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崛起》熱播之后的冷靜研討

“大國”問題：“大家”一起談

——“大國興衰與中國問題”學術研討會綜述

世逸

題記：2006年2月3日，“大國興衰與中國問題”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召開。研討會由真善美書家（大家思想網）策劃協調并與烏有之鄉共同主辦，在烏有之鄉書社召開。作為會議的策劃者和協調人，在此根據自己的主觀感受，力求以客觀評述的態度，作一個綜述。

題中所謂“大家一起談”，既因為這個公共話題，是多人而非一人在討論，又因為參與討論的人不是普通大眾，而是各個學科各個學派的一些知名學者。而且，我們也希望有更多的知名和不知名的學者參與進來，更多的普通大眾參與進來，“大家”一起談 “大國問題”。

印象：不完滿的開始

嚴格地說，這個研討會很難真正稱得上是“開始”，對“大國”問題的關注和研討并不自此開始，各學科各學派的學者坐到一些開會，開展交流對話也不是自此開始。但是，這個會議在某些方面或許有“開始”的意蘊，會上某些氣象也讓人覺得有些“開始”的味道，更何況，對于我們策劃主辦者來說，則無疑是個“開始”。

這個研討會有意思的事情很多。比如：“大國興衰與中國問題”這樣一個舉國關注甚至舉世矚目的公共話題，央視電視片《大國崛起》熱播之后也引發熱議，但這個研討會卻開得如此低調，以至會前很多人都不知道；研討會有這么多在學界“有頭有臉”的人出席（看看名單吧——按姓名拚音為序：陳明、程恩富、董正華、房寧、高梁、高全喜、韓德強、何順果、潘維、秦暉、宋成有、田辰山、王小東、王占陽、許建康、徐友漁、張宏良、張順洪），但會議卻由兩個民間機構主辦，由幾個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策劃組織，而且會場在非正規的會議場所，旁聽者比主題演講的學者還少。如此等等。之所以如此，其實原因很簡單，因為會議主辦者和參與會議的學者是真心想集中、深入地研究問題，開展建設性的對話，力求取得一些學術上的成果，對社會、對國家有所裨益，而不是宣傳、炒作、作秀——像會上有位學者所批評的“芙蓉姐姐”那樣。

有人說，這些人能坐到一起開會，本身就是值得關注的事情，本身就是一種成功。但會議當然不只是這種“成功”。

參會學者的觀點是各有特色的，如果從當代中國思想譜系的角度來看是內涵豐富的：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新左派、民族主義、文化保守主義（或新儒家）各種傾向的人都有，更重要的是每個學者都有各自的觀點和特色，很難簡單地用左派、右派來劃分，有些學者更不認為自己身上有什么“光譜“，也不屬于左派、右派或別的什么派。在會場發言中也可看出，雖然確實有某些學者的觀點可能相對接近，并與其他一些學者的觀點比較對立，但每位學者的觀點確實更多帶有自己的特色，可以說與每個人都有差異，也與每個人都有共同點。而從與會學者研究的領域來看，涉及歷史學、哲學、宗教學、政治學、國際關系學、法學、經濟學、管理學、軍事學等各個學科，學者們也大多有國外留學、訪問的經歷，還有正在中國做訪問研究的華人學者，這種多學科的知識背景和學科視野，多樣的人生經歷，也給交流對話帶來很多好處。從現場交流來看，學者們坐在一起進行交流，確實有利于更好地表達自我、了解別人，減少誤解和簡單化認識。

研討會上，既有學理性、邏輯性很強的主題演講，又有更進一步的評論質疑和回應互動，還有短兵相接式的自由討論。與會學者更多注重學理的闡釋和爭鳴，而不是情緒性或“派性”色彩很濃的辯論，平等討論、冷靜探討、相互尊重、求同存異的氛圍保持得不錯，盡管也有激烈的辯論甚至“拍案而起的沖動”。會議既充分展現了各種思想潮流、傾向和各個學者在“大國”問題上的分歧，以及其他相關問題上的分歧，甚至更深層次的分歧，但也發現了當事人和旁觀者所樂見或驚喜的不少共識。

當然，開始總是不完滿的。比如會議時間非常緊張，主題演講和評論互動的時間很短，發表意見不夠充分，討論不夠深入，很多問題只是提出而沒有深入探討，很多分歧只是展現出來而沒有進一步“商榷”；還有很多思想界的代表人物、相關領域和更多學科的知名學者由于種種原因沒能與會，參與范圍還不夠廣（一次會議也不能范圍太廣），參與旁聽的人也沒有發言機會；由于學者們事情太多、日程太緊，部分學者因為別的事情不能耽誤而只能推遲到會或提前退場。另外，有些在后面發言的學者根據會場討論情況而臨時決定不按會前準備的原有思路發言，沖淡了原定的演講主題，而且學理性、邏輯性減少而辯論性、思想性增加等等。由于會議主辦者經驗、能力的不足，會議策劃組織及調控方面也有不少欠缺。因此，這次研討會還只是一個開始，難免有很多不完滿之處，不過所幸的是，畢竟開始了。

議題一：評點《大國崛起》

盡管與會學者涉及各學科各學派，會議主題涉及面很廣，學者們發言中涉及的問題也很多，但議題還是相對集中的。一方面，會議根據與會學者的演講主題或論文提綱，分成幾個單元進行演講和評議；另一方面，學者們在會上的討論也自然而然向相關的幾個問題集中：如何評價電視片《大國崛起》？大國興衰的歷史經驗教訓有哪些，學哪些？怎么理解“大國崛起”，決定大國興衰的因素有哪些？如何看待現實中國的“崛起”問題？如何看待中國經濟及自由貿易與貿易保護的問題？等等。

