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論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

　　社會主義的根本就是消滅剝削、消滅私有制，而要實現這個根本，就必須要有足夠的物質資料。促進物質資料的生產，就必須大力解放、保護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提高社會經濟效率，盡快完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積累。所以，解放、保護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社會主義國家要激發全社會的創造力和發展活力，努力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

　　第一節 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

　　1949年9月21日，毛澤東在《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一文中指出：“全國規模的經濟建設工作業已擺在我們面前。”我們“能在勝利以后建設一個繁榮昌盛的國家”。

　　1949年9月30日，毛澤東在《中國人民大團結萬歲》一文中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將領導全國人民克服一切困難，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掃除舊中國所留下來的貧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

　　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是什么?這是黨所面臨的一個重大戰略決策。毛澤東對此一再作了明確的論述。

　　一、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任務

　　1957年6月，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毛澤東進一步論述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任務。他指出：“專政的目的是為了保衛全體人民進行和平勞動，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在這個時候……團結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一場新的戰爭──向自然界開戰，發展我們的經濟，發展我們的文化。”“從一九五六年以來，情況就根本改變了”，“我們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系下面保衛和發展生產力。”

　　1957年3月，在中共中央召開的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毛澤東又指出：“要使幾億人口的中國人生活得好，要把我們經濟落后、文化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富裕的、強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國家，這是一個艱巨的任務。”

　　上述理論觀點，在以后的不同場合，他反復地重申，并作了一系列具體論述。但是，我們還經常看到一些所謂“研究”毛澤東思想的“專家”，貌似公正的人一再指責毛澤東不懂經濟，不會搞建設，不重視發展生產力，不關心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不正視中國經濟文化落后的現實，甚至胡說毛澤東害怕國家和人民富裕，想搞“貧窮的社會主義”等等。事實一再證明，這是些顛倒黑白的污蔑，是別有用心的指責，實在荒謬之極。

　　毛澤東不僅在上述理論和中共“八大”報告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任務，而且通過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理論，分析社會主義社會當前階段基本矛盾的特點，科學論證了確定我國當前階段根本任務的客觀依據。

　　(一)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發展基本上相適應，社會主義上層建筑和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基本上相適應，這就必然要求同時也有現實可能促進生產力的大發展。

　　1953年12月，在修改《關于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中，毛澤東指出：“只有完成了由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到社會主義所有制的過渡，才有利于社會生產力的迅速向前發展，才有利于在技術上起一個革命，把在我國絕大部分社會經濟中，使用簡單的落后的工具農具去工作的情況，改變為使用各類機器直至最先進的機器去工作的情況，借以達到大規模地出產各種工業和農業產品，滿足人民日益增長著的需要，確有把握地增強國防力量，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以及最后地鞏固人民政權，防止反革命復辟這些目的。”

　　1956年1月26日，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六次會議上的講話中，他再次強調指出：“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農業和手工業由個體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私營工商業由資本主義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所有制，必然使生產力大大地獲得解放。這樣就為大大地發展工業和農業的生產創造了社會條件。”

　　1957年2月，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他還指出：“所謂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比舊時代生產關系更能適合生產力發展的性質，就是指能夠容許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因而生產不斷擴大，因而使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的這樣一種情況。”

　　1960年春，在一次讀書小組讀書會上的談話中，毛澤東進一步總結世界歷史的經驗，說明在建立新的生產關系之后，生產力大發展的一般規律：“從世界的歷史來看，資產階級工業革命，不是在資產階級建立自己的國家以前，而是在這以后，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的大大發展，也不是在上層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這以后。都是先把上層建筑改變了，生產關系搞好了，上了軌道了，才為生產力的大發展開辟了道路，為物質基礎的增強準備了條件。當然，生產關系的革命，是生產力的一定發展所引起的，但是，生產力的大發展，總是在生產關系改變以后。首先制造輿論，奪取政權，然后解決所有制問題，再大大發展生產力，這是一般規律。”“一切革命的歷史都證明，并不是先有充分發展的新生產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產關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輿論，進行革命，奪取政權，才有可能消滅舊的生產關系。消滅了舊的生產關系，確立了新的生產關系，這樣就為新的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道路。”

　　(二)社會需要和社會生產的矛盾經常存在，只有通過社會基本矛盾的發展才能實現和解決，而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的發展，歸根到底取決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1953年12月，在修改《關于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中，他指出：“大規模地出產各種工業和農業產品，滿足人民日益增長著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1957年2月，他還指出：“生產不斷擴大，因而使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同時，生產不斷擴大，又會促使需要不斷增加，因此，“在客觀上將會長期存在的社會生產和社會需要之間的矛盾，就需要人們時常經過國家計劃去調節。”

　　1960年春天，他還指出：“社會主義生產要服從于需要。”

　　這里的問題不僅在于要正確理解社會需要和社會生產的矛盾，而且還要正確理解社會需要和社會生產的矛盾同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關系。也就是說社會需要和社會生產的矛盾，實際上是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具體現象和反映。

　　需要是人們對外界事物、對象、客體，首先是物質生活資料的依賴關系。需要不是主觀的產物，更不是任意的想象。人們的需要，是由外在客觀條件決定的，是由人們的生理機能得以發生、受自然環境的影響，并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形成的。人們的需要，按需要客體的差別可以分為不同的類型。社會需要是同滿足需要的手段一同發展的。因此，一定歷史階段的社會需要，既不是抽象的，也不是固定不變的。社會需要滿足的過程是同一定的社會再生產過程相聯系的。

