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湖南自修大學研究　　

  孫海林　　

湖南自修大學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后，全國第一所研究、傳播馬克思主義，培養革命干部的新型黨校，也是湖南教育史上第一所民辦公助的新型大學。在毛澤東為書記的中共湖南支部（后相繼稱中共湘區委員會、湖南區委會、湖南省委）的領導下，湖南自修大學培養了大批革命領導干部，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乃至社會主義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可見，黨校的歷史發端于毛澤東在1921年創辦的湖南自修大學，比中央蘇區于1933年創辦的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要早12年。本文旨在論述湖南自修大學的創辦始末、經驗及其意義。　　

一、湖南自修大學的創辦始末　　

湖南自修大學及其所屬補習學校與湘江學校的創辦始末，自　1921年8月16日　至　1927年3月19日　，歷時逾5年半。　　

1．湖南自修大學的創辦緣起。早于1912年，毛澤東在湖南圖書館自學半年，因收獲頗大，備嘗甘甜，便萌發了建立自修學校的想法。　1917年8月23日　，他在致黎錦熙信中說：“弟對于學校甚多不滿之處，他日當為書與閣下詳論之……弟久思組織私塾，采古講學與今學校二者之長，暫只以三年為期，課程則以略通國學大要為準……懷此理想者，四年于茲矣。”^[1]1918年6月從湖南一師畢業，毛澤東邀集蔡和森等寄居長沙岳麓書院，進行工讀實驗。不久，因組織赴法勤工儉學去北京、上海，工讀實驗中斷。1919年4月，他從上海回到長沙，又向志同道合者提出在岳麓山建設新村的設想，計議將創造新學校與創造新家庭、新社會結合起來，并把新型學校作為改造社會、建設新村的入手處。為此，他起草了一份計劃書，并將計劃書中的一個章節《學生之工作》發表于《湖南教育月刊》。鑒于當時一般學校的學生所學知識與社會脫節，“學生不熟諳社會內情，社會亦嫌惡學生”，“學生畢業之后，多鶩都市而不樂田園”，所以他認為，學生在校讀書時就應做工、務農，并指出這種學習與勞動相結合的學校，是創造新家庭、新社會、新生活的好形式。^[2]又因開展五四運動、主編《湘江評論》、領導驅張（敬堯）運動，“新村”計劃亦未落實。但從工讀實驗到新村計議，都反映了毛澤東創辦自修學校的意愿。因開展驅張運動，毛澤東第二次去北京、上海，他于1920年2月在北京給陶毅寫信說：“湘事平了，回長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徑名自修大學），預計一年或二年，必將古今中外學術的大綱，弄個清楚”。^[3]　3月14日　又給周世釗寫信說：“我想我們在長沙要創造一種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辦一個自修大學……我們在這個大學里實行共產的生活。”^[4] 　6月7日　還于上海給在北京的黎錦熙寫信說：“工讀團殊無把握，決將發起者停止，另立自修學社，從事半工半讀。在此之前，不少良師益友勸毛澤東繼續升學，但他決意走自修的道路。　　

2．湖南自修大學的創辦始末。1920年11月，湖南共產主義小組建立后，毛澤東打算以船山學社的名義創辦湖南自修大學，以作為湖南共產主義小組學習、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園地和掩護其從事革命活動的機構。因為船山學社是湖湘文人研究王船山學術思想的場所，有寬敞的房子，每年省政府還撥給4000元活動經費。但是，毛澤東時任湖南一師附小主事和一師校友會會長，并為湖南共產主義小組負責人，工作十分繁忙，一時無暇顧及自修大學的創辦。黨的“一大”后，毛澤東雖又兼任了湖南一師第22班的國文教員，但附小主事的日常工作多由何叔衡主持，他便從一師附小移居船山學社，與何叔衡、賀民范著手籌辦湖南自修大學。　1921年8月16日　，他發表《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和《湖南自修大學組織大綱》，親書“湖南自修大學”校名貼在木牌上，懸掛于船山學社大門口，莊嚴宣告這所新型大學的誕生。至此，毛澤東創辦自修學校的夙愿實現了。究其根本原因：從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到中國共產黨的建立，相距僅兩年多時間，湖南則更短，當時亟待培養黨團及工農干部，以適應革命斗爭的需要，湖南自修大學正是為了滿足這一時勢要求而創辦的。　　

