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1月14日這一天，毛澤東、周恩來還作出了一個重要決定：將豫旺堡讓給王以哲。

　　王以哲是東北軍第六十七軍軍長，也是張學良的親信，東北軍中最“親共”的將領之一。這回他也在胡宗南部的南翼配合攻進，于是毛澤東、周恩來認為：“因胡宗南有向豫旺之由，不如讓王以哲進豫旺”。讓出了豫旺堡，給了王以哲一個“功勞”也給了他一個“緩進”的理由，如此，正在向心退卻中的紅軍主力之左翼相對安全，更可以集中兵力專顧從豫旺縣城（今下馬關鎮）追擊而來的胡宗南部主力。而既或作戰不利時，也可從這一“相對安全”之一翼南下作戰。

　　這個決定對后來的“打擊胡敵”，起了很大作用。

　　11月15日，中革軍委致電朱德、張國燾、彭德懷、賀龍、任弼時，決定在豫旺堡、山城堡地區消滅胡宗南部一部，因為“不擊破則不能南進，因敵將繼續窮追”，并準備連續作戰：“一、四、十五、三十一共四個軍，應即在豫旺縣城以東向山城堡迅速靠近，集結全力，準備打第一仗，消滅敵之北路縱隊。二方面軍到環縣附近休息，準備作打第二仗主力。”[1]

　　同日里，毛澤東還兩電朱德、張國燾、彭德懷、賀龍、任弼時，對與胡宗南部的作戰打氣鼓勁并提出部署意見：“蔣介石仍堅決打紅軍，與南京妥協一時難成，我們應堅決粉碎其進攻”，“目前兩三天內，四方面軍即在甜水堡、保牛[寧]堡集結，二方面軍在毛居井及以北集結，一方面軍在環縣西集結，各兵團鼓動作戰準備，胡敵東進時消滅之”。[2]

　　當日12時，中革軍委再電朱、張、彭、賀、任，指出：

　　甲、敵既繼續向我進攻，目前中心是打破敵之進攻，然后才能開展局面，才有利統一戰線。否則敵以我為可欺，不但局面不能開展，與南京之統一戰線也是不可能的。

　　乙、我有打破敵人之許多有利條件，敵情、地形、群眾等方面都有利于我作戰，糧食困難是敵我共同的。

　　丙、一切具體布[部]署及作戰行動，各兵團首長絕對服從前敵總指揮彭德懷同志之命令，軍委及總部不直接指揮各兵團，以便適合情況，不影響時機，戰勝敵人。[3]

　　毛氏風格啊毛氏風格——面對強敵，就是和，也要以打促和。

　　1小時后，毛澤東、周恩來電告河西部隊徐向前、陳昌浩，正式批準西路軍西進：

　　徐、陳：

　　（甲）同意你們向涼州進。

　　（乙）新疆接濟正準備中。

　　（丙）朱張白日來保安。

　　（丁）你們情況隨時電告。

　　毛、周[4]

　　現在可以再來說道說道所謂中央“令西路軍在永涼建立根據地的主要企圖，是為了造成河東紅軍將與河西會合的假象，調動蔣介石的兵力扼控，以便河東主力紅軍東出或南出，進行大規模的戰略轉移[5]”那個揣測了！筆者認為，這個揣測是無端的，理由如下：

　　其一、“作戰新計劃”是一個醞釀中的征求意見案，征詢意見的范圍包括了三個方面軍的代表人物，張國燾亦在被征詢意見之列，他也未提出任何異議反而還繼續要求西路軍“獨立開展局面”；

　　其二、“作戰新計劃”并沒有要求西路軍配合的內容，反而是彭德懷、毛澤東提出和準備以河東勝利來策應西路軍；

　　其三、西路軍在河東建立根據地起不到掩護河東紅軍主力南下的作用，“馬家軍”是地方軍閥，維護自身利益高于一切，這個“高于一切”，不會被河東局面的改變而左右；

　　其四、“作戰新計劃”實際上在中共中央正式批準西路軍西進之前的11月14日就已暫告擱置，后來也并沒有實施。而既或付諸實施，河東原擬防堵西路軍東返的敵軍部隊也會被為之調動，對西路軍完成建立根據地和的西進任務反屬有利；

　　其五、河東紅軍主力與西路軍之間不僅隔著一條黃河，還有敵軍重重，西路軍在河西建立根據地，難以造成“河東紅軍將會合河西紅軍”之假像——除非河東紅軍主力選擇“就地堅持”而不作他顧。