　　從需要為生產提供觀念的對象這個角度看問題，需要的滿足過程是先行過程;從生產為需要提供實在的對象這個角度看問題，生產過程是先行過程。因此，兩者是互為條件、互為前提的。從矛盾的產生來說，首先是社會需要決定社會生產。社會生產必須與社會需要相一致，否則社會生產就是盲目的，就會衰退，導致危機。從矛盾的解決來說，社會生產又決定著社會需要，一定的社會生產滿足了一定的社會需要，又促使新的社會需要產生。需要總是不斷發展的，并且往往超過社會實際掌握的滿足需要的手段。因此，社會需要和社會生產的矛盾是經常存在的，只是在不同的社會條件下其具體表現形式不同。

　　社會需要和社會生產的矛盾，是整個人類社會及其各個歷史階段的初始矛盾。因為，沒有社會需要和社會生產的矛盾，人類社會就不可能產生、存在和發展。人們所必需的各種生活資料，是由人類的肉體組織和生化需要所決定的。但是，只有通過生產來滿足的需要，才是區別于其他動物的人類需要。生產是人類社會的特有現象，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但是，人類社會不是為了生產而生產，生產是為了滿足需要，并且創造出新的需要。新的需要又成為新的生產發展的根本動力。滿足需要是人類從事生產活動的出發點和最終目的。

　　人類的歷史歸根到底就是人民群眾不斷發展生產，不斷滿足需要，從而不斷推動生產發展的歷史。同時，社會需要和社會生產的矛盾，規定、制約著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以及其他社會矛盾。社會需要和社會生產的矛盾運動體現著雙重關系：一種是人類與自然界的關系，其標志是生產力;一種是人與人的關系，其標志是生產關系。可以說，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是社會需要和社會生產的矛盾的集中表現，沒有社會需要和社會生產的矛盾，也就不會有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有的人認為，社會需要和社會生產的矛盾，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的具體表現，這其實把兩者的關系弄顛倒了。社會需要和社會生產的矛盾還通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制約、影響著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社會集團和社會集團之間的矛盾，等等。反過來，任何一個歷史階段的社會需要和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的解決，又總是受到當時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的影響、制約和支配。

　　以社會需要與社會生產的關系同經濟關系的聯系為例，生產為需要提供對象，首先就引入了生產資料所有制;分配按一定的經濟關系把需要的對象加以分配;交換依照個人的需要把已經分配的東西再分配，這種再分配也受經濟關系的制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就受價值規律的制約;消費直接滿足主體的需要，其社會經濟方面如各種消費關系的矛盾、消費的構成、水平和發展趨勢以及社會消費的合理組織和分配等，也同社會的生產關系有密切聯系。

　　在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中，廣大勞動人民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必須進行生產。但是，他們的需要之所以不能得到適當的滿足，首先是在于當時生產水平的限制。但主要的還在于少數剝削者占有了生產資料，從而占有了勞動者的勞動成果，并運用國家機器和意識形態來維護他們的既得利益。在這種情況下，社會需要和社會生產的矛盾，通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對抗性矛盾，直接表現為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其過程本身則較為隱蔽。

　　在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中，廣大勞動人民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也必須進行生產。他們的需要滿足的程度，首先也取決于當時的生產力狀況，但同時也取決于當時的經濟關系。在以公有制為基礎的低級社會形態中，因為人們在公有的生產資料的占有方面仍有差別，在勞動的性質、質量、數量方面仍有差別，在市場交換中所處的地位仍有差別，在分配的方式、數量方面仍有差別，從而他們的需要滿足的程度也仍然存在相當大的差別。而且在以公有制為基礎的低級社會形態中，還仍然存在大小程度不同的部分生產資料私有制。在這種情況下，社會需要和社會生產的矛盾除了部分表現為不同階層之間的矛盾以外，還通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非對抗性矛盾，直接表現為勞動人民不同的社會集團之間的矛盾。這是人民內部的矛盾，毛澤東為此專門研究撰寫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二、堅持以生產建設為中心

　　關于生產建設在整個國家建設中的地位問題，毛澤東早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革命根據地中，就已經提出來了。以后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情況下，又作了許多具體深入的論述。

　　(一)戰爭轉變為和平，革命取得勝利，生產建設就成為一切任務的中心

　　1933年8月，在《必須注意經濟工作》中，毛澤東就提出經濟建設的重要性，他指出：“革命戰爭的激烈發展，要求我們動員群眾，立即開展經濟戰線上的運動，進行各項必要和可能的經濟建設事業。為什么?現在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應當為著革命戰爭的勝利，首先是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的戰爭的徹底勝利;為著爭取物質上的條件去保障紅軍的給養和供給;為著改善人民群眾的生活，由此更加激發人民群眾參加革命戰爭的積極性;為著在經濟戰線上把廣大人民群眾組織起來，并且教育他們，使戰爭得著新的群眾力量;為著從經濟建設去鞏固工人和農民的聯盟，去鞏固工農民主專政，去加強無產階級的領導。”

