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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了毛澤東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在第十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中關于西藏問題的部分。真是高瞻遠矚，深入淺出，通俗易懂，無論“精英”和“草根”，都可讀后受益。現在轉錄于下。

　　有些人對于西藏寄予同情，但是他們只同情少數人，不同情多數人，一百個人里頭，同情幾個人，就是那些叛亂分子，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幾的人。在外國，有那么一些人，他們對西藏就是只同情一兩萬人，頂多三四萬人。西藏本部(只講昌都、前藏、后藏這三個區域)大概是一百二十萬人。一百二十萬人，用減法去掉幾萬人，還有一百一十幾萬人，世界上有些人對他們不同情。我們則相反，我們同情這一百一十幾萬人，而不同情那少數人。
　　那少數人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剝削、壓迫分子。講貴族，班禪和阿沛兩位也算貴族，但是貴族有兩種，一種是進步的貴族，一種是反動的貴族，他們兩位屬于進步的貴族。進步分子主張改革，舊制度不要了，舍掉它算了。舊制度不好，對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興，二不財旺。西藏地方大，現在人口太少了，要發展起來。這個事情，我跟達賴講過。我說，你們要發展人口。我還說，你們的佛教，就是喇嘛教，我是不信的，我贊成你們信。但是，有些規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子?你們一百二十萬人里頭，有八萬喇嘛，這八萬喇嘛是不生產的，一不生產物質，二不生產人。你看，就神職人員來說，基督教是允許結婚的，回教是允許結婚的，天主教是不允許結婚的。西藏的喇嘛也不能結婚，不生產人。

同時，喇嘛要從事生產，搞農業，搞工業，這樣才可以維持長久。你們不是要天長地久、永遠信佛教嗎?我是不贊成永遠信佛教，但是你們要信，那有什么辦法!我們是毫無辦法的，信不信宗教，只能各人自己決定。
　　至于貴族，對那些站在進步方面主張改革的革命的貴族，以及還不那么革命、站在中間動動搖搖但不站在反革命方面的中間派，我們采取什么態度呢?我個人的意見是:對于他們的土地、他們的莊園，是不是可以用我們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辦法，即實行贖買政策，使他們不吃虧。比如我們中央人民政府把他們的生活包下來，你橫直剝削農奴也是得到那么一點，中央政府也給你那么一點，你為什么一定要剝削農奴才舒服呢?
　　我看，西藏的農奴制度，就像我們春秋戰國時代那個莊園制度，說奴隸不是奴隸，說自由農民不是自由農民，是介乎這兩者之間的一種農奴制度。貴族坐在農奴制度的火山上是不穩固的，每天都覺得要地震，何不舍掉算了，不要那個農奴制度了，不要那個莊園制度了，那一點土地不要了，送給農民。但是吃什么呢?我看，對革命的貴族，革命的莊園主，還有中間派的貴族，中間派的莊園主，只要他不站在反革命那方面，就用贖買政策。我跟大家商量一下，看是不是可以。現在是平叛，還談不上改革，將來改革的時候，凡是革命的貴族，以及中間派動動搖搖的，總而言之，只要是不站在反革命那邊的，我們不使他吃虧，就是照我們現在對待資本家的辦法。并且，他這一子我們都包到底。資本家也