湖南自修大學的問世，如同其他新生事物的誕生，有人贊美，也有人嫉恨。船山學社的一些守舊社員反對將自修大學辦在船山學社內，省政府也不承認辦自修大學是船山學社的活動之一，拒絕撥款。對此，毛、何、賀多方奔走，排難解紛。首先團結教育、文化、新聞界的知名人士，做好國民黨元老、船山學社董事會總理仇鰲的工作。同時，通過時任社長的賀民范突擊吸收陳章甫、楊開慧等新社員，使船山學社的進步勢力占據優勢。船山學社多次召開社員會議，仇鰲、賀民范、何叔衡、王季范、李六如、方維夏、石廣權、熊瑾玎、張唯一等力排異議，形成了自修大學辦在船山學社內的決議。然后，通過仇、賀打通省政府的關系，以船山學社開展活動、研究新思潮的名義，名正言順地繼續向省政府領取活動經費。　　

自修大學設校董會，由15人組成。校董由船山學社社員推舉，負責籌辦經費、掌握辦學方針。校董會推舉駐校校董1人，任校長，負責學校日常事務，賀、毛、何先后任駐校校董。校董會還設有名譽校董，聘請贊助有功者（捐款5000元以上）或在國內外享有盛名的大學校長擔任，蔡元培曾被聘為名譽校董。校董會下設學長，負責指導學友自修、考核學友成績。1922年11月，毛澤東致書李達，邀請他任自修大學學長。12月，李達偕同夫人王會悟回湘擔任學長。校長、學長、辦事員既是自修大學的職員，又是同窗學友。　　

自修大學的學友基本是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據史料記載，1923年3月在籍學友24人，同月又招收10人，共30余人，計毛澤東、何叔衡、賀民范、李達、李維漢、夏明翰、易禮容、羅學瓚、姜夢周、陳佑魁、毛澤民、陳章甫、陳子博、陳子展、彭平之、曹典琦、廖錫瑞、劉春仁、戴曉云、劉大身、郭亮、夏曦、賀果、王梁、傅昌鈺、黃衍仁、王會悟、楊開慧、許文煊等。　　

因自修大學的名聲與活動威懾著湖南趙恒惕政府的反動統治，　1923年11月5日　，趙以無軍營為詞，唆使鄂軍進駐自修大學。全體學友露宿省教育會坪，敦請省教育會援助，要求省政府撤退駐兵。10日，趙竟以“該校所倡學說不正，有礙治安”為由，悍然封閉了歷時兩年多而深孚眾望的湖南自修大學。　　

3．補習學校與湘江學校的創辦始末。為使“年長失學之人、私塾改圖之人及鄉校課程不夠升學之人”^[5]有繼續求學的機會，1922年9月，湖南自修大學附設了補習學校。當年招收114人，最大年齡22歲，最小13歲，其中有陳賡、賀爾康、毛澤覃、高文華、張瓊等人。補習學校設主事、指導主任、教導主任等職，分別由何叔衡、毛澤東、夏明翰擔任。教職工薪資很低，每月約20至30元。他們的微薄收入，除供給自己伙食費外，多數獻給中共湘區委員會作活動經費。1923年11月，補習學校隨自修大學一起被封閉。此時，有補習班3個、初中班1個，合計200余人。　　

中共湘區委員會對趙恒惕的陰謀早有察覺，在自修大學及補習學校被封閉前就組織了湘江學會，準備另創辦一所學校，以繼承自修大學的革命精神與辦學傳統。　1923年11月20日　，湘江學校正式成立。原補習學校的師生基本轉入了湘江中學，為初中班1個，學制3年；補習班2個，學制2年。　　

