沒有的現象，” 但事實是，如果沒有這種保護，日本好不容易維持下來的大米基本自足也會垮掉（日本的大米是禁止進入期貨市場的）。1961年日本通過《土地基本法》，希望通過引導大規模經營，大量形成專營農業即可維持生活的自立經營者。如果自立經營可以成功，那么不僅農業生產率可以提高，日本農業也將成為具有競爭力的農業。為此，日本采用了用零關稅的方式大量進口國內外成本差價大的飼料、玉米、麥、大豆，來擴大和滿足因城市化發展而導致的對肉、乳制品、蔬菜 、水果等需求的增長，對這些農產品采取了由自立經營者進行有選擇擴大生產的政策，但結果是，飼料、麥、作為植物油原料的大豆等進口急增，選擇性擴大政策卻成為糧食自給率急劇下降的原因。 在日本農業的“美國式道路”的失敗中，更重要的是應該看到，日本工業化的發展與農業的萎縮是有因果關系的，日本工業品的貿易順差是以農產品的市場開放為代價的，正是外國的農產品擠掉了日本自己的農業；更不用說日本的資本主義積累是以壓榨農業為起點的。這種“發達國家所沒有的現象”，并不是偶然的，正是日本作為亞洲后發資本主義國家道路的特征，這對于加入WTO之后的中國農業來說，是重要的警醒！因為我們的局面更加嚴峻，無戰爭財，工業與農業之間已經脫節，工業化完全不足以吸納大量農業剩余人口。所以，這條不歸路對于中國來說，在任何意義上都將充滿驚濤駭浪。
在考察日本農業問題時，一位日本農業專家預言道：
“作為需求方，可以預言，以中國為首的東南亞發展中國家，隨著經濟發展的推進，將重蹈日本覆轍，農產品趨向依賴進口。事實上，曾為農產品出口國的中國已經開始轉為純進口國。” （著重號系本文作者所加）
    我們當然惟愿他的預言不會實現。然而事實卻似乎有相反的證明。同樣是嚴峻的人多地少的矛盾，日本人均耕地不到七分，中國人均耕地不足一畝；現在則是同樣出現的農地不斷被城市轉用與蠶食，而與此同時大量耕地則被拋荒。日本的土地改革變地主土地所有制為自耕農土地所有制，這一制度曾為日本戰后解決全國饑荒和汲取資本積累立下了汗馬功勞。這一由美國占領者所主持的改革，導致了嚴格限定將農地轉用于農地以外的用途的國家制度，這就是農地的轉用許可制度，這是一種強有力的農業保護政策，起到了防止以資本為目的而獲取農地的作用。但是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這一制度所受到的壓力越來越大，農政當局認為農地轉用已經是無可奈何的事情了，其政策開始由原先確保農地的總量轉為確保優質農地。于是，農地的轉用開始隨著經濟的發展而不斷擴大，1955年農地轉用為5000公頃，進入第一次經濟高速期后，1959年增至11000公頃，1961年更倍增至22000公頃。第二次經濟高速期時，1967年的轉用高達38000公頃，1973年達到68000公頃的頂峰。隨著經濟進入低潮，1987年轉用跌至26000公頃的底部，到泡沫經濟時期的1991年又升為36000公頃，泡沫崩潰后增長再度遲緩，1993年為31000公頃，這種經濟增長與土地轉用之間相生相伴的關系說明的是什么呢？進入九十年代以后，包括轉用在內的農地毀壞面積日益增加，八十年代中期，農地減少的面積在35000公頃之內，到1995年又恢復為50000公頃左右，其中轉用為21000公頃，而棄耕為25000公頃，棄耕面積已經超過轉用面積。在轉用之外，耕地被拋荒成為農地減少的主要原因。自1960年起，日本的農地面積在30年間差不多減少了100萬公頃。日本的研究專家指出，若無土地轉讓許可制度，日本農地恐怕會減少得更多。 這與中國在九十年代出現的越演越烈的土地拋荒現象，難道是偶然的巧合嗎？其實，這都是農業凋敝的表現。如果沒有政府的保護，日本農業凋敝的速度會更快而已，而不是我們中國一些農業專家所想象的那樣可以完全憑市場而“自立”，因為問題恰恰在于沒有市場，市場并不能外在于權力而自主存在，特別是國家權力，而日本的情況是，即便有國家權力的保護，也抵擋不了更強勢的資本與國家結合的跨國力量。今天，中國的市場理論專家們總是唱著批評日本保護農業的老調，這其實是在取消日本農業存在與發展的可能性，當然我們都明白這種調子是意在弦外的。日本不是資本主義國家嗎？他們不是比我們更明白什么是自由市場理論嗎？他們是否缺乏我們聰明的自由市場理論專家的點撥呢？否則，他們為什么不取消土地轉用制度呢？這個問題其實與我們前面的問題是一樣的，那就是美國為什么不取消國家對農業的保護主義政策呢？是它們的資本主義不夠完善，從而有待完善？還是這種保護主義本身就是內在于資本主義現代化發展之中的呢？
    已經有中國的經濟學家和農業研究專家為全球化下的中國農業提出了一個美好的解決方案，樊綱教授就認為開放糧食市場，可以在國際分工的大架構之下解決中國的糧食供需銜接問題，黨國英先生認為：
“從近兩年的觀察看，這個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在這個路徑之下，中國無疑會大大增加糧食的進口，具體數量在這里不好預測，但肯定會超過糧食（谷物及谷物粉）進口量最大的1995年約200億公斤的水平。這個方案的好處不勝枚舉：它很可能使中國經濟徹底市場化，使中國成為遵守國際慣例的貿易大國，在國際市場上發揮舉足輕重的影響；它將使中國的經濟結構與國際分工相銜接，使中國充分享受到比較優勢產生的貿易利益，提高國民經濟的總體效益；它將使大批中國農民從糧食生產中解脫出來，逐步進入現代產業部門，留在農業部門的農民也將因為耕種數量相對較多、肥力相對較高的土地而大規模采用現代耕作方法，實現農業現代化，從而推動全社會的現代化；……”
  如此“好處不勝枚舉”的市場化道路：“借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機遇，走糧食市場國際化的道路。這是歷史趨勢”，不僅中國的“三農”問題可以迎刃而解，而且還應該輸出到日本去，它何必逆歷史而動為大米的自給率與美國苦苦談判，世界大同也可以早日到來。
  日本農業發展的道路到底是屬于“普魯士道路”還是屬于“美國式道路”？其實，用什么名稱去命名已經沒有意義了。也許我們應該追問的是，為什么日本的現代化會以軍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為開端？為什么戰后日本的農業現代化努力復制“美國式道路”卻最終失敗？這一切對于亞洲國家的現代化和農業發展問題來說，又到底意味著什么呢？也許，日本農業發展道路給我們最重要的警醒是，其實一百多年以來，中國的農業問題就早已經無法與資本主義全球化剝離開來討論了。今天，在缺乏強大的國家保護和強盛的工業反哺的情況下，更在WTO的世界貿易框架下，“新自由主義”理論將會給中國的農業，乃至整個中國，帶來什么樣的命運呢？在新自由主義理論籠罩下，無論是在歷史還是在現實中，我們都找不到未來可以樂觀的任何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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