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十年社會主義建設探索的總結

　　毛澤東對1956年至1966年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作了總結。總起來說，實際上也是對1949年10月1日至1966年5月15日之前17年建設之探索的回顧和總結。

　　第一節 毛澤東的《十年總結》

　　中共中央政治局上海擴大會議的最后一天，即1960年6月18日，毛澤東寫就《十年總結》一文，并在大會上發了言。這個發言的思想與1959年《黨內通信》一脈相承，仍是苦口婆心地再次強調要堅持實事求是，對一線領導同志所做的計劃和決策工作沒有一棍子打死，意圖是在努力幫扶;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先從自己做起，歷史地講得很具體，努力引導各級領導干部，希望全黨的領導同志都能加強學習和探討，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堅持實事求是，堅持科學真理，正確認識和改正錯誤，把握好社會主義建設的客觀規律。

　　毛澤東寫這個總結，雖然只用了兩個小時，但思考醞釀的時間很長。遠的不說，大體從1959年11月的杭州會議，毛澤東就開始試圖對新中國成立后的十年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踐經驗進行總結。后經1960年1月上海會議，3月天津會議，又經過一系列小型座談會議的交談，到這次上海會議，他認為時機已經成熟，為了從總結歷史經驗的角度，解決黨內高層領導的認識問題，于是一氣呵成，寫出這篇重要文獻。

　　《十年總結》是毛澤東首次，也是唯一一次系統地回顧十年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探索以及分析總結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講話提綱，也是他在黨內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堅持實事求是，第一次承認自己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有錯誤，主動承擔責任，團結全黨，調動積極性，是黨內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力求健康發展的重要講話提綱，也是中央領導干部的光輝典范。全文如下：

　　前八年照抄外國的經驗。但從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關系起，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

　　一九五七年反右整風斗爭，是在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反映了客觀規律，而前者則是開始反映了中國客觀經濟規律。

　　一九五八年五月黨大會制定了一個較為完整的總路線，并且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說敢做的思想。這就開始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是年八月發現人民公社是可行的。赫然掛在河南新鄉縣七里營的墻上的是這樣幾個字;“七里營人民公社”。

　　我到襄城縣、長葛縣看了大規模的生產合作社。河南省委史向生同志，中央《紅旗》編輯部李友九同志，同遂平縣委、嵖岈山鄉黨委會同志在一起，起草了一個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章程。這個章程是基本正確的。

　　八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個人民公社決議，九月發表。幾個月內公社的架子就搭起來了，但是亂子出得不少，與秋冬大辦鋼鐵同時并舉，亂子就更多了。于是乎有十一月的鄭州會議，提出了一系列的問題,主要談到價值法則、等價交換、自給生產、交換生產。又規定了勞逸結合，睡眠、休息、工作，一定要實行生產、生活兩樣一起抓。

　　十二月武昌會議，作出了人民公社的長篇決議，基本正確，但只解決了集體、國營兩種所有制的界線問題，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界線問題，一共解決兩個外部的界線問題，還不認識公社內部的三級所有制問題。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會議提出了三千萬噸鋼在一九五九年一年完成的問題，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會議降至二千萬噸。

　　一九五九年一月北京會議是為了想再減一批而召開的，我和陳云同志對此都感到不安，但會議仍有很大的壓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一個恰當的指標來。

　　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會議規定一個一六五○萬噸的指標，仍然不合實際。我在會上作了批評。這個批評之所以作，是在會議開會之前兩日，還沒有一個成文的盤子交出來，不但各省不曉得，連我也不曉得，不和我商量，獨斷專行，我生氣了，提出了批評。我說:我要掛帥。這是大家都記得的。

　　下月(五月)北京中央會議規定指標為一三○○萬噸，這才完全反映了客觀實際的可能性。五、六、七月出現了一個小小馬鞍形。七八兩月在廬山基本上取得了主動。但在農業方面仍然被動，直至于今。

　　管農業的同志，和管工業的同志，管商業的同志，在這一段時間內，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對頭，忘記了實事求是的原則，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學思想)。

　　一九五九年夏季廬山會議,右傾機會主義猖狂進攻。他們教育了我們，使我們基本上清醒了。我們舉行反擊，獲得勝利。一九六○年六月上海會議規定后三年的指標，仍然存在一個極大的危險，就是對于留余地，對于藏一手，對于實際可能性還要打一個大大的折扣，當事人還不懂得。一九五六年周恩來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大部分指標，如鋼等，替我們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農業方面則犯了錯誤，指標高了，以至不可能完成。要下決心改。在今年七月的黨大會上一定要改過來。從此就完全主動了。