由湘江學會演變而來的校董會是一個帶有統一戰線性質的機構。先后參加校董會的有毛澤東、何叔衡、李維漢、羅宗翰、易禮容、姜夢周、夏明翰、夏曦、陳章甫、曹典琦、廖錫瑞、熊亨翰、熊瑾玎、謝覺哉、王凌波、華鄂陽、李六如、龐人侃、董維健、邱維震、鄧壽荃、易培基、仇鰲等。建校初期，為防備趙恒惕再加摧殘，以私立學校面目出現，推舉“不著色彩”、“長于交際”但與共產黨關系極為融洽的羅宗翰任校長。1924年夏，時勢好轉，且羅擔負了國民黨臨時省黨部的工作，校長先后由中共湘區委員易禮容、何叔衡擔任。　　

　1927年1月19日　校董會作出決議，改校長制為委員制，推定何叔衡、夏曦、徐特立為校行政委員會委員，姜夢周、董維鍵、易培基為經濟委員會委員，隸屬于校董會領導。21日，行政委員會決定設行政委員會主席，由何叔衡擔任，下設教務、黨務、事務員，分別由廖錫瑞、曹典琦、姜夢周擔任。建校時，湘江學校暫租長沙市犁頭街后街6號作校舍。1924年暑假，改賃瀏陽門外識字里民房3棟為校舍。1925年下學期，遷至市內黃泥塅邵陽試館，直至收束。學校經費全賴個人捐助，勉強維持。1925年下學期，學員倍增，校舍擴大，租金增多，經費極端困難，負債6000多元。1926年北伐軍進入長沙后才擺脫困境，因國共合作的湖南省教育廳給予了甲等辦學經費。1927年春，湖南農村大革命急需干部去指導，湘江學校300余名師生正是一批得力的農運干部。對此，中共湖南區委會認為湘江學校已完成了她的歷史使命，決定把全校師生派下去。　3月19日　，該校師生舉行同樂會，宣告正式收束。在閉幕會上，何叔衡致臨別贈言：湖南自修大學、湘江學校是湖南革命的策源地，全體師生“好比是酒藥子”，“希望這些酒藥子到各處去發酵”。^[6]　　

二、湖南自修大學的創辦經驗　　

湖南自修大學及補習學校、湘江學校創辦于風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中，培養的革命人才在湖南第一次工運高潮和農民運動中起了發動者和組織者的作用，并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因此，她們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在湖南乃至中國革命歷程中占有極為重要的位置，而且創造了一套完整而科學的辦學經驗，在中國新教育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1．教育制度的創造性。中國的教育制度在春秋戰國時代為聚徒講學的私塾制，唐、宋以后是書院制。至清末，取法歐美、日本，興辦學校，實行分班授課，限年畢業。毛澤東先后在省立一中、一師求學時，即對現代學校有“甚多不滿之處”，久思“采古講學與今學校二者之長”，“組織私塾”。因而，在《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中精辟地分析了書院與學校的長處和短處，以取其長，去其短，自創一種新型的教育制度。他認為，“書院和學校各有其可毀，也各有其可譽”。“所謂書院可毀”，在它研究的內容是“八股”文章。但書院也有好處：（1）師生感情甚篤；（2）可以自由研究；（3）課程簡而研討周。“從‘研究形式’一點說，書院比學校實在優勝得多。”現代學校與此相反。第一，“師生間沒有感情。先生抱一個金錢主義，學生抱一個文憑主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第二，“用一種劃一的機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賊人性”，忽視尊重學生人格。第三，“鐘點過多，課程過繁”，學生“不能用他們的心思為自動自發的研究”。但學校的教學內容注重自然科學，并講求科學的研究方法，“這一點則是書院所不及學校的”。“自修大學之所以為一種新制，就是取古代書院的形式，納入現代學校的內容，而為適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種特別組織。”^[7]　　