　　最后的事實是，河東紅軍主力的山城堡之捷，直接調動了毛炳文軍東返。

　　這是誰在策應誰哩？

　　中央正式批準西路軍西進的同一天——1936年11月15日，朱德、張國燾致電中革軍委各首長，報告西路軍情況——仍然是好消息：

　　毛、周、彭、賀、任、關、劉：

　　甲、徐、陳領導西路軍勝利渡河后，數次與馬敵作戰以少勝多，敵傷亡較我頗大。計斃馬敵旅長一、團長一，獲輕機數架，迫炮四門。最近雖處在嚴寒結冰而缺衣環境中，士氣仍旺。

　　乙、西路軍主力最近在大靖附近休整、籌資。該地人戶近萬且豐富，糧、柴亦不缺。

　　丙、統一戰線成績頗好，爭取馬步青部工兵營三百五十人，二百八十槍參加紅軍。

　　朱、張[6]

　　然而剛過了一天（11月16日），“朱張”的口氣卻為之一變，變得緊張起來：

　　毛、周：

　　甲、毛炳文部可于巧日（十八日）渡河完畢，對西路軍判斷，認為我西路軍已無再東渡可能。他們只有占領永昌、涼州地區，與新疆辦好外交，背靠那方。

　　乙、我們須急設法幫助和策應他們，因他們太孤立，并須急打通遠方，得到接濟至關重要。

　　朱、張[7]

　　這個情況，“朱張”兩天前致“徐陳”的那個“打氣鼓勁”電提到了，但并沒有太當回事，還是認為西路軍能“獨立”應對之，而彭德懷兩天前也想到了，卻提出了“幫助和策應”的行動設計和建議。而現在“南下”暫緩，“幫助和策應”西路軍的唯一辦法，其實就是兩天后問世的“毛主席語錄”：“只有戰勝胡軍才便開展局面，才是策應河西的好辦法。”

　　[參見圖6-1：敵毛炳文軍西渡追擊西路軍、河東紅軍主力發起山城堡戰役（1936年11月16日～11月22日）]

　　而“朱張”口氣變得緊張起來那天，“徐陳”那邊傳來的信息卻仍是一派“喜氣洋洋”：

　　我西路軍將古浪馬步芳步、騎各一團完全擊潰，當即占領古浪城，繳獲極多，正清查中。又土門馬步芳工兵一營已向我軍投誠。[8]

　　當日13時，彭德懷定下在山城堡地區“打擊胡敵”的戰役決心：“豫旺縣、豫旺堡以東山城堡、環縣、毛居井地域人煙稀少，土寨亦多，地圖與實地區又不符，極有利于我軍作戰。我們應在上述區域威脅該敵二三個師”，并開始調兵遣將：

　　各兵團分途在下列地區集中。

　　㈠三十一軍集中張鐵堡、保牛堡、小臺子至山城堡之線，但山城堡不含。

　　㈡十五軍團集中山城堡、水頭、連灣堡。

　　㈢一軍團集中洪德城、河連灣之線及其以西。

　　㈣二方面軍集中環縣附近加緊整理。

　　㈤第四軍在甜水堡、萌城、古城堡地域，有遲滯敵進，掩護主力集中之任務，利用該甜水堡及其東南深溝、高山堅決抗擊，因豫旺縣到甜水堡七十七里，完全荒山，無人無水。

　　……

　　由鹽池蘭參謀長率領十五軍團師、團參謀長及測圖人員，分段繪甜水堡、山城堡、洪德城線五萬分之一詳圖，偵察地形。一軍團由李師長率領師、團參謀長或師、團長，偵察陳家堡、豫旺堡以東至洪德城、河連灣地形、道路，繪五萬分之一詳圖，均限十八日完成。兩軍團高上級指揮員、偵察團均于十八日晚到洪德城當面報告，提出意見。[9]

　　上述部署中的第一和第五項，第二天就初見成效。

　　11月17日，胡宗南部第一師第二旅詹忠言部孤軍冒進至甜水堡地區，紅四軍、紅三十一軍相互協同予以攻擊，激戰競日，紅軍斃傷敵軍600余人，還以步、機槍集火齊射擊落了敵機一架，將敵軍逐出10余里外。第二旅乃胡宗南部精銳，火力熾盛。黃昏時分，肖克等戰場指揮員見已很難迅速解決該敵，遂主動撤出戰斗，轉入休整。

　　彭德懷后來感慨而言：張國燾“對胡宗南確實是怕，但四方面軍是不怕的”[10]。

　　的確也是如此，紅四方面軍主力西渡之初，張國燾等欲渡而不欲戰，只想過河不想打仗。早在紅三十軍的搶渡成功次日（10月25日），他就提前宣布“控制西蘭大路十月份在我手中之任務已大體完成”，馬上就蠱惑紅四方面軍首長“三軍競渡”甚至“全軍西渡”，而且還要他們不受河東戰局之“牽制”，待到一有國民黨中央軍追了西路軍的尾，馬上又驚慌失措聲稱他們“太孤立”！說他“畏敵如虎”那還真是一點也不冤枉。可正如彭德懷所言那樣，張國燾怕國民黨中央軍，紅四方面軍將士卻不怕！甚至就在“徐陳”率“三軍競渡”的同時，在甘溝驛以北的宋家河畔迎擊南來北進之敵的紅四軍、紅三十一軍將士們，就給國民黨中央軍精銳勁旅第二十五師關麟征部官兵留下了深刻印象——據時任關部參謀長的姚國俊、關部第七十五旅第一四九團團長的覃異之等人數十年后回憶，這些驍勇善戰的紅色戰士當時差一丁點兒就抓了關部第七十三旅旅長梁愷的俘虜：

