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災難和外侮中被激發出的民族認同感，新自由主義籠罩下關注底層和民生的政府作為，懵懵懂懂的新一代一夜之間“長大成人”……一個民族在災難中失去的，似乎真的將在民族的進步中得到補償。[3]這個民族的希望和未來，好像，真是將展現出某種新的圖景。那些認為2008年將進入偉大年代的人們大概就是看到了這樣的希望。但這樣的期待在暗暗滋長的同時就被另外的狐疑所沖淡。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現象是，很多“60后”及更年輕一些的學人為地震災害所震撼，對民族國家由此而打開新的未來可能持熱切的期待。與這種久違而可貴的激情和純真相對的是，大部分今天仍然主導中國思想和學術界的77、78級學者，卻顯得特別的冷靜和持重。他們基本上把地震等事件看作是一個的局部事件，對那些街市上的熱情和期望以理性分析的眼光觀之，并不以為那會是怎樣的大時代，或者還有怎樣巨變之希望存在。這一感覺和結論當然還不包括那些“天譴論”者[4]。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地產界龍頭之一的萬科地產主席王石曾要求每個員工捐款不超過人民幣10元，認為“萬科捐200萬元是合適的”[5]，就并不個別和偶然了。迫于地震后的語境和對道德劣勢的回避，這一知識群體對地震的悲憫和民族情緒的冷眼旁觀，認為包括青年人震后的作為和歌哭在內的若干事件在中國社會文化進程和大局基本不會有怎樣的影響。“過分冷靜”的判斷雖然與他們對于“文革”等事件的思考歷練有關，卻更讓人讀出他們對于未來的悲觀，兩代人不同的看法和判斷在私下的交流中相互印證、交鋒、流傳，卻并沒有直接展開和公開表達。
2008年從頭到尾都充滿了各種可預見以及不可預知的驚心動魄的事件。這不是持“偉大的2008”論者最重要的理由卻是2008年的事實。令人沉痛和揪心的五六月終于過去，汶川地震的創傷及堰塞湖等次生災害下的億萬災民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北京奧運會的迎賓鑼鼓敲響。國家領導人不斷變換姿勢的講話、大國外交的折沖、官方媒體不斷升高的宣傳聲浪，都圍繞著北京奧運而展開，在在提醒著人們這場聚會的重要。那顯然是一場傾舉國之力而承擔的大Party，要夠High。不要成功，要巨大成功。當是時，華爾街的烏云迫人而來，而報導中北京的上空卻祥云遍布，關于金融危機的報導恍如幾縷炊煙飄過。在大眾媒體的推波助瀾之下，奧運“強國夢”試圖從另一個方向在地震悲情之后繼續凝聚民族國家認同的使命。在這樣的時刻，知識群體的獨立立場和有意無意的疏離在民族國家認同面前又變得模糊、游移起來。在一般民眾的感覺里，北京奧運會是在嚴防死守的維護穩定中誠惶誠恐開始，在不容有失的嚴密安保中小心翼翼結束的。金牌第一或者激發了國人“強國夢”的自豪感，但也留下一種夢醒時分的惆悵。仿佛是一場大劇的隱喻，8月8日北京上空的燦爛煙花很快消散，符號化為“飛人”的跨欄運動員劉翔拖著他受傷的腳瘸拐著退場，留下了巨大的驚愕和長久的是非議論。這一畫面背后的象征和隱喻還沒來得及被解析，九月的三鹿奶粉事件席卷而來，影響巨大而惡劣。好不容易樹立的“中國制造”的信心和“負責任大國”的形象受到嚴重打擊。那是怎樣的尷尬和恥辱呢？各方政要和貴賓贊頌北京奧運巨大成功中華民族了不起的客氣話還沒有說完呢。對于普通國民而言，食品危機的背后是更嚴重的對自己生活的這個時代的信心危機。
需要有一種力量穿透這些瑣碎，需要有精神的脊梁擔起責任，但人們看到的是更多的瑣碎和這個時代的逃逸路線：知識群體一如既往地銷聲匿跡，曾經被認為是關注民生的政府其實一直在忙著危機公關，兩個月前被指為終于“長大成人”了的“80后”也只是慶幸自己不用再吃奶粉。十月，金融海嘯無可阻擋地越過太平洋拍面而來，經濟下滑，失業劇增，各種極端事件此起彼伏，社會危機加劇。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對新聞和信息的管制收緊，曾經出現的各種積極和正面價值的可能性消失，于是，“草泥馬”大戰“河蟹”[6]，簡稱為“段子”的或黃色或戲謔的短信通過手機在人際之間傳播[7]。相較于網民的創作，短信的形成和傳播由于它背后隱匿的商業利益，情形要更復雜一些，不少短信被指為電信和網絡公司為商業驅動的專業制作。那個被認為偉大的悲欣交集的2008，就這樣被“后現代”收編，被“消費”主義的解釋和作為籠罩，一個眼看著長大成人的“80后”群體的歷史感被稀釋，1980年代結束之后一個重新政治化的可能終于被消解于無形。
一場正面的期待和希望終于反轉為對于正面價值的戲謔和游擊。世故的人們常常會豁達地認為，社會文化和思考有變化和反轉是經常的和可以理解的，但這樣的反轉也是太過劇烈和迅速了。短短的一年之內，直來直往的幾個回合，“希望”消失之迅速、干凈竟然到連“失望”都不曾留下的程度，通達的理論家們慣于以“后現代”性解釋、消解這種劇烈變化和反轉的價值和思考，然后扭頭而去，那同樣是這個時代的癥候之一。有沒有可能去追問：這樣的文化反轉為什么會如此迅速的發生而沒導致主體的傾覆，新的可能性到底有沒有？“大國”意味著什么，我們這個時代真正的問題出在哪里？正如上文所鋪陳的，接下來的分析將從傳媒與我們這個時代、民族國家認同、“80后”及其長大成人等幾個方面展開。
一 傳播媒介與文化統識
在今天這樣的時代，一切事件經由傳媒。
2008年以來風起云涌的各種事件留給中國的印痕同樣都是經由媒體再現（represent）和散布（spread）才發生的。從一月的南方大雪開始，通過電視畫面、網上圖片、手機短信傳播，人們對于這場災難的了解由遠及近，逐漸升溫。到了1月25日前后，看到的已經是擁擠不堪的車站廣場，疲憊焦慮而茫然的人流，擁塞在風雪交加的高速公路上看不到盡頭的車龍，被大雪壓垮的高壓電塔，救災的人群，混亂不堪是非莫辨的各種信息，總理溫家寶往返廣州長沙協調指揮……春節日近一日，希望和失望夾纏在泥濘的風雪路上。各種報紙的文字描述和報導引人關注，具有震撼性的畫面更強烈地撞擊著人們。期待返鄉團圓的弱勢民工，反應遲緩頭痛醫頭的政府作為，兩鬢霜白的救火總理，人們的感情有些復雜。網上聲音有憤怒、有無奈，還有慶幸的調侃。比較而言，三月間的拉薩事件就要嚴肅神秘得多，神秘不是由于對宗教圣地的敬畏，對雪域高原的虔敬，而是由于對西藏的無知和對西藏問題嚴重性的恐懼，不能也難以展開公開和深入的討論，人們基本上處于單方面接受和消化信息的處境中，在官方單一的宣傳和民族國家的主流價值之外，畏懼和懷疑是有的，但適時出現的圖像報導讓人們“眼見為實”了。四月奧運火炬國際傳遞在倫敦、巴黎等地出乎意料地受阻，海外反華聲浪夾雜著西藏問題激起了海外華人和留學生強烈的愛國情緒和民族感情。夾纏在現實的臺灣問題、屈辱的百年中國歷史之中，分裂、外敵等概念涌入，一個基本的判斷和立場就此確立。2008年伊始的這幾件大事，即將舉行的北京奧運會，每個可能“想多了”一點的國人心里都有一種“前途未卜”的預感。
