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從新民主主義經濟到社會主義經濟的轉變

　　根據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是建立在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上的社會制度。而近代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社會生產力非常低下，也就是說，近代工業在中國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極低，在這樣落后的條件下馬上建設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但是，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到新中國進入社會主義是一個過渡時期(1949年10月1日到1956年)，這一時期，我國社會的性質是新民主主義社會，即過渡性社會形態。在這一歷史階段的快速轉變過程及其基本理論和實踐經驗，是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創新貢獻。

　　第一節 沒收官僚資本

　　沒收官僚資本，是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對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陳果夫四大家族為首的官僚資本實行社會主義國有化的過程、基本經驗及其理論和政策。

　　一、沒收官僚資本的必要性

　　在國民黨統治時期，資本主義經濟不發達，但是極為集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資本集中在以四大家族為首的官僚資產階級手里。官僚資本主要不是依靠生產積聚發展起來的，而是利用國家政權，采取經濟統制、通貨膨脹、商業投機等辦法，掠奪勞動人民和排斥民族資本聚斂起來的。官僚資本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相勾結，是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腐朽的生產關系，嚴重地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官僚資本主義經濟在抗日戰爭前已經形成，抗日戰爭結束后，由于國民黨政府接收了日本、德國、意大利等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企業和財產，發展到最高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官僚資本約占全部工業資本的2/3，壟斷了全國的經濟命脈。

　　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時期就提出取締官僚資本的要求。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應歸新民主主義國家所有。1947年12月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一文中進一步提出，要沒收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果夫和陳立夫為首的壟斷資本歸新民主主義國家所有，并把它列為新民主主義三大經濟綱領之一。1949年4月25日發布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中曾具體規定：“凡屬國民黨反動政府和官僚分子所經營”的企業，“均由人民政府接管”。

　　二、沒收官僚資本的過程

　　沒收官僚資本的企業和機構，是隨著各個地區的解放逐步實現的。人民政府對待官僚資本的經濟機構與對待國民黨政權機構不同，不是打碎它的組織和機構，而是改變它的生產關系，保護和發展生產力。因此，在沒收官僚資本企業時，先按系統把它完整地接管下來，實行監督生產，再逐步地進行民主改革和生產改革，并對企業進行調整和改組。人民政府在很短時間內，就把全部官僚資本企業轉到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手中，在工礦企業方面，如資源委員會所屬的鋼鐵公司8處、煤礦43處、電廠38處、石油礦2處，還同其他機構，共290個單位;中國紡織建設公司所屬64個工廠，擁有棉紡錠200余萬錠，織機近4萬臺，都先后被接管。到1949年底，沒收的官僚資本工業企業共有2858個單位，擁有生產工人75萬多人。在金融業方面，沒收了龐大的“四行兩局”(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民銀行、中央信托局和郵政儲金匯業局)銀行系統及各省市地方銀行系統，共官辦銀行2400多家。官僚資本的鐵路、公路、航運、郵電等交通運輸企業，也陸續轉移到人民手中。1951年1月人民政府公布《企業中公股公產清理辦法》，對隱匿在一般私營企業中的官僚資本股份也進行了廣泛的清理，并予以沒收。

　　三、沒收官僚資本的性質和意義

　　由于沒收官僚資本，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掌握了最大的銀行，幾乎全部的鐵路，絕大多數鋼鐵工業，其他重工業的主要部分，以及輕工業的某些部分，控制了國家經濟命脈，奠定了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的主導地位。沒收官僚資本具有兩重革命性質。一方面，官僚資本是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經濟，嚴重阻礙著社會生力的正常發展，沒收官僚資本從消滅的封建性和買辦性來看，是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另一方面，沒收官僚斷壟資本歸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所有，建立社會主義的國營經濟，解放社會生產力，又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是新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

　　第二節 民主改革和生產改革

　　新中國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1949～1952年)，對沒收的官僚資本企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革的重要措施。沒收官僚資本，不是打碎原來的企業機構，而是把它完整地接管下來，先恢復生產，然后逐步改造它的生產關系，并建立新的生產關系，使之與社會化的生產力相適應，并相應建立與新的生產關系相適應的管理制度，發展生產力。根據當時的具體情況，首先是進行民主改革和生產改革。

