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黨的領導層開展讀書研究活動

　　重視學習，勤于學習，善于學習，是毛澤東引領革命和建設的首要特征，也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面對嚴峻的經濟困難形勢，毛澤東將注意力重新轉到糾正“大躍進”中出現的“左”的錯誤上。1959年下半年，為了澄清黨內的混亂思想，毛澤東建議中央和全黨領導干部開展一次讀書活動，并且身體力行，結合實際，帶頭研讀，用兩個多月時間通讀了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下冊)，努力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問題。這次讀書活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以毛澤東為主席的黨中央領導集體，為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所付出的努力和探索社會主義理論的思想需求。

　　第一節 高度重視高級干隊伍的理論學習

　　毛澤東十分重視黨的高級干部隊伍建設，對高級干部提出了一系列有針對性、高于一般干部的要求，其中特別強調系統地、實際地學會馬克思列寧主義。早在 1937年他就說過：“我們黨的組織要向全國發展，要自覺地造就成萬數的干部，要有幾百個最好的群眾領袖。這些干部和領袖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有工作能力，富于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忠心耿耿地為民族、為階級、為黨而工作。黨依靠這些人而聯系黨員和群眾，不要個人英雄主義和風頭主義，不要懶惰和消極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義，他們是大公無私的民族的階級的英雄，這就是共產黨員、黨的的干部、黨的領袖應該有的性格和作風。”

　　毛澤東一貫認為，馬列主義理論是每一個黨員干部都應該學習的科學，他對高級干部的要求又高于一般干部，那就是更加系統地、實際地學會馬列主義。他曾說：“在擔負主要領導責任的觀點上說，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斗力量。”

　　毛澤東十分清醒地看到高級干部不能系統地、實際地學會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危害性。他明確指出：“只會片面地引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個別詞句，而不會運用他們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具體地研究中國的現狀和中國的歷史，具體地分析中國革命問題和解決中國革命問題。這種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別是對于中級以上的干部，害處更大。”

　　鑒于黨內歷次“左”傾或右傾錯誤的產生，都與高級干部不能正確掌握和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有很大關系，毛澤東要求高級干部切實加強理論學習。他希望高級干部在具備實際工作能力的同時，大幅提高理論水平，以適應中國革命和建設的要求。

　　延安時期，在毛澤東的大力推動下，我們黨陸續創建了抗日軍政大學、陜北公學、中央馬列學院等十幾所干部學院。很多高級干部盡管在前線或后方承擔著繁重的工作任務，但得到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支持，進入這些學院系統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十分關心高級干部的學習，除了到這些學校講課外，還經常看望他們，了解他們的學習情況，給予鼓勵。

　　在延安整風學習中，毛澤東把加強高級干部的理論學習、打通高級干部的思想作為重點。按照他的要求，專門成立由約 300名高級干部組成的高級學習組，毛澤東親任組長。高級學習組成立之初，他就在給全體組員的信中指出：“本組研究方針，以理論與實際聯系為目的。 ”在毛澤東倡導下，高級干部通過深入學習理論、研究黨史，認清了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的危害，樹立馬克思主義的作風，帶動全黨的整風取得實效。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更加重視干部理論學習，尤其是高級干部的理論學習。1949年他推薦 12本干部必讀的馬列主義著作，并說 ：“對宣傳馬克思主義，提高我們的馬克思主義水平，應當有共同的認識，而我們許多高級干部在這個問題上至今還沒有共同的認識。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內，有三萬人讀完這十二本書，有三千人讀通這十二本書，那就很好。”1951年 3月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共中央下發《關于加強理論教育的決定(草案)》，要求適應建設新中國的復雜任務，全黨有系統地學習理論。其中特別對高級干部的學習作了明確規定。

　　毛澤東指出：“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要能夠精通它、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應用。”毛澤東要求高級干部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觀察、解決革命和建設中的實際問題。1958年 11月，毛澤東開始糾正“大躍進”中出現的“左”傾錯誤。他給中央、省、地、縣的領導同志寫了一封信，建議大家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兩本書。他在信中說：“現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亂思想，讀這兩本書就有可能給以澄清。有些號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同志，在最近幾個月內，就是如此。他們在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時候是馬克思主義者，一臨到目前經濟實踐中某些具體問題，他們的馬克思主義就打了折扣了。”

