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正華：“聯省共和”與17世紀荷蘭的崛起
                                                              作者：董正華               

 （注：2006年2月3日，真善美書家（大家思想網）、烏有之鄉書社主辦的“大國興衰與中國問題”學術研討會在北京烏有之鄉書社召開，本文是董正華先生提供給大會的論文，本文發表于《現代化研究》第四輯。）
                  
                  
                    提要：
                  17世紀被稱為荷蘭的“黃金時代”。造成這一奇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在諸多動因當中，獨立的荷蘭國家的創設居于重要地位；其中最引人注意、也是最有爭議的，是獨立戰爭中形成的“聯省共和”體制的性質。發展的活力在多大程度上源于當時荷蘭政治經濟制度的分權性質，被認為是這一段歷史的核心問題。在專制集權化盛行的17世紀，荷蘭聯省共和國既有分權又有集中的權力制衡的政治體制顯得新鮮、另類。然而，正是這樣一種全新的國家政治架構，支撐了17世紀荷蘭的崛起。
                  17世紀被稱為荷蘭的“黃金時代”，其歷史一直為學者所重視。[2]
                  延續一個世紀的荷蘭經濟奇跡造就了歐洲的“第一個現代經濟體”。17世紀后期荷蘭的國民收入比英倫三島之和還高出30-40%。而這時的荷蘭人口不過200萬，只有英國人口的2/5，國土面積更小得多。然而，即使以經濟成長為中心，將17世紀荷蘭的歷史主要描繪成商業資本發展的歷史、或者用任何單一因素或終極因素來解釋其經濟成就，都會有悖于史實。應當具體分析其背后的多重動因，例如：有利的自然地理條件和對它的積極開發利用；傳統的貴族階層不太強大；獨立前相對普及的教育和獨立后現代教育的發展；在造船業、交通、金融等領域的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城鄉之間的開放流動；職業選擇的靈活性；宗教寬容政策造成的人才隨移民大量流入；社會寬容和個人享有較多的自由空間；荷蘭人長期保持的節儉習慣和勤勞不懈的生活態度；等等。在諸多動因當中，獨立的荷蘭國家的創設居于重要地位；其中最引人注意、也是最有爭議的，是獨立戰爭中形成的“聯省共和”政治體制的作用。發展的活力在多大程度上源于當時荷蘭政治經濟制度的分權性質，被認為是這一段歷史的核心問題。[3]

                  一  革命、建國與戰爭
                  17世紀荷蘭的歷史首先是構建荷蘭民族國家的歷史，舍此則“黃金時代“等等均無從談起。
                  荷蘭率先跨入近代世界，始于一場從西班牙帝國統治下尋求獨立的“尼德蘭革命”。荷蘭的崛起和持續發展很長時段由一場抗擊西班牙的斷斷續續的“80年戰爭”(1568
                  -1648)相伴隨。16世紀前的荷蘭被封建領地分割得支離破碎。1441年，勃艮第領主統治了大部分尼德蘭。1477年，最后一位勃艮第公爵“大膽查理”去世，半年后女兒瑪麗嫁給哈布斯堡家族的繼承人、神圣羅馬帝國后來的皇帝馬克西米利安（1493
                  -1519）。1496年，他們的兒子“美男子菲力浦”娶西班牙公主讓娜，嗣子即后來一身而任西班牙國王和德意志帝國皇帝的查理五世（1519-1555）。荷蘭的命運由此而跟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連接在一起。面積和人口規模都很小的荷蘭何以戰勝一個正在四處擴張、八面威風的世界性大帝國？除了荷蘭人自己積聚的力量，還因為貌似龐然大物的西班牙原本結構脆弱，矛盾重重：由君主聯姻而合并的兩個封建王國卡斯蒂爾和阿拉貢各自都保留了強大的地方貴族勢力，除了擁有共同的宗教異端裁判所，沒有共同的政治、司法和行政機構，沒有的共同的語言（“無敵艦隊”發布命令需用6種語言），也缺少共同的民族感情；伊莎貝爾和她的王室對待美洲殖民地如同領主對采邑，跟南北美洲之間的貿易也都只屬于卡斯蒂爾；維系新國家的只是對反摩爾人戰爭的共同回憶，刻板的競相表現對天主教會的虔誠，以及繼續擴展消滅異教徒的十字軍運動——在內部打擊已改宗天主教的摩爾人和猶太人，進攻非洲的摩爾人，向美洲、當然也要向歐洲擴張。驅趕和殺戮“假基督徒”使西班牙本土人口在整個17世紀不增反減，連續的擴張和戰爭推遲了西班牙經濟政治統一、民族國家形成和結構改造的進程，也強化了帝國內部的分裂傾向，龐大的軍隊和戰爭支出使得巨量的美洲金銀也難以阻止國家財政一再破產。強迫征收新消費稅、沒收公債紅利、出賣領主裁判權等等都不能滿足需求。正是難以忍受的財政負擔、稅賦苛求，迫使尼德蘭南部的天主教各省、市也要起來造反。反過來看，如果沒有尼德蘭革命，如果不能擺脫西班牙的統治，荷蘭雖然有發達的海上貿易和城市經濟，也只會跟意大利北部城市那樣由繁榮到衰落，而決不可能出現17世紀荷蘭的“黃金時代”。
