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近代史的案意欲何為？——駁袁偉時的《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
作者：肖衍慶
2006/02/21

翻案翻到“侵略有理”、“賣國有功”、“愛國有罪”的地步，也算翻到“家”了！近日，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的大作《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作。作者以洋洋數萬言教國人要斷掉吃“狼奶”的惡習，才能邁上他所指引的現代化道路。那么，我們看看作者是怎樣翻這個歷史公案的？

一、侵略戰爭是侵略者早有預謀、尋找借口發動的，還是被侵略的人民“反抗不當”引起的？

大家知道，一部中國近代史就是帝國主義列強不斷侵略中國和中國人民前赴后繼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歷史。在這一撼天地、泣鬼神的偉大斗爭中，什么是侵略、什么是賣國、什么是愛國，歷史早有定論，人民群眾心里也是清清楚楚的。可是，袁教授不知出于現實的什么需要，卻要顛倒這個歷史。他以第二次鴉片戰爭的起因和經過為例，說明戰爭不是侵略者有意發動的，而是清政府處理不當和人民反抗引起的。甚至聳人聽聞地說，如果不是這樣，而是像他所想的那樣順著侵略者的需要去滿足，火燒圓明園那樣的歷史罪惡也是可以避免的。

這樣的大是大非問題能讓袁教授如此顛倒嗎？

稍有歷史知識的人都知道，所謂第二次鴉片戰爭和第一次鴉片戰爭一樣，都是帝國主義早有預謀發動的侵略戰爭。第一次鴉片戰爭后，帝國主義嘗到了甜頭，它們對中國這塊肥肉更是垂涎三尺。英國商人對中國市場發生異常興奮的情緒；為擴大鴉片貿易和推銷工業品，他們早就想進廣州、進北京。法國在經濟侵略上雖不及英國，但它卻派遣了大批天主教徒，企圖“幫助中國歸化”，用這種方式達到侵略的目的。而太平天國革命的興起，極大地震撼了它們，也使它們在中國的市場受到嚴重威脅。經過一段的觀察和試探，它們決計繼續采取軍事行動誘迫清政府給它們進一步開放門戶，然后再幫助清政府消滅太平軍，以鞏固它們的在華勢力。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英、法兩國勾結起來，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它們找的借口有兩個，一個是“亞羅號事件”，即“亞羅號”原是中國的船只，曾被香港所用，后歸還中國。因懷疑水手有海盜行為，廣東水師在亞羅號船上逮捕水手十三人，英國竟認為這是英國船，中方逮捕人是違法的，并捏造船上有英國旗被撕掉，要求立即放人，賠禮道歉。另一個是“馬神甫事件”，即法國天主教神父馬賴潛入廣西西林地區傳教，被當地官員處死。法國以此為由，借口保護教會，同意英國的提議，共同向中國出兵。面對英、法的挑釁，愚蠢的廣東巡撫葉名琛采取“不戰不和不守”的方針。盡管葉名琛血腥屠殺二十多萬反帝反封建的人民群眾，英軍第一次進城還是被團練兵勇打退了。后經一年的準備，英、法聯軍才進入廣州。

教科書（人民教育出版社歷史室編著的《中國歷史》第三冊）就是按照這個歷史常識寫的。可是，袁教授卻提出異義。他認為“教科書對此事的評述是不準確的”。理由之一是，傳教士馬賴在內地傳教雖“是違反條約（指黃埔條約——引者）的錯誤行為”，但把他處死，卻是“違反了應把拘捕的法國人解送領事的條約義務”。還進一步提出“直至現在人們仍無法確定馬氏確有該處死刑的哪些罪”，“至今仍是一筆糊涂帳”；并搬出現代所謂“程序正義優先的法學觀點”，判定“中方無疑理虧”。看看，袁教授翻這個案的武器就是外國侵略者和中國政府簽訂的那些不平等條約，袁教授站在何處還不清楚么。帝國主義的傳教士大都是帝國主義實施侵略的工具，他們在中華大地上依仗侵略勢力胡作非為，為所欲為，一面為主子搜集、傳遞侵略情報，一面用精神鴉片麻醉、欺騙中國人民。馬賴無疑是這個侵略者“別動隊”的一分子。袁教授對“這一分子”的同情遠遠超過了當年馬賴的主子。當年法國主子只是用它作借口，發動新的侵略戰爭，一百多年以后，中國的袁教授卻要為侵略者和中國人民算這“筆糊涂賬”，并且以此為由，給侵略戰爭貼上“有理”的標簽，這是何等的“忠誠”！中國人民反抗外國傳教士的斗爭是反帝斗爭的組成部分，從來都是正義的，袁教授的“秩序正義優先論”豈能顛倒了這個事實。理虧的不是中國人民，而是你袁教授。請問：侵略者無故屠殺了那么多中國人，他們何曾講過“秩序正義優先”；就是那個“不戰不和”的葉名琛，不是也被英軍一進廣州就俘虜了，隨后送往印度加爾各答囚禁起來，清政府多次要求釋放送回，人家就是不理，最后斃命于囚禁之中。袁教授以“一筆糊涂帳”向中國人民討理，為侵略者辯護，如果說你這是“舊賬新算”的話，那么你就不怕中國人民像對待歷史上的漢奸、賣國賊一樣，與你“新賬舊算”嗎？

