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給我們的孩子們——一位五O后的話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1/201005/149657.html

市場經濟下的“杯具”一代—簡評楊元元之死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1/200912/119485.html

80后淺談兩個時代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1/201005/151001.html

任志強：80后是最受剝削的一代嗎
http://opinion.hexun.com/2010-07-20/124304047.html

寫給我們的孩子們——一位五O后的話

作者：j51001    文章來源：烏有之鄉    點擊數：9355    更新時間：2010-5-9
 

與許多人一樣，我在看到袁騰飛評論共和國歷史與偉大領袖的言論后氣得不行，當晚牙疼胃又疼。但氣過之后，當我多看了幾段其他的視頻后，感到最嚴重的問題不僅僅在于反駁他的種種謬論，而在于那幫時不時發出陣陣笑聲的孩子們，這是更令人深思的事情。我真為我們的國家擔憂，更為這些孩子們的前途擔憂。　　

我想告訴孩子們，我們親身經歷過的毛澤東時代，完全不是你們的袁老師講得那樣。相反我們這一代人與共和國一起長大，我們的父輩們用鮮血與生命換來的人民的江山，我們在這片藍天下健康成長。　　

我們的小學、中學生活是無憂無慮的，老師沒有升學壓力，同學們學習目的明確，就是為建設自己的國家而學好本領。我們的課業負擔不重，而課外的各種活動卻很豐富，考試不多且從未有排座次之類的事，象你們這樣的辛苦學習確實令人同情，而象要讓警察來維護校園安全的事，更是我們這輩人無法想象的。　　

三年困難時期我們與全國人民一起咬牙度過，有過人均定量很低糧食不夠吃，但沒有人怨天尤人，沒有人因此仇恨黨仇恨國家，這是因為從共和國的領袖到最基層的老百姓，大家都是一樣緊衣縮食，沒有人可高人一等。至于說餓死人，我真的沒有聽說，在城市沒聽說過，在蘇北老家沒聽說過，在我插隊去農村后沒聽說過，在我當兵去到很遠的邊疆也沒聽說過。　　

關于文革的事因為現在不讓展開討論，這兒就不多說了。也許當你們長大后，當你們更成熟后，當社會能允許心平氣和地討論文革的得與失的時候，再來討論更合適。　　

后來我們這代人的經歷都差不多，大部分人沒上大學，先下鄉然后返城，再成家立業。再后來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們中的很多人下崗內退，拿很少的錢。當我們年老體弱時，醫療體制改革，我們看不起病了，我們曾經認為我們是最不幸的一代。　　

可是現在我卻發現，其實我們還是相當幸福的一代。我們年輕時雖然在體力上吃過苦，但在精神上卻完全相反。整個社會是公平與正義的，人人學英雄做英雄，社會風氣就是 “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大部分人在這個時代的心態是昂揚的，舒心的，特別工人、農民及普通勞動者最受人尊敬，照現在的說法就是“有尊嚴的”“體面的”。而在我們老年以后，當市場競爭進行到白熱化以后，當年輕人的壓力空前劇增時，我們退休了，我們不用參與競爭了，至少我們還有不怎么化錢的房改房住，盡管養老金并不多，但由于我們有年輕時吃過的苦墊底，有我們以前不那么貪圖享樂的習慣在那，我們能節儉著過，我們能對付下來。　　

而年輕的你們，從小為個人找好工作而努力學習著，你們寒窗苦讀十多載甚至二十多載后，只要私有制存在并成為主導地位，除一部分幸運兒、一部分有權有錢人的后代外，大部分人的命運就是走向替人打工的道路，為“奴”的生活就開始了。你們的壓力空前，要成家立業談何容易，要出人頭地的成功談何容易，你們天性中的要民主、平等、自由談何容易。在私有制為主的社會里，有了一小部分人的民主自由，就沒有大多數人的民主自由。你們讀的書也許不少，可你們卻不能透過現象看到這個事物的基本特質。　　

我們的時代是和平六十年的時代，是物質生活逐步好轉的時代；而你們的時代，如果照目前的狀況持續下去而不改變，就不能保證中國不出現動蕩分裂，不能保證不會爆發極大的危機，不能保證國外敵對勢力不插手干預。我們的資源耗盡了，我們的糧食轉基因了，我們所有的經濟命脈都掌握在外國人的手里，你們及你們的子女們將怎樣生活下去？這不是又回到當亡國奴的日子嗎？　　

真正的共產黨人就是為大多數人謀幸福的，真共產黨就是要搞公有制的，因為只有走公有制的道路，也就是走社會主義道路，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危機，給絕大多數人帶來真正的幸福。我們的父輩就是真正的共產黨人，而偉大領袖毛澤東更是共產黨人最好的楷模，我們親眼見證了這一切。　　

而你們見得更多的是假共產黨員，是打著共產黨招牌干著反共反黨事情的假共產黨員。這些假共產黨員把社會搞得污七八糟，卻反過頭來將這盆臟水倒在共產黨的頭上。但是你們千萬不要懷疑有真共產黨的存在，而隨著越來越多的人覺悟以后，真共產黨的力量會日益壯大。　　

孩子們，你們面前的路還很長，中國到底走什么樣的路，很大部分就在你們手里。你們千萬不要光聽袁老師之流的一面之詞，“凡事都要問一個為什么”，多讀書多調查，到中國最基層的廣大城鎮農村去看看，是擁護毛澤東的人多，還是反對毛澤東的人多。要多思考中國的問題到底出在哪里，怎樣才能改變中國現在的狀況。當你們把自己個人的命運前途與國家的命運前途結合起來以后，你們才能有一個真正美好而充實的人生。　　
 
 

市場經濟下的“杯具”一代—簡評楊元元之死
作者：塞北之雪    文章來源：烏有之鄉    點擊數：10012    更新時間：2009-12-15 

市場經濟下的悲劇一代—簡評楊元元之死

塞北之雪

盡管我不止一次為楊元元的死痛哭流涕，但這并不妨礙我對這件事作出幾點理性的分析，一則祈禱傳說中楊元元的魂靈能盡早安息，二則，希望更多的活著的楊元元們能早日解放自己。

70末及80后這一代，或許是建國六十年來，最為悲慘的一代人。和“蟻族”“蝸居”等話題類似，楊元元自殺事件這個個例，之所以引起廣泛關注、熱議，正是因為它反映了這個時代青年人的真實處境。如果說成為“蝸居”的房奴就應經夠悲慘了，那么“蟻族”一群則是欲當房奴而不得的一代，而自殺的楊元元則是“蟻族”中的典型一員。似乎，70末及80后這剛剛進入社會的新一輩中大部分人被分成了兩類，一類是坐穩了奴隸，另一類則是想做奴隸而不得。

按道理，前人栽樹后人乘涼，建國六十年都是和平大環境，80后這批人應該最幸福才對，為何這一代卻成為最悲慘的一代？我們從楊元元這個個體進行分析，她個人經歷已經足以說明一切：