是一輩子包到底。幾年定息過后，你得包下去，你得給他工作，你得給他薪水，你得給他就業，一輩子都包下去。這樣一來，農民(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得到了土地，農民就不恨這些貴族了，仇恨就逐漸解開了。
　　日本有個報紙哇哇叫，講了一篇，它說，共產黨在西藏問題上打了一個大敗仗，全世界都反對共產黨。說我們打了大敗仗，誰人打了大勝仗呢?總有一個打了大勝仗的吧。只有人打了大敗仗，又沒有人打了大勝仗，哪有那種事?你們講，究竟勝負如何?假定我們中國人在西藏問題上打了大敗仗，那末，誰人打了大勝仗呢?是不是可以說印度干涉者打了大勝仗?我看也很難說。他打了大勝仗，為什么那么痛哭流涕，如喪考妣呢?你們看我這個話有一點道理沒有?
　　還有個美國人，名字叫艾爾索普，寫專欄文章的。他隔那么遠，認真地寫一篇文章，說西藏這個地方沒有二十萬軍隊是平定不了的，而這二十萬軍隊，每天要一萬噸物資，不可能運這么多去，西藏那個山高得不得了，共產黨的軍隊難得去。因此，他斷定叛亂分子滅不了。叛亂分子滅得了滅不了呀?我看大家都有這個疑問。因為究竟滅得了滅不了，沒有親臨其境，沒有打過游擊戰爭的人，是不會知道的。我這里回答:平叛不要二十萬軍隊，只要五萬軍隊，二十萬的四分之一。一九五六年以前我們就五萬人(包括干部)在那里，一九五六年那一年我們撤了三萬多，剩下一萬多。那個時候我們確實認真地宣布六年不改革，六年以后，如果還不贊成，我們還可以推遲，是這樣講的。你們曉得，整個藏族不

是一百二十萬人，而是三百萬人。剛才講的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后藏)是一百二十萬人，其他在哪里呢?主要是在四川西部，就是原來西康區域，以及川西北就是毛兒蓋、松潘、阿壩那些地方。這些地方藏族最多。第二是青海，有五十萬人。第三是甘肅南部。第四是云南西北部。這四個區域合計一百八十萬人。四川省人民代表大會開會，商量在藏族地區搞點民主改革，聽了一點風，立即就傳到原西康這個區域，一些人就舉行武裝叛亂。現在青海、甘肅、四川、云南的藏族地區都改革了，人民武裝起來了。藏人扛起槍來，組織自衛武裝，非常勇敢。這四個區域能夠把叛亂分子肅清，為什么西藏不能肅清呢?你講復雜，原西康這個區域是非常復雜的。原西康的叛亂分子打敗了，跑到西藏去了。他們跑到那里，奸淫虜掠，搶得一塌糊涂。他要吃飯，就得搶，于是同藏人就發生矛盾。原西康跑去的，青海跑去的，有一萬多人。一萬多人要不要吃呢?要吃，從哪里來呢?就在一百二十萬人中間吃過來吃過去，從去年七月算起，差不多已經吃了一年了。這回我們把叛亂分子打下來，把他們那些槍收繳了。比如在日喀則，把那個地方政府武裝的槍收繳了，江孜也收繳了，亞東也收繳了。收繳了槍的地方，群眾非常高興。老百姓怕他們三個東西:第一是怕他那個印，就是怕那個圖章；第二是怕他那個槍；第三，還有一條法鞭，老百姓很怕。把這三者一收，群眾皆大歡喜，非常高興，幫助我們搬槍枝彈藥。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那里的反動農奴主對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幾歲女孩子的腳骨

拿來作樂器，還有拿人的頭骨作飲器喝酒。這樣野蠻透頂的叛亂分子完全能夠滅掉，不需要二十萬軍隊，只需要五萬軍隊，可以滅得干干凈凈。滅掉是不是都殺掉呢?不是。所謂滅掉，并不是把他們殺掉，而是把他們捉起來教育改造，包括反動派，比如索康[8]那種人。這樣的人，跑出去的，如果他回來，悔過自新，我們不殺他。
　　再講一個中國人的議論。此人在臺灣，名為胡適。他講，據他看，這個“革命軍”(就是叛亂分子)滅不了。他說，他是徽州人，日本人打中國的時候，占領了安徽，但是沒有去徽州。什么道理呢?徽州山太多了，地形復雜。日本人連徽州的山都不敢去，西藏那個山共產黨敢去?我說，胡適這個方法論就不對，他那個“大膽假設”是危險的。他大膽假設，他推理，說徽州山小，日本人尚且不敢去，那末西藏的山大得多、高得多，共產黨難道敢去嗎?因此結論:共產黨一定不敢去，共產黨滅不了那個地方的叛亂武裝。現在要批評胡適這個方法論，我看他是要輸的，他并不“小心求證”，只有“大膽假設”。
　　有些人，像印度資產階級中的一些人，又不同一點，他們有兩面性。他們一方面非常不高興，非常反對我們三月二十日以后開始的堅決鎮壓叛亂，非常反對我們這種政策，他們同情叛亂分子。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跟我們鬧翻，他們想到過去幾千年中國跟印度都沒有鬧翻過，沒有戰爭，同時，他們看到無可奈何花落去，花已經落去了。一九五四年中印兩國訂了條約，就是聲明五項原則的那個條約，他們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是中國的領土。他們留了一手，不做絕。英國人最鬼，英國外交大臣勞埃德，工黨議員這個一問，那個一問，他總是一問三不知，說:沒有消息，我們英國跟西藏沒有接觸，在那里沒有人員，因此我無可奉告。老是這么講。他還說，要等西藏那個人出來以后，看他怎樣，我

