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論社會主義計劃經濟

　　“一年之計在于春，一天之計在于晨。”深謀遠慮，大展宏圖。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古典經濟學家管仲在其巨著《管子》中已有計劃經濟和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周密系統論述。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就有有計劃地安排和組織生產和生活的實踐經驗和文明積淀，而這只是私有制基礎上一家一戶小農經濟和單個企業家的經驗和文明。沒有計劃的生產和生活是難以想象的。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里，單個經濟體是有一定的計劃性的，但是整個社會或國家受私有制的制約，不可能有計劃地安排和組織社會生產。只有在公有制基礎上的社會主義直至共產主義社會才有可能實行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經濟的體制。所以，馬克思曾設想未來公有制的社會將有計劃地組織全社會的生產和經濟活動，不存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俄國十月革命后，列寧和俄國共產黨曾一度試圖利用戰時共產主義這個特殊歷史時期準備“直接過渡”、“消滅貨幣”。但是，從1921年春起，現實迫使下不得不轉而實行新經濟政策，允許多種經濟成份存在，通過商品交換，貨幣流通和自由貿易來活躍經濟，培植國家資本主義。并利用外資和技術加快經濟發展，利用資本主義來建設社會主義。列寧逝世后，斯大林領導蘇聯建立起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制度，并使消費品生產成為商品經濟。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社會主義國家都曾學習蘇聯，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和計劃經濟體制。國內外的理論界長期以來也似乎形成了一種固定的觀念：社會主義就是計劃經濟(產品經濟);資本主義就是市場經濟(商品經濟)。這種觀念長期僵化地占據著主導地位。社會主義社會里究竟如何對待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商品經濟)，其二者究竟是什么關系?一直是似乎難以突破的重大理論問題。其實，毛澤東高瞻遠矚，洞察秋毫，不僅在政治經濟學理論上給予科學闡述，作出了重要貢獻，而且領導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快速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第一節 社會主義社會選擇計劃經濟的必然性

　　蘇聯和中國當初選擇計劃經濟體制，是學習貫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必然;尤其是中國，更是學習蘇聯經驗的必然。馬克思通過對人類社會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狀況的考察，得出了一個重要結論，即按比例分配社會必要勞動是人類社會的客觀規律，只是人類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社會里(國家)還不可能有意識地掌握和貫徹這一規律，只能以自發的力量通過盲目的事后的調節做到按比例，只有到了“以集體為基礎的社會”或共產主義社會，人類才可能按照節約時間的原則，通過自覺的事先的計劃做到按比例。蘇聯和中國在革命勝利后都十分重視馬克思的這一理論，并把它說成是實行計劃經濟的理論來源。

　　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也就是有計劃發展的經濟。早在1847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大工業造成一種絕對必需的局面，那就是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組成，在這個新的社會組成里，工業生產將不是由相互競爭的廠主來領導，而是由整個社會按照確定的計劃和社會全體成員的需要來領導。”以后，他們更概括地指出：“無產階級將取得社會權力，并且利用這個權力把脫離資產階級掌握的社會化生產資料擺脫了它們迄今具有的資本屬性，給它們的社會性以充分發展的自由。從此按照預定計劃進行的社會生產就成為可能的了。”列寧發展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首先明確提出計劃經濟這一科學的經濟范疇。他指出：“只要存在著市場經濟，只要還保持貨幣權力和資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也無力消除不平等和剝削。只有實行巨大的社會化的計劃經濟制度，同時把所有的土地、工廠、工具的所有權轉交給工人階級，才有可能消滅一切剝削。”在談到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要為新的社會制度所代替時，列寧又指出：“這種制度將實行計劃經濟。”從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有關論述看，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國民經濟是有計劃發展的經濟。

　　新中國成立以來，毛澤東反復強調，社會主義經濟必須有計劃發展。這不是主觀愿望問題，而是由客觀經濟條件決定的。也就是說，這是社會化大生產和生產資料公有制相結合發展的客觀必然性。

　　首先，社會化大生產要求按比例發展經濟。人類不能停止消費;同樣，也不能停止生產，生產總是不斷發展和擴大的。隨著生產的發展，人類社會不僅出現了分工，而且分工越來越細，不同生產部門的出現是社會分工發展的結果。隨著社會分工不斷發展，生產也日益社會化，社會分工越發展，生產部門或行業也越來越多。整個國民經濟，就是由這樣許許多多的生產部門或行業所組成，形成一個完整的總體，好像一架龐雜的大機器。因此，國民經濟是一極其復雜的社會經濟體系。

　　這些不同的生產部門或行業，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是互相緊密聯系著的。它們之間，既相互獨立，各自經營，又相互依存，互相制約。比如，機械制造業需要鋼材，而鋼材來源于鋼鐵工業，鋼鐵工業又依賴于鐵礦、煤炭等工業。這些行業的發展，又都需要電力、交通運輸等。所有這些部門，又都離不了糧食、衣服、住宅等生活資料。這些事實告訴我們，在社會化的大生產條件下，各部門以及各行業之間存在著密切的內在聯系。一個部門的發展,通常都需要其他有關部門相應的發展。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社會化程度的提高，這些部門及行業之間的生產聯系，也越來越廣泛、深刻和密切。

　　在社會再生產中，各生產部門之間以及部門內部都存在著的生產聯系，反映在數量關系上，就是一定的比例關系。這些比例關系，有部門之間的比例關系，有部門內部的比例關系，還有生產力在各地區分布的比例關系，等等。國民經濟中的相互聯系和比例關系，是千頭萬緒的，極其錯綜復雜的。如果這些部門或行業，不協調發展，那末，社會生產就會受到影響;嚴重不協調，就會破壞社會再生產，而使社會生產力遭到損失。只有合理保持各生產部門之間以及部門內部客觀上存在的比例關系，社會再生產才能正常進行。為了滿足社會對各種物質生活資料的需要，必須根據客觀上存在的比例關系，把社會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分配到各生產部門。就是說，社會化大生產客觀上要求按一定比例來分配社會勞動量(物化勞動和活勞動)，以滿足社會對各種不同產品的需要。不管這種按比例發展，是有計劃的還是無政府狀態的，是自覺的還是盲目的，這是社會化大生產的客觀要求。馬克思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種不同需要量相適應的產品量，就要付出各種不同的和一定數量的社會總勞動量，這種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決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變的只是它的表現形式，這是不言而喻的。”馬克思把這種按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客觀必然性，稱之為自然規律。他說：“自然規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能夠發生變化的，只是這些規律借以實現的形式。”