1979年11月，楊元元出生于湖北宜昌市
1985年，楊元元6歲的時候父親因病去世，當時弟弟尚不滿4歲。當時在宜昌一個偏僻的軍工廠工作的母親要上班，每天中午姐弟倆吃的基本是辣醬就饅頭，有菜吃的時候，楊元元都是盡量讓弟弟多吃一些。
1998年，楊元元以優異成績考取武漢大學經濟學系
2000年，其弟考取了武漢大學環境科學專業。
2000年，母親所在的工廠面臨搬遷，必須自己出錢在新廠所在地購買房屋。但當時楊元元學費尚未湊夠，弟弟也是貸款讀書，家里無力購房。失去了住所，母親只得到武漢大學與楊元元住在一起。
2002年7月楊元元畢業于武漢大學商學院經濟學專業
2002年8月-2004年8月在武漢現代英語培訓中心擔任英語講師
2004年9月-2005年9月在武漢泰康人壽保險公司擔任客戶代表
2005年9月-2009年9月曾在報社擔任過編輯，也做過衣帽等小商品生意
2007年，楊元元把拖欠的武漢大學的3970元學費還上，拿到了本科學士學位證和畢業證。
2009年9月，楊元元考取上海海事大學國際法專業碩士研究生，再次帶著母親踏上求學之路。
2009年9月12日入學報到后，楊元元與母親共同擠在宿舍的小床上。海事大學臨港校區地處偏僻，租房不易，楊元元也無多余的錢款可供租房，她再次萌生讓母親借宿學校多余宿舍床位的想法。她多次向學校申請，說明情況，但學校領導態度冷漠，說‘沒錢不應該來讀書’，最終沒有為其母親安排住宿，要求她在校外租房，并“禁止其母親再進宿舍樓”，連普通正常的探訪都要受到‘鄉下人’的辱罵和‘不發畢業證’的威脅
11月25日清晨，與楊母同住在海事小區出租房的楊元元，突然在被窩里坐了起來，喃喃自語，“都說知識改變命運，我學了那么多知識，也沒見有什么改變。”
11月25日白天，楊元元沒有課，她與楊母到學校買了些饅頭和咸菜，兩人在租賃房里吃飯、聊天。楊元元告訴楊母，現在后悔當初上大學時沒有報考師范類專業，那些當初成績沒有自己好的同學，師范學校畢業后在上海教書，收入很高，反觀一直學習很好的自己現在卻過得很不好，“努力有什么用？”楊元元還反復說覺得沒讓楊母過上好日子，自己很對不起楊母。
2009年11月26日早上楊元元在宿舍24#506的衛生間用兩條系在一起的毛巾將身體懸掛在衛生間水龍頭上，結束了自己的30歲的生命。

楊元元出生于一個普通的工農家庭。幼年喪父，使得她的家境更加困難。1998年，楊元元以優異成績考取武漢大學經濟學系。

也正是在這個時期，中國加快了改革開放的步伐，進行了史無前例的改革攻堅。吳敬璉、高尚全、張維迎、皇甫平、張五常、厲以寧、茅于軾等人成為時代紅人，他們主張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政策被廣泛推廣，國企私有化；引進外資；血汗工廠；擴大出口；教育、醫療、住房市場化產業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大潮波濤洶涌。

連教育被當做賺錢牟利的工具。在高收費前提下，各大高校之所以史無前例地擴招，最根本的動力就是能帶來更多的利益。1998年前后，高額的大學費用已經成為普通中國家庭的夢魘。2000年前后，楊母所在企業進行了市場化改革，楊母失去唯一的住所，而不得不楊元元住在一起。2002年楊元元畢業，由于拖欠學校學費，楊元元沒能拿到畢業證、學位證，這給她的就業、生活帶來不少困難，也許悲劇就是從此開始。（直到2007年楊元元才把拖欠的武漢大學的3970元學費還上，拿到了本科學士學位證和畢業證。）

假如楊元元們早出生幾年，甚至早出生一兩年，也許命運就會完全不同。如果她在80年代或者90年代上半期考上大學，那就趕不上教育市場化的改革，那時的教育制度還保留較多毛時代的成分，教育成本主要有國家承擔，大學生讀大學應該完全免費或者費用較低。在毛時代直到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大學生的數量按照國家需求逐漸增加，無數普通工人農民的孩子，通過刻苦學習，考上大學，從此擺脫了自己原來的命運。楊元元們按照慣例想走這條路，不幸的是，她們不知道，這條路已經被改革精英們堵死。

楊元元們的悲慘之處在于她出生于1979年。等楊元元們長大成熟考大學、踏入社會之時，改革開放的結果--市場經濟也已經開始成熟。

在成熟的市場經濟體系下，生產資料已經被資產階級寡頭壟斷，資本、資產階級已經成為這個社會統治性的力量。由于絕大部分企業已經是私營企業，這些企業的主人是資本家而不是勞動者。中國社會從公有制轉變到市場經濟私有制，人數極少的資本家壟斷了眾多企業的所有權、壟斷了生產資料，人數眾多的勞動者則喪失了企業、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資本家即便是不投入任何勞動，通過壟斷生產資料這種強大的、根本性權力就可以無償占有勞動者的大部分勞動，這種占有，就是資本剝削。資本家階級既然已經在企業里、在市場里、在經濟領域擁有絕對的權力，那么必然要控制社會的政治權力——立法、司法、行政、媒體、軍隊，也會必然控制這個社會的文化權力。市場社會當中的官僚與學者，往往都是將追求個人利益放在人生目標的首位。當經濟資源被資產階級壟斷的情況下，為資產階級服務，便是官僚與學者獲得個人利益的最主要途徑。所以，一個成熟的市場經濟社會，就是一個資產階級主導的，與官僚與學者聯盟的，對普通勞動者進行剝削、專政的社會。

楊元元和改革開放一起出生，和改革開放一起長大，也和改革開放一起陷入危機。楊元元在世的這三十年，是中國社會不斷擺脫毛澤東時代影響的三十年，是改革開放逐漸深入的三十年，是市場經濟逐漸成熟的三十年，是資產階級逐漸發展壯大的三十年。這三十年，從頭看到尾，越往后走，普通勞動者--工人農民的經濟地位、政治地位越低，工農的子女通過自己的刻苦學習、辛勤工作獲得幸福生活的機會越少、途徑越窄。那些比楊元元晚出生的普通工農的子女—大多數的80后、90后們，那些在03年至09年大學畢業踏入社會的大學生們，將不得不面對比楊元元們更少的就業機會、更低的薪酬工資、更高的房價負擔與醫療負擔，這些無疑是比楊元元更加惡劣的生存環境。

改革開放之所以能延續三十年，正是因為它在早期的不成熟。一方面，毛時代的農業現代化成果如雜交水稻、大規模水利建設，完整的工業體系，及兩彈一星之類國防體系，為改革開放時代奠定了豐厚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毛時代也為改革開放時代留下難以忽視的制度基礎。在改革開放初期，還保留著或多或少毛時代的社會主義制度特色。新生的資產階級是逐漸發展壯大的，官員們是逐漸大面積腐敗并被資本家俘獲的，公有制的比例是逐漸降下來的。在改革初期的很多時間里，普通工農及工農子女還享受毛時代的制度遺產。比如，八九十年代，大多數工人的工資、福利待遇仍然是較高的；農村的赤腳醫生體系雖然被瓦解，但很多醫生還是存在的，直到后來才逐漸流失殆盡；改革初期，由于毛時代物質成就積累豐富，國家大幅度提高糧食價格，這給農民帶來極大地收入；農村的干部、國企的領導一開始們還不太敢明目張膽地壓迫工農的；一開始工農子女上大學是免費或者繳費很少的；一開始住房醫療也是很大程度上不用個人承擔的。

然而，隨著毛時代物質遺產逐漸被新生資產階級壟斷，毛時代對普通勞動者有利的制度遺產作為改革對象、舊體制被一步步被破除掉后，普通勞動者所感受到的剝削壓迫就逐漸加大，社會矛盾沖突也愈發嚴重。假如改革開放初期有一個黃金時代，那恰恰是毛時代物質、制度遺產發揮作用的結果。當改革越發深入，市場經濟越發完善成熟，資產階級越發強大，整個社會離毛時代越來越遠時，改革開放就愈發艱難，就走到了盡頭。

吳敬璉、高尚全、皇甫平們認為當前中國社會的問題，如腐敗、兩極分化都是改革開放不夠的結果，都是毛時代的遺毒造成的，這是典型的胡說，從邏輯上、事實上都明顯錯誤。改革方向如果是正確，越改革應該越順利得到的擁護越多才對，怎么會越來越艱難？在這三十年里，隨著時間的推移，越到后面，改革越深入，離毛時代越遠，毛時代的影響應該越弱。無論左派右派，都不會認為這三十年越改革越接近毛時代吧？但在這三十年里，腐敗、兩級分化的趨勢卻是逐漸加深的，毛時代的東西被改革掉的過程，毛時代的物質、制度、文化遺產逐漸被耗費殆盡的過程，正是腐敗、兩極分化逐漸加深的過程，這不是鐵一般的事實么？