　　一、開展企業的民主改革

　　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中國已開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但是，還面臨著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封鎖、破壞、搗亂以至武裝進攻。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開展了鎮壓反革命運動。在原來的官僚資本企業內部，民主改革是結合鎮壓反革命運動進行的。

　　民主改革的內容是清除封建把頭和其他封建殘余勢力。1950年，政務院和中央燃料工業部分別發出在搬運業和煤礦業中徹底廢除封建把頭制的規定。隨之，各地都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反封建把頭的斗爭。對有罪行的封建把頭進行了嚴肅的處理。對其他封建殘余勢力如幫派組織和反動會道門等，也區別情況進行了清理。廢除原來企業遺留下來的壓迫和奴役工人的各種制度，如包工制、工頭制、搜身制以及限制工人人身自由、和歧視和侮辱女工的各種制度等。在民主改革中，發動工人憶苦思甜，參加反對封建買辦勢力的斗爭，提高了廣大工人的覺悟。建立起由工人代表參加的工廠管理委員會，實行民主管理，密切領導與群眾的關系。同時，進行行政機構的改革，精簡科室人員，充實和加強生產第一線，建立車間班組制度，調整職員和工人之間的關系，確立工人階級的主人公地位。在民主改革中，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加強對職員的思想政治教育，在這個基礎上，開展職工團結運動，消除職工之間的矛盾對立狀態。

　　二、開展企業的生產改革

　　企業的生產改革與民主改革是交叉進行的。其主要內容是：⑴實行計劃管理，建立生產和技術管理責任制。⑵規定合理的生產定額，開展先進生產者運動。⑶改善勞動條件，建立安全生產制度。⑷清產核資，建立經濟核算制度。1951年6月，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發布《關于國營企業清理資產核定資金的決定》，開始在全國范圍內開展清產核資工作，為建立和健全企業的經濟核算制打下了初步基礎。

　　通過企業的民主改革和生產改革，改善了企業內部領導與職工群眾之間、職工相互之間的關系，逐步確立工人階級的主人公地位，開始建立起社會主義經營管理制度，大大提高了職工群眾的思想政治覺悟和社會主義積極性，有力地推動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第三節 肅清帝國主義在華經濟勢力

　　肅清帝國主義在華經濟勢力，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取消帝國主義在華經濟特權和處理憑借特權剝削中國人民的外國資本的過程。1949年3月毛澤東宣布，不承認國民黨時期一切賣國條約，提出有步驟地徹底地摧毀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控制權的方針。各大城市解放后，立即取消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政治經濟特權，收回長期由帝國主義管理的海關，實行統制對外貿易和關稅完全自主，收回外國憑借不平等條約侵占的農田、兵營和練兵場、跑馬場等。同時，宣布保護外國僑民生命和財產的安全。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時，外資企業在中國還有1192家，職工12.6萬人，資產12.1億元。主要為英美兩國所有，兩國共占89%。英資企業200多家，資產6.9億元，約為戰前的1/3。美資企業資產3.9億元，約為戰前的一半。其中除外僑經營的小工商業外，主要屬于英國、美國和法國的壟斷資本所有。關于原來占外國在華投資最大比重的日本財產，連同德國和意大利等帝國主義國家的在華財產，于抗日戰爭勝利后已由當時的中國人民政府接收。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政府采取與外國在平等互利基礎上發展貿易和經濟合作的方針，以利用外貿，引進外國先進技術。但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采取封鎖政策，美國拒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1950年7月美國停止對中國貿易，并對中國實行禁運。隨后，美軍侵占臺灣，轟炸遼寧省，在上海炮擊中國商船。12月16日，美國政府突然宣布管制中國在美國轄區內的公私財產。12月29日，中國人民政府下令管制并清查美國政府和企業在中國的一切財產。于是，美國在華的企業和其他投資陸續被中國人民政府接管。

　　英國較早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系。但1951年5月，英國在聯合國大會贊同美國的對中國實行禁運的提案，6月宣布把運華貨物置于特許管制之下。1952年4月，香港英國當局下令征用泊港修理的中國“率灝”油輪，7月又發生劫取中國航空公司在香港的70架飛機和其他財產，以及數次劫奪中國海上漁輪等事件。因此，1952年4月起，中國政府陸續征用了英國石油公司在中國的設備、碼頭和上海英商辦的公用事業。