也許怕翻這一條案理不足，袁教授又指責教科書“只字不提的兩條根本原因”：一條是進城問題，一條是修約問題。前者以《江寧條約》為據，說不讓英國官員和商人進廣州城是無理的，并且說：“讓洋人進城，現在看來，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其他通商口岸都平安無事，“唯獨在廣州開各地反入城斗爭的先河”，招來“兵戎相見”云云。后者以《望廈條約》為據，說：“修改有關的通商條款，本屬平常外交事務，清政府也一再拖延，加深了雙方的矛盾。”且不說袁教授繼續用不平等條約為侵略者辯護的這兩條理由是不是“根本原因”，（因為從不平等條約里找理由，那太容易了，誰都知道那些條約是侵略者在華利益的紀錄）單就袁教授說的“不值一提的小事”、“平常外交事務”，就可以看出袁教授心目中除了那些不平等條約，就是現代賣國者淡化事態的手法和本領。他自己扮演這個角色還嫌不足，又祭出那個年代的賣國者曾國藩、李鴻章等人，抱怨“粵民（廣州人民）一激再激，葉相（葉名琛）復一誤再誤”，是“以小嫌釀大釁”（用袁教授的話說，就是“在小事上制造違約的蠢事，結果釀成大禍。”）等等。這些賣國言論能幫袁教授什么忙呢？只能說明你袁教授是他們的忠實后代。從祖宗起，你們心目中就根本沒有“反侵略，爭主權”這個做公民的基本概念。

英、法侵略軍占領廣州，接著就兵臨大沽口，脅迫清政府又訂了《天津條約》。在進京換約問題上，清政府又怕外國侵略者，又想在中國人民面前保持它的“尊嚴”，所以，在進京路線上發生了一系列矛盾。先是清政府指定英、法不帶武裝由大沽口稍北的北塘口登陸到天津，并且預先告訴他們：“現在大沽海口，已節節設備，如輕易入口，恐致誤傷。”英、法根本不聽，派兵船蠻橫地撞入大沽口，開炮轟擊中國炮臺，并以陸戰隊強行登陸。他們沒有料到，這時中國炮臺對他們實行了猛烈而有效的反擊，侵略者遭到嚴重的失敗。教科書如實地紀錄了這次反侵略戰斗的勝利，并寫道：“大沽一帶人民冒著槍林彈雨，給戰士送餅送面，表現了高度的愛國熱情。”也許因為這幾句歌頌愛國軍民的話狠狠刺傷了袁教授的神經，他斷然說：“復查史實，這根本不是什么愛國英雄的壯舉，而是愚昧的咸豐皇帝和僧格林沁親王犯下的大罪。而且分歧不是教科書說的走哪條路進京，而是要英法使者繞個大彎進天津。”他引證的史實，就是一個清朝官員的日記。且不說這種引證多么可笑，單就以咸豐皇帝和臣子之間密商如何對付侵略者這一點，指責他們犯了“大罪”，就足以說明袁教授為侵略者辯護，連封建皇帝都不如。“兵不厭詐”乃軍事常識。以一方的“詐”，譴責該方的不義，實乃蠢人所為，何況堂堂的袁教授連讓侵略者繞個大彎都耿耿于懷，可見袁教授和侵略者多么息息相通。正是因為這樣，袁教授對這次反侵略的勝利如喪考妣般地說：“從后果看，這一仗顯然打錯了。翌年，英法聯軍再次入侵，招致北京被占，圓明園被燒，續訂《北京條約》，不但規定原訂的《天津條約》繼續有效，還招來其他新損失。……如果不打，不是對中國更有利嗎？”