等楊元元們上大學、找工作的時候，這個社會毛時代社會主義的溫情成分差不多已經被改革殆盡。這已經是一個資本通吃的社會，如果你掌握為資本家服務的工具，比如掌握稀缺的政治權力或者稀缺的知識技能，也許會成為中產階級或者資產階級的一員。但是西方的資產階級與中國的資產階級都需要一個龐大的無產階級來為他們創造剩余價值，而且這個無產階級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好，最好都是大學生，這樣勞動者素質高。只要這個群體龐大，那么就會價格低廉，資本的利潤也就越多。市場經濟越發達，貧富分化、兩極分化的趨勢就越明顯，資產階級越強大，占據社會資源越多，普通勞動者上升成為中產階級的人數就會越少。所以楊元元們下降成為無產階級的概率遠遠高于上升成為中產階級的概率。應該說，考入研究生的楊元元成為中產階級的一員還是有很多機會的，但是問題是她的社會經歷告訴她，這個市場經濟的社會是多么地可怕。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大學生、研究生相互競爭、相互比賤，逐漸接近無產階級的待遇，向上爬的路是那么的艱難。當三十而立，卻仍然出頭無日，連自己的母親也難以照顧的困境下，楊元元終于精神崩潰，向這個兩極分化的市場社會告別。

看到楊元元們的上吊自殺，市場經濟社會的統治者—資產階級們大松了一口氣，這正是他們最想要的結果。從邏輯上講，向上攀升受阻的楊元元面臨四條出路：A、默默忍受，承認自己是無產階級的現實，等待機會再向上爬。B、自殺，告別這個讓她憎恨與絕望的社會。C、像楊佳那樣，為了個人權益作出個人式反抗。D、像毛澤東那樣，分析社會現實如此血淋淋的根源之所在，將自己的命運與整個被剝削階級的命運聯系在一起，拋棄自己的個人奮斗式的理想，樹立大公無私的社會主義理想，走向改造資本主義社會、謀求整個人類解放之路。

這個社會的統治者最害怕出現第四種情況，而極其歡迎前兩種情況：當你能忍受我們的剝削壓迫時，請你應選擇A，繼續忍受。當你忍受不了時，請你選擇B，自殺吧，命苦不能怨政府、點背不要怪社會，誰叫你沒能力呢？

楊元元們的悲劇在于，他們不僅僅在現實中、在肉體上、在經濟上被資產階級剝削壓迫，更重要的是他們在精神上亦被資產階級俘虜，被資產階級洗腦。他們在大學期間接受了資產階級個人奮斗式的價值觀，對政治、社會漠不關心，對市場經濟中無產階級遭受的不公冷眼旁觀、視而不見。他們唯恐成為無產階級的一員，極力要擺脫那個階級，他們唯一的理想是通過個人奮斗改變自己與自己家庭的命運。大學畢業踏入社會之后，面對微薄的工資、高揚的房價，無論自己生活多么艱難，對那些社會上的成功人士——即資產階級，仍然投去羨慕的目光。幻想著通過自己的個人奮斗，總有一天能擺脫今天的命運，能接近資產階級或者成為資產階級的一員。

有意思的是，楊元元本科學的是經濟學，研究生學的是法學。在中國，經濟學與法學是資產階級御用文人的大本營，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最為泛濫的領域。我們不知道楊元元對政治、社會問題是否敏感，但是，按照慣例，接受中國高校經濟學與法學教育的學生，大多都是信奉自由主義的右派。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核心理念是自由主義（經濟自由主義、政治自由主義），自由主義的核心理念是個人主義，總而言之，是建立在自私自利基礎上的一套價值觀念。現實是如此殘酷，楊元元，一個工農子弟，一個注定難以爬到上層社會的青年卻被資本家們洗腦了。

一旦受資產階級洗腦，接受了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價值觀，便是資產階級的終身奴隸——在市場經濟社會，永遠只有極少一部分勞動者能通過個人奮斗的方式躋身上層社會，這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鐵的規律。而勞動者一旦接受資產階級自私自利的理念，那么剝削他們資本家變成了他們的偶像，他們唯一的選擇就是安心接受資本家的剝削，整日幻想某一天能躋身上層，再也不能團結起來，反抗資本的統治。魯迅批判封建社會吃人，那個社會的吃人還要遮上一層仁義道德之類溫情脈脈的面紗。而資本統治的社會則將這層面紗徹底撕去，吃人更加厲害、更加赤裸裸。絕大部分勞動者要求得解放，只能破除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影響，選擇反抗私有制，將生產資料公有化，消滅資產階級對生產資料的壟斷，使每個社會勞動者都擁有這個最根本的權力。對于勞動者的勞動成果，實現按勞分配。

楊元元們這一代更深層的悲劇在于，這一代人走向反抗資本剝削壓迫的道路，可能將是一條史無前例的漫長過程。可以說，自我中華民族在神州大地繁衍發展興旺發達以來，從來沒有哪一代年輕人，像80后這一代這樣，受個人主義價值觀的影響如此之深。比如2008年涌現出來的所謂“四月青年”，其實大多是國內上層社會出身的孩子留學海外，在那個階級看來，中國社會是很美好的，所以當看到cnn等西方媒體妖魔化中國時，他們出離憤怒，一定程度上，他們不是在愛國，而是在維護個人的尊嚴。有意思的是，“四月青年”群體中很多人本來對國家的政治社會問題漠不關心的，屬于物質化的一代，他們的愛國心理及邏輯很簡單：我個人生活幸福—所以祖國社會偉大沒有問題—侮辱祖國，就是損害我個人幸福。當他們被卷入“四月青年”后，開始關心社會熱點話題，結果接二連三地了解到類似甕安事件、躲貓貓事件明白社會真相后，許多人的愛國熱情竟然由此大大消弭。一個是因愛自己才愛國，一個是因愛人民而愛國，這就是2008年“四月青年”一代和1919年五四一代的差距。

在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里，每一代青年都深受儒家影響，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時候的人們，在青年時代理想主義成分較多，接受儒家文化積極健康一面較多，或多或少都有一點“精忠報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理想主義情懷。等真正深入社會后，則受社會利益中儒家文化消極一面熏染較多，逐漸地將世俗利益當做了第一追求，“書中自有黃金屋、顏如玉、千鍾粟”、“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對于普通人而言，青年時代的所受教育很重要，但是整個社會的文化環境對他們影響更加深入。無論如何，即便是常常無法占據主流，但每一代華夏兒女中間都有不少人將為國為民的理想貫徹終身，華夏大地浩然之氣不絕。

毛澤東那一代革命者便是中西合璧的結晶：這兩者就是中華傳統文化中的理想主義成分與西方社會理想主義成分--馬克思列寧主義。建國之后，毛澤東思想成為整個社會的主導性思想。改革開放初的社會，雖然反毛的思潮開始興起，但關心國家、民族、人民命運的社會大風氣仍然存在。資產階級尚未發展壯大，而官員們的自我約束還有殘存，還有一點理想信仰，還不敢大面積腐敗。所以，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初畢業大學生們或許反對毛澤東的政治主張及討厭毛本人，但仍然繼承了不少關心社會、甚至關心人類命運的理想主義情懷，不知不覺響應了毛澤東“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的號召。正如馬克思那一代革命者一邊繼承了基督教普世博愛、悲天憫人情懷一邊激烈反對基督教，毛澤東那一代革命者一邊繼承中華傳統濟世救民的理想主義一邊激烈反對儒家。只不過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初畢業的大學生們走在了錯誤的方向上。

