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有一個廣為流傳的謠言，就是“毛澤東沒有意識到大躍進的嚴重問題，而彭德懷最早意識到了這些問題，對頭腦發熱的毛澤東‘犯顏直諫’，然后遭到了批判。”

　　但是，真實情況真的是這樣嗎？不是的。筆者仔細對比研究了毛主席的廬山會議講話和彭德懷的意見書，最深刻的感覺就是主席在廬山會議的講話早就深刻揭露了大躍進期間出現的問題，而且揭露的比彭德懷信中說的要全面的多、具體的多，根本不存在所謂的“彭德懷最早發現問題”，更不存在毛主席“刻意迫害”彭德懷。

　　一、廬山會議期間毛主席的講話

　　毛主席在廬山會議的講話，主要講了這幾個問題。

　　（一）總結經驗教訓，實事求是，號召同志們講真話。為了號召同志們發揚“講真話”的實事求是精神，主席說：“對縣、社干部，山東、河北的想法，是給他們編三本書:一本是好人好事的書，收集去年大躍進中敢于堅持真理、不隨風倒，工作有前進的，不說謊、不浮夸、實事求是的例子，例如河北王國藩，山東菏澤一個生產隊。一本是壞人壞事的書，收集專門說假話的、違法亂紀的或工作中犯了嚴重錯誤的例子。每省要找幾個，各省編各省的，每本不超過二萬五千字。第三本是中央從去年到現在的各種指示文件(加上各省的)有系統地編一本書。”（《毛澤東文集》：《廬山會議討論的十八個問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可見，主席早就知道發揚和堅持實事求是，這并不是彭德懷在大躍進時期首次提出的。

　　（二）注意“多快”同時必須注意“好”，提高質量。主席說：“要注意質量，寧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種各樣都要有。”（《毛澤東文集》：《廬山會議討論的十八個問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可見，堅持高速發展同時注意質量問題，也是主席早就知道的。

　　（三）綜合平衡，堅持兩條腿走路。主席講：“工、農、輕、重、商、交方面，過去是兩條腿，后來丟掉了一條腿，重工業擠掉了農業和輕工業，擠掉了商業。如果當時重視一下農業、輕工業就好了。這幾方面到底如何搞法?建設如何安排?”（《毛澤東文集》：《廬山會議討論的十八個問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可見，主席早就知道全面發展這一重要方法，也不需要“意見書”提醒。

　　（四）降低指標，糾正指標太高的問題。主席講：“今年鋼的產量是否定一千三百萬噸?能超過就超過，不能超過就算了……糧食有多少?去年增產有無三成?今后是否每年增加三成?每年增加一千億斤，搞到一萬億斤，要好幾年。明年鋼增加多少?增加四百萬噸，是一千七百萬噸。后年再增加四百萬噸。十五年內主要工業產品的數量趕上和超過英國的口號還要堅持。總之，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讓下面超過。”“去年有些虛夸，四大指標定高了，弄得今年不好宣傳，現在有些被動……指標改不改?看來改一下好。但改成多少，還拿不準。是否人大常委會開個會，把指標改過來。”（《毛澤東文集》：《廬山會議討論的十八個問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可見，糾正指標的問題，主席也早就提出過。在此之前存在的指標問題也和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缺少經驗有關。主席恰恰是黨內最早開始解決指標問題的，比其他任何同志都要早得多。

　　（五）堅持實事求是，反對“浮夸風”。主席指出：“總之，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讓下面超過。人的腦子是逐漸變實際的，主觀主義減少了。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幾年的指標在一年內達到，像糧食的指標一萬零五百億斤，恐怕要到一九六四年才能達到”“積極性有兩種:一種是實事求是的積極性，一種是盲目的積極性。”（《毛澤東文集》：《廬山會議討論的十八個問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可見，主席早就發現了浮夸風并堅決對此予以反對。

　　（六）反對“共產風”，反對“一平二調”，進一步糾“左”。主席講：“紅軍的三大紀律，現在有兩條還有用……‘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即不搞一平二調。總的說來，群眾生活提高了，文化水平也提高了。共產主義風格有兩種:一種是真要搞共產主義;另一種，這種占多數，是事情歸他辦，權力都歸他，他就說是‘共產主義’，歸人家就是‘資本主義’。山東曹縣出現搶糧現象，這很好，搶得還少了，搶多了可以引起我們的注意。對那些摧殘人民積極性的官僚主義就是要整一下。”（《毛澤東文集》：《廬山會議討論的十八個問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可見，主席堅決反對“一平二調“，并強調要加強對”一平二調“的注意以及整一整這些摧殘人民的官僚主義。可見，主席早就指出反對“共產風”，這也根本不是彭德懷首創。

