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集體經濟組織。社員以私有的土地作股入社，實行統一經營，取得土地報酬。耕畜、大型農具等主要生產資料入社統一使用，由合作社付給適當報酬，或按自愿互利原則，采取作價入社，由社分期付給價款的辦法，逐步轉為合作社集體所有。社員集體勞動。按照社員的勞動付出和入社土地的多少進行分配。

五十年代聞名全國的“窮棒子社”——河北省遵化縣西四十里鋪村建明農林牧生產合作社，就是初級合作社的一個先進典型。

在1952年以前，國家每年要給這個村發放五萬斤以上的救濟糧和一百多套寒衣。1952年,遵化縣第十區風調雨順,歲豐足收。但是西四十里鋪的互助組的生產和戶均收入，比同區的東小寨、王老莊兩個農業生產合作社遜色不少,村里對此議論紛紛。支委杜奎找到村支書王國藩說:“依我看,大家議論的辦社是條正道,土改才三四年功夫,咱村有不少戶典房的典房,賣地的賣地,擋都擋不住。新發戶拉腳、賣套、置地、蓋房、修宅院,胃口越來越大。你沒聽到白馬峪幾家富裕戶吹出風來，再過幾年,把四十里鋪那些窮小子的炕頭也給買過來!該有多氣人!看來只有把大伙的土地都合并到一塊,集體勞動,互助互濟,才有希望達到共同富裕。”“是啊，”王國藩說:“農業社肯定比互助組強。區委早就給咱傳達過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指出:當前的互助合作運動有三種形式:一種是臨時互助組,一種是常年互助組,還有一種就是合作社。這好比上樓梯一樣,步步登高,一級比一級棒。咱村互助組在扶貧濟困,搞好當年農業生產上,是起了積極作用。可它畢竟沒能脫開個體經營的老轍,有的組閑時伙著做,忙時倒單干,還是顧全不過來。有的互助組雖說是常年的,也存在人在組里,牲畜、車輛大農具留在組外,繼續拉腳、賣套的情況,搞得好點的,也問題不少,‘齊工找米'找來找去,還是有驢工、牛工的戶占便宜。窮苦人照樣免不了再去給人家當“工夫”使喚,眼下,時機已到,大伙又有這樣的要求,農業社一辦一妥,關鍵事在人為。”　　

 在十區區委的領導下,支部成員分頭深入下去做群眾工作。對那些暫時還不愿人社的農戶,采取說服教育和耐心等待的態度,決不強拉硬拽；而把貧下中農當作主要動員對象,凡是真心愿意入社的才吸收進來。經過幾天的串聯發動,報名人社的共有23戶,絕大多數都是在舊社會討飯、扛活、當勞工的貧苦農民。 　1952 年10 月 　26日,西三十里鋪的第一個農業生產合作社正式成立了,王國藩擔任社主任, 全社230畝地，19個男勞動力，只有“若干個驢股湊起來的三條驢腿”，沒有車輛和大農具。一些上中農嘲笑他們：“嘿，每年領寒衣的‘骨干’，湊合到一塊兒了。有的還說：“看他們這23戶，除了要飯的罐子就是打狗的棒子，還有什么，這樣的窮棒子社早晚得窮散了。”

為了解決當年冬季向地里送糞的困難，副社長杜魁帶領十七個男社員到三十里外的王寺峪砍山柴，用他們的話說這叫“沒牛沒馬，從山上拉；沒衣沒米， 從山上取。”社長王國藩和女黨員吳秀英在家動員婦女搗糞，摟梯田里的石頭，修整壩階（按照中國的舊傳統，婦女只做家務勞動）。經過二十多天的辛勞，上山的社員打柴4萬多斤，賣了430多元，買回了一輛鐵輪車、一頭牛，一匹騾子，十九只羊和一部分農具。

新的問題是，有了羊沒有羊圈，有了車沒有套，有了牲口沒有料，還有兩戶社員斷了糧。19個男社員搭完羊圈，有的再次進山砍柴，有的與婦女一起送糞、整地。二十多天下來，這些問題解決了，又利用多余的資金賣了一頭騾子，十一只羊，還置起設備開起了豆腐坊。春耕、夏鋤直到秋收，合作社又遇到包括斷糧（多次）在內的很多困難，但都被團結、勤勞、智慧的社員們一一克服了。秋天莊稼豐收。解放前的要飯花子王榮家這時有十一畝地，互助組時只收了6石糧，入社第一年就分了41石，一下子還清了15年的舊債。