電視片《大國崛起》是這個研討會的直接由頭，也是與會學者關注和討論的一個焦點。參與《大國崛起》歷史腳本創作的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宋成有、何順果、董正華應邀出席會議并介紹了他們參與創作的思路、經歷及對電視片的看法。與會學者大多數都認為：在娛樂盛行、戲說歷史成風的當代中國媒體之中，能創作和播出這樣相對嚴肅的歷史教育片、科普片是應該肯定的。

宋成有、何順果、董正華教授還介紹：歷史腳本與電視片的腳本不同 ，學術與電視有區別，不能把電視片作為歷史的標準答案。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的王占陽教授也認為評價《大國崛起》應該將之當作科普片、歷史教育片這樣的電視作品，而不是用學術著作的標準來衡量。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學部委員程恩富教授則提出，科普、歷史教育片也應該講究知識的完整性，只講一面就不是“科普”。王占陽還認為，評價這個片子關鍵要看它講了什么，而不是它沒講什么。只要它講了新的東西，對大家有啟發的東西，就是好的。他認為《大國崛起》強調妥協的價值，超越了“兩極對立”思維就很不錯。大家認為這部片子講得不夠的，可以再拍片子把這些補上，要求這部片子都講全是不合適的。留學美國十多年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許建康研究員認為，社會科學工作者的責任是把真實的局面告訴人們，《大國崛起》雖然講了很多原來沒有看到的東西，但整體上沒有告訴人們真實的局面。同樣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留英世界歷史學博士張順洪研究員則認為：電視片講什么、不講什么，是有選擇的，受一定意識形態指導，總有一定目的，客觀效果也不一樣。他認為《大國崛起》存在歷史觀的嚴重偏差，并大量引用電視片腳本中的原話，論證他的觀點：《大國崛起》洋溢著對霸權的欣賞，美化殖民主義，推崇資本主義政治制度，迷戀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盛贊資產階級價值觀。他認為這部片子其實沒什么新東西，實質是鼓吹“現代化就是西化”的舊觀點，這個時候制作這樣的片子是耐人尋味的，也有著錯誤的影響。張順洪的觀點與在他之前演講的徐友漁研究員針鋒相對。同樣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的徐友漁也大量引證電視片腳本中的原話，論證他的觀點——《大國崛起》并沒有掩飾和歌頌殖民主義的罪惡。他還進一步提出，雖然我們不應回避和忘記殖民侵略的問題，但問題不是談不談殖民主義，而是殖民主義是否就是我們談論世界近代史的唯一內容。不能因為殖民主義，就不從正面來總結西方大國崛起的經驗，不能因為西方的侵略就不向西方學習。他還認為，電視片并沒有大國崛起必定伴隨殖民侵略的意思，相反它說了許多新的東西，強調了一些被我們忽略或某些人生疏的常識，比如對和平妥協的政治道路、抗拒終身制權力的肯定。他最后說，在一些人還主張學習古巴、朝鮮的時候，他愿意諒解電視片《大國崛起》的簡單和粗陋，對它表示支持。

徐友漁和張順洪旗幟鮮明而又針鋒相對的觀點，進一步引發了與會學者的熱烈討論。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的王小東研究員認為《大國崛起》總體是好的，它力圖以公允、求實的角度去解讀，雖然有很多問題。左派和右派對它的很多批評都不對。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高全喜研究員認為，盡管片子有不如意之處，但片子說了很多基本常識，60%講的是歷史事實?？傮w應該肯定，不應該以教條主義的態度、意識形態的眼鏡去評價這部片子。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房寧教授先回顧了政論片的歷史，并談到網上一些人把《大國崛起》看作《河殤》的姊妹篇。他認為《河殤》出臺的背景是80年代整個思想文化界的低調、反省，而《大國崛起》的出臺意味著主題的轉變，反映了思想界和社會心態的改變，有了更多民族自信和自覺。但他同時表示，自己作為“有粗淺歷史知識的觀眾”，對《大國崛起》是不滿足的。因為片子更注重總結一些具體做法，而對這些具體做法的原因、條件講得不夠。

何順果等學者談到他們創作歷史腳本時有個基本思想：反對單因素決定論，歷史上的大國崛起既有內因，又有外因，內因是根本，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以前我們更多強調侵略殖民等外因，電視片更多是強調內因，著重反映內因。程恩富認為，《大國崛起》的創作思想確實有偏差，過去講外因確實比較多，但現在一味強調內因，而很少講侵略殖民等外因，這是不完整的。比如張五常講日本崛起就是因為“明治維新”，這不全面，日本崛起應該八個字一起講才全面：“明治維新，軍事擴張”。他還問道：同樣是資本主義憲政，為什么那些“大國”有時崛起有時衰落，有些國家崛起有些國家衰落，僅僅用“民主制度”等內因是解釋不了的。許建康則認為簡單地強調內因決定論是不對的，當外部環境因素成為主要矛盾的時候，當民族矛盾成為主要矛盾的時候，內因就不再是主要的。他從現代化理論與世界體系論的爭論這一背景說起，指出《大國崛起》所宣揚的現代化的指導思想的缺陷在于：把歷史說成是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演進，但對兩種社會的性質是什么則避而不談；掩蓋西方大國崛起時的世界環境與當代發展中國家崛起的世界環境之間的重大差別，崛起仿佛是在真空中崛起；回避對霸權更替時所經歷的危機與戰爭的探討。因此，必須對這部片子的虛假思路要有所警惕。高全喜認為，所謂世界體系理論是西方學界相對邊緣的一種理論，它的產生有一個西方語境，但中國不同，實現經濟、政治的現代化是包括wdGCD在內的幾代中國人為之奮斗的一個目標，建設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法治國家和政治文明，都屬于這個議題?？偟膩碚f，《大國崛起》的思路并不虛假。