　　（七）增產節約，注意節省。主席指出：“包括農村、城市，要留有余地，富日子當窮日子過，增產節約。湖北是窮日子當富日子過了，農民批評有些干部,不會生產，二不會過日子。應當把富日子當窮日子過。有些地方生產不見得比別處多多少，但只要安排得好，日子好過。今年不管增產多少，估計增產一點，還是按去年四千八百億斤或者再少一些的標準安排過日子。口號是:富日子當窮日子過。”（《毛澤東文集》：《廬山會議討論的十八個問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這里要注意一個歷史背景。主席為什么比以往更加重視節約問題？因為中蘇關系惡化之后，我國工業化更加依賴國內農業資金的支援，所以更需要節約資源、過“苦日子”。這是繼續實現新中國工業化高速發展所必需的。

　　（八）注意黨內團結。在揭露了經濟工作之中這么多問題之后，主席特意指出：“團結問題。要統一思想，對去年的估計是:有偉大成績，有不少問題，前途是光明的。缺點只是一、二、三個指頭的問題。許多問題是要經過較長的時間才看得出來的。過去一段時間的積極性中帶有一定的盲目性。這樣看問題，就能鼓起積極性來。”（《毛澤東文集》：《廬山會議討論的十八個問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這就是主席的精明之處！主席批判了問題之后，立刻強調必須注意黨內團結。這就不僅糾正了問題，而且團結了同志。

　　二、彭德懷同志意見書的主要內容

　　彭德懷的信所講的所有問題，毛主席全部早就提到過。彭德懷在信中，主要分了兩個部分來談“教訓”。

　　（一）反對浮夸，注意綜合平衡、注意質量。彭德懷說：“浮夸風氣較普遍地滋長起來。”“總之，是沒有必要的平衡計劃。這些也同樣是犯了不夠實事求是的毛病。”“鋼鐵加番的浪潮中，鋪張浪費就隨著發展起來，秋收粗糙，不計成本，把窮日子當富日子過。”（《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彭德懷的信沒什么新內容。彭德懷信中講的“要有具體措施”，毛主席早在1958年成都會議的時候就講過了。當時主席就講：“要去掉虛報、浮夸不要爭名，而要務實，要有具體措施。”（《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58年，六十五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總之，如前文所說，這些問題，毛主席早就說過了，而且遠遠比彭德懷在信中說的要具體的多。

　　（二）堅持實事求是。彭德懷在信中說：“有些指標逐級提高，層層加碼，把本來需要幾年或者十幾年才能達到的要求，變成一年或者幾個月就要做到的指標。因此就脫離了實際，得不到群眾的支持。諸如過早否定等價交換法則，過早提出吃飯不要錢，某些地區認為糧食豐產了，一度取消統銷政策，提倡放開肚皮吃飯，以及某些技術不經鑒定就貿然推廣，有些經濟法則和科學規律輕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種左的傾向。”（《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但是，糾正指標問題、堅持實事求是、反對一平二調，這些問題，主席在講話中也早就都提出了，而且比彭德懷這里講的更具體一些。

　　值得深思的是，早在鄭州會議、武昌會議、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海會議，主席一直在不遺余力的糾正“左”的問題。區分兩大所有制、反對一平二調、降低指標、堅持“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反對浮夸……這些都是廬山會議之前毛主席就提出的。第二次鄭州會議，主席恨不得說出“我現在代表五億農民和一千多萬基層干部說話，搞'右傾機會主義’，堅持'右傾機會主義’，非貫徹不可。你們如果不一起同我'右傾’，那么我一個人'右傾’到底，一直到開除黨籍。”（《毛澤東傳》：《第62章、糾“左”的努力(上)》）的時候，在戰爭年代經常和主席共赴險境、多次和主席共同出生入死的彭大將軍上哪里去了？

　　我能看到的是，武昌會議的時候，“王稼祥由于對實行供給制以及急于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等問題有疑慮，在會議期間鄭重地向劉少奇提出，建議中央常委不要在報紙上公布人民公社的決議。劉少奇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說:這么多中央委員沒有一個人提出異議，唯獨稼祥提出了不同意見，那好!可以組織幾個人開個小會，讓他詳細說說他的看法。”（《王稼祥年譜（1906—1974）》1958年，五十二歲。中央文獻出版社）在廬山會議后期要求批“左”的彭德懷、張聞天二位同志，沒有一位像王稼祥同志一樣在武昌會議的時候就最早站出來支持毛主席糾“左”。為什么主席對王稼祥同志和廬山會議后期提意見的幾個同志的態度是不同的？因為王稼祥同志是在主席極力糾“左”期間最早站出來，陪主席一起打的這個“逆風仗”，第一時間提意見，不等大家早就都知道問題所在以及解決辦法之后再舊事重提。

　　上述內容可見，彭德懷意見書所揭露的問題，毛主席早早都講過。彭德懷的意見書并沒有什么毛主席曾經沒有注意到的地方。更值得深思的恰恰是毛主席不遺余力在之前糾“左”的時候，彭德懷同志卻沒有任何像王稼祥同志那樣積極、堅決的支持行動。

