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為什么會罵“越搞越不如”?
恰逢今年新學年即將開學之際,我回鄉下老家去了一趟。我們那里是山區,出門離不了上山、下山。一天,我到一個小鎮上去購物。上到一座山的半山腰,迎面急匆匆地走來一個人。走近一看,是隔壁垸的一個熟人。寒喧過后,我問他這么急著趕路,是要到哪里去。
我這一問,到把他的氣給問上來了。他于是提高了嗓門說:“嗨,別提了,還不是去給孫子搬桌子、板凳去。”看到我有些不解的神情,他又說道:“我的孫子原來是在鞍子坳兒上小學,按規定從這學期開學起就要到黃土嶺上四年級了。可是黃土嶺小學沒有桌、凳,要學生自帶。我們家哪有這樣合適的桌凳呢?村小學的伢們越來越少,桌凳有多的,也都是30多年前生產大隊時做的舊桌凳,不過修一修還能用。這不,我跟村干部說了,向村小學借一套,以后再還給村的。”
我聽了他的話很有些不解,就問:“怎么學生自帶桌凳,難道學校里沒有么?”
他說:“要是學校里有我們自己帶什么呢?已經好多年了,都是學生自帶桌凳。所以我說呀,共產黨現在真是越搞越不如了。你看,我從前也是在黃土嶺小學讀書的。當時剛解放不久,要說國家困難,那時比現在該要困難多了吧?可是,那時不僅桌子、凳子都是學校給準備好了的,還做了一棟兩層樓的新教室呢!學費不知比現在要低幾多,與現在比較起來,真可以說是上學不要錢。現在到好,建國50多年了,學費高得出奇不說,還要學生自帶桌凳。你說共產黨是不是越搞越不如了?”
接著他又說:“你冒到那個學校去看一看,我是剛去看過的,真的不像話。教室是70年代人民公社那時候做的,青磚青瓦到也結實。可是,那門窗年久失修,現在全都是破破爛爛的,沒有一間教室門窗的玻璃是完整的。各個教室里的桌凳,因為是學生自帶的,真的是五花八門。教室的墻壁,我估計至少有十年沒有粉刷,黑黝黝的。頭頂上連塊天花板也沒有,四周的屋檐也沒有封嚴,伢兒們坐在里面上課,夏天炕死人,冬天凍得哭,腳手都凍腫得像小饅頭。過去我們垸里年年都有孩子進那兒上學,都說學校條件如何如何的差,我并沒有在意。現在臨到我家的伢兒讀書了,我親眼看了才有體會。”
我說:“把桌凳從鞍子坳小學搬到黃土岑小學,要翻好幾座山呢。你給孫子搬桌、凳,那你的兒子呢?他們為什么不去搬呀?”聽了這話他又是氣,說:“別提兒子了。兒子到有三個,可是三個兒子都到外地打工去了,把伢兒都丟給我們老的管。年年外出打工,錢到沒有掙到什么錢,把我們兩個老貨到是磨死了。”說著,他就急匆匆地往山下走去,邊走口里邊叨嘮:“不是我說,共產黨真的是越搞越不如。”
這之后的一天,我與一位村干部談起這件事。他說:“平心而論,要籠統地說越搞越不如,是有些冤枉的。有些方面,近年來還是有變化的。比如,前幾年國家進行農網改造,把電通到了每個自然村;實行城市與農村同網同價,電價比過去低多了,因而電燈現在是基本上普及了。電視機各個自然村現在也差不多都有了。這都是進步嘛。又比如說,近年來減輕農民負擔,雖然減負數額有限,對從根本上改變農民的貧困狀況作用不大,但畢竟負擔減輕了嘛。還有,雖然外出打工的人多,能賺到錢的很少,但也還是有少數人賺了點錢,因而做起了比土磚房漂亮得多的白磚二層新樓房,有的還安裝了電話。等等,這些不都是進步么?”
我問:“那有沒有不如的地方呢?”
他說:“要是上邊來人向我們提出這樣的問題,我們絕對要說現在與改革開放之前相比,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可是,你雖然住在城里,卻并不代表‘上邊’,所以我可以跟你說點實話。其實,我不說你自己看一看,也是看得出來的。可以說,近30年來,從總體上來說,我們這里的確變化不大。”
他的話使我感到有些詫異,說:“你能不能說得具體一點。”
他說:“要說具體,可就多了。先說走汽車的路吧。我記得很清楚,58年把汽車路修到了黃土嶺(小公社),70年前后把汽車路修到了各大隊隊部所在地。后來幾年又逐步地把路修到了大多數生產小隊。當時,路修起來后是有人管的,因而一直比較好走。集體解散之后,這路就再也沒有人管了。歷經近30年的車壓雨沖和各種個人行為的亂開濫挖,現在的路真的是不好走。機動車在上邊走,農民們形容說是車子在跳舞;農民們在上邊走也形容說是在跳溝。這樣的路,走一回人們就罵一回。”
他接著說:“再比如說水庫。當年為了保證農業豐收,該費了多大的勁修起了一批大大小小的水庫哇。可是,自從集體解散之后這么多年,水庫就再也沒有人過問了。現在,大多數水庫成了病險水庫,當年修的渠道也都破損了,早就不能通水了。有些水庫,承包給私人養魚,一包10年、20年。滿水庫的水不好養魚,承包人把水放掉當大塘使,結果壩都被雨水沖壞了。農民,特別是上了歲數、當年參加過修水庫的農民們看了別提有多心疼。”
我說:“你以上所說的這些都屬于硬件方面。軟件方面呢?也有不如的嗎?”