議題二：要不要學西方，學什么？

盡管《大國崛起》是討論的熱點和起點，但與會學者的討論并不止于此，因為《大國崛起》畢竟只是個電視片，學者們更關注的是“大國興衰與中國問題”。緊接著討論的另一焦點是：要不要學習“大國崛起”的歷史經驗，到底應該學習什么？

盡管嚴格意義上的“不要學習”觀點在與會學者中是沒有的，但分歧還是顯而易見。張順洪強調：那些資本主義大國的道路，別人走得通，我們走不通。許建康也認為，在世界體系論的視野里，世界體系和結構已經隨著時代的改變而改變。別人以前走過的路，現在的世界體系下可能就走不通。到底是“華盛頓共識”還是“北京共識”？拉美一些國家的教訓值得重視。你要崛起，就要創造新的模式、新的制度。來自夏威夷大學、正在北京外國語大學做訪問研究的留美博士田辰山先生則提出：我們不能把西方式的大國作為我們的目標，中國式的大國才是我們的目標。中國跟侵略不沾邊，西方式的大國跟中國不沾邊?！洞髧绕稹吩谶@方面有問題，認為不搞民主就不能成為西方式的大國，而我們要的就不應該是西方式的大國。徐友漁認為，那種認為“誰欺負和侵略過我們，誰就不是好人，我們就不能向他學習”的觀點，或者“先生老是欺負學生，就不應向他學習”的觀點是要不得的，因為學西方沒有成功并不必然意味著方向不對，而壞人打好人，先生打學生，只能說明不能學他如何壞，而決不能不向他學習，恰恰相反，更需要學習他是如何變強大的。王小東也強調：不能因為別人揍了你，你就不學人家，那樣只會繼續挨揍。問題的關鍵和根本在于你打不過人家。為什么要學他們？很簡單：因為他們是按這套走過來的，他們混得不錯。他還提出：別的發展中國家走不了的，不一定中國走不了，中國有中國的條件（比如中國“塊頭”大），別人可能沒有。王占陽也非常贊同王小東的這個觀點，認為中國這樣的超大型國家崛起不同于小國，小國做不到的，大國可能做得到。房寧則借用商鞅的話“三代不同禮而王” 提出，各國崛起很難提煉出什么共性，這些國家完整的歷史是此消彼長的。大國崛起都要走自己的路，不能簡單效仿別人?？偨Y別人的經驗是必要的，但經驗都是獨特的，一定要走自己的路，根據自己的條件來解決具體的問題。高全喜從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關系的角度對此提出了質疑，他認為各國模式是有不同，各有特殊性，但特殊性中是否有普通性？英美模式是特殊的，但其中是否有某些普遍性的東西？人類是否有某些普世價值？王小東則以棋譜為喻來說明這個問題：大家都要看棋譜，但下棋不能照棋譜來下，即使你照棋譜下棋，別人不照棋譜下棋你怎么辦？所以棋譜要學，下棋隨自己。房寧進一步提出，特殊性中有普遍性是沒問題的，關鍵是什么是特殊性，什么是普遍性，很難說。因此學者們要深入到具體問題的條件中。張順洪反對那種認為“左派就不主張向國外學習”的觀點，認為問題的關鍵是學什么，怎么學？程恩富也提出，學習肯定是必要的，即使“壞人”、“強盜”你也要學，關鍵是學什么？我們應該學的是“壞人”的“武藝”和合理體制，但千萬不能學“壞人”不良的體制、道德、文化，也去做“壞人”、當“強盜”。

 那到底什么是普遍性，什么是應該學習的呢？高全喜認為法治、自由、基本人權不應該只是西方的，而是普世價值。他還特別強調“立國時期”的制度建構和選擇問題。他認為，雖然一個國家的自然稟賦和傳統不可改變，但人們還是可以選擇，如果選擇比較好的制度架構，建立了法治、憲政、能保障基本人權和自由的好制度，就會為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奠定好的基礎。他覺得英美模式比較好。德國、日本的大國崛起是短暫的，不可持續的，因為它們缺乏一種優良的政體。王占陽認為，把自由、平等、博愛甚至社會保障貼上資本主義的標簽，甚至因為這個標簽，就把它們都拒絕了，那問題就大了。自由、平等、博愛和社會保障都應該是社會主義的，是普世的價值。程恩富則認為，自由、平等、博愛是可用的，但我們要的是社會主義的自由、平等、博愛，而不是資本主義的自由、平等、博愛，就象我們的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而不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一樣。我們要學習發達國家的科技，民主和制度也要一分為二地學。英美模式有其優點，德日模式也有優點；斯密要學，李斯特也要學；大國可以學，小國也可以學，比如以色列雖小卻是強國，他們搞“社會主義”式的“合作制”，又非常重視科技教育；新加坡的崛起也值得研究。發達國家可以學，發展中國家也可以學；成功國家的經驗要學，不成功國家的教訓也要學，比如“拉美化”的問題就很值得研究。宋成有提出，人們往往強調明治維新在日本崛起中的作用，但為什么日本的明治維新成功，而中國的戊戍變法卻失敗？其實日本崛起于近代，醞釀于近世。因此要重視學習明治維新前的日本近世史。董正華談到，人們往往強調民族國家建立時期需要集權，然后再逐步分權，強調單一制國家體制，荷蘭的經歷與之不同，荷蘭“聯省共和”的復合制政體支撐了十七世紀荷蘭的崛起。 

