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4日的傍晚，我突然接到若昕的電話，告以先生已于上午仙逝。我站在路邊電話亭的高臺上，聽任冬天的寒風吹拂，心頭的記憶卻怎么也連不成片。為先生的喪事和紀念活動而奔波，勞人碌碌，回憶卻如冬天的枯草一般僵臥著。”(汪暉)　　

唐弢(1913-1992)，原名端毅，曾用筆名風子、晦庵、韋長、仇如山、桑天等，魯迅研究和現代文學研究的奠基人和開拓者、現代文學史家，浙江鎮海人。1933年起在《申報》副刊《自由談》發表散文和雜文，并因此而結識魯迅。抗日戰爭爆發后，唐弢留在上海支持《魯迅風》周刊、編輯《文藝界叢刊》。新中國成立后，他歷任復旦大學和上海戲劇專科學校教授、華東軍陣委員會文化部文物處副處長、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長、《文藝月報》副主編等職。1959年任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1978年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碩士生和博士生導師。圖：1984年4月采訪唐弢，李輝 攝

　　今天，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唐弢先生的忌日。活字君重推唐弢先生的學生——學者汪暉的懷念文章《“火湖”在前——記唐弢》。

　　在汪暉心中，唐弢先生是一位“一切以探求真理為目標而不是把真理據為己有的真正的學者”，但“先生活得太累，牽系于中國、于現世的太多”，“即使讓先生如死火般地復活，他也不會是一個純粹的寧靜的學者，他還會說：那我就不如燒完。”

　　“火湖”在前——記唐弢

　　文|汪暉　　

　　汪暉(1959-)，江蘇揚州人，清華大學教授，研究領域為思想史和當代思想文化。1985年考取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師從唐弢教授攻讀博士學位。1991年與友人共同創辦《學人》叢刊，1996年至2007年擔任《讀書》雜志主編。2002年受聘清華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教授。曾先后在哈佛大學、加州大學、北歐亞洲研究所、華盛頓大學等大學和研究機構擔任研究員、訪問教授。出版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無地仿徨：“五四”及其回聲》《汪輝自選集》《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等著作。

　　我早想寫點關于唐弢先生的文字，在他生前，在他走后，這想頭像擺脫不開的灰色的影子時時追逼著我。在秦嶺深處，多少次抬頭望著遠處無盡的靜穆的山巒，聽著淅淅瀝瀝的冷雨，心中只能憶起告別時的場景：先生走近我，神色黯然地說：“我一向不愿占去你寫作的時間，但早知如此，不如留在北京幫我寫魯迅傳”;又拉著我的手說：“或許你回來時，就見不到我了。我老了。”他的聲音在我的雨中的記憶里是悲涼的，那時先生果然已長臥病榻，在生命的盡頭孤獨地掙扎。得到先生病危的訊息是一個煙雨迷蒙的早晨，我從山中星夜趕回北京，但他雙目緊閉，對我的呼喚毫無反應。　　

　　與唐弢師，1988年

　　今年的春天來得真早，但先生已命歸黃泉;想起先生的晚年，每天從早至晚，獨坐燈下，苦思冥想，寫作不輟;想起他病中的生活，每日頑強地掙扎，時好時壞，充滿了痛苦與渴望，仿佛一個孤獨的、注定要失敗的登山者。我默默地想：或許只有在死亡的深淵中，他才能得到休息。先生不是他所喜愛的魏晉名士式的人物，而是一個入世的、始終關注著現實的人，雖然他的心底里蕩漾著浪漫的詩意。不止一次，在他的書房里，他說到高興處竟搖頭晃腦地背誦戴望舒、徐志摩、孫大雨等現代詩人的詩，那聲音洪亮又帶著濃厚的鎮海鄉音：

　　飛著，飛著，春、夏、秋、冬，

　　晝，夜，沒有休止，

　　華羽的樂園鳥，

　　這是幸福的云游呢，

　　還是永恒的苦役?