　　這一段論述，可以說對經濟建設在各個方面包括軍事、政治、經濟上的重要意義，作了高度概括和理性說明。同時，他又指出：“在現在的階段上，經濟建設必須是環繞著革命戰爭這個中心任務的。”“只有在國內革命戰爭完結之后，才說得上也才應該說以經濟建設為一切任務的中心。”

　　1942年12月，在《抗日戰爭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的講話中，他指出：“中心的和第一位的工作，就目前邊區條件說來，就大多數同志說來，確確實實地就是經濟工作和教育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圍繞著這兩項工作而有其意義。”“兩項工作中，教育(或學習)是不能孤立地去進行的，我們不是處在‘學也，祿在其中’的時代，我們不能餓著肚子去‘正誼明道’，我們必須弄飯吃，我們必須注意經濟工作。”

　　1949年3月，在《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中，他指出：“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復和發展。務須避免盲目地亂抓亂碰，把中心任務忘記了。”“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黨的組織工作，政權機關工作，社會的工作，其他各種民眾團體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肅反工作，通訊社報紙廣播電臺的工作，都是圍繞著生產建設這一個中心工作服務的。”他還指出：北方除少數新解放區以外，“已經推翻了國民黨的統治，建立了人民的統治，并且根本解決了土地問題。黨在這里的中心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恢復和發展生產事業，這是一切工作的重點所在。”

　　1953年3月，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個黨內指示中，他又強調指出：“農業生產是農村中壓倒一切的工作，農村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圍繞著農業生產而為它服務的。”

　　1955年9月，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一則按語中，他指出：“一切合作社，都要以是否增產和增產的程度，作為檢驗自己是否健全的主要標準。”

　　在這一段時期中毛澤東有關生產建設的理論，應該說是深入人心，一致擁護，是沒有爭論的。我們之所以不惜篇幅地詳細引證，就是為了搞清楚毛澤東這個經濟理論的來龍去脈和真理所在。

　　(二)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進一步突出經濟建設的地位

　　1957年3月，在對南京部隊、江蘇、安徽兩省黨員干部的講話中，毛澤東指出：“讓我們跟全國人民一道，干它個幾十年。長期不說，干它個五十年。這個世紀上半個世紀搞革命，下半個世紀搞建設。這個世紀還有四十多年，現在的中心任務是建設。”

　　1958年4月，在中共中央漢口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他提出：“整風掛帥，生產是當前中心工作，帶動其它工作。”

　　從1958年到1962年，毛澤東與中央領導集體一起，全力以赴地抓經濟建設，這是人們共知，有目共睹的客觀事實。有人竟說，這個時期抓經濟建設方法不對頭，出現了重大失誤，實際就不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個說法顯然是不對的。人們知道，是不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一回事，抓經濟建設的方法對不對頭則是另外一回事。根本不能把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加以混淆，用后者去代替前者。

　　還有一些人認為，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強調階級斗爭以后，逐步形成“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理論和政策，就放棄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針。從毛澤東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發展的內在羅輯思維及其過程來說，這種說法并不符合客觀實際情況。

　　1962年9月，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在提出政治形勢、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等問題以后，又強調指出：“不要因強調階級斗爭就放松了經濟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1963年5月，在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中，對農村社會主義教育工作，強調要“在不誤生產、密切結合生產的條件下，分期分批地有步驟地推行。”

　　從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任務來說，包括許多項目，從大的方面來說，有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國防建設等等，其中，經濟建設是中心，因為，最根本的任務就是發展社會生產力。可是，要搞好各項建設，高速度發展社會生產力，最根本的又是要調動人的積極主動性和創造精神。要調動人的積極主動性和創造精神，關鍵又在于正確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要正確處理人們之間的各種矛盾，在社會主義社會的初期階段，最關鍵的就在于處理好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之間的矛盾。而處理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之間的矛盾的方法，就是階級斗爭。因為階級斗爭是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務，處在最關鍵的地位。講政治工作，既不是、也不必、更不能代替經濟工作;政治工作與經濟工作是有區別的，反過來，經濟工作既不是、也不必、更不可能代替政治工作。毛澤東說“整風掛帥，生產是當前的中心工作”，就講明了這個道理。在實際工作中，如何處理好經濟工作和政治工作兩者之間的關系，需要不斷地總結經驗。在某個時期，既強調了政治工作，又強調了經濟工作;在某個短暫時期，著重強調政治工作，而沒有強調經濟工作;在某個短暫時期，又強調了經濟工作，而沒有強調政治工作。這完全是由當時的政治經濟形勢和任務執行情況決定的，始終強調“抓革命，促生產”的總體要求就說明了二者的辯證關系，歸根結底是“促生產”。這是毫無疑義的。

　　(三)在“文化大革命”中始終堅持“抓革命，促生產”