                  16世紀初，在席卷歐洲中西部的宗教改革運動中，加爾文教在尼德蘭城市經濟發達的各地區迅速發展。加爾文教否定封建等級差別，其世俗禁欲主義的教義鼓舞了新興工商業資產階級的進取精神。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統治者對尼德蘭不僅實行經濟掠奪和政治獨裁，而且殘酷迫害異教徒。1566年，一些地方的加爾文教徒開始起來進行反抗。自發的“破壞圣像運動”從佛蘭德爾和埃諾開始，最后波及北部各省，揭開了尼德蘭革命的序幕。反抗斗爭很快發展成為獨立戰爭。革命中形成的新國家被稱為“聯省共和國”或者簡稱“聯合省”，它的形成經過了以下三個階段：1、1575年6月，荷蘭省與西蘭省簽訂同盟條約，第一次創立了一個新教徒的政治、軍事、財政聯合體，被稱為“荷蘭共和國的基礎”。同盟形成了一些統一的稅收和行政機構，建立了以奧蘭治親王為首的軍事指揮中心，確定其責任為在“維護新教、結束羅馬教會的活動”的同時“保證所有人不因個人信仰和宗教活動而遭受任何調查、迫害或懲罰”。[4]
                  2、1579年1月23日，北尼德蘭大部分地區的新教徒與南部一些新教城市建立“烏特列支同盟”。
                  “烏特列支同盟”成為荷蘭作為一個國家而出現的標志。3、1587年12月，接受荷蘭總督稱號的英王寵臣萊塞斯特伯爵被趕走，聯省議會決定不再邀請外國君主統治。一個享有獨立主權的荷蘭共和國到此出現于歐洲版圖。1609年，連連敗績的西班牙被迫媾和，簽訂“12年休戰協定”。西班牙國王在協定中實際承認了聯省共和國為獨立的國家。到了簽訂結束30年戰爭的“威斯特發利亞條約”之際，荷蘭共和國的主權和獨立已經完全確立。
                  荷蘭能夠戰勝西班牙而獲取獨立，繼而鞏固其國際地位并迅速崛起為17世紀的歐洲強國，跟當時歐洲的國際格局變化密切相關。16世紀的西班牙不僅是一個瘋狂進行海外侵略擴張的殖民大帝國，也是一個在歐洲肆意掠奪其大面積領土的專制帝國。它的艦隊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游弋，陸軍橫掃西歐。葡萄牙和意大利南部被其收入囊中，兩個最繁榮的地區——意大利北部和尼德蘭的城市經濟受其破壞，法國、英國以及德意志的眾多諸侯國反復遭其打擊。即使在查理五世將神圣羅馬帝國的皇位讓給他的弟弟而讓他的兒子菲利普二世（1556
                  -1598）繼承西班牙王位以后，這個龐大的哈布斯堡王朝的東西兩個部分仍然關系密切，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整個16世紀西班牙都在不停地打仗：跟奧斯曼土耳其人之間的戰爭，斷斷續續一直打到1581年的停戰協定；跟法國的戰爭從16世紀初一直打到1598年暫時放棄干涉法國的
                  “維爾芬和約”；更不用說它還有另一個日漸強大的海上對手——英國。在西班牙帝國為稱霸歐洲而四面樹敵的情況下，荷蘭人的獨立戰爭得到英、法等國的支持，實際上成為一場連續百余年的國際反哈布斯堡王朝戰爭的重要階段和組成部分，無怪乎1600年時的荷蘭軍隊包括了43個英國連隊、32個法國連隊、20個蘇格蘭連隊和9個德國連隊，簡直就是一支“多國部隊”。荷蘭跟西班牙的戰爭極大地消耗了西班牙的實力。有統計稱西班牙用于對付荷蘭人的戰爭費用大大超過它在其他任何戰線的開支，1566-1654年間，西班牙花費在對荷蘭作戰上的金錢（2.18億金幣）接近其從東南亞殖民地所獲總數（1.21億金幣）的兩倍。[5]
                  1588年，西班牙的海軍主力被英國擊潰，迅速重建的西-葡混合艦隊雖然一時成功地阻止了英國的進攻，雖然西班牙在1588年以后的半個世紀里仍然是歐洲最令人生畏的軍事強國，但是經過17世紀上半葉的“30年戰爭”，它終于焦頭爛額、千瘡百孔，威風再也抖不起來了。相比之下，荷蘭的國力卻在戰爭中不斷成長壯大，終于取代西班牙并且趕在英國之前取得海上第一強國的地位。