孤獨的個體、實時的消息、直觀的印象，決定了人們對于遙遠事物的判斷和反應。這種傳播方式和效應帶來的心理和社會反響是不一樣的。五月的川陜甘地震所引起的廣泛社會反響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從這種傳播特性和效果上解讀。地震發生在5月12日下午2時28分，臺灣、上海等地都有震感，敏感的新聞工作者立即意識到出大事情了。很快，地震臺網測定震中在四川汶川，強度7.8級（后確定為8級）。還有人通過地圖測定，汶川正處于中國大陸雄雞狀圖塊的雞心位置。“祖國的心臟”震裂了。消息迅速傳到各地。距離災情發生后不到一個小時，中央電視臺就開始了“一場不知道終點的直播”——《抗震救災 眾志成城》。也就在這震后不到一小時里，總書記胡錦濤就做出了指示，兩小時后，總理溫家寶的專機趕赴四川災區。國家領導人帶來的不僅有政治和行政的救災資源，更帶來了主流媒體的聚焦。眾多媒體趕赴四川。一直以來，中國對于突發事件的報導大多是采用封鎖式的方式處理，通報災情也大多以新華社的統發稿方式發布。新聞管制的陡然放開，就更有了放大的效果。中央電視臺的24小時滾動直播，各個衛星電視的衛星聯機。非政府組織，大的企業集團、慈善團體、明星、一般網民，都以各種各樣的途徑展開救災，向外界發布自己看到的地震災區的慘狀，自己及周圍人的救災作為。各種非政府組織、新聞機構也都以自己的方式宣傳和發布各種各樣的災區消息，大批以慈善義演的名義上演的晚會舉辦，通過廣播、電視、名流的聲音傳遞開來，震后廢墟上一排排遇難學生的書包、危難和困苦中頑強樂觀的孩子，呼喚出人們內心最柔軟的一面，大災難面前“愛的奉獻”、“人道主義”的聲音，與胡溫政府上任以來強調和諧社會、關注底層民生的姿態結合在一起，轉化成為以“萬眾一心”、“大愛”、“家國命運”為主要意涵的情感共識（dominant emotion）。這樣的情感共識顯然是有助于群眾號召，有助于政府的救災動員。借助于中央電視臺的媒介強勢地位，新聞從業人員的職業作為和個人情感的融合，宣傳方向上政府和民間聲音的一致，有效避免了新聞宣傳空洞化的狀況。因此，從官方主流媒體到邊緣網站、單個的人際傳播，傳播的聲音雖然是多方位、多渠道，立場和取向是多元的，但內在的價值和目標在那個時刻（Moment）則相對一致。彌散的能量聚集，情感共識逐漸變成文化統識（hegemony）的重要組成部分。
某個時刻的意義是重要的，但它只是一個瞬間，容易被另外的常態所打破。或者說，在一個理性社會里，那些重要時刻總會被某些邏輯和慣習所轉化和利用。美國傳播學者W·蘭斯·班尼特指出，人們都慣于根據媒體提供的信息和對各種問題的重視程度，確立自己看待事物的順序。在高度商業化的媒體社會里，新聞媒體就正是通過議程設置而擁有新聞的話語權，媒體背后的投資者或利益集團則通過擁有和操控媒體來實現話語霸權。從總統和國會成員到各種重要組織、市民活動家紛紛用他們的力量來影響新聞和新聞業。借用新聞聚集民間力量，引導和影響民意，“新聞執政”因此已經成為政治家和執政者治國理政的重要手段。[8]在承平時代，民意的重要性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統治集團的合法性程度。拉薩3·14事件中，英國廣播公司一位記者未經允許拍攝了拉薩街頭的暴力事件，在西方主流媒體播放，有力地說明了暴亂分子的殘忍和中央政府的克制，為政府處理西藏問題的做法和立場提供了有力證據。這一意外收獲使中央政府意識形態領導人認識到對新聞媒體的管理不意味著只有封鎖和統發稿，還可以適度的開放并加以利用。在汶川地震的報導中，以中央電視臺為代表的官方媒體的系列報導和作為就直接受到了國家領導人的表揚。
從媒體的本質和運營策略上看，現代傳媒缺乏了大眾的關注和支持就不成其為大眾傳播。傳播學者丹尼克·戴揚（Daniel Dayan）和伊萊休·卡茨（Elihu Katz）將媒介事件分為三個類型（3Cs），曰競賽（Contest，如奧運會、世界杯等）、征服（Conquest，如珠峰取火、神舟七號上天等）、加冕（Coronation，如國慶閱兵、升旗等各種儀式）。他們認為，這三個C緊密相連，互相滲透，都是媒體用以凝聚群體的重要方式。[9]媒介歡迎并不時參與制造競賽、征服和加冕事件，借此贏得主流公眾，取得在公眾中的支配性權力和地位。因此，當各種可能造成上述三者的事件出現以后，報紙、電視、互聯網等各種媒介，都會積極參與對災區各種狀況的報導，以吸引大眾的注意力，贏得公眾的信任，從而建立本媒介對于事件詮釋的權威地位和民眾的信任度。這是媒介的本質和策略。但媒介與當下鮮活而多變的社會、政治狀況相連接，常常會表現出更為復雜的特性。在極端的情形中，大眾傳媒產業“向巨大的媒介市場灌輸意見”，它們會控制輿論的形成，“以使輿論在評估有效權力、增值的聲望、獲得更多的財富時，成為一項更具安撫性的工具。”而在一個集權社會，權力可能會被公然赤裸裸地使用。傳媒信任和工具的意義和作用會發生變化。在極端情況下，大眾傳媒只是一個利用物質和制度進行政策宣傳的附屬品。[10]如此情形之下，汶川地震中的媒體多渠道的報導，當然不可能延續太長的時間。同樣用戴揚和卡茨對媒介事件的研究概念來說，“競賽”和“征服”凝聚的群體還可能帶來脫軌（Derailment）和沖突(Disruption)，意在加冕的儀式化大事件更可能觸發犬儒嘲諷，從而生產出幻滅（Disenchantment）。3Cs變成3Ds，集體認同剎那間松散，認同變成分化。在現實狀況中，一種真正多聲道的報導有可能觸及到根源性問題，危及到現政府的統治合法性。
多國的歷史經驗也已經證明，非政府組織的壯大就是與大災難及其救助聯系在一起的。怎樣將這些非政府組織的發展和行為控制在一定的程度上其實一直是政府關注和思量的問題。對媒體的規范和控制因此成為必然。進一步說，大眾傳媒自身就有著多元性，不同的媒體中涌動著語言、符號、圖像、聲音和娛樂的巨大洪流，其中有大量公開的爭議，也有大量批判，這些也都不可能匯聚成一個情感－文化統識（dominant emotion-hegemony）而靜止不動。對災難更慘烈狀況的揭示，天災之下的人禍，災民日常生活中的困難，政府的責任與運作效率，積重難返的官僚體系，都將會因媒體的進一步放開而受到更廣泛的關注和批判。非常時刻過去，對媒體的管制立刻收緊。
悲情六月過去，在對地震引發的堰塞湖問題的警報基本解除以后，對地震的報導便被限制，不能傳播慘烈和悲情，只能報導災區人民自強不息、黨和群眾齊心賑災。媒體關注的焦點逐漸轉向對北京奧運會的報導（從“征服”轉向“加冕”）。火炬傳遞，募捐儀式，領導講話，奧運籌備進展，各路奧運健兒的備戰狀況，媒體報導的多聲道被歸并到主流聲音的報導上，民間的歌哭也被納入到某個合唱的聲部變換中。在這種狀況下，宣傳管理機構對傳媒的引導和控制是顯而易見的。中華民族的凝聚力需要有悲情來召喚，揚眉吐氣的一刻更需要歡樂時光來左證。在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討彩日子里，2008年8月8日晚8時，期盼已久的盛大晚會開場，鳥巢上空煙花璀璨，五星紅旗在風洞前飄揚，端莊矜持的國家領導人前排就座，歡笑喧鬧的人群秩序井然……中華民族的偉大崛起，就是安靜地坐在電視機前看一場按部就班的大型晚會嗎？曾經充滿激情的主體（廣大民眾）有些迷糊了：百年夢圓的那一天就這樣被定格？被符號的因最后變為符號的果。人們開始討論，某某傳遞的火炬拍賣到了多少，某人跑第幾棒的背后是怎樣的政商關聯，某某項目的金牌會給某選手帶來多少獎金，什么品牌由此看上某運動員做代言人了。一樣的升國旗唱國歌，但群眾性的加冕儀式直接轉換成了與某個人（小集體）相關的利益。崇高感頓時被消解于無形。特別是，有不少奧運項目雖獲得冠軍，但在民眾中并不普及，民族自豪感和體育精神被抽離。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電視是沉悶而無聊的。民眾真切的參與感、主體意識被悄無聲息地剝離，個人對于民族國家的責任和榮譽，因此而受到質疑和消解，進而被空洞化。作為主體的民眾被圍出圈外，金牌第一沒有激發起期待中的驕傲和自豪，反而是跨欄運動員劉翔不能承受巨大的期待、壓力之重，趔趄著退出賽場的一幕，更為真實和具象征意義。幻滅和嘲諷風生水起。
從悲情中集聚的民族凝聚力隨著歡樂的煙花而飄散。