　　外國在華企業原是憑借帝國主義在華特權經營的，特權取消以后，它們就陷入困境。有些企業，包括礦業和房地產業，申請由中國政府代管。更多的企業，包括一些大洋行、銀行和工廠，則把它們在華殘存的財產轉讓給一些中國公司，雙方訂立合同，由后者負責它們在中國的債務。如美商歇業撤退的較多。如1949年底，美國在上海的五大銀行(花旗、大通、美洲、運通、友邦)都陸續歇業。有的企業出售或委托別人代管。到1950年底，全國尚存外資企業135家，連同分支機構僅有200多個單位。

　　到1953年，除外僑經營的小商業外，外國在華企業基本上都轉入中國人民手中。其中工礦、運輸和公用等企業，經營改組，都大大解放和提高了生產力，并不斷更新了技術設備。

　　第四節 恢復國民經濟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到1952年底，是新中國進行國民經濟恢復工作的時期。這一時期是新中國著手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籌劃和準備階段。

　　一、進行國民經濟恢復工作的必要性

　　由于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和長期的戰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社會經濟十分落后而且破壞嚴重。1949年與歷史最高年份相比，工業總產值減少50%，其中重工業減少70%，輕工業減少30%，煤炭產量減少48%，鋼鐵產量減少80%以上。糧食產量減少近1/4，棉花產量減少80%。鐵路只有近萬公里線路通車，3200多座橋梁遭到嚴重破壞。國民黨政府濫發貨幣，通貨惡性膨脹，市場物價猛漲。1949年城市中失業人數約有400萬人，農村災民約4000萬人，人民生活極端困難。建國后，必須迅速醫治戰爭創傷，恢復國民經濟，以鞏固人民政權，改善人民生活，并為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準備條件。

　　二、平衡財政收支、穩定物價

　　恢復工作開始時面臨著很大困難。帝國主義對新中國實行經濟封鎖和戰爭挑釁，殘留在大陸上的國民黨武裝尚待肅清，人民解放軍還在向全國進軍，軍事行政開支猛增，1949年財政收入只及支出的1/3，不得不靠發行貨幣來彌補赤字，加以私人投機資本乘機哄抬物價，1949年到1950年初，連續發生四次大規模漲價風潮。在這種形勢下，平衡財政收支和穩定物價，就成為當時鞏固人民政權和恢復國民經濟必須首先解決的緊迫問題。人民政府在進行了幾次平抑物價的斗爭后，1950年3月采取了決定性的措施，頒布了《關于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要求統一全國財政收支，使國家收入中主要部分集中到中央，用于國家的的主要開支，以保證財政收支平衡;統一全國物資調度，使國家掌握的重要物資，由分散轉為集中，以調節各地供求，使分散在國營企業和軍政機關的現金，由國家銀行統一管理，減少市場通貨，增加國家能使用的現金。人民政府這一財經政策決定迅速得到貫徹落實并取得明顯成效。財政收支很快接近平衡，結束了惡性通貨膨脹和物價飛漲的局面，為工農業生產的恢復和順利發展，提供了重要條件。

　　三、恢復交通運輸業

　　在1949年和1950年初，首先把重點放在鐵路的修復上。在全體鐵路員工的努力下，1949年一年內就修復了8300多公里鐵路和2715座橋梁，到1950年，修復的鐵路達14000多公里，原有鐵路基本暢通，公路、水運和航空也得到了恢復。對整個經濟的迅速恢復起了重要作用。

　　四、恢復農業生產

　　人民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最主要的是實行土地改革和發展農業生產互助合作。1950年6月，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到1952年8月，全國除少數民族地區外，土地改革基本完成，消滅了幾千年來的封建剝削制度，解放了農業生產力。在這個基礎上，又引導農民在自愿互利的基礎上組織起來，走互助合作道路。1952年，農業生產互助組達到800多萬個，農業生產合作社4000多個，有力地推動了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與此同時，人民政府還從貸款、價格、投資等方面幫助農民恢復生產，三年內共發放農業貸款15.7億元;規定了一些農產品的最低收購價和合理比價;領導農民開展群眾性生產技術改造活動等。特別是動員和支持興修水利，起了很大作用，三年中政府用于水利建設的經費共8.8億元，占預算內基本建設投資的13.2%，除完成了大量提防整修、河道疏浚外，還進行了治理淮河、荊江分洪等大型水利工程建設，并且廣泛發動群眾興修水利，防治災害，三年間擴大灌溉面積約8000多萬畝，初步改變了中華民國時期河堤失修、水災頻繁的狀況，促使農業生產迅速恢復，三年間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14%。