                  與此同時，直到17世紀中葉，荷蘭周邊其他幾個大國的日子也不好過。英國在反西班牙入侵的戰爭中獲得一種強烈的民族精神，一種莎士比亞描述過的對“另一個伊甸園、半個天堂”、“嵌在銀色海洋中的”寶石的熱愛。[6]
                  然而，以戰勝西班牙“無敵艦隊”的入侵為英國強盛甚至樹立海上霸權之始則似是而非。伊利莎白一世從謹慎地保持英國獨立，到派遣軍隊支援荷蘭和法國對西班牙的戰爭，反映了英國國力的壯大，但也由此而背上了巨大的財政負擔。16世紀80年代，女王的開支成倍增加。1586和1587年維持在荷蘭軍隊的撥款均超過當年全國總開支一半，1587年達到17。5萬英鎊。女王統治的最后四年用于對愛爾蘭作戰的花費每年達到50萬英鎊，向下議院提出的額外撥款總數達200萬英鎊。[7]
                  女王雖然如愿以償，卻給繼任的斯圖亞特王朝留下巨額債款，國王與國會為征稅爭吵不休，終于引發革命和內戰。國內矛盾沖突如此尖銳，哪里顧得上樹立海上霸權？英國在“30年戰爭”和17世紀4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里實際上沒有在歐洲政治中發揮重要作用。等到頒布《航海條例》重新加入商業爭奪，它所面對的已經是稱強海上多年的荷蘭了。
                  再看法國。在尼德蘭革命和抗西戰爭之際，法國正深陷于長達30多年的慘烈內戰“胡格諾戰爭”（1562-1594），其間屢遭西班牙軍事干涉。這個時期的法國雖然與英、荷、德意志新教諸侯結盟反西，實則自顧不暇，1585年，荷蘭人是在首先盛情地向法王亨利三世請求“托管”而被拒絕之后，才轉而求助于英王的。1596年，為了繼續對抗西班牙，法國跟英國一起承認了已經開始稱霸海上的荷蘭聯省共和國。[8]
                  1598年，亨利四世以宗教寬容的《南特敕令》實現了國內統一，但法國距離歐洲強國的地位仍然遙遠。保羅·肯尼迪形象地描繪道：“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后11年的法-西戰爭中，雙方都好象被打得頭昏眼花的拳擊手，互相扭抱在一起，接近筋疲力盡，無力打倒對方。雙方都有國內反叛，普遍貧窮，厭惡戰爭，瀕于財政崩潰的邊緣。”[9]
                  直到17世紀60年代，“太陽王”路易十四的法國才對荷蘭形成真正的威脅，但也成就了荷蘭人作為反法的奧格斯堡同盟盟主和反法聯軍統帥的地位。
                  至于北方大國瑞典，到17世紀初葉還是既貧又弱。1611年以后，通過推行政治和軍事改革，并且主要靠尼德蘭商人和其他一些外國人的投資與貸款，瑞典才迅速興盛起來，但始終只能算是一個北歐區域性強國。在共同反對西班牙帝國的30年戰爭中，瑞典人提供了一支號稱15萬人的精銳部隊，表現出相當強的實力，但成就和重要性都很有限。17世紀后50年，影響和“操縱”波羅的海均勢還要靠法國、荷蘭、英國通過提供援助、進行外交干涉和派遣荷蘭艦隊等方式。在1656-1660年的“北方戰爭”中，荷蘭就曾援助丹麥抗擊瑞典并獲勝。從經濟上看，直到1700年前后，瑞典的對外貿易也只及荷蘭或英國外貿額的一個零頭。（肯尼迪85-86）總之，17世紀荷蘭的這一北方強鄰也不足以對它造成任何威脅。
                  荷蘭的獨立是打出來的。17世紀荷蘭的崛起也跟一系列戰爭一路相伴隨。尼德蘭革命和聯省共和國的建立被視為“歐洲世界經濟體發展的轉折點。”[10]
                  荷蘭以發達的商業、艦船制造和海上貿易立國，這就決定了它的崛起必然跟其他商業大國、首先是奉行壟斷貿易的西班牙帝國發生沖突。荷蘭首先奪取了波羅的海的控制權，當西班牙與丹麥密謀要封閉松德海峽時，荷蘭海軍派出50艘軍艦為荷蘭商船護航。荷蘭還用其強大的海上力量在美洲、西非劫掠西班牙、葡萄牙的商船，驅趕其商人，僅據1602～1615年的統計，10多年里荷蘭人擄獲西、葡船只就達545艘。在30年戰爭期間，新建于1621年的荷蘭西印度公司更是大打出手，派出成百上千的武裝商人，協同荷蘭艦隊騷擾西班牙海軍，抓獲西班牙的商船，侵吞其巴西殖民地，荷蘭把戰爭與競爭合二為一，不斷擴大海外權益。除了大規模的海上貿易和殖民活動以外，聯省還參與了一系列國際戰爭：30年戰爭、三次英荷戰爭、以及荷-法關稅戰爭。杜蘭在《世界文明史》中稱道“1555-1648的將近100年時間里，尼德蘭英勇抵抗了當時稱霸世界的西班牙王國。從1648到1715年，是一段最偉大的荷蘭共和國抵抗英國海軍大舉進犯的歷史。在這兩件戰事上，這小小的國家均以最大的勇氣保持了不敗的記錄，使它在歷史上占有極高的地位。在列強侵略的重擔之下，它仍舊繼續不斷地發展商業、科學和技術。……它民主制度下的各種機構，向包圍在它四周強大的君主專制國家投擲了一些挑戰的靈感。”[11]