導致今天的情感－文化統識快速形成，又以更快速度消解的，還因為記載和傳播這些信息的方式。由于傳播技術的進步，信息的傳播是廣泛和迅速了，“知識分子”蛻變為“知道分子”，沒有了艱苦和深入的思考，再多的信息也難以轉化為思想的力量。手機短信、個人博客，傳達了個人的感受，也僅止于個人感受。僅有感受是難以持久的。這是一個讀圖時代。時間是如此重要，庸庸碌碌的人們都太忙，語言和書寫來不及敘述，也來不及閱讀，手機短信和互聯網傳播速度、容量極大提高，也使敘述的方式完全改變，實時傳播和傳播受眾的海量讓閱聽人對于信息和內容的反應發生了變化。“新聞海鮮價”，人們習慣于在信息傳播的速度和量上獲得滿足。互聯網將世界各地的計算機、手機都聯系起來，圖像實時傳輸往世界各個角落。整合（Convergence）是一個技術術語，更是一種社會文化狀況。它將曾經是彼此分離、互不聯系的事件通過圖像直觀地連接在一起。也就是說，缺乏內在邏輯和關聯、相互矛盾和分裂的若干事物，可以在外力作用下粘合在一起，形成一種新的物質或社會狀況。新的傳播技術使地球上各不相同的文化形態和物質被“整合”在“全球化”的格局里。于是，20世紀60年代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所預言的“地球村”景象仿佛以更全面和深刻的方式實現了。每個人的計算機一啟動，就如同爬上了村頭的大槐樹，村子里的雞飛狗叫都在眼底。無論黎明還是黑夜，每個人都可以爬上各人的槐樹，隨時隨地生產和發布各自的“新聞”和觀察，這種方便和隨意，顯然降低了感受的質量和價值。隨著數字技術的進步，照相機和手機獲取圖像變得極為便捷，圖像成為報導的主體，曾經是思考和表達工具的文字更多地只是承擔說明性的功能，其表達過程中的深刻性和曲折、豐富的意味逐漸喪失。
圖像的特點是直觀。它是一種很不同于文字的傳播中介。其豐富的意味需要人們用心去體會，用思考去開掘。缺少了“凝視”，也就缺少了開掘的“深度”和力量。那種被本雅明稱作是“靈韻”（aura）的東西，在機器復制時代需要人們以自己強大和豐富的感受力去啟動。偏偏今天人們的“感受力”是如此無力。技術和載體的意義就更重要了。傳播的技術偏向早在半個多世紀以前就已經為哈羅德·伊尼斯（Harold Innis）所揭示。在伊尼斯看來，媒介會對文化和文明的形態產生著很重要的影響。他說，意在時間久遠的媒介側重口頭傳統，在對知識的習得和傳播中偏重依靠象形文字，信息的載體也笨重耐久，因此有利類似于宗教等形而上文化的傳承。與此相對照的，致力于空間傳播的媒介，倚重書面傳統，多選擇拼音文字，信息的載體也以輕便，有利于帝國空間的擴張。[11]他所謂的傳播時間久遠可以理解為思考之深刻和既有長久的價值而流傳久遠。生活于現代主義思潮處于上升期的二十世紀早期，伊尼斯把論述的媒介偏向主要集中在對時間和空間上不同側重的探討上，其價值和立場趣向是顯而易見的。他同樣憂心于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漸擴張的實用主義思潮侵蝕了人類基本的價值和思想的尊嚴。
伊尼斯同樣指出了不同媒介對于當下社會心理和文化形成的影響。他敏銳而有針對性地指出，“喇叭和廣播的使用促成了希特勒的上臺。”借助于口語，廣播突破了國家的疆界，在利用民族主義方面，提供了一個傳播基礎。它可以對更多的人發生作用，“文盲狀況不再是嚴重的障礙。”[12]伊尼斯是宏觀的，他沒有具體分析這樣的影響如何對具體的個人產生作用。對于具體的單個人而言，同樣存在對于不同媒介的認知偏向。在閱讀書面文字時，人們會作更多的停留、凝視，所謂思考、理性也就沿著這樣的凝視和思考攀爬出來，而圖像就不一樣，后機械復制時代的數據圖像所提供的是視覺的觸擊，是驚鴻一瞥中的快感和印象。時間在這個一瞥的過程中是轉瞬即逝的。有沒有“印象”，會形成怎樣的印象，就取決于那個“一瞥”。西諺云，“一小時是黃金，60秒就是60顆鉆石。”商業主義對于時間的理解成為新的價值坐標。凝視從視像意義中的分離，造成了眼睛“看”的不同處理方式，既產生了主觀的分裂，也導致了意義世界的變異。由于新媒介的發展，空間大到無遠弗屆，時間快到轉瞬即逝。太快的時間使它背后所具有的現代意義受到嚴重的改變。象形文字起源于圖像，但數字時代的成像技術及其背后的意義完全有別于象形文字，迅速和不直接顯現思想成果的圖像因此傳遞的是一種很不同于文字的信息和意義。
在08年上半年各種事件的報導中，雖然最后造成聲勢的是電視、大的門戶網站等主流媒體，但個人，特別是年輕人，通過手機、博客、電郵等人際傳播傳遞信息，所形成的某些大致類似的共識，為前述文化統識的形成準備了接受共識的土壤。這種狀況的出現基于既有某種共同的愿景和關心，更有對政府作為和周圍社會境遇不滿，是對當下社會文化狀況憂慮的結果。二十多年來日漸膨脹的個人主義，對他者和集體事務的不關心，對形而上問題的逃避，使人們生活在物質日漸豐富，環境日見惡劣，精神日漸無聊的可怕境地。近二十年來的政府作為和意識形態管制，也以“不爭論”[13]回避各種對于大的社會局面和問題的討論和思考。中國傳統中“風聲雨聲”“聲聲入耳”的讀書人[14]迅速轉變為專業人士。
整個社會面對大問題的“不爭論”、知識群體普遍的專業化、深入的思考缺失，接受和傳遞信息依賴于成像和解讀都迅速的“印象派”圖畫，在“不思考”的“快閃”文化中長大的“80后”一代，猝然面對大事件，會有怎樣的結果呢？其所集聚、形成的情感當然會很迅速和強烈，但也因此消散得快。
五月接納稚嫩而熱情的呼號和聚會的廣場，到七月就被置換成迎接奧運的艷麗花壇[15]。十月北風漸緊，我走過長街，看到來來往往的人流和車流，東西南北，匆匆而過。
這世界好快。
二 民族國家認同及其消解
很多人以為，西藏3·14事件、巴黎風波到5·19天安門前的激情宣泄，中華民族的子民們在2008年上半年的一系列事件中激發出了強烈的愛國熱情，特別是天安門廣場上自發集聚的年輕的手臂，讓青年人和整個民族得到了重新認識中國、中國人，重新認識世界、認識自我的契機。如何看待幾年來中國青年中的愛國熱情和民族情緒？如何理解圍繞著民族國家認同問題所出現的悖反狀況？
汶川地震中所爆發出來的民族自救力，展現了中國國民性中不屈和可愛的一面。中華民族確實經常在危機時刻爆發出巨大的能量，當外界，特別是西方有各種有意無意的誤解、打壓、欺凌時，中國人總是要發出自己的強音，維護民族的尊嚴，迸發出一個偉大民族的精神和勇氣。中華民族歷五千年文明不倒，多次瀕臨大危機和大險境，總能絕地逢生。靠的也是這樣的不屈和勇氣。中國人常常為此而自得，不同時代的統治者也以此來號召和激發民眾。但另外的鏡頭又提醒了我們應該有新的理解。在汶川地震之后，悲情要很快轉化為迎接8月8日北京奧運會的激情。天安門廣場上的自發激情轉變成一種加冕儀式，按照一定的規格和寫好的劇本上演。無論任何場合的宣誓致辭還是大中城市的奧運火炬接力，有份進入出席儀式的都和各種政商利益連接在一起。且不論這種政商糾結的儀式對于演戲和看戲者的不同影響和意義，單就激情的儀式化而言，過于明確的功利目的讓復雜的民族國家感情顯然被異化了。具有豐富能指的中華民族認同被收窄為具體的中國國家想象，收窄為對現政府和統治方式的認同。某種對于體育精神、對中華文明的豐富認知符號化為開幕和閉幕的大晚會，奧運會的成功舉辦因此變成凝聚民眾意志，強調和鞏固其民族國家合法想象的象征。競技是為了加冕。這其實是近二十年民族－國家想象的又一次演繹，并不新鮮。按照本·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思想來理解，現代的中華民族的“民族國家”觀念起源于晚近這一百多年的抗爭歷史過程中。而在各自的歷史文化變遷中，民族與王朝制帝國結合導致了“官方民族主義”的產生，并且由于對群眾性民族運動的反動而發展出來。按照安德森的詮釋，“官方民族主義”是“一種同時結合歸化與保存王朝的權力，特別是他們從中世紀開始累積起來的廣大的、多語的領土的統治權的手段。”安德森借助對十九世紀沙皇治下俄羅斯的情形分析，形象地說：“官方民族主義”是“一種把民族那既短又緊的皮膚撐大到足以覆蓋帝國龐大的身軀的手段”。[16]“官方民族主義”是一種既能借民族主義號召民眾，又能把民族激情限制在可控范疇內，轉化為官方需要的樣子的一種方式。