　　同志們,主動權是一個極端重要的事情。主動權,就是“高屋建瓴”、“勢如破竹”。這件事來自實事求是，來自客觀情況對于人們頭腦的真實的反映，即人們對于客觀外界的辯證法的認識過程。我們過去十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就是這樣一個過程。中間經過許多錯誤的認識，逐步改正這些錯誤，以歸于正確。

　　現在就全黨同志來說，他們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確的，有許多人并不懂得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我們有責任幫助他們，特別是縣、社、隊的同志們。

　　我本人也有過許多錯誤。有些是和當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萬噸鋼。十二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萬噸。又在上海會議同意了一六五○萬噸。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主張對一平二調問題的賬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啟發，才堅決主張一定要算賬。如此等類。看來，錯誤不可能不犯。

　　如列寧所說，不犯錯候的人從來沒有。鄭重的黨在于重視錯誤，找出錯誤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錯誤的主觀和客觀的原因，公開改正。我黨的總路線是正確的，實際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錯誤大概也是難于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錯誤、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謂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們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者，不是形而上學的認識論者。自由是必然的認識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是在一個長期認識過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對于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我們已經有了十年的經驗了，已經懂得了不少的東西了。但是我們對于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還不深刻地認識它。我們要以第二個十年時間去調查它，去研究它，從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規律，以便利用這些規律為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服務。對中國如此，對整個世界也應當如此。

　　我試圖做出一個十年經驗的總結。上述這些話，只是一個輪廓，而且是粗淺的，許多問題沒有寫進去，因為是兩個鐘頭內寫出的，以便在今天下午講一下。

　　毛澤東

　　一九六○年六月十八日上午八時

　　第二節 十年社會主義建設探索的基本回顧和總結

　　從1956年9月黨的八大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是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是黨對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進行艱辛探索的十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發展比較順利的七年相比較，這十年是在艱難探索中曲折發展的時期。

　　在這十年間，在建立起適合國情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基礎上，在新中國成立后最初七年所奠定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發展的基礎上，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盡管經歷曲折甚至遭受過嚴重挫折，但仍取得很大的成就。特別是在黨的八大最初一年多繼續執行和超額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以及從1960年冬開始對國民經濟實行全面調整，黨領導全國人民克服重重困難，經過艱苦卓絕的努力，所取得的社會主義建設成就更為明顯。

　　從社會總產量和國民收入看，按當年價格計算，1965年社會總產值達到2695億元，國民收入達到1387億元。以“一五”計劃期末的1957年為基數，在1958年至1965年的八年中，國民經濟各部門基本建設投資額達到1627.98億元，投產大中型項目936個。1965年同1957年相比，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鋼增長1.29倍，達到1223萬噸;原煤增長77.1%，達到2.32億噸;發電量增長2.5倍，達到676億度;原油增長6.75倍，達到1131萬噸;天燃氣增長14.71倍，達到11億立方米;水泥增長1.38倍，達到1634萬噸。農業產品產量方面，棉花增長27.93%，達到4195.5萬擔。

　　工業建設方面，以1965年同1957年相比，全民所有制企業固定資產按原值計算，增長了1.76倍。新建、擴建一大批重要企業，如十大鋼鐵廠，一大批重要的有色金屬冶煉廠，幾十個煤炭企業和發電廠。其中，武漢、包頭兩大內地鋼鐵基地主要是在這十年中建設起來的，戰略大后方的攀枝花鋼鐵基地是在此期間開始建設的，我國最大的鞍山鋼鐵基地在這個時期得到擴建。這個時期發生的“大躍進”運動中出現錯誤，雖然給工農業生產和其他事業造成極大的破壞和浪費，但是從工業建設的布局來看，某些方面的建設為后來的發展打下了基礎。據統計，從新中國成立到1964年，重工業部門累計新建的大中型項目，有2/3以上是在1958年至1960年間開工興建的。這幾年新建的若干項目，后來經過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形成的煉鋼能力占1950年至1979年新增煉鋼能力的36.2%，煉鐵能力占32.7%，采煤能力占29.6%，棉紡錠占25.9%。經過五年調整，一些工業技術的經濟指標有所提高。1965年生鐵合格率達到99.85%，鋼材合格率也達到98.39%，棉布一等品率達到97.4%。有些機械工業產品的性能和質量，已經接近或達到當時的世界先進水平。

