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毛澤東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功
毛澤東始終堅持中國傳統唯物辯證思維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注重實際，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力求理論與實踐的科學性。因此，將調查研究作為創建政治經濟學理論與決策的基本功來對待。所以，他從學生時代就注重調查研究，參加革命后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每到一地就從農村調查開始。例如《湖南農民運動的考察報告》，其調查研究，何其具體、深入、透徹、生動、感人!其深刻的理論和正確決策的科學依據均來自于調查研究。
第一節 湖南農民運動的考察報告
1927年3月5日，毛澤東發表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其主要內容為:一是充分估計了農民在中國民主革命中的偉大作用。二是明確指出了在農村建立革命政權和農民武裝的必要性。三是科學分析了農民的各個階層及其政治態度。四是著重宣傳了放手發動群眾、組織群眾、依靠群眾開展革命斗爭的重要理論。
毛澤東此文是為了答復當時黨內黨外對于農民革命斗爭的無理責難而寫的。為了這個目的，毛澤東到湖南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并寫出了這篇考察報告。當時黨內以陳獨秀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者，不愿意接受毛澤東的意見，而堅持自己的錯誤見解。他們的錯誤，主要是教條主義地理解俄國十月革命即城市工人武裝起義奪取政權的經驗，特別是被國民黨反動派掀起的反革命浪潮所嚇倒，不敢支持已經起來和正在起來的偉大的農民革命斗爭。為了遷就國民黨，他們寧愿拋棄農民這個最主要最可靠的同盟軍，使工人階級和共產黨處于孤立無援的境地。一九二七年春夏之際國民黨之所以敢于叛變孫中山的民主革命，發動“清黨運動”和反人民的戰爭，主要就是看準而乘機利用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這個幼稚病。
1927年3月5日，毛澤東發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隨著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由廣東開始的農民運動迅速發展到全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廣東、湖南、湖北、江西、河南、陜西、甘肅、四川、廣西、福建、安徽、江蘇、浙江等省農民運動相繼展開。1926年6月，農民協會已遍及粵、湘、鄂等17個省，全國200多個縣成立了縣農民協會，會員達915萬多人。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澤東深入農村考察了湖南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等五個縣的農民運動情況，寫成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明確提出了解決中國民主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問題的理論和政策。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全文如下：
農民問題的嚴重性
我這回到湖南，實地考察了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的情況。從一月四日起至二月五日止，共三十二天，在鄉下，在縣城，召集有經驗的農民和農運工作同志開調查會，仔細聽他們的報告，所得材料不少。許多農民運動的道理，和在漢口、長沙從紳士階級那里聽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許多奇事，則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我想這些情形，很多地方都有。所有各種反對農民運動的議論，都必須迅速矯正。革命當局對農民運動的各種錯誤處置，必須迅速變更。這樣，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補益。因為目前農民運動的興起是一個極大的問題。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么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一切革命的黨派、革命的同志，都將在他們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取。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后頭指手畫腳地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呢?每個中國人對于這三項都有選擇的自由，不過時局將強迫你迅速地選擇罷了。
湖南的農民運動，就湘中、湘南已發展的各縣來說，大約分為兩個時期。去年一月至九月為第一時期，即組織時期。此時期內，一月至六月為秘密活動時期，七月至九月革命軍驅逐趙恒惕，為公開活動時期。此時期內，農會會員的人數總計不過三四十萬，能直接領導的群眾也不過百余萬，在農村中還沒有什么斗爭，因此各界對它也沒有什么批評。因為農會會員能作向導，作偵探，作挑夫，北伐軍的軍官們還有說幾句好話的。十月至今年一月為第二時期，即革命時期。農會會員激增到二百萬，能直接領導的群眾增加到一千萬。因為農民入農會大多數每家只寫一個人的名字，故會員二百萬，群眾便有約一千萬。在湖南農民全數中，差不多組織了一半。如湘潭、湘鄉、瀏陽、長沙、醴陵、寧鄉、平江、湘陰、衡山、衡陽、耒陽、郴縣、安化等縣，差不多全體農民都集合在農會的組織中，都立在農會領導之下。農民既已有了廣大的組織，便開始行動起來，于是在四個月中造成一個空前的農村大革命。
農民的主要攻擊目標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旁及各種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貪官污吏，鄉村的惡劣習慣。這個攻擊的形勢，簡直是急風暴雨，順之者存，違之者滅。其結果，把幾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權，打得個落花流水。地主的體面威風，掃地以盡。地主權力既倒，農會便成了唯一的權力機關，真正辦到了人們所謂“一切權力歸農會”。連兩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農民協會去解決。一切事情，農會的人不到場，便不能解決。農會在鄉村簡直獨裁一切，真是“說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說農會好，不能說農會壞。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則完全被剝奪了發言權，沒有人敢說半個不字。在農會威力之下，土豪劣紳們頭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漢口，三等的跑到長沙，四等的跑到縣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紳崽子則在鄉里向農會投降。
“我出十塊錢，請你們準我進農民協會。”小劣紳說。
“嘻!誰要你的臭錢!”農民這樣回答。
好些中小地主、富農乃至中農，從前反對農會的，此刻求入農會不可得。我到各處，常常遇到這種人，這樣向我求情：“請省里來的委員作保!”
前清地方造丁口冊，有正冊、另冊二種，好人入正冊，匪盜等壞人入另冊。現在有些地方的農民便拿了這事嚇那些從前反對農會的人：“把他們入另冊!”
那些人怕入另冊，便多方設法求入農會，一心要想把他們的名字寫上那農會的冊子才放心。但他們往往遭農會嚴厲拒絕，所以他們總是懸心吊膽地過日子;擯在農會的門外，好像無家可歸的樣子，鄉里話叫做“打零”。總之，四個月前被一般人看不起的所謂“農民會”，現在卻變成頂榮耀的東西。從前拜倒在紳士權力下面的人，現在卻拜倒在農民權力之下。無論什么人，都承認去年十月以前和十月以后是兩個世界。
農民在鄉里造反，攪動了紳士們的酣夢。鄉里消息傳到城里來，城里的紳士立刻大嘩。我初到長沙時，會到各方面的人，聽到許多的街談巷議。從中層以上社會至國民黨右派，無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滿城風雨的議論的壓迫，他閉眼一想鄉村的情況，也就氣餒起來，沒有法子否認這“糟”字。很進步的人也只是說：“這是革命過程中應有的事，雖則是糟。”總而言之，無論什么人都無法完全否認這“糟”字。實在呢，如前所說，乃是廣大的農民群眾起來完成他們的歷史使命，乃是鄉村的民主勢力起來打翻鄉村的封建勢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是幾千年專制政治的基礎，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的墻腳。打翻這個封建勢力，乃是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做到了。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勛。這是好得很。完全沒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擊農民起來的理論，明明是地主階級企圖保存封建舊秩序，阻礙建設民主新秩序的理論，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論。每個革命的同志，都不應該跟著瞎說。你若是一個確定了革命觀點的人，而且是跑到鄉村里去看過一遍的，你必定覺到一種從來未有的痛快。無數萬成群的奴隸——農民，在那里打翻他們的吃人的仇敵。農民的舉動，完全是對的，他們的舉動好得很!“好得很”是農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論。一切革命同志須知：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現在有了這個變動，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擁護這個變動，否則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場上去了。
又有一般人說：“農會雖要辦，但是現在農會的舉動未免太過分了。”這是中派的議論。實際怎樣呢?的確的，農民在鄉里頗有一點子“亂來”。農會權力無上，不許地主說話，把地主的威風掃光。這等于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把你入另冊!”向土豪劣紳罰款捐款，打轎子。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的家里，一群人涌進去，殺豬出谷。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游鄉，“劣紳!今天認得我們!”為所欲為，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這就是一些人的所謂“過分”，所謂“矯枉過正”，所謂“未免太不成話”。這派議論貌似有理，其實也是錯的。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自己逼出來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歷來憑借勢力稱霸，踐踏農民，農民才有這種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亂子鬧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為惡最甚的地方。農民的眼睛，全然沒有錯的。誰個劣，誰個不劣，誰個最甚，誰個稍次，誰個懲辦要嚴，誰個處罰從輕，農民都有極明白的計算，罰不當罪的極少。第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的權力的革命。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決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農村中須有一個大的革命熱潮，才能鼓動成千成萬的群眾，形成一個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所謂“過分”的舉動，都是農民在鄉村中由大的革命熱潮鼓動出來的力量所造成的。這些舉動，在農民運動第二時期(革命時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時期內，必須建立農民的絕對權力。必須不準人惡意地批評農會。必須把一切紳權都打倒，把紳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腳踏上。所有一切所謂“過分”的舉動，在第二時期都有革命的意義。質言之，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的活動，決不能打倒紳權。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這一派的議論，表面上和前一派不同，但其實質則和前一派同站在一個觀點上，依然是擁護特權階級利益的地主理論。這種理論，阻礙農民運動的興起，其結果破壞了革命，我們不能不堅決地反對。
國民黨右派說：“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是惰農運動。”這種議論，在長沙頗盛行。我跑到鄉下，聽見紳士們說：“農民協會可以辦，但是現在辦事人不行，要換人啦!”這種議論，和右派的話是一個意思，都是說農運可做(因農民運動已起來，無人敢說不可做)，但是現在做農運的人不行，尤其痛恨下級農民協會辦事人，說他們都是些“痞子”。總而言之，一切從前為紳士們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紳士們打在泥溝里，在社會上沒有了立足地位，沒有了發言權的人，現在居然伸起頭來了。不但伸起頭，而且掌權了。他們在鄉農民協會(農民協會的最下級)稱王，鄉農民協會在他們手里弄成很兇的東西了。他們舉起他們那粗黑的手，加在紳士們頭上了。他們用繩子捆綁了劣紳，給他戴上高帽子，牽著游鄉(湘潭、湘鄉叫游團，醴陵叫游垅)。他們那粗重無情的斥責聲，每天都有些送進紳士們的耳朵里去。他們發號施令，指揮一切。他們站在一切人之上——從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對于一件事或一種人，有相反的兩種看法，便出來相反的兩種議論。“糟得很”和“好得很”，“痞子”和“革命先鋒”，都是適例。
前面說了農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業，農民做了國民革命的重要工作。但是這種革命大業，革命重要工作，是不是農民全體做的呢?不是的。農民中有富農、中農、貧農三種。三種狀況不同，對于革命的觀感也各別。當第一時期，富農耳里聽得的是所謂江西一敗如水，蔣介石打傷了腳，坐飛機回廣東了。吳佩孚重新占了岳州。農民協會必定立不久，三民主義也興不起，因為這是所謂從來沒有的東西。鄉農民協會的辦事人(多屬所謂“痞子”之類)，拿了農會的冊子，跨進富農的大門，對富農說：“請你進農民協會。”富農怎樣回答呢?“農民協會嗎?我在這里住了幾十年，種了幾十年田，沒有見過什么農民協會，也吃飯。我勸你們不辦的好!”富農中態度好點的這樣說。“什么農民協會，砍腦殼會，莫害人!”富農中態度惡劣的這樣說。新奇得很，農民協會居然成立了好幾個月，而且敢于反對紳士。鄰近的紳士因為不肯繳鴉片槍，被農民協會捉了去游鄉。縣城里并且殺了大紳士，例如湘潭的晏容秋，寧鄉的楊致澤。十月革命紀念大會，反英大會，北伐勝利總慶祝，每鄉都有上萬的農民舉起大小旗幟，雜以扁擔鋤頭，浩浩蕩蕩，出隊示威。這時，富農才開始惶惑起來。在北伐勝利總慶祝中，他們聽見說，九江也打開了，蔣介石沒有傷腳，吳佩孚究竟打敗了。而且“三民主義萬歲”，“農民協會萬歲”，“農民萬歲”等等，明明都寫在“紅綠告示”(標語)上面。“農民萬歲，這些人也算作萬歲嗎?”富農表示很大的惶惑。農會于是神氣十足了。農會的人對富農說：“把你們入另冊!”或者說：“再過一個月，入會的每人會費十塊錢!”在這樣的形勢之下，富農才慢慢地進了農會，有些是繳過五角錢或一塊錢(本來只要一百錢)入會費的，有些是托人說情才邀了農會允許的。亦有好些頑固黨，至今還沒有入農會。富農入會，多把他那家里一個六七十歲的老頭子到農會去上一個名字，因為他們始終怕“抽丁”。入會后，也并不熱心替農會做事。他們的態度始終是消極的。
中農呢?他們的態度是游移的。他們想到革命對他們沒有什么大的好處。他們鍋里有米煮，沒有人半夜里敲門來討賬。他們也根據從來有沒有的道理，獨自皺著眉頭在那里想：“農民協會果然立得起來嗎?”“三民主義果然興得起來嗎?”他們的結論是：“怕未必!”他們以為這全決于天意：“辦農民會，曉得天意順不順咧?”在第一時期內，農會的人拿了冊子，進了中農的門，對著中農說道：“請你加入農民協會!”中農回答道：“莫性急啦!”一直到第二時期，農會勢力大盛，中農方加入農會。他們在農會的表現比富農好，但暫時還不甚積極，他們還要看一看。農會爭取中農入會，向他們多作解釋工作，是完全必要的。
鄉村中一向苦戰奮斗的主要力量是貧農。從秘密時期到公開時期，貧農都在那里積極奮斗。他們最聽共產黨的領導。他們和土豪劣紳是死對頭，他們毫不遲疑地向土豪劣紳營壘進攻。他們對著富農說：“我們早進了農會，你們為什么還遲疑?”富農帶著譏笑的聲調說道：“你們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有什么不進農會!”的確，貧農們不怕失掉什么。他們中間有很多人，確實是“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他們有什么不進農會?據長沙的調查：鄉村人口中，貧農占百分之七十，中農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農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七十的貧農中，又分赤貧、次貧二類。全然無業，即既無土地，又無資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據，不得不出外當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當乞丐的，都是“赤貧”，占百分之二十。半無業，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資金，但吃的多，收的少，終年在勞碌愁苦中過生活的，如手工工人、佃農(富佃除外)、半自耕農等，都是“次貧”，占百分之五十。這個貧農大群眾，合共占鄉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農民協會的中堅，打倒封建勢力的先鋒，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業的元勛。沒有貧農階級(照紳士的話說，沒有“痞子”)，決不能造成現時鄉村的革命狀態，決不能打倒土豪劣紳，完成民主革命。貧農，因為最革命，所以他們取得了農會的領導權。所有最下一級農民協會的委員長、委員，在第一第二兩個時期中，幾乎全數是他們(衡山縣鄉農民協會職員，赤貧階層占百分之五十，次貧階層占百分之四十，窮苦知識分子占百分之十)。這個貧農領導，是非常之需要的。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若否認他們，便是否認革命。若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沒有錯。他們損傷了土豪劣紳的體面。他們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紳在地上，并且踏上一只腳。他們在革命期內的許多所謂“過分”舉動，實在正是革命的需要。湖南有些縣的縣政府、縣黨部和縣農會，已經做了若干錯處，竟有循地主之請，派兵拘捕下級農會職員的。衡山、湘鄉二縣的監獄里，關了好多個鄉農民協會委員長、委員。這個錯誤非常之大，助長了反動派的氣焰。只要看拘捕了農民協會委員長、委員，當地的不法地主們便大高興，反動空氣便大增高，就知道這事是否錯誤。我們要反對那些所謂“痞子運動”、“惰農運動”的反革命議論，尤其要注意不可做出幫助土豪劣紳打擊貧農階級的錯誤行動。事實上，貧農領袖中，從前雖有些確是有缺點的，但是現在多數都變好了。他們自己在那里努力禁牌賭，清盜匪。農會勢盛地方，牌賭禁絕，盜匪潛蹤。有些地方真個道不拾遺，夜不閉戶。據衡山的調查，貧農領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變得很好，很能干，很努力。只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習慣。這只能叫做“少數不良分子”，決不能跟著土豪劣紳的口白，籠統地罵“痞子”。要解決這“少數不良分子”的問題，也只能在農會整頓紀律的口號之下，對群眾做宣傳，對他們本人進行訓練，把農會的紀律整好，決不能隨便派兵捉人，損害貧農階級的威信，助長土豪劣紳的氣勢。這一點是非常要注意的。
一般指摘農會的人說農會做了許多壞事。我在前面已經指出，農民打土豪劣紳這件事完全是革命行為，并沒有什么可指摘。但是農民所做的事很多，為了答復人們的指摘，我們須得把農民所有的行動過細檢查一遍，逐一來看他們的所作所為究竟是怎么樣。我把幾個月來農民的行動分類總計起來，農民在農民協會領導之下總共作了十四件大事，如下所記。
第一件將農民組織在農會里
這是農民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像湘潭、湘鄉、衡山這樣的縣，差不多所有的農民都組織起來了，幾乎沒有哪一只“角暗里”的農民沒有起來，這是第一等。有些縣，農民組織起來了一大部分，尚有一小部分沒有組織，如益陽、華容等縣，這是第二等。有些縣，農民組織起來了一小部分，大部分尚未組織起來，如城步、零陵等縣，這是第三等。湘西一帶，在袁祖銘勢力之下，農會宣傳未到，許多縣的農民還全未組織起來，這是第四等。大概以長沙為中心的湘中各縣最發展，湘南各縣次之，湘西還在開始組織中。據去年十一月省農民協會統計，全省七十五縣中，三十七縣有了組織，會員人數一百三十六萬七千七百二十七人。此數中，約有一百萬是去年十月、十一月兩個月內農會勢力大盛時期組織的，九月以前還不過三四十萬人。現又經過十二月、一月兩個月，農民運動正大發展。截至一月底止，會員人數至少滿了二百萬。因入會一家多只登記一人，平均每家以五口計，群眾便約有一千萬。這種驚人的加速度的發展，是所以使一切土豪劣紳貪官污吏孤立，使社會驚為前后兩個世界，使農村造成大革命的原因。這是農民在農民協會領導之下所做的第一件大事。
第二件政治上打擊地主
農民有了組織之后，第一個行動，便是從政治上把地主階級特別是土豪劣紳的威風打下去，即是從農村的社會地位上把地主權力打下去，把農民權力長上來。這是一個極嚴重極緊要的斗爭。這個斗爭是第二時期即革命時期的中心斗爭。這個斗爭不勝利，一切減租減息，要求土地及其他生產手段等等的經濟斗爭，決無勝利之可能。湖南許多地方，像湘鄉、衡山、湘潭等縣，地主權力完全推翻，形成了農民的獨一權力，自無問題。但是醴陵等縣，尚有一部分地方(如醴陵之西南兩區)，表面上地主權力低于農民權力，實際上因為政治斗爭不激烈，地主權力還隱隱和農民權力對抗。這些地方，還不能說農民已得了政治的勝利，還須加勁作政治斗爭，至地主權力被農民完全打下去為止。綜計農民從政治上打擊地主的方法有如下各項：
清算。土豪劣紳經手地方公款，多半從中侵蝕，賬目不清。這回農民拿了清算的題目，打翻了很多的土豪劣紳。好多地方組織了清算委員會，專門向土豪劣紳算賬，土豪劣紳看了這樣的機關就打顫。這樣的清算運動，在農民運動起來的各縣做得很普遍，意義不重在追回款子，重在宣布土豪劣紳的罪狀，把土豪劣紳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打下去。
罰款。清算結果，發現舞弊，或從前有魚肉農民的劣跡，或現在有破壞農會的行為，或違禁牌賭，或不繳煙槍。在這些罪名之下，農民議決，某土豪罰款若干，某劣紳罰款若干，自數十元至數千元不等。被農民罰過的人，自然體面掃地。
捐款。向為富不仁的地主捐款救濟貧民，辦合作社，辦農民貸款所，或作他用。捐款也是一種懲罰，不過較罰款為輕。地主為免禍計，自動地捐款給農會的，亦頗不少。
小質問。遇有破壞農會的言論行動而罪狀較輕的，則邀集多人涌入其家，提出比較不甚嚴重的質問。結果，多要寫個“休息字”，寫明從此終止破壞農會名譽的言論行動了事。
大示威。統率大眾，向著和農會結仇的土豪劣紳示威，在他家里吃飯，少不得要殺豬出谷，此類事頗不少。最近湘潭馬家河，有率領一萬五千群眾向六個劣紳問罪，延時四日，殺豬百三十余個的事。示威的結果，多半要罰款。
戴高帽子游鄉。這種事各地做得很多。把土豪劣紳戴上一頂紙扎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面寫上土豪某某或劣紳某某字樣。用繩子牽著，前后簇擁著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銅鑼，高舉旗幟，引人注目的。這種處罰，最使土豪劣紳顫栗。戴過一次高帽子的，從此顏面掃地，做不起人。故有錢的多愿罰款，不愿戴高帽子。但農民不依時，還是要戴。有一個鄉農會很巧妙，捉了一個劣紳來，聲言今天要給他戴高帽子。劣紳于是嚇黑了臉。但是，農會議決，今天不給他戴高帽子。因為今天給他戴過了，這劣紳橫了心，不畏罪了，不如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紳不知何日要戴高帽子，每日在家放心不下，坐臥不寧。
關進縣監獄。這是比戴高帽子更重的罪。把土豪劣紳捉了，送進知事公署的監獄，關起來，要知事辦他的罪。現在監獄里關人和從前兩樣，從前是紳士送農民來關，現在是農民送紳士來關。
驅逐。土豪劣紳中罪惡昭著的，農民不是要驅逐，而是要捉他們，或殺他們。他們怕捉怕殺，逃跑出外。重要的土豪劣紳，在農民運動發達縣份，幾乎都跑光了，結果等于被驅逐。他們中間，頭等的跑到上海，次等的跑到漢口，三等的跑到長沙，四等的跑到縣城。這些逃跑的土豪劣紳，以逃到上海的為最安全。逃到漢口的，如華容的三個劣紳，終被捉回。逃到長沙的，更隨時有被各縣旅省學生捕獲之虞，我在長沙就親眼看見捕獲兩個。逃到縣城的，資格已是第四等了，農民耳目甚多，發覺甚易。湖南政府財政困難，財政當局曾歸咎于農民驅逐闊人，以致籌款不易，亦可見土豪劣紳不容于鄉里之一斑。
槍斃。這必是很大的土豪劣紳，農民和各界民眾共同做的。例如寧鄉的楊致澤，岳陽的周嘉淦，華容的傅道南、孫伯助，是農民和各界人民督促政府槍斃的。湘潭的晏容秋，則是農民和各界人民強迫縣長同意從監獄取出，由農民自己動手槍斃的。寧鄉的劉昭，是農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陽的周天爵、曹云，則正待“審判土豪劣紳特別法庭”判罪處決。這樣的大劣紳、大土豪，槍斃一個，全縣震動，于肅清封建余孽，極有效力。這樣的大土豪劣紳，各縣多的有幾十個，少的也有幾個，每縣至少要把幾個罪大惡極的處決了，才是鎮壓反動派的有效方法。土豪劣紳勢盛時，殺農民真是殺人不眨眼。長沙新康鎮團防局長何邁泉，辦團十年，在他手里殺死的貧苦農民將近一千人，美其名曰“殺匪”。我的家鄉湘潭縣銀田鎮團防局長湯峻巖、羅叔林二人，民國二年以來十四年間，殺人五十多，活埋四人。被殺的五十多人中，最先被殺的兩人是完全無罪的乞丐。湯峻巖說：“殺兩個叫花子開張!”這兩個叫花子就是這樣一命嗚呼了。以前土豪劣紳的殘忍，土豪劣紳造成的農村白色恐怖是這樣，現在農民起來槍斃幾個土豪劣紳，造成一點小小的鎮壓反革命派的恐怖現象，有什么理由說不應該?