也是在八十年代末與九十年代初，一股世界范圍的資本全球化浪潮開始涌動。資本主義在歐洲產生以來，總是面臨著來自各個方面的持續不斷的反對與進攻。無論是馬克思那一代，還是列寧那一代，都是幼年受西方傳統文化熏陶（如天主教、東正教），成年后進入否定之否定階段，舊的宗教信仰升華，新的人生信仰確立，所以在他們身上西方傳統文化中向善求真的根本沒有失去，一直保留，而這種根本，與資本主義格格不入。隨著西方資本主義逐漸發達，資本主義不僅戰勝了來自馬克思主義的挑戰，亦將整個西方傳統社會的文化殘余逐漸摧殘、消滅殆盡。殘存的基督教體系被資本力量徹底改造，教皇匍匐在資本寡頭腳下。金錢，逐漸成了真正的上帝。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特點，便是要消滅真善美的文化，資本主義歷史上所產生的偉大文藝作品，都是批判資本主義制度、反抗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作品。資本主義社會成熟的結果，就是消滅了這些對資產階級的批判，也就消滅了人類最后的文化與文明。這就是在美國資本主義的前期可以出現馬克吐溫這樣的偉大作家，而今天，美國資本主義社會更加腐朽、腐敗、墮落，雖然在減少剝削壓迫方面停滯不前，不僅沒有馬克思這樣的革命家，連馬克吐溫這樣的批判者也消失了。知識分子階層已經被強大的資產階級收買！于是，所謂資本主義制度就已經“日臻完美”的神話就此被制造，并向全球擴散。隨著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史無前例地擴張，在西方社會里，像馬克思那樣從青年時代就立下為全人類利益服務這樣偉大理想的人越來越少。年輕人的人生目的，就是發財、賺錢，資本主義面對的反抗也就越來越軟弱。消除了西方傳統文化的制約，戰勝了馬克思主義的進攻，資本的統治力量史無前例的強大。資本主義興旺發達的過程，也就是人類沉迷物欲、道德腐敗的過程。

90年代后期，楊元元們讀大學的時代，正是這樣一個資本全球化的時代，在西方社會，知識分子們已經徹底向資產階級投降，批判改造資本主義的力量史無前例地虛弱。在這個大趨勢下，中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已經日益成熟，資本的意識形態已經高度滲透整個社會的各個角落。和西方類似，中華傳統早已經不復存在，而毛澤東思想的文化殘余在社會中已經蕩然無存，整個大學里面占據主導地位的，是自私自利的功利主義理念。更加可笑與奇怪的是，那些大學里教授毛澤東思想、馬克思主義課程的老師們，大多是反對馬列毛，被資本意識形態—自由主義價值觀高度熏染的老師。大學生們唯一接受的理想，便是追求金錢與地位是第一位的。大學生的人生榜樣，便是將來要剝削壓迫他們的成功人士--資本家們。

喪失了毛時代物質遺產及制度遺產的庇護，又喪失了毛時代文化遺產的熏陶，楊元元們的意識形態具有市場經濟中經濟人的典型特征--個人及家庭利益至上。他們被市場經濟社會塑造了資產階級的忠實奴隸。遭受不公后選擇自殺，自身被奴役卻渾然不知探索根源，不僅身體被束縛，精神上亦被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控制，這就是徹底的奴隸的典型特征。這是中國80后一代的悲劇，更是我中華民族的悲劇，當然也是全人類的悲劇。

面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史無前例的猖狂，楊元元們，那些被資本家洗腦的青年們，那些接受了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幻想著個人奮斗的青年們，你們何去何從？

 
 80后淺談兩個時代
作者：孫貴強    文章來源：烏有之鄉    點擊數：6668    更新時間：2010-5-14  

80后淺談兩個時代

首先，非常感謝烏有之鄉同志們的支持，尤其是對我提出中肯批評的同志們。我是一名80后，對那段歷史沒有親身經歷，這幾天我針對大家提出的批評意見，做了事實探究和反思，雖然時間很短，但收獲頗豐，我重新認識到：76年的中國經濟并沒有處于崩潰狀態，甚至都沒有處在崩潰邊緣，其經濟問題的嚴重程度遠遠小于目前。

當時的社會矛盾遠遠小于目前，社會治安以及人民精神面貌更是比現在好1萬倍！只有站在歷史高處審視，才能發現文革的意義是何等重大！

事實就是事實，任何的歪曲和妖魔化都將被警醒的人民拋棄！基于客觀事實，我終于認識到：

一、果斷進行抗美援朝，并取得戰爭勝利的意義重大。這場戰爭鞏固了政權，改變了世界格局，并給中國帶來60年的和平！

二、1958年的大躍進，是在地方政府夸大上報數據的情況下引發的，而當時中央獲取信息的途徑極為有限。大躍進是基于錯誤數據而導致的錯誤判斷。當主席認識到事實時，果斷糾正了錯誤，沒有使事態進一步惡化。

三、面對赫魯曉夫的霸權政策，主席沒有絲毫妥協，維護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

四、由于中蘇關系惡化，加之天災頻發而導致的三年困難時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只有二十萬左右，并非上千萬人。且非正常死亡的民眾集中在河南省，正是因為當時以吳芝圃為代表河南省的領導謊報糧食豐收，向國家上交了民眾的口糧，致使大批民眾因無糧可吃而活活餓死！這些官員在文革時被批斗，改開后被平反。

五、炮擊金門。關于這個事件，毫無疑問，主席再一次表現出了超凡的洞察力和軍事、政治天賦。炮轟金門，不僅有效震懾了敵人，更打亂了美帝的全球行動計劃和部署。最近，有個SB，借炮轟金門一事，丑化主席，立即遭到全體愛國人士的反擊。

六、備戰備荒。盡管從解密檔案看，前蘇聯并沒有全面侵華的計劃，但歷史是辯證相對的，正是主席全面備戰備荒的指導思想，深挖洞、廣積糧，準備好打大仗、打核戰的備戰準備，蘇聯才不敢輕舉妄動。袁騰飛在講述抗美援朝時，所說美國當時無意進犯中國東北的言論，完全是漢奸言論。當時，炸彈已經扔到了中國境內，朝鮮和中國就是唇齒關系，沒有了朝鮮，中國就危在旦夕。

七、文化大革命是偉大人民反右、反資本主義復辟的運動，革命中的過激行為（如挑起武斗、揪斗老舍等知識分子從而放過大官僚）是反毛集團所為，是為了破壞文革，并非主席本意。目前充斥在各種媒體上的有關文革內容，存在嚴重的歪曲事實，他們夸大了文革的負面影響，對文革進行了妖魔化誹謗，并把矛頭直指主席。而真實文革期間的社會治安要遠遠好于目前，比如沒有如今頻發的殺童事件。眾多影視劇中所描述的女知青被大隊領導強奸事件，只是個別行為，根本不具備普遍性。跟現在私有化市場化派、資本家和官僚強奸工人、農民的女兒根本無法比。

下面，我將新中國成立后的前后30年做一下對比：

一、基礎對比。
新中國的成立，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狀況下，建立起來的人民民主專政政權。共和國初創時，中國沒有自己的工業體系，甚至連火柴、釘子、煤油等生活初級品都依賴進口。那時的中國人口為5億人，國家經過了100多年的動蕩與連綿不斷的戰亂后，社會財富已被掏空，國家百廢待興，新舊體制廣泛并存，并面臨一系列辣手的體制轉型問題。

而始于1978年末的私有化市場化則是以一個半工業化國家作為起點。1978年的中國已經擁有完整的工業體系，國家在農業、工業、能源、科技、軍事等領域具有了從研發到生產，一整套完整體系。這時的中國人口已經將近十億，社會勞動力充足。國家基本實現自給自足。盡管此時的中國，在科技、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上，與西方發達國家存在較大差距，但相對1949年，顯然差距已經明顯縮小。這說明：新中國成立后的30年，中國取得了巨大的進步！

二、軍事對比。
毫無疑問，解放中國的人民解放軍擁有鋼鐵般堅強意志和超強戰斗力，但建國初期的軍事裝備卻差的可以用“垃圾”一詞來形容，盡管裝備極為落后，但仍然奪取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從50年代中期，中國開始在前蘇聯支援下，開始了軍備建設，但好景不長，突如其來的中蘇關系惡化使中國全力進行自主國防建設，在極度困難的情況下，中國發展起來的國防力量打下了美帝的U2，并自力更生，實現了兩彈一星的偉大壯舉！中國陸軍實現了半機械化，海軍擁有了戰略核潛艇和攻擊型核潛艇，空軍有了完全自主研發的殲擊機和轟炸機。中國在中印戰爭、中蘇珍寶島沖突，78年自衛反擊戰、南海沖突中，均獲得不同程度的勝利。

