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步專訪】

　　受訪者：劉繼明

　　采訪者：“進步專訪”采訪組

　　采訪時間：2020年9月25日

要為真理而斗爭

——劉繼明訪談錄

　　進步文化：劉老師您好!您的長篇小說《人境》出版后，曾入選2016年度《收獲》長篇小說排行榜和“改革開放四十年40部重要長篇小說”以及路遙文學獎提名獎，許多評論家認為這部小說在您的創作中是一部具有總結性的作品，將其與《子夜》《創業史》《艷陽天》和《平凡的世界》等文學經典進行比較研究，認為是“新社會主義文學”的開拓之作，但主流文壇對這部作品似乎并不十分重視。您怎么看這種現象?

　　劉繼明：一部作品問世后有人說好說壞，喜歡或不喜歡，重視或不重視，都是很正常的現象。正如你所說，的確有一些評論家將《人境》同《子夜》《創業史》《艷陽天》等左翼文學和社會主義文學經典放在一起討論，但近四十年來，這些經典作品一直是被中國的主流文壇貶損甚至污名化，如果有哪個作家和作品被納入這個序列，不僅不能帶來榮譽，反而會遭到貶斥的。

　　進步文化：著名評論家李敬澤先生認為您是一個“強悍的思想者”，曾經不止一次談到您作品中的“思想力量”，但同時也指出，“正是這種力量，將他帶到了文學之外”。您怎么理解這句話?

　　劉繼明：李敬澤具有純正的文學品味和出色的文學鑒賞力，1990年代中后期我在《人民文學》上發表的幾部中篇小說都是經他之手編發的。作為編輯家，他的眼光和趣味具有包容性，作為評論家，他對先鋒派和“純文學”似乎情有獨鐘。前不久，他在為青年評論家李云雷的評論集《如何講述新的中國故事》撰寫的序言中說：“云雷的王國一開始就秩序井然、目標朗然，其中包括一系列相互聯系的元素：對中國現代以來歷史道路的認同，對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的認同，對中國新文學傳統和左翼傳統得認同，相應的，他對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主流文學觀念持反思和批判的立場，他堅信文學對現代民族國家所負的責任，他把這視為文學的光榮……”對李云雷的批評活動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他還談到學習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正面感悟。可見，李敬澤的文學觀點也并非一成不變，而是處在不斷的變化和更新之中。

　　在我看來，“純文學”論者劃定的邊界，也許正是“別一種文學”的出發點。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并不存在某個整齊劃一的邊界，也沒有所謂內外之分，即使有，也只是存在于個人的內心或思想意識當中。例如托爾斯泰和納博科夫，誰能說清楚他倆心目中的文學邊界是什么呢?

　　進步文化：2017年，您因在網上公開舉報原湖北省作協副主席、文學院院長陳應松，被其以侵犯名譽權告上法庭;時任湖北省作協主席方方力挺陳應松，您以她涉嫌侵犯您的名譽權將她告上了法庭。兩年多過去了，這兩樁官司結果如何?您可否向網友介紹一下事件的來龍去脈?

　　劉繼明：關于這件事的緣起，我已經在《我為什么要舉報陳應松——兼駁方方》一文中做過詳盡的介紹，這里就不贅述了。

　　我和陳應松的名譽權案，法院以“劉繼明在未經有關部門調查核實并依法作出認定的情況下，選擇通過網絡向社會公開舉報陳應松，其權利行使方式明顯不當”為由，判我敗訴。這個判決是非常荒謬的，從事實和法理上都站不住腳：如果有關部門已經“調查核實并依法作出認定”，我就用不著公開舉報了;正因為有關部門對我以及其他人的舉報不作為，我才不得不選擇“通過網絡公開舉報陳應松”――這是憲法賦予每個公民的正當權利;事實上，許多貪腐案件都是通過網絡公開舉報，才促使有關部門介入查處的。

　　至于我訴方方名譽侵權一案的判決就更加荒唐，方方多次在微博微信上發帖為陳應松洗地，混淆是非，對我進行污蔑和誹謗，但庭審時她竟然辯稱不是針對“特定個人”;更令人驚愕的是，面對如此確鑿的侵權事實，從一審到二審再到省高院居然都采信了方方的詭辯。

　　進步文化：網傳湖北省紀委對您做出“黨內警告”處分，對陳應松做出“批評教育”和“誡勉談話”的處理決定，但陳應松否認自己受到了任何黨紀處理，這是怎么一回事呢?