                  杜蘭的概括或有不當：三次海戰英荷互有勝負；聯合省的商人寡頭政治介于君主制與民主之間，聯省共和體制下有城市自治、地方分權，宗教寬容和經濟自由，民主則還談不上。但是，如果不觸及其侵占和掠奪殖民地的罪孽，對于在革命和一系列戰爭中成為“17世紀標準的資本主義國家”[12]，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船隊，在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上享有獨占貿易權的“黃金時代”的荷蘭，杜蘭的稱頌大體沒有離譜。
                  二  “聯合省”的國家性質及其在17世紀荷蘭崛起中的作用
                  在《15-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專論17世紀荷蘭的第3卷第3章中，布羅代爾提出并回答了一個尖銳的問題——“聯合省是個國家嗎？”質疑聯合省的國家性質者大有人在，例如說它只是“有一點象是國家的樣子”，“群龍無首，各持己見”，“聯合省聯而不合”。布羅代爾也指出荷蘭商人缺乏民族和國家觀念，以賺錢為唯一的行動指南，為此而不惜向敵人發放軍餉，提供武器、貨品和服務。國家則裝作看不見。“在用道德觀念作判斷的外國人看來，在這個‘與眾不同’的國家里，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13]
                  最新的質疑來自美國學者格林菲爾德的獲獎著作《資本主義精神：民族主義與經濟增長》，書中論證荷蘭共和國從未在共和國層次上建立一種自然的和不可分割的命運團體的前提，不具備整體競爭性，集體道德意識含糊不清。荷蘭資本主義是主流學科范式的資本主義，是“良心缺損的個人主義”，其衰敗正是“經濟自由化的代價”。[14]
                  布羅代爾注意到阿姆斯特丹“城市統治”在17世紀荷蘭的重要性。他提出：“隨著阿姆斯特丹的崛起，以對外擴張為使命的城市的時代終告結束。……（17世紀荷蘭的）這一經驗界于經濟霸權的兩個連續階段之間：一方是城市；另一方是現代國家和民族經濟。”也就是說，荷蘭共和國是從舊城市國家走向現代民族國家的過渡形態。布羅代爾從多個方面概括了它的特征：其一，高度活躍的城市經濟。聯省的七個省每個都是相當密集的城市網，每個城市均自己管理自己，各自征稅，各自為政。掌權的城市資產階級保衛自己的特權，也維護公民的權益，給個人創造一定的自由。其二，各城市的利益相互交織在一起，為了求得生存而需要共同行動，群策群力開展商業和工業活動；相互聯系，各司其責，組成一個堅強有力的整體，一個“網絡狀和多層次的金字塔結構”。在這個結構中，阿姆斯特丹雖然居于塔頂的位置，但必須依靠其他城市的合作，聯合省和尼德蘭諸城市的協助，是阿姆斯特丹繁榮的不可或缺的條件。各城市的合作導致了分工：萊頓、哈勒姆、代爾夫特工業繁榮，鹿特丹以造船業見長并在對法國和英國的貿易中占據著最有利地位，首都海牙為政治中心，其作用與美國的華盛頓相同。其三，為避免宗教沖突和聯省崩潰而實行的宗教寬容和信仰自由，使荷蘭成為“五方雜處之地”，大批移民為荷蘭經濟奇跡做了貢獻。城市的迅速壯大成長使各國移民很快混合起來，把大批佛蘭德人、瓦隆人、德意志人、葡萄牙人、猶太人和法國胡格諾教徒統統改造成為真正的“荷蘭人”，一個尼德蘭“民族”就此形成。其四，聯合省把維護荷蘭人的商業利益置于一切之上，在軍事上致力于建立一支強大的艦隊，從而保證它自身的安全。依靠其強大的軍事力量，無論哪派掌權，聯合省總是力圖號令天下。最后，堅持各省權利的商人寡頭共和派跟主張集權的奧倫治親王派無論雙方誰得勝，統治階級的整體地位依舊。政權在特權階級內部流動。政治制度支撐著特權階級，特權階級則推動政治制度的發展。布羅代爾的結論是：聯合省當然是一個國家。盡管它的內部充滿糾紛，七個省區利害不同，各自認為享有主權，下面還有許多小不點兒的城市共和國，因而危機四伏，紛爭不斷，但政治對手同樣堅定地把維護荷蘭的利益置于一切之上，在涉及荷蘭威望與強大問題上只有具體目的與手段的分歧。共和國“黃金時代”的對外政策表明，聯合省是個強國。30年戰爭的主角其實往往由荷蘭在扮演。直到17世紀80年代前后，它在歐洲的強勢地位才開始明顯衰落。[15]
                  按照通常的理解，“聯合省是個國家嗎”似不成問題。何謂國家？建構主義國家觀的代表亞?溫特綜合了韋伯的、多元的、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提出了國家的五個基本特征——制度-法律秩序、合法使用有組織的暴力的壟斷權利、主權、社會、有疆界的領土——和國家利益所包含的四種需求——生存、獨立、經濟財富、集體自尊。[16]