當初瞧不起建明合作社的單干的中農，有的因為勞動力不足，那年雨水又特別多，莊稼地里草比苗還高，眼看莊稼就要歉收，是這個社的社員幫他們鋤了草，確保了當年的收成。一個有30多畝地、三頭牛、一頭驢、三十只羊、四頭豬的富裕中農，仗著財大氣粗，想證明自己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他在春天放言：“讓合作社使出吃奶的勁來，三年以里，也趕不上我的產量。”他故意在與合作社相鄰的地里種同樣的莊稼，夏季該追肥時，他與合作社摽著勁往地里送糞。社里人手多，隨送隨施。他家地多糞也多（牲口多），但是只有三個勞動力，把糞堆到地邊，就干不下去了。想不到當晚的大雨，把他的糞肥沖跑了。秋收時節，他只能認輸。

1953年，合作社的糧食畝產達到 254 斤，超過互助組上年平均產量將近一倍，糧食總產量45800多斤，扣除集體留糧以后，平均每戶分配的收入達190多元。王生（王榮的弟弟）摸著那些幾乎沒地方盛的糧食，激動得熱淚盈眶，他說：“這是走毛主席、共產黨指引的路才得到的，這條路我是走定了！”“窮棒子社”的巨大變化，使西鋪更多的農民看到了合作社的優越性，證明了合作社不但比單干強得多，而且比互助組優越。因此，合作社好像磁石一樣，強烈地吸引著社外農民特別是那些比較貧困的農民的心 , 他們迫切地要求入社。當初中農們一不相信集體的力量，二不愿讓貧困戶沾便宜，所以不愿入社。看到合作社的優勢和單干的劣勢，也積極向合作社靠攏。為了加入建明初級合作社，一些人白天搶著給社里趕車，晚上搶著給社里鍘草喂牲口。有的辣婦還向合作社保證，只要社里批準她家入社，就一定改掉愛罵街的壞毛病。1953年，建明社由原來的23戶擴大到83戶。

1955年，建明社年平均畝產達到318斤，是 1952年互助組產量的兩倍多，比 1953增加 20%以上。林業建設突飛猛進，荒山、河灘都得到了很好的綠化，栽種果樹5250多棵，1955年集體林木面積達到1070畝。

合作社累計購養繁育12 頭牛、2頭驢、3匹騾子，生豬360頭（相當于1953年的一倍半，年底存欄頭數近兩倍），羊108 只（相當于 1953 年的3倍）。

集體收入大幅增長。1955年全社總收入52567元，比 1953年增加6.7倍。

1956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編輯出版的《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收入兩篇關于“窮棒子社”的報道。毛主席為之寫了按語，指出：“社會的財富是工人、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自己創造的，只要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運，又有一條馬克思主義的路線，不是回避問題，而是用積極的態度去解決問題，任何人間的困難總是可以解決的。”

上文中提到的邢臺縣東川口村，建立合作社比遵化縣西四十里鋪早一年。為進一步發展生產，必須進一步改良土壤，興修水利，發展副業、增加肥料，但互助組這種組織形式已經不能滿足群眾的這些要求。到1951年，互助組這種組織形式對于東川口村農業生產的促進作用幾乎已經發揮到了極限，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障礙。

這一年，經過一個月的宣傳組織工作，全村70戶人家都自愿報名參加了合作社。在第一年的經營中，走了一些彎路，由于缺少經驗，主要是工分記分方法的粗疏（建社頭幾天的勞動干脆連記工、評分都沒有），合作社初辦時期形成了吃大鍋飯，干好干壞一個樣，干多干少一個樣，最后連工都派不下去了。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合作社制定了一整套科學合理的包括包工包產和記工評分辦法在內的管理制度，真正實行了按勞分配、多勞多得，既調動了群眾的勞動積極性，又防止了本位主義對于集體經濟的損害，使該村的農業生產在互助組的基礎上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1951年（互助組結束年），糧食總產量：247512斤，社員家庭每人平均收入：糧食876斤

1952年（建社后第一年），糧食總產量，277164斤，比1951年增加11.98%。社員家庭每人平均收入：糧食1060斤

1953年（建社后第二年），糧食總產量，325483斤，比1952年增加17.43%。社員每人家庭平均收入：糧食1281斤

1954年（建社后第三年），糧食總產量，294522斤，比1951年增加18.99%。社員每人家庭平均收入：糧食1100斤。這一年糧食產量比1953年減產9.51%，是因為發生了水澇災害，但仍然比互助組時期最高年產量增加1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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