第三件經濟上打擊地主
不準谷米出境，不準高抬谷價，不準囤積居奇。這是近月湖南農民經濟斗爭上一件大事。從去年十月至現在，貧農把地主富農的谷米阻止出境，并禁止高抬谷價和囤積居奇。結果，貧農的目的完全達到，谷米阻得水泄不通，谷價大減，囤積居奇的絕跡。
不準加租加押，宣傳減租減押。去年七八月間，農會還在勢力弱小時期，地主依然按照剝削從重老例，紛紛通知佃農定要加租加押。但是到了十月，農會勢力大增，一致反對加租加押，地主便不敢再提加租加押四字。及至十一月后，農民勢力壓倒地主勢力，農民乃進一步宣傳減租減押。農民說：可惜去秋交租時農會尚無力量，不然去秋就減了租了。對于今秋減租，農民正大做宣傳，地主們亦在問減租辦法。至于減押，衡山等縣目下已在進行。
不準退佃。去年七八月間，地主還有好多退佃另佃的事。十月以后，無人敢退佃了。現在退佃另佃已完全不消說起，只有退佃自耕略有點問題。有些地方，地主退佃自耕，農民也不準。有些地方，地主如自耕，可以允許退佃，但同時發生了佃農失業問題。此問題尚無一致的解決辦法。
減息。安化已普遍地減了息，他縣亦有減息的事。惟農會勢盛地方，地主懼怕“共產”，完全“卡借”，農村幾無放債的事。此時所謂減息，限于舊債。舊債不僅減息，連老本也不許債主有逼取之事。貧農說：“怪不得，年歲大了，明年再還吧!”
第四件推翻土豪劣紳的封建統治——打倒都團
舊式的都團(即區鄉)政權機關，尤其是都之一級，即接近縣之一級，幾乎完全是土豪劣紳占領。“都”管轄的人口有一萬至五六萬之多，有獨立的武裝如團防局，有獨立的財政征收權如畝捐等，有獨立的司法權如隨意對農民施行逮捕、監禁、審問、處罰。這樣的機關里的劣紳，簡直是鄉里王。農民對政府如總統、督軍、縣長等還比較不留心，這班鄉里王才真正是他們的“長上”，他們鼻子里哼一聲，農民曉得這是要十分注意的。這回農村造反的結果，地主階級的威風普遍地打下來，土豪劣紳把持的鄉政機關，自然跟了倒塌。都總團總躲起不敢出面，一切地方上的事都推到農民協會去辦。他們應付的話是：
“不探(管)閑事!”
農民們相與議論，談到都團總，則憤然說：
“那班東西么，不作用了!”
“不作用”三個字，的確描畫了經過革命風潮地方的舊式鄉政機關。
第五件推翻地主武裝，建立農民武裝
湖南地主階級的武裝，中路較少，西南兩路較多。平均每縣以六百枝步槍計，七十五縣共有步槍四萬五千枝，事實上或者還要多。農民運動發展區域之中南兩路，因農民起來形勢甚猛，地主階級招架不住，其武裝勢力大部分投降農會，站在農民利益這邊，例如寧鄉、平江、瀏陽、長沙、醴陵、湘潭、湘鄉、安化、衡山、衡陽等縣。小部分站在中立地位，但傾向于投降，例如寶慶等縣。再一小部分則站在和農會敵對地位，例如宜章、臨武、嘉禾等縣，但現時農民正在加以打擊，可能于不久時間消滅其勢力。這樣由反動的地主手里拿過來的武裝，將一律改為“挨戶團常備隊”，放在新的鄉村自治機關——農民政權的鄉村自治機關管理之下。這種舊武裝拿過來，是建設農民武裝的一方面。建設農民武裝另有一個新的方面，即農會的梭鏢隊。梭鏢——一種接以長柄的單尖兩刃刀，單湘鄉一縣有十萬枝。其他各縣，如湘潭、衡山、醴陵、長沙等，七八萬枝、五六萬枝、三四萬枝不等。凡有農民運動各縣，梭鏢隊便迅速地發展。這種有梭鏢的農民，將成為“挨戶團非常備隊”。這個廣大的梭鏢勢力，大于前述舊武裝勢力，是使一切土豪劣紳看了打顫的一種新起的武裝力量。湖南的革命當局，應使這種武裝力量確實普及于七十五縣二千余萬農民之中，應使每個青年壯年農民都有一柄梭鏢，而不應限制它，以為這是可以使人害怕的東西。若被這種梭鏢隊嚇翻了，那真是膽小鬼!只有土豪劣紳看了害怕，革命黨決不應該看了害怕。
第六件推翻縣官老爺衙門差役的政權
縣政治必須農民起來才能澄清，廣東的海豐已經有了證明。這回在湖南，尤其得到了充分的證明。在土豪劣紳霸占權力的縣，無論什么人去做知事，幾乎都是貪官污吏。在農民已經起來的縣，無論什么人去，都是廉潔政府。我走過的幾縣，知事遇事要先問農民協會。在農民勢力極盛的縣，農民協會說話是“飛靈的”。農民協會要早晨捉土豪劣紳，知事不敢挨到中午，要中午捉，不敢挨到下午。農民的權力在鄉間初漲起來的時候，縣知事和土豪劣紳是勾結一起共同對付農民的。在農民的權力漲至和地主權力平行的時候，縣知事取了向地主農民兩邊敷衍的態度，農民協會的話，有一些被他接受，有一些被他拒絕。上頭所說農會說話飛靈，是在地主權力被農民權力完全打下去了的時候。現在像湘鄉、湘潭、醴陵、衡山等縣的縣政治狀況是：
(一)凡事取決于縣長和革命民眾團體的聯合會議。這種會議，由縣長召集，在縣署開。有些縣名之曰“公法團聯席會議”，有些縣名之曰“縣務會議”。出席的人，縣長以外，為縣農民協會、縣總工會、縣商民協會、縣女界聯合會、縣教職員聯合會、縣學生聯合會以及國民黨縣黨部的代表們。在這樣的會議里，各民眾團體的意見影響縣長，縣長總是唯命是聽。所以，在湖南采用民主的委員制縣政治組織，應當是沒有問題的了。現在的縣政府，形式和實質，都已經是頗民主的了。達到這種形勢，是最近兩三個月的事，即農民從四鄉起來打倒了土豪劣紳權力以后的事。知事看見舊靠山已倒，要做官除非另找靠山，這才開始巴結民眾團體，變成了上述的局面。
(二)承審員沒有案子。湖南的司法制度，還是知事兼理司法，承審員助知事審案。知事及其僚佐要發財，全靠經手錢糧捐派，辦兵差和在民刑訴訟上顛倒敲詐這幾件事，尤以后一件為經常可靠的財源。幾個月來，土豪劣紳倒了，沒有了訟棍。農民的大小事，又一概在各級農會里處理。所以，縣公署的承審員，簡直沒有事做。湘鄉的承審員告訴我：“沒有農民協會以前，縣公署平均每日可收六十件民刑訴訟稟帖;有農會后，平均每日只有四五件了。”于是知事及其僚佐們的荷包，只好空著。
(三)警備隊、警察、差役，一概斂跡，不敢下鄉敲詐。從前鄉里人怕城里人，現在城里人怕鄉里人。尤其是縣政府豢養的警察、警備隊、差役這班惡狗，他們怕下鄉，下鄉也不敢再敲詐。他們看見農民的梭鏢就發抖。
第七件推翻祠堂族長的族權和城隍土地菩薩的神權以至丈夫的男權
中國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種有系統的權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國、一省、一縣以至一鄉的國家系統(政權);(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長的家族系統(族權);(三)由閻羅天子、城隍廟王以至土地菩薩的陰間系統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種神怪的神仙系統——總稱之為鬼神系統(神權)。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種權力的支配以外，還受男子的支配(夫權)。這四種權力——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農民在鄉下怎樣推翻地主的政權，已如前頭所述。地主政權，是一切權力的基干。地主政權既被打翻，族權、神權、夫權便一概跟著動搖起來。農會勢盛地方，族長及祠款經管人不敢再壓迫族下子孫，不敢再侵蝕祠款。壞的族長、經管，已被當作土豪劣紳打掉了。從前祠堂里“打屁股”、“沉潭”、“活埋”等殘酷的肉刑和死刑，再也不敢拿出來了。女子和窮人不能進祠堂吃酒的老例，也被打破。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們，結隊擁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爺們只好聽她們的便。又有一處地方，因禁止貧農進祠堂吃酒，一批貧農擁進去，大喝大嚼，土豪劣紳長褂先生嚇得都跑了。神權的動搖，也是跟著農民運動的發展而普遍。許多地方，農民協會占了神的廟宇做會所。一切地方的農民協會，都主張提取廟產辦農民學校，做農會經費，名之曰“迷信公款”。醴陵禁迷信、打菩薩之風頗盛行。北鄉各區農民禁止家神老爺(儺神)游香。淥口伏波嶺廟內有許多菩薩，因為辦國民黨區黨部房屋不夠，把大小菩薩堆于一角，農民無異言。自此以后，人家死了人，敬神、做道場、送大王燈的，就很少了。這事，因為是農會委員長孫小山倡首，當地的道士們頗恨孫小山。北三區龍鳳庵農民和小學教員，砍了木菩薩煮肉吃。南區東富寺三十幾個菩薩都給學生和農民共同燒掉了，只有兩個小菩薩名“包公老爺”者，被一個老年農民搶去了，他說：“莫造孽!”在農民勢力占了統治地位的地方，信神的只有老年農民和婦女，青年和壯年農民都不信了。農民協會是青年和壯年農民當權，所以對于推翻神權，破除迷信，是各處都在進行中的。夫權這種東西，自來在貧農中就比較地弱一點，因為經濟上貧農婦女不能不較富有階級的女子多參加勞動，所以她們取得對于家事的發言權以至決定權的是比較多些。至近年，農村經濟益發破產，男子控制女子的基本條件，業已破壞了。最近農民運動一起，許多地方，婦女跟著組織了鄉村女界聯合會，婦女抬頭的機會已到，夫權便一天一天地動搖起來。總而言之，所有一切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和制度，都隨著農民權力的升漲而動搖。但是現在時期，農民的精力集中于破壞地主的政治權力這一點。要是地主的政治權力破壞完了的地方，農民對家族神道男女關系這三點便開始進攻了。但是這種進攻，現在到底還在“開始”，要完全推翻這三項，還要待農民的經濟斗爭全部勝利之后。因此，目前我們對農民應該領導他們極力做政治斗爭，期于徹底推翻地主權力。并隨即開始經濟斗爭，期于根本解決貧農的土地及其他經濟問題。至于家族主義、迷信觀念和不正確的男女關系之破壞，乃是政治斗爭和經濟斗爭勝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結果。若用過大的力量生硬地勉強地從事這些東西的破壞，那就必被土豪劣紳借為口實，提出“農民協會不孝祖宗”、“農民協會欺神滅道”、“農民協會主張共妻”等反革命宣傳口號，來破壞農民運動。湖南的湘鄉、湖北的陽新，最近都發生地主利用了農民反對打菩薩的事，就是明證。菩薩是農民立起來的，到了一定時期農民會用他們自己的雙手丟開這些菩薩，無須旁人過早地代庖丟菩薩。共產黨對于這些東西的宣傳政策應當是：“引而不發，躍如也。”菩薩要農民自己去丟，烈女祠、節孝坊要農民自己去摧毀，別人代庖是不對的。
我在鄉里也曾向農民宣傳破除迷信。我的話是：
“信八字望走好運，信風水望墳山貫氣。今年幾個月光景，土豪劣紳貪官污吏一齊倒臺了。難道這幾個月以前土豪劣紳貪官污吏還大家走好運，大家墳山都貫氣，這幾個月忽然大家走壞運，墳山也一齊不貫氣了嗎?土豪劣紳形容你們農會的話是：‘巧得很啰，如今是委員世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了委員。’的確不錯，城里、鄉里、工會、農會、國民黨、共產黨無一不有執行委員，確實是委員世界。但這也是八字墳山出的嗎?巧得很!鄉下窮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墳山也忽然都貫氣了!神明嗎?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農民會，只要關圣帝君、觀音大士，能夠打倒土豪劣紳嗎?那些帝君、大士們也可憐，敬了幾百年，一個土豪劣紳不曾替你們打倒!現在你們想減租，我請問你們有什么法子，信神呀，還是信農民會?”
我這些話，說得農民都笑起來。
第八件普及政治宣傳
開一萬個法政學校，能不能在這樣短時間內普及政治教育于窮鄉僻壤的男女老少，像現在農會所做的政治教育一樣呢?我想不能吧。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紳，這幾個政治口號，真是不翼而飛，飛到無數鄉村的青年壯年老頭子小孩子婦女們的面前，一直鉆進他們的腦子里去，又從他們的腦子里流到了他們的嘴上。比如有一群小孩子在那里玩吧，如果你看見一個小孩子對著另一個小孩子鼓眼蹬腳揚手動氣時，你就立刻可以聽到一種尖銳的聲音，那便是：“打倒帝國主義!”
湘潭一帶的小孩子看牛時打起架來，一個做唐生智，一個做葉開鑫，一會兒一個打敗了，一個跟著追，那追的就是唐生智，被追的就是葉開鑫。“打倒列強”這個歌，街上的小孩子固然幾乎人人曉得唱了，就是鄉下的小孩子也有很多曉得唱了的。
孫中山先生的那篇遺囑，鄉下農民也有些曉得念了。他們從那篇遺囑里取出了“自由”、“平等”、“三民主義”、“不平等條約”這些名詞，頗生硬地應用在他們的生活上。一個紳士模樣的人在路上碰了一個農民，那紳士擺格不肯讓路，那農民便憤然說：“土豪劣紳!曉得三民主義嗎?”長沙近郊菜園農民進城賣菜，老被警察欺負。現在，農民可找到武器了，這武器就是三民主義。當警察打罵賣菜農民時，農民便立即抬出三民主義以相抵制，警察沒有話說。湘潭一個區的農民協會，為了一件事和一個鄉農民協會不和，那鄉農民協會的委員長便宣言：“反對區農民協會的不平等條約!”
政治宣傳的普及鄉村，全是共產黨和農民協會的功績。很簡單的一些標語、圖畫和講演，使得農民如同每個都進過一下子政治學校一樣，收效非常之廣而速。據農村工作同志的報告，政治宣傳在反英示威、十月革命紀念和北伐勝利總慶祝這三次大的群眾集會時做得很普遍。在這些集會里，有農會的地方普遍地舉行了政治宣傳，引動了整個農村，效力很大。今后值得注意的，就是要利用各種機會，把上述那些簡單的口號，內容漸漸充實，意義漸漸明了起來。
第九件農民諸禁
共產黨領導農會在鄉下樹立了威權，農民便把他們所不喜歡的事禁止或限制起來。最禁得嚴的便是牌、賭、鴉片這三件。
牌：農會勢盛地方，麻雀、骨牌、紙葉子，一概禁絕。
湘鄉十四都地方一個區農會，曾燒了一擔麻雀牌。
跑到鄉間去，什么牌都沒有打，犯禁的即刻處罰，一點客氣也沒有。
賭：從前的“賭痞”，現在自己在那里禁賭了，農會勢盛地方，和牌一樣弊絕風清。
鴉片：禁得非常之嚴。農會下命令繳煙槍，不敢稍違抗不繳。醴陵一個劣紳不繳煙槍，被捉去游鄉。
農民這個“繳槍運動”，其聲勢不弱于北伐軍對吳佩孚、孫傳芳軍隊的繳槍。好些革命軍軍官家里的年尊老太爺，煙癮極重，靠一桿“槍”救命的，都被“萬歲”(劣紳譏誚農民之稱)們繳了去。“萬歲”們不僅禁種禁吃，還要禁運。由貴州經寶慶、湘鄉、攸縣、醴陵到江西去的鴉片，被攔截焚燒不少。這一來，和政府的財政發生了沖突。結果，還是省農會為了顧全北伐軍餉，命令下級農會“暫緩禁運”。但農民在那里憤憤不樂。
三者以外，農民禁止或限制的東西還有很多，略舉之則有：
花鼓。一種小戲，許多地方禁止演唱。
轎子。許多縣有打轎子的事，湘鄉特甚。農民最恨那些坐轎子的，總想打，但農會禁止他們。辦農會的人對農民說：“你們打轎子，反倒替闊人省了錢，轎工要失業，豈非害了自己?”農民們想清了，出了新法子，就是大漲轎工價，以此懲富人。
煮酒熬糖。普遍禁止用谷米煮酒熬糖，糟行糖行叫苦不迭。衡山福田鋪地方，不禁止煮酒，但限定酒價于一極小數目，酒店無錢賺，只好不煮了。
豬。限制每家喂豬的數目，因為豬吃去谷米。
雞鴨。湘鄉禁喂雞鴨，但婦女們反對。衡山洋塘地方限制每家只準喂三個，福田鋪地方只準喂五個。好些地方完全禁止喂鴨，因為鴨比雞更無用，它不僅吃掉谷，而且搓死禾。
酒席。豐盛酒席普遍地被禁止。湘潭韶山地方議決客來吃三牲，即只吃雞魚豬。筍子、海帶、南粉都禁止吃。衡山則議決吃八碗，不準多一碗。醴陵東三區只準吃五碗，北二區只準吃三葷三素，西三區禁止請春客。湘鄉禁止“蛋糕席”——一種并不豐盛的席面。湘鄉二都有一家討媳婦，用了蛋糕席，農民以他不服從禁令，一群人涌進去，攪得稀爛。湘鄉的嘉謨鎮實行不吃好飲食，用果品祭祖。
牛。這是農民的寶貝。“殺牛的來生變牛”，簡直成了宗教，故牛是殺不得的。農民沒有權力時，只能用宗教觀念反對殺牛，沒有實力去禁止。農會起來后，權力管到牛身上去了，禁止城里殺牛。湘潭城內從前有六家牛肉店，現在倒了五家，剩下一家是殺病牛和廢牛的。衡山全縣禁絕了殺牛。一個農民他有一頭牛跌脫了腳，問過農會，才敢殺。株洲商會冒失地殺了一頭牛，農民上街問罪，罰錢而外，放爆竹賠禮。
游民生活。如打春、贊土地、打蓮花落，醴陵議決禁止。各縣有禁止的，有自然消滅沒人干這些事的。有一種“強告化”又叫“流民”者，平素非常之兇，現在亦只得屈服于農會之下。湘潭韶山地方有個雨神廟，素聚流民，誰也不怕，農會起來，悄悄地走了。同地湖堤鄉農會，捉了三個流民挑土燒窯。拜年陋俗，議決禁止。
此外各地的小禁令還很多，如醴陵禁儺神游香，禁買南貨齋果送情，禁中元燒衣包，禁新春貼瑞簽。湘鄉的谷水地方水煙也禁了。二都禁放鞭炮和三眼銃，放鞭炮的罰洋一元二角，放銃的罰洋二元四角。七都和二十都禁做道場。十八都禁送奠儀。諸如此類，不勝枚舉，統名之曰農民諸禁。
這些禁令中，包含兩個重要意義：第一是對于社會惡習之反抗，如禁牌賭鴉片等。這些東西是跟了地主階級惡劣政治環境來的，地主權力既倒，這些東西也跟著掃光。第二是對于城市商人剝削之自衛，如禁吃酒席，禁買南貨齋果送情等等。因為工業品特貴，農產品特賤，農民極為貧困，受商人剝削厲害，不得不提倡節儉，借以自衛。至于前述之農民阻谷出境，是因為貧農自己糧食不夠吃，還要向市上買，所以不許糧價高漲。這都是農民貧困和城鄉矛盾的緣故，并非農民拒絕工業品和城鄉貿易，實行所謂東方文化主義。農民為了經濟自衛，必須組織合作社，實行共同買貨和消費。還須政府予以援助，使農民協會能組織信用(放款)合作社。如此，農民自然不必以阻谷為限制食糧價格的方法，也不會以拒絕某些工業品入鄉為經濟自衛的方法了。
第十件清匪
從禹湯文武起吧，一直到清朝皇帝，民國總統，我想沒有哪一個朝代的統治者有現在農民協會這樣肅清盜匪的威力。什么盜匪，在農會勢盛地方，連影子都不見了。巧得很，許多地方，連偷小菜的小偷都沒有了。有些地方，還有小偷。至于土匪，則我所走過的各縣全然絕了跡，哪怕從前是出土匪很多的地方。原因：一是農會會員漫山遍野，梭鏢短棍一呼百應，土匪無處藏蹤。二是農民運動起后，谷子價廉，去春每擔六元的，去冬只二元，民食問題不如從前那樣嚴重。三是會黨加入了農會，在農會里公開地合法地逞英雄，吐怨氣，“山、堂、香、水”的秘密組織，沒有存在的必要了。殺豬宰羊，重捐重罰，對壓迫他們的土豪劣紳階級出氣也出夠了。四是各軍大招兵，“不逞之徒”去了許多。因此，農運一起，匪患告絕。對于這一點，紳富方面也同情于農會。他們的議論是：“農民協會嗎?講良心話，也有一點點好處。”
對于禁牌、賭、鴉片和清匪，農民協會是博得一般人的同情的。
第十一件廢苛捐
全國未統一，帝國主義軍閥勢力未推翻，農民對政府稅捐的繁重負擔，質言之，即革命軍的軍費負擔，還是沒有法子解除的。但是土豪劣紳把持鄉政時加于農民的苛捐如畝捐等，卻因農民運動的興起、土豪劣紳的倒塌而取消，至少也減輕了。這也要算是農民協會的功績之一。
第十二件文化運動
中國歷來只是地主有文化，農民沒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農民造成的，因為造成地主文化的東西，不是別的，正是從農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國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這個里面，最大多數是農民。農村里地主勢力一倒，農民的文化運動便開始了。試看農民一向痛惡學校，如今卻在努力辦夜學。“洋學堂”，農民是一向看不慣的。我從前做學生時，回鄉看見農民反對“洋學堂”，也和一般“洋學生”、“洋教習”一鼻孔出氣，站在洋學堂的利益上面，總覺得農民未免有些不對。民國十四年在鄉下住了半年，這時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有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才明白我是錯了，農民的道理是對的。鄉村小學校的教材，完全說些城里的東西，不合農村的需要。小學教師對待農民的態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農民的幫助者，反而變成了農民所討厭的人。故農民寧歡迎私塾(他們叫“漢學”)，不歡迎學校(他們叫“洋學”)，寧歡迎私塾老師，不歡迎小學教員。如今他們卻大辦其夜學，名之曰農民學校。有些已經舉辦，有些正在籌備，平均每鄉有一所。他們非常熱心開辦這種學校，認為這樣的學校才是他們自己的。夜學經費，提取迷信公款、祠堂公款及其他閑公閑產。這些公款，縣教育局要提了辦國民學校即是那不合農民需要的“洋學堂”，農民要提了辦農民學校，爭議結果，各得若干，有些地方是農民全得了。農民運動發展的結果，農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不久的時間內，全省當有幾萬所學校在鄉村中涌出來，不若知識階級和所謂“教育家”者流，空喚“普及教育”，喚來喚去還是一句廢話。
第十三件合作社運動
合作社，特別是消費、販賣、信用三種合作社，確是農民所需要的。他們買進貨物要受商人的剝削，賣出農產要受商人的勒抑，錢米借貸要受重利盤剝者的剝削，他們很迫切地要解決這三個問題。去冬長江打仗，商旅路斷，湖南鹽貴，農民為鹽的需要組織合作社的很多。地主“卡借”，農民因借錢而企圖組織“借貸所”的，亦所在多有。大問題，就是詳細的正規的組織法沒有。各地農民自動組織的，往往不合合作社的原則，因此做農民工作的同志，總是殷勤地問“章程”。假如有適當的指導，合作社運動可以隨農會的發展而發展到各地。
第十四件修道路，修塘壩
這也是農會的一件功績。沒有農會以前，鄉村的道路非常之壞。無錢不能修路，有錢的人不肯拿出來，只好讓它壞。略有修理，也當作慈善事業，從那些“肯積陰功”的人家化募幾個，修出些又狹又薄的路。農會起來了，把命令發出去，三尺、五尺、七尺、一丈，按照路徑所宜，分等定出寬狹，勒令沿路地主，各修一段。號令一出，誰敢不依?不久時間，許多好走的路都出來了。這卻并非慈善事業，乃是出于強迫，但是這一點子強迫實在強迫得還可以。塘壩也是一樣。無情的地主總是要從佃農身上取得東西，卻不肯花幾個大錢修理塘壩，讓塘干旱，餓死佃農，他們卻只知收租。有了農會，可以不客氣地發命令強迫地主修塘壩了。地主不修時，農會卻很和氣地對地主說道：“好!你們不修，你們出谷吧，斗谷一工!”地主為斗谷一工劃不來，趕快自己修。因此，許多不好的塘壩變成了好塘壩。
總上十四件事，都是農民在農會領導之下做出來的。就其基本的精神說來，就其革命意義說來，請讀者們想一想，哪一件不好?說這些事不好的，我想，只有土豪劣紳們吧!很奇怪，南昌方面傳來消息，說蔣介石、張靜江諸位先生的意見，頗不以湖南農民的舉動為然。湖南的右派領袖劉岳峙輩，與蔣、張諸公一個意見，都說：“這簡直是赤化了!”我想，這一點子赤化若沒有時，還成個什么國民革命!嘴里天天說“喚起民眾”，民眾起來了又害怕得要死，這和葉公好龍有什么兩樣!