　　社會化的大生產，是資本主義建立的機器工業以后出現的。這是人類物質資料生產發展史上的根本變革。在機器大工業條件下，出現了生產專業化和協作。在手工業時期，勞動分工和協作，就有了一定的發展。但是，在機器大工業出現以后，隨著勞動手段的變革，各種專門化設備也逐漸增多起來，這就引起了分工和協作的迅速發展。生產專業化的形式，不斷地從低級向高級發展，種類繁多，形式五花八門，有部門和行業專業化，產品專業化，零部件專業化，工藝專業化，輔助、服務生產專業化，等等。在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專業化分工很細，它們之間的生產聯系是十分密切的。任何一個部門，都不可能離開其他有關部門而孤立地發展。這種建立在機器大工業基礎上的以專業化分工和協作為特征的社會化大生產，必然要求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否則，社會再生產就無法進行。因此，社會化大生產，不能不導致生產資料公共占有，從而要求有計劃按比例分配社會勞動。列寧指出，“大機器工業和以前各個階段不同，它堅決要求有計劃地調整生產和對生產實行社會監督。”

　　其次，社會主義公有制使國民經濟能夠有計劃發展任何社會生產，特別是社會化的大生產，客觀上都要求國民經濟各部門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然而，由于社會制度不同，實現這種比例關系的性質、形式和特點也是不盡相同的。

　　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是社會化的大生產，因而客觀上也要求國民經濟各部門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但是，這種比例關系在資本家私人占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下是不可能通過計劃去實現。在那里，生產資料被資本家私人占有，統一的國民經濟被分割成為各個資本家的獨立的私人企業集團。資本家的生產目的，就是為了榨取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為了賺錢，發財。為了追逐最大利潤，他們彼此進行著激烈的競爭。他們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利害沖突。生產什么，生產多少，不是預先根據社會需要有計劃地決定，而是由市場價格的高低和利潤大小來決定的。正如恩格斯所說的，資本家“誰也不知道，他的那種商品出現在市場上會有多少，究竟需要多少;誰也不知道，他的個人產品是否真正為人所需要，是否能收回他的成本，或者是否能賣出去。社會的無政府狀態占統治地位。”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在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的分配，是由價值規律自發調節的。哪個部門或行業賺錢，資本家就在那些部門或行業投資，生產資料和勞動力也就集中在那里。而這樣，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的比例關系，只能在社會生產無政府狀態中，通過資本家之間的盲目競爭和周期性經濟危機，以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破壞為代價，而暫時地強制地實現。就是說，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在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的分配，是由資本主義經濟規律所支配，通過競爭和經濟危機來盲目實現的。列寧指出：“資本主義必須經過危機來建立經常破壞的平衡。”

　　與此相反，在社會主義社會，生產資料公有制代替了資本主義私有制。毛澤東曾經指出：“資本主義道路，也可以增產，但時間要長，而且是艱苦的道路，我們不搞資本主義的，這是定了的。”毛澤東又指出：“消滅了私有制，可以有計劃地組織經濟。”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是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的客觀基礎。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社會再生產正常進行所要求的各部門之間的比例關系，是通過計劃來實現的，是有計劃調節的。

　　第一，生產資料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從根本上消除了社會化生產和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而這樣，就使生產資料的占有形式，與社會化的生產是相適應的。生產的社會化，要求生產資料公共占有。而生產資料公有制，正是社會化大生產的客觀要求。社會化的大生產，要求生產資料和勞動力按比例配置，有計劃地發展。而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則提供了有計劃調節比例的可能性。生產資料公有制消除了整個國民經濟各自為政和無政府狀態。各個部門以及各個企業，不是敵對的，而是聯結成為統一的有機整體，從而使得整個國民經濟有可能協調地發展。因此，只有在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才有可能在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有計劃地分配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在整個社會范圍內有計劃地組織社會生產。社會生產的盲目發展和無政府狀態，是同社會主義經濟不相容的。這種盲目無政府狀態，會破壞和瓦解社會主義經濟。沒有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也就沒有社會主義。

　　第二，生產資料公有制代替了私有制，消滅了剝削制度。而這樣，勞動人民不再受資本家的剝削和壓迫，他們成為生產資料和社會的主人。現在，不是生產資料統治他們，而是他們以社會主人的身份支配著生產資料。與此相適應，社會生產目的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社會主義生產目的，不是為了少數剝削者發財致富，而是為了滿足勞動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而這樣的生產目的，只有在高度的技術基礎上，使生產有計劃地不斷增長和不斷完善，才能得以實現。可以說，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是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實現的重要條件。因此，在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國民經濟各部門、各個企業和勞動者之間，沒有利害沖突，而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他們之間，有著共同的目的，共同的利益，就是為了生活需要和共同富裕。國民經濟各部門以及各個企業，它們的生產經營活動，都是以滿足勞動人民的需要為目的。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體現著整個社會為共同目的和利益而工作的嶄新的勞動協作關系。因此，社會主義經濟不僅必須而且能夠按照社會和人民群眾的需要有計劃地發展。

　　第三，生產資料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無產階級國家掌握了經濟命脈，從而有可能按照客觀經濟規律，組織全社會的經濟活動。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為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提供了客觀可能性。但是，要把這種可能性變為現實性，還要有個指揮中心來有計劃地領導和管理龐大的社會主義國民經濟。在國家還沒有消亡的情況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正是這樣的指揮中心。這樣的國家組織，是代表勞動人民根本利益的，掌握了國家經濟命脈，又是在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共產黨領導下，能夠按照客觀經濟規律，制定統一的國民經濟計劃，來領導和管理整個經濟，從而實現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