                  聯合省有自己的領土和民眾（社會）；有政府機構和一整套制度——聯省議會、財政和稅收制度等，對內形成了“社會的最高政治權威中心（內部主權）”；對外依靠其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在正在興起的現代國際體系中向歐洲和整個世界宣示了共和國的“外部主權”，即“不存在任何凌駕于國家之上的外部權威”。[17]
                  因此，應當說它具備國家的基本要素。領土、人民、主權以外，隨著獨立和建國，荷蘭人的國家和民族認同也在逐漸形成。荷蘭人共同的意識形態首先是跟獨立與建國緊密聯系的加爾文教。正如安德森所說：宗教改革是直接導致民族意識興起的重要因素。“新教和印刷資本主義的結盟”造成的震撼“創造了歐洲第一個重要的、既非王朝也非城邦國家的荷蘭共和國”。[18]
                  沃勒斯坦引述巴勒克列夫的話“針對帝國衰落進行的新教的革命騷動，帶有強烈的民族特征”并進一步論證，阿姆斯特丹接續正在瓦解的哈布斯堡帝國，為由強大的“國民經濟”構成的世界經濟穩步發展奠定了基礎。他認為尼德蘭革命是異常復雜的民族-社會革命。它的爆發關鍵在于大部分尼德蘭貴族持一種“民族主義”反對派的觀點。“正如劉易斯納米爾爵士所說，‘宗教是16世紀民族主義的代名詞。’加爾文教對統一尼德蘭北方起了作用。”[19]
                  加爾文教設計了一個民主和共和的教會組織形式，強調神職官員都要實行民主選舉、神權共和。尼德蘭革命的發動者以加爾文教為宗旨，以日內瓦神權共和國為藍本創立了聯省共和國。在專制集權化盛行、“朕即國家”、君權即主權的17世紀，“聯省共和”的荷蘭的確顯得新鮮、獨特、“另類”。然而，正是這樣一種全新的國家政治架構，支撐了17世紀荷蘭的崛起。
                  著名的“聯合東印度公司（VOC）”就是聯省共和的產物。正是實際執掌荷蘭政權長達30年的的聯省議會大議長奧登巴恩韋爾特（Oldenbarnevelt）一手促成了一些名為“范維爾”的從事遠洋探險和貿易的小團體聯為一體，在1602年組成了注冊資本650萬荷蘭盾的“聯合東印度公司”。在上繳聯省議會一筆稅金后，公司獲得好望角和麥哲倫海峽的貿易獨占權，以及招募軍隊、和當地君主締結條約的權力。公司很快成為荷蘭擁有最多雇員的巨大貿易實體，同時又是一個有很大獨立性的政權機構。為了吸收資金，公司的股份金額分得很小，以便于眾人購買。但公司常務領導委員會和董事會的“十七位老板”擁有絕大部分股票，從而對公司乃至聯省的政策擁有極大的影響力，甚至變成殖民地的主宰。公司有一套嚴厲的規章，最高法則是追求效率。“聯合東印度公司”為荷蘭崛起立下汗馬功勞，即使在12年的停戰（1609-1621）期間，荷蘭東印度公司也沒有停止跟西班牙作戰。公司雇傭的航海家亨利·哈得遜先后發現了后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北美大河、海峽和海灣。公司先后戰勝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與英國人，從他們手里奪得馬六甲、馬來群島和中國臺灣島，在印度東西海岸、日本和臺灣設立商行。1652年在南非建立航海基地即后來的開普殖民地。1672年英法聯合入侵荷蘭，法-荷間的關稅戰也達到了高潮。法國人為抑制荷蘭造船業而停止出口帆布。哈萊姆和恩克赫伊短期內生產出足夠的亞麻帆布，滿足了荷蘭的需要，甚至取代法國占領了英國和西班牙的市場。這可視為一個早期“進口替代”成功的典型事例。在17世紀最后30年英-荷激烈的貿易競爭中，荷蘭人仍然主要依靠其“金融革命”、憑借其高儲蓄率和低利率的阿姆斯特丹銀行維持了其經濟優勢。[20]
                  1588年荷蘭取得事實上的獨立，90年代起其經濟即進入快速增長，商業、航運和城市都急劇擴張，國家財力也隨之增強。依此為條件，荷蘭沿弗蘭德爾、勃拉邦特、烏特列支到弗里斯蘭建立了自己的防線，修筑城堡，跟西班牙軍隊的城堡對峙。荷蘭軍隊數量亦大增，從2萬人（1588年）擴大三萬人（1585年），1607年達5萬人。軍費則主要由人口最多、工商業實力最強、長期承擔了聯合省總財政60%左右的荷蘭省負擔。[21]
