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進”之初，“徐陳”先后兩次向“朱張”、中共中央及中革軍委報告了“馬家軍”兵力編制和裝備情況：“馬步芳共五個旅，騎三旅，步兩旅。第五旅在肅州，三、四兩旅在干柴洼，第一、二兩旅在一條山。編制：每旅三團，每團三營，每營四連，每連三排；連有五十余支步槍，多系三八式與單一式槍；每槍子彈十八排，炸彈一個；每團輕機槍三、四挺[1]”，“馬步芳部三個旅共九團，馬步青三個旅共八團[2]”。

　　而“朱張”向“徐陳”通報的情況是：“在你們周圍的敵是馬步芳、青兩部，馬步芳有步兵三個旅共六團，騎兵一個旅兩團，手槍一團，炮一團；馬步青有騎兵兩旅共四團，步兵一旅兩團，手、炮各一團。[3]”

　　雖然各說不一，但都還靠譜，出入也不大——這些兵力加起來，約有2～3萬余人。

　　西路軍開始西進之時，兵力有二萬余眾。雖然敵我力量對比仍處劣勢，但對這支白手起家開辟創建過兩大蘇區，還走過了萬里長征的驍勇善戰之師來說，這也并不算是多么了不得的“懸殊”之比：想當初，在鄂豫皖，在通南巴，在長征中，他們不是在比這更為懸殊的力量對比下，與比“馬家軍”人更多勢更壯的地方土軍閥較量過對決過么？不是在比甘、涼、肅條件更困難民族隔閡更深的少數民族區域盤桓過轉戰過么？……

　　遠的不說，就說近的：4年前他們初到川北時，不是曾以不到兩萬人的兵力，粉碎了六萬川軍的“三路圍攻”，開創了全國第二大紅色根據地——通南巴蘇區么？他們不是繼而又以6萬人的兵力，擊破了20多萬川軍的“六路圍攻”，打出了紅四方面軍戰史上最輝煌的一頁么？

　　那都是些大江大海大世面啊！“馬家軍”？嗤！……

　　不光是“徐陳”、“朱張”，就是毛澤東，當時也沒把“馬家軍”太當回事——不然幾個月前怎么會把“能夠造成鞏固的根據地”，當作取道“甘涼肅三州”以“打通國際”的優越之處來考量呢？不就是幾萬地方土軍閥么？能怎么的？既然這些驍勇將士當年幾個月時間就能打敗幾十萬川軍，如今以“一年為限”，還不夠擺平“馬家軍”？雖然西路軍已有古浪之敗，減員很大，但還有一萬八千之眾啊，跟從鄂豫皖初到通南巴的那個時候相比，也差不多嘛！當初能打敗六萬川軍還整出一片根據地來，現在打敗兩三萬“馬家軍”再整個“河西蘇維埃”出來，難道還有什么問題么？……

　　這些車轱轆話當然是筆者個人的分析推測，但也不是沒有任何依據。

　　山城堡之戰勝利后，已西渡追擊西路軍的毛炳文部東調，毛澤東開出的“只有戰勝胡軍才便開展局面，才是策應河西的好辦法”這張支票兌了現，西路軍“保持東邊回旋余地”的威脅與壓力大為減輕。他當然更有理由認為：“徐陳”擺平“馬家軍”，更有把握了！

　　11月25日24時，毛澤東致電徐向前、陳昌浩，再作鼓勵與點撥：

　　徐、陳：

　　一、告指戰員書及二十五日部署電收到，甚慰。

　　二、毛炳文東撤利于你們發展[4]。在你們打破馬敵之后，主力應準備東進一步，策應河東。

　　三、遠方接濟，三個月內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團結奮斗，打開局面。

　　四、關于作戰方面：

　　㈠集中兩個主力軍于一個有利陣地打馬部，不管敵是兩三個團還是五六個團，概用此法。

　　㈡敵少則主力從兩翼包圍，并以有力一部迂回到敵后。

　　㈢敵多則以一部箝制其一翼，以主力包圍其一翼。

　　㈣不論敵多敵少，正面不使用全力。

　　㈤兩翼包圍時，不可平分兵力，應置最大兵力于一翼。

　　㈥凡打兩團以上之敵，二兄均宜親自指揮，親自看地形，親授干部以機宜。并須十分注意隱蔽，避免無益犧牲。

　　㈦估計不能打勝之仗不打。

　　㈧總之，不打則已，打必須有新繳獲。予（與）其擊潰敵許多團，不如干凈消滅敵一個團。望酌行之。

　　澤東[5]