　　在社會主義社會里，由于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就代替了資本主義的競爭和生產無政府狀態。社會化大生產和生產資料公有制，決定了社會主義經濟必然是有計劃發展的。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是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必然產物。毛澤東指出：“人類的發展有了幾十萬年，在中國這塊地方，直到現在方才取得了按照計劃發展自己的經濟和文化條件。自從取得了這個條件，我國的面目就將一年一年地起變化。每一個五年將有一個較大的變化，積幾個五年將有一個更大的變化。” 他又指出：“恩格斯說，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按照預定計劃進行社會生產就成為可能’，這是對的。資本主義社會里，國民經濟的平衡是通過危機達到的。社會主義社會里，有可能經過計劃來實現平衡。”他還指出：“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能夠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使不平衡得到調節……因為消滅了私有制，可以有計劃地組織經濟”。他指出：“事物的發展總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門、各個部門的各個環節都存在，不斷地產生，不斷地解決。有了頭年的計劃，又要有第二年的計劃;有了年度的計劃，又要有季度的計劃;有了季度的計劃，還要有月計劃。一年十二個月，月月要解決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計劃常常要修改，就是因為新的不平衡的情況又出來了。”

　　第二節 社會主義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

　　馬克思指出：“正象單個人的情況一樣，社會發展、社會享用和社會活動的全面性，都取決于時間的節省。一切節約歸根到底都是時間的節約。正象單個人必須正確地分配自己的時間，才能以適當的比例獲得知識或滿足對他的活動所提出的各種要求，社會必須合理地分配自己的時間，才能實現符合社會全部需要的生產。因此，時間的節約，以及勞動時間在不同的生產部門之間有計劃的分配，在共同生產的基礎上仍然是首要的經濟規律。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為規律”。馬克思還進一步指出：“人人都同樣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種不同的需要量相適應的產品量，就要付出各種不同的和一定數量的社會總勞動量。這種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決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變的只是它的表現形式，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規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能夠發生變化的，只是這些規律借以實現的形式。而在社會勞動的聯系體現為個人勞動產品的私人交換的社會制度下，這種按比例分配勞動所借以實現的形式，正是這些產品的交換價值。”

　　毛澤東指出：“恩格斯說，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按照預定計劃進行社會生產就成為可能’，這是對的。資本主義社會里，國民經濟的平衡是通過危機達到的。社會主義社會里，有可能經過計劃來實現平衡。計劃是意識形態。意識是實際的反映，又對實際起反作用。過去我們計劃規定沿海省份不建設新的工業，一九五七年以前沒有進行什么新建設，整整耽誤了七年的時間。一九五八年以后，才開始在這些省份進行大的建設，兩年中得到很快的發展。這就說明，像計劃這類意識形態的東西，對經濟的發展和不發展，對經濟發展的快慢，有著多么大的作用。‘社會主義計劃化建立在嚴格的科學基礎上’，這個當作任務來提，是對的。問題在于能否掌握有計劃發展的規律，掌握到什么程度;在于是否善于利用這個規律，能利用到什么程度。”

　　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能夠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使不平衡得到調節，但是不平衡并不消失。“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因為消滅了私有制，可以有計劃地組織經濟，所以就有可能自覺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絕對的、平衡是相對的這個客觀規律，以造成許多相對的平衡。不以規律為計劃的依據，就不能使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的作用發揮出來。我們對規律的認識，不是一開始就是完善的。實際工作告訴我們，在一個時期內，可以有這樣的計劃，也可以有那樣的計劃;可以有這些人的計劃，也可以有那些人的計劃。不能說這些計劃都是完全合乎規律的。實際上是，有些計劃合乎規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規律，有些計劃不合乎規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規律。教科書說“自發性和自流性同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存在是不相容的”，可以這樣說。但是不能認為社會主義社會里就沒有自發性和自流性。

　　認為對比例關系的認識，不要有個過程，不要經過成功和失敗的比較，不要經過曲折的發展，這都是形而上學的看法。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并根據對必然的認識成功地改造客觀世界。這個必然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看透的。世界上沒有天生的圣人。到了社會主義社會，也還是沒有什么“先知先覺”。拿我們自己的經驗來說，開始我們也不懂得搞社會主義，以后在實踐中逐步有了認識。認識了一些，也不能說認識夠了。如果認識夠了，那就沒有事做了。

　　要經常保持比例，就是由于經常出現不平衡。因為不成比例了，才提出按比例的任務。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這種矛盾是經常的、永遠存在的，教科書不講這個觀點。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經常出現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況，要求我們按比例和綜合平衡。例如，經濟發展了，到處感到技術人員不夠，干部太少，于是就出現干部的需要和干部的分配的矛盾，這就促進我們多辦學校，多培養干部，來解決這個矛盾。

　　毛澤東關于合理配置資源比例的理論有幾個含義：行業間發展的多與少?這個發展多與少的最大限度或者說最佳值，這個值就是平衡積累與消費的多與少最佳值求比例的依據，國家在怎樣的最佳比例下最有利于重工業發展，同時又兼顧了并舉和人民生活，單位和個人的需求。

　　一、農業合作社的積累和消費的比例

　　有這樣的意見:以一九五七年生產和分配的數字為基礎，以后的增產部分四六分(即以四成分配給社員，六成作為合作社積累)、對半分、倒四六分(即以四成作為合作社積累，六成分配給社員)。如果生產和收入已經達到當地富裕中農的水平的，可以在經過鳴放辯論取得群眾同意以后，增產的部分三七分(即以三成分配給社員，七成作為合作社積累)，或者一兩年內暫時不分，以便增加積累，準備生產大躍進。合作社的積累和社員收入的比例，也要注意。合作社要利用價值法則搞經濟核算，要勤儉辦社，逐步增加一點積累。今年如果豐收，積累要比去年多一點，但是不能太多，還是先讓農民吃飽一點。豐收年多積累一點，災荒年或者半災荒年就不積累或者少積累一點。就是說，積累是波浪式的，或者叫作螺旋式的。世界上的事物，因為都是矛盾著的，都是對立統一的，所以，它們的運動、發展，都是波浪式的。太陽的光射來叫光波，無線電臺發出的叫電波，聲音的傳播叫聲波。水有水波，熱有熱浪。在一定意義上講，走路也是起波的，一步一步走就是起波。唱戲也是起波的，唱完一句再唱第二句，沒有一口氣唱七八句的。寫字也起波，寫完一個字再寫一個字，不能一筆寫幾百個字。這是事物矛盾運動的曲折性。