毛澤東
一九二七年三月
第二節 反對本本主義
《反對本本主義》是毛澤東1930年5月為反對當時中國工農紅軍中的教條主義思想而撰寫的關于調查研究問題的重要著作。原名《調查工作》。這是毛澤東最早的一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哲學著作。
在這篇著作中，毛澤東從認識論高度第一次鮮明地提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等著名論斷;闡明了社會調查的重要意義，以及調查的目的、對象、內容、方法和一些技術細節;揭露了教條主義的錯誤及其對革命事業的危害，批評了紅軍中一部分人安于現狀、墨守成規、迷信“本本”、不愿作實際調查的懶漢保守思想。文中還表達了學習馬克思主義必須同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的思想，這是第一次明確提出黨的思想路線，首次提出是在1929年6月，強調共產黨人要堅持從斗爭中創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線。那時沒有用“教條主義”這個名稱，而叫它做“本本主義”。
你對于某個問題沒有調查，就停止你對于某個問題的發言權。這不太野蠻了嗎?一點也不野蠻。你對那個問題的現實情況和歷史情況既然沒有調查，不知底里，對于那個問題的發言便一定是瞎說一頓。瞎說一頓之不能解決問題是大家明了的，那么，停止你的發言權有什么不公道呢?許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閉著眼睛在那里瞎說，這是共產黨員的恥辱，豈有共產黨員而可以閉著眼睛瞎說一頓的嗎?
這篇著作提出和闡明的重要理論原則，是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在實際工作中的具體運用和生動概括，是毛澤東應用馬克思主義從事社會調查，同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作斗爭的歷史經驗的科學總結。它反映了毛澤東思想的三個基本點，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和獨立自主的思想雛型，標志著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初步形成。主要理論觀點如下：
你對于那個問題不能解決嗎?那么，你就去調查那個問題的現狀和它的歷史吧!你完完全全調查明白了，你對那個問題就有解決的辦法了。一切結論產生于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只有蠢人，才是他一個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調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辦法”，“打主意”。須知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辦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換一句話說，他一定要產生錯辦法和錯主意。
許多巡視員，許多游擊隊的領導者，許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歡一到就宣布政見，看到一點表面，一個枝節，就指手畫腳地說這也不對，那也錯誤。這種純主觀地“瞎說一頓”，實在是最可惡沒有的。他一定要弄壞事情，一定要失掉群眾，一定不能解決問題。
許多做領導工作的人，遇到困難問題，只是嘆氣，不能解決。他惱火，請求調動工作，理由是“才力小，干不下”。這是懦夫講的話。邁開你的兩腳，到你的工作范圍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學個孔夫子的“每事問”，任憑什么才力小也能解決問題，因為你未出門時腦子是空的，歸來時腦子已經不是空的了，已經載來了解決問題的各種必要材料，問題就是這樣子解決了。一定要出門嗎?也不一定，可以召集那些明了情況的人來開個調查會，把你所謂困難問題的“來源”找到手，“現狀”弄明白，你的這個困難問題也就容易解決了。
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調查就是解決問題。
二、實踐問題
以為上了書的就是對的，文化落后的中國農民至今還存著這種心理。不謂共產黨內討論問題，也還有人開口閉口“拿本本來”。我們說上級領導機關的指示是正確的，決不單是因為它出于“上級領導機關”，而是因為它的內容是適合于斗爭中客觀和主觀情勢的，是斗爭所需要的。不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討論和審察，一味盲目執行，這種單純建立在“上級”觀念上的形式主義的態度是很不對的。為什么黨的策略路線總是不能深入群眾，就是這種形式主義在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無異議地執行上級的指示，這不是真正在執行上級的指示，這是反對上級指示或者對上級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本本主義的社會科學研究法也同樣是最危險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國有許多專門從書本上討生活的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共產黨員，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嗎?就是明顯的證據。我們說馬克思主義是對的，決不是因為馬克思這個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為他的理論，在我們的實踐中，在我們的斗爭中，證明了是對的。我們的斗爭需要馬克思主義。我們歡迎這個理論，絲毫不存在什么“先哲”一類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頭在里面。讀過馬克思主義“本本”的許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識字的工人常常能夠很好地掌握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
怎樣糾正這種本本主義?只有向實際情況作調查。
離開實際調查就要產生唯心的階級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導，那么，它的結果，不是機會主義，便是盲動主義
你不相信這個結論嗎?事實要強迫你信。你試試離開實際調查去估量政治形勢，去指導斗爭工作，是不是空洞的唯心的呢?這種空洞的唯心的政治估量和工作指導，是不是要產生機會主義錯誤，或者盲動主義錯誤呢?一定要弄出錯誤。這并不是他在行動之前不留心計劃，而是他于計劃之前不留心了解社會實際情況，這是紅軍游擊隊里時常遇見的。那些李逵式的官長，看見弟兄們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亂處置一頓。結果，犯事人不服，鬧出許多糾紛，領導者的威信也喪失干凈，這不是紅軍里常見的嗎?
必須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機會主義盲動主義錯誤出現，才能完成爭取群眾戰勝敵人的任務。必須努力作實際調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
社會經濟調查，是為了得到正確的階級估量，接著定出正確的斗爭策略。
為什么要作社會經濟調查?我們就是這樣回答。因此，作為我們社會經濟調查的對象的是社會的各階級，而不是各種片斷的社會現象。調查的結果就像掛了一篇狗肉賬，像鄉下人上街聽了許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頂上觀察人民城郭。這種調查用處不大，不能達到我們的主要目的。我們的主要目的，是要明了社會各階級的政治經濟情況。舉例來說，我們調查農民成分時，不但要知道自耕農，半自耕農，佃農，這些以租佃關系區別的各種農民的數目有多少，我們尤其要知道富農，中農，貧農，這些以階級區別階層區別的各種農民的數目有多少。我們調查商人成分，不但要知道糧食業、衣服業、藥材業等行業的人數各有多少，尤其要調查小商人、中等商人、大商人各有多少。我們不僅要調查各業的情況，尤其要調查各業內部的階級情況。我們不僅要調查各業之間的相互關系，尤其要調查各階級之間的相互關系。我們調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種社會階級，我們的終極目的是要明了各種階級的相互關系，得到正確的階級估量，然后定出我們正確的斗爭策略，確定哪些階級是革命斗爭的主力，哪些階級是我們應當爭取的同盟者，哪些階級是要打倒的。我們的目的完全在這里。
什么是調查時要注意的社會階級?下面那些就是:
工業無產階級
手工業工人
雇農
貧農
城市貧民
游民
手工業者
小商人
中農
富農
地主階級
商業資產階級
工業資產階級
這些階級(有的是階層)的狀況，都是我們調查時要注意的。在我們暫時的工作區域中所沒有的，只是工業無產階級和工業資產階級，其余都是經常碰見的。我們的斗爭策略就是對這許多階級階層的策略。
我們從前的調查還有一個極大的缺點，就是偏于農村而不注意城市，以致許多同志對城市貧民和商業資產階級這二者的策略始終模糊。斗爭的發展使我們離開山頭跑向平地了，我們的身子早已下山了，但是我們的思想依然還在山上。我們要了解農村，也要了解城市，否則將不能適應革命斗爭的需要。
我們的斗爭目的是要從民權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我們的任務第一步是，爭取工人階級的大多數，發動農民群眾和城市貧民，打倒地主階級，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國民黨政權，完成民權主義革命。由這種斗爭的發展，跟著就要執行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這些偉大的革命任務的完成不是簡單容易的，它全靠無產階級政黨的斗爭策略的正確和堅決。倘若無產階級政黨的斗爭策略是錯誤的，或者是動搖猶豫的，那么，革命就非走向暫時的失敗不可。須知資產階級政黨也是天天在那里討論斗爭策略的，他們的問題是怎樣在工人階級中傳播改良主義影響，使工人階級受他們的欺騙，而脫離共產黨的領導，怎樣爭取富農去消滅貧農的暴動，怎樣組織流氓去鎮壓革命等等。在這樣日益走向尖銳的短兵相接的階級斗爭的形勢之下，無產階級要取得勝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黨——共產黨的斗爭策略的正確和堅決。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斗爭策略，決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里能夠產生的，它是要在群眾的斗爭過程中才能產生的，這就是說要在實際經驗中才能產生。因此，我們需要時時了解社會情況，時時進行實際調查。那些具有一成不變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樂觀的頭腦的同志們，以為社會主義的斗爭策略已經是再好沒有了，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勝利，只要遵守既定辦法就無往而不勝利。這些想法是完全錯誤的，完全不是共產黨人從斗爭中創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線，完全是一種保守路線。這種保守路線如不根本丟掉，將會給革命造成很大損失，也會害了這些同志自己。紅軍中顯然有一部分同志是安于現狀，不求甚解，空洞樂觀，提倡所謂“無產階級就是這樣”的錯誤思想，飽食終日，坐在機關里面打瞌睡，從不肯伸只腳到社會群眾中去調查調查。對人講話一向是那幾句老生常談，使人厭聽。我們要大聲疾呼，喚醒這些同志:
速速改變保守思想!
換取共產黨人的進步的斗爭思想!
到斗爭中去!
到群眾中作實際調查去!
(一)要開調查會作討論式的調查
只有這樣才能近于正確，才能抽出結論。那種不開調查會，不作討論式的調查，只憑一個人講他的經驗的方法，是容易犯錯誤的。那種只隨便問一下子，不提出中心問題在會議席上經過辯論的方法，是不能抽出近于正確的結論的。
(二)調查會到些什么人?
要是能深切明了社會經濟情況的人。以年齡說，老年人最好，因為他們有豐富的經驗，不但懂得現狀，而且明白因果。有斗爭經驗的青年人也要，因為他們有進步的思想，有銳利的觀察。以職業說，工人也要，農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識分子也要，有時兵士也要，流氓也要。自然，調查某個問題時，和那個問題無關的人不必在座，如調查商業時，工農學各業不必在座。
(三)開調查會人多好還是人少好?
看調查人的指揮能力。那種善于指揮的，可以多到十幾個人或者二十幾個人。人多有人多的好處，就是在做統計時(如征詢貧農占農民總數的百分之幾)，在做結論時(如征詢土地分配平均分好還是差別分好)，能得到比較正確的回答。自然人多也有人多的壞處，指揮能力欠缺的人會無法使會場得到安靜。究竟人多人少，要依調查人的情況決定。但是至少需要三人，不然會囿于見聞，不符合真實情況。
(四)要定調查綱目
綱目要事先準備，調查人按照綱目發問，會眾口說。不明了的，有疑義的，提起辯論。所謂“調查綱目”，要有大綱，還要有細目，如“商業”是個大綱，“布匹”，“糧食”，“雜貨”，“藥材”都是細目，布匹下再分“洋布”，“土布”，“綢緞”各項細目。
(五)要親身出馬
凡擔負指導工作的人，從鄉政府主席到全國中央政府主席，從大隊長到總司令，從支部書記到總書記，一定都要親身從事社會經濟的實際調查，不能單靠書面報告，因為二者是兩回事。
(六)要深入
初次從事調查工作的人，要作一兩回深入的調查工作，就是要了解一處地方(例如一個農村、一個城市)，或者一個問題(例如糧食問題、貨幣問題)的底里。深切地了解一處地方或者一個問題了，往后調查別處地方、別個問題，便容易找到門路了。
(七)要自己做記錄
調查不但要自己當主席，適當地指揮調查會的到會人，而且要自己做記錄，把調查的結果記下來。假手于人是不行的。
第三節江西省尋烏縣城鄉社會經濟調查
1931年2月2日于寧都小布，毛澤東寫下了《尋烏調查》的前言：“我做的調查以這次為最大規模。我過去做過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永新、寧岡七個有系統的調查，湖南那五個是大革命時代(1927年1月)做的，永新、寧岡兩個是井岡山時代(1927年11月)做的。湖南五個放在我的愛人楊開慧手里，她被殺了，這個調查大概是損失了。永新、寧岡兩個，一九二九年一月紅軍離開井岡山時放在山上的一個朋友手里，蔣桂會攻井岡山時也損失了。失掉別的任何東西，我不著急，失掉這些調查(特別是衡山、永新兩個)，使我時常念及，永久也不會忘記。尋烏調查是一九三0年五月四軍到尋烏時做的，正是陂頭會議(二月七日四軍前委與贛西特委的聯席會議)之后，汀州會議(六月四軍前委與閩西特委的聯席會議)之前，關于中國的富農問題我還沒有全般了解的時候，同時我對于商業狀況是完全的門外漢，因此下大力來做這個調查。在全部工作上幫助我組織這個調查的，是尋烏黨的書記古柏同志(中學生，破產小地主，曾任小學教師、縣革命委員會及縣蘇維埃主席，篁鄉區人)。在材料上與我以大量供給的，是郭友梅(五十九歲，雜貨店主，曾任縣商會長，本城人)、范大明(五十一歲，貧農，縣蘇職員，城區人)、趙鏡清(三十歲，中農，做過鑄鐵工，做過小商，陳炯明部下當過兵做到排長，現任縣蘇委員，雙橋區人)、劉亮凡(二十七歲，縣署錢糧兼征柜辦事員，現任城郊鄉蘇維埃主席，城區人)四人，他們都是經常到調查會的。此外李大順(二十八歲，貧農，曾任區蘇委員)、劉茂哉(五十歲，老童生，開過賭場，做過小生意，原是小地主，降為貧民，曾任縣革命委員會委員，現任區蘇委員)兩人，也供給了一部分材料，間或到我們的調查會。還有劉星五(四十六歲，農民，做過小生意，鄉蘇委員，城區人)、鐘步嬴(二十三歲，梅縣師范生，區政府主席，石排下人)、陳倬云(三十九歲，自治研究所畢業，做過縫工，做過小生意，當過小學教師)、郭清如(六十二歲，秀才，赴過鄉試，做過小學教師，城區人)四人，到過一二次調查會，稍微供給了一點材料。我們的調查會，就是我和以上十一個人開的，我做主席和記錄。我們的會開了十多天，因為紅軍部隊分在安遠、尋烏、平遠做發動群眾的工作，故有時間給我們開調查會。
“尋烏這個縣，介在閩粵贛三省的交界，明了這個縣的情況，三省交界各縣情況大概相關不遠。”
“這個調查有個大缺點，就是沒有分析中農、雇農與流氓。還有在‘舊有土地分配’上面，沒有把富農、中農、貧農的土地分開來講。”
毛澤東1930年5月所作的江西省尋烏縣城鄉社會經濟調查報告——《尋烏調查》。當時中國共產黨已在江西、福建邊界建立了革命根據地。為了認清中國農村和小城市的經濟狀況，開展土地革命，鞏固農村革命根據地，毛澤東從實際出發，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作了這個調查研究。
《尋烏調查》是一篇非常深入細致透徹明了的調查報告。全文分為五章，三十九節，共計七萬多字。這份報告內容十分詳盡，將尋烏縣的政治區劃、地理交通、商業活動、土地關系與斗爭等情況，通過大量的深入調查，將收集到的資料和內容，通過分類梳理全面的記錄成文。毛澤東曾經說過：“要認識中國，改造中國，就必須對中國的農村進行認真的調查。”因此，這篇調查報告應運而生。
《尋烏調查》前三章為尋烏的政治區劃、交通運輸和商業狀況，后兩章是土地關系和土地革命情況。
《尋烏調查》詳細敘述了尋烏縣的水陸運輸、商品集散和流向，以及二十多個行業的發展狀況。
關于農村的土地關系和階級關系，毛澤東指出，占全縣人口百分之幾的地主占有大量的土地。地主中有大中小地主和“公共地主”之分。大地主和中地主是全縣的權力中心。富農則有出租部分土地的“半地主性的富農”和專門靠高利貸剝削的富農。地主富農對農民的剝削形式,是地租和高利貸地租一般占收獲量的50-60%，還有各種形式的附加剝削。農民經常是剛收獲后交完租就沒有飯吃了。高利貸剝削更加嚴重，是富農及殷實中、小地主剝削貧農的一種最毒辣的方法。在地租、高利貸的剝削下，貧農往往不得不賣兒賣女。此外，農民還要忍受各種形式的捐稅剝削。
《尋烏調查》敘述了土地革命中分配土地的問題，主要采取按人口平分方法。并注意到貧農提出的“平分土地”和“徹底廢債”的口號，也是針對富農的。毛澤東說，弄清了富農問題，才提出了解決富農問題的辦法。在消滅地主階級的土地革命中，對富農的土地要實行“抽多補少”、“抽肥補瘦”，否則就不能滿足中農、特別是貧雇農對土地的需要。此外，《尋烏調查》也為土地革命初期制定中國共產黨對待商業資產階級和爭取城市貧民群眾的策略，提供了一定的依據。
第四節 江西革命根據地農村調查
自1930年開始，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對中央根據地發動了大規模軍事圍剿和經濟封鎖，中央蘇區面臨嚴峻的軍事和經濟形勢。同時，黨內開始出現“左傾”機會主義，推行“按勞動力分配土地”的原則和“侵犯中農和城市中小資產階級的利益”等政策，指導土地斗爭脫離實際。為了糾正土地斗爭中的錯誤以及說服和教育黨內同志，正確地指導土地革命，自1929年至1933年毛澤東在以江西瑞金為中心的中央蘇區開展了一系列農村調查研究，從而為科學合理地制定土地革命路線、方針和政策提供了客觀準確的現實依據和實施路徑。
一、《東塘等處調查》前言
1930年11月，毛澤東撰寫了《東塘等處調查》的前言。他寫道：“1930年10月30日，紅軍前敵委員會在羅坊決定了誘敵深入方針，11月6日紅軍從峽江渡贛江往永豐、南城，我從峽江到吉安布置撤退。11月7日宿東塘，第二天到吉安，沿途做了一點簡略調查。在李家坊調查中，使我明白了這些地方的村鄉兩級蘇維埃在土地斗爭中的組織和活動情形。在這次調查前，我對于那些情形的觀念是模糊的。在這次調查中，使我發現以村為單位分配土地的嚴重性。贛西南分配了土地的有幾十個縣。高級政府頒發的土地法是以鄉為單位后分配，一般高級機關的工作人員大家也以為照著鄉為單位去分配的，哪曉得實際情形完全兩樣，普遍的是以村為單位去分配，鄉為單位分配的很少。以村為單位，這種利于富農不利貧農的分配法，是應該改變的。”
二、興國調查的過程、序言與內容
1930年10月初，紅軍第一方面軍攻克江西吉安，進到袁水流域，這時興國縣送來許多農民當紅軍。十月下旬，毛澤東在新余縣羅坊找興國縣第十區即永豐區的八個農民開了一個星期的調查會，隨后整理寫出《興國調查》一文。
毛澤東的《興國調查》，不僅為當時正在進行的土地革命找到了依據，它所蘊涵的豐富的社會經濟調查思想，至今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調查過程
1929年至1930年間，毛澤東三次到興國實地調查，并獲得了大量的一手材料。
1929年4月中旬，毛澤東率領一個警衛排，從于都經贛縣來到興國縣城，一邊深入興國農村調查研究，召開各種調查會，了解興國的政治、經濟和土地占有情況，了解工人和農民的生產和生活，并查閱《興國縣志》，了解興國的歷史文化淵源，指導抗旱生產。
1930年3月、7月，毛澤東在轉戰中又先后兩次途經興國，抽出時間進行調查研究，對農民分田工作提出要分，而且要快分。
1930年10月25日至30日，毛澤東在新余陳家鬧主持召開了紅一方面軍總前委與江西行委的聯席會議，以及時糾正了紅軍和江西黨內的“左”傾錯誤，在羅坊會議期間，毛澤東在興國紅軍預備隊中找了溫奉章、傅濟庭、李昌英等8位興國人調查興國永豐鄉的詳細情況。
1930年11月4日，紅一方面軍主力撤出羅坊，并東渡贛江，行軍途中，毛澤東抽空給興國縣行動委員會寫信，以求進一步了解興國縣土地革命發展的情況。
1931年1月26日，毛澤東在寧都小布鎮赤坎村紅軍總前委駐地“龔氏宗祠”內把問卷所得的資料進行整理后，寫成了7章41節，共4萬余字，這份調查報告最初被冠名為《8個家庭的觀察》，最后才被定名為《興國調查》，《興國調查》補上了《尋烏調查》的一些不足。
1933年11月下旬，毛澤東率中央工農民主政府檢查團第五次來到興國，11月19日晚上8時，在長岡鄉列寧小學教室里的一張八仙桌上，毛澤東與長岡鄉的8名干部舉行了一個小型調查會，隨后他走村串戶，在對興國長崗鄉充分調查的基礎上，1933年12月15日，毛澤東又寫出了著名的《長岡鄉調查》。
(二)《興國調查》的序言。毛澤東在《序》中寫道：“一九三〇年九月，紅軍第一方面軍從打長沙回到江西，十月初打開吉安，進到袁水流域，興國送來了許多農民來當紅軍，我趁此機會作了一個興國第十區即永豐區的調查。找了傅濟庭、李昌英、溫奉章、陳偵山、鐘得五、黃大春、陳北平、雷漢香八個人開調查會。調查的時間是一九三〇年十月底，開會的地點是新余縣之羅坊，開了一個星期的調查會。永豐區位于興國、贛縣、萬安三縣的交界，分為四個鄉，舊凌源區為第一鄉，洞江區為第二鄉，三坑區為第三鄉，江團區為第四鄉，以第二鄉之永豐圩為本區政治經濟中心。
人口分布:第一鄉三千，第二鄉八百，第三鄉三千，第四鄉二千，總共八千八百。這一區界在興、贛、萬之交，明白了這一區，贛、萬二縣也就相差不遠，整個贛南土地斗爭的情況也都相差不遠。實際政策的決定，一定要根據具體情況，坐在房子里想像的東西，和看到的粗枝大葉的書面報告上寫著的東西，決不是具體情況。倘若根據“想當然”或不合實際的報告來決定政策，那是危險的。過去紅色區域弄出了許多錯誤，都是黨的指導與實際情況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詳細的科學的實際調查，乃非常之必需。這次調查，一般說來仍不是很深入的，但較之我歷次調查要深入些。
第一，做了八個家庭的調查，這是我從來沒做過的，其實沒有這種調查，就沒有農村的基本概念。第二，調查了各階級在土地斗爭中的表現，這是我在尋烏調查中做了而沒有做得完全的。這個調查的缺點，是沒有調查兒童和婦女狀況，沒有調查交易狀況和物價比較，沒有調查土地分配后農業生產的狀況，也沒有調查文化狀況。這些本來是要調查的，因為敵人對羅坊進攻了，紅軍決定誘敵深入的方針，我們的調查只得結束。下面的材料是這樣得來的:由我提出調查的綱目，逐一發問并加討論，一切結論，都是由我提出得到他們八個同志的同意，然后寫下來的，有些并未做出結論，僅敘述了他們的答話。我們的調查會是活潑有趣的，每天開兩次甚至三次，有時開至深夜，他們也并不覺得疲倦。應該深深感謝這些同志。他們有幾個是共產黨員，但多數不是黨員。
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于寧都小布圩，整理后記。”
（三）《興國調查》的主要內容。毛澤東1930年所作的江西省興國縣永豐區的農村社會經濟調查報告。這一調查報告是為了了解農村經濟和階級狀況，制定符合實際的政策，實行土地革命。
《興國調查》共有七個部分。第一部為農村家庭的狀況。第二、三、四部分為農村的土地占有關系、階級關系和土地革命;第五、六、七部分為土地革命后的稅收、政權和農村軍事組織的情況。
關于農村家庭，毛澤東專門了解了八個家庭的經濟情況。他認為：“沒有這種調查，就沒有農村的基本概念。”關于農村的經濟狀況，毛澤東主要調查了土地占有關系、地租剝削和高利貸。地主和富農以6%的人口占有土地80%。若不平分富農的土地，多數人土地不足的問題便難以解決。中農人口占有農村人口的20%，占有土地15%，平分土地并不損及中農利益。貧農以60%的人口則僅占有土地5%。在高利貸剝削問題上，借錢的只有富農，而出租的80%是富農，富農往往又是從地主那里以低息借來，再以高利貸轉借給農民，所以，“土地革命中貧農與富農的決斗，無疑要劇烈的”。
毛澤東指出，許多地主和富農堅決反對土地革命。中農在土地革命中得到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貧農分得了土地、分了山、廢了債，取得了政權。貧農是農村政權的主干，是農村中的指導階級。雇農是農村最苦的一個階級，勞動時間長，沒有家室，生活困難，最具有革命性。毛澤東在1941年回憶說：“貧農與雇農的問題，是在興國調查之后才弄清楚的。那里才使我知道貧農因在分配土地過程中的重要性”。
《興國調查》為中國土地革命初期制定政策提供了依據。
第五節 人口和土地狀況的調查
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主任毛澤東簽發《總政治部關于調查人口和土地狀況的通知》(1931年4月2日)，有組織地開展關于人口和土地狀況的調查。全文如下：
總政治部關于調查人口和土地狀況的通知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日)
紅軍各政治部、地方各級政府:
我們現規定了人口和土地兩種調查表格。這兩種表格主要地是要統計各階級土地和人口比例，更具體地以鐵的事實來解答我們現在許多問題。
過去許多地方往往忽視實際事實的調查，只憑自己空想去決定工作計劃，去指導下級工作，結果計劃是行不通的，指導是錯了的。
現在這兩種表格，我們如能照深刻注意實際的正確的統計填寫起來，是能解決我們許多問題的，特別是現在分配土地中的許多實際問題。深望紅軍政治部每到一處注意填寫，地方政權機關逐鄉去填寫，尤望紅軍中和政府中每個負責人隨時隨地做此種調查和統計。
到底如何才能使調查所得的材料真實正確呢?
