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就更在“中革軍委命令”之外了。

　　紅九軍尾隨紅三十軍西渡黃河成為“先斬后奏”的既成事實后，徐向前、陳昌浩于10月27日致電紅軍總部和中共中央，進而要求“四方面軍全軍西渡”。次日，在尚未接到中央復示，而紅軍總部朱、張首長又于27日5時發出了“擊破南敵停止其追擊”、“除三十、九兩軍及指揮部已過河外，其余各部應停止過河”的電令后，已過河的徐、陳又于上午5時和下午“未時”發出了兩個電令。上午5時電令紅五軍“轉移到靖遠東北方，鉗制王、毛，船只速放到三角城”，下午未時（13時～15時）干脆就直接電告他們可以過河——“于牽引任務完成后，即開一條山、大蘆塘、五佛寺線”。[1]

　　當晚20時，朱德、張國燾就對此令予以了批準[2]。

　　這里有個疑問筆者很是不解，各位讀者手中有地圖的話也請展開參照著替筆者解解惑：徐、陳下達這兩個命令時，毛、王兩部前鋒尚在宋家河畔-馬家灣一線以南[3]，距靖遠尚有一兩百里路，紅五軍從靖遠轉移到“靖遠東北方”，是背敵而去。如此，他們又該如何遂行“箝制毛、王”的任務哩？

　　至于朱、張27日5時電令中關于“三十、九兩軍，即由你們中去一人指揮”的指示，徐、陳根本未予作答——按正常的理解，朱、張首長的意思應該是：另一人留在河東指揮紅四方面軍河東部隊，執行中央“打擊南敵”的部署！

　　而就在當晚，從大蘆子趕到河堡口的徐向前、陳昌浩雙雙過了河。

　　西路軍失敗陳昌浩回到延安后，曾經對此有過一段自?。?/p>

　　我們率三軍渡河雖得總部命令，可是違反軍委意圖的。國燾同志縱[命]令三個軍甚至全部渡河，無疑的是執行自己一貫退卻計劃，而不是真正執行寧夏戰役計劃，如果不是敵情地理限制，三十一軍、四軍均已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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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記得，當時我們與總部軍委電文中，有這樣的事實，我們要求不分散四方面軍，提議三十一軍甚至其余兩個軍都過河。我們當時是以為總部命令是在軍委指示之下的，以為軍委總部分散了四方面軍。這無疑的是我們主觀掩飾了退卻路線之十足的表現，自己已經執行了國燾的退卻計劃，反而把分散四方面軍的異議，歸到軍委身上（在渡河后才知道軍委不贊成三個軍渡河），這是我們主觀上軍閥主義與反黨傾向之事實說明，不錯，當時軍委同意用一個軍的河西，這是因為已經過了河，事實上已無法制止之后（四方面軍三個軍渡河軍委并不知道），但這也不能說是軍委分散四方面軍（如果需要分散，軍委自有權分散），或者說是“等于犧牲這一個軍”。因為這一個軍的行動是隨時可調過河東去的?？傊?strong>渡河行動之一切錯誤，固有國燾路線為其根源，但最主要的實際執行責任，還是歸我個人承負。[4]

　　陳昌浩這段自省中的自我上綱上線之句，站在不同的立場和角度?？赡軙胁煌睦斫馀c看法。但文中敘述的主要事實，還是基本可靠的，也是有原始檔案文獻，為證的！需要更正的只有一點：紅三十軍渡河，姑且可以認為是奉“中革軍委命令”——陳昌浩在撰寫這個報告時，不一定看到過毛澤東、周恩來在紅三十軍搶渡成功那天上午10時給彭德懷的那封電報[5]。