近二十年來，民族—國家觀念及其內涵對于普通民眾出現了巨大而急劇的變化。對外，“中國”是一個很大的概念，一個象征。這個“大國”，既是地域、疆域之大，也是文明形態多種多樣的復雜情形和可能性，具有極大的包容性和含混性。歷史久遠，現實急迫。在一個全球化的經濟政治競爭格局里，“民族”、“國家”、“中華文明”、“現代化”、“全球化”等等，都會含含糊糊地吸收為“中國”的一部分。在更現實的層面上，對內，它經常是一個具體的政府，或者一個政府的具體行為，兩方面結合在一起，造成了我們很復雜的感情。質言之，民族－國家確乎是一個源自西方的概念。有學者指出，在英文中，“國家”可以用country或state來翻譯。country是與特定土地聯系在一起的政治組織，強調的是國民與所居住國家自然領土之間的內在聯系，并依賴人們對于土地的自然情感將國民團結在一起。由此而包含了祖國、國土、鄉村的含義。而state是依賴抽象的法律制度建立起來的政治組織，更強調公民與國家政體之間的內在關聯，以法律關系將公民團結在一起，由此包含了政府、公共權力和政體的含義。現代國家的前提是所有公民都去除了地域、出身、民族、宗教和傳統等這些自然因素，被抽象為自然權利的理性人，他們之間出于利益考慮而通過社會契約的法律機制建構起國家，因此現代國家的政制哲學基礎是state而非country。[17]美國人在日常生活中就經常用“State”來簡稱美國，包含了他們對于自己政制的驕傲和認同。但實際的社會狀況卻不能如此簡單分析。五千年的文明和歷史，融匯在“吾土吾民”對于“中國”這個country的理解里，那情形決不是一句“帝國”不在“現代”之列就能夠置于討論之外的。[18]這些年，不斷有人說，全球化時代了，金融寡頭、跨國公司的CEO主持這個世界的運作，“國家”不重要了，意在消解人們在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意義，會令人們在資本帝國的屋檐下，更加無所歸依，使個人生活變得更加的瑣碎、逼仄，此種解讀和策略可謂惡毒。它所表達的也不是今日中國民眾的生活現實和情感。理論演繹是一回事，身體感覺卻是更為真切的。身為人口和疆域大國的國民，卻在最近三十年深切地感受到與西方相比的“落后”的自卑，再加上悠久文明的歷史記憶，自然集聚成對“中國”強大的由衷渴望；甚至，當承載和代表了中華民族屈辱歷史的圓明園的銅獸首被拍賣到那樣的天價，當法國總統薩科齊高調會見達賴喇嘛時，人們仍然會很不高興。當日本侵犯釣魚島、菲律賓宣稱他們對黃巖島、南沙群島擁有主權時，人們期待于航空母艦，期待于“中國”的更強大。“吾土吾民”啊，又豈是簡單的State和Country之分所能解！
身體感覺的問題要回到身處的現實狀況中加以理解和分析。
從抽象的概念上講，由于“中國”意義、作為一個“中國人”的情感，復雜、含混而且游移，其表現形式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和普通民眾之間呈現出了極大的落差，常常要被各種不同的力量所利用、解釋。一方面是國家和政府極力尋找機會、借助于各種世界性活動和會議（儀式），塑造大國形象（加冕），把中華文明的崛起轉化為具體國族的強大訴求，或者借助悲情歷史、外來威脅集聚民眾的支持和凝聚力。把民眾凝聚力演繹轉化為對現政府、制度政策的自覺支持。另一方面，是對各種群眾性的自發的民族—國家情感的聚合表達予以具體的細分和限制，以嚴格的規范，使之儀式化、格式化，從而將民眾內在情感中“不羈”部分的“破壞力”去除。如此情形之下，民族—國家觀念和想象在官方成為一種渴望借重的召喚凝聚力的工具和手段，在民眾間卻漸漸去魅了。在褪去了十九世紀中葉以來民族斗爭歷史過程中的激情和想象的過程中，同時褪去的是中華民族這個“想象的共同體”的民眾基礎。于是，我們看到，“民族－國家”的崛起認同在交給了“官方民族主義”后被符號化為奧運璀璨焰火中的頌歌。這種現實行為與戴揚等所謂的“脫軌”狀況結合在一起，“沖突”和“幻滅”亦由是而生。經由競技體育而召喚出來的民族精神彌散在民眾中所具有的巨大號召力被空洞化。用香港學者許寶強的批判思想來說，這種“官方民族主義”是一種徹頭徹尾的“犬儒主義”（Cynicism）。每個人都知道它在召喚民族－國家意識形態上的無效，從官方到民間都在那里玩假，不斷重復無意義、儀式化的例行公事，而得以再生產和強化。因此是批判知識分子和文化研究工作者真正應該面對和批判的。[19]但對于官方而言，“犬儒”是一種加冕的方式，同時也具有攪亂事件，消解社會生命和活力，從而達到延續宰制社會的功能作用。回到狗儒（Kynicism），戳穿迎合主流意識形態的虛偽崇高當然快意恩仇，但對于力量薄弱的被宰制者一方來說，“犬儒主義”像一層薄紗覆蓋在真實的丑惡上面，以“皇帝的新衣”維系著社會合法性的表面準則，使之不至于過于快速地退回到赤裸裸的暴力境地和叢林時代。于是，劉翔退賽留下了公眾對他所承載的符號意義的揶揄，留下了對他參賽退賽背后商業企圖的推測和譴責，也留下了一個純樸和真切的巨大嘆息。人們分明看到，那嘆息里仍然殘留著希望的余溫。
進一步從具體的生活現實中分析。因為地震所帶來的民族－國家認同，也會因為人們對地震后問題的關注而“脫軌”。汶川地震一年過去了，官方仍然不敢承認那些倒塌的學校中的鋼筋其實只有鐵絲粗細的事實，說學校的倒塌不是由于建筑質量的問題而是由于地震強度太大。遇難學生家長的上訪受到百般阻繞。貪污和腐敗滲透在社會的每一個角落，一個又一個政府高官臺上高唱反腐倡廉歌，臺下官商勾結。原有的社會保護機制被摧毀，權、錢、色頻繁交易，凌辱、欺壓底層弱者的事件屢屢發生，社會底層有冤無處伸。這些年來，類似的案例數不勝數。人們不斷地在互聯網、手機短信里見到這樣的消息，在電視里看到這樣的畫面，你會覺得那個被標榜得很強大的國家和政府是那樣的陌生和遙遠。雖然是在號稱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的執政黨治下，但六十多年來日漸龐大的官僚體系，在實際運作中的推諉和不作為，極大地傷害著人們對于這個政權合法性的依賴和信任。一個社會日常生活中基本的信任之不存，“愛國熱情”焉附？甚至，還要懷疑這樣的政府強大了還是不是人們所期待的。終于，“中國”的強大，似乎只有避開具體存在的政府和政治制度，人們才能安心。[20]呼吸在這樣日積月累的對于“state”的失望和挫敗中，人們又如何能長久地保持自己對于中國country的熱情。
從年頭到年尾，2008年文化反轉中的民族國家問題是如此引人注目，它完成的是怎樣一種邏輯？從內在的狀況看，西藏3·14事件、巴黎風波到5·19天安門前的激情宣泄，其中涌動民眾對于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期許和想象。而在外部看來，周邊基本沒有停息過的領土領海糾紛，對外貿易糾紛，華人在海外個別事件中的糾葛，無不與民族主義情緒牽連。近二十年來，借助于包括土地、勞動力等資源的釋放，以及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中國經濟發展迅速。“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沒有通過革命斗爭完成，卻由于不斷增強的經濟能力，不斷壯大的國家實力而有可能實現。中國人在國際事務中有了某種出頭天的感覺。然而，在這個過程上，洗刷恥辱感的不是通過對正義、平等、道德等“普世價值”的喚起和確立來完成，卻要用經濟實力顯示自己力量的強大來確立。“北京共識”取代“華盛頓共識”，從西方發達國家的G8集團到G8+1集團，再到G2（美、中）、“金磚四國”（中、俄和巴西、印度）……種種提法無不表達了一個受盡百年欺凌和壓迫的民族急迫的翻身欲望。一個民族在武力壓迫的歷史和邏輯中呼告不平，卻又在同樣的強力邏輯里宣告自己的崛起，這樣的“偉大復興”難免脆弱和虛妄。偉大的中華民族對于世界應該有不一樣的責任和貢獻。