　　二，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的的比例

　　現在的情況是，有的地方，有些農家的收入中個體經濟和集體經濟的比例是倒四六、倒三七(即是家庭副業和經營自留地的收入，占到總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七十)。這種情況必然影響農民對于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積極性。這種情況應當改變。各省可以經過鳴放辯論，研究出控制的辦法，對經濟關系作適當調整，在鼓勵農民生產積極性和全面發展生產的基礎上，使農家的收入中個體經濟和集體經濟的比例，在幾年內逐步達到三比七或者二比八(即是農民從合作社得到的收入，占家庭總收入的百分之七十或者八十)。

　　三、農業和副業產值中各項產物所占的比例

　　毛澤東在《農業生產合作社要注意多種經營(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四日)》一文中指出：“有必要號召各農業生產合作社立即注意開展多種經營，才能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員每年增加個人的收入，否則就是一個很大的偏差，甚至要犯嚴重錯誤。河北省的糧食產值只占該省全部農業產值的百分之二十八多一點，而糧食以外的農產物則占百分之七十一多一點，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數目字。河北省產棉花較多，產糧食較少，其他各省情形與此有些不同，但是糧食產值似乎不會超過百分之五十，而糧食以外作物及副業的產值至少占百分之五十，或者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我們如果不立即注意這個問題，不論在社員的收入方面，合作社的積累方面，國家的積累方面，勢必都要大受影響。因此請你們自己，并且通知專、縣、區、鄉直到合作社，都對這個問題作一調查，加以分析，算出一筆糧食與非糧食產值比例的賬，借以教育干部和群眾。”

　　四、農業本身的積累和國家從農業取得的積累的比例

　　在合作社收入中究竟各占多大比例為好?議出一個適當的比例來。其目的，就是要使農業能夠擴大再生產，使它作為工業的市場更大，作為積累的來源更多。先讓農業本身積累多，然后才能為工業積累更多。只為工業積累，農業本身積累得太少或者沒有積累，竭澤而漁，對于工業的發展反而不利。

　　第三節 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客觀要求

　　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客觀要求是什么呢?根據毛澤東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有關論述，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客觀要求概括如下：

　　第一，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基本內容，是要求整個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就是說，社會主義國家自覺主動地調節社會再生產比例關系，保持社會生產和社會需要之間的平衡，使國民經濟協調有效健康地發展。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能夠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使不平衡得到調節。他說：“我國每年作一次經濟計劃，安排積累和消費的適當比例，求得生產和需要之間的平衡。”因此，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按照社會及其成員的需要，對整個國民經濟進行有計劃的調節。

　　第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要求統一的經濟計劃。統一的經濟計劃是實現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的基本經濟形式。毛澤東指出：“必須有全國的統一計劃”。

　　統一經濟計劃，反映了社會化大生產和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客觀要求。社會主義經濟要求各部門及各行業，服從統一的經濟計劃。只有統一的經濟計劃，才能協調社會再生產的比例關系，實現國民經濟綜合平衡，保證國民經濟協調發展;如果沒有統一的經濟計劃，就意味著國家對整個國民經濟失去控制，而必然各自為政，盲目發展，出現比例失調，社會再生產無法正常進行。因此,社會主義國家領導、安排和組織社會主義建設，必須根據客觀經濟規律的要求，制定全國的統一經濟計劃，包括長期、中期的規劃和短期年度計劃以及戰略目標、戰略重點和戰略步驟，等等。社會主義國家正是通過制定統一的社會經濟發展計劃，指導和促進社會經濟和文化事業的不斷協調發展。

　　第三，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要求集中統一領導。集中統一領導，是實現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的基本組織形式。毛澤東指出：“全面規劃，加強領導，這就是我們的方針。”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是要求和實現集中統一領導的客觀基礎。只有集中統一領導，才能協調和控制國民經濟的發展，實現統一的經濟計劃。如果沒有集中統一領導，各自為政，就不可能有統一的國民經濟計劃。集中統一領導.是實現統一經濟計劃的組織保證。

　　第四，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基本實踐要求，是比例、速度和效益的統一。毛澤東指出，計劃工作的任務是“要經常保持比例。”他說，社會主義建設要注意兩個問題，“一個是速度問題，一個是質量問題。”毛澤東提出，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我們講的是實事求是合乎實際的多、快、好、省，不是主觀主義的多、快、好、省”。“好、省是限制多、快的。好者，就是質量好;省者，就是少用錢，多者，就是多辦事;快者，也是多辦事。這個口號本身就限制了自己，因為有好、省，既要質量好，又要少用錢，那個不切實際的多，不切實際的快，就不可能了。”又說，“力求節省，用較少的錢辦較多的事。”毛澤東這些論述，反映了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的客觀要求。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的實踐結果，要達到比例和速度的統一，速度和效益的統一。正因為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有統一計劃和集中統一領導，能夠自覺主動地調節各部門以及各行業之間的比例關系，因而有可能使社會主義經濟比資本主義經濟以更快的速度更有效地發展，而這種高速度是以按比例為基礎的;同時，又能充分利用各種資源，避免如資本主義經濟那樣無政府狀態所造成的浪費，以最少的勞動占用，取得較大的經濟效益。因此，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能夠做到比例、速度和效益的統一。