第一，必須建立對這一工作的深刻認識，看清楚這一工作的重要，才會以大力注意。
第二，調查的人要不怕麻煩。調查這一鄉，必須找到他們的分田的人口和土地調查本子，找到這一鄉的經手分田的土地委員和熟悉這一鄉情形的人，先把每一家人的階級成分和每一畝田為哪個階級占有(屬于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分別清楚，再用硬算的辦法統計清楚，按照實際數目填寫上去。
第三，上級政府派出去指導的同志和政治部負責任的同志，須將兩張表格的內容及調查時要注意之點，詳細向執行這一工作的同志說清楚。特別是要說清楚:富農標準要是以剝削為他收入的相當部分。那些少量放賬或借賬的人還是列在中農。那些原是雇農，中間(未革命前)已經租得土地耕種的人還是列入貧農。那些全家不耕田，專靠獨立勞動(做裁縫、木匠等)謀生活的才叫獨立勞動者。半耕半做手藝的還是按照他的經濟地位列入貧農、中農或富農里面去。自由職業者與流氓的分別，是在自由職業者謀相當正業(如醫生、教員等)，流氓無一定職業，生活行為亦不一定，而且都是做壞的事多。
以上各項，如果調查時不弄清楚，則自己茫無把握，必致把階級成分弄錯了，失了統計的正確價值。
這兩張表格——土地表格和人口表格有密切聯系，填寫時必須同時進行。無論個人或團體，填寫好了可封好直接郵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收。
我們的口號是:
一，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
二，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
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
毛澤東
總政治部主任
第六節 長岡鄉調查
興國縣長岡鄉是蘇區時蘇維埃政府工作的模范鄉，毛澤東1933年11月率中央政府調查團到長岡鄉調查后，整理出著名的《長岡鄉調查》一文。
1934年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將這個調查報告的油印單行本發給參加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單行本的題目是《鄉蘇工作的模范(一)——長岡鄉》。在正文前面毛澤東注有：
“長岡鄉
主席1933年11月18日
謝昌寶 主席(塘背村)
李求應 代表(長岡村)
王先懷 貧農團主任(新溪村)
下面材料是從這三個同志收集的。”
長崗鄉調查
(1933年11月)
一切蘇維埃工作的實際執行都在鄉蘇與市蘇，這是人們了解的，但鄉蘇、市蘇應怎么樣進行他們的工作，卻有很多人不了解。而不了解鄉蘇與市蘇的工作，簡直就不能真正領導蘇維埃工作，就不能真正去解決“一切蘇維埃工作服從革命戰爭的要求”這個問題。現在上級蘇維埃工作人員中我們遇到這樣的情形：發出很多的命令與決議，卻不知道任何一個鄉蘇、市蘇工作的實際內容。同志們!這是不行的，這是官僚主義、這是蘇維埃工作的障礙!
我們的任務是提出了，從擴大紅軍到修橋筑路的許多計劃也發布了，問題是怎樣動員群眾去完全地實際地實行這些任務與計劃。異常緊張的革命戰爭，要求我們迅速地普遍地解決這個問題。而這個問題的解決，不是腦子里頭想得出來的，這依靠于從動員群眾執行各種任務的過程中去收集各種新鮮的具體的經驗，去發揚這些經驗，去擴大我們動員群眾的領域，使之適合于更高的任務與計劃。
現在許多地方的蘇維埃機關中，發生了敷衍塞責或者強迫命令的嚴重錯誤，這些蘇維埃同群眾的關系十分不好，大大障礙了蘇維埃任務與計劃的執行。另一方面，無數的下級蘇維埃工作同志，又在許多地方創造了許多動員群眾的很好的方法，他們與群眾打成一片，他們的工作收到了很大的成效。上級蘇維埃人員的一種責任，就在把這些好的經驗收集整理起來，傳播到廣大區域中去。這樣的工作，現在應該立即在各省各縣實行起來。反對官僚主義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樣給他們看。
這里收集的長岡級的經驗，限于時間與報告人的材料，僅是若干項主要工作的概略的總結。但這種總結已是足以引起我們的極大注意，已足使我們鄭重稱贊他們工作為“蘇維埃工作的模范”，因為他們與群眾的關系十分密切，他們的工作收得了很大的成效。發揚這些經驗，收集更多的經驗，供給一切落后的鄉蘇、市蘇以具體的榜樣，使他們的工作提高到先進鄉蘇、市蘇的地位，團結千百萬群眾于蘇維埃的周圍，爭取一切蘇維埃工作適合于粉碎敵人“圍剿”的要求，這就是我們的目的。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政治區劃及戶口
長岡鄉屬于江西省興國縣之上社區，是從本區榔木鄉劃出來的。
上社區工作的等第:長岡、榔木第一，楊澄第二，合富、秀水、塘石第三，仁田、上社第四。
長岡鄉分為長岡、塘背、新溪、泗網四村。
戶口:
一、全鄉四百三十七家，一千七百八十五人，出外當紅軍、做工作的三百二十，在鄉一千四百六十五(短夫及區鄉工作人員在內)。在鄉人口中，中農貧農一千二百八十六，工人、雇農、苦力一百零二，地主富農七十七。
二、出外當紅軍、做工作的:
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二年當紅軍，八十;
一九三三年當紅軍一百三十九。
在游擊營，七;
調縣以上工作，三十四;
調后方醫院工作，二十四;
調當長期夫子，三十六;
共三百二十。
三、地主富農:
原有地主二家，五人;
原有富農十一家，七十二人;
八月查田查出地主之妻女與工農結婚的，六人。
從這六人收回土地三十六擔六斗，沒有查出別的富農地主。
代表會議
一會議情形
議事日程經常是:(1)開會，(2)報告，(3)討論，(4)其他，(5)散會。拿紙寫好貼起來。每次討論的具體問題，則只主席自己開在紙上，不貼起。“報告”，首先主席報告開會理由，講二三十句。接著區蘇的“參加同志”報告(差不多每次都有區蘇的人參加:部員來的多，十次有五六次;部長來的少，十次有二三次;主席、副主席不常來，十次只有一次)，內容是政治形勢與工作情形。“參加同志”沒有說到的，主席與支書補充。“討論”，均是具體問題，例如十一月八日開的一次會議，討論了下列各項:
(一)軍事動員。又分為:1、擴大紅軍。長岡村代表答應擴大五人，塘背村代表答應四人，新溪村代表答應三人，泗網村代表答應三人，共十五人，限十一月三十日做到。2、優待紅屬。決定要模范耕田隊與勞動互助社一齊動員。3、歸隊運動。本鄉有七個開小差的，決定要宣傳隊(鄉的，村的)、突擊隊(紅軍老婆組織的)進行工作。4、慰勞紅軍。每村答應毛巾四條;黃麻草鞋與布草鞋，長岡答應一百一十雙，塘背一百雙，新溪九十雙，泗網一百雙。
(二)經濟動員。又分為:1、經濟公債。本鄉承認銷五千四百五十六元，收到了谷子八百二十二擔，值四千一百一十元，又收到現洋一百二十七元，共收了四千二百三十七元，尚差一千二百一十九元沒有收齊，決定要各代表“拿出精神來”做宣傳，限十一月二十五日收齊。2、合作社。消費合作社過去只區有，現在鄉組織支社，還只集股一百零幾元，但群眾已承認了三百五十元，決定要各代表進行收集的宣傳，宣傳隊也要出發。3、節省運動。決定多種蔬菜以備春荒，把谷米節省起來。
(三)修整河堤道路。決定限十一月二十日至三十日十天內，修好通江背洞之六里長的大路，修六尺寬。修好后再修他路，四尺寬。選舉籌備員五人，于路修好后修那個一丈寬被水沖壞了的河堤。至于那座大木橋，則與榔木鄉合修。
(四)“擁護區蘇”。為了對第三次全區蘇維埃代表大會十一月十二日的開會表示全鄉群眾的擁護，決定贈送紅匾一幅，一尺四寸紅布，寫四個字。十二日復動員全鄉群眾十分之九整隊去區蘇，要打爆竹。(結果群眾去了十分之八，打了五六千爆竹，都是群眾自己買了去打的。)
后二項是放在“其他”一項議程內討論的。此次討論的各問題，都是選舉大會中選民的提案交鄉蘇討論者。
二檢查制度
兩次代表會議之中，一次是討論問題的，另一次是檢查工作的。
每次檢查工作的會議之前，各村值日代表召集所屬代表開檢查會，由值日代表以其結果在代表會議上作報告。報告后，討論未曾做到的及做得不好的如何做到及改正。
此辦法開始于榔木鄉，長岡從榔木劃出之后采用這個辦法，后來楊澄鄉也采用了。最近區蘇召集了一個全區工作檢查會議，要各鄉都采用。
三值日代表
各村代表數:
長岡村，五百多人(分田時人數)，十四個代表。
塘背村，四百九十多人，十四個代表。
新溪村，三百多人，十三個代表。
泗網村，四百多人，十四個代表。
各村工作等第:長岡第一，塘背第二，新溪第三，泗網第四。
每村一個“值日代表”，輪流充當，每人每次值十天，九月起實行的。九月前是“代表主任”制，指定一人專任。行了兩年后，以主任制有缺點，責歸一人，余人不便練習工作，輪流則免此弊。但值日制(實是值旬)也有缺點，代表弱的不能領導一村。
四常委會
蘇維埃成立以來即有常委會。
主席、副主席、文書、中共支書、少共支書，共五人。必要時，值日代表參加。
五代表領導居民
每個代表管居民二十幾人至五十幾人不等，如長岡村的代表李求應，他就是管五十多人的。
每個代表手中有一個居民冊，冊上分為男成年、女成年，男少隊(可當長夫)、女少隊(可當短夫)，男兒童、女兒童。男成年中又分為在赤衛軍的(可當長夫)與不在赤衛軍的(可當短夫)，女成年中也分為在赤衛軍的(可當短夫)與不在赤衛軍的(可優待紅屬)。
六代表的變動
沒有新劃行政區時的榔木鄉(七村，三千人)，去年十一月選舉代表七十多人，候補代表十一人，共八十多人。其中女代表十六個，男代表六十多個。到今年十一月一日改選時，原選男代表只剩下五個，多數當紅軍去了，少數調動了工作，紅五月一次就去了二十九個。每一代表去時，先天召集所管群眾選舉一人，名曰“代理代表”。
七代表的政治表現
最好的百分之六十。
中等的百分之三十五。
最差的百分之五(四個)。
這四個最差的是兩男兩女，很笨，又不積極，十次會只到四次，到了也不聽事，更不發言。對群眾態度“粗”，群眾不喜歡這四人。七月把他們改選了。
八女代表
十六個中:
最好的八個，尋工作做，又做得好。
中等的六個，不知尋工作做，交給工作就做，做不很好，要人幫助。
最差的兩個，交給工作也不做。
長岡鄉代表會議有許多好的創造，如常委會、值日代表、代表領導居民、檢查制度等，都是別地可學習的。但常委會應改為主席團(大鄉七人，小鄉五人);值日代表應改為代表主任，擇最好的代表一個月或兩個月一任，十天一換太頻繁了。會議討論的問題也很實際，但那個空洞的五條議事日程應取消，為什么不把那張開列了具體問題的單子貼出來呢?長岡鄉的檢查制度是很好的，工作的完全執行與爭取速度，依靠這種辦法。最壞的代表應早些撤換，八個月后才改選，太遲了。代表調動了工作，即刻補選是對的，但不應稱為“代理代表”。
此次選舉
一選舉委員會
九人:中共支書，中共婦女干事，雇農支部長[3]，手工支部長[4]，貧農團主任及另一人，大隊長，鄉代表二人。支書為主任。九月組織的。
縣蘇原定九月底選舉，兩次改期，第二次決定十一月初。
二選舉宣傳
講過去階級未分清楚，現分清了，故要選舉。還講了為打破“圍剿”，為檢閱工作使之更進步，故要選舉。
三選民登記
四村各造冊，由代表負責登記所管居民，交于選舉委員會發榜公布:有選舉權的一張，十六歲以下無選舉權的一張，地主富農等無選舉權的一張，前二張紅，后一張白。四村及鄉蘇門外各貼這樣的三張。選民冊九月本已造好，但把工人家屬不算作工人成分，上月改正過來，重新公布。對于工、農選舉代表標準的分別，群眾中有生疑問者。正確了解“工人領導”這個問題[5]的，全鄉不足十分之一。
四選舉單位
四村每村一選舉單位，另一工人單位。
五工作報告
分兩天開選民會(十月十九、二十兩天)，第一天兩個村，第二天兩個村。
主席到長岡、塘背兩村報告，分兩天出席。副主席(支書兼)到新溪、泗網兩村報告，也分兩天。報告分軍事動員、經濟建設、其他工作，共三項。
報告后，選舉候選名單。也曾提出要到會群眾批評鄉蘇工作，但無批評者。
六候選名單
十月十九日支部干事會開會，各村都有人到(共到十一人)。按照各村工農人數比例，擬定一張五十五人的名單，恰如應選代表之數。然后提交各村黨的小組會、工會、貧農團去討論，由各小組黨員在作工作報告的選民大會上起來提議，經大會通過，省去了選委準備名單的手續。
名單公布，四村及鄉蘇門外各貼一張。
公布后三天即選舉。
七選舉大會
時間:十一月四日。
工人在鄉蘇開會，到了百分之九十，余是病的，未到。農民分四村開會，到了百分之九十三。上午開會，選民進門簽一“到”字于寫好了自己名字的一張表上(表二十四格，縣蘇印發，寫二十四個選民的名字)。一人守門，門外有小孩子看，也有進來的。地主富農知道沒有份，無來者。
程序:選舉委員報告，鄉蘇主席報告，區蘇參加同志報告，問選民有意見沒有(沒有)，依候選名單逐名介紹、表決(無否決者)，討論提案(有人提議全鄉十六歲到四十五歲無疾病者全體上前線，多數通過。此外，如十一月八日代表會議所討論的“軍事”、“經濟”、“堤路”各案，都是此次選舉大會提議的)。
上午十時到齊開會，下午四時散會，“精神很好”。
八代表的政治表現
五十五個代表中，最積極的三十六個，中等的十九個，最差的尚未發現。
各代表中，老代表連選連任占十分之六(三十多個)，新當選的十分之四。
九選舉后的代表會議
選舉后第二天(十一月五日)上午，開第一次代表會議，選舉主席、副主席、文書，選舉出席區大會的代表(十人)。區蘇有三個同志參加這次會。第四天(十一月八日)，開第二次會議，討論選舉大會的提案(見前)。
長岡鄉此次選舉的缺點:(1)宣傳沒有指出，蘇維埃是群眾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政權，選舉蘇維埃代表是群眾最重要的權利。(2)候選名單人數恰如應選人數，沒有比應選人數增加一倍，因此群眾對于候選名單沒有批評。選舉委員會在組織候選名單問題上沒有起什么作用，只有黨的活動。(3)工作報告會議上沒有盡力發動群眾對鄉蘇工作的批評。除了這些缺點之外，其余都是成功的。
鄉蘇下的委員會
以下是群眾團體。
分村、鄉兩級。村五人，主任即為鄉之委員。鄉五人的多，因村有委員會，但七人、九人、十一人的也有。
一擴大紅軍委員會
七人，內三人是代表。討論“擴大”、“優待”、“慰勞”、“歡迎”。
慰勞隊(七人，有隊長，內四人是代表，一男三女，其他三人一男二女)挑著花生、豆子、蔬菜、草鞋去醫院，去縣城，有一次去黃陂小布，慰勞紅軍。
二土地委員會
七人。九月查田運動[6]時還開了幾次會，對前月查出的三十六擔田加以處理。后來沒有開會了。
應改為農事試驗場管理委員會，場內附設農產品展覽所。
三土地登記委員會
五人，每村一人，主任常駐。七月組織的，做了兩個月，登記完畢，取消主任的伙食。
辦法:到各村問各代表，登記起來。代表不曉得的，便到那家去問。八月不明表格內容，登記不完備，延長一個月，登記好了。
四山林委員會
五人，主任外，每村一人。管種植、保護。
種了些樹，山壞，不發達，應種在河旁、路近、屋邊。
私山如砍樹多，要問過山林委員，少則不問，沒有規定尺寸。
五建設委員會
五人。指揮“水利”、“橋梁”兩委員會。
六水利委員會
五人，主任外，每村一人。
七橋梁委員會
五人。管橋路之修理。應稱橋路委員會。
八國有財產委員會
五人。雖有，不了解做什么工作。
九倉庫保管委員會
三人。管公債谷及紅軍公田谷之保存。
備荒倉亦歸它管，將沒收的三十六擔田的谷拿來備荒，共十多擔。
十沒收委員會
三人。管罰款、捐款。
九月起罰地主九元，捐富農二百二十五元(十一家，多的捐四十余元，少的十元)。
過去把富農田地、山林、房屋、耕牛、農具一概沒收了，只分了些壞田、破屋給他們，沒有分山。現富農耕牛、農具需向人租。富農的現款過去“罰”的也有，現在“罰”的也有，無所謂捐。現在富農家況比雇農差。
(應該指出:長岡鄉對富農的政策是錯誤的。)
十一查田委員會
九人。現沒有了。
十二教育委員會
九人。
十三衛生委員會
五人。四月組織的。
十四防空防毒委員會
五人。十月組織的。開了四五次會。
十五籌備委員會
為開紀念會而設。
長岡鄉的村委員會(許多的委員會在村都有)，使蘇維埃聯結了更廣大的群眾，這是蘇維埃工作發展到高度時的很好的創造。因為村有了五人的委員會，鄉的委員會許多也只要五個人就行了，而鄉的每個委員會的五個人，其中四個就是四個村委員會的主任，這樣把工作組成了網，對于鄉代表會議的工作的幫助是極大的。但長岡鄉同志把這些委員會看做如同工會、貧農團等一樣的群眾團體，而不知其是蘇維埃組織的一部分，這是不妥當的。其中建設委員會可取消。土地委員會在興國這種土地斗爭深入了的地方，應改為農事試驗場委員會。此外應增加“糧食”、“戶口”、“工農檢察”、“赤色戒嚴”等幾個委員會。這些，在中央政府頒布的地方蘇維埃組織法上面，已經規定了。
地方部隊
一編制
(一)男赤衛軍一排
二十四歲至四十五歲。此年齡內的男子，全鄉共六十六人，除主席、文書兩人及重病殘廢等未編入的二十人外，全部編入，計四十六人。
排長、副排長各一，班長、副班長各六。旗一面。
(二)女赤衛軍一連
年齡同前。此年齡內女子，全鄉共二百四十六人(超過男子二倍多)，除病殘的二十六人外，一律編入，共二百二十人。
連長、副連長、政治指導員各一，排長、副排長各三，班長、副班長各九，均女子。旗一面。
(三)少隊一大隊
男女合編。十六至二十三歲的，全鄉男二十一名，女八十名(四倍于男)，共一百零一名，除病殘(風腳等)十五名未編入外，一律編入，共八十六名。
大隊長、副大隊長各一。下分男的一排，女的兩排，各有排長、副排長。
二訓練
(一)排操
村為單位，每月兩次，赤、少分開，男女合操。
教練人:長岡女副連長，塘背女連長，少隊的是一個女子、三個男子。操目:立正，稍息，左右轉，插當子，正步，跑步(女子少)，散兵，野外(三四里遠)。
武器:多數梭鏢，少數木槍。
政治課:先操后講，講者政治指導員。講革命形勢、帝國主義、赤軍任務等，無一定教材，“隨便講一下子”。
時間:下午，大約二時至六時，操二點半，講一點半。
到操:平均能到十分之七。
(二)連操
鄉為單位，每月十五日一次。