夢寐以求的強大和復興需要不斷的來自“他者”的承認和證明，這情形的出現當然離不開整個的國際環境。最近二十年的世界是一個如此赤裸裸的霸權世界，蘇聯解體、海灣戰爭、前南斯拉夫的分裂、阿富汗戰爭，冷戰結束后獨大的美國霸權，完全撕毀了自由、平等的世界秩序之虛偽面紗，人們看到了普世價值之虛妄。二十多年國際事務中的“韜光養晦”壓抑了中國思想對于世界問題的思考和責任，也板結了思想和責任的民間土壤。西藏3·14背后的民族分裂，巴黎風波中的外來干涉敘事，中國百年歷史敘事中的“壓迫－抵抗”說所激發的民族情緒，5·12地震后激發的自強、自立心理，傳達的是人們面對災害的頑強和不屈，更是人們應對這個世界狀況的脆弱和不自信。與這樣的脆弱相關，很多外在的解讀將這些與民族國家問題相關的情緒與《中國可以說不》、《中國不高興》這樣的雜碎聯系起來。它也從另外的側面提示，我們今天的表達困境和詞語缺乏到了怎樣嚴重的地步。不是由于它說出了什么，而是由于它何以會成為今天人們會如此呼告、感興趣的話題，提請我們需要直面的今日“中國”認同的內在困境和問題。
三 “80后”與“長大成人”
正如人們所看到的，新媒體的敘述和表達方式，民族－國家認同及其未來，其承載的主體和言說的對象都是青年人，特別是所謂“80后”的年輕人。這就需要我們直接討論，這個“青年人”和“80后”在今天的中國到底意味著什么，更進一步，我們應該如何討論“80后”問題。
在社會主義中國，“青年”意義的嬗變是有它特定的歷史語境和內涵的。1957年11月，年輕的社會主義中國剛剛建立，毛澤東在莫斯科向中國留學生代表講話：“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蒂是你們的！”“你們是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中國的前途是你們的，世界的前途是你們的，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 這“希望”的聲音后來被譜成歌曲，傳唱久遠，鼓舞著幾代青年人。一代又一代青年對于自己和未來充滿信心，對于民族國家和整個世界的責任也因此而被激發出來。每個時期都會有“一代不如一代”的慨嘆，唯獨在毛澤東時代的青年昂首挺胸。也正是建立了這樣一種自我認知和責任，青年人才把自己的命運與外面的世界緊密聯系，才站了起來。這樣的青年姿態，投影到上山下鄉的回城知青身上，投影到了1980年中后期舍我其誰的青年大學生身上。半個多世紀過去，當年的激越情懷被冠上“左翼”、“幼稚”甚至“浩劫”的標簽，變成往事與隨想的材料。個體對于社會和國家的責任也隨之消散。這是一種對于歷史的認識，更是對于現實的態度和人生的姿態。
在中國大陸，人們經常會把1989年以前畢業的大學生和此后畢業的大學生看作是不同的世代。這一分界的標志性意義，不只是新啟蒙運動的終結，或者某種嘎然而止的休止符，其現實意義在于一個時代的青年對于世界、國家、民族責任的認識和承擔的終結。1980年代也真是值得總結，舊的思想禁錮即將終結，新的宰制方式尚未形成，短暫的自由時空，造就了一個汪洋恣肆的時代，啟蒙的思想和精神，熏陶、錘煉了年輕一代。對民族－國家和未來大問題的思考，鍛造了那個時代青年人不同的文化關懷和精神氣質。
如前所述，這里所說的“80后”是一個模糊的世代概念，大約指稱1989年之后逐漸成長起來的一代人。這樣的概念也是很有中國特色的。中國是一個很有“政治性格”的社會，大約每十年就有一些重大的政治轉折。這些轉折表現在年輕人身上就有不同的政治特征。1966年“文革”爆發時在校的66、67、68等三屆初、高中學生，大多都當過“紅衛兵”，叫“老三屆”；“文革”十年中參加過“上山下鄉”的叫“知識青年”（簡稱知青）；他們中參加了文革后的77、78、79年高考進入大學者，被統稱為“文革后第一批大學生”；改革開放后80年代上大學的因為經歷了89年的洗禮，被看作是新啟蒙的一代，其中的不少人后來走上政壇被追叫做是“60后”；“70后”、“80后”在89年的時候還小，他們成長在20年的“承平”“盛世”，沒有經歷過什么大事，因此被看作是庸常的一代。原北京大學校長許智宏就公開說，中國80、90后大學生很多是獨生子女，萬千寵愛集于一身，他們的接觸面很廣，有很好的思考的能力，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比我們這一代強，但沒有經過很多的挫折，缺乏一種競爭的能力。[21]社會輿論一般認為，“70后”沒有經過1989年，沒有自己的理想和人生目標，大學里上課提不出問題，也不敢曠課，甚至也不知道浪漫和戀愛，是不知道在想什么的“乖”孩子；大學畢業該工作了，沒有工作的仍然躲在校園或者校園周圍，到游戲機房沒日沒夜打游戲，做依靠父母的“啃老族”；有了工作的做“月光族”，[22]對未來不管不顧。他們的精神生活也很苦惱，自我認知是生活在一個庸常的年代，沒有理想沒有追求，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冷漠的，拿實用主義的眼光來打量周圍的生活規劃自己的未來，甚至還無法找到合適的言語來表述自己的經驗。在文學上，“身體寫作”、“上海寶貝”成為一種象征。好不容易在2005年的春天申請到了一個“反日游行”，卻又與“上海”、“白領”這樣的概念結合在一起，整個過程活像一場“春游”。一句話，“80后”“擔不了大事”，“沒長大”。這樣的描述和理解經常性地出現在各種各樣的媒體上，出現在人們特別是日常生活的閑聊中。
這情形的出現當然是有原因的。進入1990年代，“摸著石頭過河”的時代過去，整個社會堅定不移地“改革開放”，“市場經濟改革”軟硬兼施，誘迫人們把全部的價值和期待聚焦于對物質生活的追求。要強大，要富有，教導人們遠離“崇高”、“理想”、“責任”、“他人”，到“消費”中去體會個人的“人生”快意和“成功”意義。中國很大，人多，尤其是聰明人多。持這種世界觀者的能量很快被激發出來，形成巨大的消費意識形態思潮，他們對物質的擁有和對奢靡生活需求的欲望是爆發性的。在這樣一場對社會財富的競爭中，握有各種物質資源、社會組織資源、文化資源的中老年群體，顯然處于有利地位。在改革的旗幟下，他們掌握著游戲規則的制定權，以自己掌握的各種話語權，加以規范和鞏固。在這樣的時代狀況下，社會平庸但相對穩定。新進入社會的青年不掌握競爭中的各種資源，手中唯一的資本是年輕。年輕不再意味著創造、變革與未來，而像一張不知道何時能兌換的期票。他們被經歷過風雨握有資源的前輩所壓抑。年輕人的提問會被指為是過于簡單和天真（too simple, too naive）。“世界是你們的”歌曲是早就不唱了。他們唱“一無所有”，唱“就這么飄來飄去”，不要說一般的年輕人，就是大學生，也早已不再是天之驕子。青年不僅不被重視而且很快被擠到社會的邊緣。他們因此而被迫轉向個人，轉向無所事事的無聊，新的媒介和技術及時提供了“打機”等各種各樣的游戲，那里同樣有成功和快意的人生瞬間。年輕的快意和意義當然是很容易被耗盡的。“70后”的支票大致就這樣被一個物質、技術和消費的社會所消耗，眼看著就過期了。從發展空間到精神狀態，一個社會對于青年群體如此擠迫，恰正反映了這個社會整體狀況的嚴酷。