　　1966年8月，在毛澤東主持制定的《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中，就明確提出要“抓革命，促生產”。由于始終堅持“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國家的經濟基礎和運行機制沒有大的改變，大的建設部署安排沒有中斷，國民經濟的“三五”和“四五”計劃完成的情況還是相當好的：工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率分別為9.6%和7.8%。從十年的總體進程看，工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仍有7.1%的增長。六、七十年代的中國正處于加強工業、農業、科學技術和國防工業的基本建設的關鍵時期，一些大建設、大工程、大項目都是這期間完成的，它在中國建立獨立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中具有特殊的意義。依據國家統計部門所公布的數字，止于1978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達3624億元，這比1965年的1716億元翻了一番還多，年均遞增率達6.8%。主要產品的產量更是大幅度增長，超過歷史最高水平。例如：鋼產量達3178萬噸，原油產量達10400萬噸，原煤產量達61800萬噸，糧食產量達30475萬噸，它們分別是1965年的2.6倍，9.2倍，3.09倍，1.6倍。 在這期間，全國各地新建了不少工業企業。1965年全國企業總數是15.8萬個，其中全民所有制企業4.6萬個，集體所有制的11.2萬個;到了1979年企業總數就達到35.5萬個，是原來的2.25倍。其中全民8.4萬個，集體27.1萬個，分別是原來的1.83倍和2.42倍。而且企業規模普遍擴大，其中大中型企業有4500個。全國職工總數近一億人(9967萬人，其中全民制7693萬人、集體制2274萬人)，比1965年的4965萬人(其中全民3738萬人、集體1227萬人)增長70%以上。這也大大促進了就業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這個時期中國基本上建成為一個工業化國家。1952年，中國工業僅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0%，農業占64%，而到1975年，這個比率就顛倒過來了，工業占72%，農業占28%了。這個時期我國建立和發展了一批新興工業部門，包括石油化學工業、電子工業、航天工業、核工業等。1976年進出口總額為134·33億美元，比1966年的46.14億美元增加1.9倍，平均是兩位數增長，每年增長11.25%。第一顆原子彈于1964年10月16日爆炸成功之后，第一顆氫彈于1967年6月17日爆炸成功，南京長江大橋建成于1968年12月，第一顆人造衛星于1970年4月發射成功等等。

　　第二節 社會主義建設工作的重點轉到技術革命

　　中國剛剛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枷鎖下解放出來，社會生產力十分落后。毛澤東對中國生產力落后的狀況是有著清醒認識的。早在1949年3月，他就指出：“中國已經有大約百分之十左右的現代工業經濟，這是進步的。”“中國還有大約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這是落后的。”“在今天，在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的農業和手工業，就其基本形態來說，還是和還將是分散的和個體的，即是說，同古代近似的，誰要是忽視或輕視了這一點，誰就要犯‘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以后他又反復指出：我國現在仍然是“一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后的國家。”“我們一為‘窮’，二為‘白’。‘窮’就是沒有多少工業，農業也不發達。‘白’就是一張白紙，文化水平、科學水平都不高。”“我們的國家現在還是一個很窮的國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根本改變這種狀態。”“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大國，但又是一個經濟落后的窮國，這是一個很大的矛盾。”毛澤東既是偉大的革命家和戰略家，也是杰出的政治經濟學大師，他一生都把改變中國的貧窮和落后狀態，建設中國人民的幸福生活，作為自己一生追求的重要目標。他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一九四九年中國解放我是很高興的，但是覺得中國的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因為中國很落后，很窮，一窮二白。以后對工商業的改造，抗美援朝的勝利，我又愉快又不愉快。及有這一次大躍進，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這個速度發展下去，中國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盡管大躍進的這一偉大戰役，遇到了不少領導干部頭腦發熱、急于求成、“左”傾干撓、速度過快，造成了一定挫折等問題，但從這一段論述中表露出來的心態，卻增加了人們對毛澤東的充分理解和崇高敬意。

　　因此，毛澤東在反復強調發展生產力的同時，又特別強調發展生產力還必須進行科技革命。

　　他明確指出：“我們現在不但正在進行關于社會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進行技術方面的由手工業生產到大規模現代化機器生產的革命，而這兩種革命是結合在一起的。”“中國只有在社會經濟制度方面徹底地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又在技術方面，在一切能夠使用機器操作的部門和地方，統統使用機器操作，才能使社會經濟面貌全部改觀。由于我國的經濟條件，技術改革的時間，比社會改革的時間會要長一些。”他還說過：不打(實現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這一仗，生產力無法提高，要以革命的精神來搞科學技術。

　　毛澤東在這里強調了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觀點：要發展生產力不單是要進行社會制度革命，而且要進行科學技術革命。他提出了社會革命和技術革命是結合在一起的原理。

　　他認為，在我國的經濟條件下，技術改革比社會改革的時間要長一些。如果僅就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來說，這可能是對的;如果就社會主義改造徹底完成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的改革來說，可能始終是和技術革命結合在一起的。

　　1958年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他就明確地提出：“現在要來一個技術革命，”“中國經濟落后，物質基礎薄弱，使我們至今還處在被動狀態，精神上還是感到受束縛，在這方面我們還沒有得到解放。”“提出技術革命，就是要大家學技術，學科學。”“從今年起，要在繼續完成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把黨的工作的著重點放到技術革命上去。這個問題必須引起全黨注意。”“把全黨的注意力移到技術革命上面去。”

　　第三節 社會主義建設的目標、方針和道路

　　一、社會主義建設的總目標

　　1954年6月14日，毛澤東在《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中指出：“我們的總目標，是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

　　1954年9月15日，毛澤東在《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中又指出：“準備在幾個五年計劃之內，將我們現在這樣一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

　　1955年3月21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要在這個國家改變歷史方向和國家面貌，要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期間內使國家基本工業化，并且要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完成社會主義改造，要在大約幾十年內追上或趕過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