二十一世紀的袁教授是這樣用“強盜打進來，反抗只能惹禍”的歷史教訓，來教訓中國人民。可是，我們聽聽當時馬克思這位導師是怎么說的。他說：“即使華人應該讓英國和平的公使前往北京，那么華人抵抗英人的武裝遠征隊，毫無疑義地也是有理的。華人這種行動，并沒有破壞條約，而只是破壞了英人的侵略企圖。”（《新的侵華戰爭》第一篇）再聽聽法國大作家雨果是怎么說的。他在一八六一年寫給朋友的信中憤怒地斥責英、法侵略者的這一罪行。他寫道：“在兩個勝利者瓜分贓物的條件下，圓明園大規模地遭到了蹂躪”。“我們歐洲人是文明人，在我們眼中，中國人是野蠻人，可是你看文明人對野蠻人干了些什么！”他還正確地指出：“治人者所犯的罪惡是與治于人者不相干的。政府有時會做強盜，但人民是永遠不會做強盜的。”為了對比，不妨再聽聽英國侵略者的喉舌——泰晤士報的放言。它說：“英國營業精神的伸張，已與閉關自守的中國社會的結構相沖突。這種行為是否合法，那種行為是否適宜，這些瑣細地方都用不著提起，如英國這樣的民族，要用暴力手段向軟弱的不善于謀進步的民族發生來往關系。”就是說，英國要在遠東伸張勢力，什么口頭上動人的理由都可以任意捏造出來，如同當代美帝國主義發動科索烏戰爭、伊拉克戰爭所揚言的“人權高于主權”、“伊拉克藏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等等借口一樣。袁教授放著這些活生生現實事例不說，單就一百多年前的第二次鴉片戰爭為侵略者辯護，給中國人民送上“火燒圓明園原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這塊現代畫餅，有誰能不嗤之以鼻！

二、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勃起的義和團運動是最后一次農民革命和反帝愛國運動，還是反文明、反人類的民族災難？

為侵略者辯護，就必然要對人民群眾反抗侵略的正義行為進行曲解和誣蔑，甚至完全顛倒黑白。袁教授就掉進了這個最可恥的泥潭。他在“是愛國壯舉還是有悖文明行為”這個題目下，為義和團列舉了兩大“罪狀”：（一）敵視現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國人以及外來文化的極端愚昧的行為；（二）亂殺無辜，燒殺搶掠的野蠻、殘忍的罪行。由此下結論說，義和團犯下了“反文明、反人類的錯誤，何況正是這些罪惡行徑給國家和人民帶來莫大的災難！這些都是眾所周知的史實，也是中國人不能忘記的國恥，而我們的少年兒童必讀的教科書卻偏偏閉口不談。”哎呀呀，他把他列的這兩條“罪狀”既加給“歷史”，又加給“中國人民”，還要以“國恥”的罪名要給我們的少年兒童傳下去。那么，我們就翻翻歷史，看看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歷史并不像袁教授書寫的那樣。事實是在甲午戰爭以后，中國進一步被殖民地、半殖民地化，面臨著被帝國主義列強瓜分的危險。帝國主義強盜在中國勢力的擴大，就是中國人民尤其是農民群眾受壓迫、受剝削的加深。以山東為例，德國強占膠州灣以后，在修造膠濟鐵路時，他們隨意訂路樁，和沿線農民口角互毆，德軍借口保路，槍殺農民二十余人，還勒令巡撫艈賢賠償樁價兵費3400余兩。鐵路阻遏水路不肯造橋放水，引起農民“暴動”。凡鐵路所到地區，舊式的交通運輸被棄置，路線上田地房屋墳墓被毀壞，招致農民不滿。加上漢口到北京旱路及沿運河水旱兩路是中國南北交通的兩大路線，甲午以后都起了大變化，運河竟成廢物，沿河城市衰落，兩岸居民的生計遭到嚴重打擊。再加洋貨流行，手工業生產瓦解，郵電通達，驛站蕭條。這一切，使得農民、手工業者、商人、交通運輸工人、驛站夫、鏢客等，失業破產者至少數百萬人。而封建政府和地方官員只顧搜刮民脂民膏，不顧人民的死活。而農民最憤恨的人，就是享有特權的外國傳教士和中國的教民，外國傳教士實是外國侵略者與中國劣紳、土霸、訟棍、強盜、騙子的混合體。他們霸占田產、包攬詞訟、侵犯主權、逞兇殘殺、勒索賠款等等，真是無惡不作。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在他的《拳亂筆記》里以美國為例，批評這些傳教士既無德行又無職務方面的訓練，“常以服務教會為純粹面包問題，凡認為可以賺錢之業務，無不兼營并進。……余更熟知許多牧師，兼做他項營業（如買賣土地、投機事業），實與所任職務全不相稱。”連侵略者的頭子都這么抱怨傳教士，難怪“百姓始而抱怨，繼而成恨，終且為仇”。一般平民受教堂野蠻殘忍的壓迫，不反抗不能生活。