議題三：“大國崛起”是什么，靠什么？

應該學什么的問題，又跟人們對大國興衰及其原因的認識相關聯。學者們圍繞這個問題也有熱烈的討論。

清華大學的秦暉教授從“大國”概念入手，談了他對“大國”的理解。他首先提問：為什么把荷蘭列入“九大國”？荷蘭不大，但確實影響很大，創造了很多新事物，給人們很多啟示。但瑞典影響也很大，現在人們一講“社會主義”就會提到瑞典，為什么瑞典沒有列入“大國”呢？因此有必要對“大國”的概念進行辨析?！按髧敝皣钡囊饬x是“nation”，還是“state”？兩者意義相差很大。我們追求國家利益、國家崛起是無疑義的，但這不應該是商鞅所說“強國弱民”意義上的“大國”，不應該是“state”意義上的“大國”。他認為，還要進一步辨析“國家利益”包括什么內容？在國家利益上，“專制國家”與“民主國家”有不同的理解?！皩Ｖ茋摇钡睦婢褪墙y治者的利益，而“民主國家”的利益是人民的利益。說美國外交政策是代表“一小撮人”的利益，或者說是代表“全世界人民的利益”，都是胡扯，其實它是代表美國人民的。大國崛起要與民眾的幸福聯系起來，而要實現這個，就要有一個制度安排，那就是自由、民主，這也是左右的基本共識。否定這個共識，不管左右都有問題。他還認為，不管左右，捍衛民族利益都是應該的，左的“國際主義”與右的“世界主義”都是理想主義。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韓德強教授則從另一角度對“大國崛起”作了闡釋。他把世界歷史演化的過程看作是一個正反饋過程，并把它比喻為腫瘤組織的成長過程。而“大國崛起”的基本含義就是如何成為世界的大腫瘤，然后有吸食全球資源的能力。他還進一步批判：資本主義是個大腫瘤，而且是惡性腫瘤，美國是世界最大的腫瘤。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要有抗拒美國這個大腫瘤吸食資源的能力，就也要吸食資源長大，也要成為腫瘤，也要崛起。但中國不應該也成為美國那樣的惡性腫瘤。

何順果專門從“大國興衰的幾個變量”的角度作了主題演講。他認為考察“大國”問題至少要考慮以下幾個因素：一是時代。因為時代是變化的，影響古代大國與近現代大國興衰的因素是不一樣的，現在軍事的作用仍然重要，但政治、經濟的作用越來越大。二是環境。國際環境也有周邊、區域、世界性的國際環境之分，這三種環境在不同時代的重要性也不一樣。對國際環境還要辯證地看，不能簡單地認為國際環境好就一定對國家有利，正所謂“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三是傳統。不同的傳統對其崛起道路影響非常大，制約著其發展的基本理念及方式。但也不要把傳統作為決定性的因素，也不是只能被動地考慮“傳統”，更不能因此而絕對地歌頌“傳統”，傳統中有精華有糟粕，還注重思想觀念的創新。四是領袖的作用也不可忽略。程恩富則認為，領袖的作用確實重要，但古代領袖人物執政時間長，因此現在領袖人物的作用沒有以前那么重要了——盡管仍然很重要，而且一個國家的崛起往往不只與某個領袖有關，而是與一群領袖或幾代領袖有關。他還闡述了影響國家興衰的五個“關鍵詞”：科技、制度、文教、軍事、外交。他認為軍事在古代重要，在二戰后也重要，現在仍然不可忽視，但總的作用確實在降低。我們不僅要考察歷史，而且要著眼未來，因此更多強調“和平崛起”、“和平發展”是有必要的。他因此把軍事放在后面一些，而且希望以后歷史的發展盡量不要這個因素。王小東的觀點則不一樣，他認為不能把“希望”與歷史事實搞混，主觀和客觀搞混，軍事仍然很重要，在全球資源爭奪越來越激烈，而中國經濟越來越依賴國際自由市場的時候，軍事會更加重要。王小東還對《大國崛起》所強調的專利制度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見，他認為不只是技術創新的問題，還有技術創新為誰所用的問題：英國的發明主要用于人民生活和生產，而法國的發明主要用于宮廷，兩者效果就不一樣。只講專利制度能促進技術創新也不全面，過度的專利保護也不對。

議題四：中國崛起——可能、現實與途徑

關注大國興衰，最終還是落實在中國問題上。隨著討論的深入，學者們越來越多地談到中國崛起的問題。

國家發改委體改研究所的高梁研究員強調，首先對現狀要有正確的認識，不能過于樂觀，寧可把問題想得更充分一些。中國的經濟奇跡確實是了不起的成就，但什么好事情都不可能一直持續下去，歷史總是波浪式前進的。我們的經濟總量是很大了，但經濟高度依賴外部市場，年均9%的經濟增長中有2.7%來源于外資增長，而且一些戰略產業正被外資控制。我們的經濟競爭力不行，研發投入嚴重不足，我們在這方面只是“大國”而不是強國。我們從上到下的樂觀情緒，是有盲目成分的。如果我們沿著這二十年的道路繼續走下去，可能就會出問題。中央民族大學的張宏良一方面堅信中國的崛起和東方文化的復興，另一方面又強調我們也有崩盤的風險。張順洪認為，我們要明白我們面對的問題，而不要沾沾自喜地空談“崛起”。國際形勢在多方面對我們構成嚴峻挑戰，在軍事上也面臨著被圍堵的危險。在國內，要注重解決好收入差距拉大、就業難等問題，要思考如何防止危機發生。何順果也認為，中國正在崛起，但千萬不要認為已經崛起了。我們現在的體制弊端很多，如不解決就可能會蠶食我們的成果。高全喜提出，要從制度創建的高度把黨的執政方針變為一種國家哲學，要擺脫政治意識形態偏見，共享一種建設現代民族國家的基本理念，探討良好的制度安排及其內政外交的哲學框架。王小東則強調，我們既不應該盲目樂觀，也不應該妄自菲薄。中國的制造業現在很有競爭力，發達國家都害怕中國的產品擠占他們的市場。如果不考慮“軍戰”的話，中國的“商戰”是沒問題的。韓德強認為，盡管我們的基礎性產業技術有了提升，但這種提升能否轉化為質變，帶動我們戰略產業、核心競爭力的提升，這是值得懷疑的。王小東進一步提出，基礎產業也有意義。我們通過基礎產業的競爭力，在國際市場上賺錢，有了足夠的錢就可以更快地發展我們的軍事力量和戰略產業，加大研發投入。房寧認為，中國的低附加值產品以“貼牌”方式占領外國市場，通過沃爾瑪走出去，這樣雖然對西方有壓力，但不至于攤牌。值得警惕的是，西方人燒中國鞋，不是燒“貼牌”的產品，而是中國的自主知識產品，砸的是中國品牌?？梢姾诵母偁幜Φ膯栴}確實是值得注意的問題。

