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中共建軍以來，長達二十二年的革命戰爭中，最艱辛、最復雜、內部思想交鋒最為激烈的時期，就是土地革命時期。如何實現中國革命勝利？這是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難題。馬克思和列寧的書本之中找不到實現中國革命勝利的現成答案，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所采用的也是完全錯誤的“左”傾路線。唯獨毛主席破天荒的提出了“農村包圍城市”、“以農村為中心，開展工農武裝割據”這樣一套在其他任何人的書本中都找不到的正確答案。但是，由于毛主席給出的答案在馬列書本之中根本找不到，而且和共產國際大量指示——例如共產國際1929年指示信的很多錯誤指導思想根本相反。于是，毛主席遭到了當時黨內很多同志的質疑和反對。

　　我們都知道土地革命時期有三次“左”傾路線，代表人物分別是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但是我們也要注意，在土地革命時期，毛主席受到三次“左”傾路線的主要打擊，仔細數起來的話，有九次之多。經過這九次針鋒相對的斗爭，毛主席逐漸成長為擁有爐火純青的斗爭藝術、高瞻遠矚的政治遠見的無與倫比的大政治家。“毛澤東同志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創造性地解決了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歷史上最長期、最激烈、最艱苦、最復雜的革命斗爭和革命戰爭，在中國這樣一個東方大國中取得人民革命的勝利。”（《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編輯部：《列寧主義，還是社會帝國主義？——紀念偉大列寧誕生一百周年》。《紅旗》1970年第五期）今天，我們回顧主席克服九次打擊的艱辛而輝煌的革命道路探索史，緬懷我們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

　　（1）中共湘南特委代表周魯對毛主席正確路線的打擊

　　秋收起義之后，由于毛主席決定放棄攻打長沙、把部隊帶到敵人薄弱的鄉村地區、創建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以及主席反對“左”傾盲動主義的燒殺行為，遭到了當時“左”傾中央的錯誤批判和打擊。中共湘南特委派代表周魯傳達貫徹中央臨時政治局決定，強迫井岡山實行剝奪農民私有財產，“使小資產變成無產，然后強迫他們革命”（《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28年，三十五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盲動主義政策，反對毛主席的正確建議。

　　周魯還“將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給毛澤東以‘開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和‘撤銷現任省委委員’的處分，錯誤地傳達為‘開除黨籍’;取消中共前敵委員會，成立單管軍中黨的機關、不能過問地方黨的師委，以何挺穎為書記，毛澤東改任師長;命令工農革命軍離開井岡山根據地，去支援湘南暴動。”（《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28年，三十五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由于臨時中央“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對主席正確路線的排斥，湘贛邊界被敵軍占領一個多月，剛剛建立的井岡山根據地陷入白色恐怖之中。這是土地革命時期黨和紅軍第一次背離主席正確路線帶來的代價。

　　（2）湖南省委巡視員杜修經對毛主席正確路線的打擊

　　1928年6月19日 中共湖南省委聽取巡視員杜修經關于湘贛邊界情況的報告之后，認為要積極向湘南進攻。1928年7月，朱德、陳毅率紅軍大隊離開酃縣城，隨軍行動的中共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堅持省委要紅四軍去湘南的決定。陳毅寫信說：“潤之若在，必能阻止部隊南行，無論勝敗，都會回來的”（《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28年，三十五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主席立即給朱德、陳毅、杜修經回信。毛主席“派茶陵縣委書記江華送去。此信要求軍部及第二十八、二十九兩團按永新聯席會議決議行事，斷然停止去湘南的行動，以避免不應有的損失，并重申不能開赴湘南的理由。”（《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28年，三十五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由于朱德、陳毅缺少主席那樣關鍵時刻排除萬難的膽略，所以迎來了“八月失敗”。如若主席在，一定會像后來“不打南昌打吉安”一樣，在嚴格遵守組織紀律前提下盡可能實現損失最小化的。