                  90年代的荷蘭還領先當時的整個歐洲進行了軍事改革，不僅加強了軍隊的戰斗力，還解決了因大量軍隊駐扎在城市人口密集地區而產生的保護市民免遭騷擾問題，這些改革后來被各國廣泛采用。烏特列支同盟設想了一個各省保留主權大部、同時有限讓度防衛和用于防衛的稅收以及對外政策等部分權力的聯合體。由此而形成的聯省共和體制，從內部來看的確還只是一個各省的聯盟。各省擁有自己五花八門、各不相同的立法機構和政府，省議會由城市、地方貴族和教會的代表組成，實際上由主要城市的商人寡頭集團掌握。聯省執政(the
                  Stadholder)由歷代奧蘭治親王擔任。[22]
                  但聯省的最高權力機關是聯省議會，由各省議會選出的代表組成。在聯省議會里每省只有一票的權利并輪流擔任議會主席，大議長則長期由最有影響的荷蘭省議會議長擔任。這意味著由最發達的省份左右國策，也意味著只有荷蘭省充分享有主權，其他省則只有伏首聽命的份。用于共同防衛的稅項由聯省議會決定總額，然后將份額分配到省，各省再分到更低的單位。與此同時，各省以至省底下的城市和鄉村地區保留各自的稅收制度。1590年后，聯盟原則延伸到航海、殖民地擴張、對被征服地區的管理和宗教事務等領域。在經濟方面，聯省議會為貨物制定標準并保證執行。所有商品須精確制造。購買者不需開箱驗貨，只要按照標準接收就行。這成為荷蘭的國際國內貿易急速增長的原因。不可否認，各省經常利益沖突發生爭吵，但共同利益維持始終。例如，在17世紀60年代的一場激烈爭論中，三大省之一的弗里斯蘭省議會強調聯省議會是“聯合省的最高的主權機構”，提請注意荷蘭省議會在1621年起草的一個文件，其中提出“尼德蘭聯合體的最高權力和主權（supremacy
                  and sovereignty in the United Netherlands）
                  無可爭辯地屬于聯省議會和各省議會”；另一大省西蘭省的議會不認為有這樣一個被荷蘭省破壞了的規定，但同時也指出，各省“經由緊密的聯盟已經密切結合為一體，盡管不放棄各自的主權，仍然如同一個國家，一個政府，一個共和體”。[23]
                  雖然實力雄厚的荷蘭省商人寡頭堅持省權，以此跟主張中央集權的親王派相抗衡，但從1653年起出任荷蘭省議長、在1672年被刺殺以前一直主導共和國命運的德·
                  維特也認為：聯合省內部各部分之間存在緊密的經濟聯系，“通過公共事業、聯合體和商業及其他事物上的協商機制……財產、海關和其他的互惠機制，它們（地方各省）彼此交織依賴，除非使用強大暴力，否則幾乎不可能將它們分裂。”
                  [24]
                  格林菲爾德提出：跟“因需要而結盟”的美洲殖民地和后來的美利堅合眾國不同，荷蘭共和國從未在共和國層次上建立一種自然的和不可分割的命運團體的前提。[25]
                  然而我們看到，兩個世紀后同樣誕生于一場獨立戰爭的美利堅合眾國（the United
                  States），其最初的邦聯制度與荷蘭聯省共和國(the United Provinces, or the United
                  Netherlands)有很多相似之處：1778年的《邦聯條例》規定各邦（州）仍保留自己的主權、自由、獨立、司法權和其他權利；邦聯有一院制國會但不設總統，國會里每邦一票，重要決策需3/4多數同意，修改條款需一致同意。國會有權宣戰、締約、結盟、接受外交使節、制幣、統一度量衡、處理與印第安人之間的事務、土地與水源事務等等，但無征稅權和關稅權，因而邦聯財政由各邦分擔。邦聯沒有固定稅收，用錢只能舉債。1783年簽署的巴黎停戰協定與和平協定確認13塊前殖民地是“自由、自主、獨立的邦國”,亦即承認各邦擁有各自獨立的主權。但協議并非由英國政府與各邦逐一單獨簽訂，確認領土范圍也是以集體的名義而非單個的名義。獨立以后，13邦先后立憲。各邦憲法風格不一。邦聯制下的美國顯然還只是各主權邦的聯盟。但它仍然是“美國的第一個政府形式”。[26]
                  總體上看，美國建國的背景跟荷蘭相似：都是經過戰爭，都是從當時的世界強國統治下獨立出來。建國之初權力都很分散。二者區別在于：荷蘭的力量源于眾多尼德蘭北部市鎮的聚合。這些市鎮在16世紀初已經可以與意大利北部城市相匹敵，同為當時歐洲最繁榮的兩個地區。荷蘭人不僅有足夠的實力反抗西班牙帝國，而且在戰爭的同時保持并增強了經濟實力。美國源于13塊各不相屬、性質也不盡相同的殖民地，經濟上跟宗主國相比遠不如當年荷蘭比西班牙。獨立后權力的分散造成無政府狀態，新生的國家面臨經濟停滯的危機。漢密爾頓和杰弗遜的分歧正是在建國和經濟這兩大問題上展開的。