義和團就是在這一內外民族災難深重的困境下，勃起于中國北方各地的農民革命運動。他們提出“殺洋”“滅洋”的口號，突出地表現了他們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這一主要危險的認識。和太平天國相比較，這是一個進步。因為他們看到太平軍創立“拜上帝會”，以西方教會形式和中國農民素有的行會形式相結合，并沒有取得外國侵略者的認同和支持，相反，他們依然被外國侵略者和封建統治者相結合的勢力所鎮壓。所以，義和團依舊利用中國民間的教會組織，開展“反清滅洋”的革命斗爭。他們斗爭的武器是落后的，但他們相信“神拳”，即相信自己的勇敢、不怕死的精神。面對封建統治者的殘酷鎮壓和外國侵略者（包括教會勢力）的瘋狂殺害，他們頂天立地，視死如歸；所到之處，受到當地人民的熱烈支持和同聲響應。他們從山東迅猛發展到河北，直到京畿——封建統治的中心地帶。他們進天津，闖北京，在八國聯軍進北京的過程中，和侵略者面對面地廝殺。聯軍頭子西摩爾率2000余人，攜帶大炮、機關槍向北京進發。義和團沿途阻擊，迫使侵略軍一天只能前進幾英里，最后在援軍解救下退回天津。義和團用刀茅殺傷侵略軍數百人，自己雖死傷慘重，但始終阻擊，死不退卻，西摩爾也不得不承認他們的勇敢，說“義和團所用設為西式槍炮，則所率聯軍必全體覆沒”。義和團的壯大，不但迫使封建統治者改“剿”為“撫”，允許義和團發展，而且連慈禧太后也想借用：當她害怕洋人暗中支持光緒皇帝，改變她的廢立計劃，她就下令請義和團進京，并破天荒地向八國聯軍下了“宣戰書”。這當然是色厲內荏的表現。但義和團借此向侵略者開展了英勇的搏斗。雖然以慈禧太后為代表的封建統治者很快向侵略者投降求和，并向義和團殺回馬槍，使義和團慘遭失敗，但義和團沒有一個人投降，并散落到民間繼續斗爭。

從上述的事實中可以看出，義和團運動的的確確是一次反帝愛國運動。袁教授對義和團的誣蔑是毫無道理的。所謂排外問題，袁教授說：“義和團毀電線、毀學校、拆鐵路、燒洋貨、殺洋人和與外國人及外國文化有點關系的人。”他舉了教科書上關于在從天津進北京的狙擊戰中，義和團拆毀鐵路的事例，想否定這“不過是抵抗侵略者迫不得已的措施”的結論，卻舉了在這之前的拆毀事例，然后就說：“義和團燒殺搶掠、敵視和肆意摧毀現代文明在前，八國聯軍進軍在后這個次序是歷史事實，無法也不應修改。”這是什么邏輯？難道八國聯軍進軍北京才算侵略，之前那些所作所為就不是侵略，而是傳播現代文明嗎？其實，早在義和團運動高漲的時候，帝國主義者就大肆叫囂，宣稱“黃種仇視白種”，“中國人仇視歐洲文化與文明”。這種叫囂，早已被他們在中國所到地區燒毀民房、慘殺平民、搶劫財物、奸淫婦女的惡行所揭穿。百多年后，袁教授又拾人牙慧，給義和團扣上“反文明”的大帽子，豈不是成了侵略者的應聲蟲。無可否認，義和團運動是帶有愚昧落后的一面，因為他們終歸是農民階級，應對帝國主義的侵略，缺乏像無產階級這樣先進階級的眼力和智慧。何況封建統治者在利用中混進了不少為惡的地主分子和封建頑固派。袁教授竟然把這些人的惡行加在義和團的身上，說什么“這是蓄意破壞財產的罪行”，這公允嗎？同樣，所謂濫殺無辜問題，袁教授竟然把山西巡撫毓賢一手制造的大慘案也算在義和團的頭上。毓賢是絕對排外的頑固派，在山東，鎮壓不成，他又出告示改義和拳為義和團，表示承認為民間團練。開始，義和團只是用“恐嚇”方法“僅僅想強迫教士退出中國，教徒脫離教會”，并無傷害人命，毀壞教堂的行動。只有一次，當義和團經過龐莊時，基督教徒竟無故開槍，并追捕人員。團民被迫反攻，焚毀教堂一所。美使館借此夸大事態，以保護山東美教民為名，強迫清政府把毓賢調離山東。毓賢回京覲見，西太后賜“福”字，這本是例行儀式，卻遭到美公使康格的抗議。毓賢被改任山西巡撫，英、德公使也曾抗議，康格更嚴厲，不僅認為是“敵意的”，還說“煩惱是會隨他的委任而來的”。所以毓賢到任后，對那些造謠生事的耶穌教士格外怨恨。山西大慘案就是毓賢的野蠻性和康格的侵略性結合造成的，怎么能算在義和團的頭上呢？更令人不解的是，袁教授把“慈禧的專職淫威惹來滔天大禍”也同義和團攪在一起，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為了抹黑義和團，把屠殺義和團的劊子手和義和團捆在一起，這是何等卑劣的手法啊！