從私有化市場化后，中國的國防建設開始走向空心化，戰略核潛艇一度停止研制，在以色列的大力幫助下，我們才有了殲10，目前中國已經喪失獨立研制下一代戰機的能力。海軍的新型戰艦更是直接買來，完全喪失自主研制生產新型戰艦的能力。至于航母，前蘇聯的那搜破船，已經在大連灣躺了10年，國人期待的中國航母戰斗群只能在夢中出現。至于戰爭，這30年連半次都未打過，這使人們現在對解放軍的戰斗力開始產生懷疑，畢竟30多年未干仗了啊！戴旭的一句話，經典概括了最近30年的軍隊變化，他說：“近30年來，人民軍隊的最大變化就是換了三次軍裝。”

三、社會對比。
新中國成立時，面對舊社會留下的諸多頑疾，共產黨人以崇高的革命精神，迅速將黃賭毒等社會毒瘤消滅。老蔣所預測的共產黨人進了北京八大胡同就出不來的現象沒有發生。之前聽很多過來人講過：“那時，國家對貪污采取了堅決的打擊，殺了一批貪官，那時的領導干部覺悟普遍較高，絕大多數都是清廉愛民，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在這30年中，中國境內沒有發生過一次較大的民族沖突，56個民族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團結一心，成功粉碎了美蘇對中國的合圍打擊。人民精神面貌更是斗志昂揚，人與人之間的友誼是如此純潔，人們的思想也極度健康。我經常能聽一些長輩講述下鄉的事情，其中便有，五、六個青年男女知青們同睡一炕的情況，這種現象非常普遍，但從未聽過發生男女關系的，我也就此現象詢問他們：“難道就沒有想過那種事么？”他們的回答是驚人的一直：“那時的人都單純，根本沒想過。”那時的社會高度民主，言論自由程度連西方也無法相比。主席所提出的：“大鳴、大放、大討論、大字報”，讓人民群眾能時時刻刻發表意見、監督官員、管理國家，是人類自由民主歷程中，最為偉大篇章！

再看看私有化市場化后的中國，黃賭毒遍地都是，各種娛樂場所充斥了大量“小姐”，坑蒙拐騙無孔不入，一些詞語也被毀了，例如：同志、農民、工人、小姐、洗澡、雞、鴨等詞匯。最近幾年民族矛盾越來越激烈，并爆發了建國以來最大的兩次民族騷亂，社會治安也極度惡化，各種殺人事件充斥著媒體，最近更是集中發生了針對兒童的兇殺事件，這是以前從未有過的現象，可見，社會已經腐化到了何種程度，人們的心理已經被嚴重扭曲。欺軟怕硬成為生存法則，金錢成為多數人唯一的追求，權利沒有約束，有權便有了一切，樓市和股市成為吸血工具。多數人都在為吃飯錢而忙碌著，人們失去了理想，不再關心身邊的人和事，更不關心國家發展。一流學府的“精英”，畢業便出國，剩下的只想能盡快賺錢，以便能在都市里買一套房子。國家完全在空心化運轉，多數行業已被外資控制，優質國企在拼命賤賣自己，以便讓權貴階層和他們的外國主人瘋狂賺錢。最可惡的是，權貴階層實行的愚民政策，通過各種媒體輿論來歪曲事實，摧殘人們原有的價值觀，言論自由被極大限制，整個社會已經倒退至封建社會階段。現在中國所表現出的種種跡象，與清朝末期極為相近，等待我們的將是徹底被屠殺，中華民族將從此消亡！

用幾句話概括一下：

以前是：七億人民，七億兵，萬里江山，萬里營。

現在是：十三億人民，七億賭，還有六億在跳舞，大街小巷斗地主。

這些事實，無不證明：建國后的30年是成功的30年！

文化大革命的本質意義在于：通過文革這種方式，使人民掌握文斗精髓，以使人民能牢牢掌握人民民主專政政權。文化大革命，便是一次很好的演習與思想植入。主席的最偉大之處在于：創造性的總結出避免重復周期律的文革方式。如果中國還有未來，文化大革命必定成為中國5000年文明史中最輝煌，最偉大的篇章！

而私有化市場化的本質則是：徹底的使中國倒退至半殖民地半封建統治階段。權貴階層目前已經基本完成了這樣的一個事實，中國目前正在快速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統治的深淵。看看外資的大舉進入，看看秀秀把外匯拱手送人，看看他們通過樓市和股市瘋狂掠奪的丑惡嘴臉，看看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看看社會矛盾的日益尖銳，看看中國戰略產業的全面瓦解，您還會再相信他們的偽善和謊言么？

戴旭說過：“肥大不等于強大，重量不等于力量。”目前的GDP經濟，比當年的大躍進嚴重1萬倍。國家間的核心競爭力不是靠GDP，清朝的GDP遙遙領先西歐國家和日本，但還是被他們的堅船利炮把我們掠奪一空。目前的中國經歷私有化市場化的所謂發展，國家沒有真正強大起來，但的確肥大了不少，帝國主義國家還會放過肥牛中國么？

郎咸平說：“最大的危機是沒有認識到危機。”所以，看過此文后，你可以當做沒看過，可以繼續玩那些教人喪失道德的打怪游戲和偷菜游戲，可以繼續看那些咿咿呀呀的虛偽選秀，可以繼續麻木的呼吸，可以繼續被主流輿論熏陶。但，你也可以警醒，可以不再麻木，可以大聲疾呼，可以面對現實，可以有理想，可以有追求，可以更有價值的活！
 
 

任志強：80后是最受剝削的一代嗎

作者：任志強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2010-07-20
　　中國改革之后的快速發展已讓全世界矚目，世界各國都在贊嘆中國的進步與富強、敬佩中國的城市發展與面貌改變、羨慕中國人民的生活迅速的從貧窮走向了富裕，不但驚嘆中國城市的成功改造與經濟發展，也在驚訝中國農村的脫貧與改善。許多在哈佛讀書的美國人都在夢想著到中國來看看，或者在中國就業安家。但遺憾的是生活在中國的年輕人卻不但漠視這一切，甚至深深的痛恨著生其養其的祖國。

　　從網上、博客的留言與微博的交流中，我看到了許許多多的八零后、九零后的問題與留言，更看到了年輕人心中的迷茫、彷徨、無奈、抱怨、仇恨和對生不逢時的不滿等等。原來在外國人眼中所有美好的一切，在他們的心中都是一片黑暗，似乎這個社會中充滿著腐敗、偽裝，似乎這個社會只有對他們一代的不公，他們才是這個社會中最被剝削、壓迫和虐待的一代和社會最底層的一代。

　　目前中國的幸福指數很低，也因此成為了對上述現象的證明。但幸福指數是根據預期來判斷的。為什么改革之前中國極度的貧困，但幸福指數卻比今天還高，而中國改革之后高速發展了、生活改善了，但幸福指數卻變得更低了呢？因為社會的進步與經濟的發展改變了中國人的預期，尤其是改變了未經歷過改革之前的痛苦的一代的預期。新的一代對生活質量的要求和精神追求的預期過度的提高了。

　　預期是隨著政府的承諾而改變和提高的。當一個政府過多的許諾能給以人民更好的生活時；當一個政府過度的承諾能在短周期內向人民提供更多的保障與福利時；當一個政府過多的描述近期可能達到或實現更高的目標時，人民的幸福預期也隨之而快速的增長與提高了。而現實生活中當政府并未在短期內兌現或實現這些承諾、這些保障，或未能像預期的計劃而實現這些目標時，被過度抬高的幸福預期就變成了一種失望、變成了對幸福指數的負面影響，變成了幸福指數不高的一種記錄。

　　于是疑惑、迷茫、抱怨等等就隨之而來，讓一個原本在增長、改革中的國家陷入了“言論自由”，但卻被少數人操縱的混亂之中。當政府為了彌補這些漏洞而一味的牽就這些并不健康的思想與言論，不斷的承諾與許愿時，當政策被這些不適合于中國現有的經濟發展階段的要求所影響時，政策也陷入了一片混亂之中。

