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論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

　　生產資料，是人們在社會生產中賴以生存的物質條件。它包括：土地、礦產、一切資源、工廠、設備、生產工具、以及勞動對象等。生產資料所有制是區別社會性質的根本標志。生產資料私有制是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特征;而生產資料公有制則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的本質特征。一切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制度必然會出現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對抗性矛盾，因為私有制導致階級剝削，會產生貧富兩極分化，出現階級矛盾與斗爭，周期性發生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階級矛盾與階級斗爭的激化，表明原有社會經濟制度的局限性，生產關系已經不適應生產力發展。資本主義制度是私有制發展的最高形式和最后階段。馬克思從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所導致的周期性經濟危機及其對生產力發展的阻礙和破壞，從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與斗爭，從工人運動的興起與發展及其經濟與政治的探索中，洞察到社會主義公有制取代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歷史必然性。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統一，能夠消除資本主義私有制與生產社會化的內在矛盾，于是解決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馬克思主義就誕生了;與之相適應的為實現社會主義公有制而奮斗的政黨——共產黨也產生了。公有制、社會主義、共產黨是一個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整體。沒有公有制，也就沒有社會主義，共產黨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它們三者之間的核心是公有制，沒有公有制，就談不上社會主義，共產黨領導也就沒有必要了。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莊嚴宣告：“共產黨人的理論用一句話概括起來，就是消滅私有制。”列寧和斯大林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在帝國主義的薄弱環節——俄國開展了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實踐。毛澤東繼承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更加落后的中國實行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制度建設。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性質，決定了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結合的方式和方法。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因此，我們學習和研究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就必須從毛澤東的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理論開始。

　　第一節 生產關系與生產資料所有制

　　社會生產是人類生存的根本條件，而社會生產是由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相結合，并在一定的生產關系下得以進行。正如馬克思指出：“不論生產的社會形式如何，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始終是生產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離的情況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產因素。凡要進行生產，就必須使他們結合起來。實行這種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會結構區分為各個不同的經濟時期。” 實行這種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就是生產關系，那么生產關系包括哪些內容?毛澤東指出：“生產關系包括所有制、勞動生產中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分配形式三個方面。”所有制在生產關系中是決定性因素。而生產關系的性質決定著社會經濟時期的性質。

　　生產關系的理論，首先是馬克思提出來的。他指出：“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系。”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第51章《分配關系和生產關系》里揭示了生產關系的內容，他在論述分配形式(即分配關系)時指出，“這些一定的分配形式是生產條件的一定社會性質和生產當事人之間的一定社會關系為前提的。因此，一定的分配關系只是歷史規定的生產關系的表現。”又指出，“分配關系不過表示生產關系的一個方面。”“所謂分配關系，是同生產過程的歷史規定的特殊社會形式，以及人們在他們生活的再生產過程中互相所處的關系相適應的，并且是由這些形式和關系產生的。”在這里，馬克思論述的正是生產關系的三個組成部分及其相互關系。第一，這里講的“生產條件的一定社會性質”，就是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馬克思說，生產條件的“分配關系賦予生產條件本身及其代表以特殊的社會性質。它們決定著生產的全部性質和全部運動。”就是說，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著生產的全部性質和全部運動;第二，這里講的“生產當事人之間的一定社會關系”或“人們在他們生活的再生產過程中互相所處的關系”，就是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以及他們的相互關系;第三，分配關系，是由前兩項決定的，而且也是生產關系的一個方面。

　　列寧在考察階級實質的時候曾說過，“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大的集團，這些集團在歷史上一定社會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對生產資料的關系(這種關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了的)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領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列寧是從生產關系角度揭示階級實質的。從列寧對生產關系的論述來看，這里包括“對生產資料的關系”，也就是生產資料所有制，也包括“這些集團在歷史上一定社會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或“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也就是各種不同社會集團在生產中的地位以及他們的相互關系;還包括“因而領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也就是分配關系。

　　毛澤東在論述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時候，非常強調人們在生產中的相互關系問題。他批評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只有一句空洞的話，沒有展開，沒有分析，沒有接觸到實質問題。”人們在生產中的相互關系，是生產關系的重要方面。這種相互關系的社會性質，是由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的。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而工人卻一無所有，這就決定了資本家階級同工人階級在生產中的相互關系必然是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與此相反，在社會主義社會，生產資料是公有的，勞動人民是生產資料的主人，擺脫了剝削和奴役，這就決定了勞動者在生產中的相互關系是同志式的平等互助合作關系。這種同志式的平等互助合作關系，是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毛澤東指出，“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基本上解決了所有制問題以后，人們在勞動生產中的平等關系，是不會自然出現的。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一定要從各方面妨礙這種平等關系的形成和發展。”因此，人們不要忘記，“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存在著階級和階級斗爭。”需要人們做大量的艱苦工作，自覺地調整人們的相互關系，不斷地發展和完善勞動者之間的同志式的平等互助合作關系。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思想影響以及小生產者趨向資本主義的習慣勢力將長期存在。這些思想影響和習慣勢力，對勞動者之間的同志式的平等互助合作關系的建立和完善不可避免地起著侵蝕和破壞作用，從而使人們的相互關系不可避免地要帶有舊社會的某些殘余或痕跡。人們相互關系中這些不完善的方面，是同生產力的發展相矛盾的。如果這種狀況不加以改變，從而不斷地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的新型的相互關系，那么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巨大優越性，也就得不到充分地發揮。