他說:“軟件方面就更多了。比如你剛才說到的農村教育,的確大不如前。學費高,教學條件極差,老師因為待遇低,經常工資都不能按時領到,因而也沒有從前負責了。而且,稍微有點教學能力的教師,都想方設法地調走了,剩下的就是些學歷低的、教學水平比較差的、實在走不了的教師。依靠這樣的教師隊伍,教育的質量是可想而知的。又比如醫療方面,更是大不如前。不說別的,就說黃土嶺醫院吧,過去叫衛生院,改革后升格為醫院。名稱是升格了,條件卻大大地降低了。整整30年,沒有增添一樣醫療器械、設備,就連桌椅板凳都是30年前的,都是破破爛爛的。如若不信,你哪天親自到醫院去看一看就知道了。”
我說:“這兩個方面的問題不僅僅是黃土嶺有,它帶有全國性。其他的呢?”
他說:“其他方面,群眾反映大的是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社會風氣大不如從前。現在農村的抹牌、賭博、封建迷信成風,偷盜等現象也時有發生。二是文化生活太少。過去大集體那會兒,至少每個季度有一場電影看。集體解散以后,農民們再也沒有看上一場電影。至于戲劇、文藝節目,自從把當年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解散以后,整整30年了,我們這兒的農民們就也沒有看過這些東西了。少數近年買了電視的家庭還可以看看電視,大多數沒有電視機的家庭不打牌又干什么呢?封建迷信也乘虛而入,現在真的很盛行。就說唱道士戲的吧,他們一年到頭有人請,經常忙不過來,一場道士戲幾百快錢,現在道士們的日子過得都很寬裕。還有地仙,算命的,看相的,撲卦的,經常是打成了龍兒。還有附近幾個小廟,過去曾經都拆了,近年也由一些人湊錢重建起來了,香火都很旺盛。現在農村的事真的很難說,你說農民們富吧,上學、看病的錢都沒有,日子也過得很艱難;你說窮吧,做這些事的錢又都很舍得。現在強調自由,對于這些事,干部們也不敢管,有的干部本身就在那里帶頭搞封建迷信。三是干部的作風差。現在我們這里的農村干部中普遍有三個癖好:一是釣魚,二是抹牌,三是信佛。至少是縣、鄉這兩級干部,很多人都有這些愛好。有的是三占一、二,有的則是樣樣全。農民們編順口溜說:‘找干部,不用忙,不在牌桌邊,肯定在魚塘。’”
我問:“據你看來,現在農民們最盼望的是什么呢?”
他不假思索地說:“那還用說,農民們最盼望的當然是脫貧致富了。尤其是盼望不用外出打工,在自己家門口就能解決致富問題。的確,像現在這樣年復一年,青壯年男女大多數人都外出打工了,家中只丟下老的和小的,帶來的問題實在是不少。比如,它割斷和肢解了千百萬個家庭的親情不說,還使得村里的兩委會建設,精神文明建設,民主法制建設,等等都無法有效進行。你想,最主要的人是青壯年,可是,他們卻長年不在家鄉,這些建設如何搞?所以,我們這些鄉村干部現在也感到開展各項工作都很難。”
我說:“看來的確如此。”
他說:“怎么‘看來如此’,本來就是如此嘛!”
這位干部最后總結似的說:“我家買了臺電視機,我經常注意看新聞。據我看,解散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近30年來,國家的發展情況大致是,沿海地區變化大,內地變化小;城市變化大,農村變化小;大城市周邊、交通干線和風景區周圍農村也許變化大些,像我們這樣普普通通的農村變化很小,有些方面的確還不如大集體的那個時候呢。所以,也難怪有的農民罵娘。聽到農民們罵共產黨的娘,我們心里也不是滋味,因為我也是共產黨員啊。但是現實狀況就擺在那里,心里不是滋味又有什么辦法呢?像你那天碰到的那個人,他都已經70歲了,按說是應該享受兒孫福的了。可是,幾個兒子都到外地打工去了,一應家務都落在了他們兩個老的身上,他心里能不煩?煩起來時罵兩句你又能把他怎么樣呢?說句公道話,中國的老百姓真算是天好的。面對這樣的現實情況,作為我們農村的基層干部,不能激化矛盾,因此只能由著他們了。”
我從鄉下回來后不久,常常想起那位農民和干部說的話。的確,自從強行解散人民公社、實行分田單干以來,確實把中國的廣大農民搞苦了。雖然這期間,中央多次討論過“三農”問題,但是,由于“三農”問題積重難返,因而變化不大,農民們因此一次又一次地深感失望。值得欣慰的是,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作出了關于農村問題的決議。這給億萬農民又一次帶來了希望。但愿這一次不會再使農民們失望。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也是讓農民們失望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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