　　1957年3月12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一定會建設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國家。”“要使幾億人口的中國人生活得好，要把我們這個經濟落后、文化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富裕的、強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國家，這是一個艱巨的任務。”

　　1964年12月，毛澤東又提出了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四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

　　總之，毛澤東一再提出、反復強調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總目標，就是要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富裕的、強盛的、現代化的偉大社會主義國家，使中國人民有尊嚴，生活得好。也就是說，建設社會主義，絕不是要使中國永遠停留在貧窮、落后的狀態。這里自然包含著一個不言自明的理念：貧窮、落后當然不是社會主義。

　　二、中國走工業化的道路必須正確處理好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的關系

　　1956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的報告中指出：“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于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

　　毛澤東提出，中國走工業化的道路，必須正確處理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的關系。

　　(一)要處理好工業和農業的關系

　　1956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的報告中指出：在處理好工業和農業的關系上，“我們沒有犯原則性的錯誤，我們比蘇聯和一些東歐國家作得好些。像蘇聯的糧食產量長期達不到革命前的最高水平問題，我們這里是不存在的。”“我們對于農業是比較注重的。我們一直抓了農業，發展了農業，相當的保證了發展工業所需要的糧食和原料。我們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較豐富，物價和貨幣是穩定的。”“我們現在的問題，就要適當地調整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投資比例，更多地發展農業。”

　　1957年1月27日，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全黨一定要重視農業。農業關系國計民生極大。要注意，不抓“糧食很危險。不抓糧食，總有一天要天下大亂。”

　　“首先，農業關系到五億農村人口的吃飯問題，吃肉吃油的問題，以及其他日用的非商品性農產品問題。這個農民自給的部分，數量極大。”“農業搞好了，農民能自給，五億人口就穩定了。”

　　“第二，農業也關系到城市和工礦區人口的吃飯問題。商品性的農產品發展了，才能供給工業人口的需要，才能發展工業。要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提高農產品特別是糧食的商品率。有了飯吃，學校工廠少數人鬧事也不怕。”

　　“第三，農業是輕工業原料的主要來源，農村是輕工業的重要市場。只有農業發展了，輕工業生產才能得到足夠的原料，輕工業產品才能得到廣闊的市場。”

　　“第四，農村又是重工業的重要市場。比如，化學肥料，各種各樣的農業機械，部分的電力、煤炭、石油，是供應農村的，鐵路公路和大型水利工程，也都為農業服務。現在，我們建立了社會主義的農業經濟，無論是發展輕工業還是發展重工業，農村都是極大的市場。”

　　“第五，現在出口的物資主要是農產品。農產品變成外匯，就可以進口各種工業設備。”

　　“第六，農業是積累的重要來源。農業發展起來了，就可以為發展工業提供更多的資金。”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指出：“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農業同時并舉，工業才有原料和市場，才有可能為建立強大的重工業積累較多的資金。大家知道，輕工業和農業有密切的關系。沒有農業就沒有輕工業。重工業要以農業為重要市場這一點，目前還沒有使人們看得很清楚。但是隨著農業的技術改革逐步發展，農業的日益現代化，為農業服務的機械、肥料、水利建設、電力建設、運輸建設、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日益增多，重工業以農業為重要市場的情況，將會易于為人們所理解。在第二個五年計劃和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如果我們的農業有更大發展，使輕工業相應地有更多的發展，這對于整個國民經濟會有好處。農業和輕工業有了發展，重工業有了市場，有了資金，它就會更快地發展。這樣，看起來工業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實際上不會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

　　1959年，毛澤東還具體提出了“以農業為基礎，按照農、輕、重的次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的指導理論。

　　(二)在農業內部要處理好糧食和其他各業的關系

　　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從去年冬季以來，集中搞糧食，忽略了副業和經濟作物。后頭又糾正了這個偏差，來搞副業和經濟作物，”“而糧食又不行了，”“開頭一偏偏到糧食，再一偏偏到副業、經濟作物。”這說明在農業內部要兼顧糧食和其他各業，不能只顧一頭。

　　(三)在工業內部要處理好重工業和輕工業等的關系

　　首先要處理好重工業和輕工業的關系。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指出：“重工業是我國建設的重點。必須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這是已經定了的。但是決不可以因此忽略生活資料尤其是糧食的生產。”“象一些東歐國家由于輕重工業發展不太平衡而產生的嚴重問題，我們這里是不存在的。他們片面地注重重工業，忽視輕工業，因而市場上貨物不夠，貨幣不穩定。我們對于輕工業是比較注重的。”

　　其次，要處理好沿海和內地的關系。

　　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指出：“新的工業大部分就擺在內地，使工業布局逐步平衡，并有利于備戰，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廠礦，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至于沿海原有的輕重工業的擴建和改建，過去已經作了一些，以后還要大大發展。”

　　再次，要處理好工業建設和市政建設的關系。

　　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前幾年建設中有一個問題，就象有的同志說的，光注意‘骨頭’，不大注意‘肉’，廠房、機器設備等搞起來了，而市政建設和服務性的設施沒有相應地搞起來，將來問題很大。我看，這個問題的影響，不在第一個五年計劃，而是在第二個五年計劃，也許還在第三個五年計劃。”