年輕的精力和欲望總要有地方投射和釋放。雖然常常要被批評為沒有耐性，但年輕的血是熱的。春節期間的南方大雪、3·14事件、遙遠巴黎的火炬傳遞，他們借助于手機短信、電郵、互聯網用消息和圖片說話，快速地表達著他們的關心和情感。汶川地震發生，他們從游戲機房走出來，到一個從前基本沒有聽說過的災區救災去，吃他們從來沒有吃的苦，置個人安危于不顧。他們為那些遙遠的人們歌哭，感動，完全撕下此前冷漠和耍酷的面紗。這樣一種狀態很快被傳媒和一直要尋找新說法的敘事者們抓住：“80后”走上時代的前沿，承擔其久違的責任、理想，長大成人了！“犬儒時代”一直在假唱的正面價值為“無厘頭”的青年們接下來真唱。很快，互聯網、時尚報刊，傳播效果非常好地把“潮人”韓寒[23]們看作是“80后”的優秀代表，為他們的行為鼓與呼。“疑似浪子”回頭，價值正面，版面好看，“80后”也很有面子，上哪里找這樣的好材料哦？于是，在很多人看來，“80后”建立了自己的“歷史感”，也因此而“長大成人”。
但這是一種怎樣的“歷史感”和“長大成人”呢？
就從“長大成人”說最重要的依據“汶川地震”開始分析吧。5·12地震后，有幾位年輕的朋友多次到震區去。在他們接觸的志愿者當中，有請假前來的公務員，有退伍的軍哥，有農民、游方的和尚，有小老板，有覺得人生虛無的教師……如果以為他們是經過多年公益、責任、創業、成功教育的熏陶才成為志愿者的，顯然不對。而把他們看作社會主義教育的結果也未免鄉愿，他們更不是共產主義遺老遺少。甚至，在人生理想路途上，他們并沒有很有意識地在規劃和設計。按那些同樣是年輕的志愿者在災區的觀察，那些被集合在一起稱作“志愿者”的，經常會嬉鬧、不守紀律，酗酒，不時還打個小架，調點小情。在他們有限的人生經歷里，是不缺少落魄、以及生活不如意的。[24]他們當然也知道“歷史感”的重要，不甘于做這個時代的零碎。一位志愿者的白色汗衫上就寫著這樣的對聯，“有血性有擔當是好男兒，大心胸大氣度是大丈夫”。橫批“海納百川”，旁邊是自己的姓名。[25]就因為這樣可以被上升化為2008年“長大成人”的“80后”一代嗎？賑災時節，網上同樣跑出了這樣的新聞。一位助理醫師在沒有得到所屬醫院同意的情況下,前往四川災區做醫護志愿者，被醫院按曠工辭退。事件引起網上熱烈討論。[26]當人們仍然以成功社會的價值觀和主流媒體的取舍眼光去看待年輕一代的作為，看到年輕人有了符合自己意想中的舉動和行為，便認定他們由此凝聚了歷史感，能夠和大人們一起承擔責任，可以降大任于“斯代”了。這情形恰恰是以天下在握的姿態，把那些二三十來歲的年輕人仍然視為自己的附屬物和未來期待的投映，去主導和規劃青年的未來，以此延續的是自己的“歷史感”。
超越個人物質生活的“精神”、人生的意義和價值，作為一種對抗“成功”社會的意義生產方式，到物質和主流“成功”的視野之外去尋找生命的意義空間，依然需要認同某種（些）精神的價值，某種（些）個人物質生活之外的更大的事物。于是一種不甘于物質“成功”，做“經濟動物”的青年反抗也就在這幾年醞釀，形成一種新的文化趨向，如果那些舉動也可以看作是一種反抗的話。就可以算是從上述討論中能夠尋找的最積極的意義了。前文討論到媒介和文化方式也就與他們直率的行動和感性的表達方式相互因果。然而，從理性的角度冷眼觀察，“80后”在此呈現的仍然是零碎的個體。他們的表達和行為非常強烈地受到主流媒體的影響，會被一時的情感所左右，偏執地做出一些行為。他們借助于被空洞化的宣傳用語和表達方式，體現的不是由于對已逝去價值的喚回，恰正是由于沒有自己的語言和表達。在與目前這樣一種社會狀況對接的過程中，他們沒有辦法講出一個社會主流所期待的故事，只好扛著老扁擔挑起“血性”“擔當”“海納百川”之類的陳詞濫調對付著上路了。“80后”的故事當然離不開傳媒。災害、地震等危急時刻，正是媒體玩“征服”游戲的大好時光。已經被類型化和標簽化人物的出場，無論正面還是反面，都有利于媒介凝聚激情，號召民眾，營造時尚版面與廣大社會共赴國難的形象。韓寒等人的作為被解讀為“80后”的代表，即使排除公關公司操作因素，也是現代媒介的運作使然。[27]“80后”長大成人不過是媒介時代萬千劇目中的一個情節。
因此，“80后”“長大成人”是一個借助傳媒放大的老一代的成功故事。“80后”大概不會真正接受以這樣的方式建立的并不屬于自己的“歷史感”。或者說，“80后”的歷史感不在這里。
接下來的問題是，我們該怎樣認識“80后”。在上面的討論中，我們依從了一般社會流行的傳媒說法，以“萬千寵愛集于一身”的大學生、沒被啟蒙不知道崇高也無所謂躲避崇高的“沒長大”的城市青年指稱“80后”，并由此把他們想象－指認為未來社會的主體。然而，“80后”作為一種產生廣泛影響的命名，是在文學雜志的“70后”作者群之后。2004年2月，有著廣泛影響的《時代》（TIME）雜志以在中國很有象征性意義的上封面方式，推出春樹、韓寒等人，將這些人身上的另類和叛逆不羈指認為“80后”一代的特質。墻外開花墻內香，“80后”就此銷行海內外。今天已經很清楚了，在這些另類的成功形象，刻意打造和歸納的另類氣質背后，那種將對象類型化然后加以包裝的“80后”正是專為消費社會打造的。重新命名和歸納無疑是艱苦的，但延續《時代》雜志的“80后”命名和所指，對于意在以獨立思考形成批判力量的話語而言，無異于一種逃避。事實上，如果“80后”是指在1989年以后成長的一代的話，上述人群只能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對“80后”或者應該有另外的解釋。2008年的第一件大事，罕見的大雪導致南方電網崩潰，大部分列車停運，長江以南的南北交通基本癱瘓，數以千萬計的民工無法返鄉過年。又據中國政府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透露，2009年初農村外出就業的農民工已超過1.3億人，[28]但實際人數應該在2億左右。春運期間在廣州火車站被踩壓致死的李紅霞就出生于1991年，發生不測時尚不滿18周歲。這些剛剛發育成熟和還沒有來得及發育成熟的“80后”“90后”們是被稱作“打工仔”“打工妹”的。他們剛剛能夠自立，就南征北討四處打工，把有限的收入寄回家養年邁的爺爺奶奶，支持喪失打工資格的父母親，蓋房娶妻生子成家立業，年終無論如何也要想辦法回家團聚。在成千上萬關于南方大雪、關于民工、關于青年、關于中國未來問題的討論中，有把這些與青年一代對于家庭的責任、承擔相聯系起來討論的嗎？他們是與前述“啃老族”、“月光族”同一個年齡段“70后”、“80后”、“90后”中國青年[29]。他們的人數更多，分布更廣泛。但即使是專門從事打工者研究的社會工作者，也很少把他們與媒介討論熱烈的“80后”們發生關聯。從離鄉出發到失業回家，這些青年人只屬于一個群體：農民工或者打工者。他們永遠在傳媒和主流社會討論的視野之外，如果進入了，也是由于他們試圖要討回拖欠已久的屬于自己的血汗錢，由于他們失去工作流落在車站碼頭影響社會治安。對“富起來”的社會而言，他們是麻煩和問題制造者。他們中有些也是大學畢業生，他們是真正的沉默的大多數。
在社會主流的價值觀和傳媒的聚焦之外，還有另外一群“80后”。也就是在中國急劇向“富起來”奔跑的最近十來年，年輕人到西藏、四川、陜西做志愿者的不在少數。校長許智宏們對他們講過話——但他們可能講過就忘記了，這些人都是大學生。他們在大學畢業之后有些或還沒有完成學業，就放下大城市的學習和工作，到西藏等西部邊區做志愿者。他們有的失望和厭倦于今天的大城市生活，對看得見的未來生活有一點懷疑，對西藏等地未知的世界有模糊的期待，內心存“一點浪漫情懷和英雄主義理想”。他們有的很“堅持”“傳統馬克思主義”，相信這個世界的未來。一位援藏志愿者很有感情地說，“西藏的人真是像西藏的陽光一樣爽直，他們的閑適和幽默是打心眼里生出來的，尤其是同事之間，大家住一個院里，天天低頭不見抬頭見，彼此間的感情很濃厚，不像內地，人人都彼此設防著。”在他們“青春的世界觀”里，“愛江山，也愛美人”，但“對李宇春們極度鄙視”。[30]話語很樸素，但內含的對于生活和精神狀況的理解，取舍高下非常清楚。大概也由于這樣的原因吧，不少志愿者回到內地以后仍然有空沒空地往曾經做過志愿工作的偏遠地方跑。他們是“80后”。也有很多大學生自覺地跑到農村，甚至把戶籍遷移到農村去，拿800或1000元一個月的簡單生活費做農民。我們周圍就有不少朋友大學畢業以后放棄在大城市的工作機會，從事艱苦的鄉村建設工作。從南到北，很多人也很多年了。據官方統計，這些到西部去的志愿者大約16萬多人。[31]加上非官方系統和各種短期志愿者，這些人應該不少于二三十萬。他們大抵都是“80后”。