2．教育思想的平民性。中國在五四運動時期興起了平民教育思想和運動。當時，初步具有共產主義覺悟的知識分子所提倡的平民教育，以工人群眾為主要對象，進行馬克思主義宣傳和文化知識教育，引導和組織他們參加革命斗爭。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李達為其中的突出代表。同時，一些持“教育救國論”的知識分子也提倡平民教育。他們認為“不先有平民教育，那能行平民政治”。《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在比較分析書院和學校的利弊后指出：“自修大學獨有的利，而書院和學校則為共有的弊：就是平民主義與非平民主義。書院和官式大學均有極嚴峻的程限，不及程限的不能入學，固不待言；實及了而偶不及，即有本為優才經入學考試而見遺的，便從此絕其向學的路。現在確實有好些有志青年，沒有得到求學的機會，實在可嘆可惜！是一。書院和官式大學，將學術看得太神秘了，認為只有少數特殊人可以來學，多數平民則為天然的不能參與。從此學術為少數‘學閥’所專，與平民社會隔離愈遠，釀成一種知識階級奴使平民階級的怪劇。是二。書院非赤貧的人所能入，官式大學更非闊家不行，欲在官式大學里畢一個業，非千余元乃至兩千元不可，無錢的人之于大學，乃真‘野貓子想吃天鵝肉’了。是三。自修大學力矯這些弊病。一則除住校學生，因房屋關系須稍示限制外，校外學生則諸凡有志向學以上均可入學。二則看學問如粗茶淡飯，肚子餓了，拿來就吃，打破學術秘密，務使公開，每人都可取得一份。三則自修大學在現在這‘金錢就是生命’的時代，固不能使所謂‘無產階級’的人，人人都有機會得到一份高深學問，但心里則務必使他趨向‘不須多錢可以求學的’路上去。自修大學的學生可以到校里來研究，也可以就在自己的家里研究，也可以就在各種店鋪里，團體里，和公事的機關里研究。比較官式大學便利得多，花費也就自然少了。”所以，“自修大學為一種平民主義的大學。”^[8]　　

3．教育目的的時代性。所謂教育目的，是把受教育者培養成為一定社會需要的人的總要求。舊的教育只注重個人如何成就，如何修養，培養忠君守節的奴才。即使到了辛亥革命后的民國初年，教育部所規定的教育宗旨也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利教育輔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德性”，仍然沒有超出涵養德性的狹小天地。《湖南自修大學組織大綱》則明確指出：“本大學鑒于現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書院與現代學校二者之長，取自動的方法，研究各種學術，以期發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學術周流于社會”。^[9]這一宗旨簡明扼要地闡明了自修大學的教育目的、任務、性質及其特點。對于教育目的，在《湖南自修大學入學須知》中進而指出：“我們的目的在改造現社會。我們的求學是求實現這個目的的學問。我們不愿意我們同學中有一個‘少爺’或‘小姐’，也不愿意有一個麻木或糊涂的人。”^[10]　　

湘江學校繼承自修大學的辦學傳統，其教育宗旨是“全注意在國民革命”，“斟酌時代的需要，特別注意培養學生的民族獨立思想與革命精神”^[11]，“以啟迪學生，使為健全的戰士，為國民除障礙，為民族爭自由”^[12]。為激勵學生奮發向上，謝覺哉譜寫了一曲氣勢磅礴、催人奮進的校歌：“衡山高，洞庭廣，沅芷澧蘭，發奇芳無限。屈子憂傷，船山激昂，宋漁父，譚瀏陽，赫赫先賢安往？濟濟一堂，湖湘子弟新氣象。此時鼓棹湘江，有日乘風破萬里浪。”^[13]當年人們贊譽說：“只有湘江這樣的教育，才是現代應施的教育。”^[14]　　

