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３０年的世道人心

作者：黃紀蘇   原載：看世界

　　黃紀蘇:社會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劇作家，現任《國際社會科學雜志》中文版副主編。戲劇作品:《愛情螞蟻》、《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切·格瓦拉》、《我們走在大路上》等。

　　
　　中國仍處于禁欲到開放的反彈之中
　　
　　
　　中國改革開放30年所走過的路，以及人們心理上的那種變遷，我覺得通過歌曲和音樂就可見一斑。像《哥薩克騎兵》和《苦咖啡》這樣的歌，30年前聽還覺得有點流里流氣的，都是小黃調兒，但今天聽起來特純情。這就是社會心理的變遷。
　　“文化大革命”時，對個人欲望過于壓抑了。“文化大革命”時，街道居委會敲了一聲簸箕，就沖進屋子里，把一對年輕情侶從被窩里揪了出來，“捉奸在床”，這就是以國家的名義對個人生活的粗暴干預。
　　所以1980年的《廬山戀》引起了轟動，因為主角用遮遮掩掩的方式說了“我愛你”。“文化大革命”一結束，全國人民一夜之間都成了鄧麗君的俘虜。于是交誼舞出現了，終于給了青年男女近身接觸的機會。
　　當時全國總工會在工人里做了個調查，問社會主義好還是資本主義好，有60%的人都說資本主義好，理由是兩條，一是錢包鼓了;二是可以亂搞，就是因為“文化大革命”時期性壓抑太深了。某經濟學家講述自己剛畢業時去深圳的理由，就是那里的男女關系特自由。“文化大革命”的禁欲主義性壓抑導致很多中國人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產生了一種性幻想。社會從禁欲到開放，產生了巨大的反彈，直到今天，我們仍然處于社會大反彈的過程當中。
　　
　　片面追求效率，不符合人性
　　
　　1978年恢復高考，宣告了中國巨變的開始，社會開始分化，利益分途，強者哲學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甚囂塵上，精英主義出現了，他們也的確為改革開放提供了巨大動力。當時的老板們特別希望別人稱他們為教授，叫管理教授，因為第一撥崛起的知識精英備受推崇。
　　但是強者哲學發展到下一步就走樣了，商人階層也要求地位。王朔的小說就代表了商業社會價值觀的轉型。憑什么只你們知識分子要牛啊！我們做買賣也可以牛啊！
　　發展到20世紀80年代末，很多父母就把希望完全寄托到孩子身上了。我的劇本中有這樣一段詞:
　　“下一代咱得給他優生/下一代咱得給他補鋅/下一代給他報班學英語/下一代進一類學校/下一代小便時背單詞/下一代大便時念課文/下一代從幼兒園就面向高考/下一代從受精卵就適應競爭/ 下一代心要黑——你給社會下跪/下一代手要狠——社會給你下跪/下一代沒那么多廢話，下一代就一個問題:你跪還是他跪。”——《我們走在大路上》
　　這就是當時社會心態的寫照。薩特其實是社會的良心，說過很多話，但是中國知識精英只記住了那句話:他人就是地獄，人人都是PK的關系。當時有人說，我們應該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因為馬克思主義說人性是由惡來推動的。曾經寫過《美的歷程》的李澤厚，當時在另一本書里引用康德的“道德與效率的二律背反”的話，就是不要道德，只要效率。他用商周青銅器上的饕餮紋為例，他說那是歷史的獰厲之美，獰厲都可以美，暴力美學？“家就是這么發起來的，國就是這么強起來的。”大家都認為，社會越不平等，越有效率，但是這不符合人性，一旦過頭，會妨礙效率。