操目:各排操法，看哪排好，檢閱排操的成績。
政治課:操完，指導員講政治形勢。
時間:下午四個鐘頭。現冬天天冷，又較閑，改上午。
三勤務
(一)運輸工作
男子當長夫(四十五歲以上未編入赤衛軍的則當短夫)。
女子當短夫(挑出一部分去城內、高興、茶嶺等處)，還有救護(挑出一部分組織救護排，準備著，無工作)及洗衣(組織洗衣隊，每村挑出十多名，無小孩累贅的，去筲箕窩的補充師及教導隊洗了好幾次，去茶嶺洗了兩三次)的勤務。
(二)晚上放哨
長岡、塘背、泗網共三個哨所，每夜一班，五人或六人一班，赤、少各派幾人，輪流擔任，班長或副班長負責。一人站哨，余人睡覺。問口令(答“老百姓”，講出自己的名字，去何地，做何事，其實群眾并不知口令)，查路條(別鄉過路的)，未曾捉到什么壞人。
(三)白天檢查
三個人負一天責任，一個赤軍，一個少隊，一個童團。有人過，一個看路條(童團)，一個盤問他(赤軍或少隊)。必要時送信。塘背哨所曾捉到四五個逃兵，送區。“老百姓”捉到一個無路條的(當他走山上小路過時)，別縣人，兇得很，疑是偵探，送縣。
(四)防空
本鄉防空防毒委員會指導群眾防空，注意下列各事:
飛機來了不要亂跑。
挖防空洞，可以幾家合挖一個，在做，尚未做好。
遇毒瓦斯用手巾封鼻。演習野營的回來說，用木炭屑裝巾封鼻。
每村一個號炮所，都設好了。每所兩個專人負責，一人外出必一人在家，司放號炮。
一切青年壯年的勞動群眾都應組織到赤衛軍或少先隊中去，并且加以好的軍事訓練與政治訓練，一方面保衛地方，一方面準備上前線，這是蘇維埃在國內戰爭中的重要任務。長岡鄉在這一個方面也是成功的。
群眾生活
一今年碰著饑荒
今春蒔田前，竟有百分之八十的群眾缺糧，要向東固、沙村、富田、水南等很遠地方辦米。這百分之八十的人平均整差一個月糧，每人每年需谷五擔，月計四斗。全鄉一千五百人的百分之八十為一千二百人，一個月糧計四百八十擔，都從遠地辦來解決了，無餓飯的。
二明年則不怕
今年春耕雖好，因蟲害秋收不好，只等于去年的收成。但(一)秋耕好，番薯、豆子均比去年增加四成;(二)冬耕又加種蔬菜、胡豆、雪豆與油菜;(三)去年秋收后群眾曾把谷子大批賣給商人，每擔價僅二千八百文，不足一元，固然需要錢用，抓緊些少糶出點是可以的，但沒有注意到，今年開了全縣的會，議定非四元不賣給商人，并應少賣;(四)去年秋收后供豬供雞鴨浪費許多，今年供的少了;(五)去年一、二兩期公債，買兩元需費去二擔半谷，今年經濟建設公債，買十元還只需交谷二擔，——因此可保證明春不荒。
三油有多余
花生比去年好，可打油。家家多少分了一點木梓嶺[7]，又有些木油[8]。油不少，還有多余。
四豆子可以換鹽，但食鹽量大減
今年豆子收成好(水勻，去年則幾全受水害)，豆價也好(去年每擔九元，今年十二元)，可交換全鄉食鹽百分之六十。其余百分之四十的鹽，可以多余的油(油多百分之三十)去交換。
老少平均每人每天需鹽四錢(月十二兩)，今年七月減少一半只二錢(月六兩)，十一月三錢多一點(月約十兩)。群眾食酸菜水，說與放鹽差不多。(這是國民黨的罪惡，沖破封鎖才有鹽吃。)
五吃肉，貧農增一倍，工人增二倍
供豬的人家約百分之八十五，不能供的約百分之十五。平均每家每年豬賣出約值二十元，買進豬肉約十二元，余八元。但在暴動前平均每年每家只能買進豬肉約十元。以階級分:暴動前中農買進豬肉約十二元，貧農約六元，工人約四元，現在差不多都有十二元(其中一部分人無此數)。過去不說逢圩，即過年過節也吃不到多少肉。現在不說過年過節，每次逢圩大家都要買點肉吃了。
六雞鴨多數自己吃，過去則多數賣出
七生活好起來，柴火少出賣
柴火本地不缺。過去挑柴火去城里賣的多，現少了百分之三十，因有許多人不需賣它了。
八衣增一倍
衣服一切算在內，平均每人每年需新制一套單衣褲。中農過去、現在無甚改變。貧農、工人則現在較過去改良了一倍，比如現在制二元衣服，過去則只能制一元。
九雇農的生活改良了
雇農全鄉約二十二家，十分之六比最貧的貧農要好些了，因為分了東西。本鄉地主只二家，沒收了富農的(十二家)不少，從城市又分了好些來。十分之四則同于貧農。
十中農尚留在原地位
一般說來，中農生活與過去差不多。(蘇維埃應該注意中農生活的改良。)
十一市價
(甲)農產:
谷——暴動前秋收后每擔(九十斤)三元，暴動后一元，去年秋后一元，今春九元，今秋后三元，十一月四元七角。
花生——暴動前秋后每擔(一百斤)三元，暴動后三元，去秋后三元，今秋后三元五角。
番薯一—暴動前秋后每擔(一百斤)一千文，去秋后一千三百文，今秋后一千二百文。
豆子——暴動前秋后每擔(一百斤)七元，去秋后十元五角，今秋后十二元。
豬——暴動前每斤六百五十文，去秋后九百文，今春七百五十文，今秋后八百六十文。
雞——暴動前每斤七百五十文，去年九百文，今年一千二百文。
鴨——暴動前每斤五百文，去年七百文，今年七百五十文。
雞蛋——暴動前每個二十五文，去年及今年均四十文。
鴨蛋——暴動前每個三十文，去年及今年均五十文。
柴——暴動前片柴每斤八文，去年十文，今年十二文。
木油——暴動前每斤六百文(每元五斤半)，去年九百二十文(每元三斤半)，今春至秋每三斤一元，十一月二斤十二兩一元，因能出口。
花生油——暴動前每七斤一元，去年三斤半一元，今年十一月三斤一元。
小柑子——暴動前每二十八斤一元，去年十九斤一元，今年十五斤一元。
(乙)外貨:
鹽——暴動前每七斤一元，一九三一年三月每一斤一元，去年每三斤半一元，今夏每一斤大洋一元，紙洋二元，十一月每一斤十二兩大洋一元，每一斤四兩紙洋一元。
布——暴動前中等藍布每尺一百五十文，去年二百五十文，今春三百文，十一月三百八十文。
洋火——暴動前每盒四十文，去年七十文，今夏一百八十文，十一月九十文。
洋油——暴動前每斤五百三十文，去年一千一百二十文，今年一千六百文。
十二群眾的休息與勞動
每人每月平均約有五個整天(許多次會合計起來)的開會生活，即是他們很好的休息時間。因出外的多，鄉間勞動力減少，群眾的勞動強度還是同于暴動前，但勞動的意義不同了。
蘇維埃是群眾生活的組織者，只有蘇維埃用盡它的一切努力解決了群眾的問題，切切實實改良了群眾的生活，取得了群眾對于蘇維埃的信仰，才能動員廣大群眾加入紅軍，幫助戰爭，為粉碎敵人的“圍剿”而斗爭。應該明白:長岡鄉在戰爭動員上的偉大成績，是與他們改良群眾生活的成績不可分離的。
勞動力的調劑與耕牛問題
一模范耕田隊
四村各一隊，共約七十人，紅軍家屬有勞動力者組織之，每隊一個隊長。隊下分小隊，比如長岡村模范隊二十多人，分三小隊，按住所接近，有三人的，有七人的。每小隊管其附近幾家或十幾家，經常注意使這些人家的生產弄好。今年八月割禾時組織的，作用是調劑勞動力。
辦法:勞動互助社幫紅軍家屬耕田(不要工錢)，模范隊則幫群眾耕田(要工錢)。比如某個互助社社員正要幫紅屬耕田，而他自己家里的田又正待耕，模范隊便派人幫他耕，或者代替他幫紅屬耕田，由他出工錢與模范隊員，這樣來調劑勞動力。因此模范隊須與互助社取得密切的聯系。
二勞動互助社
四村每村一個，除紅屬外，凡有勞力的，十分之八都加入了。全鄉社員三百多。
全鄉人口中:
全勞動的百分之十(在全鄉總人口中約占一百五十人)。
半勞動的百分之二十(約三百人)。
附帶勞動的百分之三十五(約五百二十五人)。
無勞動的百分之三十(約四百五十人)。
前二項共約四百五十人，大部分加入互助社。
全鄉出外的三百二十人(內二百二十六人當紅軍，九十四人做工作)中，除十幾個人屬于半勞動外，全部都是全勞動的，此數對于現留的全勞動一百五十人，為百分之六十八對三十二之比。勞動力的有組織的調劑，成為生產上的中心問題，因此群眾熱烈地歡迎勞動互助社。
互助社的工作是優待紅屬、社員互助與幫助孤老，均完全達到目的，紅屬的田一般耕得好。其辦法如下:
優待紅屬:本鄉紅軍家屬，緊時平均每家每月須幫助約二十五個工，平時平均每家每月須幫助約十個工。群眾勞力多的多幫助，少的少幫助，無的不幫，女人帶了小孩子的也少幫。大概緊時全家有兩個勞動力的須幫出十三四個工，一個勞動力的須幫出六七個工，半個勞動力的幫一工兩工做輕便工作。應該幫這多而少幫了，則須算給工錢于多幫了的。比如緊時甲家每月本應幫紅屬七工但只幫了五工，乙家應幫七工而幫了九工，則甲家應算兩個工的工錢給乙家。
社員互助:工數對除，少做了的，按工找算工錢于多做了的。
幫助孤老:只要吃飯，不要工錢。
以村為單位全盤計劃生產，調劑人工。
每個月底清算一次，找出工錢(拿錢的多，物品抵的少，都能找清)。
工價:今年割禾分三等，最高八百文(如打禾)，其次六百四十文(如割禾、挑稈)，最低三百二十文(如拿禾、點豆)，七月間全鄉社員大會議定的(此次到了上百人)。去年割禾工價，開頭八百文，緊張時一千四百文為最高工價。
減低工資:雇農工會是贊成的，他們因為分了田更欠人工。勞動力多的也不反對，他們因為優待紅屬須幫工多。
互助社，委員五人，內主任、組織、宣傳各一，受鄉的秋收秋耕委員會指導。
勞動互助社在農業生產上偉大的作用，長岡鄉明顯地表現出來了。根據群眾的意愿，以村為單位統籌生產，一切地方都可實行，特別在擴大紅軍數多的地方。必要時還可以鄉為單位，甚至以區為單位統籌，上杭才溪區就是這樣做的。耕田隊可以合并到勞動互助社，使組織上統一起來。這里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動員女子參加生產。長岡鄉十六歲至四十五歲的全部青年壯年七百三十三人，出外當紅軍做工作去了三百二十人，在鄉四百一十三人，其中男子只八十七人，女子竟占三百二十六人(一與四之比)，因此長岡鄉的生產絕大部分是依靠女子。長岡鄉提出了“婦女學習犁耙”的口號，女子已是成群地進入生產戰線中，這證明有組織地調劑人工與推動女子參加生產，是不可分離的任務。長岡鄉擴大紅軍如此之多，生產不減少，反增加了，即因為他們把這個問題很好地解決了。
三犁牛合作社
九月間開始組織的，每村一個，剛在進行，尚未弄好，入社的不多。五個人的委員會。
平均百家中有牛二十五頭，全鄉共有牛百一十頭。
一家二牛的無。
在有牛人家中，一家一牛的占百分之五十(小牛多，十幾元一頭的)。
二家一牛的，百分之十五。
三家一牛及四家一牛的，百分之三十。
五家以上共一牛的，百分之五(有七家共一牛的，大水牛)。
無牛的百分之二十五，全鄉四百三十七家，無牛的約一百零九家。犁牛合作社尚未討論如何解決。
辦到了禁止殺牛，牛老牛病應殺的，報告鄉蘇派人去看，準殺才殺，無敢故意弄死者。
在現時的農業技術條件下，耕牛的作用僅僅次于人工。根據瑞金石水鄉(無牛的百分之三十)、興國長岡鄉(無牛的百分之二十五)、上杭才溪鄉(無牛的百分之二十)三處的材料，可以知道農民中完全無牛的，平均要占百分之二十五，這是一個絕大的問題。解決方法，莫妙于領導群眾組織犁牛合作社，共同集股買牛。辦法是在自愿原則下(經過社員大會同意)，每家照分田數每擔谷田出谷二升至三升。例如，長岡鄉每人分田六擔二斗，無牛的一百零九家，平均每家四人，共四百三十六人，分田共二千七百零三擔，每擔三升得谷八十一擔，每擔五元得錢四百零五元，以二十元買一牛計，得二十頭。每牛耕田八十擔，共可耕田一千六百擔，對于二千七百零三擔，已解決了一大半，明年再出兩升，即可完全解決。而租牛每年每擔谷田即須出牛租五升。這一辦法是石水鄉群眾提出來的，他們已在實行。我們希望各地都能實行。這不但解決貧苦農民一大困難，對于增加農業生產更有大的意義。
公債的推銷
公債發行委員會五人，每村另有一個主任。
鄉主席到縣到區開會認銷五千元，后又加認四百五十六元，共五千四百五十六元。
鄉主席回來召集代表會議，由各村代表承認本村的銷數。
各村值日代表召集本村群眾開大會。事先各代表及宣傳隊向群眾做個別的宣傳，屆時領導群眾來開會，講明購買公債的意義。當場各代表及各團體的負責人首先認購，群眾跟著認購，席上登記起來。
沒有銷完。
各代表及宣傳隊，對那些未買的及買得太少的，按家按戶作宣傳。“今年這樣多”，有些群眾不了解，便把去年谷價(買兩元公債要拿出谷子兩擔半)、今年公債(買十元公債還只要拿出兩擔)比給他們聽，把合作社利益(集了股的分兩次紅就過了股金的頭，不曾集股的無份)講給他們聽，把敵人封鎖與經濟建設的意義講給他們聽。
再開全村大會，加銷一部，尚未銷完。
再做宣傳。
開第三次全村大會，又加銷一部，仍未銷完，但所余不多了。
再做宣傳。
開第四次全村大會，全部銷完。
共銷五千四百五十六元，全鄉一千四百六十五人，平均每人買了三元七角多。最多的買了四十五元(一家)。買三十元的五十六家，二十元的很多。一二元的極少，只十家左右。五角的無。孤老等不買的也有十幾家。“群眾完全滿意。”從開始至銷完為時十五天。
長岡鄉工作的特點，在于能用全力去動員群眾，用極大的耐心去說服群眾，結果能完全實現他們的任務，并且爭取了最快的速度，推銷公債不過一例。長岡鄉五千余元公債的推銷，全是在會場認購，全不按家去銷，全是宣傳鼓動，全不強迫攤派，經過四次個別宣傳，四次全村大會，從開始至銷完共只有十五天。別鄉則有銷數比長岡鄉少至五倍六倍、反而在強迫攤派、銷了兩三個月還不能結束者，拿了同長岡鄉對照，真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合作社運動
起始于一九三一年三次戰爭[9]結束后榔木鄉(長岡鄉那時屬于榔木)的顧嶺村。本村群眾以每股五角為單位，集了八十多元，開始做生意，有成績。一九三二年一月，改為榔木鄉合作社，沒有增股，貨比市上便宜，得到群眾歡迎。到九月，做了三百塊錢生意，賺了錢。去年九月，區社成立，全區集了八百股(每股五角)，把榔木鄉社歸并于區。
職員:村社時代，社長(李奎應，后歷任鄉社、區社、縣社的社長)、采辦(李其尚，后歷任鄉社、區社、縣社的采辦)、會計兼營業(王仁森，后任鄉社、區社的會計)各一人，吃社內飯，無工錢。改鄉社時，決定每人月給工錢三元，但三人不受。
貨從茅店、直下辦來。
村社、鄉社時，社員及紅屬買貨，每千文減五十，即百分之五。非社員不減，但照市價實際上便宜些，一串錢貨便宜二十文上下，即百分之二。區社今年十一月改為鹽布每串錢減二十(因鹽布貴，賺錢少)，他貨仍減五十，非社員照市價，此時一百元生意約賺二元。
區社去年九月至今年三月(半年)，四百多元本錢賺了六百多元，以百分之五十為公積金，百分之十為營業者及管理委員、審查委員的獎勵金，百分之十為文化教育費(為俱樂部、學校及紅屬兒童買紙筆)，百分之三十分紅。為了增發紅利，鼓勵社員，臨時將教育費取消(以后應該恢復)，共分紅百分之四十，每人分了一串錢。分紅時，清算賬目，懸榜公告。分紅后，增加了許多股本，今年七月時，共有二千股一千元了。十一月，第二次分紅，每股分五角，實發三角，二角作為增股。決定改股金單位為一元，每人不得超過十股。
管理委員會十一人，審查委員會七人。
現定鄉設支社。長岡支社集了二百六十多股(每股一元)，在開始營業中。
縣總社八月成立，也在開始營業中。
顧嶺村合作社為全縣合作社首創，又辦得最好，有模范合作社之稱。
本鄉糧食合作社集了二百二十多股(每股一元)，谷子抵交的多(每擔五元)，集中在長岡村一個倉里。還未開始營業，組織了管理委員會。
每個鄉每個區都要學習長岡鄉與上社區的消費合作社!
文化運動
一小學
列寧小學，四個，每村一個，各有校長、教員。
學生:長岡五十五，塘背五十三，新溪三十三，泗網四十六，共一百八十七，占全鄉學齡兒童總數百分之六十五。余百分之三十五，不是父母不要他們去，他們自己好玩不肯去，學生去“捉”，捉來有罰掃地的，有罰禁閉的，罰餓飯的也有個把——那是“又大又蠻”的。學生之間自己發動斗爭，“精神很好”。那些頑皮小孩來讀的時間少，不來讀的時間多，父母送他們出門，“他們溜到山上打仗去了”。(懲罰的方法有些是不適當的。)
均分甲乙丙三班。
學生年齡，七歲至十三歲。也有十四歲十五歲的，則因生產忙，只讀半天。
遠的帶中飯，近的回家吃。
書紙筆墨，學生自備。
教員盡義務，但勞動互助社幫他耕田，等于一個脫離生產的工作人員。教員自己不肯說，代表會議決定優待。(鄉蘇常駐人有優待，代表及群眾團體負責人不脫離生產的無優待。)合富、秀水兩鄉，則由學生斗米(斗，集合之意)給老師吃，月斗兩斗米。楊澄鄉又是一個辦法:比如某村有一小學，鄉蘇準許群眾中推出兩個人(要是五十以上不能當長夫的)，去開長擔(開擔即挑擔，開長擔即經常挑擔)做小生意，賺了錢供給老師伙食，其數照鄉蘇辦事人例(鄉蘇每日九分，老師也九分)。鄉蘇則對此兩人不派一切勤務，由這兩人自愿承認。
教員多是“文墨不深”的。
二夜學
全鄉九個:長岡三，塘背二，新溪一，泗網三。
學生平均每校約三十二人，九校共約三百。男約百分之三十，女約百分之七十。全鄉十六歲至四十五歲的青年壯年共四百一十三人，大多數進了夜學，四十五歲以上的“老同志”也有少數來讀的。群眾非常歡迎，說“夜學頂好”。
各校均分甲乙丙三班。
燈火，少數是自己帶去，四人五人共一盞燈。多數就夜學設備的一盞木油燈，十多二十人共在這盞燈下讀，每月每人出二個或三個銅片。
書紙筆墨自備。
教材:
甲班，讀報，算術。
乙班，成年讀本。
丙班，兒童讀本。
每校一校長，一教員。校長可不識字，只要熱心，學生沒有來時，“請校長來指示”。校長也來讀書。校長“老同志”多。九個夜學校長，女的占五個。教員無女子。九個夜學教員，七個是鄉蘇代表。都是盡義務的。
三識字班
小孩子累贅的，“更多年紀的”，家里人太少離夜學又遠的，這些人編入識字班。
編制:依住所接近，少的三人、多的十人為一組，舉一組長——稍識幾個字的。組長多屬夜學學生。
教法:隨時，隨地，隨人數，乘涼時，喝茶時，一個人，三個人，五個人。起初，畫地為字，隨后各立一簿，學寫起來，字從“桌椅板凳豬牛雞鴨”寫起。各人簿子，大約十天由組長收齊，送夜學老師看改，“寫得多寫得好”的給以口頭夸獎。字，組長有不曉得寫的，問夜學老師，夜學老師有不曉得的，問日學老師。
用此辦法，過去不識字的，現在都識得四五十個字了，少數能識七八十個。
此辦法今夏開始實行，識字班的組織則去年就有了。
識字牌:每村一塊，釘在路旁屋壁。牌上繪圖寫字，兩天三天一換，一天一換或四天五天一換間或也有的。每次，少的兩個字，多的三個字，沒有不繪圖的。日學老師負責。此法效大。
四俱樂部
全鄉俱樂部四個，每村一個。
每個俱樂部下，有“體育”、“墻報”、“晚會”等很多的委員會。
每村一個墻報，放在列寧小學。十篇文章中列小學生約占八篇，群眾占兩篇。
俱樂部都有新戲。
每個鄉蘇維埃都要學習長岡鄉的文化教育工作!