義和團運動是中國歷史上最后一次偉大的農民革命，它粉碎了帝國主義企圖瓜分中國的美夢，使帝國主義者重新認識了中國人民。瓦德西就認為義和團表現了“中國群眾含有無限蓬勃生氣”，“無論歐美日本各國，皆無此腦力與兵力可以統治此天下生靈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實為下策”。英國侵華的重要代理人赫德在他的《中國實測論》里也說：“蓋中國人數千年在沉睡之中，今也大夢將覺，漸有‘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之思想。故義和團之運動，實由其愛國之心所發，以強中國，拒外人為目的者也。雖此次初起，無人才，無器械，一敗涂地；然其始羽檄一飛，四方響應，非無故矣。自今以往，此種精神必更深入人心，彌漫全國。他日必有義和團之子孫，輦格林之炮，肩毛瑟之槍，以行今日義和團未竟之志者。”他也認為瓜分之策是下策。此后帝國主義就采取“以華制華”的策略。

在洋務派、保皇派的一片罵聲中，辛亥革命派則稱贊義和團的革命精神。當時的愛國知識分子在題為《義和團有功于中國說》的文章說：“世界上最令人可驚、可惑、可憎、可惡者，莫如今日之所謂文明國”，義和團是這些“文明國”壓迫中國之反響。“壓之愈力，則起之愈驟，自然之理。故北部山東、直隸之人民，日唱外人之侮我，上天亦代為不平，當聯絡民氣，共竭腕力，順天之命，盡人之責，幸則杜絕列強，不幸亦振起國民排外之思想，此義和團之所由作也”。文章駁斥當時流行的認為義和團是闖了大禍的匪徒的觀點：“義和團雖一敗涂地，為人不齒，而亦為中國種無算之強根，播國民獨立之種子，我中國人其亦知之否耶？”孫中山在《民權主義》演講中也高度贊揚義和團反抗侵略者的戰斗精神：“其勇銳之氣，殊不可當，真是令人驚奇佩服。所以經過那次血戰之后，外國人才知道，中國還有民族精神，這種民族是不可消滅的。”

對于這樣一件早有歷史定論的事件，袁教授竟然不顧歷史事實，學著歷史上民族敗類的腔調，把有功于中華民族的義和團說成是“給國家和人民帶來莫大災難”的事件，這是何等的顛倒！把侵略者侵略中華民族的“國恥”，竟然放到抵抗侵略的人民革命頭上，要“國人不能忘記”，這是對中國人民的何等侮辱！袁教授身為堂堂大學的教授，用這樣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學識”，要把我們的莘莘學子教成什么樣的人，豈不令人憂之、憤之、討之、哄之！
三、所謂“狼奶論”是徹頭徹尾的賣國論。

在炮制出“侵略有理”、“愛國有罪”的歪理邪說以后，袁教授提出了它的核心理論“狼奶論”。那么，我們可以剝開來看，它到底是什么貨色？

據說袁教授是教哲學的。可是，他卻用唯心史觀來看待人類歷史。他說：“任何民族都是從吃人生番演變過來的。作為一個群體，文明程度的高低和野蠻孑遺的大小，決定性的因素是受文化傳統和制度制約的自我凈化能力的強弱。”他就是依據這個歷史觀，將中國人民一百多年的革命斗爭統統污蔑為“野蠻的行為”、“粗鄙化的革命”、“民族災難的根源”等等，這種污蔑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都不能幸免。他說：“19、20世紀中國人干了不少‘無法無天’的事，義和團事件是其中的典型。值得重視的是不但至今有人把野蠻的行為說成是‘革命’，而且到了20世紀90年代，有人竟把主張遵守現行國際條約的觀點視為應該加以批判的賣國投降觀點！”他甚至說：“在社會領域，只有引發制度變革的行動，才稱得上真正的革命。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都不符合這個要求。”還公然污蔑中國人民反帝、反修斗爭“中體現出的清除外來事物的瘋狂”，就是“歌頌義和團的直接惡果”，“與義和團的‘滅洋’如出一轍”。這種瘋狗式的狂吠，充分暴露了“狼奶論”的反動本質。