　　五、恢復工業生產

　　恢復工業生產是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在城市工作的重點。其中首先恢復通過沒收官僚資本建立起來的國營工業的生產。政府依靠工人階級迅速修復機器設備，使之盡快恢復工業生產。接著在工礦企業內部進行了民主改革，改造舊的經營管理機構，廢除壓迫工人的管理制度和封建把頭制度，清洗潛伏的反革命分子，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管理制度。在民主改革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動群眾進行生產改革，創造和推廣先進的生產技術和工作方法，并開展增產節約和勞動競賽運動。由于政策正確，廣大工人的政治熱情和生產積極性高漲，這三年里國營工業的恢復和發展特別迅速。這三年中全國工業產值平均每年增長34.8%，而國營工業的平均每年增長速度達到57%，因而它在工業產值中所占比重由1949年的26.3%上升到1952年的41.5%。

　　六、調整私營工商業

　　1952年上半年物價穩定以后，由于虛假購買力突然消失，私營工商業遇到商品滯銷的困難。政府及時合理調整工商業，根據公私兼顧的原則，在經營范圍、原料供應、銷售市場、財政金融政策等方面，對私營工商業進行必要的照顧，并且采用加工訂貨、統購包銷、經銷代銷等方式，使私營工商業擺脫銷路呆滯、生產萎縮的困境。隨后又大力開展城鄉物資交流運動，積極擴大農副產品的購銷，為城市工商業開辟廣闊的市場，使私營工商業迅速恢復發展起來。但是資本主義唯利是圖的本性引導許多私營企業走上非法牟取利益的邪路。為了保護國家利益，1951年底到1952年，開展了“三反”、“五反”運動，限制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消極作用，使它們循著只能有利于國計民生的方向發展。到1952年，私營工業企業的戶數比1949年增加了21.4%，產值增加了54.2%;私營商業的戶數增加了7%，零售額增加了18.6%。

　　七、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成就

　　經過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在短短三年時間內，就完成了恢復國民經濟的任務。到1952年底，工農業總產值比1949年增長77.5%。其中工業總產值增長145%，農業總產值增長48.5%，主要產品產量大大提高到建國前的最高年份的產量(見下表)。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全國職工的平均工資提高70%，各地農民的收入一般增長30%以上。國家財政經濟狀況根本好轉，為開展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準備了條件。

　　三年中，社會經濟結構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帝國主義在華特權被取消，官僚資本被沒收，封建土地所有制被消滅。到1952年底，各種經濟成份在國民收入生產中的比重是：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占19.1%，集體所有制經濟占1.5%，公私合營經濟占0.7%，資本主義經濟占6.9%，個體經濟(主要是小農經濟)占71.8%，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已經確立。

　　第五節  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

　　統一全國財政經濟工作，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為穩定物價、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基本好轉而采取的財政經濟方面的重大措施。當時，國家財政經濟狀況極為困難，這一方面是由于國民黨反動派在內戰中的破壞，另一方面是由于革命戰爭還在進行，軍費開支浩大，加之我們對國民黨軍政人員實行“包下來”的政策，增加了行政開支。此外，還要有重點地恢復生產和交通，以便進行經濟建設。在這種情況下，不得不依靠增發鈔票來彌補赤字，而這又不可避免地出現了通貨膨脹和物價上漲，不法資本家的破壞活動加重了這種困難局面。為了克服困難，黨和國家在打擊投機資本家控制市場物價的同時，還采取了統一全國財政經濟的措施。1950年3月3日，政務院發布了《關于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統一全國物資調度，成立全國倉庫物資清理調配委員會，所有倉庫物資，由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統一調度，合理使用，各地國營貿易機關的業務范圍的規定與物資調動，均由中央人民政府貿易部統一指揮。