西部和農村當然也不是純凈的伊甸園，如同那些危急時刻到災區去的志愿者一樣，到西部和農村的志愿者也是多種多樣的。當然有不少“志愿者”把到西部、農村去，看作是一種人生履歷和經驗，寄望于苦盡甘來的“加冕”，要因此而走出一條“長大成人”的快捷方式。沒有人會懷疑，在那條從終南山到長安城的道路上，會走出新一代的政壇新星。
上述人群的思想和作為，在今天的中國社會，或者在“躲避崇高”的旗幟下視而不見，或者被看作是一種奉獻，一種犧牲，甚至一種不成熟的思想和行為，側目為“另類”，或者視之為囤積、釋放青年能量，轉嫁社會危機的方式，年輕人成功的可能和路徑（包括官方的不少就業、人才政策，就從這方面誘導的），卻沒有把其中的問題和可能性力量展開。這里當然有地域問題，商業的地緣政治對于西部從來都是苛刻的。個體、碎片化、桀驁不馴的質量也難以操作為方便售賣的媒介事件，日益媒體化的社會把注意力集中在以“消費”為中心的很“輕”的諸如“芙蓉姐姐”、“超女”等人事上。這個世界急速地向右，連向旁邊看一眼都不愿意。
由此看來，問題不在于“80后”是不是有歷史感，是不是真的長大成人了，而在于，我們把怎樣的人群看作是“80后”的主體。“80后”問題的背后其實是我們自己的問題，是今日中國的社會問題。讀圖時代的媒介傳播、中國崛起中的“民族－國家”認同，熟悉而陌生的“80后”背影，穿插、糾纏在2008年從頭到尾的系列事件中。從激越到戲謔的文化反轉既是一種表像，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癥候。“80后”的感動和沖動在那些不同的瞬間迅速連接成一個時期的風景。但直到今天，我仍然不敢確定，那個在主流敘事中重新回到游戲和戲謔的“80后”會以怎樣的方式再度動出。那個媒介注視下的“80后”的作為和思想里到底潛藏著怎樣能動的力量。因此，如果我們的眼珠子只是圍著媒體轉，把媒介容易和喜歡勾畫出來的小眾看作這個社會未來的全部和主體，把容易被資本利用和吸納的因子認作社會的基本基因，以為那是所謂的未來，真正的問題恐怕是難以提出來的。看到了少年老成背井離鄉到處找活很早就承擔著家庭責任也是社會責任的打工仔打工妹們，看到了那么多支內支邊的志愿者，看到了不管什么原因走向廣闊天地里的大學生群體，我們會發現，那些真實的情感仍然扎根在中國country的大地上。在近二十年來的文化情景和社會環境中，“到底還是年輕”、“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論述把整個“70后”“80后”搞得灰頭土臉，靠一聲“長大成人”能給他們怎樣的安慰呢？“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是早已逝去的毛澤東時代的青年故事，但個中的博大雄心人們記憶猶新。或許有人說，歲月如歌，荒腔走板，一代一代地各自唱自己的，不談也不會走調。長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灘上。這當然是一種最自然的處理方式。但這個“自然”是取決于人們不同時期的敘事和故事方式的。
大約兩三年前， 我還很堅定地以為，文化研究和“文化革命”的區別在于文化研究是文化地“協談”而不是“革命”，以為文化研究的工作是在“有機”地介入社會狀況，改造世界未來可期。這講法里暗藏了對于暴力的拒斥和對基本秩序的依賴。[32]但最近五六年來，經歷和看到這個社會向資本、權力急速轉變，而社會思想失去基本的應對、抵抗能力，大批文化研究工作者到田野上播種，灑媒介制造的農藥和化肥，到“自己的閣樓”上收獲論文的時候，我隱約感到那大致上是一條走投無路的逃逸路線。要時刻懷揣一顆“刺客”的心，談何容易？最近一段時間，跟幾位香港師友一起讀德勒茲，發現即使是一般認為是晦澀的、不在整體上對社會展開批判的德勒茲（G.Deleuze）、迦塔利（F.Guattari），也并不是一味的任由個人欲望的根莖在地下亂鉆。在批判政治社會的大局上，德勒茲們是并不缺乏堅決和直截了當的：個人不斷生長的欲望不是象牙塔，精神和欲望的逃逸路線也決不是避亂所。一條創造性的逃逸路線可以“牽出整個政治體制、經濟體制、官僚體制和司法體制：它像吸血鬼那樣吸吮它們，逼它們拱手交出那些尚不為人知的即將來臨的聲音……那些呼之欲出的邪惡勢力”。這樣，“表述行為本身”就是“歷史的、政治的和社會的”，“表述行為與欲望連成了一個它超越法律、國家和社會制度的整體。”[33]確實很給人信心。被認為是后后現代的理論家們思考的背后很清晰地瞄準著它行刺的對象和目標。
德勒茲們給我們的啟示是現實的，“從《審判》開始，一切都是笑聲，從《致費莉斯的信》開始，一切都是政治。”[34]個人奔放的欲望和情感因為與社會、政治配置結合，卡夫卡成為“一個笑在內心深處的人”，“一個徹頭徹尾的政治作家”。繞開簡單便宜的媒體敘事，一頭扎進現實的社會、政治配置中去，從身邊開始，穿透層層迭迭的現象迷霧，真正獨立思考和表述剛剛過去的歲月和事件，或許能逼出那背后的真相，喊出思想的聲音，在知識和思想生產的每一個環節，都面對沉默的大多數，或許能看到轉折時代的力量。這是我們的出發點也是我們的宿營地。果如此，2008年的文化轉折當真就具有了轉折性意義，“80后”也就“自然”長大成人了。
2009年5－6月 香港
[1] 特別是汶川地震之后，網上出現了“什錦八寶飯”（對胡錦濤和溫家寶Fans的合稱）的貼吧，表達對領導人的熱愛和認同。而不少高級官員也都在內部講話中半公開說，雖然汶川地震給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了巨大損失，但壞事也變成了好事，黨和政府對于危機的處理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
[2] “80后”是一個模糊的年齡概念，大約是指1980年以后才出生的人。一般而言，“80后”與“70后”、“90后”等世代并稱，通常用之隱指在1989年之后才逐漸長大的一代人對于國家民族等大問題不關心。
[3] 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2003年6月抗擊SARS期間說，“一個民族在災難中失去的，必在民族的進步中獲得補償。”后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等災區巡視過程中亦多次重復。
[4] 汶川地震后，國內一向被標簽為精英知識分子和自由主義者的朱學勤在接受《南方都市報》的采訪時有“這就是天譴嗎？死難者并非作孽者”等語，隨即被稱為“天譴論”者受到輿論廣泛的鞭撻。類似的還有說“我們還會遭受怎么樣的天譴呢”的劇作家沙葉新，說“地震是報應”的美國演員莎朗-斯通（Sharon Stone）等都被歸入此類。
[5] 王石的言論和萬科的作為在當時的語境中被廣泛認為是典型的為富不仁。網上輿論稱王石為“王十元”，認為王石和萬科“傷害了國人的感情”， 要求王石下臺。事件被稱為“萬科門”，最后以王石自己親赴災區救災危機公關、萬科宣布捐款一億元人民幣才算勉強平息。