　　毛澤東抓高級干部的理論學習持之以恒，一直沒有放松過。1964年 2月，他在中宣部關于組織高級干部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的請示報告上批示：“此件看過，很好，可以立即發下去。”他還建議，將這 30本書出“大字，線裝，分冊”版，希望此事于年內辦成。1970年，他又指定 250多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讀 9本馬列著作，并說學好馬列主義不容易，聯系實際用好馬列主義更困難。1971年，毛澤東在外地巡視期間還囑咐各地方負責人：“我希望你們今后多讀點書。高級干部連什么是唯物論，什么是唯心論都不懂，怎么行呢?”“你們都是書記，你們還要當學生。”

　　第二節 毛澤東帶頭研讀馬克思主義著作

　　毛澤東十分注意堅持不懈帶頭學習理論。如從 1959年 12月開始，毛澤東花了兩個多月時間帶領陳伯達、胡繩、田家英、鄧力群等一起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他一邊讀，一邊緊密結合中國實際思考問題，既肯定書中正確的東西，又大膽分析指出不妥甚至錯誤之處，提出許多符合實際、客觀規律的獨到見解。毛澤東孜孜不倦的學習態度和聯系實際、獨立思考的學習方法，為全黨作出了表率。

　　毛澤東為什么要在這個時間組織那樣一次讀書活動?為什么專門讀那本書?這還要從1958年說起。這一年的11月9日，毛澤東在一封寫給中央、省市自治區、地、縣領導同志的信中建議大家讀兩本書：一本是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本是《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毛澤東在這封信中寫道：“要聯系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革命和經濟建設去讀這兩本書，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以利指導我們偉大的經濟工作。”毛澤東還說：“將來有時間，可以再讀一本，就是蘇聯同志們編的那本《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可見，“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是毛澤東建議大家讀上述三本書的基本打算。上述三本書是有聯系的。

　　三本書的內容形成了較為系統的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體系，而毛澤東個人讀書和號召大家讀書的打算，也是有系統的。前兩本書，毛澤東從1958年到1959年秋已經多次認真研讀過。到1959年冬，他開始按自己的打算研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這次，毛澤東的舉措很大，他不再是一個人研讀，而是帶上一些人和自己一起研讀。毛澤東為什么這樣做?這是因為他對這本書十分重視。他認為這本書中包含了許多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同時更包含了許多蘇聯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問題時接受的教訓。中國共產黨在全面汲取自己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經驗教訓的同時，也要借鑒別人的經驗教訓，以利更好地指導建設工作。

　　毛澤東給中央、省市自治區、地、縣領導干部寫那封信的地點是鄭州。當時正在開鄭州會議，目的就是糾正“大躍進”中已經發現的“左”傾錯誤。出現這些錯誤，主要是在于指導思想上出了問題，當時黨內高層確實有人提出了“左”傾理論觀點。所以毛澤東在那封信中說：“現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亂思想……有些號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同志，在最近幾個月內，就是如此……一臨到目前經濟實踐中某些具體問題，他們的馬克思主義就打了折扣了。”但毛澤東沒有追究某個人責任的意思。他認為最主要的是全黨都要在前幾年的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教訓中增長知識，使自己有一個清醒的頭腦。所以他要找一些有關干部來和他一起讀這本書。

　　毛澤東組織這次讀書活動，目的還是為了指導建設實踐。當時，“大躍進”中出現的許多問題已經擺在全黨面前了，怎么樣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全黨共同努力，而前提是對出現的問題，思想上要有正確認識。毛澤東在考慮解決這些問題時，不光是自己急于要讀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看一看蘇聯的經驗，也希望黨內高層都和他一樣，動一動腦子，深入思考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問題，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不僅是自己，全黨都要“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是毛澤東組織這次讀書活動的根本目的。

　　需要哪些人和自己去讀這本書，毛澤東也是有所考慮的。當時中央領導同志都很忙，特別是在第一線工作的領導同志，工作更是緊張。要把中央領導人都召集到一起讀兩個月的書，是不現實的。因此，毛澤東考慮，可以把黨內從事理論工作的高級干部集中到一起，和他一起讀書。因為這些人是黨內理論認識水平很高的同志，又是黨內的“文膽”，中央許多重要文件、重大決策的決議案，是由他們起草的，他們的理論認識也對共產黨的領導人有重要影響。他們在理論認識上清醒了，是全黨思想清醒的關鍵一步，對全黨有重大影響。而且這些同志有的就是在中央高層決策同志身邊工作的。另一個考慮是：這些同志思想水平較高，和他們一起讀書，自己和他們可以共同研究討論，互相啟發，集思廣益，便于自己對這本書內容進行全面而又深刻的把握。出于這些考慮，毛澤東選定和他一起讀書的同志主要有陳伯達、胡繩、鄧力群、田家英等。