　　劉繼明：2019年4月1日，省紀委駐省委宣傳部紀檢組一干人在省作協二樓會議室，宣布了兩項決定，一是以“違反組織原則，行使舉報權利方式不當”為由，給予我“黨內警告”處分。我當即提出異議，并表示保留向上級紀檢部門申訴的權利。二是向我通報了對陳應松的處理決定。紀檢部門經過調查核實，陳應松的確存在違紀問題，但鑒于某些女學員不配合調查，涉事人之一柳某秧已病逝等原因，省紀委在陳應松的問題還存在諸多疑點的情況下草率結案，做出了“批評教育、誡勉談話”的處理。對于這一明顯包庇陳應松的處理決定，有網友說，“對反映問題的人‘黨內警告’，對有問題的人‘批評教育’，湖北紀委是不是吃錯了藥?”可見這個處理決定有多么荒謬。

　　事后，陳應松到處散布我被處分的消息，當網上披露他也受到了黨紀處理的事實后，他不但矢口否認，還威脅要起訴發表相關文章和訊息的網站，還炮制長文，惱羞成怒地對我進行污蔑和攻擊，造謠說我有抑郁癥，要“跳樓”，“多次誠懇認錯”等等;

　　與此同時，繼我的車四個車胎被人扎破后，又被人噴漆，甚至有人對我發出死亡威助;此前，湖北潛江一位中學教師因轉發我那封舉報信和揭批陳應松，家里的大門曾被人深夜砍了七刀，并受到當地宣傳部領導的打壓……

　　匪夷所思的是，有關部門不僅對這種黑社會式的報復行為視若無睹，而且在作出對我和陳應松的處理決定之后，遲遲不按組織程序對陳“批評誡勉”，當我向辦案負責人提出質疑時，對方卻閃爍其辭，甚至大光其火。其中的隱情不言而喻。

　　進步文化：無論實名還是匿名舉報，歷來都是一種高風險的行為，許多人因此遭到瘋狂的報復，“被失蹤”，“被精神病”，“被跳樓”，有的還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作為知名作家，您面對打擊報復，心理上想必承受了比普通人更多的壓力，個人的權益和名譽也受到了損害。對于這個后果，您當初預料到了嗎?是否想到過妥協和退縮呢?

　　劉繼明：前不久有媒體報道，浙江龍泉多名群眾舉報當地高管涉嫌貪腐，被舉報者不僅沒有受到查處，舉報群眾反而遭到了公安部門的“反調查”;湖南新晃縣一中教師鄧世平因抵制和檢舉揭露該校校長腐敗問題，被其外甥指使人滅口，埋在學校操場跑道下面，還到處放風說鄧世平是卷款潛逃，十六年之后鄧的尸骸才被發現。諸如此類的例子不勝枚舉。比較而言，我的遭遇并不比他們更慘，至少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被“滅口”。這兩年多的經歷，的確使我感受到了報復者的猙獰和猖狂。但報復者的誣蔑和誹謗，法院的荒謬判決和有關部門對我的不公正處分，非但不能讓我妥協，反而會激發我斗爭到底的勇氣。

　　進步文化：網絡學者灄水農夫在《有一種光榮叫“污蔑”》中說，“劉繼明之所以甘冒如此大的風險，不是他毫無心理準備，而是其內心堅定執著的信念，促使他勇敢地與丑惡不義作斗爭，乃至不惜犧牲自己的名利。……這既不是一個孤立事件，更不是無事生非偶然發生的事件，它深刻呈現了當今中國社會的分裂，知識分子的分裂，是知識分子要附在哪張‘皮’上的問題，是附在既得利益階級的皮上做一個沒有自主靈魂的犬儒，還是附在人民大眾的皮上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問題。”作為當事人，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劉繼明：灄水農夫的話，其實只說對了一半，在這些人心目中，哪有什么“主義”，有的只是“利益”罷了。正因為如此，陳應松才聯手方方，一邊顛倒黑白，污蔑我的舉報是“誹謗構陷”和“突破做人的底線”，一邊指使人寫匿名信到省紀委對我進行誣陷和栽贓。種種跡象顯示，這起事件的背后存在一個盤根錯節的利益鏈條，涵蓋了司法、紀檢和文學界，甚至可能還有黑惡勢力介入。為了徹查陳應松涉嫌違紀違法及其背后的保護傘，我已向中央紀委等部門提出申訴和控告;同時，鑒于法院對我訴方方侵犯名譽權案的錯誤判決和裁定，我還將向湖北省人民檢察院提起抗訴。這不僅是為了所謂“維權”，我只是想看看，公權力被那幫東食西宿的家伙糟蹋到了什么程度。

　　進步文化：去年，您的隨筆集《辯護與吶喊》在臺灣出版，著名學者孔慶東先生在《基于良知的吶喊——序劉繼明<辯護與吶喊>》中說，“從魯迅、郭沫若，到丁玲、姚雪垠，再到魏巍、浩然、陳映真……都為中國人民的良知重建，肩住了一道道黑暗的閘門。……這些百年良知的代表性人物，一個接一個地被潑滿血污，遭受到布魯諾、伽利略的厄運。而那些污蔑與構陷，其手法之卑劣、邏輯之荒謬，已足為時代良知再次趨向泯滅之明證。劉繼明由一個‘文化關懷’的小說家，自我擴展為一個‘喚醒良知’的吶喊者，不過是對此觀察清晰之后，力挽狂瀾而不能的杜鵑一鳴爾。”請問，您是不是想通過對這些“百年良知的代表人物”的書寫，表達自己心中的憤懣呢?