　　難道我們不應該停下來認真的想一想為什么會出現這種讓年輕人失去方向的現象的原因嗎？難道不應該針對這些造成年輕的一代過度貪圖幸福指數提高的預期進行合理的教育與批評嗎？也許問題正出在現有的宣傳與教育體系的缺失和扭曲。

　　粉碎“四人幫”的戰役，是一場在黨內已失去正常制度約束下的武裝革命。解決了名義上代表毛繼承人概念的代權力。十一屆三中全會則用黨的合法會議糾正了毛的歷史錯誤，實現了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改革。但中國共產黨仍堅持毛在神壇中的地位。尤其是每次國慶逢十的大典之前總會有系列的將毛塑造成神的宣傳，不斷的維護與鞏固著毛思想的統治地位。正因為這種原因，讓改革前的三十年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的空白。也許八零后的一代變成了失去記憶的一代。中國幾乎已沒有任何文藝作品可以公正的反映那一段曾經讓整個社會都喘不過氣來的發展歷程，也是一段恰恰對今天產生著巨大影響的一個階段。

　　我們并不想否定毛的歷史價值與地位（如果要有否定的一天也是歷史的后人的事了），但絕不能因為要維護毛的作用、威信與神的權威，就不能批評其的錯誤或不能還原這段歷史的真實面貌。正因為這段改革前三十年的空白，才造成了八零后一代的文化斷裂的代溝，才有了只看到改革之后的幸福，而不知改革之前的中國貧窮的對比與生在福中不知福的抱怨。

　　上一代人比八零后少了些什么？又多了些什么呢？

　　改革開放的飛速發展，讓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國曾有“三反五反”“反右斗爭”“廬山會議”“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武斗”“批林批孔”“上山下鄉”等一系列的政治斗爭和階級斗爭運動。不知道什么是言論自由與政治管制的差別。他們今天可以公開的罵共產黨和國家領導人，不知到當年會因為不小心弄臟了一張毛主席像就會株連九族，甚至傾家蕩產。更不用說公開的表達對黨的不滿和對社會的抱怨了。從政治上看，八零后一代擁有的，恰恰是上一代在他們同齡的生長期中所沒有的自由。

　　改革開放的經濟增長，讓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國曾有過“幾千萬人”因饑餓而死亡的災難。當然也無法體會憑票證購買食品、衣物的經濟短缺時代的艱難，當然更不會知道有錢沒票也吃不上飯的尷尬了。他們在為今天無錢消費而抱怨時，他們以為是市場經濟讓他們在競爭中無法提高收入而失去了消費的自由，卻不知道有錢無證而寸步難行才是真的失去了自由。

　　改革開放重新確定了臭老九的社會地位，知識救國、技術創新的奇跡讓八零后的一代不知道中國曾有過“知識無用”“復課鬧革命”“接受再教育”“白卷革命”等等一系列的風雨。當他們自己不努力學習而痛恨高考制度時，并不知道1840年后英國學習了清朝的科舉制度后創造了人才輩出的進步。當他們痛恨大學教育制度的無能，并對畢業之后的選擇迷茫時，并不知道當年有多少人在渴望獲得知識和學習的機會時，被剝奪了讀書的權利。當他們大罵這些缺少了上學機會的人們成為了改革的受賄利益群體時，卻不知道這代人要為沒機會學習而付出多少倍的努力。不知道被剝奪了讀書（哪怕是非課本的讀物與音樂等）的權利，失去讀書的自由的痛苦。

　　改革開放恢復了人性的本能，讓人們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隨意的尋找異性的感情歸宿、坦露表達這種愉悅的內心世界，因此讓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國曾經有過“不得偷食禁果”的封鎖線。“消滅小資情調”的禁令像一座大山一樣壓在整個社會的頭上。當他們為愛情的失敗而哭泣時、為能終身廝守而歡笑時，并不知道一個沒有愛情的音樂、歌曲；沒有愛情的文藝作品與戲劇；沒有酒吧與咖啡廳；沒有舞廳與歌廳；沒有任何空間可以容納與釋放愛的世界是多么的痛苦。人如果沒有談情說愛的權利和自由，會制造出多少人格人性的缺陷和多少家庭的毀滅性災難。

　　改革開放讓勞動力資源可以自由的選擇和流動了，就業可以人盡其才的進入自己喜愛、有興趣或能發揮特長的領域。讓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國曾有過“消滅資產階級生存的土壤”，名義上又有“工人階級與農民兄弟”當家做主的傳統觀念，除了組織分配任何人都沒有就業的機會與選擇，而組織的分配則用一次決定一生的方式將人們的自由鎖在了一根無法用個人力量斬斷的鐵鏈上。而個人創業則不但是一種夢想也是一種要被堅決鎮壓的違法行為。當八零后在抱怨就業中的艱難時、抱怨對就業推薦的不滿時、抱怨工資收入的不高時，卻無法理解當年只能聽天由命從十幾元的學徒工開始而幾年爬一臺階的攀登，甚至連靠個人的努力去創造的機會都被扼殺在搖籃與夢幻之中，而人就業的選擇權豈不比就業的難易更為重要嗎？

　　改革開放實現了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出現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中的收入差別。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并成為了被社會夸耀的排行效應。于是更引發了許多尚未富起來的人們的不滿，包括八零后的一代，他們并不知道平均分配時的結果時所有人都貧窮。舊的社會主義一大二公的定義和對私有制的沒收與改造的均貧富，實質是讓所有人都只能成為窮人，而絕不會有富的存在。因為任何人都只能在富剛剛開始時就被迫均出了。就像許多人以為達到土豪、分田地，沒有了地主窮人就可以變成富人的癡夢在中國改革之前的三十年并沒有出現一樣。均貧富是永遠也沒有出路的。這中間最重要的則是私有產權的確立與保護，是憑能力與本事、憑努力與刻苦、憑知識與創造的競爭機制，能者多得而非能者多勞的激勵機制才能制止懶漢式的大鍋飯，讓人們在社會進步與財富增長中受益。只有市場經濟才能建立人權與財權保護的自由。

　　改革開放實現了住房制度的福利分配向市場化供給方式的轉移，給社會帶來了無限的生機，讓許多人從此過上了幸福生活。而八零后的一代并不知道這種住房福利分配制度中的痛苦生活歷程。當他們高呼買不起商品房并大罵政府與開發商試圖進行二次房價而退回到分配制度時，他們只看到了房改房產生的增值收益，卻不知道中國落后的住房現狀，更重要的是他們不知道中國人為了福利分房而付出的代價。住房的福利分配一是壓低了所有人的工資收入（工資中沒有住房含量），但實際他們要等幾十年才能實現這個福利的分配夢，并且是一個并不理想的長期過渡。大多數人四十多歲、工作二十多年才能有一間平房，或一個與他們人合住的單元。只是改革之后或最后一次晚餐才讓大多數老一代的人真正改善了住房。當八零后大罵開發商與政府讓他們成為了房奴時，卻不知道分配時代幾十年的勞動不是一種“奴隸”的生活狀態嗎？而他們又有居住條件的選擇權利嗎？沒有。單位不分也仍要做“奴隸”，而今天的“房奴”至少生活在一個好的環境與條件中，至少是擁有了私有財產與財富。當年為了單位分房而苦苦等待與煎熬的“房奴”們才是真正的“奴隸”。因為住房他們只有拿低工資，因為住房他們無法實現人才的流動，因為住房他們必須努力工作、積極表現，因為住房他們必須服從分配而不敢違反紀律，這才是真正的“房奴”。而今天的“房奴”一邊在罵娘，一邊在享受著房價上漲的增值收益。住房市場化的真正含義則是將人從為了房子而生存中解放出來。讓住房私有化的同時，還給了人民一個可以遷徙和生活在不同城市、地點，從事不同工作的條件，不再只成為單位奴隸的一種自由。