　　陳伯達當時是毛澤東身邊的大秘書，同時也擔任黨內高級領導職務，負責全黨的思想理論和意識形態工作。胡繩也是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高級干部，是紅旗雜志社的領導干部。鄧力群當時也是紅旗雜志社的領導干部之一，同時，他也在劉少奇身邊工作。田家英則是毛澤東十分信任的秘書，同時兼任中央辦公廳的領導工作。在毛澤東讀書期間，劉少奇、胡喬木、陶鑄等也陸續階段性地參加了讀書活動。可見，毛澤東選擇這幾個同志和他一起讀書，既有他想和這些理論思想水平較高的同志共同研究這部書的打算，也有讓在中央一線工作的領導同志和他一起從思想理論上提高一步的打算。

　　對于毛澤東指定陳伯達和自己一起讀書，需要多說幾句。本來，陳伯達在“大躍進”中提出了錯誤觀點，并且造成了不良影響。毛澤東當時就嚴厲地批評了他。胡繩在后來的回憶文章中寫道：毛澤東在鄭州寫給中央、省市自治區、地、縣領導干部的信中曾提到“有些號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同志”，恐怕就是指的陳伯達。因為陳伯達在1958年“大躍進”中主張廢止商品流通，人民公社全部立即廢止集體所有制，實行全民所有制，遭到毛澤東嚴厲的批評。但這時候，毛澤東還是把他找來一起讀書。毛澤東叫陳伯達一起讀書，既有讓他和大家一起獲得正確認識的目的，也表明毛澤東并沒有把“大躍進”中出現的錯誤推怨歸咎于某個人的意思。

　　廬山會議以后，從1959年12月10日起，開始了閱讀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下冊)的活動。這次讀書是分別在杭州、上海(火車上)和廣州進行的。在兩個月中，毛澤東研讀完了下冊從二十章至三十六章的全部內容及其結束語。

　　毛澤東在整個讀書過程中的談論，經整理形成了一個近10萬字的談話記錄，涉及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以及相關的國內政策問題。毛澤東在談論中還對一些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第三節 毛澤東建議黨的領導層開展讀書活動

　　黨的領導層的這次讀書活動，起始于1958年11月9日毛澤東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寫的《致中央、省市自治區、地、縣四級黨委委員》的信，最先提出讀書建議。毛澤東的《關于讀書的建議》寫道：

　　同志們:

　　此信送給中央、省市自治區、地、縣這四級黨的委員會的委員同志們。

　　不為別的，單為一件事:向同志們建議讀兩本書。一本，斯大林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本，《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每人每本用心讀三遍，隨讀隨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確的(我以為這是主要的);哪些說得不正確，或者不大正確，或者模糊影響，作者對于所要說的問題，在某些點上，自己并不甚清楚。讀時，三五個人為一組，逐章逐節加以討論，有兩至三個月，也就可能讀通了。要聯系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革命和經濟建設去讀這兩本書，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以利指導我們偉大的經濟工作。現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亂思想，讀這兩本書就有可能給以澄清。有些號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同志，在最近幾個月內，就是如此。他們在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時候是馬克思主義者，一臨到目前經濟實踐中某些具體問題，他們的馬克思主義就打了折扣了。現在需要讀書和辯論，以期對一切同志有益。

　　為此目的，我建議你們讀這兩本書。將來有時間，可以再讀一本，就是蘇聯同志們編的那本《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鄉級同志如有興趣，也可以讀。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時期，讀這類書最有興趣，同志們覺得如何呢?