　　劉繼明：“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借用他人酒杯澆自己心中的塊壘，古今皆然。通過這些歷史人物的反思，我對自己的思想脈絡進行了一次系統的梳理，也從中獲得了寶貴的啟示。張承志先生曾說，“在如今這種全球指鹿為馬的輿論暴力中，敢于說出‘我不是’的人，才是真勇敢的人。”我算不上是“真勇敢的人”，但雖不能至，心向往之，總還是可以的吧。

　　進步文化：從1990年代中期的“文化關懷小說”到新世紀初興起的底層文學思潮，從前些年自籌資金創辦《天下》雜志，到近期與文壇腐敗勢力作斗爭，您始終以一種“異議者”的姿態對現實進行介入和批判，并強調這種批判站在絕大多數人民的立場，而不是少數精英的立場，因此有人稱贊您是真正的“人民知識分子”，有讀者在您的公眾號文章下面留言：“你就是中國當代作家的一面旗幟，你就是當今不畏強勢而始終恪守良心和天職的一代豪杰!你吹響了向一切邪惡勢力斗爭的號角，每一個有良知守正義的中國人都是你的堅強后盾!”“支持劉老師!您是知識分子的良心!您是一名勇敢的追求正義、光明的戰士!”等等。但與您在普通讀者和網友中得到的支持相比，您在文壇卻顯得很孤立，正如灄水農夫的文章說，文學圈不少人對您產生了誤解乃至敵意。對此您有什么感想?

　　劉繼明：在當下中國一部分知識精英在成為利益鐵三角的“一角”之后，操控政經文化資源時那種有恃無恐和飛揚跋扈，已達登峰造極的程度。文學界同樣如此。所謂“只論立場，不問是非”，在某些人身上表現得淋漓盡致。他們口口聲聲宣稱的“底線”，不過是“朋友圈”互相包庇、同流合污、沆瀣一氣的幌子。事實證明，真正突破所謂“做人底線”的恰恰是他們自己。為了給自己構建道義上的合法性，他們甚至故意混淆舉報與告密之間的本質區別，炮制出所謂“做人的基本底線是不舉報不告密”這樣的謬論。而即使在西方國家，檢舉揭發一切違法亂紀行為是每個公民應該履行的義務，并且在法律層面制定了嚴格的保護舉報人制度。可在他們那里，舉報涉嫌違法亂紀者是“惡人”，違法亂紀者倒成了竭力袒護的“好人”，如此善惡顛倒，是非錯亂，完全置社會公理于不顧，實在令人咋舌。可見，精英利益集團從政治、經濟、法律、文化和道德多個層面，對人的精神乃至整個社會肌體造成了多么嚴重的毀損。因此，我在體制內文學圈受到一些人的攻擊和排斥也就毫不奇怪了。但通過這件事，讓我認清了某些趨炎附勢、虛與委蛇之徒，我和他們原本就不是同一類人，分道揚鑣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進步文化：您早期的文化關懷小說經常出現一個特立獨行，與現實格格不入的文人知識分子形象，如《前往黃村》中的黃毛，《海底村莊》中的歐陽雨秋，后來，您又在《放聲歌唱》中塑造了因狀告黑心老板無門，爬上法院大樓高唱“跳三鼓”的民間歌師錢高粱;在中篇小說《啟蒙》中，您還講述了著名作家蕖伯安由“為人民受難”的知識分子墮落成為“權貴利益集團”大佬的故事，蕖伯安被椿樹島的原住民舉報后竟然指使黑社會讓其失蹤，當他被告上法院之后，輕而易舉地便通過人脈關系將案子撤訴了。我們發現，這些人物和故事跟您近年來的遭際有一種驚人的相似之處。這也許只是一種巧合，但更像是某種預言。您還曾寫文章公開支持工人維權和進步青年學生的聲援活動。這是否表明，您已經由一個“坐而論道”的作家，成為了一名積極投身社會實踐的“行動知識分子”?在經歷“舉報事件”之后，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劉繼明：如果說舉報事件發生之初，我還懷疑自己是不是錯了，但在遭受長達兩年多的瘋狂報復之后，這種懷疑已經蕩然無存。現在，我確信自己的行為不僅是對的，而且是必要的;面對邪惡和丑行，我無法像大多數人那樣保持沉默。正如托爾斯泰在《我不能沉默》一文中說的那樣：“我希望我對這些人的揭發，有能引起我非常希望的通過某種方式，把我從他們那些人的圈子中革除出來，我現在生活在他們當中，不能不感覺到自己是發生在我周圍的罪行的參加者。”