　　在這十年間，我國初步建成具有相當規模和一定技術水平的工業體系。電力工業有很大發展。煤炭工業逐步向現代化邁進。冶金工業經過調整，到1964年，鋼和鋼材品種都比1957年增加一倍多。以前不能冶煉的高溫合金鋼、精密合金鋼、高純金屬、有色稀有金屬等，都能煉制了;制造機械包括制造汽車、拖拉機、萬噸遠洋輪船所需的各種鋼材，基本上都能靠國內解決。機械工業分別形成冶金、采礦、電站、石油化工等工業設備制造以及飛機、汽車、工程機械制造等十多個基本行業，而且能夠獨立設計和制造一部分現代化大型設備;到1964年，我國主要機械設備自給率已由1957年的60%提高到90%以上。電子、原子能、航天等新興工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逐步發展起來，成為重要的產業部門。1965年，我國已能夠生產雷達、廣播電視發射設備、電視中心設備、無線電通訊設備、原子射線儀、各種氣象儀、水聲設備、電子計算機、電視機等。支援農業的工業也有了很大發展。從1957年到1965年，農業機械總動力由121萬千瓦增加到1099萬千瓦，化肥施用量由37.3萬噸增加到194.2萬噸，農村用電量由1.4億度增加到37.1億度。

　　石油工業的發展更是取得特別突出的成就。1954年，我國地質工作者在東北松遼盆地找到工業性油流。1960年，在最困難的時候，黨中央決定從各方面抽調工人、干部和技術人員，集中力量在茫茫草原上進行勘探開發，在三年多的時間里建設起我國最大的石油基地——大慶油田，其產量占全國總產量的2/3。隨后，還開發了勝利油田和大港油田。伴隨石油工業的發展，石油化工這門新興工業也逐步發展起來。到1965年，國內需要的石油已全部自給，實現了中國石油工業發展史上的一項飛躍。

　　交通運輸業有了長足的發展。從1958年到1965年，全國新增鐵路營運里程7900多公里。三線建設的展開，對鐵路建設起到了推動作用。包蘭(包頭至蘭州)、蘭青(蘭州至青海)、蘭新(蘭州至新疆)等鐵路修成通車，不僅把西北五省區聯絡起來，而且把西北地區同華北和沿海地區聯絡起來。川黔(四川至貴州)、桂黔(廣西至貴州)等鐵路也建成通車，將廣西、四川、貴州三省區聯絡起來。成昆(成都至昆明)、貴昆(貴陽至昆明)、湘桂(湖南至廣西)等鐵路先后開工，并部分通車。全國除西藏自治區以外，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都有了鐵路，福建、寧夏、青海、新疆等省區第一次通了火車。鐵路貨運量1965年比1957年增加50.67%，客運量增加31.93%。公路、水運、航空等事業也有較大發展，全國大部分縣、鎮通了汽車，沿海港口新增十多萬噸深水泊位，遠洋船運開避了通往東南亞、歐洲和非洲的三條航線。

　　科學技術的發展成績十分顯著。1956年制定的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于1962年基本完成。1963年，我國又提前制定了新的十年(1963～1972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毛澤東就制定這個規劃作出指示。科學技術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須打好，不搞科學技術，生產力無法提高。以原子彈、導彈、人造衛星為代表的國防尖端科學技術成果最為顯著。基礎科學研究也有很多進展。1965年，我國首次完成人工合成牛胰島素，使這項研究處于世界領先水平。在應用科學技術方面，同樣取得許多戰績。從20世紀50年代后期開始，改良和育成矮桿、抗銹力強、畝產量高的小麥品種，并進行大面積推廣，取得了較好的效益。1964年開始，袁隆平研究雜交水稻技術，1973年實現三系配套，1974年育成第一個雜交水稻強優組合南優2號，1975年研制成功雜交水稻種植技術，從而為全國大面積推廣雜交水稻奠定了基礎。袁隆平的雜交稻研究成果在中國具有開創性的重要貢獻。