　　因此，毛澤東指出，“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所有制的變革，在一定時期內總是有底的，總是不能沒有限度的。”“可是在一定時期內，即所有制性質相對穩定的時期內，在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卻不能不是不斷變革的”。“例如領導人員以普遍勞動者姿態出現，以平等態度待人，改進規章制度，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領導人員、工人和技術人員三結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因此，改善人們在生產中的相互關系，有著十分重大的意義。相互關系的改善，有利于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精神。而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精神，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蓬勃發展的重要推進因素。人們同志式的平等互助合作關系愈完善，就愈能激發廣大人民群眾的主人翁責任感和自豪感，以利改變那些迷信、自卑和奴性的精神狀態，從而使他們在生產中敢于負責，敢于創造，敢于創新，直接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因此，人們相互關系的狀況如何，直接影響生產力的發展。正如毛澤東指出的，人們在生產中的相互關系，“是改變還是不改變，對于推進還是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都有直接的影響。”

　　社會生產關系是由生產資料所有制、人們在生產中的相互關系和產品分配形式構成的。這三個方面，相互聯系，相互制約，共同組成一個完整的有機的社會生產關系體系。可是，生產關系的各個方面并不是平列的，它們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不盡相同的。其中，生產資料所有制是基礎，它對生產關系的其他兩個方面，起著主導的決定性的作用。生產資料是社會生產的客觀條件和物質前提，而生產資料所有制，實質上是社會生產的客觀條件的分配問題，也就是生產資料歸誰所有，由誰支配和使用問題。人們只有在一定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形式下，才能結成一定的關系，借助于勞動工具和其他生產資料，來影響和改造自然界，也才有物質資料生產過程。

　　正因為這樣，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及其相互關系和分配關系。有什么樣的生產資料所有制，也就必然會相應地有什么樣的相互關系和分配關系。而且，一般說來，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生產關系的變革總是以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變革為出發點的。在這個基礎上，也才有生產關系其他兩個方面的相應的變化。所以，生產資料所有制也就成了人類社會在其各個發展階段上的必然條件。判斷一個社會形態的性質，從根本上說，也就是要看在這個社會形態中占統治地位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

　　恩格斯說：“一說到生產資料，就等于說到社會，而且就是說到由這些生產資料所決定的社會。”然而，說到這里，是不是說生產關系的其他兩個方面就不重要了呢?顯然不是的。生產關系的其他兩個方面，也是重要的，與生產資料所有制一起，共同組成社會生產關系體系。而且，生產關系其他兩個方面也不是消極被動的，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及其相互關系和分配形式，對生產資料所有制和整個生產關系的鞏固和發展也有積極的的反作用。  

　　第二節 生產資料公有制及其兩種形式

　　如果說，用無產階級專政代替資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政黨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政治綱領;那么，用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代替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則是無產階級政黨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經濟綱領。早在一百多年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就莊嚴宣告，“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基礎。它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根本特征，也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于資本主義制度的經濟根源。恩格斯指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差別當然在于，實行全部生產資料公有制(首先單個國家實行)的基礎上組織生產。”

　　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產生，同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產生相比較，在途徑和方式上是完全不同的。毛澤東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已經產生了科學的社會主義思想，但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建立起來的。在創造這種新的經濟形式方面，任務的困難和復雜，我們與蘇聯是一樣的”。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產生，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產物。在資本主義社會，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生產的社會性和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有制之間的對抗性矛盾日益尖銳，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已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要求建立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代替沒落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可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由于它的性質和特點決定，不可能像歷史上的私有制一樣，在舊社會內部自發地產生。在以人剝削人為基礎的社會里，由于生產資料私有制是他們的共同特點，所以新的私有制往往是可以在舊的社會內部孕育和誕生。資本主義私有制就是這樣，它是在封建社會內部小商品生產者兩極分化的基礎上自發地形成和發展的。而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就在于奪取封建階級政權，建立資產階級專政，以保護和適應資本主義私有制。

　　與這種情況完全不同，社會主義公有制是和資本主義私有制根本對立的，因而它不可能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自發地產生和形成。無產階級通過暴力革命，摧毀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是為創建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奠定了必要的政治前提。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的首要任務，就是必須依靠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在鎮壓剝削者反抗和對付外來的侵略者的同時，有計劃有步驟地在“空地上”建立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隨著生產資料私有制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才逐步地在國民經濟一切領域中占絕對的統治地位。

　　社會主義公有制代替資本主義私有制，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可是，任何生產資料所有制，總是要采取一定的具體形式，是由這些具體形式組成的。同樣，社會主義公有制也要采取一定的具體形式。毛澤東指出，在我國目前的社會主義經濟，是由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兩種不同的公有制組成的。社會主義國家在一定的歷史時期還存在著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兩種形式，這不是主觀愿望決定的，而是由客觀歷史條件和經濟條件決定的。在落后的國家里，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以后，在經濟上遇到了兩種私有制：資本主義私有制和小生產者私有制。這兩種私有制，在性質上是不同的，前者是剝削階級的私有制，后者是勞動階級的私有制，因而無產階級在社會主義革命中對他們也就必然采取不同的政策和方法。資本主義私有制，是以資本對雇傭勞動為基礎的，“這些資本的價值，不過只代表他無償占有的剩余價值的總額。”必須歸勞動人民所有。資產階級是剝削者，它與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存在著對抗性的矛盾，是敵我關系。資本主義私有制是同現代工業的高度社會化的生產力相聯系的;這就決定了在廢除這種私有制之后，必須使生產資料歸整個社會所有和統一支配，才能適合社會化大生產的客觀要求，有計劃按比例地組織社會生產。因此，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依靠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剝奪了剝奪者資本家的生產資料，把資本主義私有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在我們國家，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是通過沒收官僚資本和改造民族資本建立起來的;而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國家又新建了許多企業，并對原有的企業進行改建和擴建，從而使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不斷發展和壯大。

