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這樣認識文革的

——在《文革思想真諦探討：〈毛澤東的“珠峰”〉讀書交流會》上的發言

肖衍慶 08-5-18 

我也是文革“過來人”。文革不但是一場政治大革命，也是一場思想大解放運動，即斗私批修、破私立公、興無滅資的大運動。通過這場大革命，我確立的革命世界觀，至今沒有動搖。現將我的親身經歷向大家做個匯報，供大家研究文革參考。

以受教育者的心態參加文革

1966年5 月，文革開始時，我在北京市委研究室工作，當時是在通縣一個工廠搞四清、學大慶。高炬的文章《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一發表，我們就從工廠回到機關參加運動。記得當時我們研究室主任王▽▽（后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是端著茶杯，翹著二郎腿出席批判會的。“王▽▽，你把態度放老實一點！”不知是誰喊了這么一聲，王▽▽嚇了一跳，才把二郎腿放了下來。這時，我才覺悟到，敢不敢和單位的主要領導劃清界限，批判他們的修正主義，就是對每一個人的實際考驗。

運動來得非常迅猛。我們在機關沒呆幾天，工廠的工人就起來了。我們幾個年輕干部擔任工廠車間的政治指導員，工人就來機關揪斗我們。從這時起，我們就成了兩種身份人，一種是在機關充當革命派，一種是回工廠充當被斗對象。我回工廠比較晚，是毛主席第一次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和革命師生大會服務后，接到工廠要我回去的電話。我當時有幻想，以為自己在工廠和工人“三同”，關系不錯，不會被斗。接到電話后，我心神不定，連中午飯也不想吃，是硬著頭皮、抱著七上八下的心情回到工廠的。沒有想到工人沒有讓我低頭，只是站著聽他們的發言批判。工人們說得好，你是修正主義路線的執行者，害了我們，你也是受害者，我們批判你，就是要你和我們一起批判修正主義。

我回來的路上，一身輕松，好像洗了一個溫水澡。第二天，我就在黑板上寫下一條毛主席語錄：“農民的眼睛，全然沒有錯的。誰個劣，誰個不劣，誰個最甚，誰個稍次，誰個懲辦要嚴，誰個處罰從輕，農民都有極明白的計算，罰不當罪的極少。”沒有想到，第二天就受到大伙的批評，說我在表白自己；我反復問自己：是這樣嗎？問明白了，就以自己的真實感受，鼓勵比自己還年輕的干部去工廠接受群眾批判。

“一月風暴”興起后，機關出現了兩派奪權的辯論和斗爭。我是一個窮學生，畢業分配到機關，連個書箱也沒有，全部日記、創作都在辦公桌里放著。對立派一砸抄，就斷章取義公布了我的反革命“罪行”，對我進行批判武斗。我用大字報進行了必要的辯白，并表明愿意接受群眾揭發批判的態度。

當時，不論是正確批判，還是不正確批判，對于被批判者，都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在那些日子里，壓力是很大的，迫使自己想，到底錯在哪里？我就是這樣度過群眾批判這一關的。

群眾對修正主義的痛恨態度極大地教育了我。在大批判的高潮中，我抓住劉少奇這個最大的走資派，在民主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言行，對照毛選四卷，語錄對照式地批判，寫成大字報，貼在機關大字報欄，受到大家的好評。從大批判中，我生平第一次從理論上認識了毛主席的偉大。

于是，我就利用機關兩派打派仗的空隙，日以繼夜地抄錄社會上傳印的毛主席著作、講話和文稿。我整整抄錄了三大本。接著，我又分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三大類，從中摘出語錄，編抄成冊，供自己學習。這樣一來，毛主席在這三個方面對馬列主義的發展一清二楚。對毛主席的認識也就深化了。

大約就是這個時候，毛主席關于知識分子包括我們自己培養的，他們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要給他們以再教育的重要指示傳了下來。我們研究室大都是首都高校的高材生，大家一學習這個指示，思想都爆炸了，討論會上爭論很激烈，有的說：“說我們世界觀是資產階級的，那我們幾十年的共產黨員白當了！”我雖然沒有這么反對，但思想也是不通的；憑著對毛主席的信賴，我深深地思索著。