　　1928年11月25日，毛主席指出：“6月巡視員杜修經對省委的報告，如赤衛隊加二百槍足以保衛邊界割據，紅軍當時是保守主義等，觀點完全錯誤。省委即依據此等報告決定行動，所以失敗。”（《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28年，三十五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這是土地革命時期黨和紅軍第二次背離主席正確路線帶來的代價。

　　（3）中央特派員劉安恭對毛主席正確路線的打擊

　　毛主席、朱老總率領紅四軍出井岡山之后，轉戰贛南閩西，取得了一系列勝利。但是，中央特派員劉安恭從天而降之后，極力阻撓主席正確軍事路線和建軍思想的實施。“劉安恭從蘇聯帶來‘一種形式主義理論’，思想路線完全是脫離中國實際的照搬主義。他主持臨時軍委會議作出決定，前委只討論行動問題，不管其他事，以限制前委的領導權。他在紅四軍干部、戰士中的非組織活動，制造了極大的混亂，甚至引起產生不正常的派別現象。”（《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29年，三十六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朱德、陳毅態度動搖，而毛主席和劉安恭錯誤路線做了針鋒相對的斗爭。這時的“玉階兄”和“仲宏”，還沒有成為以后的“朱總司令”和“陳老總”。

　　后來，紅四軍七大改選紅四軍前委，毛主席沒有當選，陳毅被選為前委書記。會后，主席離開紅四軍主要領導崗位，到閩西休養并指導地方工作。失去主席領導的紅軍損失慘重，遭到大敗，劉安恭本人也戰死沙場。在中共中央支持下，毛主席重新回到紅四軍領導崗位，實現了對紅軍的親自指揮。主席“出山”之后，在古田對紅軍進行了全面整頓。“從此，中國大地上真正出現了絕對聽黨指揮的新型人民軍隊。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也是中國軍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奇跡。”（《毛澤東對新中國的歷史貢獻》：《闖過戰爭關，形成武裝斗爭法寶》）

　　（4）中央特派員涂振農對毛主席正確路線的排斥和打擊

　　1930年6月中下旬，中央特派員涂振農傳達李立三路線。涂振農指出，紅軍必須爭取以武漢為中心的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要求紅四軍等進攻南昌、九江，‘先打下吉安，作為進攻南昌、九江的根據地’;提出‘在打吉安進攻南昌的口號之下，發動贛西南群眾猛烈擴大紅軍’;指令將紅四軍、紅六軍、紅十二軍在七月十日集中于興國，改變了紅四軍原定向贛東游擊、以進攻撫州為目標的計劃。”（《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30年，三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這是對主席先打敵人薄弱環節的農村包圍城市正確戰略的排斥。朱德后來對美國作家史沫特萊說過:“毛澤東和我對于整個方案都表示懷疑……除了毛澤東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對李立三路線。”（《毛澤東傳》:《第11章、不打南昌打吉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毛主席堅決抵制涂振農傳達的錯誤指示。在紅一軍團前委和贛西南特委聯席會議，主席認為——吉安因敵軍筑工事死守，不適合紅軍硬攻。所以，我軍主力暫不攻吉安，向吉水、永豐、新干以至樟樹進攻。當時擔任紅一軍團參謀處長的郭化若回憶道:“當時行動命令都是在毛澤東同志授意下，由朱云卿參謀長主持，由我起草，然后送呈毛澤東、朱德同志審查修改后才發出的。命令措詞和使用推進計劃表方式，是在毛澤東同志意圖下經過考慮有意安排的，實際上并沒有具體部署進攻南昌，這就是'推’字的文章。”（《毛澤東傳》:《第11章、不打南昌打吉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主席成功抵制了錯誤路線，挽救了紅軍。