衛生運動
一辦法
將居民編為衛生班，按住所接近，四五家，七八家，十一二家為一班，七八家一班的多。有班長。
雖規定五天大掃除一次，實際七天一次的多，十天的也有。要督促，“不督促記不到，工夫又多”。
二工作
(一)掃除:廳堂、睡房不要放灰糞，前后水溝去掉污泥，坪場打掃光潔，公共的水溝、坪場則輪流疏掃。(二)飲食還只說到禁吃死東西。(三)衣服:要洗潔。以上各項，不做的，發動童團恥笑他，特別那些衣服不潔的。文明戲中也唱了衛生運動。
三成績
四月起，頭一次“蠻好”。隨即松懈下去，五六兩月全沒做。鄉蘇發現了，批評了衛生委員會主任，重新召集衛生委員會(鄉衛生委員會外，還有各村的衛生委員會，鄉、村均五人)開會，號召各村競賽，“看哪村做得較好”。七月督促實行，四個月來大有成績，比前清潔多了。
四輿論
“紅軍共產黨什么都想到了!”“政府工作人員真正顧樂(愛惜的意思)我們!”但也有少數人說:“開窗戶，沒有病死要吹死!”還需要做深入的宣傳。
疾病是蘇區中一大仇敵，因為它減弱我們的革命力量。如長岡鄉一樣，發動廣大群眾的衛生運動，減少疾病以至消滅疾病，是每個鄉蘇維埃的責任。
社會救濟
互濟會鄉委員會五人(內主任、宣傳、組織)。
村無委員會，有一主任。
下分小組。
會員六百一十一。全鄉只有約二十家沒有加入互濟會，這些多屬孤老。
月費一銅片，無不交的。
工作:
(一)慰勞紅軍。
(二)募捐救濟難民，援助反帝。今年有過二次。一次是七十多個信豐難民到興國城(榔木鄉時)，共捐了二十多串。一次是援助東北義勇軍(也是榔木鄉時，那時人口二千九百，會員約八百)，捐了四十多串。捐數五個銅片起，一百的、二百的、一串的都有。一百的多數，約占會員百分之六十。五個銅片的，一串的，各只幾人。
(三)鄉里火燒了房子的，失業工人生病無藥的，募捐救濟。今春一家失火，燒了一間半屋，捐了六串多錢給他。
(四)救濟饑荒。今夏榔木鄉有三四個人餓飯(過去乞丐，現還很窮)，請求區互濟會發錢發米救濟，每人每次多的三升，少的一升，今夏發了三四次。
(五)救濟紅軍家屬。紅軍家屬中生病困難的(無餓飯的)，今夏一次募了十一串多錢。又四月間，由合作社借出本錢，給群眾中自愿的幾個人，拿去辦米，挑往橋頭、江背洞發賣，賺了百多串錢，接濟紅屬中病困者。經手的群眾，除賺食外，一點多的不要。
在許多地方的蘇維埃不注意社會救濟工作、許多地方的互濟會只知收月費不知救濟群眾困難的情形下，長岡鄉蘇維埃與互濟會的社會救濟工作，是值得贊揚的。長岡鄉是在最具體最實際地解決群眾中的每一個困難問題。
婦女
女工農婦代表會每村一個主任。由各個村的主任及一個婦女指導員組成鄉的女工農婦代表會的主席團。全鄉代表四十三人，長岡十二，塘背十一，新溪九，泗網十一。去年十一月開始組織的，今年三月改選一次，九月第三次選舉。各村七天一次會，都按期開，每次僅個把人缺席(小孩累贅等原因)。代表分開負責，每個管五家至十家，六七家的最多。
第一次成立時的選舉，是由鄉蘇代表負責，村為單位，召集所有十六歲以上的勞動婦女開會。此次到會者各村平均十分之六。按住所接近，幾家(不等)選一代表。這次各村選的代表數，較現時略少。這時，婦女們還不了解婦女代表會的作用，不十分踴躍，代表選出后，少數亦不大積極。代表會無主席團，只一主任，村則主任亦無。
今年三月，第二次選舉。辦法同前，但由婦女主任主持，各村的鄉蘇代表只參加幫助。規定了各婦女代表負責管轄的家數。規定鄉組織主席團，村設主任。
九月，第三次選舉。改變辦法，不開全村婦女大會，由各婦女代表召集所屬各家婦女開會選舉，全村的鄉蘇代表仍然參加幫助。
第一第二兩次選舉會，僅選舉代表，未討論問題。第三次討論了“擴大紅軍”、“慰勞紅軍”、“優待紅屬”、“婦女學習犁耙”、“婦女拿銀器買公債”等問題。七天一次的代表會上討論的問題，曾討論到婚姻問題，說“要正確的自由，不要流氓的自由，不要一講口就離婚”。在今年選舉運動時，討論了婦女的候選名單。但其他婦女切身問題，如“婦女病問題”、“小孩子問題”、“婦女教育問題”等，沒有討論。
本鄉離婚無不自由的。
丈夫罵老婆的少，老婆罵丈夫的反倒多起來了。(應該彼此都不罵。)
完全不打小孩子的，現在還沒有，但打的時候少了。(應該完全不打。)
小孩子現在也聰明得多了，如父母打罵，過去反口的少，現在多起來了。(父母不打罵，小孩子也不會反口。)
約百分之一的婦女，暴動后四年半中結過三次婚。秘密戀愛的，暴動前約占百分之五十，暴動后減少至百分之十，今年更減少了。這是因為，一分了田，二離婚結婚自由，三則革命工作忙。
衣服改短了，去掉了“花邊”。發，除“老婆太”外，一律剪掉了，老婆太也有剪發的。老婦未剪的約占女子百分之二十。
群眾中，過去(暴動前)互相打罵的事，時有發生，講口的更不少。現在，相打絕跡，講口也減少了。過去，講口無人解釋，即使有人勸解，“心里總不易散”。現在一講口，便有代表出來解釋，“心里即刻散了”。現在講口，多是那些年紀較老的同志們，他們開會較少，對革命工作不大明了，要他們去優待紅軍家屬，間或講起口來，但明了的積極的占多數(百分之七十)，少數不明了的，老婆太為多，“她們總是不肯去開會”。
去年以來，老婆太敬神(裝香供飯、求神拜佛)的完全沒有了，但“叫魂”的每村還有個把兩個。迷信掃除得這樣快的原因:打了土豪，分了田地，第一。兒童團、少隊的反迷信宣傳，蘇維埃的節省香燭錢運動，第二。兒童團(特多)、少隊的直接干涉(抹掉她們的香燭)，第三。(應該拿說服代替干涉。)但有些老婆太，雖不敢公開敬神，心里還是信神，這些人多屬沒有兒子的。
婦女在革命戰爭中的偉大力量，在蘇區是明顯地表現出來了。在查田運動等各種群眾斗爭上，在經濟戰線上(長岡鄉是主要依靠她們)，在文化戰線上(許多女子主持鄉村教育)，在軍事動員上(她們的擴大紅軍與慰勞紅軍運動，她們的當短夫)，在蘇維埃的組織上(鄉蘇中女代表的作用)，都表現她們的英雄姿態與偉大成績。這里女工農婦代表會的領導與推動，是緊要的關節。女工農婦代表會，首先應該抓緊婦女群眾的切身利益問題，跟著這些問題的動員，聯系到一切政治的動員。在這一點上，許多地方的注意是非常不夠的，就是長岡鄉也還缺乏充分注意。每個鄉蘇維埃，都應該把領導女工農婦代表會的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上。
兒童
童團委員會，鄉五人，一個書記。村的，一個主任。
七歲至十五歲的入兒童團，百分之八十加入了，未加入的多是七歲(因小)及十五歲的(因入了少隊，本應十六歲才入少隊，但有些“肯長”的加入得早)，未加入的，女孩較多。
工作:(一)做擴大紅軍與歸隊運動的宣傳(宣傳三四次不去才笑他，本鄉歷來無恥笑隊)。(二)競賽撿狗糞入“肥料所”，鏟草皮入“肥料屋”。(三)交月費一銅片，慰勞紅軍。(四)節省運動——少吃果子，多買公債，五角、一元、二元、三元的都有，買五角的多，百分之六十的兒童買了公債。(五)做游戲，下操，到操場上練習打仗，逢星期日一次，訂立了課目。(六)最大多數入了列寧學校。兒童團的紀律嚴得很，有些頑皮孩子不服父母，也不服老師，只服兒童團的紀律，罰掃地，罰禁閉，總是“服理服輸”。(應該多用說服，少用懲罰。)
過去九歲十歲的小孩，為地主富農看牛，現在沒有了。過去，兒童不論在家、幫人，每天勞動時間總在十小時以上，同于一個大人，可說全無休息與受教育的時間。現在，每日大部分時間受教育，做游戲，只早晨約一點半鐘看牛或做別事。農忙時，則勞動時間較多些——向老師請假，助父母作工。過去受父母打罵，現在受打罵的很少了。
反帝
反帝擁蘇同盟，鄉的委員會三人(主任、宣傳、組織)。
村無委員會，有一主任。
下分小組。
全鄉盟員五百五十八人。
月費一銅片，完全收齊，無不交的。
經常地做宣傳，曉得“反帝”“擁蘇”大意的百分之三十(七歲以上)
有些慰勞品送給紅軍。
許多地方的群眾甚至工作人員以為，反帝即是反國民黨、反土豪，擁蘇即是擁護蘇維埃中央政府。反帝擁蘇同盟的領導機關并沒有去做深入的切實的宣傳解釋工作。長岡鄉在這方面有了成績，但也還要更進一步。
工人
木匠:失業的十分之三。十工只有七工做。工資每日五百五十。
裁縫:大部失業，工資每日四百。
泥匠:失業十分之三，工資每日五百五十。
蔑匠:失業十分之一，工資每日四百。
理發:增加十分之一。剃頭的，每人一年出谷八升。
零工:工資平時每天四百(二毛)，緊時八百(四毛)。
貧農團
鄉的委員會，三人(主任、宣傳、組織)。村的委員會，五人。今年七月，會員二百七十一，十一月，增至三百八十六。
過去，“有事就喚貧農團”，但沒有注意健全其組織。
今年查田運動中(七月)，把組織整理了，村設了委員會，發展了會員。
七月前，甚至兩個月不開一次會，七月后，村貧農團五天、十天或半月開一次會，看工作需要。鄉的每月一次。討論的問題:“查階級”，“會員每人節省一毛二”，“發展會員”，“健全組織”，“發展生產”，“罰款捐款”。關于擴大紅軍、優待紅屬、經濟建設、文化教育等，則只向會員作報告，鄉代表會對這些工作有決議時，提到貧農團會上來“發表”，沒有什么特別討論。(應該討論。)
不收月費。
村下分小組。
在一切查田運動沒有深入的地方，貧農團特別重要，鄉蘇維埃要負領導之責。貧農團，村應有委員會，應以村為單位開會，鄉為單位的會可減少。長岡鄉的辦法是對的。
宣傳隊
鄉一宣傳中隊，七人，一個隊長。每村一宣傳小隊，大村(長岡、塘背)五人，小村(新溪、泗網)三人，有小隊長。為擴大紅軍、經濟建設、紀念節等做宣傳。
宣傳的方式:(一)個別宣傳，此項最多。(二)值日代表召集全村群眾討論工作時去做宣傳。(三)區縣開紀念節大會時向群眾宣傳，也向別鄉別區的“隊伍”做宣傳。
鄉蘇七天召集隊長、小隊長共五人開“宣傳會”一次。區蘇召集全區宣傳隊長開會，每月至少兩次，有三次的。每次時間至少四點鐘，會畢回家吃飯。
全鄉隊長、隊員二十三人，女的占十分之六。均“較會講的”，不一定要識字。
不更換，調動工作時才補人。專門研究宣傳材料與宣傳方法，“烏嗎(怎樣)能使群眾更了解”。
今年二月起組織的。
突擊隊
鄉蘇下五人，一隊長。村則長岡、塘背、新溪有突擊隊，泗網沒有。紅軍老婆組織的。
哪一村工作做不動，別一村的突擊隊就去檢查幫助，把別村如何做動的方法告訴他們。鄉的也一樣，看哪一村做不動，就去檢查幫助。
比宣傳隊工作少，不顯大作用。
鄉蘇召集他們開了三四次會。
八月起組織的。
宣傳隊與突擊隊的辦法是好的，各鄉都可以組織。
革命競賽
競賽的辦法，從今年春耕運動做起的，比賽“較早”、“較好”、“無荒田”三項。這次是全區各鄉競賽，各鄉主席在區蘇開會決定的。本鄉則各村競賽，召集各村值日代表開會訂定。每村由各個代表競賽，值日代表召集各代表開會訂定。沒有要各家訂立競賽(也可訂立)。條約上寫明如下各項:競賽項目的最高標準，某村與某村競賽，獎品的種類及數目(分為第一等，紅旗;第二等，信紙百張;第三等，信紙五十張)，競賽的時間，負責人與公證人。競賽期內，鄉代表會開了檢閱會議，由值日代表報告情形，知道各村做到了什么程度。會后主席等(即公證人)到各村去巡視，看值日代表的報告是否“打花”(扯謊)。
四月間，另外還有一次競賽，目標是“軍事動員”，分“擴大紅軍”、“慰勞工作”、“優待紅屬”三項。(無“歸隊運動”，因其時無開小差的，五月間加入此項。)
五月二十日，鄉代表會開“春耕”、“軍事”兩項競賽的總結會，新溪奪得紅旗，長岡得信紙百張，塘背得五十，泗網無所得。
七月訂立“軍事”、“經濟”兩項競賽，現還未做總結，但已知長岡村最好。
為了爭取工作的速度，革命競賽的辦法應該在每個鄉里實行起來。鄉蘇是競賽的領導者，但鄉蘇也只是“領導者”，因為每一競賽，主要是群眾的競賽，不只是各村代表之間的競賽。因此每一競賽條約的訂立，應召集村為單位的群眾大會作報告，得到群眾的承認，并把競賽條約張貼出來。在生產問題等項的競賽上，還應召集每個代表領導下的幾十個居民開會作報告，得到他們的承認。一時期內檢查成績的結果，也應該召集這樣的會作報告，來推動工作的前進。一切競賽沒有成績的，都是由于只把競賽條約放在少數人的袋子里，沒有推動廣大的群眾。每一次競賽，都要作出總結，并且給獎。長岡鄉的兩次競賽，對于這些都大體上做到了，所以他們得到了實際的成績。
毛澤東在1965年，為《長岡鄉調查》寫了一段批注，這是他在那一年重讀這篇調查時寫的一段話，《毛澤東年譜》將其記載在這一年之末，現在讀來仍是認識論上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獻，應該說它是《實踐論》的續篇。它對我們正確認識人類認識發展的歷史，對正確認識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的革命史及其革命勝利來之不易，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對我們現實生活所碰到那么多問題的認識，同樣也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對我們批判歷史虛無主義有重要的意義，對我們克服取得重大勝利之前的急躁情緒和勝利之后容易產生的那些驕傲自滿情緒有重要的意義，對我們不再重犯過去曾經有過的錯誤有重要的意義，正視并直面我們過去曾經有過的錯誤，并思考如何認真地去改正它，這正是我們黨光榮偉大之處。這不僅沒有否定我們黨的領導，反而更能加強黨的領導，能夠促使我們黨不斷校正方向，從而沿著正確的航向奮勇前進。只有不斷正視自己過去的錯誤，并能改正自己的錯誤，才是最有希望的黨，否則的話，那只能是一個失敗并且會從歷史中消亡的黨。現將年譜中這一段毛澤東的批文也全錄之：
“本年(一九六五年十二月)重讀一九三三年寫的《長岡鄉調查》，寫了一段批注：‘什么叫馬克思主義?那時的中央領導們(指1931年至1934年犯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中共中央領導人)，實在懂得很少，或者一竅不通，鬧了多年的大笑話。但是，這是難免的，人類總是要犯一些錯誤才能顯出他們的正確。對客觀必然規律不認識而受它的支配，使自己成客觀外界的奴隸，直至現在以及將來，乃至無窮，都在所難免。認識的盲目性和自由，總會是不斷地交替和擴大其領域，永遠是錯誤和正確并存。不然，發展也就會停止了，科學也就會不存在了。要知道，錯誤往往是正確的先導，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人類同時是自然界和社會的奴隸，又是它們的主人。這是因為人類對客觀物質世界、人類社會、人類本身(即人的身體)都是永遠認識不完全的。如果說有一天認識完全了，社會全善全美了(如神學所說那樣))，那就會導致絕對的主觀唯心論和形而上學，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世界觀。’”
《長岡鄉調查》的現實意義在于：上世紀三十年代，在革命的危急時刻，毛澤東作的《長岡鄉調查》，是他在1930年5月寫的《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提出的“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生動體現。在調查后他提出了群眾“是真正的銅墻鐵壁”，“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這些重要思想及時糾正了當時部分縣、鄉蘇維埃干部唯上、唯任務的片面做法。他說：“想得到群眾的擁護嗎?要群眾拿出他們的全力放到戰線上去嗎?那么，就得和群眾在一起，就得去發動群眾的積極性，就得關心群眾的痛癢，就得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解決群眾的生產和生活問題，鹽的問題，米的問題，房子的問題，衣的問題，生小孩子的問題，解決群眾的一切問題。我們這樣做了，廣大群眾就必定擁護我們，就把革命當作他們的生命，把革命當作他們無上光榮的旗幟。”
毛澤東還強調注意解決關心群眾生活的方法問題：“我們不但要提出任務，而且要解決完成任務的方法問題。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或沒有船就不能過。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決方法問題，任務也只是瞎說一頓。”當前，我國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但是，我們也應看到前進道路上的困難，在農村還有不少農民生活極為貧困，在城鎮也有不少居民在就業、住房、醫療等方面存在困難。所有這些群眾的切身利益、實際問題確實不是小事，都需要黨和政府認真對待。解決好了這些問題，群眾就會更加緊密地跟著黨走。這樣，全國各族人民才能同心同德、一心一意謀發展，勤勤懇懇、艱苦奮斗搞建設。
第七節 才溪鄉調查
1933年，才溪鄉因在鄉蘇維埃選舉、擴大紅軍及發展經濟方面的突出表現，得到中央蘇區及福建省蘇維埃政府的嘉獎，被譽為“第一個模范區”。當年11月下旬，在中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和人民委員會主席任上正好兩年的毛澤東，率領中央政府檢查團，從紅都瑞金出發，沿著汀江，步行數日，來到才溪，調查“鄉蘇”(鄉蘇維埃)工作，寫出了《才溪鄉調查》。從這個具體生動的調查報告可以清楚地看到和領會到，農民一旦組織起來，立即顯現強大的革命力量、紅色政權的強有力、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旺盛的萌芽和創新發展的新型強勁的社會生產力。唯有毛澤東十分了解和重視農民組織起來的強大威力。
1934年1月22日，毛澤東在瑞金召開的第二次全國蘇維埃大會上公開稱贊才溪鄉是“蘇維埃工作的模范”。“模范”在哪里呢?“民眾像網一樣組織于蘇維埃之下，去執行蘇維埃的一切工作，這是蘇維埃制度優勝于歷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顯的地方”。
1933年，才溪鄉(上才溪和下才溪)共1026戶，4928人。才溪鄉是“擴紅”(擴大紅軍)的先進鄉，全鄉16至55歲男子共1310人，出外參加紅軍的多達1011人。這樣，才溪鄉的常住人口只剩下3817人，幾乎全為老弱病殘和婦孺。但鄉蘇維埃還是下設了多達17個的常設委員會，分別為：擴大紅軍委員會、優待紅軍家屬委員會、慰勞紅軍委員會、查田委員會、選舉委員會、土地委員會、勞動委員會、山林委員會、逃兵歸隊委員會、赤色戒嚴委員會、糧食委員會、備荒委員會、戶口委員會、教育委員會、防空防毒委員會、水利委員會、工農檢查委員會，每個委員會委員10至20人不等，有的鄉委員會還下設村委員會。此外，還有工會、貧農團、婦女會、兒童團、互濟會等群眾組織。可以說，在當時的才溪鄉，找一個與“組織”無關聯的漏“網”之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80多歲的老紅軍林攀階曾回憶說：“當時白天搞生產，每天晚上都有活動，經常是擴大會議，大家都感到忙得很。因為大家都有組織，沒有閑散的人，基本上所有的人都被發動起來了。”
毛澤東以才溪鄉的模范事跡，為全蘇區樹立了具體榜樣，解決了在國內革命戰爭環境下，根據地的建設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重要問題，從而用鐵的事實去粉碎一切機會主義者污蔑革命根據地不可能進行建設的瞎說，并有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著名論斷。這在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仍有著非同凡響的重要意義。
1934年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曾將這個調查報告的油印單行本發給參加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代表。單行本的題目是《鄉蘇工作的模范(二)——才溪鄉》。在正文前面毛澤東注有：
“才溪鄉 1933年11月26日
卓興華 上才溪主席，任職半年。
闕紀光 上才溪文書
王得清 下才溪代表
下面的材料是從三個同志的口頭報告收集的。”
《才溪鄉調查》共分7個部分：行政區劃、代表會議、此次選舉、鄉蘇下的委員會、擴大紅軍、經濟生活、文化教育。其基本內容是：
關于行政區劃，“中央蘇區有名的上下才溪，屬于福建上杭縣的才溪區。才溪區自新劃行政區后分為下列8個鄉：上才溪、下才溪、嶺保、同康、曾坑、文才、大地、下王。”其中，上才溪523家，2318人，分為4村;下才溪503家，2610人，也分為4村。
關于上下才溪兩鄉的鄉蘇代表會議，是從代表數、代表團(代表主任)、代表與居民的關系、代表的政治表現、代表的調動與補選、女代表6個方面來展開論述的，“每個代表管轄的居民，有10多人的，20多人的，30多人的，40多人的，以50多人的為最多。”“去年10月選舉時，上才溪53個代表中，女的16個，占30%。下才溪73個代表中，女的21個，也是30%。補選以后，至今年10月選舉時，上才溪53個代表中，女的33個，差不多占了60%。下才溪73個代表中，女的43個，也是60%。”“村的代表主任制度及代表與居民發生固定關系的辦法，是蘇維埃組織與領導方面的一大進步。”“將鄉的全境劃分為若干村，依靠于民眾自己的鄉蘇代表及村的委員會與民眾團體在村的堅強領導，使全村民眾像網一樣組織于蘇維埃之下，去執行蘇維埃的一切工作任務，這是蘇維埃制度優勝于歷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顯的一個地方。長岡、才溪、石水等鄉的辦法，應該推行到全蘇區去。”
關于此次選舉，主要有如下情形：由選舉委員會領導選舉;在候選名單上，群眾在各人名下注意見的很多，兒童們也在注，注“好”、“不好”等字的多，注“同意”或“消極”的也有，有一人名下注著“官僚”二字;以鄉為單位開選民大會，鄉蘇報告工作;選舉大會，選民到80%，病的，放哨的，在合作社工作出外辦貨的，女子坐月的，共約20%沒有到，老人撐著棍子到會;為著選舉開的會很多：工會、貧農團、婦女會、互濟會、兒童團、少隊都開了會，黨團員會先開，有標語，有小冊子，所以今年的選舉宣傳，比去年普及得多，大多數人都了解選舉的意義;選舉期間，宣傳隊到各村宣傳，白天講演，夜間演戲;在選舉大會上還鼓動買公債，動員當紅軍等。“上下才溪的選舉是一般成功了的。他們的選舉宣傳，他們的組織候選名單與發動群眾對候選名單的批評，他們的聯系選舉于別項工作，他們的組織工人與女子當選，都充分執行了中央政府的選舉訓令，成為蘇區選舉運動的模范。”
關于鄉蘇下的委員會，有10多個，如擁護紅軍委員會、優待紅軍家屬委員會、查田委員會、選舉委員會、土地委員會、勞動委員會、山林委員會、逃兵歸隊委員會等，各委員會的委員人數不等，或上下才溪均5人，4村各一個委員會，委員也是5人;或兩鄉均為數人，村無。“鄉蘇維埃下許多委員會的組織及其領導，成為鄉蘇工作的重要一部分，在才溪鄉再一次證明了。中央政府已經采納各地的經驗，規定到地方蘇維埃組織法里面。那里規定鄉的委員會可以組織經常的與臨時的共20余個，依照各地工作情況，可以適當地給予增減。市區蘇維埃，則須適應城市的特點，組織若干不同于鄉的委員會。這一制度的明確的統一的建立，將使蘇維埃與民眾的關系更加密切，將使一切蘇維埃工作的執行得著雄厚的力量。一個問題，就是村亦應建立某些重要工作的委員會(各種有廣大會員的民眾團體，同樣應建立他們的村的領導機關)。因為如果只有鄉的委員會，在有一千人上下的廣大居民的鄉，是無法周密地進行工作的，許多村的委員會的建立，即可保證這一點。”
關于擴大紅軍，“全區以上下才溪兩鄉擴大紅軍成績最好。主要原因是優待紅軍家屬、慰勞紅軍工作歷來不錯。”即“(一)政治上的充分的宣傳鼓動，廢棄一切強迫辦法;(二)充分地優待紅軍家屬;(三)健全的編制與訓練地方武裝。”“上才溪全部青年壯年男子554人，出外當紅軍、做工作的485人，占88%。下才溪全部青年壯年男子765人，出外當紅軍、做工作的533人，也占了70%。這樣大數量地擴大紅軍，如果不從經濟上、生產上去徹底解決問題，是決然辦不到的。只有拿經濟上的動員配合著政治上的動員，才能造成擴大紅軍的熱潮，達到如像長岡鄉、才溪鄉一樣的成績。”
關于經濟生活，《才溪鄉調查》一文從勞動力問題、消費合作社、糧食合作社、犁牛合作社、日常生活、物價、經濟公債7個方面展開具體論述。
勞動力問題：大數量的青壯年男子出外當紅軍、做工作去了，因此，耕種主要依靠女子。“同時，‘老同志’精神很好，開山開嶺多是他們，一部分還可蒔田割禾。兒童又參加生產。因此，生產是在發展中。除了女子、老人、兒童參加生產之外，生產的發展還依靠于勞動力的相互調劑。一村中，勞動力有余之家，幫助不足之家。一鄉中，有余的村，幫助不足的村。一區中，有余的鄉，幫助不足的鄉。這樣，以區為單位調劑勞力，做勞動工，黨團員又做‘禮拜六’。因此，生產得著更大的發展。”“調劑勞動力的主要方法，是勞動合作社與耕田隊，其任務是幫助紅屬與群眾互助。”“勞動合作社統籌全局，鄉的勞動合作社委員會5人，主任籌劃一鄉。4村每村一個委員，籌劃一村。”“本鄉勞動合作社，1931年開始創設的。現在全蘇區實行的‘勞動互助社’，就是發源于此的。”
消費合作社：全區8鄉有14個消費合作社，上才溪2個，下才溪3個。加入消費合作社的人家，上才溪60%，下才溪90%。貨缺時，紅屬先買，社員后買，非社員再后買。“合作社第一好”是當時的普遍輿論。這樣，“賣‘外貨’的私人商店，除一家江西人開的藥店外，全區絕跡(逐漸削弱至此)，只圩日有個把子私人賣鹽的，但土產如豆腐等，私人賣的還有。”
糧食合作社：才溪糧食合作社原名糧食調劑局，1930年開始創設，由群眾募集股金。每鄉組織一個調劑局，全區8個局，共有股金1810元。“每年秋后收谷子量入谷倉，用鄉蘇長條標封。春夏出谷一次二次不定，由群眾決定，群眾需要了，即開倉出賣。大概每年3月蒔田時與5月青黃不接時，均是出谷時節。”
犁牛合作社：全區只上下才溪兩鄉組織了犁牛合作社，“兩鄉約20%的人家無牛，還沒有想出解決的辦法來。”
才溪人民的日常生活，“本地產米本來很少，故還需一半依靠雜糧，現在雜糧的生產也比以前多了。”暴動前和暴動后比，“吃飯改善了100%(3個月米飯與6個月米飯之比)。”“暴動前平均每人每兩年才能做一套衫褲，暴動后平均每人每年能做一套半，增加了200%。今年情形又改變，因為封鎖，布貴，平均每年只能做半套，恢復到暴動前。”“反革命使我們的衣服貴到如此程度!”由于國民黨對根據地不斷施行大規模的軍事圍剿和經濟封鎖，“暴動前5個人的家庭月吃鹽5斤者，今年11月只吃1斤。不打倒國民黨無鹽吃!”
才溪鄉的物價情況，谷、豬肉、雞、鴨、雞蛋、鴨蛋、豬油、石灰、豆子、煙、茶葉、菜油等，暴動前和暴動后比，前后略同;魚，暴動后因封鎖，九江(從武平縣轉)沒有魚苗來，塘是空的，無市;紙、木因不能出口，無市;“紙、木是本地最大出口，今均失敗。可惡的國民黨的封鎖!”鐵、布、鹽、洋油等，現均比暴動前貴一倍或數倍;“極大的問題是要打破封鎖。”現洋，“現只有蘇紙，現洋完全看不見了。又是國民黨搗亂!”
才溪鄉銷售經濟公債的情形，“新劃的才溪區，8個鄉，2188家，8782人，共承銷公債13600元。”上才溪銷4000元，下才溪銷4146元。“完全自動買，沒有強迫。沒有一次會不講經濟建設。因為縣貿易局建立，有了鹽布買，群眾更加認識經濟公債的重要了。”