　　教育、衛生、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文化藝術、體育等項事業的成就相當可觀。1957～1966年，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累計達139.2萬人，中等專業學校畢業生累計達211.1萬人，分別為1950年至1956年的4.9倍和2.4倍。經過調整，教育質量有所提高。醫療衛生條件有所改善。1957年至1965年，全國的醫療衛生機構由122954個增加到224266個，每千人擁有醫院床位數由0.46張增加到1.06張，每千人擁有醫生數由0.85人增加到1.05人。圖書、報刊事業取得較大的發展。1965年，全國圖書總計數為21.7億冊，刊物總印數為4.4億冊，報紙總印數為47.4億份，分別比1956年增長21.7%、25.0%和81.5%。廣播影視事業得到新的發展。1958年5月北京電視臺(中央電視臺的前身)開始試播，到1966年，全國擁有電臺78座、電視臺13座，全國96%的縣通了有線廣播。十年間，全國累計生產故事片495部，美術片109部、科教片786部、新聞紀錄片2250部。全國的文化藝術、文物單位，由1956年的14408個增加到1965年的27210個。十年間，創作、演出了一大批優秀文學藝術作品。體育事業也有新的進展，十年間共有183名運動員打破和超過97項世界紀錄，群眾性體育也有了長足的發展。

　　十年社會主義建設所取得的進展，為后來的社會主義建設奠定了重要的物質技術基礎。這期間建設起來的一些基礎設施、基礎項目和大中型企業，至今仍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發揮著主導作用。

　　在這十年間，我國還培養了一大批建設事業需要的專門人才。1956年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后，黨中央提出，必須培養出在數量上和質量上能夠獨立解決我國現代化的工業、農業、交通運輸、國防、衛生事業和其他各個部門技術問題的專家，培養出接近現代先進水平的物理學家、化學家、數學家、生物學家和其他理論科學家，培養出教育和文化藝術事業方面的專家，培養出哲學和社會科學各學科門類的專家。中央提出的這個目標，盡管在實施中有曲折，但仍然取得很大進展。十年間成千上萬各類專門人才成長起來，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領域經受了實踐的鍛煉和考驗，其中大部分人在后來特別是在20世紀70年代末實行改革開放以后，成為各級黨委和政府部門以及經濟、教育、科技、文藝、醫藥衛生、體育等各方面的骨干力量。

　　黨的隊伍和黨的干部隊伍也得到進一步發展。1956年召開黨的八大時，全國共有黨員1073萬，到1965年底發展到1895萬，黨員人數增加了76.61%。隨著黨員隊伍的擴大，隨著建設事業的不斷發展，黨的干部隊伍迫切需要充實新生力量。1963年9月，中央組織部經過調查研究，給中央政治局常委寫出報告。報告指出，中央、國家機關各部委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第一把手的平均年齡是56歲，再過十年、八年，歲數大的問題就會更加突出;如果現在不注意培養第一把手的接班人，將來就會有脫節的危險。報告建議有計劃地注意培養第一把手的接班人。中央認為，報告所提出的建議是正確的，要求中央組織部提出具體辦法和意見。1964年6月，毛澤東提出培養和造就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問題后，中央組織部于9月再次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提交報告，提出培養提撥新生力量的四項工作：將年輕優秀的知識青年干部分批下放到基層掛職鍛煉;將理論水平較低但有培養前途的干部送到各級學校學習;對文化水平較低的工農干部幫助他們提高文化;領導干部搞好傳、幫、帶。隨后，中央和地方黨的組織部門選調一批優秀的青年知識分子到基層掛職鍛煉，1964年、1965年還分兩批應屆大學畢業生中挑選了1000多名優秀分子進行重點培養。1965年8月，中央組織部根據黨中央、毛澤東大力培養和提撥新生力量的指示，提出培養和提撥一批優秀干部到縣、地區以至省的領導崗位的報告。這項工作，主要是要求在兩、三年內對適合擔任省委書記、常委;地委書記、地區行署專員;縣委書記、縣長的干部，先提撥到第二把手、第三把手的崗位;根據個人的不同情況，采取有效措施，進行培養鍛煉，促進他們的成長，成熟后提撥到第一把手的崗位。中央組織部提出在兩三年內先解決縣一級的問題，然后以更長一點的時間解決地區級和省級的問題。當年，全國提撥400多名省、地區以上領導干部，其中擔任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和中央國家機關的部長、副部長以及省委書記的就有數十人，相當一部分人的年齡在50歲以下。20世紀60年代，黨中央、毛澤東認識到大力培養和提撥新生力量的重要性，并開始采取切實措施，盡管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發生使得這些措施沒有貫徹始終，但這項戰略性任務的提出和初步實施，關系到黨的干部隊伍是否后繼有人，關系到黨的事業能否興旺發達和國家能否長治久安，因而具有長遠的重大的意義。

　　在這十年間，黨在領導全面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形成了一系列正確的認識成果，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其中在經濟建設方面有：