　　改革，
　　一度成為部分人的“搶劫工具”
　　
　　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出現了對改革開放的提倡效率、拉大差距的論調的第一次反彈，本來強者哲學是知識精英發起的，但是商人階層的崛起讓知識精英們也受不了了:
　　“我也是一肚子中國經典、幾書柜西方文化，怎么就敵不過胡同口三長兩短汽車喇叭！瞧她掏出小鏡子那個照啊，扔下親兒子那個跑啊，不就一鄉鎮企業老冒嘛！改革剛斯斯文文走到魁星閣，怎么一扭身，抄起別人老婆哼哼哧哧又進了高粱地了。”——《我們走在大路上》
　　知識分子對商人階級充滿了不滿。很多學人開始下海，研究中古文學、古文字、吐火羅文的，都開始研究哪兒有一車石蠟，能賣多少錢。
　　《水滸傳》里有句話:若是山東及時雨宋公明哥哥，我便拜，其他我拜它個鳥。當時社會的心態，就該把宋公明換成人民幣;若是人民幣哥哥我便拜，其他我拜它個鳥。看那時的傳銷風行:
　　“王哥，記得你不是有那個什么附件炎嘛，我們這兒出特效藥了……沒有可以預防呀……那讓你媳婦吃呀……還耍單呢……那你爸結婚了吧，讓他媳婦，嗨，他媳婦不就你媽……”——《我們走在大路上》
　　之后就開始教育產業化和醫療產業化，工廠里減員增效，下崗分流。現在我們承認醫療產業化已經失敗了，教育產業化就更別說了。改革這個詞，在這一時刻，已經變成一部分群體的搶劫工具了。請聽職工的想法:
　　“咱也鬧不清國外是不是真那樣:40不到就讓回家/咱也鬧不清鐵飯碗是不是真該砸，反正我跟小孩他媽20年就沒請過事假/咱也鬧不清那什么‘現代企業制度’到底是什么意思:廠子被他們幾個搞垮，一轉臉又成他們幾個的啦/咱也鬧不清市委黨校都教什么，單位頭兒進修了倆月真他媽像大紅門屠宰場學回來的！”——《我們走在大路上》
　　另一方是“搶劫者”的經驗交流:
　　“我直截了當告訴他們:別給臉不要臉，趁那什么主義還沒涼透，趕緊領倆錢走人，往后下崗，可都扒了工作服，光著滾蛋！
　　我們那兒有倆戇頭跟我論‘領導階級’這個理兒，我說哎呀呀，咱就別撒泡尿照照了，咱還是拿份報瞧瞧吧，自己扒開眼兒好好瞧瞧，名都改啦:‘弱勢群體’——我沒造謠吧？這樣吧，我送你把掃帚，你先把它領導好，完了去再就業辦公室登個記，爭取早日變廢為寶。遇著那干哏倔，就得陰損壞——‘領導’？還真拿小雞雞當高射炮了！（天津口音）
　　你說怎么著，那天廠里一愣頭青到黨委找我，說憑嘛我們下你不下？我說憑嘛，這間屋子就倆人咱不說仨人的話:就憑改革相當于踢球，你踢不過我唄！這小子‘唰’——從腰間里掏出家伙，我‘啪’——300塊錢工資拍桌上:好樣的，你干不了別的，肯定勝任保衛工作，我聘你當私人保鏢！這小子傻摸磕眼的，還替他一家老小千恩萬謝呢，警車就到了——這段兒聽著是不是跟驚險小說似的？”——《我們走在大路上》
　　
　　對外不為虎狼，對內和諧均富
　　
　　到20世紀90年代末，政協資料顯示，當時一年的群體性突發事件，從四五萬起上升到七八萬起，這種強者哲學的改革模式已經對社會造成了巨大的妨礙，降低了效率。
　　記得當時很多城市都在討論汽車撞人撞了白撞的問題，說社會要發展，就要讓我們的汽車暢通無阻，像在美國一樣，說得很恐怖:“公安局長過命的交情，道兒上的兄弟/市委書記給把米就點頭，丫整個一雞/別看咱一無所有，咱就兒有錢——哎/別看咱啥不是，咱就兒一牛×——操/我這兒還沒脫褲子呢，一個個就緊著劈腿/我這兒還沒點票子呢，一個個就爭當咱的代理/撞死丫白撞！弄幫記者學者說道說道，然后擩進法律/鳳凰26永久28的傻×東西，也敢跟咱奔馳600起膩!”——《我們走在大路上》
　　思想界開始了反思。社會差距太大了，個人主義太過了，造成了社會痛苦。所以社會政策進行了調整，扶持弱勢群體，扶持農村和西部，對東北老工業基地政策傾斜，這是非常好的。“文化大革命”時對個人主義壓抑太過，之后又似乎矯枉過正了30年。所以，我們現在要總結經驗，走一條新路:對外不為虎狼，對內和諧均富，讓社會擺動小一點，穩一點，在個人抱負與民族國家利益之間找一個平衡點。
　　最后還是我寫的一首歌:“我們是姐妹兄弟/我們是一個家族/我們是一個血緣/我們是曠野上的一趟車，是苦海中的一條船/握著他的手，不管他智商多低/握著他的手，不管他能力多差/握著他的手，不管他模樣多慘/我們是曠野上的一趟車，是苦海中的一條船/我們一起死/我們一起生/我們一起唱……”
　　（看世界編輯關飛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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