“我們重復地說，只有經濟建設配合了政治動員，才能造成擴大紅軍的更高的熱潮，推動廣大群眾上前線去。”“勞動合作社(別地稱勞動互助組)、消費合作社、糧食合作社，組織了全鄉群眾的經濟生活，經濟上的組織性進到了很高的程度，成為全蘇區第一個光榮的模范。”這種經濟戰線上的成績，以及在兩鄉全人口4928人中，男子出去當紅軍、做工作的1018人，女子出去工作的有29人，“這一鐵的事實，給了我們一個有力的武器，去粉碎一切機會主義者的瞎說，如像說國內戰爭中經濟建設是不可能的，如像說蘇區群眾生活沒有改良，如像說群眾不愿意當紅軍，或者說擴大紅軍便沒有人生產了。我們鄭重介紹長岡鄉、才溪鄉、石水鄉的光榮成就于全體工農群眾之前，我們號召全蘇區幾千個鄉一齊學習這幾個鄉，使幾千個鄉都如同長岡、才溪、石水一樣，成為爭取全中國勝利的堅強的前進陣地。”
關于文化教育，上下才溪均設有日學、夜學、識字班、讀報團、俱樂部、墻報、識字牌等多個或多處，且有詳細的內容及具體的辦法規定等。
以上就是《才溪鄉調查》一文的全部主要內容。由于文中所述相當具體和瑣細，體現了毛澤東對底層群眾生活的細致關心和細致調查，以及對蘇區生產的周密安排。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凡是依靠人民群眾的方法，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工作的方法，就能動員人民的力量，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主動性和創造精神，就能在革命運動乃至共產主義運動中創造性地解決一切問題。《才溪鄉調查》為我們留下了一筆十分寶貴的精神財富。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年前的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蘇區中央局在寧都召開會議，在敵強我弱、敵大我小的情況下，王明“左”傾盲動主義的所謂“積極進攻戰略”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積極防御戰略”在前線的作戰方針問題上發生了“蘇區中央局從未有過的反傾向斗爭”，周恩來、朱德、王稼祥等主張讓毛澤東繼續留在前線，而“左”傾領導人則堅決主張調毛澤東到后方去做政府工作，接著便任命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的職務。寧都會議后，毛澤東同志實際上已經被解除了黨權和軍權，僅以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的名義，把他從前線調回了后方。毛澤東是著名的軍事戰略家，他卓越的軍事才能因此得不到發揮，致使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付出了失敗的沉重代價。“左”傾冒險主義者還積極推行“過左”的經濟政策，對鄉、村蘇維埃政權的具體實際的工作和內容卻是不管不問，對政府任務與計劃的執行也無好的措施和辦法，只知道一味地發布脫離實際的命令和決議。毛澤東的“注重調查，反對瞎說!”對當時“粉碎一切機會主義者的瞎說”，尤其振聾發聵;在當前深入貫徹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在推進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以及解決“三農”問題的實踐中，它將為我們提供一個或許是久違了的新思路;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的精神在當今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仍然具有非同凡響的意義。
毛澤東從“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原則出發，第一次闡述了“共產黨人從斗爭中創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線”，并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向全黨提出了解決思想路線、思想方法、學習方法的任務。
有人說，毛澤東是歷史力量的化身。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沒有任何人像毛澤東那樣深刻廣泛久遠地影響和改變了中國人的命運，并給整個世界以強烈的震撼。可以說，歷史老人選擇了他，勞動人民選擇了他，他領導勞動人民創造了新的歷史。
當年，才溪區曾有3000余名青壯年參加紅軍，占當地青壯年總數的80%。后來，才溪就有了“九軍十八師”的美譽。“九軍十八師”是一個英雄群體，是3000多名革命志士的杰出代表。據統計，才溪有少將以上的軍級干部是10名，副部級以上干部有4名，地師級干部為17名，人們把才溪譽為“將軍之鄉”。
才溪，是很著名的革命老區。毛澤東曾經3次深入到才溪鄉，寫下了光輝的《才溪鄉調查》，其意義重大，內涵豐富而深刻。值此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之際，我們要進一步弘揚才溪鄉調查精神，創新工作思路，更加奮發有為、兢兢業業地工作，為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勇做時代的尖兵和闖將。
第八節 《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
1940年12月4日，黨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在會上第一次比較集中地談到黨的歷史上的路線錯誤問題，特別是十年內戰后期的“左”傾錯誤及其給中國革命造成的危害。為引起全黨重視，毛澤東要求把反對教條主義問題提高到黨性高度來認識，切實改變理論脫離實際的狀況。經過慎重考慮，毛澤東做了兩件事：一是1941年，毛澤東決定出版主要由他在1930年～1934年間所作農村調查匯集成的《農村調查》一書，并為此寫了序言和跋。二是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議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指出理論研究有馬克思主義和主觀主義這兩種截然對立的態度，強調了實事求是的極端重要性。《〈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全文如下：
序言一
從1927年北伐戰爭期間起，到1934年離開中央蘇區為止，我親手從農村中收集的材料，現在僅剩下列各部分，(一)尋烏調查;(二)興國調查;(三)東塘等處調查;(四)木口村調查;(五)贛西南土地分配情形;(六)分青和出租問題;(七)江西土地斗爭中的錯誤;(八)分田后的富農問題;(九)兩個初期的土地法;(十)長岡鄉問題;(十一)才溪鄉調查。前后兩部分，曾在中共蘇區的《斗爭》報發表過，其余保存原稿，經過長征，尚未損失。此外的東西，就都損失了。其中最可惜的是，1927年春天在湖南做的長沙、湘潭、湘鄉、衡山、醴陵五縣調查，因許克祥叛變而損失;1928年春天在井岡山做的寧岡、永新兩縣調查，因井岡山失守而損失。這里存下來的，都是中央蘇區的材料，前九部分是屬于初期的土地革命，后兩部分是屬于深入了的土地革命。雖不完全，亦不見其一般。為免再損失，印出若干份，并供同志們參考。這是一種歷史材料，其中有些觀點是當時的意見，后來已經改變了。
序言二
現在黨的農村政策，不是十年內戰時期那樣的土地革命政策，而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全黨應該執行一九四○年七月七日和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中央指示，應該執行即將到來的七次大會的指示。所以印這個材料，是為了幫助同志們找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現在我們很多同志，還保存著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卻在那里擔負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對于中國各個社會階級的實際情況，沒有真正具體的了解，真正好的領導是不會有的。
要了解情況，唯一的方法是向社會作調查，調查社會各階級的生動情況。對于擔負指導工作的人來說，有計劃地抓住幾個城市、幾個鄉村，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即階級分析的方法，作幾次周密的調查，乃是了解情況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具有對中國社會問題的最基礎的知識。要做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沒有眼睛向下的興趣和決心，是一輩子也不會真正懂得中國的事情的。
第二是開調查會。東張西望，道聽途說，決然得不到什么完全的知識。我用開調查會的方法得來的材料，湖南的幾個，井岡山的幾個，都失掉了。這里印的，主要的是一個《興國調查》，一個《長岡鄉調查》和一個《才溪鄉調查》。開調查會，是最簡單易行又最忠實可靠的方法，我用這個方法得了很大的益處，這是比較什么大學還要高明的學校。到會的人，應是真正有經驗的中級和下級的干部，或老百姓。我在湖南五縣調查和井岡山兩縣調查，找的是各縣中級負責干部;尋烏調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級干部，一部分下級干部，一個窮秀才，一個破產了的商會會長，一個在知縣衙門管錢糧的已經失了業的小官吏。他們都給了我很多聞所未聞的知識。使我第一次懂得中國監獄全部腐敗情形的，是在湖南衡山縣作調查時該縣的一個小獄吏。興國調查和長岡、才溪兩鄉調查，找的是鄉級工作同志和普通農民。這些干部、農民、秀才、獄吏、商人和錢糧師爺，就是我的可敬愛的先生，我給他們當學生是必須恭謹勤勞和采取同志態度的，否則他們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盡。開調查會每次人不必多，三五個七八個人即夠。必須給予時間，必須有調查綱目，還必須自己口問手寫，并同到會人展開討論。因此，沒有滿腔的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須明白：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
我再度申明：出版這個參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個如何了解下層情況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們去記那些具體材料及其結論。一般地說，中國幼稚的資產階級還沒有來得及也永遠不可能替我們預備關于社會情況的較完備的甚至起碼的材料，如同歐美日本的資產階級那樣，所以我們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特殊地說，實際工作者須隨時去了解變化著的情況，這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也不能依靠別人預備的。所以，一切實際工作者必須向下作調查。對于只懂得理論不懂得實際情況的人，這種調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則他們就不能將理論和實際相聯系。“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句話，雖然曾經被人譏為“狹隘經驗論”的，我卻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堅持沒有調查是不可能有發言權的。有許多人，“下車伊始”，就哇喇哇喇地發議論，提意見，這也批評，那也指責，其實這種人十個有十個要失敗。因為這種議論或批評，沒有經過周密調查，不過是無知妄說。我們黨吃所謂“欽差大臣”的虧，是不可勝數的。而這種“欽差大臣”則是滿天飛，幾乎到處都有。斯大林的話說得對：“理論若不和革命實踐聯系起來，就會變成無對象的理論。”當然又是他的話對：“實踐若不以革命理論為指南，就會變成盲目的實踐。”除了盲目的、無前途的、無遠見的實際家，是不能叫做“狹隘經驗論”的。
我現在還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國事情和國際事情的必要，這是和我自己對于中國事情和國際事情依然還只是一知半解這種事實相關聯的，并非說我是什么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黨同志共同一起向群眾學習，繼續當一個小學生，這就是我的志愿。
跋
(1941年4月19日)
十年內戰時期的經驗，是現在抗日時期的最好的和最切近的參考。但這是指的關于如何聯系群眾和動員群眾反對敵人這一方面，而不是指的策略路線這一方面。黨的策略路線，在現在和過去是有原則區別的。在過去，是反對地主和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在現在，是聯合一切不反對抗日的地主和資產階級。就是在十年內戰的后期，對于向我們舉行武裝進攻的反動的政府和政黨，和對于在我們政權管轄下一切帶資本主義性的社會階層，沒有采取不同的政策，對于反動的政府和政黨中各個不同的派別間，也沒有采取不同的政策，這些也都是不正確的。那時，對于農民和城市下層小資產者以外的一切社會成分，執行了所謂“一切斗爭”的政策，這個政策無疑是錯誤了。在土地政策方面，對于十年內戰前期和中期所采取的、也分配給地主一份和農民同樣的土地、使他們從事耕種、以免流離失所或上山為匪破壞社會秩序，這樣的正確的政策，加以否定，也是錯誤的。現在，黨的政策必須與此不同，不是“一切斗爭，否認聯合”，也不是“一切聯合，否認斗爭”(如同一九二七年的陳獨秀主義那樣)，而是聯合一切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社會階層，同他們建立統一戰線，但對他們中間存在著的投降敵人和反共反人民的動搖性反動性方面，又應按其不同程度，同他們作各種不同形式的斗爭。現在的政策，是綜合“聯合”和“斗爭”的兩重性的政策。在勞動政策方面，是適當地改善工人生活和不妨礙資本主義經濟正當發展的兩重性的政策。在土地政策方面，是要求地主減租減息又規定農民部分地交租交息的兩重性的政策。在政治權利方面，是一切抗日的地主資本家都有和工人農民一樣的人身權利、政治權利和財產權利，但又防止他們可能的反革命行動的兩重性的政策。國營經濟和合作社經濟是應該發展的，但在目前的農村根據地內，主要的經濟成分，還不是國營的，而是私營的，而是讓自由資本主義經濟得著發展的機會，用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半封建制度。這是目前中國的最革命的政策，反對和阻礙這個政策的施行，無疑義地是錯誤的。嚴肅地堅決地保持共產黨員的共產主義的純潔性，和保護社會經濟中的有益的資本主義成分，并使其有一個適當的發展，是我們在抗日和建設民主共和國時期不可缺一的任務。在這個時期內一部分共產黨員被資產階級所腐化，在黨員中發生資本主義的思想，是可能的，我們必須和這種黨內的腐化思想作斗爭;但是不要把反對黨內資本主義思想的斗爭，錯誤地移到社會經濟方面，去反對資本主義的經濟成分。我們必須明確地分清這種界限。中國共產黨是在復雜的環境中工作，每個黨員，特別是干部，必須鍛煉自己成為懂得馬克思主義策略的戰士，片面地簡單地看問題，是無法使革命勝利的。
第九節中共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
(1941年8月1日)
在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特別是延安整風運動中，毛澤東反復強調了調查研究問題，并相繼提出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等著名論斷。調查研究，是毛澤東帶領中國共產黨人在實踐中探索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并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以及毛澤東政治經濟學形成的有效途徑。1941年7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8月1日，該決定和《中央關于實施調查研究的決定》一起公布。毛澤東關于調查研究的理論和決策意見第一次在全黨范圍內執行，中央和地方都成立了調查研究機構，促進了經常性調查的開展，全黨形成了調查研究之風。《中共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全文如下：
二十年來，我黨對于中國歷史、中國社會與國際情況的研究，雖然是逐漸進步的，逐漸增加其知識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粗枝大葉、不求甚解、自以為是、主觀主義、形式主義的作風，仍然在黨內嚴重地存在著。抗戰以來，我黨在了解日本、了解國民黨、了解社會情況諸方面是大進一步了，主觀主義、形式主義作風也減少了。但所了解者仍然多屬粗枝大葉的、漫畫式的，缺乏系統的周密的了解，主觀主義與形式主義作風并未徹底消滅。對于二十年來由于主觀主義與形式主義，由于幼稚無知識，使革命工作遭受損失的嚴重性，尚未被全黨領導機關及一切同志所徹底認識。到延安來報告工作的同志，其中的多數，對于他們自己從事工作區域的內外環境，不論在社會階級關系方面，在敵偽方面，在友黨友軍方面，在自己工作方面，均缺乏系統的周密的了解。黨內許多同志，還不了解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一真理。還不了解系統的周密的社會調查，是決定政策的基礎。還不知道領導機關的基本任務，就在于了解情況與掌握政策，而情況如不了解，則政策勢必錯誤。還不知道，不但日本帝國主義對于中國的調查研究，是如何的無微不至，就是國民黨對于國內外情況，亦比我黨所了解的豐富得多。還不知道，粗枝大葉、自以為是的主觀主義作風，就是黨性不純的第一個表現;而實事求是，理論與實際密切聯系，則是一個黨性堅強的黨員的起碼態度。我黨現在已是一個擔負著偉大革命任務的大政黨，必須力戒空疏，力戒膚淺，掃除主觀主義作風，采取具體辦法，加重對于歷史，對于環境，對于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具體情況的調查與研究，方能有效地組織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統治。為此目的，特決定辦法如下:
(一)中央設置調查研究機關，收集國內外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社會階級關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
(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獨立區域的區黨委或省委，八路軍、新四軍之高級機關，各根據地高級政府，均須設置調查研究機關，收集有關該地敵友我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社會階級關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為各該地工作的直接助手，同時供給中央以材料。
(三)關于收集材料的方法，舉例如下:第一，收集敵、友、我三方關于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社會階級關系的各種報紙、刊物、書籍，加以采錄、編輯與研究。第二，邀集有經驗的人開調查會，每次三五人至七八人，調查一鄉、一區、一縣、一城、一鎮、一軍、一師、一工廠、一商店、一學校、一問題(例如土地問題、勞動問題、游民問題、會門問題)的典型。從研究典型著手是最切實的辦法，由一典型再及另一典型。第三，在農村中，應著重對于地主、富農、商人、中農、貧農、雇農、手工工人、游民等各階層生活情況及其相互關系的詳細調查;在城市中，應著重對于買辦大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貧民群眾、游民群眾及無產階級的生活情況及其相互關系的詳細調查。第四，利用各種干部會、代表會收集材料。第五，寫名人列傳。凡地主、資本家財產五萬元以上者，敵軍、偽軍、友軍團長以上的軍官，敵區、友區縣長以上的官長，敵黨、偽黨、友黨縣以上的負責人，名流、學者、文化人、新聞記者在一縣內外聞名者，會門首領、教派首領、流氓頭、土匪頭、名優、名娼，以及在華外人活動分子，替他們每人寫一數百字到數千字的傳記。此種傳記，要責成地委及縣委同志分負責任，傳記內容須切合本人實際。同時注意收集各種人員的照片。第六，個別口頭詢問。或派人去問，或調人來問，問干部、問工人、問農民、問文化人、問商人、問官吏、問流氓、問俘虜、問同情者，均屬之。第七，收集縣志、府志、省志、家譜，加以研究。
(四)除中央及各地的調查研究機關外，必須動員全黨、全軍及政府之各級機關及全體同志，著重對于敵友我各方情況的調查研究，并供給上級調查研究機關以材料。
(五)向各級在職干部與訓練干部的學校，進行關于了解客觀情況(敵、友、我三方)的教育。鼓勵那些了解客觀情況較多較好的同志，批評那些尚空談不實際的同志;鼓勵那些既了解情況又注意政策的同志，批評那些既不了解情況又不注意政策的同志。使這種了解情況、注意政策的風氣，與學習馬列主義理論的風氣密切聯系起來。在學習中反對不管實際只記條文的風氣，反對將學習馬列主義原理原則與了解中國社會情況、解決中國革命問題互相脫節的惡劣現象。要提倡干部與學生看報，指導看報方法，指導他們分析時局的每一變動。要供給干部與學生關于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各種情況的實際材料，把講授與研究這些材料及其結論當作正式課程，給與必要時間，并實行考績。
(六)責成各級黨部將本決定與中央七月一日所發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聯系起來，向黨的委員會及干部會議作報告，并討論實施辦法。
第十節 關于農村調查
(1941年9月13日)
這是毛澤東1941年 9月在延安對中共中央婦女工作委員會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聯合組成的婦女生活調查團的講話。是繼《反對本本主義》和《〈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之后對農村社會調查工作的進一步論述。1978年12月《中國婦女》雜志首次公開發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單行本。1982年收入中國共產黨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的《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該講話中著重提出調查研究必須堅持對立統一和階級斗爭的觀點;調查要全面地詳細地占有材料，但一定要抓住要點或特點;對調查得來的材料要應用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法和綜合法加以研究，先分析而后綜合，找出事物運動的規律，獲得對事物的全面的正確的了解。講話還對怎樣開調查會，怎樣找調查的典型，如何收集和整理材料，怎樣使對方說真話等問題作了說明，同時指出調查研究工作要長期地耐心地有步驟地去做，“今天需要我們調查，將來我們的兒子、孫子，也要作調查，然后，才能不斷地認識新的事物，獲得新的知識”。關于農村調查的講話全文如下：
一、情況是逐漸了解的，需要繼續不斷的努力
認識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馬克思、恩格斯努力終生，作了許多調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學的共產主義。列寧、斯大林也同樣作了許多調查。
中國革命也需要作調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國是個什么東西(中國的過去、現在及將來)。可惜很多同志常是主觀主義，自以為是，完全不重視調查研究工作。
我們是信奉科學的，不相信神學。所以，我們的調查工作要面向下層，而不是幻想。同時，我們又相信事物是運動的，變化著的，進步著的。因此，我們的調查，也是長期的。今天需要我們調查，將來我們的兒子、孫子，也要作調查，然后，才能不斷地認識新的事物，獲得新的知識。
我們的調查工作，是要有耐心地、有步驟地去作，不要性急。我自己認識農村，就是經過好幾年的功夫的。
記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階級斗爭》，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和一個英國人作的《社會主義史》，我才知道人類自有史以來就有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初步地得到認識問題的方法論。可是這些書上，并沒有中國的湖南、湖北，也沒有中國的蔣介石和陳獨秀。我只取了它四個字:“階級斗爭”，老老實實地來開始研究實際的階級斗爭。我做了四個月的農民運動，得知了各階級的一些情況，可是這種了解是異常膚淺的，一點不深刻。后來，中央要我管理農民運動。我下了一個決心，走了一個月零兩天，調查了長沙、湘潭、湘鄉、衡山、醴陵五縣。這五縣正是當時農民運動很高漲的地方，許多農民都加入了農民協會。國民黨罵我們“過火”，罵我們是“游民行動”，罵農民把大地主小姐的床滾臟了是“過火”。其實，以我調查后看來，也并不都是像他們所說的“過火”，而是必然的，必需的。因為農民太痛苦了。我看受幾千年壓迫的農民，翻過身來，有點“過火”是不可免的，在小姐的床上多滾幾下子也不妨哩!