　　毛澤東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于鄭州

　　遵照毛澤東的建議，11月13～18日，在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的主持下，在京的政治局和書記處成員，進行了多次學習和討論。鄭州會議期間和會后的一段時間，是中央領導層在發現“大躍進”運動中的問題后，第一次有目的地開展讀書活動。而毛澤東本人在1958年曾三次閱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并作了批注。毛澤東此次倡導的讀書活動，要求用兩個多月的時間通讀了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下冊，即社會主義部分)。

　　1959年底，在毛澤東倡導的讀書活動將要開始時，他曾講過這樣一段話：“我們黨里有人說，學哲學只要讀《反杜林論》、《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就夠了，其他的書可以不必讀。這種觀點是錯誤的。”“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我們在第二次國內戰爭末期和抗戰初期寫了《實踐論》、《矛盾論》，這些都是適應于當時的需要而不能不寫的。現在，我們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代，出現了一系列的新問題，如果單有《實踐論》、《矛盾論》，不適應新的需要，不寫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論，也是不行的。”毛澤東倡導全黨特別是領導干部讀書，是有強烈的目的性和針對性的。這就是適應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出現的新情況，著手解決新問題。

　　1959年的前半段，黨中央主要致力于糾正“大躍進”中出現的“左”傾錯誤。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對于已經暴露的問題，有了更多的理論思考。這些思考的中心，就是“什么叫建成社會主義?什么叫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問題。他感到，有關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經濟規律、商品、貨幣、計劃和矛盾等，需要有明確的學說和觀點。廬山會議前，毛澤東擬定會議準備討論的18個問題中，第一個就是高級干部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下冊)。后來，在正式提供會議討論的18個問題中，第一仍是讀書，可見他對通過讀書思考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的重視。他說：“去年鄭州會議提出讀三本書，問讀了沒有、說是讀了一點、讀得不多，有的自己也沒有讀。”這表明，他對黨內讀書的實際情況不甚滿意。因此，他希望找個機會，集中讀一讀他一年前說到的那本書，即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下冊)，同時也希望黨內同志一起來研究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問題。但在廬山會議上，他的愿望沒能實現。

　　劉少奇利用到海南島療養的機會，也開始了對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下冊)的閱讀。為了加深對理論的理解，劉少奇特地從北京請了兩位經濟學家王學文和薛薯橋前來加入學習小組。11月2～12日，劉少奇用20天時間閱讀完這本書，并進行了九次學習討論。在每一次討論中，劉少奇都作了系統發言。這些發言后來整理歸納成18個問題，并印發了書面稿。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書記林李明、海南地方和駐軍的部分領導人，也參加了學習討論會。

　　周恩來組織讀書小組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下冊)，是在極其繁忙的公務活動中抽時間到廣東從化進行的。參加周恩來讀書小組的人員主要是中央部門和一些省的負責人，也包括幾位理論家。小組每天上年討論三小時。最后三天，周恩來作了八個小時的總結發言，涉及現實社會主義建設中的許多理論問題。

　　在中央領導層進行讀書活動期間，毛澤東在1960年1月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建議：中央各部黨組、各省、市、自治區黨委，都組織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下冊)。以第一書記掛帥，組織讀書小組，把它讀一遍。國慶節前，把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讀完。毛澤東的這個建議受到全黨的重視。從1959年底到1960年初，不僅在黨中央領導層，而且在全黨也同時掀起了一個學習運動。

　　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等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提出的觀點，涉及社會主義經濟、政治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例如，關于對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理解和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關于社會主義的所有制問題，關于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價值規律和商品生產，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關于發展中“工農業并舉”和農、輕、重的次序問題，等等。在這些思考中，有一些重要的理論觀點是正確的，是富有價值的。如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的理解和發展階段問題，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后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周恩來也認為：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時期，是一個比較長的過渡時期。“我們現在是第一階段，其中又可分許多小階段。”又如，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劉少奇認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人民內部矛盾的基本性是非對抗性的。兩類矛盾，不可混淆。在講非對抗性的根本性質時，不可把非對抗性矛盾當作對抗性矛盾。再如，關于國民經濟的發展問題，毛澤東指出：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規律，是一切社會擴大再生產的共同規律。斯大林的缺點是過分強調了重工業的優先增長，結果在計劃中把農業忽略了。我們把這個規律具體化為：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實行幾個同時并舉;每一個并舉中間，又有主導的方面。關于商品經濟問題，毛澤東指出，主張取消商品、消滅商品生產的人，沒有區分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本質區別。他表示贊同斯大林的觀點，認為商品生產與一定的經濟條件相聯系。他強調勞動者直接管理國家，實現勞動者與管理者、干部與群眾之間的平等。

　　在今天看來，這些重要的理論觀點，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仍具有借鑒意義，而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在讀書中談到的某些不甚成熟的看法，則反映了處在當時的實踐條件，中央主要領導人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所達到的認識水平。所有這些正確的或不甚成熟的認識，都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留下了深刻印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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