　　此外，在經濟建設內部還要處理好數量和質量的關系。

　　1959年，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指出：“要把質量、品種放在第一位。”

　　(四)要處理好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

　　1956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指出：“只有經濟建設發展得更快了，國防建設才能夠有更大的進步，”“我們一定要加強國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強經濟建設。”

　　三、社會主義建設的步驟

　　前面已經說過，毛澤東把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社會主義社會不發達階段;第二個階段，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發達階段。在社會主義社會的不發達階段，又需要經過若干步驟發展生產、發展國民經濟，才能在一個不太長的時間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

　　1964年12月，經過毛澤東修改并同意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國的國民經濟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考慮：第一步，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使我國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

　　1975年1月13日，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再一次提出：遵照毛主席的批示三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曾經提出，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國的國民經濟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設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時間，即在一九八0年以前，建成一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

　　四、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方針

　　(一)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是我們的基本方針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指出：“一個基本方針，就是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過去為了結束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我們就實行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方針。現在為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同樣也實行這個方針。”“什么是國內外的積極因素?在國內，工人和農民是基本力量。中間勢力是可以爭取的力量。反動勢力雖是一個消極因素，但是我們仍然要作好工作盡量爭取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在國際上，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都要團結，不中立的可以爭取中立，反動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總之，我們要調動一切直接的和間接的力量，為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

　　1957年2月，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指出：“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并且盡可能地將消極因素轉變為積極因素，為建設社會主義社會這個偉大的事業服務。”

　　(二)統籌兼顧、適當安排是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具體方針

　　1957年，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指出：“我們的方針是統籌兼顧、適當安排。”“這里所說的統籌兼顧，是指對六億人口的統籌兼顧。我們作計劃、辦事、想問題，都要從我國有六億人口這一點出發，千萬不要忘記這一點。”“無論糧食問題，災荒問題，就業問題，教育問題，知識分子問題，各種愛國力量的統一戰線問題，少數民族問題，以及其他各項問題，都要從全體人民的統籌兼顧這個觀點出發，就當時當地的實際可能條件，同各方面的人協商作出各種適當的安排。決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煩難辦，推出門外了事。這樣說，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來呢?當然不是。許多人，許多事，可以由社會團體想辦法，可以由群眾直接想辦法，他們是能夠想出許多好的辦法來的。而這也就包括在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方針之內，我們應當指導社會團體和各地群眾這樣做。”

　　(三)勤儉經營應當是一切經濟事業的方針

　　1955年9月至12月，毛澤東在《勤儉辦社》一文的按語中指出：“勤儉經營應當是全國一切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方針，不，應當是一切經濟事業的方針。勤儉辦工廠，勤儉辦商店，勤儉辦一切國營事業和合作事業，勤儉辦一切其他事業，什么事情都應當執行勤儉的原則。這就是節約的原則，節約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原則之一。中國是一個大國，但是現在還很窮，要使中國富強起來，需要幾十年時間。幾十年以后也需要按照勤儉的原則，但是要特別提倡勤儉，特別要注意節約的，是在目前這幾十年內，是在目前這幾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內。”

　　五、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方法

　　毛澤東提出，力爭多快好省地實現由經濟落后的國家向現代化的強國的躍進。

　　1957年10月9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三次會議上講話中指出：“本來，好、省是限制多、快的。好者，就是質量好;省者，就是少用錢;多者，就是多辦事;快者，也是多辦事。這個口號本身就限制了它自己，因為有好、省，既要質量好，又要少用錢，那個不切實際的多，不切實際的快，就不可能了。”“我們講的是實事求是的合乎實際的多、快、好、省，不是主觀主義的多、快、好、省。我們總是盡可能爭取多一點，爭取快一點，只是反對主觀主義的多、快。”

　　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還進一步總結世界各國發展的歷史經驗時指出：“在十七世紀，歐洲的一些國家已經在發展資本主義了，經過三百多年，資本主義的生產力有了現在這個樣子。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比較，有許多優越性，我們國家的經濟的發展，會比資本主義國家快得多。”

　　1964年12月13日，毛澤東在對政府工作報告稿的修改中指出：“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的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強國。我們所說的大躍進，就是這個意思。難道這是做不到的嗎?”“為什么西方資產階級能夠做到的事，東方無產階級就不能夠做到呢?中國大革命家，我們的先輩孫中山先生，在本世紀初期就說過，中國將要出現一個大躍進。他的這個預見，必將在幾十年的時間內實現。這是一種必然趨勢，是任何反動勢力所阻擋不了的。”

　　無論從哲學上來說，還是從政治上來說，毛澤東提出的“多快好省”和“大躍進”的戰略方針都是不錯的，是符合客觀事物發展規律的。要求也講得明明白白，實實在在。然而問題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沒有來得及規定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加之，由于普遍存在急于求成的思想，在組織第一個偉大戰役的時候，就提出了一些不合乎實際的“高指標”。

　　毛澤東在探索和指引中國走工業化、現代化道路的過程中，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因為認識不可能都一步到位，也不可能天生很有經驗，他總是不斷地調查研究，弄清情況，總結經驗，修正錯誤，推動社會主義建設繼續向前發展。但這也說明了，不可能是筆直地發展。馬克思主義也告訴我們，曲折前進，波浪式發展，本來就是社會經濟長程發展的天經地義的必然規律。