　　與此不同，小生產者私有制是以個體勞動為基礎的農民和手工業者，他們不剝削別人。無產階級決不能像對待資產階級那樣，來對待廣大的自食其力的農民和手工業者，剝奪他們的生產資料。但是，這些個體小生產者也具有二重性，他們是勞動者，有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他們是私有者，又有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同時，這些個體經濟的生產技術條件比較差，他們絕大多數以家庭獨立的手工勞動為基礎，而且數量極多，規模狹小，經營分散，生產社會化程度很低，不可能把他們一下子都變成國營經濟，由國家組織和管理他們的生產。因此，無產階級只能經過說服教育，用示范的方法，根據自愿互利的原則，引導他們走合作化的道路，把個體所有制轉變為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

　　上述情況表明，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兩種形式，是在客觀經濟條件和歷史條件的基礎上產生和形成的。毛澤東指出，經過生產資料私有制社會主義改造，“農業和手工業由個體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私營工商業由資本主義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兩種形式的形成和存在，是有其歷史的必然性的。

　　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它們有許多共同的特點，比如，以生產資料公有制和集體勞動為基礎，消滅了人剝削人的關系;生產的發展是有計劃按比例的，而不是盲目的和無政府狀態的;而生產目的，是滿足勞動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而不是少數人和剝削者的需要;消費品的分配，都是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等等。從這些方面來說，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是同一類型的，都是社會主義公有制。

　　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兩種基本形式。然而，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這兩種形式，它們之間還是存在著一定差別的。這種差別，最根本的還是生產資料公有化的范圍和程度不同。全民所有制，是社會全體勞動人民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形式。在這個范圍內，生產資料不屬于任何個人或某一部分勞動者，而屬于社會全體勞動人民共同所有。全民所有制的生產資料和勞動產品，是用來為全體勞動者的利益服務，增進全體人民的福利，任何個人或集團都不得把全民所有制的生產資料據為已有，謀取私利或者取得同勞動貢獻無關的收益。全民所有制是適應于高度社會化的生產力的客觀要求，在全社會范圍內實現了人們在生產資料占有關系上的平等，公有化程度比較高，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高級形式。

　　集體所有制，是部分勞動群眾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形式。集體所有制的生產資料是屬于一個集體經濟單位的勞動人民，而不屬于全社會的勞動人民。在一個集體經濟單位內部，人們在生產資料的占有關系上是平等的，任何個人或集體中的部分成員，都不能把集體的生產資料據為已有，或憑借這些生產資料謀取不勞而獲的收益。但是，各個不同的集體經濟單位由于歷史原因、自然條件和現實經營管理狀況不同，他們各自占有的生產資料的數量和質量卻是不同的。所以，各個集體經濟單位的勞動者之間的生產資料占有關系上還存在著不平等。集體所有制是在較低水平的生產力的基礎上建立和發展起來的，人們在生產資料占有關系上實現的平等，只局限于一個集體經濟單位內部，而不是遍及全社會的勞動者。這種所有制，公有化程度比較低，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低級形式。

　　由此可見，社會主義公有制兩種形式在公有化范圍和程度上存在著根本性差別。這種根本性差別，也決定他們在生產計劃、經營管理和產品分配等方面也存在著根本性差別。毛澤東指出：“同資本主義比較起來，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之間的差別，不是根本性的差別。就社會主義經濟內部來說，兩者之間的差別又是根本性的差別。”因此，毛澤東一再告誡我們，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這兩種形式，它們的“界限必須分清，不能混淆。”

　　全民所有制是與高度社會化大生產相適應的公有制形式。高度社會化大生產，客觀上要求在全社會范圍統一掌握和支配生產資料，以便各生產部門密切配合，互相協調，克服盲目性和無政府狀態，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社會化大生產，是我國社會生產力的主體。因此，全民所有制是我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導形式。與全民所有制相適應的是國營經濟。毛澤東早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中就指出，人民共和國要掌握“國家的經濟命脈，使國營經濟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成分。”在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的我國第一部社會主義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規定，“國營經濟是全民所有制的社會主義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領導力量和國家實現社會主義改造的物質基礎。國家保證優先發展國營經濟。”在我國現階段，全民所有制的財產包括礦藏、河流、國有森林和其他自然資源，以及國營工廠、國營農場、國營商業、國營交通運輸業、郵電、銀行，等等。全民所有制擁有全部現代化大工業和先進的技術設備，它能夠為整個國民經濟提供大量的機器設備、原材料、燃料和動力，是國民經濟現代化的物質技術基礎;城鄉人民生活的日用工業品，絕大部分是全民所有制工業生產和提供的;國家的經濟建設、文化建設和國防建設所需要的資金和物資，絕大部分也是全民所有制企業提供的;國營商業在社會主義統一市場中居于領導地位，它掌握了雄厚的物質基礎，有計劃地組織商品流通，溝通工業和農業、城市和鄉村、生產和消費之間的經濟聯系，保證了社會擴大再生產和人民生活的需要。這些方面表明，全民所有制掌握了我國社會化大生產和國民經濟命脈，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和先進的技術設備，是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和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經濟基礎，也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滿足人民物質文化需要的強大物質基礎。同時，鞏固和發展全民所有制，是保證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濟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保證勞動者個體經濟為社會主義服務，保證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符合于勞動人民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的經濟基礎。