　　社會主義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不是自發實現的，而是通過國民經濟計劃來實現的。而國民經濟計劃是人們制定的，因而它是意識形態的東西。毛澤東指出：“計劃是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是實際的反映，又對實際起反作用。計劃這類意識形態的東西，對經濟的發展和不發展，對經濟發展的快慢，有著很大的作用”。國民經濟計劃是主觀的東西，它是建立在客觀經濟規律基礎上的人們自覺的活動。國民經濟計劃正確與否，不在于它自身編得怎么樣，而要看它是否反映了客觀經濟規律的要求。正確反映了客觀經濟規律的要求，就是科學計劃，而這樣的計劃能夠促進國民經濟的順利發展;反之，違背了客觀經濟規律的要求就不是科學的計劃，而這樣的計劃會阻礙甚至破壞國民經濟的正常發展。國民經濟計劃必須以客觀經濟規律為依據，正確反映客觀經濟規律的要求。為此目的，首先要認真研究客觀經濟規律，認識客觀規律產生的經濟條件、作用范圍、表現形式以及運用方法等等;然后，在此基礎上，才有可能制定出正確反映客觀經濟規律的計劃。

　　毛澤東指出：“計劃機關是什么?是中央委員會，是大區和省、市、自治區，各級都是計劃機關，不只計委、經委是計劃機關。計劃要靠全黨來搞，靠大家來搞。計劃有可能搞好，有可能搞不好。正像斯大林說的，可能和現實不能混為一談。要把可能變成現實，就必須認真研究客觀經濟規律，必須學會熟練地運用客觀經濟規律，力求制定出能夠正確反映客觀經濟規律的計劃。”

　　第四節 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綜合平衡

　　遵循有計劃發展的規律，搞社會主義建設，很重要的一個問題是綜合平衡。比如社會主義建設需要鋼、鐵、木材、水泥、石油、電力等種種東西，缺一樣就不能綜合平衡。我們有些人辦事時總是忘了一兩個條件。比如煉鐵，沒有耐火磚不行，于是他們就把原來做盤子用的陶土拿去搞耐火磚，這樣盤子就不夠了，因此就要到另外地方去找耐火材料，把原來的陶瓷生產恢復起來。這個事情是很復雜的，每個行業都會有這樣的事情。工業、農業、商業、交通事業都可能碰到。農業也要綜合平衡，農業包括農、林、牧、副、漁五個方面。

　　一、自覺掌握和利用平衡與不平衡的規律

　　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能夠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使不平衡得到調節，但是不平衡并不消失。“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因為消滅了私有制，可以有計劃地組織經濟，所以就有可能自覺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絕對的、平衡是相對的這個客觀規律，以造成許多相對的平衡，使經濟健康發展。

　　不以規律為計劃的依據，就不能使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的作用發揮出來。制定計劃必須遵循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的客觀要球。

　　要經常保持比例，就是由于經常出現不平衡。因為不成比例了，才提出按比例的任務。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這種矛盾是經常的、永遠存在的，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不講這個觀點。

　　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經常出現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況，要求我們按比例和綜合平衡。例如，經濟發展了，到處感到技術人員不夠，干部太少，于是就出現干部的需要和干部的分配的矛盾，這就促進我們多辦學校，多培養干部，來解決這個矛盾。

　　我國每年作一次經濟計劃，安排積累和消費的適當比例，求得生產和需要之間的平衡。所謂平衡，就是矛盾的暫時的相對的統一。過了一年，就整個說來，這種平衡就被矛盾的斗爭所打破了，這種統一就變化了，平衡成為不平衡，統一成為不統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統一。這就是我們計劃經濟的優越性。事實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這種平衡和統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調整。有時因為主觀安排不符合客觀情況，發生矛盾，破壞平衡，這就叫做犯錯誤。矛盾不斷出現，又不斷解決，就是事物發展的辯證規律。大躍進中出現的重要教訓之一、主要缺點是沒有搞平衡。方針政策規定了兩條腿走路、并舉，一線領導人實際上還是沒有兼顧。在整個經濟中，平衡是個根本問題，有了綜合平衡，才能有群眾路線。

　　資本主義技術的發展，有不平衡的方面，也有平衡的方面。問題是這種平衡和不平衡，同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平衡和不平衡，在性質上不同。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技術發展有平衡，也有不平衡。例如解放初期，我們的地質工作人員只有二百來人，地質勘探情況同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極不平衡，經過幾年來努力加強工作，這種不平衡已經走向平衡。但是，隨著技術的發展，新的不平衡又出現了。我國目前手工勞動還占很大比重，同發展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需要不平衡，因此有必要廣泛開展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來解決這個不平衡。特別值得注意的，新的技術部門出現以后，技術發展不平衡的狀況更加顯著，例如，我們現在要搞尖端技術，就感到許多東西不相適應，需要盡快地彌補。

　　二、要注意三種平衡

　　三種平衡，就是農業內部農、林、牧、副、漁的平衡;工業內部各個部門、各個環節的平衡;工業和農業的平衡。整個國民經濟的比例關系是在這些基礎上的綜合平衡。搞社會主義建設，很重要的一個問題是綜合平衡。比如社會主義建設需要鋼、鐵等種種東西，缺一樣就不能綜合平衡。我們有些人辦事時總是忘了一兩個條件。比如煉鐵，沒有耐火磚不行，于是他們就把原來做盤子用的陶土拿去搞耐火磚，這樣盤子就不夠了，因此就要到另外地方去找耐火材料，把原來的陶瓷生產恢復起來。這個事情是很復雜的，每個行業都會有這樣的事情。工業、農業、商業、交通事業都可能碰到。農業也要綜合平衡，農業包括農、林、牧、副、漁五個方面。

　　企業和企業之間，企業內部車間和車間、小組和小組、個人和個人之間，都是不平衡的。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觀規律。從不平衡到平衡，又從平衡到不平衡，循環不已，永遠如此，但是每一循環都進到高的一級。不平衡是經常的，絕對的;平衡是暫時的，相對的。我國現在經濟上的平衡和不平衡的變化，是在總的量變過程中許多部分的質變。若干年后，中國由農業國變成工業國，那時候將完成一個飛躍，然后再繼續量變的過程。

　　三、要特別注意質量

　　1959年7月，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中特別強調：“要注意質量，寧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種各樣都要有。農業中，糧、棉、油、麻、絲、煙、茶、糖、菜、果、藥、雜都要有。工業中，要有輕工業、重工業，其中又要各樣都有。”1960年6月，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又強調:“要看重搞規格、品種、質量。質量放在第一位，數量放在第二位。”質量極為重要，質量是綜合平衡的核心問題。

　　如果沒有質量，一切都是負數：生產等于負數，營銷等于負數，廣告與品牌等于負數，收入與聲譽等于負數!