　　1962年1月，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因為我們沒有經驗，在經濟建設方面，我們只得抄蘇聯，特別是在重工業方面，幾乎一切都抄蘇聯，自己的創造性很少。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同時又是一個缺點，缺乏創造性，缺乏獨立自主的能力。這當然不應當是長久之計。從一九五八年起，我們就確立了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在一九五八年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通過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在那一年又辦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躍進的口號。在提出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一個相當時間內，我們還沒有來得及、也沒有可能規定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因為經驗不足。在這種情況下，干部和群眾，還得不到一整套教材，得不到系統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統一的認識和統一的行動。要經過一段時間，碰過一些釘子，有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才有這樣的可能。現在好了，有了這些東西了，或者正在制定這些東西。這樣，我們就可以更加妥善地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

　　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畢竟闡明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方向、道路、發展戰略、根本方針、基本方法和政策，要求講得清清楚楚，而且隨著實踐的行進，在不斷地探索、深化和完善，畢竟在當時確實起到了統一全黨思想，正確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奪取勝利的重要作用。但是，由于1958年的大躍進中一線領導急于求成，出現了高指標、瞎指揮、“共產風”、浮夸風、“一平二調三收款”，甚至有人公開弄虛作假、欺上瞞下等錯誤干撓以及人為破壞。其間，毛澤東一開始就注意到“左”傾錯誤的傾向，親自談話、寫信、調查、耐心在會上講，力圖糾正“左”傾錯誤。直到1960年6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經濟問題和國際問題。會議的最后一天，毛澤東一清早花了兩個小時，寫出一篇《十年總結》講話稿。說是“十年”，其實主要是三年“大躍進”的總結。在下午的閉幕會上，毛澤東從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論上就三年補充計劃指標和《十年總結》再次講話，這才得到周恩來等的支持，才得以壓縮計劃指標，開始糾正“左”傾錯誤，使經濟工作逐步走上健康軌道。

　　1959年4月2日～5日，中國共產黨八屆七中全會在上海舉行。出席會議的中央委員81人，后補中央委員80人。中央各部門負責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列席了會議。

　　會議除討論其他問題外，重點檢查了農村人民公社的整頓問題，通過了《關于人民公社十八個問題》的文件。文件規定，人民公社的三級所有制中，基本上是生產隊所有制;三級核算時，一般是以相當于原來高級社的生產隊作為基本核算單位;生產隊下面的生產小隊也應當有部分的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權限。規定要清理賬目，“結清舊賬”，進行退賠。重申人民公社計算勞動報酬的原則是“按勞分配，多勞多得”。

　　毛澤東在會上就工作方法問題講了話，他號召學習海瑞精神，提倡要“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要敢講話，在黨內要造成有話就講，有缺點就改進的空氣，要言者無罪，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見。

　　從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到1959年4月的八屆七中全會，經過13個月的努力，人民公社運動終于納入了健康發展的軌道。

　　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發布了致六級干部的公開信。也就是《黨內通訊》。全文如下：

　　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

　　我想和同志們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于農業的。

　　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

　　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不對。老農懷疑，中年人也有懷疑的。這三種人開一個會，得出一個適當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產，密植問題就得由生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規定一個密植幅度，不當作命令下達，只給下面參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為好，積累經驗，根據因氣候不同，因地點不同，因土、肥、水、種等條件不同，因各種作物的情況不同，因田間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個比較科學的密植程度的規定，幾年之內達到一個實際可行的標準，那就好了。

　　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忙時吃干，閑時半干半稀，雜以番薯、青菜、蘿卜、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斗，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個問題，播種面積要多的問題。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十年以內，只能看情況逐步實行。三年以內，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目前幾年的方針是: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高額豐產田)同時實行。

　　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四年以內小解決，七年以內中解決，十年以內大解決。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這四年內，主要依靠改良農具、半機械化農具。每省每地每縣都要設一個農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學技術人員和農村有經驗的鐵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縣各種比較進步的農具，加以比較，加以試驗，加以改進，試制新式農具。試制成功，在田里實驗，確實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廣。提到機械化，用機械制造化學肥料這件事，必須包括在內。逐年增加化學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對各項增產措施，對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于人民事業有利，于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愿”，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以上六件事，請同志們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見，以求得真理為目的。我們辦農業工業的經驗還很不足。一年一年積累經驗，再過十年，客觀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們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認識。

　　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里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毛澤東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毛澤東發現浮夸問題。1958年8月13日，毛澤東去天津新意村參觀稻田，有關領導干部匯報說，畝產可達10萬斤，毛澤東聽后搖頭撇嘴，表示不相信。毛澤東說：不可能的事。他指著這位領導干部說，你沒有種過地，這不是放衛星，是“放大炮”。毛澤東當面提出了批評。

　　《人民日報》曾登過一幅照片，五位小女娃嘻戲地站在稻秧上，毛澤東搖頭風趣地說：娃娃，下來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說：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種過地的，畝產10萬斤，堆也堆不起來么!