4．教學內容的科學性。根據教育目的，為“改造現社會”而“造就人才”，自修大學“暫設文法兩科”，文科開設中國文學、西洋文學、英文、論理學、心理學、倫理學、教育學、社會學、歷史學、地理學、新聞學、哲學；法科開設法律學、政治學、經濟學。學友對各學科任選一科或多科。各科教材由學長推薦，學友自行選擇。當年學友學習研究過的書刊文章有：《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政治經濟學）導言》《雇傭勞動與資本》《帝國主義論》《殖民地問題提綱》《物種原始》《階級斗爭》及中國共產黨第二次、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等。從中可以窺見，自修大學的學友注重馬克思主義、十月革命經驗和黨的綱領、路線的學習，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際結合起來。為便利學友學習研究，自修大學將船山學社藏書樓改為圖書館，大量添購進步書刊，僅1921年8月至12月就購置書刊421種、1004冊。自修大學還在各地大專學校、學術團體設通訊員，為本校提供學術信息，介紹新書刊。　　

補習學校開設國文、英文、數學、歷史、地理5科，學生可根據自己的情況選修或全修。湘江學校則先后設立了中學部、補習部、農村師范部及農民運動講習班，因培養目標不同，開設的課程也不一樣。如農村師范部“專以養成農村學校教授人才，促進農村教育為宗旨”，實際上是“預儲農運人才”^[15]，所以開設了農民問題、農業經濟、農村社會學、栽培常識、農村小學教育、農村行政組織、農業實習等課程。農運講習班的課程為唯物史觀、社會主義史、帝國主義侵略史、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中國政黨史、勞動問題、婦女問題、中國政治經濟情形、美俄狀況、群眾心理、調查統計技術等。　　

5．教學方法的自動性。自修大學的教學方法實行自動主義，將個人研究與集體研究、個人努力與集體奮斗、個人思維與集體智慧緊密地結合起來。“第一，自修大學學生研究學問的主腦，是‘自己看書，自己思索’……第二，……于自己看書自己思索之外，又有‘共同討論共同研究’……第三，……雖然不要灌注食物式的教員，但也要有隨時指導的人做學生自修的補助。第四，……以學科為單位，學生研究一科也可，研究數科也可；每科研究的時間和范圍，都聽學生依自己的志愿和程度去定。第五，……不但修學，還要有向上的意思，養成健全的人格，煎滌不良的習慣，為革新社會的準備。”^[16]這樣的自修方法，從根本上破除了灌注式的死記硬背，變被動求學為主動求學，是教學方法上的革命。為實行“共同討論共同研究”，自修大學學友組織了各種研究會，如經濟學研究會、哲學研究會、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等。各研究會在半月左右開展一次學術討論，相互交流學習體會。1923年4月，自修大學還創辦了學報《新時代》（月刊），李達任主編，刊登學員的研究成果。以自學為主，但并不排斥必要的輔導。李達常向學友作馬克思主義的專題講座，系統講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包括唯物史觀、剩余價值論、社會發展史。他編寫了《馬克思主義名詞解釋》等教學參考資料，印發給學友，人手一冊。同時，聘請大學知名教授作通函指導，開示書目，指明研究方法，解決疑難問題。陳獨秀、李大釗曾應聘作過通函指導。還邀請革命活動家惲代英、鄧中夏、張秋人等到校進行演講。學友也登臺演說，如毛澤東、李維漢分別講述《蘇聯十月革命的歷史經驗》《觀念史觀批判》等。這些措施與活動，有效地激發了學友的學習自覺性，活躍了學術氣氛。　　

6．教學活動的革命性。自修大學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把學習、研究與宣傳、運用馬克思主義有機地結合起來。這種結合具體體現在《新時代》月刊的創辦和湖南第一次工運高潮的掀起。《新時代》發刊詞鄭重聲明：“同人自信都有獨立自強的精神，都有堅苦不屈的志氣”，“將來，國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國主義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學藝術及其他學問如何革命，如何建設等等問題，本刊必有一種根本的研究和具體的主張貢獻出來”。^[17]　　