　　例如生產牛奶，一道工序控制不到位，整條生產線出品的都是問題奶!牛奶浪費了，包裝浪費了，設備浪費了，人力浪費了，機會浪費了——此時，生產是負數，收入是負數。有問題的奶如果溜出工廠，流到市場，顧客索賠，商家退貨，媒體曝光，輿論抨擊，政府問責……特別是買過問題產品的消費者，不僅不再回頭消費，而且會一傳十、十傳百，帶來的負面影響非常大——此時，營銷是負數，品牌是負數，廣告也是負數。當質量與廣告方向相反的時候，廣告不僅是一種浪費，而且是一根“催命索”：廣告越好，死得越快。評名牌，不如爭民牌;拿獎杯，不如樹口碑。“金杯銀杯，不如消費者的口碑;金獎銀獎，不如消費者的夸獎”。

　　產品不出問題，只是質量的最低標準;產品滿足需求，才是質量的最高標準。同樣的勞動，優質產品換回的是“一本萬利”，劣質產品換回的是“一本萬害”。沒有質量，一切等于零——不，一切等于負數。質量問題，今年如果給公司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達千萬元之多，間接損失那更是超過千萬元!我們捫心自問，公司征來土地、雇人蓋起廠房、請人裝上設備，接著買水、買電、買氣、買包裝、買勞動力，然后租上車、收上奶、制上冷、繳上稅，星星點點哪個不是花的真金白銀?結果，一著不慎，正品轉眼間化成了廢品，上千萬的真金白銀在我們晝夜忙乎、汗流浹背中變成了一堆堆垃圾，不但損失錢財、前功盡棄，而且損失聲譽、后患無窮……從中我們應該反思什么?反省什么?可是，有時候問題批量出現，我們自己的檢驗報告卻依然顯示：產品合格率接近100%。這與實際損失是不匹配的。因此，蓋棺論定的時間要后移，我們要把檢驗口徑放到市場鏈的末端：根據最終拿到的市場和消費者的反饋來評功判過。有問題就拿“差額工資”，沒問題就拿“全額工資”，成效卓著就拿“超額工資”，鑄成大過就拿“負數工資”。檢驗質量的惟一標準，應該從這句老話中尋找：天地之間有桿秤，那秤砣就是老百姓。

　　企業的全面質量管理的核心就是“一個中心”，即企業的一切生產經營管理活動都要圍繞著質量來進行。全面質量管理的基本特點就是“三全”：全面，全員，全過程。質量控制涵蓋檢驗階段、制造階段、設計階段。質量是設計出來的、生產出來的，不是檢驗出來的，檢驗只是事后監督，是補救的“降落傘”。

　　質量是企業所有人的共同責任。凡是影響質量的人，一定要承擔后果：與后果掛鉤的責任是到位的，與后果脫鉤的責任是蒼白的。如果在出現質量事故時，股東賠錢，經營者、管理者受罰，生產者、肇事者卻工資照拿，待遇照要，沒有“戰戰兢兢”之態，那就很不正常。為什么有那么多企業家跳樓?因為他不僅要為企業承擔經濟責任，而且要承擔法律責任：傾家蕩產，妻離子散，精神崩潰，牢獄之災。要想為質量提供“鐵的靠山”，光有企業家一個人的“跳樓機制”是不夠的，必須建立面向全員的“跳閘機制”：每出現一次質量事故，都要問責到所有相關層面——班組承擔多少，車間承擔多少，工廠承擔多少，事業本部承擔多少，集團公司承擔多少……要讓責任最大(最直接)的那個單元，吞下最多的苦果。

　　所謂管理的學問，既含以少制多、以小博大的“四兩撥千斤”，也含以多制少、以大博小的“千斤撥四兩”。我們是否可以通過追究工廠來約束車間、通過追究車間來約束班組、通過追究班組來約束個人?也許，當整個班組被個別人“株連”的時候，班組這個“千斤”就會強有力地撥動個別人這個“四兩”，你個別人絕不能忽視質量!

　　在質量函數中，人是最主要的變量。當人是負數的時候，質量必然是負數。在緊密依存的集體協作中，班組里只要出現一個“負數人”，其他人的勞動往往就會被變性為“負值”——這里絕沒有“負負得正”，只有“一負百負”。決定人的正負的是什么?既是態度，也是方法。責任心不強是負數，知識技能不過關也是負數。

　　要想實現質量沒有負數，首先要做到沒有“負數人”。要想做到沒有“負數人”，辦法只有一個：誰創造的負數，誰負責吞下。

　　總而言之，縱觀歷史，我們不難發現，現代社會對“質量”的重視程度均高于以往任何時期。其原因有二：一是現代社會是一架高速運轉的大機器，任何一個環節的質量出現問題，則相關國家都難以置身事外;二是現代科技的高速發展大大提升了人類改造世界的能力，哪怕是小小的一個質量疏忽，都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嚴重后果。對企業而言，質量成了取得市場競爭優勢，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通行證”;對國家而言，質量是樹立國家形象，增強國家經濟實力、軍事實力，提升國際影響力的利器。質量，不再是一個簡單的技術問題，而且是經濟問題、社會問題，甚至是重要政治問題。

