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華民族精神，它來自哪里？

田辰山 北京外國語大學美國專家

主題：從抗震救災看中華民族精神

嘉賓：黃紀蘇，田辰山，韓德強，張宏良，李北方，徐亮等

時間：2008年6月1日下午3點

地點：烏有之鄉書社（北大資源賓館三層1308室）

以下是田辰山老師的發言稿：

512汶川大地震發生后，中國舉國上下大規模的抗震救災在電視臺和媒體報出了無數令人感動的故事。中國領導人、政府、軍隊、志愿援助人員、嚴重受地震損害的四川人（包括老師和兒童）的表現都很令人欽佩。使得歷來只傾向報道中國負面消息的西方媒體也出現了較為肯定的報道。中國表現的到底是一種什么精神？什么是中華民族的精神？中國這種抗震救災的英雄精神到底來自哪里？這是很值得認識清楚的，是個從根本上樹立中國人自信心的問題。

中國人現在把它叫做“以人為本”，叫做“人性化”。有些人還說這是國際接軌而來的“普世價值”。似乎中國人在過去是不講“人性”的，是沒有“尊重生命”傳統的，而只是與國際接軌之后，才學會的。這是不對的。我認為，中國人在抗震救災中表現的精神是一直延續在自己傳統中的精神，是一種特有的中國精神，是中國兩千年文明經久不衰的精神。溫總理“多難興邦”說法，是中國歷史的寫照，也是中國互系性哲學思想方法的一個概念。也就是說，中國人是在困難之中站起來的，這是中國精神，也是中國人的經歷。這是針對整個民族的精神來說的，這正是西方傳統中所不突出的。

西方傳統，尤其是現代自由主義傳統，突出的是自私和邪惡的人性觀念。這與中國人所看到的人性的美與善，是明顯不同的。這明顯不是從西方來的。所謂現代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是以人性惡作為基本設想所建立起來的制度。這一點是與中國人對政府和政治的觀念存在根本區別的。所以，中國人的精神是中國特有的，是自己傳統的。西方的所謂“尊重生命”，是尊重單個個人的生命，是把“人”想成是一己的、單個的，不是中國人的把“人”想成是互相聯系不分的，是“大家”、是“民”、是“群眾”。尊重一己個人生命，尊重單個個人生命，在邏輯上是不能直接產生、也不能在現時中實現尊重每一個人生命的。中國是把個人生命看成是與群體相聯系的，不像西方個人與群體是對立的。所以，所謂“尊重生命”在西方和中國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在自由主義，個人把“我”這個一己看成是絕對的，是生命的完全意義，完全以一己為中心，一切圍繞自己轉，以自己為終極目的是天經地義的。中國則總是把個人看成是離不開與他人和群體、社會的聯系的。這是中國傳統固有的思維。而中國人作為一個民族就是依賴這種世界觀和認識，具有了自己的精神，是在這種精神之下獲得自己民族的延續和在任何困難面前站立著的。

世界上是沒有普世價值的。所謂沒有普世價值，就是沒有絕對不變的價值，沒有抽象的價值。任何價值都是具體的、是根據不同時間、地點、情勢而不同的。自由主義思想的普世價值是什么，是金錢、是個人財富、是個人幸福、是個人自由、是個人權利的核心、是保護這些的權力政治、是西方概念的“democracy”,是西方概念的“法制”。這些都是絕對價值，是不變的價值，是抽象的價值，是自由主義的普世價值。但在現實中，這些都不是絕對的、都是不抽象的、都不是普世的價值，因為它們都是建立在以互不聯系的單個個人為假設基礎上的。在直接邏輯上和現實社會中，都不導致所有個人的金錢、幸福、自由、權利和保護所有人的權力政治(或“democracy”)和法制。而是，即便是一些個人的這些價值的實現，也是在競爭當中去實現的，而正是競爭是根本不會實現普世價值的機制。也即是說，競爭是以產生不平等為前提的，是以非絕對價值的存在為前提的。在這點上，正是與中國精神相逆反的。恰恰是中國傳統歷來不推崇競爭，而是提倡合作與友好競賽精神，是產生普遍價值（注意不是普世）的思想基礎和精神。正是如此，才有大地震中國表現出的這種獨特的精神。

為什么中國領導人、政府、軍隊、志愿援助人員、嚴重受地震損害的四川人（包括老師和兒童）和全國人民 “一方有難、八方支援、自力更生艱苦奮斗” 的表現？為什么西方報紙有對中國軍隊的表示驚訝？這就是中國傳統所延續到當今獲得迸發的精神。這個精神的來源就是中國人的世界觀和對人的認識，也即，把人不看成是互不聯系的單個個人，而是感同身受。感同身受就是把人看成是互相聯系的而呈現的一種心理狀態。如果把人看成是一己個人的，互無關系的，就不會有感同身受。感同身受是自由主義對人的認識產生不出來的心理狀態和情感。它只講個人感受，只局限于一己，當中是沒有感受他人的邏輯的。相反，它在認識上和心理上，必然導致二元對立。一個最好的例子就是政府與人民的關系。