　　......

　　假使你是從樂園里來的，

　　可以對我們說嗎，

　　華羽的樂園鳥，

　　自從亞當、夏娃被逐后，

　　那天上的花園已荒蕪到怎樣了?

　　我知道，先生的心里從未失去過對遙遠的生活的幻想，他不自禁地問：自從亞當、夏娃被逐后，那天上的花園已荒蕪到怎樣了?不過先生又總是立刻從幻想中回到現實，他自己說，由于他的出身和經歷，他離“天上的花園”遠了一點，他的腳踩在中國的大地上，和農民父兄們一同熬煎著苦難。在劍橋訪問(1983年)時，他情不自禁地想起徐志摩，幾乎為志摩的詩的想象所覆蓋，但靜下一想，卻又覺得志摩“仰臥著看天空的行云”時候多，而很少“反仆著摟抱大地的溫軟”;他吟味著志摩的“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來;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云彩”，卻又覺得在歷史的重軛下不該如此的輕松灑脫。我私心里覺得，先生活得太累，牽系于中國、于現世的太多，這于他的詩情、他的學者生涯的充分發揮未必都是益處。當我看著先生那樣認真地放下手頭的工作去參加各種會議時，當我發現即使焦唇敝舌也不能勸阻他寫那些與現實相關的短文時，當我發現到了晚年，他的性情變得急切而且更加直言不諱時，我每每地覺得他太認真。舉世滔滔，奔走相競;清流濁流，何時能分?有時我真想問一句：自從亞當、夏娃被逐后，那天上的花園已經荒蕪到怎樣了?

　　先生那時是不會回答的，但現在，我想先生一定知道答案。不過，我忍不住地問：在茫茫的青空中，也覺得你的路途寂寞嗎?

　　我聽不到先生的回答。但我知道先生生前時時是憂郁的，雖然他總是面帶微笑，聲如洪鐘，不失學者的優雅風度。記得是在1988年的年底，我陪先生住在賓館里寫《魯迅——一個偉大的悲劇的靈魂》，每晚躺在床上，在暗中聽先生講他的過去：他的童年，他的寄人籬下的少年，他靠自學走上文學道路的數倍于人的艱辛，以及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文壇掌故......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談到幾十年來在中國的殘酷的政治斗爭和復雜的人際關系中的經歷，當說到朋友間的友誼和失和時，我感到他心里有一種很深的隱痛。在黑暗中，我看著先生斜支起身體，聲調變得急切而復雜;我知道，我太年輕了，年輕到一句話也說不出的程度。我也向先生談過我對生活的想法，不想先生卻覺得我的想法過于復雜，這才知道心中存著天上的樂園的我，其實更深地、幾乎是宿命般地陷于現世的泥淖。先生事后給我寫了封信，說：

　　昨天談話，我覺得很好，可以增進彼此了解，我似乎覺得連心也貼近了一步。我至今還不明白，像你那樣年齡、環境，為什么有那樣復雜獨特的想法。你對問題不隨便放過，這當然是主要的一面，但什么使你有這樣習慣的呢?我年輕時性格內向，喜歡沉思而不多開口，原因是多年來一直寄人籬下(我從14歲即寄活別人家里)，不得不時時約束自己。你呢?為什么會有那樣奇特的想法?我認為一個有社會感和時代意識而生在中國(包括大作家、大詩人)的人，要不憂郁、孤獨，實在困難(你看，我仍不免要提及時代)。時代如此，不過每個人的表現又各不相同。......魯迅對中國社會的思考的確比現在一般研究者所說的要深刻的多，但千萬不要將他放在悲觀絕望的深淵中，我想你是不會的，你沒有忘記他對悲觀絕望的反抗。

　　可是，先生，您在病倒之前，為什么又那樣迷惘呢?您分明地說：您一生中有過許多挫折，幾入絕望之境，但您終于沒有失去過信心，而現在，您卻有些理不清頭緒了。其實我自以為是理解的。您不是說過：一個生在中國而又有社會感、時代感的人，要不憂郁、不孤獨，實在困難么?倘若這人的心底里又追念著那個永遠不能抵達的荒蕪的花園，那么他將承受怎樣的內心的折磨——不單是對現世的感受，而且還有內省時的痛楚?