　　第五節 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管理體制

　　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在不同的社會主義國家里，由于客觀經濟條件和歷史特點不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管理體制必然會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和民族特點。因此，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后，在建立公有制經濟的同時，還必須逐步確立適合于本國條件和特點的計劃體制。計劃體制是國民經濟管理體制的主體。所謂計劃體制，簡單地說，就是社會主義國家組織和管理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的具體形式和管理方法。經驗表明，尋求和確立適合本國情況的計劃體制，是一個非常艱苦而復雜的歷史任務。只有這樣的計劃體制，才能充分地發揮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的優越性。可是，無論如何不要忘記，這樣的計劃體制必然是在探索中逐步完善起來的。

　　那么，怎樣建立一個適合本國經濟條件和歷史特點的計劃體制呢?這是歷史向社會主義國家提出的重大課題。而這個課題解決得如何，說到底是如何處理好統一性和特殊性的關系問題。

　　1956年4月，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這部重要報告第5節《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中指出，“處理好中央和地方的關系，這對于我們這樣的大國大黨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有些資本主義國家也是很注意的。它們的制度和我們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們發展的經驗，還是值得我們研究。我們要統一，也要特殊。為了建設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有中央的強有力的統一領導，必須有全國的統一計劃和統一紀律，破壞這種必要的統一，是不允許的。同時，又必須充分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各地都要有適合當地情況的特殊。這種特殊不是高崗的那種特殊，而是為了整體利益，為了加強全國統一所必要的特殊。”

　　“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也是一個矛盾。解決這個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應當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這對我們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比較有利。我們的國家這樣大，人口這樣多，情況這樣復雜，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比只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我們不能像蘇聯那樣，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點機動權也沒有。”

　　“中央要注意發揮省市的積極性，省市也要注意發揮地、縣、區、鄉的積極性，都不能夠框得太死。當然，也要告訴下面的同志哪些事必須統一，不能亂來。總之，可以和應當統一的，必須統一，不可以和不應當統一的，不能強求統一。正當的獨立性，正當的權利，省、市、地、縣、區、鄉都應當有，都應當爭。這種從全國整體利益出發的爭權，不是從本位利益出發的爭權，不能叫做地方主義，不能叫做鬧獨立性。 ”省市和省市之間的關系，也是一種地方和地方的關系，也要處理得好。我們歷來的原則，就是提倡顧全大局，互助互讓。

　　“中央的部門可以分成兩類。有一類，它們的領導可以一直管到企業，它們設在地方的管理機構和企業由地方進行監督;有一類，它們的任務是提出指導方針，制定工作規劃，事情要靠地方辦，要由地方處理。”

　　“中央要發展工業，地方也要發展工業。就是中央直屬的工業，也還是要靠地方協助。至于農業和商業，更需要依靠地方。總之，要發展社會主義建設，就必須發揮地方的積極性。中央要鞏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

　　1958年11月，毛澤東和各協作區主任的談話指出，做什么事情，都要中央與地方，條條與塊塊相結合，這是一種民主集中制，群眾路線的方法，否則搞不好。在這些論述中，毛澤東提出的統一性和特殊性相結合，是非常重要的，具有普遍意義。這個原則，是我們建立社會主義計劃體制的指導原則。

　　社會主義計劃體制為什么必須堅持統一性和特殊性相結合的原則呢?說簡單些，這是由客觀經濟條件決定的。社會化大生產和生產資料公有制要求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也相應要求在計劃體制上保持統一性，比如，要有統一計劃、統一政策和統一紀律等等;同時，又由于同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相比，社會主義階段的生產社會化程度和生產資料公有化程度還比較低，要求在計劃體制上要有特殊性。正因為生產社會化程度和生產資料公有化程度還比較低，決定了社會主義經濟有計劃發展必須有它的特點：在計劃的程度上，國家只有計劃國民經濟的主要部分，而不能是全部國民經濟;在計劃的形式上，由于商品生產和貨幣交換的存在，有計劃的社會經濟聯系是通過商品貨幣的形式來實現的;在計劃的方法上，必須采取直接計劃調節和間接計劃調節結合的辦法，而不可能是單一的直接計劃調節;同時，我們國家大，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地區間經濟差別也大。這些特點決定，我們必須在計劃管理體制上把統一性和特殊性結合起來。

　　統一性和特殊性的關系，是對立統一的關系。統一是特殊性的前提;而特殊是為統一性服務的，是服從統一性的。經驗表明，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必須善于正確處理統一性和特殊性的關系。如果片面強調統一性，而忽視或否定特殊性，會把國民經濟搞得很死，而沒有活力;如果片面強調特殊性，而忽視或否定統一性，會破壞國家計劃，造成生產的盲目發展和無政府狀態。只有把統一性和特殊性正確地結合起來，才能做到活而不亂、管而不死，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從而保證國民經濟的正常發展。任何割裂統一性和靈活性的片面性，都會損害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行政命令也是經濟規律。毛澤東認為，從計劃與行政命令的關系描述，由于計劃具有“意識形態”的屬性，履行著國家戰略意志，經濟的發展和運行要求一種“民主和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的民主集中制，“沒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因此“人民為了有效地進行生產、進行學習和有秩序地過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產的領導者、文化教育機關的領導者發布各種適當的帶強制性的行政命令。沒有這種行政命令，社會秩序就無法維持”。這說明：

　　第一，行政命令作為上層建筑的范疇其本身就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是執行“計劃”的手段之一，由于它的“強制性”特征使其更具效率。

　　第二，這種強制性要求行政命令，一是反映規律，不能教條主義和主觀主義;二是商量辦事，商量好了再下命令，是反命令主義的;三是行政命令有它的局限性，單靠行政命令，在許多情況下就行不通，要按照對立統一法則建立“一個統一體的兩個矛盾著的側面”，如，行政命令與價值法則，這樣就可能形成矛盾的辯證法運動以推動事物的發展，在這里尤其不應當片面地強調某一個側面而否定另一個側面。此處話語的關鍵在于計劃的經濟規律屬性演繹出行政命令的經濟規律性。

　　第三，另外，由于政治范疇包含著更普遍的行政命令，所以，通過政治與經濟的關系也可以證實。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如，抓革命促生產就描述了經濟與政治的這種深層次關系，其現實載體可以是行政命令。所以用行政命令發展經濟正是政治與經濟辯證發展的要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許多政治問題其實就是經濟問題，許多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更重要的是二者的互動可以產生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的功效。