中國人把人看成是互相聯系的，個人與群體不是對立的，看到的是人性的善和美，正是這些使得中國人所理解的“普世價值”，不是西方那個普世價值。因為西方普世價值是建立在人是互不聯系的、人性是惡的，個人與群體是對立的，一己是終極目的的認識和心理狀態上的價值，是由于這種情況，那種認為中國人是由于國際接軌學到了西方普世價值的說法是不對的。這是對普世價值的不了解，只是出于對西方概念的一種盲目崇拜。正是由于這樣的差別，才有了人們所熟知的在中國和在西方，有截然不同的政府和人民關系的認識。在西方，政府與人民永遠是一對冤家，永遠是對立的，個人對政府永遠不能信任，永遠懷有戒心，因為政府中的人也是個人，也是人性惡的，永遠是在為自己權力追求的，任何政府中的個人必然是對其他個人造成威脅的。這就是眾多二元對立思維的一種。而中國人的認識是，政府和人民（不是個人）之間不是對立而是聯系的；人不是沒有好人的，政府是可以由好人來行使的，可以有好政府，好政府必須是為人民（不是為個人）利益的，可以是與人民同命運共呼吸的。這在自由主義傳統是無法產生出的認識，是無法想象的。所以中國的精神和很多說法，在西方是奇怪的，是不可信的。因此，大地震中的政府和軍民精神是中國特有的，是與所謂“普世價值”毫無干系的。

中國有做人的說法。這種做人的說法，是西方沒有的。做人的說法，就是基于人性有兩種，一種是偉大、高尚的，一種是渺小、低級的，甚至是卑鄙的、齷鹺的。所謂偉大、高尚的，就是特別注重把個人看成是與群體相聯系的，在正當把握上，追求一個更合適的尺度。中國人歷來的英雄精神是那種將天人視為合一的，把小我融入大我的認識和行為。而所謂渺小、低級的，甚至是卑鄙的、齷鹺的，也正是在不同程度上的把一己擺在人民之上或社會之上的不適當位置。中國歷史上可歌可泣的英雄，都無不是追求一個在特定情勢條件下的一個小我與大我的恰如其分的關系，都是把小我的價值體現在與大我的聯系之中。這次大地震之中，中國軍民之表現的可歌可泣，還是這種體現。它體現在生死的關鍵時刻，體現在沒有過多時間考慮的時刻，所以體現的更是與人性接近的品質，體現的是人性的真實，而不是虛妄的人性，編造的人性。這就是中國傳統的特有的中華民族精神，是中國的認識和中國的經驗，是中華民族作為整體生存和自強的遺產。這種精神，就是古代的民本，就是近現代的革命精神，就是毛澤東思想的為人民服務精神，就是今天的以人為本的精神；盡管說法不同，都是中華民族傳統精神的一脈相承。它基于中華民族特有的世界觀，特有的思維方式和特有經驗的價值觀念。用現在的話講，這個精神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就是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和生命高于一切，就是個人敢于為著弱者、為著大多數人，為著他人敢于犧牲自己的英雄行為。某個知名學者將此指為“愚蠢”，說明他已經不再與中國的精神相認同。這是中華民族精神的特質，是中華民族久經磨難而不倒，多難而興邦的堅忍不拔精神。它是中華民族的根本力量所在。也可以說，中華民族不是靠以個人第一生存發展下來的，而是靠以抗震救災這種在生死存亡的現實面前，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人性和精神，而生存自強起來的。

所謂“普世價值”，西語是“universal value”，是基于一種特有的西方思維，它包含一整套傳統架構，一整套諸如“人性惡”、“個人第一”等的假設。中國有區別于西方這種價值，區別于這種架構的一套自己的東西。它是適合于中國自己生存和發展經驗而來的。中國的價值是中國自己的一種文化和心理成熟的標志。成熟的意義在于它是一種互系思維的結果。也就是說，它看到高尚和渺小兩種人性，看到如何從渺小走向高尚的過程。中國不把人混同于動物，不混淆人性與動物性的差別。在中國的意義上，不能有一個沒有高尚和渺小差別的人和社會。一個沒有這種差別的人、社會或民族是個迷失方向的人、社會和民族。只有高尚的人性才堪稱人性，才是真正的人性。渺小的人性是偽人性，只是某些人的假設，是某些人的迷信。只有高尚、偉大的人性才是人性的所在，才是人生存的靈魂，才是一個人、一個社會、一個民族打不垮的精神支柱，才是支配巨大物質的力量。這種人性存在于每一個人。地震中表現的美麗人性，眾多的是發生在普通人、小人物身上。這種美麗，只在于人對自己的人性開發。而放棄對自己這種人性的開發，摒棄這種真正的人性，制造只有渺小才是人性，則是少數人虛妄概念對多數人的強加。這兩種精神差別的根本之處，就在于對人和人、個人與社會是否是互相聯系的認識；人是以單個人獨立存在還是以聯系的人之間形成的共同體而存在，是人以共同體形式的生存、自強，還是依賴某種假設的外來主宰力量。

新自由主義錯就錯在把個人利益突出為抽象概念的“人”的終極目的。它在于要把這個假設的概念從市場利潤競爭的狹小范疇無限的擴大，擴展成普世價值、絕對價值，強加給任何人，強加給整個社會和整個人類。而在這個過程中，真正實現的卻只是少數所謂強者、成功者對大多數人構成的不平衡權利和權力關系。人們應當弄明白、認清新自由主義這種對社會、對人心、人性的危害和腐蝕。

當然，人與人是有差別的。對少數信仰自由主義的人怎么辦？推崇這種理念造成的危害，已經在我們周圍有叢生的現象。然而這種人是必然有的，也即，人和人不一般齊，十個指頭不一般齊，怎么辦？這就是一種社會運行的操作問題，就是不承認它政治上、社會意識形態上的主導或正統地位；而是要把它控制為在操作層面的適當處理問題。也就是說，把它控制只在適當的市場范疇之內，使它對社會的沖突影響被限制在可控制的范圍之內。

（2008年6月1日于北京外國語大學專家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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