　　毛澤東到湖北省，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講，有一塊實驗田，水稻畝產上萬斤。毛澤東搖頭說：我不相信。外國朋友問毛澤東，畝產萬斤糧的奇跡是怎樣創造出來的，他一笑置之，說：不要相信這些騙人的數字。

　　關于興修水利問題，1958年11月初，毛澤東說：現在要減輕一點任務，水利建設，去冬今春全國搞500億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億土石方，多了三倍還多，還有各種各樣的任務，……我看搞起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萬人，……你搞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為原則，你們一定要搞，我也沒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

　　據當時任《人民日報》總編輯兼新華社社長吳冷西的回憶，在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和大煉鋼鐵運動中，毛澤東先后多次找他談話，要求《人民日報》和新華社要敢于抵制“五風”(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不登“五風”文章，不發“五風”消息，一定要卡死。吳冷西在回憶錄中自我檢討說：在“大躍進”運動中，開始自己因毛主席的再三叮囑，還是比較慎重，但到了6月份就“隨大流”了。……雖然不能說人民日報和新華社應對1958年的“浮夸風”和“共產風”負有主要責任，但我主持這兩個單位的宣傳工作，在這期間造成的惡劣影響，至今仍感內疚。

　　第四節 關于社會需要與社會生產的矛盾

　　1956年9月15日召開的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說：“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的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又說：“由于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基本上完成，國家的主要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保護和發展生產力”。

　　當時毛澤東首先發現有問題的是關于主要矛盾的這一提法：“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

　　這一句話，在決議的歷次修改稿上都沒有。9月27日凌晨大會主席團常委會通過的稿子上也沒有，那是在大會閉幕式開會前臨時加上的。這個問題是陳伯達提出來的，陳伯達找了康生，這時大會已經快閉幕了。他們商量了一個修改的意思，把胡喬木找去。陳伯達搬出列寧的《落后的歐洲和先進的亞洲》這篇文章的一些話作為依據，說明先進的社會制度和落后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問題。然后陳伯達和胡喬木兩個人去找毛澤東，把修改的方案拿給他看，他琢磨了一會兒以后，同意了。他說：“好，趕快去印。”

　　大會通過政治報告后，過了幾天，毛澤東經過再三思考就提出：“這句話不妥當。這樣講，決議里就看不到我們國家還有階級矛盾。原因是八大開會的時候全部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人家敲鑼打鼓，上街游行表示擁護，這種情況下階級斗爭的問題就反映不到我們的頭腦里來了”。他做了這樣的解釋，也沒有責備誰。這是毛澤東第一次講這個問題。也同時對劉少奇也講了這個問題，但沒說錯了要改、要刪的話。

　　八大閉幕兩個星期以后，毛澤東對這個問題仍在思考，進一步提出了置疑。他說：“列寧講的是亞洲與歐洲比較，你們講的是自己與自己比。”

　　從以上可以看出，毛澤東當時提出異議的，不是對“先進的社會制度與落后的生產力的矛盾”這一個提法，而是對決議中關于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的基本論斷有了新的思考。注意到社會初始矛盾、社會基本矛盾、社會階級矛盾之間的關系。

　　社會需要與社會生產的矛盾是整個人類社會的初始矛盾，也就是起初矛盾。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是整個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社會的初始矛盾引起并決定著社會的基本矛盾。而社會的基本矛盾又決定著社會的群體結構矛盾。在階級社會中，各個社會階級結構之間存在著各種社會階級矛盾。在社會的各種階級矛盾之間必然有一種矛盾是主要的矛盾。

　　我們黨的歷史文獻，歷來分析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都是從國內的社會階級之間的矛盾、社會集團之間的矛盾來說的。1840年以后，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時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眾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1949年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后，這時社會的主要矛盾已是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即便將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取得徹底勝利，社會主義社會進入了更高一級的階段，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也許在國內不存在了，而且全世界都同步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的更高一級階段，也可能轉為其他的某兩個社會集團之間的矛盾，成為社會的主要矛盾。而絕不可能是什么所謂工業國與農業國的矛盾、需要與生產的矛盾、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成為社會的主要矛盾。

　　還需要進一步思考的是，只要世界上還存在著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及其意識形態和小生產的習慣勢力，任何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還不可能發展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而接近共產主義社會，國際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是不甘心失敗和滅亡的，還會進行武力威脅和侵略，還會派遣“第五縱隊”、恐怖組織、特工等反共組織和敵對人物，潛入社會主義國家，尋找代理人、資助收買、培養訓練漢奸、間諜和賣國賊等反共勢力，進行分化瓦解，內部腐敗，思想蛻變，搞“和平演變”和“顏色革命”等，實際上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斗爭仍然不可避免，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只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普遍高漲，全世界消滅了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及其意識形態，世界各國都發展到社會主義的高級階段，社會的主要矛盾才有可能由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轉化為其他社會集團之間的矛盾。從馬克思主義哲學觀點來看，社會的主要矛盾只會轉化，不會被消滅，更不會是由其它矛盾來代替之的。

　　正如毛澤東所闡明的，為了說明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重要性，根本用不著刻意制造一個所謂的需要和生產的矛盾是社會的主要矛盾的理論。而國際修正主義的歷史教訓也證明：赫魯曉夫一伙就曾經提出“三和兩全一少”、“階級斗爭熄滅論”、“和平長入共產主義”等的所謂理論，搞修正主義，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很快葬送了社會主義蘇聯。這就意味著，在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問題上是絲毫含糊不得的，理應吸取這個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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