　　第四，根據經驗事實來看，雖然西方是所謂市場經濟，但資本主義企業內部仍存在著行政命令，這就是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內部的政府性”。科斯企業替代價格證明行政命令本身也是經濟規律。企業內部的組織經營必然經過命令，這是因為企業實現低成本高效率有多個途徑。如：科技途徑，命令途徑等。企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需要行政命令。企業的決議、規章、程序都是協商后的強制。資本主義之所以在社會層面無法推開行政命令是因為它的私有制以及意識形態中資本自由的最高法則決定的。

　　所以，經濟活動存在著交換(經濟單位之間)和安排(企業內部)兩種方式。經濟交換是價值法則，其特點是買賣關系通過價格;經濟安排(依據計劃的具體部署)是行政法則，其特點是命令關系。大躍進中一線領導人犯錯誤就是混淆了它們，毛澤東區分了兩者。行政命令何以可能。一是國家通過代表政府的企業主管部門來執行行政命令，企業之間沒有這樣的關系。二是行政命令的類型有制度、規劃、條例、決議、決定等。在下列境域中行政命令是不可或缺的：

　　第一，國家意志—戰略經濟—計劃比例。與西方私人自由經濟發展的最大目的是追求當下利潤最大化的規律不同，面對西方列強并以其為追趕對象，新中國的經濟一開始就是為著實現國家意志，即“大強大富”的目標。不是不要利潤，而是要從戰略的高度統籌兼顧地處理好農輕重的關系，走出一條戰略趕超型經濟的發展路子。為此，毛澤東特別強調四點，一是中長期利益;二是資本主義大大破壞統籌兼顧;三是統一的思想認識;四是戰略性要素，以糧為綱，以鋼為綱，石油，尖端科技。顯然，根據當時的世情、國情等境遇，毛澤東首先要解決和應解決的問題是“大強”，同時為“大富”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156項工程”、“三面紅旗”、“工業化道路”、“三線建設”、“四個現代化”、“兩步走戰略”、“四三一項目”以及兩個科技發展規劃和成就等基本實現了這種國家意志，1976年建立起比較完整的自主型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成為世界第六工業大國。這些說明，國家意志也是推動經濟有效發展的規律。

　　第二，全國一盤棋(比較優勢，布局，協作，資金)。全國一盤棋類似于現在的所謂世界經濟一體化，當然本質是不一樣的。它描述著國家意志在全國可以取得大協作的事實。如，一是運用比較優勢理論建立區域經濟。毛澤東反對國家間的比較優勢論，但他主張國內的比較優勢論;二是平衡工業布局，沿海與內地，漢族與少數民族;三是統籌兼顧，農輕重的計劃比例，國家、集體、個人的分配比例;四是大協作區域;五是尖端科技攻關;六是集中人力、物力、資金辦大事。

　　第三，價值法則與計劃法則的辯證法(生產，交換)。毛澤東力圖構建計劃與市場(價值)有效結合的對立統一的矛盾法則，在編制計劃比例中尊重價值規律，在經濟核算中運用計劃;計劃與價值的辯證法貫穿于生產、交換、消費的循環和“兩個市場”的過程。趕超發展戰略由此實現了在低收入、低物價、高積累情形下的經濟高速增長。利用資本主義經濟法則的問題，在社會主義經濟法則支配下，適當地利用資本主義經濟法則，資本主義經濟法則是受限制的。社會主義經濟法則是發展生產，保障需要，這是主要的、基本的，是起領導作用的經濟法則。但農村小生產還廣泛存在的低社會生產力發展狀況下，資本主義經濟法則是客觀存在的。事物存在，法則當然存在，不能消滅;事物受了限制，法則也受限制。不執行勞資兩利，把它變為一利，就是不了解這個法則。

　　第四，多種社會力量發展經濟。一是黨政力量，經濟發展的領導者;二是企業力量，生產效用的承擔者;三是群眾力量，效用生產的參與者和管理者;四是軍隊力量，人民解放軍參加生產，不是臨時的，應從長期建設的觀點出發。而其重點，則在于以勞動積累增加社會和國家的財富。生產項目應在人民政府允許之下，以農業、畜牧業、漁業、水利事業、手工業、各項建筑工程、各項可能從事的工業和運輸事業為范圍，禁止從事商業。這些力量構成了馬克思所說的社會生產力的要素。

　　這四個方面的辯證法的安排就可以實現資源(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最佳配置和運用。

　　西方資源配置理論建立在價格均衡基礎上。但這種均衡，一是反映的是貨幣購買力的均衡，掩蓋了貨幣商品供應與實際需求的差異;二是這種均衡僅從純經濟關系描述，不反映其他要素的需求;三是這種均衡無法解決經濟危機，說明并沒有實現最佳配置，所謂“最佳”是謊言，沒有能力;四是這些表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源所謂最佳配置始終存在矛盾。

　　根據斯密描述，資本主義按私人唯利是圖意愿從事經濟活動，哪個行業賺錢投資就流向那里，按照盈利效率利用價值規律，所以，私利就是價值規律的信條和動力。當然，這個價值規律也從兩個方面反映著一些普遍的東西。一是它反映了人與人之間有利交換的原則，如果沒有獲得交換效用，交換是不能進行的;二是也反映著擴大再生產對積累的要求，如果沒有在交換中獲得可以積累的資金，交換也不能進行。

　　社會主義國家處在“趕超”的發展階段時，按照國家戰略意志發展經濟，這個意志體現著國家、集體、個人三者的利益，這樣投資方向會按國家計劃規定，而這個國家意志包含著國家戰略效用和一般經濟效用，并以此運用價值規律，所以，國家意志就是運用價值規律的信條和動力。這就是兩者的根本區別。因此，僅用資本價值規律衡量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是錯誤的。社會主義價值規律的動機更重視國家效益、社會效益、經濟效益之間的平衡，這是由社會主義的信仰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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