　　前不久，在激流網讀到一篇討論“五四”的文章，作者說：“今天誰是能夠喚起群眾斗爭精神的英雄人物?普通人可以如何施展他們的英雄氣概?誰是真英雄，誰是逞英雄?反性騷擾運動中的揭發者和控告者是真英雄，她們不惜暴露自己受到上位者依仗權勢的性騷擾或性侵犯，向社會輿論揭露丑惡、尋求公道。挖出被統治階級蓄意隱瞞的重要信息的黑客是真英雄，比如朱利安·阿桑奇(維基泄密)、愛德華·斯諾登、惡俗維基。統治階級罪行的污點證人是真英雄，比如愛德華·斯諾登、約翰·珀金斯……總之，任何對于上位者欺壓下位者的惡行丑態的揭露，都是英雄的行為。古人云：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俠客已經隨著冷兵器時代的落幕而退出了歷史舞臺，但儒生卻隨著互聯網的發展而有了可以大有作為的廣闊天地。揭露利益集團的謊言和丑行，這不是高深的文化運動，而是所有平民都可以參與的社會運動。利益集團的所有成員和幫兇都是輿論打擊的對象。揭露丑聞、圍觀丑聞、分析根源，是社會進步的第一步，而今天已經覺醒的知識分子也只能從這第一步開始做起……”

　　我以一種看似偶然的方式，同那個正在加速腐敗和墮落的文壇“圈子”進行了徹底的決裂，想到從此我將擺脫身處體制時無處不在的名利誘惑與羈絆，開始自由的寫作和生活，我就有一種解脫之感。我這種感覺，對那些整天在體制內爭名逐利的人來說，顯然是不可理喻的。

　　我說了，我做了，我拯救了自己的靈魂。至于成敗勝負或別人怎么看，已經不是我所能左右的了。正義也許會遲到，但不可能永遠缺席。

　　進步文化：在中國當代文壇，您被認為是屈指可數的幾位左翼作家之一。也曾有人指您為“極左”。您接受這種指控嗎?

　　劉繼明：在西方語境中，“極左”跟“極右”一樣，都是具有同等政治權利的中性稱謂，但在當下中國，卻是右派公知們對左翼人士的一種污名化。實際上，在中國目前的政治生態下，以“左”“右”劃分不同的群體，已經很難表達人的價值取向。就我自己而言，如果說兩年前還可以接受“左翼“或“左派”之類的標簽，但通過這場斗爭，我已成為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我這樣說，可能有蠢貨要說我是“自封”了，盡管在當下中國的與論場，“馬克思主義”像“左派”那樣非但不是一項榮譽，反而會被視為異端。對我而言，這其實是一個意外的收獲。我所說的馬克思主義，既不是西馬，也不是那種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改頭換面的伯恩斯坦主義，而是薩米爾.阿明說的“斗爭的馬克思主義”。在我看來，《國際歌》中的“讓思想沖破牢籠，要為真理而斗爭”，仍然是一切真正馬克思主義者的奮斗目標。

　　從這個意義上，我要感謝方方、陳應松及其代表的那個利益集團，他們的瘋狂報復不僅不可能將我擊倒，反而促使我走上了一條“正義繼承”的道路。正如我在《七十歲知青，或“人民的修辭”——張承志讀扎》一文中寫的那樣：“作為比張承志晚一茬的‘六十年代生人’，我沒有染上許多同時代人身上習見的那種輕慢、怯懦和勢利。換句話說，我還有感動、憤怒和行動的能力。這似乎也可以視為‘偉大的六十年代’賜予我的一份遺澤。”

　　進步文化：您在寫完長篇小說《人境》之后，曾表示要封筆。現在您還是這種想法嗎?

　　劉繼明：我的確有過這種想法。我覺得自己已經寫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再寫就沒有什么意義了，但現在我改變了這種想法。寫作對我而言，不再只是一種思想的形式，而且是一種斗爭的形式。正如加繆所說，我們身處“漲潮的海上”，只要還活著，就應該像其他人一樣劃槳，“問題不在于我們是否主動地去介入，而是一種義務兵役。”

　　進步文化：最后，請談談您近期的寫作好嗎?

　　劉繼明：我正在寫長篇。從2019年下半年至今，我一直在遠離武漢的某個海島上閉關寫作，具體內容暫時不便透露，但我可以告訴你，這部小說的規模遠遠大于《人境》，是我又一個“意外的收獲”。

　　進步文化：祝大作早日問世，謝謝您接受我們的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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