　　集體所有制是與社會化程度比較低的生產力狀況相適應的公有制形式，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力量。毛澤東在他親自主持制定的我國第一部社會主義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規定：“合作社經濟是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的社會主義經濟”，“國家保護合作社的財產，鼓勵、指導和幫助合作社經濟的發展”。我國現階段，有兩種形式的集體所有制：農村集體所有制和城鎮集體所有制。農村集體所有制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是我國農業生產的主體，也是我國集體所有制的主要形式。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只有充分發揮農村集體所有制的優越性，才能實現農業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才能為工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創造必要條件。

　　我國城鎮集體所有制，有手工業、工業、建筑業、運輸業、商業、服務業等行業的各種形式的合作經濟。它們能為國營大企業生產各種零部件和配套產品，是大工業的助手;生產大量小商品和手工藝品，經營一些商業、飲食、服務和修理業等，滿足人民群眾多方面的需要;又可增加出口貨源，支援國家建設，等等。城鎮集體經濟在我國城市經濟中占有相當的比重，起著重要的作用。集體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相比，在經濟上有許多不同特點：

　　一是在所有制方面，如前所述，集體所有制的生產資料和勞動產品是屬于一個集體的勞動群眾公共所有;只由各個集體自己支配，國家除了通過稅收征集其一部分產品或收入外，不能無償調撥他們的生產資料和產品。集體經濟組織之間，也不能無償占有對方的生產資料、勞動力和勞動產品。集體所有制經濟組織在轉讓其產品所有權時，只能接受商品交換方式和等價交換原則。

　　二是在經營管理方面，集體所有制經濟組織都實行獨立核算，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己管理自己。他們的純收入，除按規定上繳給國家一定的稅金外，其余全部由集體經濟組織支配和使用，并且依靠自己的積累來擴大再生產。他們在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和接受國家計劃指導的前提下，有權因時因地制宜地安排自己的生產和流通。國家只能通過民主協調，簽訂經濟合同以及運用價格、稅收、信貸等經濟手段，間接地把集體經濟的生產和流通納入國家計劃的軌道。

　　三是在分配方面，集體經濟組織也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但是，他們勞動報酬的標準和計酬方式，不由國家統一規定，而由各個集體經濟組織自行決定。他們的收入高低，直接取決于各個集體經濟組織的生產水平和經營狀況。各個集體經濟組織由于生產條件、勞動狀況和經營水平不同，各自的收益水平也會不同，從而各自的勞動者在收入上也會形成一定的差別。

　　1958年11月，毛澤東在談到農村集體所有制時指出，“在我們這里，勞動、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統統都是集體農民的，是人民公社集體所有的。因此，產品也是集體所有的。我們國家能夠調撥的產品，只是全民所有制企業生產的產品。在這種情況下，人民公社的集體農民，只愿意用他們生產的商品來換取他們需要的商品。所有權還在他們那里，你不給他東西，不給他貨幣，不用買賣的形式同他們進行交換，他們就不愿意把東西讓給你。”“我們要看到農民確有共產主義精神，但不要只看到這一面，還要看到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還是集體所有制，他們生產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都還是集體所有。”因此，毛澤東明確告訴我們，“我們決不能把集體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混同起來，把人民公社同國營工廠混同起來。”雖然集體所有制是公有化程度較低的公有制形式，但在它所存在的范圍內，適應生產力的狀況，能夠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因而有全民所有制代替不了的作用和優越性。因此，在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集體所有制可以和全民所有制長期并存，相互補充，相互支援，共同促進和推動整個國民經濟的不斷發展。

　　毛澤東不僅論述了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及其形式，而且也論述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發展的基本趨勢。我們現在的全民所有制，還是不完全(或不成熟)的全民所有制。這是說，還不是占有和支配全社會的生產資料。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不可能一開始就非常完善和成熟的，它不可避免地要有一個發展過程。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生產資料公有制必將從不完善發展到比較完善，從不成熟發展到比較成熟。

　　那么，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發展的基本趨勢是什么呢?毛澤東告訴我們，有兩個過渡：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這是第一個過渡，而這個時期的全民所有制在性質上仍然是社會主義的;然后是第二個過渡。“就是從單一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過渡到單一的共產主義全民所有制，從‘各盡所能，按勞分配’，過渡到‘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毛澤東說，“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長期并存下去，總有一天不能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不能充分滿足人民生活對農業生產越來越增長的需要，不能充分滿足工業對農業原料不斷增長的需要。而要滿足這種需要，就不能不解決兩種所有制的矛盾，不能不把集體所有制轉變為全民所有制，不能不在全國單一的全民所有制的基礎上來統一計劃全國工業和農業的生產和分配。”又說，“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矛盾，實際上是工農的矛盾”。然而，無論是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還是從單一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過渡到單一的共產主義全民所有制，都不是主觀愿望決定的，而是由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決定的。所有制的變革，是由社會生產力發展引起的。因此，毛澤東指出，在兩種所有制存在的時間內，必須“引導農民大大發展社會生產，在條件具備的時候，過渡到全民所有制。”他在談到將來農村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時說，“要把農業生產資料統統變為國有，把農民統統變為國家的農業工人，由國家發工資。要做到這一點，就要高速度發展生產，工作要有步驟。主要的步驟，將是在社有經濟大發展的基礎上，社有經濟占到了全社經濟的一半以上，實現由基本隊有到基本社有的轉變。這樣，再變為國有就好辦多了。”毛澤東關于生產資料公有制兩個過渡及其條件的理論，反映了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發展和變化的一般規律，也是我們黨認識和指導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理論基礎。