　　一、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必要性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適應全國基本統一的新形勢，為改進財政經濟管理工作而采取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重要措施。在革命戰爭時期，由于敵人的封鎖和分割，各個革命根據地或解放區的財政經濟工作，只能各自獨立分散進行。當時實行的是“統一領導，分散經營”的方針。各革命根據地或解放區在統一政策指導下，各自發行貨幣，各自管理財政收支，分別保障供給。這個方針適應當時情況，對支援革命戰爭起了重大作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和全國政治經濟趨于統一以后，分散管理已不適應變化了的新形勢。特別是建國之初，面臨經濟破壞嚴重，財政入不敷出，通貨急劇膨脹，投機活動猖獗，物價猛烈上漲，國家面臨財政經濟的巨大困難。于是改變分散管理，實行全國財政經濟的統一管理，就成為當時平衡財政收支，制止通貨膨脹，戰勝投機活動，穩定市場物價，保障和促進國民經濟恢復和發展的決定性措施。

　　二、統一財政經濟工作的主要內容

　　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了《關于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其主要內容：⑴統一全國財政收支。使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部分集中到中央，除批準征收的地方稅外，所有農業稅(公糧)、關稅、鹽稅、貨物稅、工商稅的一切收入，均歸中央人民政府財政部統一調度使用。⑵統一全國物資調度。成立全國倉庫物資清理調配委員會，決定所有倉庫物資，由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統一調度，合理使用。并決定各地國營貿易機關的物資調動，均由中央人民政府貿易部統一指揮。⑶統一全國現金管理。指定中國人民銀行為國家現金調度的總機構，規定一切軍政機關和公營企業的現金，除留若干近期使用者外，一律存入國家銀行。并且規定外匯牌價與外匯調度由中國人民銀行統一管理。

　　三、統一財經工作的作用和效果

　　統一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迅速得到貫徹。由于全國財政收支統一，國家收入中的主要部分很快集中到中央手中，由中央統一使用于國家的主要支出;與此同時，開始加強征收工商稅和農業稅的工作，發行了一部分公債，并大力節約國家機關經費的開支，使財政收支迅速接近平衡。1950年財政收入是65.2億元，財政支出是68.1億元，財政支出只超過財政收入的4.4%。1951年起出現結余，從而根本改變了依靠增發貨幣彌補財政赤字的局面。

　　實行全國現金統一管理和轉賬制度以后，原來屬于國家所有，但分散在國營企業、機關、部隊的現金，源源流入國家銀行，歸國家銀行統一管理，集中調度，大大緊縮了市場上貨幣流通數量，增加了國家能夠運用的資金。同時，私營企業和個人的存款，也逐漸增長。1950年5月國家銀行存款總額，比同年2月增加4倍，國家銀行的現金出納達到平衡。

　　財政收支平衡和現金出納平衡，制止了通貨膨脹，從根本上為穩定物價創造了條件。同時人民政府努力實行全國物資的統一調度，使國家掌握的重要物資從分散狀態集中起來，能夠做到靈活調劑供求。針對大城市中糧食、棉花、紗布投機猖獗的情況，政府指揮國營貿易機構進行了大規模的糧食調運，在各大城市儲存了大批糧、棉、布，依靠國家掌握的物資，充分保證供應，遏制了私人資本的投機活動，制止了1950年2月的漲價風潮，并使物價迅速下降。1950年的批發價格指數，以3月份為100，4月份是75，5月份是69。6月份制止了物價下跌趨勢，使之略有回升，12月份回升到85.4。從此以后全國物價基本穩定。

　　1950年全國統一執行《關于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的結果，使財政經濟工作從過去各解放區分散經營管理過渡到了全國統一經營管理，并且在短時間內，實現了財政收支平衡，穩定了長期波動的市場物價，使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在市場上取得了領導權，為全國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第六節 穩定物價

　　穩定物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后，人民政府為平息物價波動，制止通貨膨脹，開創物價穩定局面而努力進行的工作。