　　三、毛主席的講話和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究竟哪里不同？

　　我認為，彭德懷的意見書和主席信的不同之處有兩點。第一，主席講的問題和解決辦法，遠遠比彭大將軍講的更具體、更深刻、更充分，甚至批判的更為全面。第二，問題揭露了太多、批判了太多之后，主席立刻強調了“團結問題”，而彭德懷的信對團結不僅強調不足，而且不利于團結。

　　彭德懷同志說：“我覺得，系統地總結一下我們去年下半年以來工作中的成績和教訓，進一步教育全黨同志，甚有益處。其目的是要達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個人責任。反之，是不利于團結，不利于事業的。”（《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千萬別小看這個“一般不追究”個人責任。這個意思就是總體上不追究個人責任，但是存在追究個別的一線同志責任的可能。這樣做，恰恰是不利于當時黨內團結的。1959年7月15日，彭德懷同志說：“主席可能找我去談一談;也許會找常委同志先研究一下;主席也可能要印發大會，如果印發就會傷一些人，不過印發也好，會刺激各地(領導人)作點檢討。”（《彭德懷年譜》741—742頁。） “刺激各地”，這有利于黨內團結嗎？而且我們必須注意的是，主席印發這封信也是必然的——因為這種一位同志表達了對全黨多數同志的意見的信如果不印發并且隱瞞下來的話，就是宗派主義了。

　　彭德懷同志意見書發出之后，多數一線干部、地方干部果然非常生氣。為了保證黨的團結、為了大多數同志，主席是不可能坐視不管的。正如王光美所說：“彭總的有些話確實說得不夠妥當……中央包括毛主席在內已經開始著手糾‘左’，彭總的做法使人感覺要追究個人責任，這不是要導致黨的分裂嗎？......他（毛主席——徐郎注）是把黨的團結看得高于一切的。”（《王光美訪談錄》，黃崢執筆，中央文獻出版社）在主席早就揭露了問題并向多數同志提供了解決辦法之后還要繼續追究，怎么實現黨內團結呢？

　　越是糾“左”，越應該像毛主席那樣，一點一點的、耐心的通過多次會議做多數同志的工作，帶頭和大家一起反思，然后慢慢使各位一線工作者“轉身——邁步——下臺階”。主席才是具備爐火純青的領導藝術的成熟的政治家。非要“刺激各地”的話，不僅不利于大家接受轉彎，而且不利于黨內團結。主席后來回憶說：“鄭州會議的召開，是為了反'左’。凡是貫徹鄭州會議精神比較徹底的省，工作就比較實一些。從三月到六月只反了四個月的'左’，如果繼續反下去，那就好了。誰知道彭德懷在中間插了一手，我們就反右。右是應該反的，反右是正確的。但是帶來一個高估產、高征購、高分配。這個教訓值得我們吸取……在群眾中間一反，結果就反出一個浮夸風。廬山會議反右這股風把我們原來的反'左’割斷了。”（《毛澤東傳》：《第67章、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上)》）主席提到，如果沒有“中間插的這一手”，糾“左”的任務也許會提前完成。這樣的話，至少1960年底的新中國就會出現1961年底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之后的大好局面了。不過，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反右傾”也不等于必須“一平二調”。主席認為，“反右傾”的教訓是擴大了范圍、到了群眾之中，以至于放緩了根除”平調”的步伐。但是不可否認當時的成績還是主要的——因為集體社捍衛住了，蘇修撤資并沒有根本上危害到新中國工業化的進程，中國也沒出現蘇聯在1930年那樣的集體社“大垮臺”、降到百分之二十多。

　　還要注意的是，“反右傾”斗爭實際上有比較特殊的歷史背景。在蘇修撤資、形勢嚴重緊張情況下，盡可能鼓足干勁維系國內高速發展準備反侵略戰爭、重點捍衛公社化以維系支援工業化的農業資金，也是完全必要的。蘇聯撤資之后，中國工業化的資金哪里來？主席提出“農輕重”，就在于此！即使沒有“中間差的這一手”，當時的歷史背景也是“反右傾”出現的重要條件。

　　小結：

　　總之，主席在廬山會議的講話，對問題的批判和揭露，遠遠比大將軍的信更猛烈而且更深刻，提出的措施也比大將軍的意見書中提到的更具體。但是，主席特意在講話最后的部分講了個團結問題，使大家放心了下來。所以，遇到問題的話，不怕問題大，就怕轉彎太猛，所以我們要學習毛主席的斗爭藝術，循序漸進的做大多數工作。

　　在糾“左“過程中，主席一方面堅決反對浮夸、反對”一平二調”，一方面根據緊張的國際環境，堅持鼓足干勁、捍衛集體社、保證支援工業化的農業資金的充分籌集，并高度重視黨內團結，耐心的、細致的通過一個又一個會議和之后“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等等具體工作徹底割掉了“一平二調”的尾巴，迅速帶領中國人民度過了困難時期、解決了社會問題，展現了他作為無產階級政治家杰出高超的領導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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