　　晚年的先生時時說起生老病死，但不知怎的，在我的記憶里，那聲調總和他誦讀《樂園鳥》的抒情的聲音纏在一起。也許這兩種情境都來自一個經歷了現世苦難的人面對天國時的虔誠。我知道，對于死，先生是坦然的。他說過，我做得太少，也太貧乏了，如果靈魂必須受審，我便是自己靈魂的審判者，“火湖”在前，我將毫不遲疑地縱身跳下去，而將一塊干凈的白地留給后人。

　　先生又一次提到了“火湖”這個圣經上的詞，那英文是：And whosoever was not found written in the book of life was cast into the lake of fire。66年前，唐弢先生曾被他的英國老師勃朗夫人叫起來分析這個句子，而學校外面正響著緊密的槍聲。年輕的先生用不很純粹的英語答非所問地說：

　　在我開始分析之前，先得把這句話的意義弄清楚，這是靈魂受審時的規則：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現在，火湖就在眼前，可是我們的名字呢?題在生命冊上了嗎?

　　也許我能理解，先生為什么總是不能克制地寫那些在別人看來是“應景”的文字，而終于沒有完成他個人處心積慮的愿望——他的魯迅傳和文學史。因為，六十余年來，那“火湖”總在面前，烈焰在他前后激蕩，他怎能那樣靜穆地在生命冊上從容刻寫他的名字呢?

　　但我心底里還有一個冷酷的聲音：這是先生的不幸，但不幸的不只是先生。

　　今年1月4日的傍晚，我突然接到若昕的電話，告以先生已于上午仙逝。我站在路邊電話亭的高臺上，聽任冬天的寒風吹拂，心頭的記憶卻怎么也連不成片。為先生的喪事和紀念活動而奔波，勞人碌碌，回憶卻如冬天的枯草一般僵臥著。紀念性的學術討論會開得隆重，那么多師友寫了文章，先生的四十余本著作俱在，我又何必多言呢?直到聽說有人指責先生晚年培養的博士生并非“接班人”而是“掘墓人”時，我的記憶才如越冬的枯草一般蘇生過來，像是要藐視那些匿名的孱頭們。但記憶依舊是零落的，就像魯迅先生形容的那樣：好像被刀刮過了的魚鱗，有些還留在身體上，有些是掉在水里了，將水一攪，有幾片還會翻騰，閃爍，然而中間混著血絲，連我自己也怕得因此污了鑒賞家的眼目。

　　在我的印象里，先生的學術有兩塊基石：一是史，一是詩。

　　在他看來，一個從事文學工作的人，可以不寫小說，不寫散文，但倘不寫點詩，那就不必搞文學了;而一個研究者，又必須多讀史，從歷史中總結出理論，所以他又一再推崇章學誠的“六經皆史”。不過，我覺得，史也好，詩也好，在先生那里又總是立足于最日常的現實生活。他喜歡說魯迅小說的現實主義是開放的，因為映現著中國的歷史生活，又充滿了詩情。追隨先生學習的幾年，我自覺學到的并非具體的東西，而是一種觀察人世的方式：從最日常的現實關系中審視對象，又從超越了這種現實關系的位置上審視對象。先生的嚴正與寬容似乎來自一種切身的體驗。先生論林語堂，以為他把紳士鬼和流氓鬼萃于一身，他覺得林語堂先生有正義感，比許多文人更強烈的正義感，同時又十分頑固，和他同鄉前輩辜鴻銘一樣冥頑不化，例如明知沒有的事，卻要批評什么“馬克思生理學家”、“馬克思列寧自然科學”。不過先生并不就此把林先生說得一無是處，他從林先生無中生有、深文周納卻又沾沾自喜的神態中看到了一種“詩意”：林先生是天真的，雖然偏頗，只要不是存心捏造，有時倒比中庸主義坦率，能夠說出多一點真話。