　　一、物價波動的情況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夕，工農業生產受到戰爭的嚴重破壞，而且，國民黨政府長期濫發紙幣，通貨惡性膨脹，物價不斷暴漲。據統計，到1949年，國民黨政府的貨幣發行總額比1935年開始發行紙幣時增加了1768億倍，物價上漲2500億倍。大城市中投機活動猖獗。廣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同國民黨統治區相比，解放區的物價一直比較穩定，但是從1949年起，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向全國迅猛進軍，軍事行政開支劇增，財政赤字上升，貨幣發行迅速增加。1949年財政赤字接近財政總支出的2/3，當年年底人民幣發行額由1949年底的185億元增加到3萬億元，增加160多倍，出現了解放區前所未有的通貨膨脹和物價上漲。加以新解放的廣大地區中，私人資本投機成性，興風作浪，哄抬物價。1949年4月、7月、11月和1950年2月，接連發生了四次物價暴漲的風潮。以1948年12月為基期，1949年4月上漲到2.8倍，7月上漲到10.5倍，11月上漲到53.7倍，12月底上漲到74.8倍。1950年3月底，人民幣發行增加到5.9萬億元，為1949年底的1.95倍，物價指數上升到1949年底的2.1倍。為了平息漲價風潮，并最后使物價穩定下來，人民政府進行了艱巨的工作。

　　二、穩定物價的措施和成就

　　物價波動的根本原因是通貨膨脹，通貨膨脹的原因是財政入不敷出，靠發行貨幣彌補赤字。只有解放戰爭完全勝利，才能平衡財政收入，制止通貨膨脹，從而使物價完全穩定下來。在條件具備之前，人民政府只能努力掌握某些重要物資有計劃地供應市場需要，盡力遏制投機活動，控制物價的上升幅度，平息物價暴漲風潮。

　　為了打擊投機活動，平息物價暴漲風潮，人民政府除了采取一些必要的行政手段，如查封金融投機中心證券交易所，嚴懲囤積糧食的“糧老虎”等以外，主要依靠經濟辦法，通過拋售物資和緊縮通貨等措施，來控制市場物價。

　　當時用于吃和穿的生活必需品糧食和紗布，是市場上左右物價的主要商品，也是投機活動的主要對象。國家掌握足夠數量的糧食和紗布，是控制物價，平息漲風的主要手段。為了取得市場的領導權，在城市，積極恢復和發展國營工業，建立和擴大國營商業，在農村中迅速普及供銷合作社，加強工農業產品的收購工作，同時突擊恢復鐵路交通，改進物資調運。經過幾個月的緊張工作，國營貿易公司已掌握了大部分商品糧，并掌握了棉紗供應量的30%，棉布的50%，煤炭的70%，食鹽的60%。每次物價大波動時，國家就有組織地拋售物資，打擊投機活動。從1949年7月至1950年2月，8個月內國營貿易公司僅在上海拋售米、面、紗、布四種主要商品，合計回籠貨幣約達5000億元，在平息漲價風潮中起了重要作用。特別是在11月最大的一次物價暴漲風潮中，在政務院財經委員會統一領導下，經過充分準備和周密部署，各大城市一致行動，先按市場高價大量拋售物資以塞絕投機資本，然后又繼續降價拋售，使物價突然穩定。投機資本為了歸還高利短期借款，不得不殺價出售存貨，受到了一次沉重打擊。

　　在拋售物資同時，政府還采取措施盡量緊縮通貨。1949年4月公布了《中國人民銀行定期儲蓄款暫行章程》，廣泛開展扎實儲蓄存款。8月，中央規定實行國營單位現金的統一管理，所有國營企業收入的現金，不準存入私營行莊，更不準用于投機貿易，必須逐日存入國家銀行。1950年初開始發行總額為1.2億元的人民勝利扎實公債。在第四次物價大波動中，政府從幾個方面齊頭并進，緊縮銀根，財政部門加強稅收、催收公債;銀行方面加緊吸收存款，收回放款;貿易部門拋售物資，適當減少某些商品的收購。貫徹這些措施后，貨幣大量回籠，減少了市場上的游資，遏制了投機活動。

　　到1950年3月，除西藏外大陸全部解放，全國基本上轉入和平狀態，城鄉已能提供更多的財源，平衡財政收支有了實際可能。為了把可能變為現實，人民政府頒布了《關于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要求統一全國財政收支，物資調度和現金管理。貫徹的結果，節省了財政收支，把財力物力適當用于重點需要，從而迅速消滅了財政赤字，制止了通貨膨脹，全國金融物價進入了一個鞏固的穩定時期。如以1950年3月批發物價指數為100，當年12月為85，1951年12月為92.4，1952年12月為92.6，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就把市場物價完全穩住。