                  至于如何回答“聯合省是個國家嗎”這樣的問題，恐怕真的如布羅代爾所說，這首先取決于人們對國家作何解釋。究竟何謂國家？何謂現代民族國家？從黑格爾到馬克思、從包括馬克斯·韋伯（他對國家所下的定義“國家是社會中掌握著合理使用暴力的壟斷權力的那個機構”在西方幾成經典）在內的德國歷史學派（韋伯自稱“我們這些德國歷史經濟學派的嫡系傳人[27]）到自由派，觀念有很大差別。伊格爾斯曾經指出：國家概念在德國歷史思想中得到了最為極端的闡述，“他們的典范是經過啟蒙的專制國家”。[28]
                  從這種觀念出發看17世紀荷蘭共和國，不可能認為它是一個國家。馬克思曾論到：“中央集權的國家及其遍布各地的機關——常備軍、警察、官僚、僧侶和法官（這些機關是按照系統的和等級的分工原則建立的）是起源于君主專制時代，當時它充當了新興資產階級社會反對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29]
                  經歷了絕對主義王權統治的英、法等國，情況基本如此。但是，能不能據此而認為所有新興資產階級國家都是中央集權的國家，或者說如果沒有中央集權（起初是王權）就不能算是國家呢？從荷蘭和美國初期的歷史看，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從這里，我們看到的是現代民族國家形成和發展的兩種類型：一個是單一制的、集權型的，另一個則權力比較分散。二者產生的背景不同：一個是在封建制度和絕對君主制國家基礎上經由革命產生的資產階級國家，國土和人民基本上都是原來舊有的。另一個則是在反抗中世紀帝國或宗主國統治的獨立運動中產生的全新國家，他們入不了絕對主義的國家系譜，缺少中央集權和專制主義政治傳統，民族和國土都是在獨立運動中和獨立后逐漸確立的。其發展變化的邏輯可能跟前者正好相反，是先有分散的初級國家形式，以后隨著經濟政治的需要而走向逐漸加強中央政府的權力。荷蘭和美國早期的歷史均是如此。
                  正像格林菲爾德所說，荷蘭的“政治建構恰恰與中央集權體制相反。”[30]
                  沃勒斯坦甚至認為下面的說法更近于事理：荷蘭共和國的國家機器“比歐洲任何君主制度都能取得更高程度的經濟一體化。荷蘭資產階級將改革恰好進行到促進經濟發展所需要的程度，而且避免了過分中央集權化。”[31]
                  但這里恐有過譽之嫌。聯合省的分權也帶來許多負面問題，首先是缺乏政治凝聚力。18世紀末有少數幾個政治家設法使這個國家團結起來。一些改革者曾先后試圖憑借聯邦體制在各省的權力將聯邦體制改革成比較集權化的體制，以便“將肥胖的老共和國的脂肪削減掉。”[32]
                  我們從上面的分析已經可以看到，17世紀荷蘭沒有、也不可能形成集權制國家。而主權在共和國和各省之間的分割正像一柄兩刃劍，對荷蘭的崛起和衰落都有直接的影響。17世紀荷蘭帶有強烈的商業國家特性，市場經濟已經處在高級發展階段，但是沒有能成功地從商業經濟和早熟的金融經濟轉向以現代生產和管理技術為標志的工業化，以至于崛起中斷、海上第一強國的地位被工業立國的英國所取代。其間也充斥著主張王權與集權的“奧蘭治派“與維護省權的共和派之間激烈的內斗，兩位長期主政共和國、為17世紀荷蘭的輝煌做出了巨大貢獻的議長奧登巴恩維爾特（1588-1619在任）和約翰·德·維特（Johan
                  de Witt, 1653-1672在任）先后為此付出了生命，這是歷史留給后人的教訓。
                  （作者聯系地址：北京大學歷史系 世界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1
                  Tel/Fax:10-62751658; Email: [email protected] ）
                  
                  --------------------------------------------------------------------------------
                  [1]
                  本文的寫作緣起于為電視系列片《大國崛起》提供荷蘭部分的歷史腳本。拙文《全球化：歧義紛沓的解說與真實的歷史進程》（刊于《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04年第5-6期）曾對荷蘭稱霸海上的歷史做了簡要回顧。在2004年北京論壇上，我在荷蘭求學時的指導老師、萊頓大學的包樂史（L.