該刊的指導思想體現了黨的“二大”宣言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的精神。毛澤東的《外力、軍閥與革命》，李達的《何謂帝國主義》《為收回旅大運動警告國人》《馬克思學說與中國》《中國工商階級應有之覺悟》，都是圍繞“二大”綱領而寫的。毛澤東精辟分析國內外政治形勢，指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和共產黨與較激進的國民黨之間的合作，形成包括緩進的民主派在內的民主派隊伍是必然的趨勢。李達的系列論述，既符合中國國情，又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具體運用。李維漢、羅學瓚也發表文章探討中國革命發生、發展的必然性。參加工人運動、學生運動和反帝斗爭，更是自修大學學友的一門主課，也是他們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革命的早期實踐。許多學友兼任了長沙各工會的秘書或群眾團體的負責人，是湖南工人運動、學生運動、反帝斗爭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易禮容、羅學瓚、陳子博、毛澤民、郭亮等分別兼任長沙人力車、織造、泥木、筆業等行業及粵漢鐵路新河、岳州等處工人俱樂部的秘書。毛澤東也兼任長沙鉛印活版、粵漢鐵路總工會的秘書或代表，擔任了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總干事。夏明翰曾任湖南學生聯合會編輯部主任，王梁、夏曦先后任湖南學生聯合會主席。郭亮任湖南外交后援會總務部主任，陳賡為執行委員。他們發動和組織了湖南第一次工運高潮，取得了粵漢鐵路、安源路礦、長沙泥木、理發、筆業、縫紉、鉛印活版、人力車等行業工人罷工的勝利。在斗爭中，不僅加深了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理解，而且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了主觀世界，培養了為人民服務和為革命獻身的精神。這種學習與斗爭、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教學活動，是自修大學培養出大批革命人才的重要原因。　　

7．教師隊伍的先進性。自修大學的學友幾乎全部是湖南最早的黨團員，是痛感社會制度腐敗的革命者，具有高度的學習自覺性和飽滿的革命熱情。他們互為師生，采取師教生、生教師、生教生的自修研究方法。三任校長賀民范、毛澤東、何叔衡為湖南共產黨的創始人，學長李達為上海共產黨的創始人，而且毛、何、李均為中國共產黨的締造者。學友李維漢、易禮容、夏明翰、毛澤民、陳章甫、郭亮、夏曦等都是我黨早期領導骨干。他們的公開身份大都為教師，如從自修大學創辦之日起到湘江學校收束之日止，自修大學的學員僅在湖南一師及其附小任教的就達1/3。至于補習學校與湘江學校的教師都是自修大學的學友或立志獻身革命的仁人志士。他們既教書又育人，注重言傳身教，起了榜樣的作用。何叔衡常以帝國主義侵華史啟迪學生的愛國思想，以自己攻讀四書五經、中取秀才到尋找馬克思主義、樹立共產主義人生觀的歷程引導學生堅定共產主義信念。羅學瓚、夏明翰、陳章甫、夏曦等經常深入學生宿舍輔導學習，促膝談心，鼓勵學生勤工苦讀，為國儲才。他們還率領學生參加工人運動、學生運動，使其學會做群眾工作的本領。近朱者亦。學生在先進教師的培養下，潛移默化，絕大多數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8．學校管理的民主性。自修大學的組織管理既不同于舊時書院，也不同于當時的新學校，而有其自身的特點。由船山學社社員推舉校董，建立帶有統一戰線性質的校董會；校董會推舉校長（駐校校董），聘請學長；校長確定辦事員（書記、會計、庶務和圖書館、實驗室主任）。校長、學長、辦事員均由學友兼任。學友分“住校學友”和“校外學友”，互教互學。學友的學習生活有“自治規約”。“自治規約”由校長、學長、辦事員與學友共同制定。補習學校的主事、指導主任、教導主任由自修大學學友兼任，其教員亦基本由學友擔任。湘江學校的組織形式與自修大學基本相同，后于1927年改校長制為委員制，分設校行政委員會和經濟委員會，各由3人組成，隸屬于校董會領導。下設教務、黨務、事務等辦事員，由行政委員會主席聘任。這樣的管理形式，有利于發揮學友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至今堪稱民主管理的典范。　　