　　改革開放之后出現了許多的腐敗，用權錢交易的方式讓一部分人因此而擁有了大量的不明財富，形成了極大的社會不公平。并且這種不公平蔓延到了平民社會的人情、關系，似乎無償的幫助也變成了腐敗的不公平。八零后一代的抱怨與憤怒大多來自于認為自己遭遇了不公平的待遇，而從來不思考自己是否曾經做出了努力。他們甚至想要退回到平均分配的公平時代去。但八零后一代并不知道，最大的不公平恰恰是改革之前的平均分配。改革前從表面看來在國內是一種平均分配的公平時，卻在高喊著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窮人的口號之下發現，中國原來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而最大的不公平恰恰在于從國內看是人人平等的公平，放在世界的環境之中就發現中國為了表面的公平而造就了世界社會中的最大不公平。那時的中國人不但在國內寸步難行（沒有全國糧票和錢），在世界中更是寸步難行（沒有世界性貨幣）。讓中國人在改革之前的幾十年中都無法抬頭挺胸的在向世界、跨出國門。而今天的中國人卻成為了在全球境外消費中的佼佼者，難道是因為不公平才造就了中國經濟的發展與國家的強大和人民的富強嗎？中國人要改善改革中的許多問題，包括懲治腐敗、合理的收入分配、低收入的全民保障等等。但并不等于這些問題的存在就可以否定中國改革的成功與進步，不能為追求表面的公平而退回到平均分配的假公平時代。當這個社會有人有了電腦、有了手機時，因為一些人還沒有電腦和手機就必須退回到都點煤油燈的平均都貧窮的時代去嗎？正是“效率優先”才解放了中國的勞動生產力，才給了中國人創造財富的權利和自由。而打開窗戶時飛進的幾只蒼蠅并不能否定打開窗戶而帶來的更多收益。

　　改革讓社會與民眾富有之后，更多的人會用自己的財富去幫助那些受到自然災難傷害和其他原因而貧窮的人。因此慈善被當成了一種值得驕傲的社會責任。于是八零后的一代就誤以為只有社會的捐助才能實現救助與貧富的平衡。其實八零后一代并不知道唐山大地震和歷史上許許多多的災難都是在無奈的沒有任何社會資金的援助中自我奮斗和掙扎的，而三年自然災害中死亡的人數甚至超過了八年抗戰與解放戰爭的總和。不是慈善不重要，而是指望施舍才能升天和依賴于救助才能出頭的思想會蠶食了人民的靈魂，失去自我奮斗與努力的精神。當人們奉獻愛心時，恰恰最不想看到的正是那些自身有能力而伸手等待救助的懶人，而正是改革才讓社會有了獻出愛而努力幫助有困難的弱勢群體的能力。

　　改革開放讓更多人擁有了產業和自謀生路的機會，同時也產生了雇傭與剝削之間的爭議。馬克思主義的剩余價值理論抑制困擾著社會主義如何發展經濟與生存的問題。五十年代初劉少奇的“三條石”遭遇讓這個曾經是民選的國家主席成了囚犯，正在于剝削與階級斗爭的錯覺不但制約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也讓所有的中國人在名義上的公平分配之下成為了為公有制打工的努力。被以全世界最低的工資標準限制為最廉價的勞動力，用甘當一顆螺絲釘的雷鋒精神奉獻著幾代人的青春。嚴格的就業條件限制才是形成于早就最嚴酷的剝削的基礎條件。那時人們沒有就業的選擇權，自然也就失去了勞動力價格的談判權。當今天的八零后在抱怨一部分已經富起來的個體戶、私營企業主在剝削時，并不知道是鄧小平的改革免除了傻子瓜子的牢獄之災。是無數個冒著生命危險的改革創新者推動了中國法律制度的改變，才有了一人雇工、七人雇工和不限制私企雇工人員限制性條件的進步。在由國家勞動保護制度監管的條件下，就業條件與就業選擇就是對剝削最大的挑戰。充分的就業機會早已經改變了勞動的價值觀念，勞動資源的自由流動才是打破剝削約束的基礎。而任何試圖自主創業者都將面臨雇工的門檻，不打破對剝削這個舊觀念的枷鎖并重新的勞動就業自主流動的新背景下認識，就無法發展市場經濟，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投資與就業機會的創造就正是幫助另外一些尚未富起來的人共同富裕的條件。打工一族已不再是被剝削的一族，更不是貶義的象征詞，而是這個社會中的常態了。如果沒有了就業的選擇權和就業的機會，則必然會變成只有一個國家安排的就業出口和只能無條件接受低工資“剝削”的機會了。而勞動就業與創業的自由則是改革前后最大的權利回歸與人權的保護。

　　必須承諾改革前后出現了巨大的貧富差別，但也必須知道大多數的貧富差別不是來自于腐敗與權錢交易，解決了70%就業的民營企業經濟大多并不都是有“原罪”的特征，而是時代在改革中的產物。更多的人是靠努力工作、辛勤勞動與風險意識從逼迫中創出了一條致富的路。改革初期是所有的人都處于貧窮的同一起跑線上，都沒有資金、沒有依靠，甚至沒有法律的保護，而最明顯的則是有人放棄了國企的穩定大鍋飯而跳入海中，也有人死抱著國企的平均分配不愿承擔市場風險。而創業者在大海中學會了游泳，國企卻許多在破產與下崗中淪為了貧困和再就業之中。缺少和不愿承擔風險的意識也讓許多人失去了因投資而獲利的機會，因此整個社會中不論是城鎮還是鄉村；不論是從事工業、商業、農業還是服務業，都有許許多多的致富者，同樣也有許多市場經濟中競爭的失敗者。而看不到改革之初創業的艱辛，只看到許多企業、個人今天的成功，并將這一切歸罪于社會的腐敗與不公平，只會讓八零后一代失去對社會的信任、對競爭的努力而淪為不可救藥的一代。其實更多的八零后并非只有牢騷和迷茫的，他們更多的早已取得了各自領域中的成功。但少數牢騷滿腹的言論卻破壞了這一代人在社會中的形象，傳染了下一代的迷茫，并造成了社會不安定的局面。然而又有多少滿肚子抱怨的人真的愿意睜眼看看那些同輩的佼佼者并回過頭來查找自身存在的缺陷呢？又有多少人將生活的重點放在自身的改造與努力上呢？更多的貧富差別不僅來自于制度，也來自于個人的努力。

　　中國目前的社會制度中確實仍存在著許多的不合理性，糾結于政治中的傳統地位而尚未能民主化的進程，確實有許多的不盡人意的事情。政策中的動搖與退步確實在引發著社會的不滿。腐敗對社會與市場的沖擊確實在制造著社會的不穩定因素。改革開放確實出現了社會中的貧富分化，也產生了社會中的公平問題，但這一切都是在整個世界都必須經歷的發展階段中的矛盾，不是社會所固有的不可改變和在進步中解決的矛盾，我也會對政府行為的不合理性、制度中的缺陷和政策中的錯誤提出一系列的批評，但這是善意的幫助，而絕不是惡意的攻擊。許多人誤以為可以用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或說統治就能改變這個社會中存在的弊病，就能一了百了的天下大吉了。這不過是一種癡心夢想。任何制度都是在對客觀世界的不斷認識中改進的，就向全世界并不能實現只有一種制度一樣，就像這個世界中所有的生產企業絕不會只有一種管理模式和生產方式一樣。社會漸進的發展過程也許可以減少戰爭與死亡，可以在自我的認識與改革的糾錯機制中逐步的完善。而那些試圖用推翻現有政權的極端言論和做法恰恰在于不知道改革之前的錯誤與生存的環境，自然無法在對比中發現社會的進步與改革的偉大。這個社會中并不是都必須依靠革命與推翻現政權才能進步的，就像美國的兩黨競爭很激烈，但沒有一黨會推翻法律而重建國家體制；就像日本的多黨派競爭會在幾個月內重組一次政府，但沒有人推翻天皇而重建社會制度。這也許就是忠誠性反對與顛覆性反對的不同，而那些以為退回到毛時代才會更幸福的八零后更是生活在一種無知的愚昧中了。