                  Blussé）教授曾對該文提出批評，并寄贈我《荷蘭共和國》一書，謹以此文表示感謝。
                  [2]
                  以近年出版物為例：作為牛津現代早期歐洲史叢書之一的《荷蘭共和國：興起、輝煌與衰落1477-1806》（Jonathan I.
                  Israel, The Dutch Republic: Its Rise, Greatness, and Fall
                  1477-1806,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5，1996，1997，1998.
                  1231p.）1995年問世后連年再版，書后附有一個多達45多頁的相關研究文獻。1997年，兩位學者出版了《第一個現代經濟體：1500-1815年荷蘭經濟的成就、挫折和延續》（J.
                  de Vries & A.van der Woude.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1997.）并引起熱烈爭論。在此前后，金德爾伯格的《世界經濟霸權：1500-1990》（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中文版）和格林菲爾德2002年獲歐洲最佳圖書獎的《資本主義精神：民族主義與經濟增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4中文版），還有較早些時候問世的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2000）、布羅代爾的名著《15-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北京：三聯書店1993中文版）均設專章討論17世紀荷蘭。國內學者對其研究尚少，但陳樂民先生與史傅德（F.
                  E. Schrader）教授的對話錄《啟蒙精神 市民社會》一開場便談到17世紀荷蘭而且予以高度評價（陳樂民
                  史傅德：“啟蒙精神 市民社會（一）”，《萬象》2006/5）。
                  [3] 金德爾伯格:《世界經濟霸權1500-1990》，高祖貴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第143頁。
                  [4] Jonathan I. Israel, The Dutch Republic: Its Rise,
                  Greatness, and Fall 1477-1806,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pp.:197-198.
                  [5] 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梁于華等譯，世界知識出版社1990，第68，87頁。
                  [6] 帕爾默 科爾頓：《近現代世界史》，孫福生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上冊第167頁。
                  [7] 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第80頁。
                  [8] Jonathan I. Israel, The Dutch Republic: Its Rise,
                  Greatness, and Fall 1477-1806, p. 201.
                  [9] 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第77頁。
                  [10] 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第1卷，羅榮渠等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第225頁。
                  [11] 杜蘭：《世界文明史》，東方出版社，卷8·上，第217頁。
                  [1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73，第256頁。
                  [13]
                  布羅代爾：《15-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3卷，施康強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93，第208，223頁。
                  [14]
格林菲爾德著《資本主義精神——民族主義與經濟增長》，張京生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24-125，129-133頁。
                  [15] 布羅代爾：《15-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3卷，第186頁，191-218頁。
                  [16] 亞?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秦亞青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252-267頁。
                  [17] 亞?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第262-264頁。
                  [18] 本·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吳睿人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3，第49頁。
                  [19] 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第1卷，羅榮渠等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第228，238-241頁。
                  [20] 金德爾伯格：《世界經濟霸權1500-1990》，高祖貴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第148頁。
                  [21] Jonathan I. Israel, The Dutch Republic: Its Rise,
                  Greatness, and Fall 1477-1806, pp. 241-263.
                  [22] 直到1751年威廉五世正式成為聯省執政（Stadholder of the United
                  Provinces），歷代親王的親政都是以逐一獲得各省執政的名義。
                  [23] Jonathan I. Israel, The Dutch Republic: Its Rise,
                  Greatness, and Fall 1477-1806, pp.762-763.
                  [24] 轉引自格林菲爾德：《資本主義精神——民族主義與經濟增長》，第117-118頁。
                  [25] 格林菲爾德：《資本主義精神——民族主義與經濟增長》，第125頁。
                  [26] 施密特等：《美國政府與政治》，梅然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第229頁。
                  [27] 馬克斯·韋伯：《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甘陽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97，第96頁。
                  [28] 伊格爾斯：《德國的歷史觀》，彭剛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6，導論第6頁。
                  [29] 馬克思：《法蘭西內戰》，人民出版社1964，第52頁。
                  [30] 格林菲爾德：《資本主義精神——民族主義與經濟增長》，第117頁。
                  [31] 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第1卷第242頁。
                  [32] 轉引自金德爾伯格：《世界經濟霸權1500-1990》，第 165頁。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