對經濟問題的討論進一步延伸到對中國貿易政策的討論。王小東認為，現在不是我們怕自由貿易，而是西方怕自由貿易，是他們在破壞自由貿易，中國入世沒到“我們不行了”的地步。問題不是我們要改變規則，而是別人要改變規則，我們就是要維護自由貿易的規則，并且要努力擁有維護這個規則的政治軍事能力。別人改變這個規則，我們就打。張宏良認為現在還不是西方人怕自由貿易的時候。韓德強則強調，強國才搞自由貿易，弱國需要貿易保護。如果搞自由貿易，中國的民族產業就只能被外資企業趕到低附加值產業。只有外資退出去，民族企業才可能向高端走，實現產業升級。王小東也認為，威脅中國戰略產業的外資企業是要趕出去，但不應該謀求改變自由貿易政策。王占陽講道，自己其實很欣賞李斯特，但我們沒辦法，只能“以開放促改革”。自己也不主張過早入世，但已經入了，也沒辦法。我們對民族工業要有所保護，大飛機等戰略產業一定要我們自己搞，在這個問題沒有左右之分，只有賣國愛國之分。某些外資企業要趕出去，但只能用競爭的方法。韓德強認為，入了世也沒關系，還可以再退出來。王占陽認為這不可能，韓德強、王小東認為這是可能的，但王小東認為不應該這樣。何順果則認為，其實我們是在沒有很好準備的情況下入世的，沒有足夠的人才、經驗等條件下進入的。但已經入世又說退出，恐怕負作用太大，我們不退出也有很多辦法減少損失。他認為，自由貿易可能是個趨勢，最初搞點貿易保護是可能的。每個國家都有自由貿易，也有貿易保護，但不是貿易保護主義。國門完全打開，民族產業就不行了；但我們也不能絕對地說不能搞自由貿易。韓德強則提出，貿易保護是要貿易的，只是要保護，沒有貿易就根本不能稱其為“貿易保護”。自由貿易也未見得是趨勢，關稅下降是事實，但非關稅壁壘這樣的“精確打擊武器”卻加強了。事實上，經濟繁榮期往往是自由貿易占優勢，而衰退期是貿易保護占優勢。而現在世界經濟是處于繁榮期還是衰退期？

另有幾個學者則著重從文化的角度談了對大國興衰問題的看法。最近撰文強調“重建核心價值觀”的北京大學潘維教授從“欲亡其國，先亡其史”談起，強調中國的史觀及價值觀傳統是不同于西方的，而史觀及其承載的價值觀的核心是政治價值觀。中國解決了“挨打”、“挨餓”的問題，現在要解決“挨罵”的問題，也就是政治價值觀的問題，而這就需要打破西方的話語霸權，需要本土意識的覺醒。西方現代確實先進，但說西方一直先進就不對；改革成功也不能說都是學習西方的結果?！洞髧绕稹返奈ｋU性就在于它拿別人的標準來衡量自己的歷史。他強調中國的政治制度有自己的傳統，不能盲目崇拜西方。首都師范大學的陳明教授也認為，民族要崛起，毫無疑問要有民族文化的復興。右派不要見了“文化”就罵。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都有一整套“崛起”的方案，但如果不重視與民族文化結合的問題，就肯定“落不了地”。如果搞自由主義，你搞不過美國；如果搞古巴、朝鮮那一套，道德上都沒信心，別人都不跟你打交道，你怎么崛起？因此，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從本民族傳統文化復興的角度出發，采用實用主義的態度。張宏良教授認為，人類社會已經進入一個新階段，這個新型社會需要有新的價值觀，要用東方的和諧共融文化取代西方的競爭征服文化。他認為，現代科學證明了東方文化對世界的最終解釋是正確的，新興產業的發展需要東方和諧文化，也為之提供了可能，而東方文化復興的基本內容就是：人本主義，自然崇拜，生命完善，大眾政治。何順果進一步提出，現在我們要著重強調司馬遷所說的兩個東西：“非兵不強，非德不昌”。這兩句話現在都有宣傳的價值。軍隊在強國中的作用還是要強調，沒有強大的武裝力量作后盾是不行的；而如果文化不發達，也不是強大的國家。他還強調，我們要有大國意識、大國戰略?！昂推结绕稹彪m有好處，但也有缺憾，沒有讓外國相信我們不是“威脅”，反而約束了我們自己。