　　先生常說：生活的復雜在于，有是非，還有似是之非，似非之是，不能一概而論。1986年至1987年，關于周作人出任偽職一事眾議紛紜。先生的看法自然也有從民族大義出發的一面，但更多的是談生活的小事，談周作人在處理家庭事務中的那一面，他失望于周作人自私卻又欲加以掩飾的陰暗心理，因為他不能忘懷當年談婦女問題、介紹卡本特、藹理斯的周作人。至于“大義”，先生也是從日常生活之中體會的，他幾次談到魯迅在救國宣言上找尋周作人的名字的細節，他的心陣陣作痛，禁不住淚下潸然。他后來寫道：愛護人，愛護一個人的清白乃至開明的歷史，難道這只是單純的、僅僅由于所謂手足之情嗎?

　　我自己是感受過先生的愛護的人，但因年輕和任性，又為這愛護而冒犯過先生。讀書期間，先生曾要求我們在發表論文前先送他審閱，這是他積幾十年文字生涯的經驗而做出的規定。1986年我寫了一篇關于《野草》的論文，兼及魯迅與尼采、基爾凱廓爾等存在主義先驅的關系，未經先生審閱便交約稿的先生帶走。有人告到先生那里。先生立即命我將文章復制一份給他，我在送文章時又附了一封信解釋。先生后來給我寫信說：別人說起此事時，他未發表意見，“我不能輕率地在人前說我的研究生‘是’或‘不是’。我當然有我自己的看法，但不會勉強我的研究生一定要和我抱一致看法，和我不同意見，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我還是尊重的，也不會影響我對他為人或文章的看法。正因為這個緣故，我和你們談話時，總是談寫法方面多，談思想內容(除非我完全不能接受的顯著的錯誤)少，因為意見容許有各人自己的體會和見解。”他又多次以嚴復“一言之立，數月踟躕”相告，他在信中說：

　　......我從魯迅那里學到的東西不多，但我以為謹慎、認真、勤奮是從他那里來的，魯迅沒有以謹慎教育人，只是我覺得魯迅尚且如此謙虛小心，我就應當謹慎為是;認真是正面的，直接的;勤奮集中在“鍥而不舍”這點上，不急于求成。但這種感覺又常常是和個人的境遇相結合的。......

　　先生仔細地寫了閱讀意見，并讓我交給研究生院，以防萬一。他就是這樣地愛人以德，同時又并非脫俗的訓誡，而是“入俗”的愛。

　　先生的嚴正與寬容中隱含著一貫的原則，那是作為學者和普通人的良知或道德感。先生一生研究魯迅，但他即便在魯迅研究中也從不固守教條，而是從生活的進程中汲取思想的動力。他的魯迅傳起初定名為《魯迅——一個天才的頌歌》，但動筆之后，卻又改為《魯迅——一個偉大的悲劇的靈魂》，這之中隱含了先生對中國社會和魯迅的不斷深化的認識。“文革”之后，先生覺得必須改變自己的習慣思路考慮問題，正是寫舊的不愿，寫新的又一時不能，但經過痛苦的思考，他終于重新開筆，寫出了諸如《西方影響與民族風格——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一個輪廓》《四十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學》等精彩的篇什。為研究魯迅學醫的過程，他東渡日本，收集了大量蘭學資料;為研究魯迅與尼采的關系，他不但閱讀尼采的著述，而且比較了許多大部頭的論著(如盧卡奇的《理性的毀滅》);......我時時驚異于先生以七十多歲的高齡仍葆有這樣的求知的、開放的心態，但這不正是一切以探求真理為目標而不是把真理據為己有的真正的學者的品格么?