　　毛澤東也告訴我們，目前在我國，經濟還比較落后，社會生產力水平還比較低，還不具備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的條件。在1958年興起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毛澤東曾經批評和糾正了急于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的觀點和做法。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的《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指出，“集體所有制對于今天的農村人民公社的生產發展，仍然有它的積極作用。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的遲早，取決于生產發展的水平和人民覺悟的水平這些客觀存在的形勢，而不能聽憑人們的主觀愿望，想遲就遲，想早就早。因此，這個過渡只有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在全國范圍內分期分批地實現。如果看不到這些，把成立公社和實現全民所有制混為一談，過于性急，企圖過早地否定集體所有制，匆忙地改變為全民所有制，那也是不適當的，因而是不可能成功的。”

　　第三節 社會主義條件下的非公有制經濟

　　在我國現階段，與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同時存在的，還有個體所有制(或個體經濟)。毛澤東并不否定在我國現階段個體經濟存在的必要性。1958年1月，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指出，“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的矛盾需要解決，需要定出一個適當的比例。現在的情況是，有的地方，有些農家的收入中個體經濟和集體經濟的比例是倒四六、倒三七(即是家庭副業和經營自留地的收入，占到總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七十)。這種情況必然影響農民對于社會主義經濟的積極性。這種情況應當改變。各省可以經過鳴放辯論，研究出控制的辦法，對經濟關系作適當調整，在鼓勵農民生產積極性和全面發展的基礎上，使農家的收人中個體經濟和集體經濟的比例，在幾年內逐步達到三比七或二比八(即是農民從合作社得到的收入，占家庭收入的百分之七十或八十)”。毛澤東的這些論述告訴我們：

　　第一，在我國目前階段，還需要存在個體經濟，這是由生產力水平還比較低決定的。它對于發展社會生產和方便人民生活，有著不可代替的作用。50年代和60年代的個體經濟，在農村主要是社員家庭副業和自留地，而在城鎮主要是個體手工業及修理業等。1956年，在社會主義改造高潮中，毛澤東就指出：“在手工業改造高潮中，修理和服務行業集中生產，撤點過多，群眾不滿意。這就糟糕!現在怎么辦?‘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又指出，“手工業的各行各業都是做好事的。吃的、穿的、用的都有。還有工藝美術品，什么景泰藍，什么‘葡萄常五處女’的葡萄，還有烤鴨子可以技術出口。有些服務行業，串街游鄉，修修補補，王大娘補缸，這些人跑的地方多，見識很廣。北京東曉市有6千多種產品。”“提醒你們，手工業中許多好東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張小泉的刀剪一萬年也不要搞掉，我們民族的好東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來一個恢復，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毛澤東在這里講的，包括恢復個體經營：比如，“有些服務行業，串街走鄉，修修補補”就屬于這一類。1956年，城鎮個體勞動者有16萬人，而在國民經濟調整時期的1963年有231萬人。60年代初，毛澤東同志親自主持制定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中指出，“人民公社社員的家庭副業，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的補充部分。它附屬于集體所有制經濟，是它們的助手。在積極辦好集體經濟，不妨礙集體經濟的發展，保證集體經濟占絕對優勢的條件下，人民公社應該允許和鼓勵社員利用剩余時間和假日，發展家庭副業，增加社會產品，增加社員收入，活躍農村市場。”這個文件規定，人民公社社員可以經營以下的家庭副業生產：經營由集體分配的自留地和自留山;飼養豬、羊、兔，雞、鴨、鵝等家畜家禽，也可以飼養母豬和大牲畜;可以開墾零星荒地;進行編織、縫紉、刺繡等家庭手工業生產;從事采集、漁獵、養蠶、養蜂等副業生產;經營由集體分配的自留果樹和竹木，等等。還規定，“社員家庭副業的產品和收入，都歸社員所有，都歸社員支配。1962年9月，毛澤東親自主持黨的八屆十中全會通過的《關于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中指出，“必須在集體經濟內部，允許和鼓勵社員經營家庭副業，作為集體經濟的補充，這也是為著鞏固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需要，同樣是黨要持久實行的政策。”上述毛澤東同志親自主持制定的文件論述了在公有經濟占絕對優勢下個體經濟存在的必要性和性質，規定了發展個體經濟的方針政策。個體經濟從來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依附于占統治地位的經濟。在資本主義社會，個體經濟是依附于資本主義經濟。在我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占絕對統治地位的條件下，勞動者個體經濟依附于社會主義公有經濟。因此，目前我國的個體經濟不同于舊中國的個體經濟，也不同于全國解放初期土地改革以后社會主義改造以前的個體經濟。我國現在的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經濟的附屬和助手，起著有益的補充作用。

　　第二，個體經濟和集體經濟還存在著矛盾，需要加以解決。勞動者個體經濟，是建立在個人占有少量生產資料和個人勞動基礎上的一種小私有經濟。這種個體勞動者，是以勞動為生，而不剝削別人。然而，即使是在社會主義公有經濟占統治地位下的個體經濟的經營者，也仍然具有勞動者和私有者這樣二重性：作為勞動者，他們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可以說這個方面的作用是主要的;作為小私有者，他們極容易受價值規律和市場盲目勢力的驅使，仍然具有一定的自發性和盲目性，甚至投機性，從事非法牟利活動。這些自發性和盲目性，會影響公有經濟，沖擊國家計劃和商品市場。個體經濟這些特點，決定它與集體經濟必然會發生一些矛盾。因此，必須正確地認識和解決這個矛盾。那么，如何解決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的矛盾呢?

