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觀察之唐昊專欄

　　一份“大學生關注可口可樂小組”的調查報告于14日晚在北京對外公布。報告稱受調查的5家瓶裝廠和4家供應商都存在違法用工問題，如長期大量使用派遣工；工資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不買保險，職業安全健康缺乏保護；工傷沒人管等。上述說法均遭到了可口可樂公司的否認。

　　報告所提及的問題有待進一步證實，但在中國的企業界，違法用工的嚴重程度已是眾所周知。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經濟結構使然：中國企業大多技術含量低，單純依賴勞力的廉價，企業生產的大部分利潤都被國外品牌提供者拿去了，像裝瓶廠這樣的生產廠商便只能分享殘留的微利，金融危機之后更是如此。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廠商就會不擇手段壓低生產成本，從工人身上想辦法。而工人之所以愿意忍受低工資、工作條件惡劣等代價，也無非是因為這里還能掙到錢，至少比農村要多，而企業成本加大或倒閉對他們來說可能是更大的災難。他們所要求的不過是現實條件的有限改善。所以，現有經濟結構決定了非法用工有很大空間，而解決問題則需要經濟結構的調整和跨國公司的讓利———品牌價值固然重要，但同時應體現勞動者起碼的價值。

　　此外，法律法規不完善和政府監督不嚴也應為違法用工負上責任。勞動工人被定性為派遣工，從而降低其工資和勞動保障支持，這種情況在中國屢見不鮮，勞動部門也沒有認定這為違法。至于最新出臺的勞動合同法受到反對和規避的情況如此之多，說明法律解釋和法律執行并不到位。嚴酷的經濟形勢使得政府更加對企業投鼠忌器———嚴格依法治理企業、提高企業成本，會危害到經濟發展。

　　這些因素都使違法用工成了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徹底解決勞工待遇的方案也缺乏施行的必要條件。但這次調查和幾個月前香港大學生調查玖龍紙業一樣，所反映出來的東西還是讓我們振奮，那就是———來自社會層面的理想主義在我們這個國家畢竟還沒有滅絕。這為問題的最終解決提供了原動力。

　　不過，理想主義不是簡單的口號。理想主義要在我們今天的社會里真的“有用”，就必須建立常規化的、針對性解決問題的行為模式。這并非制造一個理念的模型，然后拿這個來套現實社會那樣簡單。如果只是理念的模型對照現實，并讓人們認識到這種差距，那么只能是徒增憤怒而已，無助于問題的解決。理想主義如果要對現實社會有實實在在的改造功能，就必須建立回應機制。

　　美國在20世紀初也曾經歷過血汗工廠、貧富分化等嚴重的社會問題，當時的進步主義者主要是通過擴大州政府的管理領域、在聯邦政府直至總統中尋找代言人等方式，通過強大的政府來解決問題。事實上，沒有政府和法律的回應，理想主義是很難取得成果的。昨天中華全國總工會稱“我們在密切關注”，這是對的———相關政府部門應介入調查，并且此調查要比學生們的調查更專業，出具更權威的報告，為問題尋找出路，而非出臺一個粗糙的調查結論應付了事。

　　在中國，無良企業主得到的更多是諂媚，而調查者們得到的卻是冷嘲熱諷。在對此事件的評論中，許多網友認為其幼稚，博出位、受人指使等等，類似說法不一而足。這也不難理解：在心理學上，一旦當人們認為問題太難解決的時候，就放棄解決問題，并對試圖解決問題的人冷嘲熱諷，以掩蓋自己的無力感。應該說，這是人心理上固有的弱點，但也是理想主義最易感受到挫折的地方。

　　不過，即便如此，理想主義者仍然要做下去，原因很簡單：如果基本的調查都不做的話，這個社會就更難改變了。學生們的調查手法也許并不專業，但并不是只有專業的手法才能揭示問題。調查所產生的輿論監督效果已使事件得到了積極回應：可口可樂東莞廠表示，已對派遣工的伙食進行改進。我們需要關注的，不是把社會資源和大眾的關注虛耗于無益的倫理討伐和道德辯護，而是如何把問題的發現變為社會進步的契機，如何通過點滴的改進，而推動回應機制的建立、社會共識的形成、法律執行的完善、企業行為模式的變化，以及價值評判標準的提高。（作者系華南師大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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