　　記得是在1989年的下半年，某權威雜志約請先生寫一篇評論“重寫文學史”的文章。我曾勸先生不要寫，因為倘先生表述他的一貫的見解，自然不合時宜，而且先生的手頭還忙著他的魯迅傳。但先生還是寫了，這一是因為他早就對現有的文學史——包括他自己主編的兩種文學史不滿了，他在“新時期”寫下的關于藝術風格和文學流派，關于錢鐘書、廢名、師陀、張愛玲的文字也都是為重寫文學史做準備;二是因為從魯迅那里他學到的還有對青年的愛惜與保護。對于研究過文網史的先生，他是深知中國的有些文人深文周納的本領的。在他看來，文學史總是要重寫的，重寫的過程中自然也有是非，但那是學術的是非，也可以說是學術研究中的正常現象。該雜志先是壓下了先生的文章，后來又復制幾份當時的批判“重寫文學史”的文章連同先生的文章一同寄回，供先生“參考”。先生又一次將文章寄給該雜志，只作了個別文字的處理，并聲明不得修改他的觀點，否則退回即可。結果先生的文章在稍晚之后登出時被移入“爭鳴園地”，而后面又刊發了另一位先生批判“重寫文學史”的雄辯的大作。先生見我時苦笑道：還是你說得對呵!

　　我無言以對。我沒有見過年輕時的先生，沒有見過中年時的先生，我見的是“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先生。倘人真有孔子所說的那個“進德之序”的話，先生的一生也在不斷發展。師母說先生晚年的性情有很大變化，我則從而知道所謂“不勉而中”的境界其實是有代價的，甚或有致命傷。不知怎的，我總想起魯迅憶韋素園時的話，是：他太認真;雖然似乎沉靜，然而他激烈——對于先生而言，這是一種老年的認真和激烈，一種身處生命終端不愿做一點違心之論的良知!

　　但魯迅的追問仍在：認真會是人的致命傷么?魯迅那時的回答是：至少，在那時以至現在，可以是的。那么，在二十世紀將盡的此刻呢?魯迅的原話是：“一認真，便容易趨于激烈，發揚則送掉自己的命，沉靜著，又嚙碎了自己的心。”呵，先生，我終于明白了您不能縱情馳騁于浪漫天國、不能任性瀟灑于曠野荒原的原因。我心中懷著遺憾，卻沒有勇氣再問：自從亞當、夏娃被逐后，那天上的花園已荒蕪到怎樣了?歸真返璞，先生的自由隱藏在他的樸素、平實、散發著塵世氣息的日常生活之中。　　

　　丁聰畫唐弢《言派傳人》文章插圖

　　看一看日歷，已是清明。生命冊上深深地鐫刻著先生的名字，“火湖”卻仍在作為生者的我的面前。現在燈火明亮著，入夜的街上仍有嘈雜的聲響，而先生卻聽不見、看不到。但我又分明地在深的夜中看到先生的眼睛，沉靜中帶著渴望;“先生之謂易”，而先生終于是沉默的。我記起先生晚年喜愛的艾青的《魚化石》：

　　你絕對靜止，/對外界毫無反應，

　　看不見天和水，/聽不見浪花的聲音。

　　先生曾評論說：自由在天邊召喚，詩人渴望聽見自由的聲音，好比魚的渴望聽見浪花的聲音。我知道先生如魚化石一般是不甘的，他的夙愿未竟，在人生的大海中，他既盼望出發也盼望到達。然而，我想，即使讓先生如死火般地復活，他也不會是一個純粹的寧靜的學者，他還會說：那我就不如燒完。倘若我為失去導師而痛惜，他定會說：走自己的路，“問什么荊棘塞途的老路，尋什么烏煙瘴氣的鳥導師!”

　　我說：先生，您終于是魯迅的弟子呵!

　　1992年清明于紛紛細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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