1968年底，工人、解放軍宣傳隊進駐市委機關，開展“清隊”。沒有想到，軍宣隊的主要負責人思想“左”的比群眾中的左傾思潮還“左”，他把我文藝作品中反面人物攻擊毛主席的言論一概算成我的思想言論，批判我，要我交代反動思想，說，文藝作品中的反動言論是你反動思想的葉子，你交待反動思想是刨根。我說：“你打破我的腦袋，我也交代不出反動思想。”他們火了，就召開大會批判我。有人引用林彪的話，批判我是反對毛主席的大壞蛋。我在筆記本上記成“林副主席：‘……’……大壞蛋。”軍宣隊里有位將軍的女兒，她在批判會上就站在我的背后，發現了這一記樣，會下立即叫我交出筆記本，上報領導。于是，不容我爭辯，就被打成“惡毒攻擊林副主席的現行反革命分子”，上了批判會。會后，就被關進群眾專政的黑屋子，成了當時市委機關最年輕的清查對象。

我知道問題嚴重了，思想波動很大。在同屋里，有位老同志看出來，就安慰我說：“這是革命的監獄，你不要怕。”并以他兩次坐革命監獄的事實開導我；軍宣隊里有位解放軍知道我是冤案，就在送我回監室的樓梯口，傳我一張小紙條，我回屋一看，是毛主席關于要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的指示。這當然給我一很大的安定。

在審查期間，有一天鋸鋼條勞動，監護我的是一個同派的青年工人，他偷著告訴我，我們研究室一位比我晚來的青年干部，經不起審查，爬上煙囪，跳下自殺；勸我安心接受審查。一石激起千層浪。不到十分鐘，我就鋸壞了四根鋼鋸。工人師傅說：“你怎么啦？說你有意吧，你會覺得委屈。”我只好靜下心來，好好勞動。晚上，躺在地板床上，合不上眼，想到自己從初中開始，就享受人民助學金，一直到大學畢業，光吃用就花了國家七千多元人民幣。我不能走那條路，當勞動力，我也要把這筆錢還上。這樣一想，我平靜多了。第二天，我寫了份血書：“今后忠于毛主席，愿灑熱血為人民。”交給軍宣隊。

后來，給我定性為現行反革命，做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開除黨籍，下放農村勞動改造。我知道，自己是個冤案，一時難以申辯，就下定決心，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大批判，對舊的教育制度的批判，幫我認識到，像我這樣一個農民家庭出身的學生，走進大學的第一個念頭，就是這下可擺脫了繁重的體力勞動。這種思想還不就是“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反映嗎？抓住了自己要改造的思想，接受“再教育”的覺悟就產生了。

在這期間，我選錄了三條毛主席語錄，作為自己下放勞動的精神支柱。一條是毛主席在七千人大會上講的：“我認為這種下降和調動，不論正確與否，都是有益處的，可以鍛煉革命意志，可以調查和研究許多新鮮情況，增加有益的知識。我自己就有這一方面的經驗，得到很大的益處。不信，你們不妨試試看。”一條是毛主席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說的：“聰明人往往處于地位低、被人看不起、受過侮辱的人中，社會主義社會也不例外。屈原如果繼續做官，他的文章就沒有了。正是因為開除‘官籍’、‘下放勞動’，才有可能接近社會生活，才有可能產生像《離騷》這樣好的文學作品。知識都是經過困難、經過挫折得來的。”一條是毛主席在審批姚文元《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加寫的一段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它觸動到人們最根本的政治立場，觸動到人們世界觀的最深處，觸動到每個人走過的道路和將要走的道路，觸動到整個中國革命的歷史。這是人類從未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革命變革，它將鍛煉出整整一代堅強的共產主義者。”我就是帶著這些精神支柱到北京郊區邊遠小山村，插隊勞動鍛煉的。

在農村，我除了勞動，還學會給農民扎針看病，幫農民在城里買東西。一年冬天，我感冒了，渾身無力，可想起一位老人也患感冒，就在夜間拄著棍子，爬坡給老人扎針。回到屋，睡不著，翻看毛主席《紀念白求恩》，頓然覺悟到，知識分子為名為利的思想不就是“低級趣味”嘛。小時候讀《三字經》，“揚名聲，顯父母”，對名利思想看得很重，現在能看出它就是“低級趣味”，那實在是我的世界觀的一大變化。所以，林彪事件一出來，給我平反時，我給老伴寫信說，千萬不要埋怨組織，要感謝這次下放勞動，它讓我明白了知識分子的改造，就是要改造為名為利的個人主義思想。有了這個立足點，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才能扎根。