　　（5）中共中央長江局軍事部負責人周以栗對毛主席正確路線的排斥

　　1930年8月，中央做出了強迫紅一方面軍攻打長沙的指示。紅三軍團很多指戰員主張再打長沙。“毛澤東對中央的這個指示提出疑問，預計長沙不易打下。由于總前委多數人主張立即再打長沙，毛澤東和朱德同意先試一試。會議決定，再次進攻長沙。”（《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30年，三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席的這一選擇實際上是最正確而高明的。主席反對打長沙，但是紅三軍團相當一部分人堅持打長沙，當時兩軍會合，即使通過強迫命令制止了打長沙，紅三軍團的很多指戰員也會口服心不服，這是不利于軍隊擰成一股繩的。為了徹底得到紅三軍團的軍心、徹底在實踐中教育紅軍并實現內部團結，當時只有讓他們打一打、試一試。這樣，才能最終讓他們對主席反對打長沙的決定心服口服。

　　正如主席所料，長沙久攻不下。于是，大家同意了主席撤兵的決定。9月29日，中共中央長江局軍事部負責人周以栗來到紅一方面軍司令部，傳達再打長沙的指示，要求主席執行中央指示。但是，“經毛澤東的說服，周以栗放棄再打長沙的意見，同意先攻吉安的軍事部署。”（《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30年，三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不得不說，周以栗比之前的那幾個“特派員”強得多。

　　（6）贛南會議中項英等人對毛主席正確路線的錯誤批判和排斥

　　贛南會議是土地革命時期紅軍轉向災難的一個重要轉折點。贛南會議之前，毛主席親自指揮紅軍，避實擊虛，雷公打豆腐，打下了廣闊的革命根據地，取得了極其輝煌的戰果；贛南會議之前，主席親自指揮了三次反“圍剿”之戰。三次反“圍剿”之中，我軍十二戰，十二捷，殲敵八萬余人。贛南會議之后，由于主席正確路線遭到了排斥，紅軍開始逐漸走上一條災難性的道路。

　　1931年11月，贛南會議召開。會議雖然肯定了毛主席親自指揮紅軍粉碎敵人三次“圍剿”的輝煌戰績，但重點批判了主席的正確路線。這次會議，“把毛澤東的反對本本主義的正確主張，指責為‘狹隘的經驗論’;把‘抽多補少、抽肥補瘦’原則，指責為‘富農路線’;指責紅軍‘沒有完全脫離游擊主義的傳統’，忽視‘陣地戰’‘街市戰’。會議強調要集中火力反右傾，并開始排擠毛澤東在中央蘇區對紅軍的領導。”（《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31年，三十八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贛南會議是排擠主席正確領導的會議，也是引導紅軍逐漸走向滅亡邊緣的會議。

　　（7）打贛州——排斥毛主席正確路線的繼續

　　周恩來到達蘇區之后，傳達了臨時中央關于攻打大城市的決定。之后，毛主席在蘇區中央局會議指出：“贛州是敵軍必守的堅城，三面環水，紅軍技術裝備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還是以不打為好;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圍城打增援部隊的戰術。”（《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32年，三十九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但是，包括彭德懷在內的多數與會者執行臨時中央的指示，主張打贛州。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的《毛澤東傳》還記載，行軍途中，有人還說“打開贛州再和毛澤東算賬”這樣的話。筆者很好奇是誰說的這句話。

　　最終，贛州之戰紅軍大敗，彭德懷指揮的紅三軍團也陷入被蔣匪軍圍殲的危機。于是，“三月上旬的一天早晨，細雨蒙蒙，項英騎馬從瑞金趕到東華山，告訴毛澤東贛州前線戰事失利，紅軍已處在腹背受敵的境地，并把前線發來的急電交給他。中革軍委的急電請毛澤東暫停休養，趕赴前線參加決策。毛澤東立刻帶著警衛班下山，冒著風雨趕回瑞金，復電前線指揮部，提議大膽起用起義才兩個月、原來被作為預備隊的紅五軍團，以解紅三軍團之圍。”（《毛澤東傳》：《第13章、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紅軍打敗仗前，大家批判主席、準備找主席算賬；紅軍打了敗仗之后，大家又請主席救援，最終在主席的指揮下才轉危為安——這就是歷史。