　　有一位個子高大的紅軍戰士沖入第七十三旅旅部，一把拉住梁愷的手臂，高聲大喊：“二十五師的弟兄們！不要打內戰了，和我們一道去抗日罷！”當時在梁愷身邊的一位文職人員，嚇得往后逃跑，當他見到關麟征時報告說：“我們旅長被俘了。”關立即打他一記耳光，并嚴厲責罵他：“不許你胡說八道！”據在場的姚國俊說，當時很緊張，怕旅長被俘的消息傳出，影響軍心。后來才知道旅部衛士從紅軍手中把梁愷搶了過來。[11]

　　這就是敵人眼里看到口中道出的紅四方面軍將士：生龍活虎，虎虎生風。

　　數十年后，時任胡宗南部第一師第二旅第三團第一營第二連連長的彭竹林老先生這樣回憶了甜水堡的這場戰事：

　　胡宗南把第一軍部隊集結在靜寧附近，于1936年10月底開始由南向北前迸，遭到剛抵寧夏地境的紅軍（據說是紅四方面軍）的“腰擊”。當時派遣第二團（團長楊定南，湖南醴陵人，黃埔軍校第三期學生）打前鋒。第二團剛進入固原縣境某高地，忽聽到前面發生槍聲兩響，該團一長即帶著士兵兩名，沖到尖兵連先頭，打著望遠鏡，指揮尖兵連赴快迫擊。忽又從其側面打來兩槍，就把這個連敵人的方向都沒摸清的團長的性命結果了。事后，胡宗南追查這種槍聲到底從何而來，始終沒有查出。他很驚奇地說：“雙方部隊尚未接觸，一槍未發，竟把一個年輕的團長陣亡，可惜，可惜！”同時，他很氣忿地大罵第一旅旅長李正先指揮無能，敵情尚未弄清，就把一個團長給斷送了。并指責第二團營連一長沒有同仇敵愾的心戶嘖，看到直屬長官陣亡，而不知道追上去復仇雪恨等等。

　　胡宗南惱羞成怒地向第一旅的官兵發了通脾氣之后，抱著要替楊團長“報仇”的決心，第二天把他的老基本——第二旅第三、四兩團（他當過這旅旅長多年），調在前面打前鋒，并召集全旅連長以上的軍官訓話說：“共軍由南到北，已是精疲力竭，彈盡糧缺，而且人員損失大半，巳成驚弓之鳥，沒大力量了。由現在看起來，已是跑不動了。乘此他們跑得不遠的機會，只要我們一刻不放松的窮追，一定把當面的這股共軍消滅在黃河東南地區。”第三、四兩團的官兵看到老旅長很相信第二旅的官兵，特地把第二旅調到前面打前鋒，都認為很吃香，也就產生一種輕視紅軍的心理。

　　1936年11月間的一天，第三團當前衛，團長劉超寰洋洋得意地趕到同心城之萌城地方。他接到尖兵連連長易定的報告稱：“前方山口發現敵騎七八人，已向北跑去。”劉超寰認為紅軍趕路都來不及了，哪還有抵抗的力量，因而他就不顧一切騎著一頭大騾子沖到尖兵連先頭，一面帶著尖兵連緊追，一面傳令后面各營部隊跑步跟進。