在現實的階級斗爭中加深對文革的認識

平反以后，我很快回城工作。市委的一位部級領導和一位市級領導的夫人在北京市郵政局負責主要領導工作，我就被調到那里任宣傳處副處長。但是，在工作中，我發現這兩位知己的領導對毛主席的指示陽奉陰違，尤其是那位夫人，對文革懷有很深的偏見。這時，我才明白，他們調我到他們身邊工作，是因為我是被文革整倒的人，會和他們站在一條路線上。我是在農村和農民一塊兒批林整風的，農民群眾對毛主席的深情和對林彪的憎恨，我是親眼經歷了的。而進城以后，我發現林彪事件以后，人們對文革的認識發生了回潮現象；我們這兩位領導就很典型。于是，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我就貼大字報要這兩位領導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誰知這引起他們的極大反感，向我研究室的老同事調查我在文革中的表現，對我采取警惕態度。后在揭、批、查運動中，抓住我給時任市委書記謝▽▽的一封信，把我定為清查對象。

這一次，我極為清醒，知道這是兩條路線的斗爭，毛主席逝世后，黨的路線很可能發生大的變化，為首的，很可能就是被打倒的那一位。我就利用勞動的空隙，無人過問，無人干擾的有利條件，寫我的長篇小說《雙水峪》。我選擇批林整風事件，一是親身經歷了的，二是想采取“紅燒鯉魚，我吃中段”的辦法，避免人家來否定。

我一口氣寫了七十萬字，先是拿給我下放的村子一個在城里打工的青年看。他看了一個月，說：你寫的人我都能叫出他們的真名兒。后又拿給我勞動的車間女工看，看了以后對我說：你咋對社員那么好？這兩條反映都告訴我，自然主義影響著我的作品。于是，我就到北京一家報社當記者，跑農村，為農民辦報。利用這個機會，到我插隊的村子，到郊區農村了解更多的農民。更重要的是，在群眾中分辨兩條路線的是非，提高對路線斗爭的認識。我辦的是《青年之友》版面。那時，郊區有些青年就向我反映，鄧小平、胡耀邦否定文革，是要改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顯然，這是文革給他們帶來的可貴覺悟。

1989年“六四”風波，我初患心臟病，在家休養。5月1 8日晚，老伴告我，工人上大街了！她拿出一個小板凳，讓我坐在大街上看，我一看，真有些文革的勁頭，心里實在高興。也許太激動了，回家就犯了心肌梗死。“六四”槍聲，我是在醫院聽到的，被打死打傷的群眾，我也是在醫院看到的。這一血的事件，深深震撼了我，我就開始修改我的小說。那就是階級斗爭、路線斗爭要更突出。

在修改的過程中，接連發生了東歐劇變、蘇聯解體這樣慘烈的政治事變。從電視上看著紅場上紅旗落地的那一情景，心都要碎了！但是，這些事變和“六四”一樣，都印證了毛主席關于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階級矛盾、階級斗爭的理論無比正確，印證了毛主席發動文革是非常必要的，非常及時的。我就是從這時起，對▽▽▽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有了一個比較清醒的認識。

1996年，我退休出國探親。出國前，我把修改好的上卷，拿給南方一個出版社出版。在國外，我一看出版的《雙水峪》，把毛主席那段關于文革的精彩論述給刪掉了。回國后，我問編輯，他說，是省師范學院一位教授審稿時刪的。這是刪了作品的靈魂。為彌補這個遺憾，我決定修改下卷，上下卷一塊出版時恢復這段論述。

國外探親，從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看到的，使我進一步看清了我國“改革開放”的資本主義取向。在美國，一次圣誕節聚餐，美國人三三兩兩談得很起勁。我問女兒，他們都談些什么？女兒說，爸，他們都談的是工資、住房、待遇問題，和咱中國人不一樣，才不關心政治呢。我回國一看，我們已經趕上了美國這種社會風氣。毛澤東時代的民風民氣，已經蕩然無幾。這就使我修改下卷時，歌頌文革的激情油然而生。

“改革開放”是從否定文革起步的，但是，“改革開放”的歷程，恰恰從反面印證了文革的必要性和正確性。我歌頌文革，自然是對“改革開放”的一種根本否定。

力求站在毛澤東的高度認識文革

黨史學家胡繩在他紀念毛澤東誕辰100周年《毛澤東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一文里，曾這樣說：“毛澤東把‘文化大革命’當作他一生中所做的兩件大事中的一件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件事確實極為濃重地帶有他個人的印記。但是后人縱觀毛澤東的一生，不能同意他自己所做的這個概括，不能同意把他的后半生概括為‘文化大革命’這個巨大的錯誤。”