分歧，更深的分歧

正如一位老師在會議所說，這次會議把中國當前思想界的地圖勾劃得更清楚了。從上述問題的討論情況看，盡管與會學者的觀點紛繁復雜，相互之間交叉著各種共識，很難簡單地用劃分左派右派的辦法概括定性，但分歧無疑隨處可見，而且有著大致的分野。這些分歧表露在每個具體問題上，但這卻不是全部。可以說，分歧并不僅僅在這些問題本身，更不是僅僅在《大國崛起》這個電視片，而在更深層次。具體問題上的分歧背后隱藏著更深的分歧，或者說源于更深層次的分歧，甚至是邏輯前提、事實判斷上就已存在的分歧。事實上，隨著討論的深入和爭論的延伸，分歧，更深層次的分歧，越來越凸顯出來。

比如說在《大國崛起》背后，在各種問題背后，究竟有沒有各種意識形態的影響？能不能突破意識形態的局限？有沒有完全客觀公正的態度和真正的社會科學？張順洪引用《大國崛起》策劃人的原話，認為《大國崛起》的史觀存在嚴重偏差，制作者存在意識形態偏向。其他一些學者則認為是張順洪的意識形態色彩太濃，上綱上線。程恩富等人雖然認為張順洪的言詞有些激烈，但基本觀點是有道理的，《大國崛起》的指導者是有意識形態問題的。陳明認為《大國崛起》的策劃人給片子賦予了更多的道德立場，而左派也是從道德立場出發進行批判的。王小東在會上最先提到“左派”、“右派”的稱謂，并且對兩者都表示失望，提出了批評。而與會的大多數學者馬上提出了異議，認為左派右派的劃分過于簡單。董正華等學者也強調，自己只是做學術研究，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也不參加左派右派的會議。程恩富認為學術流派和意識形態的分歧確實存在，當代中國有自由主義、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等意識形態，應用馬克思主義引領各種思潮，但簡單地用左派右派來區分學者，說左派怎么樣、右派怎么樣是不準確的。假如一定要采用西方學界的這種簡稱，那也應看到所謂學術翼和右翼有分層，其內部也有很大的區別和不同的觀點，開展學術爭論時要具體評價某人而不是籠統地談某派。高全喜則強調擺脫那些教條的、意識形態的門戶之見，共享一種建設現代民族國家的基本理念，共同認可一些普世價值。秦暉也強調有一些左右都要認可的“共識”，王占陽則強調破除左與右、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等“兩極對立”思維，強調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融合，要“凝聚民族共識”。房寧認為，會場上的爭論其實不是在座人員的問題，甚至也不是電視片主創人員的問題，而是現在中國意識形態混亂的問題。當代中國主要有民族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三種思潮，三種意識形態在對《大國崛起》進行解釋，不同的立場有不同的觀點。韓德強則在會上闡述了他對中國思想界的新看法，并畫了一個以左、右為橫軸，保守、自由為縱軸的思想界坐標圖。他認為現在中國思想界少了保守主義的視野。自由主義主張民主，一般應該是左派，當然自由主義也有右派；自由主義有左右之分，而保守主義也有左右之分，左右兩個極端的自由主義可以與左右兩個極端的保守主義相通。他認為，中國當前是由右翼保守主義和右翼自由主義聯合控制著政權，并借用基督教起源和宗教改革時期各派思想的主張，與現在中國的思想主張作了對比。

分歧還體現在歷史有沒有規律，人們能不能超越歷史，人類有沒有普世價值，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系等哲學問題上。有的認為歷史是有規律的，“歷史可以告訴未來”。有的認為歷史沒有什么規律，歷史只是在發生和演進。有的希望超越歷史，不再重復發達國家崛起的老路，不再走侵略、擴張的“非和平崛起”的老路，有人則認為主觀愿望不同于客觀事實，歷史是不能超越的。有的認為人類有普世價值，人們要承認這些普世價值，但對于普世價值是什么，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則有不同的解釋。還有的則認為東方與西方，各個國家民族有著不同的傳統和價值觀。

分歧還體現在道德理想與現實利益的關系，革命與改良的評價，國家本位和個人本位，以至人性善惡的分析上。有人認為我們要有道德理想，不能搞西方式的掠奪自然、侵略殖民的強盜邏輯，不能為了自身利益而轉嫁矛盾，不能成為美國那樣的惡性腫瘤，要用東方的和諧文化來改造世界；有的則認為各個國家的現實利益就是相互沖突的，資源就是有限的，為了自身利益，為了國家民族的生存，管不了那么多，而且別的強盜會逼得你沒辦法不做強盜。有的認為革命黨思維已經過時了，革命只會導致以暴易暴，人們需要妥協、改良的智慧；有的則認為不能否認歷史上革命的積極作用，斗爭特別是弱者對強者、對霸權的斗爭是非常必要的。有的認為國家利益至上，為了國家利益、集體利益應該犧牲一些個人利益；有的則更強調民眾的幸福，警惕并防止借國家利益侵占個人利益；有的認為人性是惡的，有的認為人性是善的，有的認為同時有善惡兩面，有的認為人性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有的認為人性是不可變的，有的認為人性可變，有的認為人性是具體的歷史的。有的認為對人性善惡的分析是很多“主義”的前提，有的則認為人性問題在理論建構中并不是根本的問題。

分歧甚至還體現在對一些基本概念、知識的具體認知和理解上：什么是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比如瑞典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什么是東方文化、西方文化，什么是自由、平等、博愛，什么是國家？什么是自由主義，自由主義是否有唯理主義與經驗主義之分，自由主義理論的論證是否需要有上帝的存在？自由主義的視域是否應該包括“國家”？什么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主義與斯大林主義、列寧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是什么關系？等等。

分歧還體現在思維方法上。有人強調“中庸”的思維方法，要破除唯物、唯心的“兩極對立”思維，有人強調唯物辯證的思維方法，有人強調形式邏輯。有人強調整體思維方法，有人強調階層分析方法，有人強調階級分析方法和階層分析方法并用。