三、湖南自修大學的創辦意義　　

湖南自修大學的創辦始末及其經驗，既是毛澤東的早期干部教育實踐與教育思想，也是毛澤東教育思想形成和發展的有機組成部分，在新中國教育史上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或者說，既是湖南共產黨的早期干部教育實踐與教育思想，也是中國共產黨確立和發展干部教育的堅實基礎，是我黨極為寶貴的精神財富。因此，自修大學的問世，引起全國的轟動，特別是湖南及北京、上海的教育、新聞界給予了極高的評價。目前，學習研究自修大學的創辦始末及其經驗，不僅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而且對當今干部教育乃至整個教育事業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下述知名人士的心聲就是有力的佐證。　　

1．“為一新教育制度之紀元”。李石曾于1923年4月在《祝湖南自修大學之成功》中評論說：“自修大學乃一新教育制度，其名始現于湖南。以性質言之，則吾國之書院與西方之研究所皆近之。其異于尋常學制者，乃重在自動而求真實之學，此自修大學基本性也。其性質既多屬于自動，而組織之繁重亦較其他大學為減。今之所謂大學，有賴于強大物質之力，幾非國家教會或資本家莫辦。學術之究竟，固無所畏于此諸特力之束縛，然時之障礙，與習染之不良，亦所難免。至自修大學，需用較輕，則束縛之力亦較薄，而較易近于平民，此又自修大學與尋常大學組織性之不同者也。”“自修大學果能得適宜之發展，誠足為一新教育制度之紀元，而成學術之普及。賴此可使大學由特殊階級之制度而成為群眾之組織；由名城要邑之集中而成為地方平等之事業，此非其他大學所能而為自修大學所獨有之希望。執此以熱祝湖南自修大學之成功，為高等教育普及之先導，為社會自由制度實現之先導。”^[18]　　

2．“為各省新設大學之模范”。蔡元培更于1922年8月在《湖南自修大學的介紹與說明》中贊揚說：“我的觀察，一地方若是沒有一個大學，把有學問的人團聚在一處，一面研究高等學術，一面推行教育事業，永沒有發展教育的希望。”“我近來讀到‘湖南自修大學組織大綱’，他的注重研究，注重圖書館實驗室，全與我的理想相合，我歡喜得了不得。”“方今各省皆有建設大學之議，若廣列科目，同時并舉，師資既非易得，經費亦難猝籌，成立之緩，半由于此。湖南學者乃有自修大學之創設。購置書器，延聘導師，因緣機會，積漸擴張。要以學者自力研究為本旨，學術以外無他鵠的。合吾國書院與西洋研究所之長而活用之，其諸可以為各省新設大學之模范者與？”“吾實在覺得他們自修大學的組織，可以為各省的模范；內部的組織法，當然可以隨地變通；他們的主義，實在是顛撲不破的。所以特地鄭重的在《新教育》上介紹一回，并且預先敘述我個人的意見作為說明。”^[10]　　

3．“是湖南人民的福音”。《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在論述“書院和學校各有利弊”及“自修大學獨有的利”之后指出：“最后要說自修大學在湖南的必要了。諸君！湖南不是至今沒有一個最高的學術機關么？省立大學在最近期內之必無成理，和即使成了也不過是一個官式大學，這是大家都明白的。而住在這湘江流域沅江流域資江流域澧江流域的三千萬湖南民族，他們精神的欲求和文化的沖動，將如何去表現出來，發揮出來呢？湖南人盡管是崢嶸活潑如日升的，盡管是極有希望的，但是沒有可以滿足其精神的欲求而發揮其文化的沖動，湖南人到底有什么意義？說到這里，便覺得湖南人有一種很大的任務落在他們的肩膊上來了。什么任務呢？就是自完成自發展自創造他們各個及全體特殊的個性和特殊的人格。湖南自修大學之設，竊取此意。事勢上雖不能和湖南人個個發生關系，精神上有必要使他成為一個湖南全社會公共的學術機關。雖不能說一定有很好的成績，但努力向前，積以年月，相信總有一天會達到我們的目標。”^[20]這里所指的“目標”，即如前所述，“鑒于現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書院與現代學校二者之長，取自動的方法，研究各種學術，以期發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學術周流于社會”。　　