人類的歷史是“吃人生番演變”的歷史嗎？《共產黨宣言》早就明確指出：“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歷史（確切地說，這是指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恩格斯注）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企圖離開階級斗爭談歷史，都是歷史唯心主義的騙人伎倆。袁教授用“生番演變”這樣污辱落后民族的語言，就是為他的“狼奶論”提供歷史根據，就是企圖用人的動物性（即獸性、野蠻性）來掩蓋人的社會性即階級性；用這樣唯心論的污蔑，丑化革命，丑化革命的歷史，以達到反對現實批判賣國投降的一切愛國行動。什么是革命？這是指人們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會中進行的重大變革，是指事物從舊質向新質的飛躍。人們改造社會的大變革，即社會革命，是歷史發展的火車頭。袁教授一反這個常識，提出“只有引發制度變革的行動，才稱得上真正的革命”。按照這個標準，那當然他丑化的那些革命都不是革命，只有那改變社會主義公有制為資本主義私有制，實行資本主義復辟倒退的行動，才算他那“真正的革命”；甚至連侵略者變中國封建社會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也成了“革命”，這是何等的荒謬！袁教授用“狼奶”咒罵革命，咒罵革命人民，咒罵人民的革命歷史，算得上一個“獨創”。但是，這個“獨創”卻把袁教授和歷史上的叛徒、漢奸、賣國賊一樣，牢牢地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袁教授一面瘋狂地咒罵革命，一面喋喋不休地兜售他那所謂“現代文明”。他在咒罵義和團的時候，就對洋務派推崇備至，說他們是清朝政府里“比較清醒的大臣”，有他們在“是清政府內部理性尚未完全泯滅的表現”；他們對帝國主義的不平等條約不但采取了尊重、遵從和忍讓的態度，而且對西方“現代文明”也采取了理智、學習的態度。作者極力推崇戊戌變法，說什么這“是學習西方徹底改革，還是固守傳統，不準變革，成了中國盛衰的關鍵，也是解讀這段歷史的基本線索”，哀嘆“體現甲午戰敗后的變革進程進入高潮的戊戌變法以失敗告終”，這“標志著學西方、求變革的挫折和倒退”，并把這種結果歸罪于義和團運動。由此不難看出，作者兜售的“現代文明”就是當年洋務派“學西方”那一套。試想，站在洋務派立場上看西方，還不就是洋槍洋炮的威力和工業品的傾銷而已。作者正是依據他這個歷史眼光，向“被侮辱和被損害”的民族提出他那“振興”的藥方。他說：“海內外的經驗證明：后發展國家和地區（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改變不發達狀況，改變被動局面的唯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強學習，實現社會生活的全面現代化。成敗的關鍵在國內的改革。”“必須千方百計爭取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為國內的改革改革和建設贏得充分的時間。”

這話像是既說給歷史，又說給現實。但是，不論在中國，在海外，都是失敗的歷史。就中國而言，毛澤東早就總結說：“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很奇怪，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都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多次奮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毛澤東的這個總結，是積百多年失敗教訓的中國人真正覺醒、走向成功的開始。因為列寧領導的俄國，第一次向中國宣告：廢除沙俄帝國和中國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接著又是斯大林領導的蘇聯無私地援助中國的革命和建設。當赫魯曉夫把蘇聯社會主義共和國變成社會帝國主義以后，向困難中的中國索要貸款，撤走專家時，有的蘇聯專家把研制原子彈技術機密的筆記本私下交給中方，讓中方連夜拍攝下來，為成功提供了條件。這是在修正主義淫威下，多么感人的國際主義精神！這些事實都清晰地告訴中國人民，什么才是真正的現代文明？當中國人不完全覺悟的時候，視西方列強的文明為現代文明，而恰恰是在那個時候，西方人馬克思創造了無產階級的文明，經過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以及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這種無產階級的文明傳播于全世界，橫跨非洲大陸的坦贊鐵路就記錄著這種文明。正是這種文明和西方列強的文明相比較，使全世界的人民尤其是亞非拉被壓迫、被剝削的人民看清了，帝國主義本性不變，它們對外擴張的本性也不會變；它們對第三世界人民的壓迫剝削手段再文明，也難以掩蓋那血和淚的本質。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多年，這種對比的條件就更充分了。對于西方國家人民的創造，中國人會繼續以學生的身份虛心學習；而對霸權主義的行徑和唯利是圖的超利潤剝削不是要時刻警惕嗎？