分歧不僅存在于理論認知上，而且存在于對歷史、現實的認知和評價上。比如程恩富談到蘇聯問題時，大家就圍繞二戰期間蘇聯與德共、社會民主黨的關系，什么因素導致希特勒上臺的問題發生了爭論。王小東認為蘇聯在對德政策上存在重大失誤，蘇聯和德共沒有正確認識和處理當時德國的民族主義問題，否則德共可能就上臺執政了，希特勒就上不了臺。秦暉則認為蘇聯控制下的德共沒有正確處理好與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關系，把社民黨當作主要敵人，從而導致了希特勒的上臺。而斯大林因為英美不與他合作就與希特勒合作瓜分波蘭，是利令智昏。程恩富認為這與史實不符，把希特勒上臺的責任歸于蘇聯是情緒化的。再比如高梁、程恩富等人談到不能把中國崛起、把什么好事都歸于近30年的改革開放，要肯定前三十年的建設成就，要看到新中國崛起的過程始于毛澤東，盡管改革前存在很多問題——現在也存在很多問題。高全喜就提出，中國的國家建設過程不能從改革30年算起，也不能只從1949年算起，還可以從辛亥革命、從第一共和國算起。歷史發展總是曲線的、辯證的過程，誰也不能說我們是一貫正確的。我們應該看到“wenge后期中國經濟處于崩潰的邊緣”，鄧小平領導的中國改革開放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張宏良則不贊成這一觀點，他問這一觀點是從哪里來的？高全喜和徐友漁都說這是《決議》里面寫的。張宏良則反問：學者搞學術研究怎么能以《決議》為依據呢？那是政治上的決定。他提起國家統計局原局長邱曉華的統計數字：wenge時期中國社會總產值的年增長率還高于改革開放時期，而且中國經濟產業體系就是在那個時期初步建立起來的。王占陽提出，講中國現代化從1949年算起太晚了，應從鴉片戰爭算起，從晚清新政、袁世凱時期的高速經濟增長、國民黨“黃金十年”講起，解放前也不至于太“一窮二白”。毛澤東時代從經濟角度看，1957年以前是比較好的，1958年大躍進以后就沒有什么值得肯定的了。張順洪則認為，1949年以前中國的主要任務是反帝反封建，1949年以后才開始現代化建設。毛澤東時代的經濟也不只是1957年以前取得巨大成就，不應全盤否定。而在對現實的認知上，大家的分歧也很大。對現實中國的處境，對中國與大國之間的關系，對現在的問題和成績，對“主要矛盾”的判斷，也都有很大的分歧。

共識，更多的共識

如果說會上展示出來的諸多分歧讓人多少有些沮喪的話，那些會上呈現出的共識也許會讓人心動和欣喜。因為，盡管會上呈現的分歧確實很多，有些分歧也很深，但是如果與以前做個比較的話，應該可以發現：現在的分歧少了而不是多了，而共識則顯然多了起來。當然這種共識不一定是所有人、所有思潮之間的共識，可能只是部分人、部分思潮之間的共識，可能多方之間交錯的共識。但這畢竟是個不錯的趨勢。

尋求共識的努力其實在這些年越來越多地體現出來。秦暉先生提出了“底線共識”的概念，別的一些學者也有類似的提法。這幾年學界的對話也越來越多，同一思潮或譜系之中觀點較近的學者在通過對話謀求更多共識和更大影響，不同觀點、學派的學者之間對話也多了起來，比較有影響的至少有汪暉、秦暉、溫鐵軍的三人對話，秦暉與韓德強在昆明真善美書家的對話，黃平、姚洋、韓毓海之間的對話（成果已經出版成書——《我們的時代》）等等。還有一些學者、機構在為促進學界的對話、謀求更多共識而努力，各種學術會議也都更加注重邀請不同觀點的學者參加。這些對話之中盡管也展示出很多分歧，甚至讓人對尋求共識的前景都感到悲觀，但畢竟交換了觀點，也多少取得了共識。在這次會議上，一方面，作為主辦單位的真善美書家（大家思想網）、烏有之鄉書社有著這樣的愿望，而參會的不少學者也有這樣的愿望——王占陽的演講題目就是“超越兩極對立，凝聚民族共識”，大家在會議上也付出了這樣的努力：大家本著求同存異的積極態度，共同維護良好的學術交流氛圍，盡量平心靜氣地發表自己的觀點，毫不吝嗇地對別人表達的那些自己認同的觀點表示贊同和欣賞。而會后大家也覺得確實取得了一些共識，并對此表現出興奮之情。

共識的增多，還表現在“問題”的減少上——以前紛爭的問題或者在別的會議上爭論的問題在這個會議上似乎不再突出，有些甚至已經不成其為問題，已經被有意無意地遺忘了。比如，在之前幾天博客中國主辦的“大國崛起與文藝復興”研討會上，一些學者認為“中國崛起”是個偽問題，根本就反對所謂“大國崛起”的提法，“大國”不應成為追求的目標而只是附帶的結果，關鍵的問題在于民眾幸福，現在的重點是解決國內各種嚴重的問題。而在這次“大國興衰與中國問題”學術研討會上，盡管也有學者更強調民眾幸福和國內問題的解決，但沒有人反對國家利益和大國目標，或把“中國崛起”問題當作偽問題。在這個會議上，也沒有人否認國家之間會存在利益矛盾和沖突，沒有人提出“民主國家之間就不會有利益沖突和戰爭”的觀點，盡管有人可能會反對過分“渲染”國家之間的利益沖突，有人會認為“民主國家”之間爆發戰爭的可能性更小，盡管有人有著“國際主義”和“世界主義”的追求。在這個會議上，也沒有人否認“軍事”對于一個大國的作用，否認中國有“強軍”的必要性，盡管很多人主張或希望軍事的作用越來越小。在這個會議上，也沒有人明確反對法治、民主、自由、人權，盡管學者們對此有著不同的理解，有人主張前面要加上“社會主義”這個限制詞。