胡繩這里說的“極為濃重地帶有他個人的印記”，無非是說文革是毛澤東自己發動和領導的。這話當然沒有錯。但是，他認為文革是巨大的錯誤，這就使他不可能站在毛澤東的立場上談論文革，相反，他是跟著鄧小平跑的，所以，后來他就無端地給毛澤東戴上了“民粹主義”的帽子，離毛澤東而去——跑到修正主義的營壘里。這個歸宿說明，當你認為文革“極為濃重地帶有他個人印記”時，你是站在毛澤東的立場來研究文革，認識文革，還是離開毛澤東的立場來研究文革，認識文革。

我自己認為，毛澤東把文革作為他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中的一件，實在是英明透了。這件事凝聚了毛澤東一生的智慧和膽略，開辟了一個農民占優勢的國家建成社會主義并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必由之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應該像對待馬克思、列寧那樣，對待毛澤東這一遺產。要研究、認識毛澤東這一遺產，就必須力求站在毛澤東的高度，即用毛澤東的革命世界觀觀察研究這一問題。這個要求是困難的，因為我們的世界觀要達到毛澤東的高度，是很困難的。但是，有這個愿望和沒有這個愿望那是很不一樣的。

所以，我首先給自己提出，要做毛澤東的學生，恭恭敬敬地向毛澤東請教，老老實實地學習、揣摩、領會他的一切著作。同時，我又提出，要做毛澤東的戰士，把學習、研究和批判現實的修正主義結合起來。我既鄙視修正主義者、走資派那么無視毛澤東、仇恨毛澤東，也不愿意看見那些所謂學者站在毛澤東之上指手畫腳。因為每讀這些文章，總有“昆雞長笑老鷹飛”的感覺。

毛澤東以他的革命世界觀和高超的領導藝術，發動和領導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消滅剝削制度提供了非常寶貴的經驗。南亞已經出現了毛派共產黨鬧革命的紅色走廊，他們以擁護文革為共同的革命信念，以毛澤東主義為自己的指導思想。尼泊爾革命更是滲透著文革的經驗，它不僅在人民戰爭中武裝發動農民，把受苦最深的婦女武裝到人民軍隊中，而且提出自覺解決私有觀念的問題，搞斗私批修活動。在地下活動時期，他就以大會黨的名義發動群眾迫使國王放棄解散國會的決定，從而奠定了和六黨合作的政治基礎。隨后，又以武裝斗爭為后盾，發動三次規模宏大的人民運動，贏得了議會選舉的勝利，為奪取全國政權，建立新的國家，鋪平了道路。尼泊爾革命是在民主革命階段，自覺運用文革的經驗，用了十三年的時間，就取得成功。完全可以看出文革在世界革命中的巨大生命力。

從國內來看，那些優秀的反修戰士身上充分體現出文革的精神。河南南街村的王宏斌帶領村民搞出集體經濟億元村的光輝榜樣。他敢于在中南海說：“承包是懶辦法。”這無異于是挑戰書。他在干部中實行“二百五”分配制度，既是樂于接受“傻子”誣稱的革命氣度，也是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有益實踐。西安高陵縣食品機械廠廠長李甲才堅持用毛澤東辦企業的思想和路線，抵制修正主義的破壞。他敢于批修，當著縣領導的面，批判修正主義，使領導怕他三份而放他一碼。他在廠內堅決貫徹“管理也是社教”的方針，向職工進行社會主義教育。他說：國家已經變了，我們就解決個人和集體、公和私這一對矛盾。他明確說：“堅持毛澤東思想主要是繼續革命理論不動搖。”

我們還可以從一位革命老人對未來革命的幾點思考，看文革的影響力。（略）從老人的十一條思考中，我們可以看出，條條都體現出毛主席繼續革命理論的指導，體現出對這一理論的運用，有很強的說服力。比如他說，我們提出：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并不是要回到過去那樣的社會里；因為過去那樣的社會也沒有完全實現人民對國家的管理權和監督權。我們要建立更完善的社會主義制度，就是要更好地實現人民的管理權和監督權。他特別指出：只有整個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覺悟到監督自己的政黨，對自己政黨的領導人，特別是中央委員會的領導人有選舉權和罷免權，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就好辦了。階級監督政黨，政黨領導階級。這些思想既體現著毛主席繼續革命的思想，又體現著在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嚴重斗爭中，革命戰士新的感受和新的覺悟，亦即新的思想。如果我們大家有了這個共識，我們就應該在提高階級覺悟上下功夫，面向群眾，向群眾做宣傳工作。而正確認識文革，就是正確認識階級、群眾對自己黨和國家實行管理和監督的重要課題。

文革是一座富礦。一切革命同志應該以探礦、開礦、采礦、出礦的全程精神，結合反對資本主義復辟斗爭，開展社會主義大革命的需要，提取巨大的精神武器，讓文革的光芒重現祖國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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