　　固然沒有制度的公平條件僅靠個人的努力會減少成功的機會，但沒有了個人的努力就等于放棄了成功的機會。這個社會中存在著一些制度上保證公平的缺陷，但并非所有的都被不公平的制度所覆蓋或淹沒了。很明顯的是那些集中的大城市、好學校與好企業中的競爭是最激烈的，于是這中間就難免在資源占有欲分配的競爭中出現腐敗與不公平。但馬云從上海到杭州的搬遷；農民工在城市間的選擇與流動早就告訴了社會，在那些并非資源嚴重短缺的競爭的城市正在用優惠的政策、寬闊的天地、滿腔的熱血打開著大門，熱情的歡迎優秀的人才、企業去創業、去就業，更多的體現著公平的競爭。許多眼睛只盯著大城市的八零后則不是為了自愿的加入到激烈的競爭中培養與鍛煉，而是只貪圖這些城市中的生活水準、精神文化和更容易“撿到”的機會。然而抱怨正來自于他們僅僅看到了機會而不知道為了這些機會就必須承受更多的磨難，就像王寶強會為了掙一個群眾演員的角色而將自己捆在樹上睡覺一樣。任何事都是要付出代價的。抱怨正在于不想付出代價而在只想享受成果的觀念。許多人并沒有為居住于唐家嶺而抱怨，是因為他們知道用必要的代價才能換取可能的成功。而更多人則會在不同的城市中選擇適合于自己發展的環境，畢竟不是每個人的能力都有條件在同樣的努力中取得同樣的成果的。能力則會在相對的比較與競爭中展現出不同的作用。“上、中、下”馬的策略不僅表現在對陣的博弈之中，也體現著能力的選擇之中。更多的機會只留給那些沒有幻想并尊重事實且會做出正確選擇的人們。十三億多人口的國家中，八零后一代并非是最不利于生存與發展的一代，而是機會眾多的一代，問題只在于個人的正確選擇。

　　八零后的一代比我們少了許多痛苦的折磨，也比我們多了許多科技的發展。當我們用石筆、石板寫寫畫畫時，他們有了五顏六色的紙和筆；當我們用算盤學習數學時，他們有了計算器；當我們用數十里地的奔波去找個郵局從千里之外打電報時，他們有了網絡；當我們用等待數日的平信傳遞家音時，他們有了手機與短信；當我們在用自制的羊拐扔沙包、彈彈球時，他們有了機器人、變形金剛的陪伴；當我們為掙著騎一輛自行車而打架時，他們有了私人的座駕；當我們為掙一個課桌寫作業時，他們在掙有自己獨立的住房；當我們高興的從哥哥姐姐手中接過穿短了的衣褲時，他們卻一身的世界名牌，踏著耐克的鞋、挎著LV的包……數也數不清的多與少，數也數不清的進步與變化。

　　是的，我們不能用現在的社會進步去比奴隸社會，但卻可以對比改革前后，因為這正是我們這一代人的經歷，是八零后的父母們的經歷，是一個新中國建立之后的發展歷程。至少八零后一代有權利知道他們的父母是在一個什么樣的生存環境中生活、成長并努力奮斗的；至少他們應該知道今天的一切都是來之不易的；至少他們應該知道這個社會是在變化和進步的；至少他們還應知道不能僅停留在目前的發展階段，而應靠他們的犧牲于奮斗精神創造未來，而絕不能在原地踏步還痛恨社會沒有給他們機會與條件。

　　而只有了解歷史與社會的發展過程才能正確的認識社會與中國的發展階段，才能知道“粒粒皆辛苦”的來源，才能珍惜今天的時間與機會，才能正確的認識到靈魂深處的差距，才能找到人生的方向與目標，才能學會如何做人、如何從零開始腳踏實地，才能放下包袱而輕裝前進，才會找到什么是衡量幸福的標準，什么是正確的幸福指標。

　　類似的例子還可以舉出許多許多，正是宣傳工作不敢讓八零后的一代了解和知道那些本應熟知的中國歷史和發展中的挫折，于是以窮為自豪和名義上的弱勢群體而威脅社會的現象就主導了社會的輿論，也造成了社會中年輕一代的思想混亂。

　　如今紅綠燈所能管住的恰恰是被社會稱為是“強勢”的司機，而行人、自行車、三輪車等被自認為是“弱勢”的群體雖然并不色盲，但根本不將法律放在眼里，而任意的踐踏。許多人用城管的野蠻來抱不平時，卻不是道當年的“三自一包”中的養雞養羊都被當做是資產階級的根苗而被強制性的沒收。而如今至少可以合法的有了生存的渠道，為什么還要非法的掠奪社會的資源并不繳納稅費呢？思想觀念的扭曲不正在于不能從對過去錯誤的比較中看到今天的進步嗎？

　　中國從錯誤的泥沼中爬出來僅僅只有三十年，無法與堅持了上百年市場經濟的發達國家相比較，制度上尚存在著許許多多的問題，但為什么毛時代的中國人反而幸福指數高，而改革之后經濟發展了反而幸福指數低呢？

　　因為那個錯誤的時代中雖然不一定正確但有一個明確的信仰，有一種追求，沒有一種制度約束但有一種精神的約束，知道艱苦樸素與艱苦奮斗嗎，生活與幸福的標準與要求很低（也許是無知愚昧），因此可以接受和寬容錯誤。當文革打破這些幻想之后，仍后酷吏維持，知道改革開放之后才給了人們思想的自由和后來人身的自由與權利。

　　但從泥沼中爬出來又豈是件容易的事。也正是在無數英雄競折腰的努力中，從小崗村的血手印開始，從一群群探索者在摸著石頭過河中被無情的淹沒開始，經歷了的少風風雨雨，無數次向不合理的制度沖擊，才讓改革有了今天的成果，才讓八零后的一代有了今天不愁吃、不愁穿的幸福生活。然而他們卻并不知道珍惜。甚至不知道要繼續努力向不合理的制度沖擊，用自己的生命為下一代創造一個好的生活環境。

　　改革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的，也不是一代人兩代人能夠成功的，而過度的乞求上帝今天就能讓天堂中的夢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實現，恰恰是幸福指數之所以不高的原因。

　　政府過度的承諾也無疑是給了八零后一代過多的幻想，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和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都并非一天就能實現的事，都要靠幾代人的努力才能逐步的完善。而一個人均ＧＤＰ還排在全球１００位之后的發展中國家，不靠幾代人的共同努力與奮斗又怎么會一步登天的成為世界的前列呢？

　　看清中國現有的發展階段，降低對幸福指數的標準，拋棄那些幻想，扎扎實實腳踏實地的走好每一步，直接去推動那些改革中尚未完善的車輪才是八零后一代的使命。如果只期待于大樹底下好乘涼，則這棵大樹一定會在你摘一片葉子遮陰他折一枝擋光之后枯死于不在維護與培育之中。

　　抱怨并不能讓社會財富增加，也一定會在別人的進步之中讓自己更落后。正如統計中的人均收入增長了，一些人稱為是被增長了。因為他們的不努力讓他們落后于他人的增長，在競爭中成為了失敗者。是的，這個市場經濟的競爭中一定會有失敗者，但對每個人而言，要做的恰恰是我不應是失敗者，這樣社會才能在共同的努力與爭先恐后中進步。

　　美國人眼中的中國人“蟻族”是一群“有著雄心壯志但缺乏實用的技能”有著和追求財富的虛榮之心，而無腳踏實地扎實工作精神的一族，正如弗里德曼所說“今天最重要的經濟競賽已經不在于國家或公司之間，而在你和你自己的想象力之間……今天幾乎一切都可以成為商品，唯一例外是想象力——迸發出新思想火花的能力。”

　　而最可悲的恰恰是八零后一代，如果只將眼光盯在中國政治與社會制度的缺陷上，又不愿意通過自己的努力去彌補或改革這些缺陷，而只會對這些問題與缺陷表達成無限的抱怨，其結果必然是喪失自己想象力的能力，最終沉淪于感嘆幸福指數的不高之中。

　　八零后一代應成為中國最有希望的一代，恰恰是改革之后出生的一代，是承前啟后的一代。雖然中國的社會今天還存在著許多的問題，恰恰要靠八零后一代去進行改造與創造。而挑戰這個社會所需要的恰恰不是抱怨，而是放棄個人貪婪的沖刺。幸福其實恰恰就在這沖刺的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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