如果說上述共識只是“問題和分歧的減少”，是隱含著的共識的話，那么，學者們在這個會議上也展現出了更多的共識，盡管有些是直接表達出來的，有些是間接表達出來的。比如，與會學者都認為應該加強對話交流，而且這種交流應該是平等的，應該遵循學術自由的原則，大家對這個匯聚各學科各學派學者的會議也都持肯定的態度。大家都認為在娛樂成風、戲說成風的情況下，應該多出嚴肅的“正片”，應該加強思想理論和科學知識的傳播，大家對新的思想啟蒙和文藝復興也持積極的態度，盡管各自理解的思想啟蒙和文藝復興，各自主張傳播的思想理論和科學知識有很大差異。再比如，大家都認為要學習人類一切文明成果，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既不能再搞教條主義——不管是馬克思主義的還是自由主義的，不管是東方的還是西方的，都不應該教條地對待，也不應該全面排斥或否定，盡管大家可能對怎樣才算“教條主義”，什么是精華和糟粕，有著不同的理解。大家也都強調思想理論的創新和發展，也都重視關注“中國問題”，盡管各自重視的程度不一樣。另外，大家也都反對極端的、絕對的思維方法和觀點，都反對極端的“敞開國門”或“閉關鎖國”，盡管大家對什么是“極端”也有著不同的認定。大家都強調維護民族利益，主張適當保護民族產業，重視戰略產業和科技創新，甚至不惜為此把影響國家安全或戰略產業的外資企業“趕出去”，盡管有人同時提出要警惕“狹隘民族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大家在怎么把那些外資“趕出去”有著不同看法。最后，大家都強調知識分子的責任和良心，盡管各自的標準可能并不一樣。

除了上面那些幾乎與會學者人人認同的共識外，部分學者、某些思潮之間達成的共識自然就更多了。這種共識重疊交叉，數量非常之多，也非常復雜，在此就不一一列舉，細心的人們從本文前述學者觀點中應該可以看出不少端倪。

期待：并非只是一廂情愿

正如本文開頭所說，這個會議只是一個“不完滿的開始”，因此筆者自然對它還有諸多不滿足的地方，自然有著更多的期待。

首先，“大國興衰與中國問題”實在是非常大的課題，一次這樣小規模的會議，這么短的時間，自然有很大的局限性。還有很多名家和權威沒有參與討論、發表意見，還有很多問題沒有涉及——即使涉及也沒有展開，展現出來的很多分歧還沒有進一步深入討論和辨析。因此，這一會議可以說只是拋磚引玉而已，這種會議不能只是一次性的。要使這個問題的研究進一步深入，要取得更多的成果和共識，就有必要細分出更多的議題，花更多的時間、分更多的場次，邀請更多學科、更多學派的知名或不知名的學者甚至普通大眾參與討論。

其次，學界的交流對話也有待進一步深入，進一步擴大。這種交流對話不應該僅僅是一次，不應該僅僅是參加這次會議的這十多位學者，不應該僅僅是在北京，不應該僅僅是“大國興衰與中國問題”這個話題，也不應該僅僅是學術研討會這種形式，而應該有多次、經常性的，應該有更多學科、更多學派的學者，應該在更多的地方、更多的高校，應該在更多的問題上，應該采用學術研討會、個別對話、學術演講、訪問研究等更多樣的形式，來開展更大規模、更加深入的學術交流。

我想，這應該不只是我“一廂”的期待，而可能是更多人的期待：與會和未與會的眾多學者的期待，網友們的期待，老百姓的期待，一些官員和企業家的期待，熱心學術科研的人的期待，希望中國能出更多思想家、希望中國能有新的啟蒙和文化復興的人的期待，關心中國前途命運的人的期待。而且，如果說當代中國的思想界、理論界正處于混沌期的話，那么在這個混沌期的混亂之中也寓示著希望，也使得更多的人抱有了更多的期待。

我想，這也應該不只是我們的“期待”，而且可能也是我們的責任。在這個混沌期，盡管有些人可能會比較煩躁，有人可能會反感這個混沌期中的各種“亂象”和“不合理現象”——諸如，學科分野、學派林立、門戶之見，“牛頭不對馬嘴”或 “雞同鴨說”，也有人可能會感嘆“各種價值觀、各種觀點之間對話真難，也不可能有共識”，但是，請不要置身事外作壁上觀，不要滿足于獨善其身。因為這也應該是我們的責任，作為“公民”的責任，作為知識分子的責任，作為教育科研機構的責任。我們在抱怨別的人、別的機構不負責任或者“卸責”的時候，我們自己更不應該不負責任或“卸責”。

我也知道，我們幾個公司或民間機構，幾個網站，我們這幾個年輕人，甚至與會的這些學者，不可能做到這么多事情，達到那樣的效果。因此，我真誠的希望和呼吁：更多的學者，更多的機構，特別是靠納稅人供養的機構，能夠負起責任來，大家一起努力。有更多的人努力，有更多的機構負起責任，就有更多的希望。

期待，也不只是“一廂情愿”，而應該有更多的行動。我，還有我們真善美書家（大家思想網），愿意并將堅持為促進學術交流對話而努力，而行動。我也期待有更多的人、更多的機構，能夠行動起來。我也相信會有更多的人、更多的機構支持和參與這樣的事業。行動就是希望，行動就是力量。

 （2007年2月6日第一稿，2月8日第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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