[6] 鑒于互聯網影響力巨大，中國政府2008年底開展“整治互聯網低俗之風專項行動”，過濾和屏蔽了眾多敏感的政治和生活詞匯，網民生造“火星文”（完全無意義的亂碼文）和諧音文抵抗，其中尤以“草泥馬”大戰“河蟹”的歌曲和詩劇最為著名，被眾多紙面媒體演繹、傳播。“草泥馬”取自一個流行粗口的諧音，語意低俗，其鳴悲切，但自喻草根，“河蟹”則為“和諧”的諧音。劇情說：由于馬勒戈壁的河蟹橫行，吃光了草泥馬的主要食物“臥草”，造成草泥馬物種滅絕的恐慌，于是草泥馬開始反擊。質言之，網上“草泥馬”的誕生，就是草根對“和諧”和“反低俗”的一種戲謔和抗議。
[7] 比如2009年春節，不少人都收到這樣一則短信：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08年元旦沒進烏魯木齊，二月沒去廣州，三月沒逛拉薩，四月沒到山東，五月沒在汶川，六月沒在貴州甕安，七月沒在上海當警察，八月沒在新疆當兵，九月沒有到山西襄汾看潰壩。當然最最幸福就是今年沒進股市，否則寶馬進去，自行車出來；西服進去，三點式出來；老板進去，打工仔出來；博士進去，癡呆出來；站著進去，躺著出來；牽著狗進去，被狗牽出來；總之，就是地球進去，也是乒乓球出來！其實那些都沒啥，更值得慶賀的，也就是天大的幸福，就是你已經長大了，不用天天喝三鹿了。謹祝2009年快樂！調侃、戲謔、閃躲之狀溢于言表，完全沒有了此前的悲憫、激越和擔當。
[8] 參見W.蘭斯·班尼特 著，《新聞：政治的幻象》，楊曉紅 王家全 譯，當代中國出版社2005年1月版。
[9] 參見丹尼克·戴揚、伊萊休·卡茨 著，《媒介事件》，麻爭旗譯，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30－32頁。
[10] 參見米爾斯 著，《權力精英》，王昆 許榮 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2月版。
[11] 參看哈羅德·伊尼斯，《傳播與帝國》，何道寬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
[12] 哈羅德·伊尼斯，《傳播的偏向》，何道寬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65－66頁。
[13] 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提出“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30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不斷碰到的如“左、右”、“姓資姓社”等路線問題，整個中國社會都以“不爭論”來強硬應對。2008年底，總書記胡錦濤進一步提出“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其背后，是取消社會對大局面和本質性問題的思考。這種經濟實用思潮已經成為21世紀以來的統治策略。香港特首曾蔭權之所謂“做好這份工”亦屬此類。
[14] 中國傳統中“讀書人”的讀書治學與從政議政結合在一起的，隨時為“澄清天下”做準備，所以，張之洞有國家興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學”（張之洞《勸學篇·序》）之謂。參見羅志田，《近代讀書人的思想世界與治學世界·序》，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15] 為迎接北京奧運會，自08年7月開始，北京天安門廣場就開始布置各種各樣的花壇，其余各地的廣場也一樣。
[16] 本·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吳睿人譯，臺北，時報出版，1999，第97頁。
[17] 參見強世功：《“一國”之謎：Country vs. State——香江邊上的思考之八》，載《讀書》2008年第7期。
[18] 有不少跨語際書寫者在討論中國問題時，常常會以傳統中國是“帝國”不是現代民族國家而對兩者的內在關聯拒絕將其納入思考的范疇。
[19] 參見許寶強：《教改脈絡下本土教育的重新扣連》，載本土論述編輯委員會、新力量網絡 編，《本土論述2008》，香港，上上書局，2008年6月。
[20] 上述討論參考了王曉明：《中國認同之現狀與希望》，載《天涯》2008年第6期。又見王曉明：《新的國家認同及未來》/Article/contribute/200811/5678.html。
[21] 參見上海《申江服務導報》2009年3月19日，B-02版。
[22] “啃老族”和“月光族”都是06－08年間大陸媒體上常見的描述青年人的詞匯。“啃老族”是說應該出去工作的年輕人不工作，依靠退休的父母親生活，謂之“啃老”，“月光族”是說參加了工作的年輕人，即使收入很高，也不積蓄，每個月都用光。
[23] 韓寒，出生于1982年，暢銷書作者、賽車手、歌手，經常以說“聰明話”挑起話題上時尚報刊版面，被媒介打造成為引領時尚潮流的“潮人”。韓寒以獲首屆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但期末考試七科不及格出道，其作品和言行在城市青少年中有一定影響。
[24] 參見余亮：《四川地震災區志愿者素描》，載《熱風學術》第二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7－209頁。
[25] 參見同上，第201頁圖片。
[26] 參見《重慶晚報》報導：《女醫生赴災區該不該被醫院辭退？》，http://cqcb.cqnews.n
[27] 相關報導如《成都日報》2008年5月21日報導《80后志愿者成為四川抗震救災志愿者的中堅力量》，http://news.xinhuane
[28] 參見新華網，《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農民工就業形勢、對策和建議》，http://news.xinhuane
[29] 這些打工者大多是“70后”的年輕人。工廠一般不肯接受四五十歲以上的民工，認為他們手腳慢，在高強度的工作中身體容易出問題，而且他們的社會閱歷也多一點，可能不聽話，給工廠帶來麻煩。因此，年長者難以找到打工的工作。而筆者熟悉的一些在上海的打工者也百分之九十的年齡在35歲以下，即使是在一個工廠工作比較長員工也會因各種原因而先被辭退，再找工作就困難了。不少調查研究也以戲言指出，中國大陸的廣大農村現在只有由婦女和老人組成的“3860部隊”（以3月8日婦女節喻婦女，以60歲喻老人）在留守。
[30] 此處引用的是一位援藏志愿者劉丹同學的原話，見本人對志愿者的訪談記錄。“愛江山，更愛美人”是一首流行歌曲的歌詞，“李宇春”是2005年湖南衛視“超級女聲”大賽的冠軍，擁有大批粉絲（fans）。
[31] 參見《從西部計劃看大學生的國家觀》，http://www.nun.edu.c
[32] 參見拙著《傳媒的幻象——當代生活與媒體文化分析》的后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年。
[33] 德勒茲、迦塔利，《卡夫卡：為弱勢文學而作》，張祖建譯，見《什么是哲學》，湖南文藝出版社，2007年，第91－93頁。
[34] 同上，第93－9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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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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