　　毛澤東顯然認為，毛炳文的第三十七軍，才是西路軍“建立根據地且打通遠方”的最大威脅！現在這個威脅被解除了，而“徐陳”那邊傳來的信息又是“二馬主力約全數三分之二已受我打擊[6]”！如此，“你們的發展”也好，“擊破馬敵”也好，也就不應該有太多太大的障礙了。如果河西部隊再“東進一步”以與河東主力互為呼應，那就更加沒有問題了……

　　有些史著就此情節很煽情地稱：“至此，西路軍據守在永昌、山丹一線的冰天雪地，東馳西調，夜以繼日與敵浴血奮戰”，似乎這一切都是因為毛澤東這個指示造成的。可問題是，西路軍倘一直繼續西進，“冰天雪地”只會越來越多，就糧和御寒問題只會越來越嚴重呀！而這些問題的解決，是不可能指望解不了“近渴”的“遠方”那道遠水的，而只能靠自己“團結奮斗”想辦法！毛澤東要河西部隊“東進一步”，那是希望他們“保持東邊回旋余地”與河東主力互為呼應，并借此解決自身的生存問題！

　　11月26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通報國際國內形勢并指示紅軍任務，其中幾個與河東紅軍主力與河西“徐陳”所部有關的關鍵信息是這樣的：

　　……

　　⒏蔣介石還站在中間地位，對日仍力求妥協，但比過去強硬了許多；對我力求縮小蘇區，打擊紅軍，但也覺得困難，許其部下二陳為我談判。潘漢年去南京兩次，距離甚遠，一時不易成就。我之政策，一面從人民、從反蔣軍閥，從國民黨內部造成運動；一方面紅軍消滅蔣軍，雙管齊下，迫蔣妥協。蘇區紅軍堅持打蔣，不稍放松。

　　……

　　⒔徐、陳西路軍力量雖減至一萬八千人，但面前無大敵，打通遠方局面大體已定。

　　⒕紅軍能在定、環地區熬過一個月就好。

　　……[7]

　　這些“關鍵信息”都很精辟精到——除了“徐、陳西路軍……”一句。

　　毛澤東認為西路軍已“面前無大敵”——這就是筆者前述那段“車轱轆話”的推測依據。

　　事實證明，當年的毛澤東與“徐陳”、“朱張”一樣，都小瞧了“馬家軍”。

　　其實，這也并不是不可以理解的：當年，無論是“徐陳”、“朱張”，還是毛澤東，就是所有的紅軍領袖乃至所有的紅軍將士，此前都不曾過這樣的經歷和閱歷：在一個有著一支強悍的正規武裝力量支撐的、以宗教信仰為號召的、少數民族上層封建反動統治相對統一而穩固的區域輾轉作戰，開辟和創建革命根據地。

　　不管是失敗的教訓，還是成功的經驗，都不曾有過！

　　紅四方面軍年前“西進康北”盤桓過的那片區域，應該算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紅軍所經過的民族隔閡最深、人煙最稀少、自然環境最惡劣之所在了。但那里卻沒有一支象“馬家軍”一樣以“家族統制和宗教意識”維系的正規武裝力量，少數反動喇嘛武裝和游雜土司藏騎多系烏合之眾，在紅軍主力面前基本上就是不堪一擊！紅四方面軍在康北、康南活動期間也基本上沒有打過大仗硬仗，所有單位的“一號首長”最操心的問題不是打仗而是“籌糧”……

　　而在“馬家軍”統治下的甘、肅、涼地區就大為不同：作為正規武裝力量的“馬家軍”的“兩三萬人”它只是一個“基數”。除了這支正規武裝力量，“馬家軍”還有一支以地方保安團、民團為基干的“預備役部隊”或準軍事力量，除了隨時可以補入被消耗的正規部隊外，本身也可以直接投入戰場，其人數竟達十萬之眾。

　　時任馬步青部騎兵第五師參謀主任的吳輯癢提供的“馬家軍”參戰正規軍兵力為：

　　馬步青騎五師參戰部隊騎兵兩個旅、步兵一個旅，一個手槍團，共計9000余人，青海參戰部隊（注：指馬步芳部）三個旅又四個團，共計16000人，以上總計兩萬余。

　　……

　　紅軍缺乏補充，損失逐漸增大；馬軍陸續補充，始終保持在一萬人馬以上。[8]

　　時任青海電訊社長的陳秉淵先生當年曾全程采訪西路軍西進過程的戰事，后來還曾在馬步芳部的國民黨特別黨部書記長。據他估算：馬步芳部當時參戰的有正規軍和地方部隊3個步兵旅一個騎兵旅及手槍團、炮兵團各一，計14 000余人，馬7 000余匹。參戰民團有79 000余人，馬47 000余匹；而馬步青部參戰兵力有騎五師兩個騎兵旅1個步兵旅，手槍團和炮兵團各一，共計10 000人，馬6 000余匹。參戰民團6 000余人。