　　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提出要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到技術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上來;既要反對保守又要反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按農、輕、重的次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計劃指標必須切合實際，建設規模必須同國力相適應，人民生活與工業建設應當兼顧;制定計劃必須做好物資、外貿、財政、信貸平衡;要從全國有6億人口出發，統籌兼顧，適當安排;要勤儉辦一切事業;要注意發展農業多種經營;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擴大對外經濟交流;要學習資本主義國家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

　　關于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提出生產關系(實際上也就是所有制)的變革不能超越歷史發展階段;社會主義社會必須大力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尊重價值規律，堅持按勞分配;在生產經營方面，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主體，附有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甚至資本主義私人經營作補充;在生產計劃方面，計劃生產是工農業生產的主體，國家計劃許可范圍內的自由生產作補充;正確處理好中央同地方的關系，給地方和企業以一定的權力，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擴大企業自主權;改善和加強企業管理，在企業內部實行工人、干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的管理體制和職工代表大會制;試辦托拉斯，按行業或根據生產性質組織聯合經營的大型公司;在農業生產中試行生產責任制;實行兩種勞動制度。

　　關于我國社會主義發展的目標，提出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提出實行“大躍進”運動遭遇嚴重的急于求成挫折后，認識到既要盡可能采用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又要堅持實事求是，穩步前進，對社會主義的長期性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估計建設社會主義強國需要100年或者更長的時間。

　　上述探索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積累的正確認識、基本經驗和理論政策，是在毛澤東艱辛探索、全黨和各族人民的集體奮斗中取得的。在中央領導人中，毛澤東無疑起了領路主導的作用。許多正確的理論和決策是毛澤東提出來的，得到中央領導集體的支持;其他領導人提出的正確意見，有許多也是在得到毛澤東支持的情況下形成決定，付諸實施的。盡管這些正確認識和基本經驗，有些在當時實行過并取得明顯成效，有些在實行過程中沒有貫徹始終，有些則因改變初衷和原則，出現背離方向的情況而導致在實踐中陷入偏差和挫折，但都是在探索中積累起來的積極成果，應持正確態度，謹慎對待，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這些積極成果中的相當一部分(例如“農業六十條”中許多糾“左”的內容)直到“文化大革命”時期仍然在廣大干部群眾中發揮作用，并對“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對實行改革開放和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仍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總結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十年間黨的工作，正如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作出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的：“我們現在賴以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物質技術基礎，很大一部分是這個期間建設起來的;全國經濟文化建設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們的工作經驗，大部分也是在這個期間培養和積累起來的。這是這個期間黨的工作的主導方面。”十年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黨的經驗來之不易。

　　十年建設開始時，黨以蘇聯的經驗教訓為借鑒，在黨的八大上制定了正確的比較適合中國國情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力圖利用有利于國內建設的國際環境，加快社會主義建設。在八大前后一年多的時間里，黨的探索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取得了初步的成果。1958年第一次鄭州會議至1959年廬山會議前期9個月的時間，1960年冬至1962年9月黨的八屆十中全會近兩年時間，黨的探索又取得了一些積極成果。八屆十中全會以后的三年多時間里，在經濟上繼續實行調整并全面完成這一任務，黨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新的認識成果。十年建設取得很大成就，是黨在探索中積累的正確的理論觀點、方針政策直接指導的效果。但是，由于黨在探索過程中遇到不少領導干部指導思想上急于求成的嚴重失誤，加上當時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如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作秘密報告、背叛馬列主義、撕毀協議、撤走專家、逼還債務等)、自然災害和人為破壞的影響，這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也遭受了嚴重挫折，經歷了曲折的發展過程。

　　由于復雜的主客觀方面的原因，雖然十年探索中遇到嚴重困難，失誤導致的一些后果是嚴重的，所造成的損失也是巨大的，但這并不是這個時期黨的工作的主導方面，應當保持清醒而科學的認識。在這十年間，毛澤東和黨中央以馬克思主義的堅定性、巨大的勇氣和對人民高度負責的態度，與人民群眾一道艱苦奮斗，克服困難，努力糾正工作中的失誤，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廣大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雖然承受了失誤所造成的嚴重困難，但他們從黨中央、毛澤東勇于承擔責任，自己糾正失誤中深切感受到黨的本質和主流所在，更加熱愛和擁護毛澤東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絲毫沒有動搖在黨的領導下建設社會主義的堅定信念，并為之繼續付出艱辛的努力，爭取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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