　　首先，要解決經濟關系。毛澤東指出，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需要定出一個適當的比例。”這個比例關系，是解決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矛盾的基礎。當然，這個比例，其具體數量關系，可以因條件差異而有所不同;然而，總的原則必須是保證集體經濟占絕對優勢。如果個體經濟比重過小，那么它可能起不到集體經濟的助手和補充作用;反之，如果個體經濟比重過大，那么將會損害集體經濟占優勢的原則，必將影響和破壞甚至瓦解集體經濟，其后果是不堪設想的。因此，規定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之間的適當比例，是解決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矛盾的前提條件，也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根本問題。這個比例，就其實質而言，是經濟關系。理論和經驗都告訴我們，必須高度重視這個數量關系。任何事物都是數量和質量的辯證統一。毛澤東說：“任何質量都表現為一定的數量，沒有數量也就沒有質量。”要正確認識和把握事物，必須從質量和數量的統一上加以把握。所以，毛澤東指出，“要做到胸中有‘數’。這是說，對情況和問題一定要注意到它們的數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數量的分析，注意基本的統計和主要的百分比。”在把握事物數量關系的時候，毛澤東告訴我們，要“注意決定事物質量的數量界限”。所謂決定事物質量的數量界限，是指一事物轉化為另一事物的關節點。超過了這個數量界限，事物的性質就會發生根本性變化。因此，把握決定事物質量的數量界限，對于我們劃清事物的界限，是非常重要的。毛澤東說，“一切都是胸中無‘數’，結果就不能不犯錯誤。”

　　其次，也要采取行政和法律措施。1962年9月，毛澤東主持黨的八屆十中全會通過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指出，“人民公社各級管理委員會，對于社員經營家庭副業，應該給以必要的指導和幫助，不要亂加干涉。同時，又要教育社員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的利益，積極參加和關心集體生產，不損害公共利益，不投機倒把。”我們在保護個體經濟合法權益的同時，還要對他們進行守法教育和適當的管理，而對少數人違反工商行政管理條例，損害社會主義利益的非法經營活動以及偷稅漏稅和投機倒把等行為，必須采取必要的手段進行斗爭和制止。只有這樣，才能引導他們更好地為社會主義服務。     毛澤東不僅論述了在我國現階段個體經濟存在的必要性、條件和管理措施，而且也設想過開辦私營經濟和外資經濟。1956年12月7日，毛澤東同民建、工商聯負責人黃炎培、陳叔通等談話，他指出，“現在我國的自由市場，基本性質仍是資本主義的，雖然已經沒有資本家，它與國家市場成雙成對。上海地下工廠同合營企業也是對立物：因為社會有需要，就發展起來，要使它成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現在做衣服要三個月，合作工廠做的衣服一長一短，扣子沒眼，質量差。最好開私營工廠，同地上的作對，還可以開夫妻店，請工也可以。這叫新經濟政策。我懷疑俄國新經濟政策結束得早了，只搞兩年退卻就轉為進攻，到現在社會物資還不足。我們保留了私營工商業職工250萬人(工業160萬，商業90萬)，俄國只保留了八九萬人。還可以考慮，只要社會需要，地下工廠還可以增加。可以開私營大廠，訂條約，10年、20年不沒收。華僑投資的20年、100年不要沒收。可以開投資公司，還本付息。可以搞國營，也可以搞私營。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當然要看條件，只要有原料，有銷路，就可以搞。現在國營、合營企業不能滿足社會需要。如果有原料，國家投資有困難，社會有需要，私人可以開廠。這樣定息也有出路。重慶的低質產品，旺季不合規格，淡季合規格了，是因為旺季社會需要太大，供應不足。供應不足是長期的，是好現象，是因為購買力增長，要想辦法。定息時間要相當長，急于國有化，不利于生產。公私合營有優越性，比不合營好，工人的積極性提高了，資方的態度也改變了。”

　　第三節 生產資料公有制理論的歷史回顧

　　一百多年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創立科學社會主義的同時，也提出和論述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理論。這個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主要內容有如下幾方面：

　　第一，馬克思和恩格斯告訴我們，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生產的基礎，是社會主義社會的根本特征。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憑空想象，而是根據歷史發展規律和對資本主義經濟運動規律的科學分析，論證了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客觀必然性以及未來新社會的本質規定性。他們指出，“共產主義的特征并不是要廢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又指出，“生產資料的全國性的集中將成為自由平等的生產者的聯合體所構成的全國性基礎，這些生產者將按照共同的合理計劃自覺地從事社會勞動。”

　　第二，生產資料公有制總是要采取一定的具體形式。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典型形式是單一的全社會公有制。1887年，恩格斯在《論住宅問題》的第二版序言中曾經特別指出，“馬克思的主要要求——由上升到政治獨占統治地位的無產階級以社會的名義奪取全部生產資料。”1895年，恩格斯在《〈法蘭西階級斗爭〉導言》中又指出，馬克思在這篇著作中“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國工人政黨都一致用以概述自己的經濟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產資料歸全社會所有。”這些論述，表明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社會主義公有制形式的一般原則。