　　通過穩定物價的斗爭，社會主義國營經濟迅速壯大起來，在和私人資本投機活動的斗爭中，奪得了市場的領導權，結束了通貨膨脹的局面，為爭取財政經濟的根本好轉開創了良好的開端，對于迅速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盡快地創造出進行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所必要的條件，也起了重要作用。

　　第七節  開展“三反”、“五反”運動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針對國家干部中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的現象以及資產階級抗拒國營經濟領導，破壞社會主義經濟，腐蝕黨員、干部和工人階級等違法活動而開展的一場階級斗爭。“三反”指在國家機關、國營企業和事業單位內部進行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斗爭;“五反”指在工商界進行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資財，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斗爭。

　　1950年實行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穩定物價、調整工商業等措施后，中國經濟狀況迅速好轉，資本主義工商業也有了顯著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資產階級出于他們唯利是圖、損人利己的階級本性和發展資本主義的強烈愿望，開始利用他們當時擁有的經濟力量和土地改革后國內市場日益擴大以及抗美援朝需要大量工業品的時機，采取隱蔽的當時被稱為“五毒”的辦法，即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資財、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等手段，向國家和工人階級發動了猖狂的進攻。這不但在經濟上使國家財產遭到巨大損失，而且在政治上思想上嚴重侵蝕了黨員、干部和工人階級。

　　1951年底，開展增產節約運動，揭發出在國家機關、國營企業和事業單位中存在著相當嚴重的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現象。1952年元旦，毛澤東發出“大張旗鼓地，雷厲風行地，開展一個大規模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的號召，“三反”運動在全國范圍內迅速展開。根據1952年3月政務院的規定，對貪污分子的處理原則是：對少數情節嚴重、手段惡劣又拒不坦白者，予以嚴懲，對大多數情節較輕或徹底坦白、立功贖罪者，從寬處理。對浪費現象，分別情況，適當解決，建立和健全制度，防止再犯。對于官僚主義問題，則通過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予以糾正。

　　1952年2月，為了打退資產階級的進攻，配合“三反”運動，在全國城市的工商界中，開展了“五反”運動。根據毛澤東關于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守法的資產階級及其他方面，向違法的資產階級開展斗爭以及必須注意利用矛盾，實行分化，團結多數，孤立少數的策略的指示，形成了聲勢浩大的“五反”統一戰線。運動主要是采取資本主義企業內部職工自下而上的揭發和國家機關自上而下的檢查相結合的方式進行的。根據1952年3月政務院公開的規定;對工商界的處理原則是：過去從寬，今后從嚴;多數從寬，少數從嚴;坦白從寬，抗拒從業;工業從寬，商業從嚴;普通商業從寬，投機商業從嚴。分別按照情節和態度，把工商界劃分為五類。全國處理的結果是：守法戶占總戶數的10～15%;基本守法戶占50～60%， 半守法半違法戶占25～30%;嚴重違法戶占4%;完全守法戶占1%。運動至1952年6月基本結束。

　　毛澤東對于開展“三反”、“五反”運動很重視。1951年11月至1952年5月，關于開展“三反”、“五反”的批示達19件之多。

　　“三反”、“五反”運動的勝利，鞏固了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加強了國營經濟的領導作用，提高了黨員、干部和工人群眾的覺悟，增強了他們抵抗資產階級腐蝕的能力。通過運動，打擊了違法資本家，團結和教育了資產階級的大多數，培養了一批進步分子，健全了工會組織，建立了強有力的對私營企業的工人監督;促進了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組和改革，推動了各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為進一步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準備了必要的條件。

　　第八節 工人監督私營企業

　　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后，工人通過適當的組織形式，對私人資本主義企業的生產經營和分配實行監督的措施。這是對資本主義經濟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和實現社會主義國有化的一個重要步驟。

　　無產階級在革命勝利以后，一方面通過國家政權機關，制定實現社會主義的各項方針、政策;另一方面又通過基層的工人群眾，對當時還屬于私人所有的資本主義企業實行工人監督，以此造成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條件。列寧高度評價工人監督的意義和作用，他指出在工人監督還沒有成為事實以前，“便不能由社會主義的第一步(即工人監督)進到社會主義的第二步，即轉到工人調節生產”。