　　（8）寧都會議——史無前例的大規模“批毛”會議

　　寧都會議對毛主席正確路線做了徹底的否定和打擊。這次會議由周恩來主持，毛主席、朱德、王稼祥、任弼時、項英、顧作霖、鄧發參加了會議。在會議上,周總理敬服主席的軍事能力，但是又堅持王明錯誤路線，所以他希望毛主席留在前線做他的軍事助理或者在他的監督之下指揮戰爭。這時的“恩來同志”還沒有成為后來的“周總理”。“朱德、王稼祥也不同意毛澤東離開紅軍領導崗位。但多數與會者認為毛澤東‘承認與了解錯誤不夠，如他主持戰爭，在政治與行動方針上容易發生錯誤’。”（《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32年，三十九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可見，當時除了朱老總和王稼祥同志以外，包括任弼時同志在內的其他同志都是排斥主席的正確路線的。

　　寧都會議實際上徹底剝奪了毛主席參與軍事指揮的一切權利。寧都會議的決定被送到了斯大林為首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和蘇共中央之后，在發給中共中央的電報指示中，共產國際執委會表明了他們的態度——“總體上同意”（《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13卷）中央的處理意見。也就是根本否定了毛主席的正確路線。

　　（9）博古、洛甫到達蘇區之后，毛主席和他的正確路線遭受了更大規模的錯誤批判和排斥

　　1933年2月上旬，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更加全面推行王明“進攻路線”，要求“清除毛澤東積極防御路線在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影響”（《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33年，四十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打擊執行毛主席正確主張的干部，開展了反“羅明路線”的斗爭。后來在中共七大，博古反思自身錯誤的時候說：“蘇區反對羅明路線，實際是反對毛主席在蘇區的正確路線和作風。這個斗爭擴大到整個中央蘇區和周圍的各個蘇區，有福建的羅明路線，江西的羅明路線，閩贛的羅明路線，湘贛的羅明路線等等。這時的情形可以說:'教條有功，欽差彈冠相慶;正確有罪，右傾遍于國中。’”（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秦邦憲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發言》，1945年5月3日。）排斥毛主席正確路線，就會給中國革命帶來災難性損失。

　　第五次反“圍剿”到湘江之戰，紅軍十萬變八萬，八萬變三萬，黨和紅軍到了即將滅亡的邊緣。正如黃克誠將軍所說：“同志們可以看到，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我們創建了那樣大的蘇區，他一離開領導，革命就受到這樣大的損失。”（黃克誠：《關于對毛主席評價和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這時，毛主席果斷挺身而出，在全黨多數同志的支持下，把黨和紅軍從滅亡的邊緣挽救了出來，領導黨和紅軍實現了絕地重生！遵義會議基本確立了主席軍事上的領導地位之后，即使出現過是否攻擊打鼓新場的爭執以及會理會議對主席軍事路線的質疑，也無法在根本上動搖主席實質上的在中央紅軍中的指揮者地位了。在主席領導下絕地重生的中國共產黨，又在主席親自領導下締造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

　　小結：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在九次斗爭之中，排斥了毛主席的正確軍事決策和正確政治軍事路線的代價，無一不是失敗；堅持了毛主席的軍事決策和政治軍事路線，則無一不是勝利。

　　黃克誠將軍說：“如果有人硬要說任何別人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勞更大，那就只能是對歷史開玩笑！”（黃克誠：《關于對毛主席評價和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這是在黨和紅軍數百次出生入死的浴血奮戰中得出的實事求是的結論。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只有主席才能做出這一古今中外任何人物都無可替代的豐功偉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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