　　第三，在論述具體問題的時候，馬克思和恩格斯總是非常謹慎的，而又科學的。他們認為，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里，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社會將占有一切生產資料。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根據英國這個典型提出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社會將占有一切生產資料，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同時，馬克思和恩格斯也認為，在那些小農經濟還占一定數量的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則不能立即實現社會占有一切生產資料，而必須通過合作社建立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了當時的法國、德國和俄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的情況。在這些國家里，小土地所有制和個體農民都大量存在。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從愛爾蘭到西西里，從安達魯西亞到俄羅斯和保加利亞，農民到處都是人口、生產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只有西歐的兩個地區是例外。”這兩個地區，是英國和德國的易北河以東地區。馬克思在《巴枯寧〈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一書摘要》中指出，“凡是農民作為私有者大批存在的地方，凡是像在西歐大陸各國那樣農民甚至多少還占多數的地方”，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后，“將以政府的身份采取措施，直接改善農民的狀況，從而把他們吸引到革命方面，這些措施，一開始就應當促進土地私有制向集體所有制的過渡，讓農民自己通過經濟的道路來實現這種過渡;但是不能采取得罪農民的措施，例如宣布廢除繼承權或廢除農民所有權……”。在這里，馬克思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在存在大量小農經濟的國家和地方，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必須通過合作社“促進土地私有制向集體所有制的過渡”。恩格斯也說過，“在向完全的共產主義經濟過渡時，我們必須大規模地采用合作生產作為中間環節，這一點馬克思和我從來沒有懷疑過。”這些論述表明，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在存在大量小農經濟的國家里，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在存在全民所有制的同時，將會出現集體所有制。就是說，在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將存在著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兩種形式，即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盡管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這樣明確地表述過，但他們的有關著作已經提出和論述了這個非常重要的理論。

　　列寧堅持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理論。可是，俄國是個比較落后的資本主義國家，存在著大量的小農經濟。因此，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寧認為，只有通過合作社才能把小農經濟改造為社會主義經濟。他明確指出：“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條件下，在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取得了階級勝利的條件下，文明的合作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會主義制度。”在實踐上，是斯大林首先把馬克思和列寧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及其形式的理論變為現實的。1936年，蘇聯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斯大林總結了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經驗，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和列寧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及其形式的理論。他明確指出，在蘇聯社會主義社會里存在公有制兩種形式。他說，“現今在我國，存在著社會主義生產的兩種基本形式：一種是國家的即全民的形式，一種是不能叫作全民形式的集體農莊形式。在國營企業中，生產資料和產品是全民的財產;在集體農莊這種企業中，雖然生產資料(土地、機器)也屬于國家，可是產品卻是各個集體農莊的財產;因為集體農莊中的勞動以及種子是它們自己所有的，而國家交給集體農莊永久使用的土地，事實上是由集體農莊當作自己的財產來支配，盡管它們不能出賣、購買、出租或抵押這些土地。”

　　大家知道，舊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比沙皇俄國還落后。在這樣的歷史環境里搞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解決生產資料所有制問題，不僅任務艱巨，而且也極為復雜。毛澤東同志果斷而謹慎地領導我們黨勝利地完成了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歷史任務，同時也為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公有制盡了最大努力。如果說，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時期，生產資料公有制理論還是理論原則;那么，在列寧和斯大林時期，這個理論則在實踐中變為現實，而且也豐富和發展了;而毛澤東在借鑒外國經驗(主要是蘇聯的經驗)和總結我國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生產資料公有制理論。在解決生產資料所有制問題上，毛澤東同志的主要理論貢獻有如下幾方面：

　　第一，在我國現階段，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兩種基本形式，同時在城鄉一定范圍內還存在著個體經濟作為公有制經濟的必要補充。

　　第二，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是實現單一的全民所有制的基本途徑，而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是有條件、有步驟的，它不是主觀愿望決定的，而是由生產力發展水平決定的，現階段的中國是不具備過渡的條件的。

　　第三，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后，這個時期的全民所有制仍然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然而要經過相當長的歷史過程，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和條件具備的時候，才能從單一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過渡到單一的共產主義全民所有制，同時也從“各盡所能，按勞分配”過渡到“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上述這三個方面的論述，構成了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理論的主要內容。毛澤東的這個理論，完整地論述和解決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理論原則。在這里，毛澤東不是孤立地考察所有制問題，他是從所有制與生產力的辯證關系來考察社會主義公有制運動規律及其基本趨勢的。毛澤東的生產資料公有制理論，概括地反映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理論的重大發展和不斷完善的一般規律，是我們黨正確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公有制問題的理論基礎和指導原則。

　　第五節 生產資料公有制實踐的現實思考

　　在社會主義時期、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還有沒有階級斗爭?這個問題的提出，其本身就是問題。因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存在是以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存在為前提的。在社會主義社會里既然還存在著資產階級的殘余及其意識形態、敵對勢力和帝國主義“和平演變”陰謀等，他們歸根結蒂旨在改變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復辟資本主義私有制，堅持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勢在必然。所謂“專政”本身就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象征，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無產階級壓迫資產階級”的表現，就是要維護和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馬克思說，到目前為止，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社會主義時期也是這樣。只不過是把壓迫階級與被壓迫階級顛倒過來，成為無產階級壓迫資產階級的斗爭。但就在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有人卻提出：“社會主義時期，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已經不存在了。”而且回避和不提無產階級專政，從而不講而放棄階級斗爭，不講政治，不管方向，強調“一心一意謀發展”，豈不走到資本主義的邪路上去?其實，這個“放棄”本身也是階級斗爭。這就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完全顛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于階級、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放棄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還能夠自覺地維護生產資料公有制、堅持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嗎?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作為一種制度、是兩種不同的社會形態、它們之間的區別是公有制還是私有制根本制度的不同。而根本不是什么相互競爭經濟發展速度的問題。社會主義是要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根本制度來保證廣大勞動人民的主人公地位。用“無產階級專政”來保證廣大勞動人民當家作主，人人平等，共同富裕。而資本主義則是要用“生產資料的私有制”來保證資本家、資產階級、“既得利益集團”的統治地位，永遠霸占勞動人民創造的社會財富。用資產階級專政來永遠統治勞動人民。所以，生產資料的所有制是區別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根本標志。這在實踐上也絲毫不可疏忽的問題。