　　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蘇維埃政權頒布了工人監督的法令，規定對擁有職工5人以上或資金周轉額在1萬盧布以上的一切工業、商業、銀行和農業等私營企業實行工人監督。當時，成立了中央工人監督會議和工廠工人監督委員會，試圖通過這些工人組織，監督私營企業的生產經營和財務管理，作為生產資料國有化的先行準備步驟。但由于資產階級的反抗，內戰和外國武裝干涉，工人監督在俄國未能來得及實現，形勢迫使很快轉向了沒收資本家的財產、實行國有化。

　　在新中國，對私人資本主義企業實行工人監督，開始于1952年的“五反”運動之后。在私人資本主義各行業和企業內部分別建立勞資協商會議，增產節約委員會和工人監督委員會等組織機構，通過這些組織對資本主義企業的生產和流通進行監督，并推動對私人資本主義企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國家行政機關的管理，國營經濟的領導和工人群眾的監督，是實現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三項重要手段和條件。

　　工人監督組織在企業共產黨組織或工會的領導下，與政法、稅務、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和國營經濟各部門密切配合，監督資本家執行公私合同及其所屬承擔的國家生產任務;防止和檢舉資本家的違法行為，保障國家法令的貫徹執行;維護職工的合法權利;討論和決定行業或企業的一切重要經濟活動。工人監督不僅推動了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對于貫徹執行對民族資產階級團結、教育、改造的政策，鍛煉工人管理企業的能力和培養干部也都起了重要作用。1958年全行業公私合營后，工人監督便轉變為工人群眾的民主管理。

　　新中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轉變時期的總途徑和總任務。它的要點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過渡時期總路線于1952年提出，1953年公布。它的基本方針早在1949年3月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中就作了原則性的規定。

　　這條總路線，符合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狀況的規律，反映了當時全國人民的普遍愿望。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長期壓迫下，處于貧困落后狀態的中國人民，一旦掌握了國家政權和國民經濟命脈以后，迫切需要，并且也有可能逐步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以便迅速發展社會生產力。只有社會主義工業化，才能用先進的生產手段改造和裝備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迅速提高社會勞動生產率，增強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領導地位，鞏固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確保國家的獨立、安全和日益富強，使人民生活不斷得到改善和提高。而要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又必須對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因為在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以后，中國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為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不解決這一矛盾，不僅社會主義工業化將得不到它所需要的勞動力、資金、糧食、原料和市場，而且土地改革以后的農村也會出現新的兩極分化。因此，毛澤東曾形象地把工業化比作鳥的“主體”，把社會主義改造比作烏的“兩翼”，兩者只有同時并舉，才能展翅飛翔。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實質是以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代替生產資料的私有制，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代替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

　　實際上，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就開始實行這條總路線了。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集中主要力量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遺留任務，同時，已經對生產資料私有制開始實行不同方式或不同程度的社會主義改造，如在結束土地改革的地區，實行農業生產互相合作，并逐步把有利于國計民生的資本主義工商業引上國家資本主義道路等等。這就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已經逐步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

　　這條總路線的全面實行，開始于1953年。原定15年左右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由于國家獨立，人民解放，政策統一，調動積極性，實際上只化了4年多時間，就基本完成了。在社會主義改造后期，雖然出現了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造過快、形式過于簡單劃一等偏差。但總的看來，在這條總路線的指導下，占世界人口1/4的中國人民，基本上結束了人剝削人的歷史，建立起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確實是一個偉大的歷史變革。

　　新中國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初期也存在著五種經濟成份，即：⑴社會主義國營經濟;⑵半社會主義的合作經濟;⑶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⑷私人資本主義經濟;⑸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經過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社會經濟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資本主義經濟改造為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經濟，個體經濟絕大部分轉變為勞動群眾的集體所有制經濟。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確立，結束了過渡時期多種經濟成份并存的局面。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占絕對優勢的條件下，社會主義社會中還會長期存在多種經濟成份，但它已經不同于過渡時期的多種經濟成份，有利于國民經濟遵循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社會主義經濟規律，有利于國民經濟協調、高效、快速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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