那些不分文明類別，唯西方資產階級文明為現代文明的人，實際上是帝國主義西化、分化中國方略的內應蟲。他們深感無產階級文明經過二十世紀末年的曲折，正走向新一輪的勃興。被壓迫被剝削的人民大眾正在這種對比中產生新的覺醒。那些內應者心寒了，坐臥不寧了，他們紛紛跳將出來放言。有人竟以私人身份向美國主子提供《中國共產黨在21世紀的走向》，再三向人家表示：“是經濟全球化成就了中國的和平崛起，因此，中國共產黨無意挑戰現有的國際關系秩序，更不主張用暴烈的手段去打破它，顛覆它。”企圖拍賣中國；美國決策者一聽此言，高興地呼應：“巨龍出水，融入世界。”指手畫腳，要中國聽它美國的，并視此人為朋友。還有一位“世貿功臣”竟不顧中央以航天事業為榜樣，倡導“自主創業”精神，在一個論壇上宣稱：“我們不能夠為自主品牌而搞什么自主品牌。在經濟全球化時代里，……不一定要獨資搞出一個中國自己的品牌才是我們中國汽車產業的勝利。”此言一出，臺下一片唏噓聲，懷疑此君在世貿談判中是怎樣拍賣中國的。現在，袁教授以一篇大作同這些叫囂相呼應，自有他的獨到之處。那就是他看到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是深深根植于中國文明史尤其是百多年的近代史，他要顛覆這個歷史，從靈魂深處來改變中國人的愛國主義，為他們的賣國行徑掃清道路。他看準了諳世不深的青少年，妄圖修改歷史教科書；他故作驚人地說：“20多年過去了，偶然翻閱一下我們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令我大吃一驚的是：我們的青少年還在繼續吃狼奶！”于是，就有了他那一篇“修改”的大作。但是，一經剖析，人們就會看出那是一篇題目嚇人，內容雜蕪；帽子工廠，張冠李戴；東拉西扯，不講邏輯；又想當婊子，又想立牌坊；作者苦心編造，編者題圖包裝的一篇貨真價實的賣國文章。怕人不解其意，文中特意與日本右翼修改歷史教科書事件相提并論。這使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日本右翼修改歷史教科書，否認南京大屠殺等侵華事件，袁教授修改歷史教科書，抹黑中國人民反侵略的歷史，這一唱一和，多么心有靈犀，和諧一曲。然而，一部中國近代史，如同聳立在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民英雄紀念碑”那樣豐厚不朽，那是一座樹在中國人心靈上的豐碑，背面毛澤東的碑文和周恩來的筆跡，從共和國成立那天起，就銘刻在人們的心頭。也許由于近年來叛徒、內奸、賣國賊太囂張，人們一看見他們，就想起“人民英雄紀念碑”，想起那些為祖國獨立自由而英勇犧牲的千千萬萬的英烈們。于是，有人建議，在紀念碑下樹一跪狀的鐵人像，以警告這群民族的敗類！此議若能實現，在跪像上書名，請不要忘記袁偉時，好嗎？

四、袁偉時及其支持者的猖狂反撲說明了什么？

一篇宣揚賣國主義的文章竟然刊登在自稱“主流大報”（“冰點”論壇主任李大同語）上，自然引起國人的公憤。有關部門及時作出處理，指出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刊發袁偉時的文章“極力為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罪行翻案，嚴重違背歷史事實，嚴重違背新聞宣傳紀律，嚴重場害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嚴重損害中國青年報的形象，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中央有關部門提出了嚴肅批評。”并提出“停刊整頓”的決定。

一月十四日發出這個決定，第二天，《冰點周刊》主任李大同就向全國和海內外發表了抗議的公開信，公然指責決定“是黨內高層某些人甘冒天下之大不韙，蓄謀已久精心策劃的行動”；說什么“報紙是社會公器”，決定是“將社會公器視為個人的家產，認為可以隨意處置”。質問對他的經濟處罰：“誰給了他們這種權力？”諷刺這種做法是“心態如此之齷齪，令人哭笑不得”。為袁偉時的文章辯護，說它“依據的是史料，理論的基礎是開放的理性。文章發表后，亦引起很大反響”等等。揚言：“我將正式向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控告這次非法行為。”公開信一發表，海內外的同伙就都跳將出來聲援。“反毛英雄”李銳在亞洲自由電臺放言說：“中宣部勒令《冰點》停刊是封殺輿論，只會導致政府缺乏監督，這正是中國貪污腐敗成風的主因。”前新華社副社長李普也給這個電臺說：“我是支持《冰點》的，它是被全國記者協會評為優秀副刊的。現在叫它停刊整頓，中宣部是完全沒有道理的。”甚至辱罵：“中宣部怎么這么愚蠢呢。”揚言要給中央領導人寫信，“要整頓中宣部，它是越來越不像話了。”氣勢洶洶地叫嚷：“對袁偉時的文章有意見你辯論嘛，你為什么不敢站出來辯論，而利用你的權力把人家封掉呢。”袁偉時也不甘被封，一月二十七日，通過《美國之音》發表說：“當局關閉《冰點周刊》是錯誤的決定。”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受害者，說他“無可奈何，無辦法，無權無勇”。還欲蓋彌彰地說：“我的文章嚴厲譴責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又譴責八國聯軍、英法聯軍的暴行。”據說，全國已有二百多記者在李大同的公開信上簽了名。一時間，鬧得沸沸揚揚，好不熱鬧！

透過這些反撲的喧囂之聲，我們能看到什么？

李大同說：“報紙是社會公器。”是這樣嗎？這是地道的資產階級新聞觀點，是曾經有人以“人民性”來對抗黨性的自由化觀點的翻版。你李大同攻擊決定是“沒有真理害怕辯論，沒有真相懼怕公開”。可是，你為什么不把讀者對袁文的“不同意見”在《冰點》上公開發表，卻私下交給袁個人，你這不是封鎖是什么？你們口口聲聲尊重讀者，可是發表了那么多的錯誤文章，受到上級多次批評，你們何時向讀者作過說明。你們心里根本沒有讀者，只有借讀者造聲勢，抗拒上級的批評而已。一個時期，你們利用紀念抗日戰爭60周年之機，協同一些作者為漢奸文學翻案，把漢奸文學作者的大照片（如梅娘）風風光光地登在報紙上。讀者打電話質問，編者竟說：“這只是你個人的意見。”可見，“將社會公器當個人家產”的不是別人，而是你們這些和民族敗類有共鳴的編者。明明是一篇宣揚賣國主義的文章，你李大同說它“理論的基礎是開放的理性”。難道“開放的理性”就是賣國嗎？你們手握文字話語權，把人民的報紙作為毒草叢生的園地經營，讀者對毒草動一動、搖一搖，你們都不答應。可見你們叫嚷的“新聞自由”，就是經營毒草的自由。這，人民能答應嗎？