　　迨尖兵連剛要上山嶺，全團部隊完全進入一小形盆地內（方圓約20里），尖兵連首先遭到紅軍伏擊潰散，連長當場斃命。團長劉超寰也被擊傷腿部逃命。這時周圍山嶺上紅軍殺聲四起，如潮水般地沖下山來，前衛第二營被沖潰散。第一營尚未展開，營長陳文杞己負重傷，部隊擁擠在一堆挨打。我第二營被阻隔在一條深溝以南，竄不過去。當時中校團附陳鞠旅用旗語聯絡，一再要我沖過去。當時我驅使驅使全營狼奔豕突地竄過溝去，和其他營靠攏在一塊。但是紅軍的攻勢越來越急，包圍圈愈縮愈小，全團二千多人馬，被套住像打瘋狗樣的挨打。這時，傷亡者遍地皆是，叫痛呼救之聲不絕于耳，士氣頓趨消退，盼望第四團（因該團在第三團后約10華里）來救援。但第四團又被阻在山口之外，只聽到山外槍聲比自己這方面還要激烈。當時處在將要受縛之際，團附陳鞠旅傳令各營速將各營的四挺重機關槍由各營長直接掌握，集中使用。各連的六挺輕機槍集結在各連長附近統一使用。步槍兵一律待機把刺刀上好，手榴彈準務好，準備白刃戰。所有集結的輕重機關槍，不發現敵人密集部隊沖來，也不許隨便射擊。同時他還寫了幾句口號：“第一師不打敗仗；第一師不當俘虜；共軍抓住第一師官兵要活埋。”并要各連官長領頭叫喊，或指定班長帶頭叫喊，鼓動士兵“同仇敵汽”。這樣，又繼續掙扎抗拒到黃昏時分，等到紅軍自動撤走了，該團殘部才于深夜逃出山口，爬到幾個小山頭上，爬在地上做了一整夜的工事。混到天明，探知紅軍已走遠，也由我統率到原陣地掃清戰場，掩埋了陣亡官兵尸體200余具（其中也有少數紅軍士兵的遺骸）。

　　第三團在這次追擊紅軍的戰斗中，所受到的懲創，是從未遭遇過的損失，全團陣亡和失蹤的下級官兵將近300人，團長以下受傷的官兵也有300來人。第四團在這次所遭受的打擊，雖然不及第三團那樣厲害，但是死傷人數，據該團的戰報，也有二三百人之多。[12]

　　很慘淡啊！

　　當然，甜水堡之役在戰術和指揮銜接上也存在一些問題，戰斗發起也比較倉促，殲敵不多，紅軍的傷亡甚至還高于敵軍（王宏坤《我的紅軍生涯》稱：“這一仗本來可以打成一個殲滅戰，卻打成了一個消耗仗。雖然殲敵一部，但我軍卻傷亡七八百，其中三十一軍四五百，我們四軍二三百……”[13]），然而卻成功地阻滯了胡宗南部的瘋狂追擊，給胡宗南精銳部隊以迎頭痛擊，迫使其畏縮止步，為隔斷和分散南、北兩路敵軍以創造殲敵機會贏得了空間，也為紅一方面軍主力在山城堡布設伏擊戰場贏得了時間：山城堡距萌城堡、甜水堡不過一天行程——這一帶嚴重干旱，只有山城堡有一股“筆管粗的泉眼”，追至此間的胡宗南部主力干渴難耐，到山城堡安營扎寨以解饑渴疲憊那是肯定無疑的啦！……

　　爾后，紅四軍、紅三十一軍迅速撤向山城堡預伏戰場。

　　與此同時，紅二方面軍部隊也結束休整，迅速從環縣北上，主力位于山城堡以南洪德城為戰役預備隊，紅一軍團一部則與紅十五軍團八十一師配合，向豫旺堡方向東北軍第六十七軍王以哲部警戒，準備阻援。

　　這是三軍會師以來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戰役協同作戰，且已指揮統一，上下同欲。

　　“張總政委”再也無法上演“釜底抽薪”了。

　　河東戰局的轉機，終于要到來了。

　　注釋

　　[1]《中央軍委關于在豫旺、山城堡地區消滅敵北路縱隊致朱德、張國燾、彭德懷等電（1936年11月15日）》，《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的軍事斗爭⑴》（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5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2]《朱德年譜（1886～1976）·上》（新編本）第612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3]《中央軍委關于打破敵之進攻及統一指揮各兵團致朱德、張國燾、彭德懷等電（1936年11月15日12時）》，《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的軍事斗爭⑴》（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53頁，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4]《毛澤東、周恩來同意西路軍向涼州前進和接濟問題復徐向前、陳昌浩電（1936年11月15日13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85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5]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35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6]《朱德、張國燾關于西路軍情況致中央軍委電（1836年11月15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85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7]《朱德、張國燾設法幫助和策應西路軍（1936年11月16日）》，《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上）》第418頁，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8]《西路軍占領古浪的捷報（1936年11月16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86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9]《彭德懷關于在山城堡、環縣等地域殲敵的作戰部署致各兵團并朱德、張國燾、毛澤東、周恩來電（1936年11月15日13時）》，《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的軍事斗爭⑴》（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55～第856頁，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10]《彭德懷在延安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37年3月29日）》，原件存中央檔案館。

　　[11]覃異之：《宋家河畔遇伏記》，《圍追堵截紅軍長征親歷記（下）》第301～第302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姚國俊《關麟征部在陜甘阻擊紅軍紀實》，《圍追堵截紅軍長征親歷記（下）》第295～第296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12]彭竹林：《第一師追堵紅軍的經過·節錄》，《圍追堵截紅軍長征親歷記（上）》第401～第402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13]王宏坤：《我的紅軍生涯》第281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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