4．“是二十世紀不能免的產兒”。圖南在《湖南自修大學之使命》中說：“好了，現在湖南的自修大學創辦起來了！學者可以任意學他所想學的東西，教者能教他所能教的功課。教育的精神純粹建立在兩者間的人格的要求上。擺脫社會制度的束縛，脫離金錢的臭味。這是這個自修大學所特有的機會，也是自修大學所負著的尊嚴的使命！”“所以我們很盼望創辦自修大學的諸先生……努力精進，為人格的要求，為人格的感化而結合；為將來中國自動教育之急先鋒，為人格教育之好模范，一洗數千年中外教育界之污點與恥辱！”^[21]

接著，陳佑魁在《看了圖南君的<湖南自修大學之使命>以后》中進一步闡述說：我“覺得自修大學確實是應時運而生的，是教育界前途一線光明，是二十世紀不能免的產兒！確實負有最尊嚴的使命，不可以言語形容的價值！”“（1）自修大學是平民式的教育……好了！自修大學萌芽了！平民式的高深學府出現了！教育不是資本家貴族的專利品了……”“（2）自修大學是趣味的教育……因為人是活動的，有趣味的，所以很重趣味……教學兩方面純粹的天天熏陶于趣味之中，度人生最高尚的生活！”“（3）自修大學是人格的教育。自修大學的精神，完全建設在學者和教者間的人格上，絕無社會的束縛，絕無金錢的臭味……”“（4）自修大學是實用的教育……自修大學的教者學者將以自修的，實驗的方法，向圖書館，實驗室，討論會，研究與人生確有益的實在學問，以解決人生一切難問題，以求達到人生有趣味的真目的！”“自修大學絢爛的價值，將光燦的現形于大家的腦子里。”^[22]　　

王言綍也在《湖南自修大學之未來與希望》中說：“曩者國內銳進之士，所理想所高唱之自修大學，茲已應時代之需求，呱呱墜地矣。其喜其樂，為何如乎！”因為自修大學“標榜于社會”：“變‘被動的’求學而為‘自動的’求學，變‘貴族式’的學校而為‘平等化’學校；打破‘虛榮的’心理，而趨重‘實際的’工夫。雖然：言之匪艱，行之雖艱。希望愛護斯校及與其有關系之人士，矢志向此標榜之三大點，努力進行，毋稍懈弛。以為天下倡，以釋群眾疑。吾知未來之自修大學，必莊嚴燦爛于‘湘水’之濱，而與‘麓山’競秀矣。”^[23]

參考文獻：　　

[1][2][3][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毛澤東早期文稿[M].長沙：湖南出版社，1990.　　

[5][6][7][8][9][10][11][12][13][14][15][16][17][20]張騰霄.中國共產黨干部教育研究資料叢書（第1輯）[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　　

[18]李石曾.祝湖南自修大學之成功[J].（新時代）（第1卷），1923（1）.　　

[19]蔡元培.湖南自修大學的介紹與說明[J].新教育（第5卷），1922（1-2）.　　

[21]圖南.湖南自修大學之使命[J].教育新刊，1923（2）.　　

[22]陳佑魅.看了圖南君的《湖南自修大學之使命》以后[J].大公報，　1923-01-25　.26.　　

[23]王言綍.湖南自修大學之未來與希望[J].新時代（第1卷），19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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