　　在社會主義時期、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階級斗爭集中表現在對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態度上。凡是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政權，即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權。凡是企圖改變生產資料公有制為私有制的就是資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對此必須有一個充分、明晰的認識。對于政權的性質來說，只有無產階級政黨來執政，站在無產階級立場的人來掌權、才能帶領人民為共產主義而奮斗。而實行什么性質的“所有制”關鍵要看領袖的立場。即使是地主、資本家家庭出身的革命者當官掌權，但他實行的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生產中維護“同志式的平等互助合作的關系”，這個政權也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人民當家做主的政權。如果是工人、農民家庭出身的人掌握了政權、但他實行的是“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剝削關系、追逐私利，那么，這個政權就成了資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可不是嗎?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一書中，就是在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問題上針鋒相對地對《哥達綱領》的修正主義錯誤進行批判的。

　　凡屬于生產資料的公有制與私有制之間的斗爭均屬于“階級斗爭”，反映到黨內來就是“路線斗爭”。 新中國成立后，經過社會主義的三大改造，中國人民充分感受到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優越性。新型的人民國家，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人人有勞動的權利，人人有享受的權力，實行按勞分配、多勞多得、不勞動者不得食，勞動成果除了多勞多得的工資以外，其余部分由國家、集體，統一積累、統一計劃、統一調撥、統一分配，除去擴大再生產的開支、國防開支、國家建設的開支、公益事業的開支，剩余部分還要對勞動者進行二次分配，表現在住房、醫療、療養、勞動保護、集體福利、子女上學、退休養老、死后喪葬以及無經濟來源直系親屬、殘疾人的撫養、照顧、醫療等等方面。這在舊中國生產資料私有制的資本家企業里是絕對沒有的待遇。

　　在社會主義時期，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階級斗爭的表現形式主要有兩方面，一是被推翻的地主資產階級及其孝子賢孫，勾結帝國主義使用武力干涉、企圖推翻人民的新政權。二是實施“和平演變”、“顏色革命”等陰謀。第一種方式盡管存在著，但是“明火執杖”的，要達到他們的目的，難度是相當大的，甚至是不大可能的。關鍵是“和平演變”、“顏色革命”。“和平演變”比較隱蔽，又有兩個方面的“演變”。一方面是人的“演變”;另一方面是政黨和國家的“演變”。“顏色革命”比較公開，也是以和平和非暴力方式進行的政權變更的反革命運動。這就要求我們充分認識“和平演變”、“顏色革命”階級斗爭的復雜性、現實性和危險性。“和平演變”、“顏色革命”的階級敵人在哪里?“階級敵人”已經不僅僅是原來意義上的被打倒的地主、資產階級。毛澤東教導說：“要斗私批修”。實踐證明，“不斗私”就不會去“批修”。這時的主要階級敵人就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就是我們每一個人頭腦中的自私自利思想，“私”字會使人演變的。譬如，有的共產黨員高官已經由自私自利到貪污腐敗變為大富豪，有的共產黨員高管已經由自私自利到貪污腐敗變為“資本家”，他們相互勾結成為“既得利益集團”，是新生的資產階級。他們必然要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不僅為資產階級說話，而且為資產階級效勞辦事，甚至變成帝國主義的買辦和幫兇，他們必然要改變廣大勞動人民賴以生存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制度，那么，他們就是資產階級的代理人。他們代表的就是資產階級的利益，就會變無產階級專政為資產階級專政。這就是很現實的階級斗爭。這時的階級敵人在哪里?毛澤東說，就在黨內 。在黨內就是路線斗爭。高官和高管的“演變”必然引起黨的“演變”，國家的“演變”。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妄想不派一兵一卒、不費一槍一彈、就達到殖民中國、“和平演變”中國的目的。這是我們黨在理論上必須清醒認識、實踐上必須高度警惕而有切實的措施的問題。防微杜漸，整治腐敗，反對“和平演變”、“顏色革命”決不能心慈手軟，要一斗到底。

　　毛澤東經常講，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那么，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最集中的表現。中國共產黨在一九四九年取得政權以后，到一九五六年之間還不能叫社會主義，只能叫新民主主義。只有到了一九五六年之后，進行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社會主義的三大改造，才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如果沒有了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也就沒有了無產階級專政，既不符合馬克思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原理，也不符合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那些號稱“馬克思主義者”的共產黨人，如周永康、徐才厚、令計劃、孫英們，雖然也曾在那里大講“共同富裕”，卻并不維護“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他們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為借口，假公濟私、化公為私、大力支持和推行“改制”而私有化。真是南轅北轍!他們地地道道是混進共產黨里的資產階級分子，不僅是可惡的腐敗分子，而且是可恨的人民公敵。反腐敗斗爭實質上就是階級斗爭，就是繼續革命，堅決支持黨和國家把反腐敗斗爭進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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