李普說：“要整頓中宣部。”到底誰該整頓誰？明明是新聞界、教育界都存在著像《冰點周刊》這樣的嚴重問題，你們竟豬八戒倒打一耙，把《冰點》封為全國“優秀副刊”，叫嚷誰要封它就該整誰。說得不好聽一點，這就是強盜邏輯！你們向中宣部將軍、叫陣：“你為什么不敢出來辯論。”在人民的國家干了壞事，還氣勢洶洶地圍剿他的主管部門，這在建國以來還不曾有過，改革開放以來也很少見。可見這些人猖狂到何等地步！他們眼里根本就沒有主管部門，你腰桿不硬，他們就高興，你腰桿稍稍硬點，他們就翻臉；你批評他干壞事，他們就說你“是文革式的大字報”。可見，他們不怕你主管部門，而是怕人民群眾的覺悟，怕得到人民群眾支持的執政權威。害怕群眾，也可稱為“恐群癥”，這是剝削階級的本性使然。共產黨千萬不能染上這種病癥，一染上這種病癥，就失去了執政的根基。所以，毛主席一九五七年整風時曾講過：“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一九六二年總結大躍進時又說：“哪有共產黨怕群眾的道理。”面對這些人的叫陣，人們很自然會想起前多年對《中流》、《真理的追求》等刊物的查封。假若這些刊物生存到現在，這些歪理邪說早就得到應有的批判和清算，何來這些人的猖獗。正反兩方面都說明，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執政有根，威力無窮。看這些人誰還敢胡吣！

近日，網上有則消息，是說北大有位周姓旁聽生，給總書記寫了封萬言的公開信，反映北大一名教師在關于《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現狀》的講座中，講到關于國家的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與傳統影響）時提到：“好像在前天新聞里還看到了說胡錦濤在會上重提馬克思主義，說要高校培養一些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什么的，我覺得很可笑，確實覺得很可笑。”當時場面哄堂大笑，繼而是一連串的鼓掌聲，夾帶著“是啊、對、就是、真的可笑、對對”的聲音，該生在這笑聲中覺得“非常刺耳”和“難受”。在公開信里，該生對馬克思主義在現代中國的遭遇痛心疾首，要求中央加強對全國人民的思想教育工作。并指出“階級斗爭學說是馬克思主義最經典的學說之一”。要求總書記“高舉毛澤東、社會主義旗幟”奮起反右：“中國是需要往左走的，右派只能是災難”，“文革有它的必然，毛主席的眼光是最深遠的，并不像右派們的鼠目寸光”。消息的作者想起了袁偉時教授的文章，給這位旁聽生送了個雅號：“狼孩。”說：“中共長期利用其‘黨文化’欺騙毒害中國民眾和青少年，甚至兒童也不能幸免。上述那位北大旁聽生，正是這種‘黨文化’長期灌輸下產生的變異‘狼孩’。”

這則消息進一步證實了在高校的講臺上絕不只是一個袁偉時。可喜的是在“奚落馬克思主義的一片笑聲中”，確有堅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好后生。消息的作者對“狼奶”的闡釋道出了袁教授不敢講的話，他所憎恨的“狼孩”，吃“狼奶”的勁頭更足。

李大同的公開信透露：有關部門還給新聞界發出這樣的通知，“不許刊登任何冰點停刊整頓的消息和評論”、“不許參加冰點編采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不許炒作”、“要保持距離”等等。也許根據這個通知，李大同才敢指責有關部門“沒有真理害怕辯論，沒有真相懼怕公開”，急急忙忙發布了他的公開信，挑起了這場圍攻。可見，“怕”字當頭，連必要的批評都難以開展起來，更不要說“鋤毒草，變肥料”這樣尖銳的事了。據袁偉時給外電說，“冰點周刊因他的文章被停刊后，到現在他沒有受到什么干擾”。就是說沒有人過問他的事。這就是怪現象，上級這樣嚴肅批評的人，本單位竟沒有人過問。到處是自由主義在消解，執政基礎能穩固嗎？

“停刊整頓”是好事，能否辦好，還要拭目以待！

（肖衍慶：解放區文學研究會會長） 2005-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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