們才說話。他的意思就是達賴出來后，看他說什么話。中國共產黨并沒有關死門，說達賴是被挾持走的，又發表了他的三封信[2]。這次人民代表大會，周總理的報告里頭要講這件事。我們希望達賴回來，還建議這次選舉不僅選班禪，而且要選達賴。他是個年輕人，現在還只有二十五歲。假如他活到八十五歲，從現在算起還有六十年，那個時候二十一世紀了，世界會怎么樣呀?要變的。那個時候，我相信他會回來的。他五十九年不回來，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來。那時候世界都變了。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長于斯，現在到外國，仰人鼻息，幾根槍都繳了。我們采取這個態度比較主動，不做絕了。
　　總理的報告里頭要講希望達賴回國。如果他愿意回國，能夠擺脫那些反動分子，我們希望他回國。但是，事實上看來他現在難于回國。他脫離不了那一堆人。同時，他本人那個情緒，上一次到印度他就不想回來的，而班禪是要回來的。那時，總理勸解，可能還有尼赫魯勸解，與其不回不如回。那個時候就跟他這么講:你到印度有什么作用?不過是當一個寓公，就在那里吃飯，脫離群眾，脫離祖國的土地和人民。現在，還看不見他有改革的決心。說他要改革，站在人民這方面，站在勞動人民這方面，看來不是的。他那個世界觀是不是能改變?六十年以后也許能改，也許不要六十年。而現在看來，一下子要他回來也難。他如果是想回來，明天回來都可以，但是他得進行改革，得平息叛亂，就是要完全站在我們這方面來。看來，他事實上一下子也很難。但是，我們文章不做絕了。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談話記錄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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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這是毛澤東在第十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中關于西藏問題的部分。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在外國勢力支持下，蓄意破壞《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的實行，公開宣布“西藏獨立”。十七日，達賴喇嘛逃往印度。十九日，叛亂分子發動對人民解放軍駐拉薩部隊和中央代表機關的全面進攻。中國人民解放軍駐藏部隊于二十日對拉薩叛亂武裝實施反擊，并相繼平息了其他地區的武裝叛亂，維護了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
　　[2]指《人民日報》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發表的達賴喇嘛三月十一日、十二日、十六日先后寫給中央駐西藏代理代表、西藏軍區政治委員譚冠三的三封信。三月十一日的信中說：“昨天我決定去軍區看戲，但由于少數壞人的煽動，而僧俗人民不解真相追隨其后，進行阻攔，確實無法去訪，使我害羞難言，憂慮交加，而處于莫知所措的境地。”又說：“反動的壞分子們正在借口保護我的安全而進行著危害我的活動。”三月十二日的信中說：“對于昨天、前天發生的、以保護我的安全為名而制造的嚴重離間中央與地方關系的事件，我正盡一切可能設法處理。”三月十六日的信中說：“現在此間內外的情況雖然仍很難處置，但我正在用巧妙的辦法，在政府官員中從內部劃分進步與反對革命的兩種人的界線。一旦幾天之后，有了一定數量的足以信賴的力量之后，將采取秘密的方式前往軍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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