　　總計兵力竟有115 000余眾，馬60 000余匹。[9]

　　陳老先生是記者出身，可能說得略顯夸張。而時任的馬家軍河西前線總指揮部參謀長的張時之先生、青海海南警備司令部騎兵第一旅參謀長常正先生皆為行伍中人，他們的計算顯得要加精準一些：

　　馬步芳部參戰兵力：第一○○師3個步兵旅一個騎兵旅另一個手槍團，計12 7 00余人，加上輜重等后勤單位，實際參戰人數為16 058名；海南警備司令部參戰部隊為兩個騎兵旅共4 000余人。馬步青部參戰兵力：騎兵第五師兩個騎兵旅一個步兵旅和手槍、炮兵、工兵團各一，計有11 140人。

　　以上參戰正規軍人數共計31 198人

　　參戰民團人數：青海民團：40 000余人；甘肅民團（涼州（武威）1 800余人、甘州（甘州）5 000余人、肅州（酒泉）民團2 624人）：9 424人。共計50 000余人。

　　“馬家軍”正規軍和民團參戰人員總計為81 198人。[10]

　　無論哪一個數字，于西路軍都是很具殺傷力的。

　　解放戰爭初期，“馬家軍”的正規軍曾經擴張到15萬人，民團等也達7萬。

　　這在當時人口稀少的青海和河西走廊地區，是相當驚人的。

　　“馬家軍”，才是西路軍的真正大敵！

　　關于這一點，身為原西路軍主帥之一的陳昌浩后來有了基于失敗教訓的深刻認識：

　　⒈馬步芳、馬步青曾得少數民族之回軍，然割據青省、甘北多年，借地勢之優越、剝削之奇跡與頑強野蠻之回民之團結，懷歷史上漢族統治者殺戮之痛，挾十年來“剿赤”、“防共”，尤其對“打通國際”囈語之毒，其對我共產黨與紅軍視為深仇大敵，特別是我們侵入其地盤無異推翻其統治，其必然團聚一切民族的、政權的、軍事的及社會的各種“反共”力量以對我，實為意中之事，所謂二馬在日本帝國主義、親日派以至蔣介石策動與援助之下，積極蠻橫與我拚戰到底毫不為怪。

　　⒉不能實現停戰與統一戰線之客觀性。回民的少數民族，甘北為其生命源泉，敵在地利，社會諸條件均對我不利。當時我們正為倡“和平統一”，“救亡抗日”，已經宣布不得已之自衛戰。對回族則力言不侵犯其利益，聯回以抗日，然而我們甘北之行，都使回軍感覺我們是向他侵犯，是背棄和平，是背約爭進，是想取甘北而滅逐回軍。二馬這一狹隘政治觀點，并不理會我們向他的解釋，聯合與統一戰線，即決心以主力與我激戰。

　　⒊二馬兵力之強大，及在甘北地區作戰之優越條件：二馬騎兵在中國一般范圍說來并不算很多，也不算最強，然而他以割據之勢，自強之策，在戰勝孫殿英之后，擴充實力不遺余力，其意不只在對付我們，還想在“保持地盤”意志之下，借以對付中央，防范新、蒙。其力之足，的確出乎我們意外。渡河前之任何戰斗，然最甚者，還是甘北。地形、天候、經濟、房屋之特殊情況，剛剛便利于馬軍之活動。攻守“借此以自衛”。因為騎兵之迅速運動，騎、步、炮兵之協同攻防，勝則猛打猛進，敗則一舉而逃。其輕裝，其作戰力，其運動之速，其地利之熟，其人物、資源之不竭，其彈藥糧草之有備，戰術上長于運動戰，長于奇襲，長于封鎖，長于攻堡，亦利于防守，民族之團結，民氣之野悍，剛剛是甘北地區作戰之所必須，故二馬兵力在數量與技術上有其特點，其在甘北地區作戰有其優越條件。

　　⒋我軍在甘北地區與二馬作戰之客觀困難條件（甘北地形之奇特，氣候之奇寒，人煙散聚無定，沙漠之遼闊，堡寨之堅險，山勢之荒野，飲水之缺乏，糧食之少與被封鎖，故一般說來，不利于野外作戰，不利于游擊活動，不利于死守一地，不利于孤軍獨戰；以我軍之實力，人多兵少，槍少彈缺，饑渴疲乏，行動遲緩，無補充，無后方）與特長（長于游擊戰游擊集團之圍，聲東擊西，輕裝速行，少以行箝制，多以行突擊，秘密企圖，且戰且息……），不能在此取得優勢，加之遠離主力，無任何之策應。無任何之接濟。勝則兩傷，敗則獨敗，潰敵雖易，滅之誠難，即不能繳械于戰場，又不能補充于當地，故遭遇此強大野蠻之敵而自處于劣勢者甚多，這些客觀原因在失敗數中是具有一定的地位與值得研究之價值的，以上是客觀原因。[11]