不過，在當時我對于農村階級的結合，仍不是十分了解的。到井岡山之后，我作了尋烏調查，才弄清了富農與地主的問題，提出解決富農問題的辦法，不僅要抽多補少，而且要抽肥補瘦，這樣才能使富農、中農、貧農、雇農都過活下去。假若對地主一點土地也不分，叫他們去喝西北風，對富農也只給一些壞田，使他們半饑半飽，逼得富農造反，貧農、雇農一定陷于孤立。當時有人罵我是富農路線，我看在當時只有我這辦法是正確的。當然，今天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是剝奪地主、富農的所有權，而是減租減息。否則，是不能團結他們抗日的。
貧農與雇農的問題，是在興國調查之后才弄清楚的，那時才使我知道貧農團在分配土地過程中的重要性。
所以，從我個人調查農村來說，是經過了六七年的時間的。現在你們有了過去同志們的經驗，都可以走直路了，可以把六七年的工作，在幾個月內完成。今天同志們的任務是腳踏實地去鉆，去努力，只要不整天睡覺，一天就六小時的工作，也是可以獲得很多成績的，但需繼續不斷的努力。
二、方法
1.對立統一，階級斗爭，是我們辦事的兩個出發點。當我們觀察一件事物時，第一步的觀察只能看到這件事物的大體輪廓，形成一般概念。好比一個初來延安的人，開始他對延安的認識只是一般的、籠統的。可是當他參觀了抗大、女大以及延安的各機關學校之后，他采取了第二個步驟，用分析方法把延安的各部分有秩序地加以細細的研究和分析。然后第三步再用綜合法把對各部分的分析加以綜合，得出整體的延安。這時認識的延安就與初來時認識的延安不同，他開始看見的是整個的延安，現在看見的也是整個的延安，但與開始的了解不同了，現在他對延安就有了科學的認識和具體的了解。觀察一個農村，也同樣是如此。
馬克思的《資本論》就是用這種方法來寫成的，先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各部分，然后加以綜合，得出資本主義運動的規律來。
這里特別要注意的是分析。應該是分析而又綜合，就是在第二步驟的分析中，也有小的綜合。古人說:文章之道，有開有合。這個說法是對的。蘇東坡用“八面受敵”法研究歷史，用“八面受敵”法研究宋朝，也是對的。今天我們研究中國社會，也要用個“四面受敵”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軍事的四個部分來研究，得出中國革命的結論。
如果我們觀察問題是走馬看花的，各樣都弄一點，這只是空花費了時間，一事無成。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握住這方面的觀點，這種觀點，就是對立統一和階級斗爭。像我上面剛才講的分析法和綜合法，就是用這觀點。假如同志們把這觀點用去分析農村，你就可以知道農村有些什么階級，它們主要的特點是什么，以及它們彼此的關系怎樣。同志們給我的問題中，有問到什么是富農。我以為地主是以收租為主;富農是以雇工為主，自己參加勞動;中農是以不出賣勞動力為主，經營自己的土地;貧農是一定要出賣勞動力，靠自己的土地不夠生活;雇農完全出賣勞動力，沒有土地。當然，這是指它們的主要標志。
這樣分析了農村中的各個階級、階層及其生活概況，然后才能對農村有正確的全面的了解。
我們要用鉆研的方法來分析客觀，分析階級。對實際問題不應當熟視無睹，應當搗毀“牛皮公司”，應當經過自己頭腦深思熟慮，應當把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
一九○五年，列寧說推翻沙皇政府，俄國要組織工農政府，而托洛茨基則認為只能組織工人政府。這就是托洛茨基沒有把理論與實踐真正地結合起來。我們應當從實踐中找出事物運動的規律來，產生新的理論。如中國抗戰的持久性，長期性，就是抗戰的規律。今天同志們下鄉去調查，就應該以這種觀點和方法指導自己的實踐，另方面又從實踐中不斷地充實自己的理論。
2.詳細地占有材料，抓住要點。材料是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點或特點(矛盾的主導方面)。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列寧研究帝國主義，都是收集了很多統計和材料，但并不是全部采取，而只是采取最能表現特點的一部分。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但就有同志要問:“十樣事物，我調查了九樣，只有一樣沒有調查，有沒有發言權?”我以為如果你調查的九樣都是一些次要的東西，把主要的東西都丟掉了，那末，仍舊是沒有發言權。
今天中國主要的矛盾是民族矛盾，階級矛盾成為次要的。西安事變前主要矛盾在國共兩黨之間，而西安事變后，主要矛盾則在中日之間。因此，今天無論解決任何問題，都應該以這個主要矛盾作為認識問題和解決問題的出發點。假若丟掉主要矛盾，而去研究細微末節，猶如見樹木而不見森林，仍是無發言權的。
所以，我們做綜合工作時，不要陷于狹隘的經驗論。
二、答復幾個問題
同志們提了很多問題，只能答復一部分。有些問題也不能答復，因為要全部答復了，同志們便可以不必下鄉。而這許多問題又必須親自下鄉調查后才能了解，依據不同的具體對象和情況，而有不同的解決。
怎樣開調查會?一個調查會不僅提出問題，而且要有解決問題的方法。參加調查會最好有三五人。我在興國調查中，知道地主占有土地達百分之四十，富農占有土地達百分之三十，地主、富農所共有的公堂土地為百分之十，總計地主與富農占有土地百分之八十，中農、貧農只占有百分之二十。但是，地主人口不過百分之一，富農人口不過百分之五，而貧農、中農人口則占百分之八十。一方面以百分之六的人口占有土地百分之八十，另方面以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則僅占有土地百分之二十。因此得出的結論，只有兩個字:革命。因而也益增革命的信心，相信這個革命是能獲得百分之八十以上人民的擁護和贊助的。
怎樣找調查的典型?調查的典型可以分為三種:一、先進的，二、中間的，三、落后的。如果能依據這種分類，每類調查兩三個，即可知一般的情形了。
如何收集和整理材料?都必須自己親身去做，在做的過程中找出經驗來，用這些經驗再隨時去改進以后的調查和整理材料的工作。
怎樣使對方說真話?各個人特點不同，因此，要采取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但是，主要的一點是要和群眾做朋友，而不是去做偵探，使人家討厭。群眾不講真話，是因為他們不知道你的來意究竟是否于他們有利。要在談話過程中和做朋友的過程中，給他們一些時間摸索你的心，逐漸地讓他們能夠了解你的真意，把你當做好朋友看，然后才能調查出真情況來。群眾不講真話，不怪群眾，只怪自己。
我在興國調查中，請了幾個農民來談話。開始時，他們很疑懼，不知我究竟要把他們怎么樣。所以，第一天只是談點家常事，他們臉上沒有一點笑容，也不多講。后來，請他們吃了飯，晚上又給他們寬大溫暖的被子睡覺，這樣使他們開始了解我的真意，慢慢有點笑容，說得也較多。到后來，我們簡直毫無拘束，大家熱烈地討論，無話不談，親切得像自家人一樣。
其他問題也不必多談，還是讓你們早日下去親自調查為好。
第十一節 大興調查研究之風
(1961年1月13日)
1960年12月24日到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會議議程有三項：1關于農村整風整社和糾正“五風”問題(“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干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2關于一九六一年國民經濟計劃問題;3關于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的報告。由于面臨著嚴重的經濟困難，大家頭腦都比較冷靜，能夠面對現實，和衷共濟地為克服暫時困難而共謀大計。會議期間毛澤東聽了五次匯報，經過充分討論、醞釀和思考，毛澤東關于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理論逐漸形成。在中央工作會議最后的一天，一月十三日，發表了以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為主旨的講話。1961年1月，在黨的八屆九中全會以及此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多次發表講話，要求全黨恢復實事求是、調查研究的作風。他希望與會者回去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隨后，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省、市、區黨委致信，并附上1930年毛澤東寫的《關于調查工作》(即《反對本本主義》)一文，要求縣以上各級領導機關聯系實際認真學習。講話摘編如下：
這一次中央工作會議，開得比過去都要好一些，大家的頭腦比較清醒一些。比如關于冷熱結合幾個問題，過去總是冷得不夠，熱得多了一點，這一次結合得比過去有進步，對問題有分析，情況比較摸底。當然，現在有許多情況，就中央和省一級來說，還是不摸底。我們是向著摸清底的方向去做，這就進了一步。省委的書記、常委、委員，包括地委第一書記，他們就摸底嗎?如果摸底就不成問題了。但是應該說，也比過去進了一步，在動、在用試點的方法去了解情況。
我希望同志們回去之后，要搞調查研究，把小事撇開，用一部分時間，帶幾個助手，去調查研究一、兩個生產隊，一、兩個公社。在城市要徹底調查一、兩個工廠，一、兩個城市人民公社。一個省委第一書記，又要調查農村又要調查城市，這就要好好部署一下。去做調查，就是要使自己心里有底，沒有底是不能行動的。了解情況，要用眼睛看，要用口問，要用手記。談話的時候還要會談，不然就會受騙。要看群眾是不是面有菜色，群眾的糧食究竟是很缺，還是夠，還是很夠，這是看得出來的。
這些年來，我們的同志調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調查研究工作，只憑想像和估計辦事，我們的工作就沒有基礎。所以，請同志們回去以后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沒有把握就不要下決心。調查研究工作，并不那么困難，時間并不要那么多，調查的單位也不要那么多。比如，在農村搞一、兩個生產隊，一、兩個公社，在城市搞一、兩個工廠，一、兩個商店，一、兩個學校，加在一起也只有十個左右。這些調查并不都要自己親身去搞。自己親身搞的，農村有一、兩個，城市有一、兩個就夠了。要組織調查研究的班子，指導他們去搞。比如寶抵縣江石窩的調查，就不是我們中央去搞的，是中央農村工作部搞的。我看，這是他們的一大功勞。沔陽縣通海口的材料，是湖北省的同志搞的，信陽的調查，是信陽地委搞的;靈寶縣的調查，是河南省委的同志搞的。調查研究極為重要，要學會所有的省委書記加上省委常委、省一級和省的各個部門的負責同志、地委書記、縣委書記、公社黨委書記做調查研究。他們不做調查，情況就不清楚。公社內部平調的情況，公社的黨委書記不一定都知道。一個公社平均有三十個生產隊左右，他怎么會知道那么多呢?不可能嘛!但是，有一個辦法，三十個生產隊，他調查三個就行了，一個最壞的，一個中等的，一個最好的。
我們講情況明，決心大，辦法對，要有這三條。
第一條情況明。這是一切工作的基礎，情況不明，一切無從著手。因此要摸清情況，要做調查研究。
第二條決心大。這個會議我們開了二十幾天，情況逐步明了了，決心逐步增大了，但是決心還是參差不齊。有些同志講到要破產還債。這句話講的不那么好聽就是了，實際上就是要破產還債。縣、社兩級，如果為了還債，破產了，那就再白手起家。無產階級不能剝奪勞動者，不能剝奪農村和城市小生產者，只能剝奪剝奪者這是一條基本原則。資產階級、地主階級是剝奪勞動人民的，他們使那些小生產者破產，才有了無產階級。他們剝奪的方法比我們一些人“高明”一點。他們是逐步逐步地使小生產者欠賬、破產，而我們一些人是一下子就把人家的東西拿過來。因為這種方法來建立社有經濟、國有經濟是不行的。比如收購農副產品壓級壓價，非常不等價，搞得太兇，脫離群眾。執行原則，這個話好講，我們許多同志也是懂得的，但實行起來就比較困難了。
現在，是不是所有的省委第一書記都有那么大的決心破產還債呢?我看還要看。將來會出現各省參差不齊的情況，這也是不平衡規律。要看究竟那些省破產還債，徹底退賠，能將農民群眾團結在自己周圍。一個省內幾十個縣或者一百多個縣里頭，也會出現參差不齊的情況的。
第三條方法對。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我們做調查研究比較認真一些，注意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通過調查研究，情況明了來下決心，決心就大，方法也就對。方法就是措施、辦法，實現方針、政策要有一套方法。這三條里頭沒有提方針、政策，因為我們已經有了方針、政策。有了好的方針、政策。你情況不明，決心不大，方法不對，還是等于沒有。鄭州會議的方針政策是對的，只有一條不對，就是不要算賬。鄭州會議是3月底開完的。有浙江的經驗，有麻城的經驗，到了4月上海會議就搞了十八條，決定舊賬堅決要算。我寫的那個批語還早嘛。那兩個月我動筆批的文字有兩萬字以上。打筆墨官司沒有多少用，兩萬字也好，再加一倍也好，不起作用。底下縣、社、隊封鎖，你有什么辦法。我們的省、地兩級沒有像現在這么一致的認識：有個同志講，鄭州會議是壓服的，不是說服的。那也是了，那個時候認識上有個距離。
關于農業，我只講這么一點。
工業呢?我們已經摸了一些底，還要繼續摸底。大體上今年的盤子，要編短基本建設戰線，編短工業戰線，編短重工業戰線。除了煤炭、木材、礦山、鐵道等，別的都要縮短。特別是要縮短基本建設戰線，今年不搞新的基建，只搞正在建設的或需建的項目;還在建設的和急需建的項目也不是今年統統都搞，其中有一部分今年也不搞，瘌痢頭就讓他瘌痢頭。
至于長遠計劃，現在還作不出來。我們還要再搞十年才能作。
現在看來，搞社會主義建設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辦不成事，越急就越辦不成，不如緩一點，波浪式地向前發展。這同人走路一樣，走一陣要休息一下。軍隊行軍有大休息、小休息，勞逸結合，有勞有逸。兩個戰役之間也要休息整頓。我們這次會開了二十多天了，當然相當累了，但也不是每天上午、下午、晚上都開會。這次會不算“神仙會”，是相當緊張的會，但也不那么十分緊張，文件也比較少。過去我們開一次會議，決議很多，以為這些決議會靈，其實并不那么靈。會議的決議，多不一定靈，少也不一定靈，關鍵還是在于情況明不明，決心大不大，辦法對不對。
今天看了一條消息，說西德去年搞了三千四百萬噸鋼，英國去年鋼產量是兩千四百萬噸，法國前年搞了一千六百萬噸，去年是一千七百萬噸。他們都是搞了很多年才達到的。我看我們搞幾年慢騰騰的，然后再說。今年、明年、后年搞扎實一點。不要圖虛名而招實禍。我們要做鞏固工作，提高產品質量，增加品種、規格，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勞動生產率。
總之，我們對國內情況還是不太明，決心也不大，方法也不那么對。我們要分批摸各省、市、自治區的底，二十七個地方分開來摸。每一個省、每一個市、每一個自治區又按地、縣、公社分頭去摸。今年搞一個實事求是年好不好?河北省有個河間縣，漢朝封了一個王叫河間獻王。班固在《漢書·河間獻王劉德》中說他“實事求是”，這句話一直流傳到現在。提出今年搞個實事求是年，當然不是講我們過去根本一點也不實事求是。我們黨是有實事求是傳統的，就是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但是建國以來，特別是最近幾年，我們對實際情況不太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這個人就是官做大了，我從前在江西那樣的調查研究，現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點，這個會開完，我想去一個地方，做點調查研究工作。不然，對實際情況就不摸底。不摸清一個農村公社，不摸清一個城市公社，不摸清一個工廠，不摸清一個學校，不摸清一個商店，不摸清一個連隊，就不行。其實，摸清這么幾個單位的情況就差不多了。
現在我們看出了一個方向，就是同志們要把實事求是的精神恢復起來了。
第十二節 關于反對兩個平均主義的調查
劉、周、陳、鄧、彭五位同志，以及北京會議各同志：
今天派陶鑄同志到你們那里來，向你們作報告，并向到北三區會議的同志們提出一些建議，以供參考。大隊內部生產隊與生產隊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生產隊(過去小隊)內部人與人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是兩個極端嚴重的大問題，希望在北京會議上討論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導各級第一書記認真切實調查一下。不親身調查不會懂得的，是不能解決這兩個重大問題的(別的重大問題也一樣)，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調動群眾的積極性的。也希望鄧小平、彭真兩位同志在今后抽出一點時間(例如十天左右)，去密云、順義、懷柔等處同社員、小隊級、大隊級、公社級、縣級公開(不要各級集合)調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數，好做指導工作。我看你們對于上述兩個平均主義問題，至今還是不甚了了，不是嗎?我說錯了嗎?省、地、縣、社的第一書記大都也是如此，總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務工作，不作親身的典型調查，滿足于在會議上聽地、縣兩級的報告，滿足于看地、縣的書面報告，或者滿足于走馬看花的調查。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樣犯了的。我希望同志們從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當然要堅決改正。你們為什么那樣忙呢?開三天會太少了，至少五天到七天才行。為什么南方三區反倒不忙，開七天，北方三區倒那樣忙呢?因此，派陶鑄同志到你們處走一遭。今天去，明天回。另派唐魯言同志于幾天后回北京，去作北方的調查工作。我的那篇《關于調查工作》的文章也請同志們研究一下，那里提出的問題是作系統的親身出馬的調查，而不是老爸爺式的調查，因此建議同志們研究一下。可以提出反對意見，但不要置之不理。
毛澤東
1961年3月13日上午八時，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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