　　這些檢點和認識，都是客觀實際的反映。

　　而當時的紅軍領袖和紅軍將士們，對這些情況都是沒有切身體驗和認識的：“徐陳”當初爭來“西進”任務還信心滿滿打包票，就是因為沒有把“馬家軍”放在眼里！而敵毛炳文軍西渡一追尾，他們卻即刻游疑浮現——這才是他們心目中的“大敵”；而毛澤東等在因河東勝利迫使毛炳文軍東返后即認為“西路軍面前已無大敵”，也是緣于他們對“馬家軍”真實狀況缺乏深入了解和清醒認識。

　　還有，西路軍是作為“客軍”在這片區域轉戰的，本身是不具備對手所擁有的這些條件的，“擴紅”與“籌糧”也并不如事前想象的那般容易，沒有耐心細致艱苦深入的工作并輔以戰場上的不斷勝利來支撐，那是不可能信手就能拈來的！如果“政治紀律”和“群眾紀律”再發生問題，那就是“惡性循環”，環境也只會越來越惡劣。

　　也正是基于對“求人”結果種種不確定性的全面預想，毛澤東才力主“用戰爭用發展用不與根據地脫離的方針”，去“打通國際”，取得援助。而在這些問題上，西路軍乃至整個紅四方面軍部隊，的確存在著“先天不足”——這也是“國燾路線”種下的惡果之一……

　　幾天后，陳昌浩、李卓然曾向總政治部和“朱張”匯報過西路軍“在政治紀律方面一般的很差，甚至有些干部只顧解決部隊的物質，不顧政治影響[12]”，爾后，中央也曾多次去電提醒“徐陳”對此加以注意并及時改善之，甚至還到了語氣非常強烈的地步：“你們的政治紀律，究竟有無確定的基本上的轉變沒有呢？從蘭州方面來的人員與新聞記者都詳報你們部隊與群眾的關系不好，究竟實況如何呢？[13]”

　　時任紅九軍參謀長的李聚奎將軍在西路軍失敗后也有過檢點：西路軍“對群眾紀律是很壞的。所經過的地方豬羊糧食搶盡。群眾敢怒而不敢言。甚至用燒殺政策。永昌城北門外房子燒盡，大寨子附近亦燒得不少，到最后還把康隆寺的喇嘛寺燒下，其余可見一般[斑]。[14]”

　　“陰溝里也會翻大船”，西路軍不能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據地乃至走向覆滅，不能不說有著內在的成因。

注釋

　　[1]《徐向前、陳昌浩關于馬步芳部隊之編制等致朱德、張國燾電（1936年11月3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61～第862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徐向前、陳昌浩關于西路軍情況致中央軍委、總部電（1936年11月12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81～第882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3]《朱德、張國燾關于西路軍須獨立完成打通遠方任務致徐向前、陳昌浩并中央軍委電（1936年11月14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8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4]毛炳文部于11月29日渡河東返，向靖遠、打拉池之線集結候命。參見《毛炳文關于西渡黃河追擊紅西路軍的命令（1936年11月12日）》，轉引自《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的軍事斗爭⑵》（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55頁，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5]《毛澤東對西路軍作戰部署致徐向前、陳昌浩電（1936年11月25日24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02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6]《徐向前、陳昌浩關于西路軍情況致中央軍委、總部電（1936年11月12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81～第882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7]《毛澤東關于國際國內形勢及紅軍任務致彭德懷電（1936年11月26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1057～第1058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8]吳輯癢《河西戰役中紅軍同馬家軍實力對比情況（摘錄）》，《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回憶錄（上）》第589頁～第590頁，甘肅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

　　[9]陳秉淵《馬步芳阻擊北上抗日紅軍的始末》，《青海文史資料》第3輯第9～第12頁。作者系時任青海電訊社社長，后曾任馬步芳第一○○師特別黨部書記長。

　　[10]張時之、常正《“二馬”在河西追剿紅軍部隊情況（摘錄）》，《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回憶錄卷》第593～第595頁，甘肅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

　　[11]《陳昌浩關于西路軍失敗的報告（1937年9月30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84～第985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2]《陳昌浩、李卓然關于西路軍政治工作的報告（摘要）（1936年12月2日）》，《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上）》第459～第460頁，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13]《中央書記處、軍委主席團關于西路軍戰略方針致徐向前、陳昌浩電（1937年2月17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45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4]李聚奎《西路軍血的歷史教訓》，轉引自青海民族學院政治系中共黨史教研組《紅西路軍在青海有關情況調查材料匯編㈣》第588頁，1980年3月印發。原件現存中央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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