　　這不是“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又是什么？

　　關于西渡部隊的兵員構成及裝備狀況，陳昌浩回憶并檢點道：

　　會寧編制時，凡總司令部直屬部隊，除少數戰斗部隊、紅校、黨校及小的衛生部隨總部走后，其余極龐大笨重人員都與四方指直合編一處，指直帶彩病員一千五百，小孩子一千五百，殘廢四百多，再加各軍自己原來以及在甘南擴大的龐大直屬部隊（其中婦女、小孩，彩病員，各軍也帶得不少），所以全人數中間戰斗員至多占百分之四十甚至百分之三十八之比例率，而戰斗部隊中還有人沒有槍的（如新兵、歸隊者，小孩原可托槍者……），所以，有槍者只能占全人數百分之三十二之譜，這是西路軍戰斗中及組織中最大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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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軍過河實力情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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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確如此，因負傷住院的原紅三十一軍參謀長李聚奎就是迷迷糊糊被抬過河的。

　　這也是被很多親歷者幸存者們所垢病的“搬家式過河”，與兩年前中央紅軍撤離中央蘇區開始長征時的狀況如出一轍——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不像是殺伐征戰倒像是搬家逃難。

　　這對他們后來的作戰行動，不利影響甚大。

　　然而非常遺憾的是，在《歷史的回顧》中，我們未能看到這份提出“四方面軍全軍西渡”并要中央“重決速示”的文電，更沒看到對此電文的任何說明與解釋。而與《歷史的回顧》中對上述重要史實令人遺憾的缺失似乎相關的是：數十年后，在有些人為《李先念關于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1983年2月25日）》所準備的52份歷史文電中，許多類似的有著關鍵意義的電報都在被“遺忘”之列。這些提供給一些想重新審視這段歷史的當事人和中共中央領導人的歷史文電被選擇性地取舍后，直接誤導了一些當年并不在中央決策層，或雖在中央決策層但卻沒有參與這個決策指揮過程的中共中央領導人。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于2011年1月再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冊（上）》中，對紅四方面軍主力西渡黃河過程是這樣闡述的：

　　在三大主力紅軍會師的時候，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把寧夏戰役作為政治上、軍事上打開新局面的決定的一環，抓緊進行部署。1936年10月11日發布的《十月份作戰綱領》，要求全軍爭取用一個月時間進行休整，并做好渡過黃河等各種準備，然后紅軍主力向北發展，奪取寧夏。

　　根據中革軍委的命令（？？？），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于10月25日渡過黃河；隨后，紅四方面軍第九軍和方面軍總部及第五軍也渡過黃河，準備執行寧夏戰役計劃。

　　從10月20日開始，蔣介石調集十幾個師由南向北大舉進攻，企圖消滅紅軍于黃河以東的甘肅、寧夏邊境地區。針對這種情況，10月25日，中革軍委提出“今后作戰第一步重點，應集注意力于擊破南敵，停止追擊之敵”，“第二步重點集注意力于向北”。在具體部署中，規定紅四方面軍的兩個軍先行渡河，其余的集中阻止南線來犯的敵軍。這時，張國燾仍對重點擊破南線之敵缺乏信心，雖然表示同意中央的部署，但又不斷提出異議。[7]

　　這個闡述，實際上也是接受了李先念那個“憤怒責問”中合理部分之后的修訂——紅三十軍渡河成功之前，的確可以視作得到了中革軍委的同意（委婉提示而沒有明令禁止），所以可以認為是“根據中革軍委指示”（不是命令?。。。５o接著的一個分號，卻把“隨后”發生的事情與“中革軍委命令”作出了斷然區分。

　　而且還列出了中革軍委相關電示的內容，說明了中革軍委當時的真正意圖。

　　也就是說，“奉中革軍委命令”既或勉強成立，也僅限于李先念所在的紅三十軍。

　　現在輪到筆者這一檔晚生后輩來問一問了：

　　“紅四方面軍三個軍乃至總指揮部西渡黃河，究竟奉的誰的命？”

注釋

　　[1]未查到該兩電原文。該兩電中關于五軍的部署可參見朱德、張國燾當日兩個電報的間接引文——《朱德、張國燾關于三個方面軍協殲胡敵之行動部署（1936年10月28日19時）》，《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的軍事斗爭⑴》（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15頁，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朱德、張國燾關于在海原以南消滅胡敵先頭部隊致徐向前、陳昌浩等電（1936年10月28日20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51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朱德、張國燾關于在海原以南消滅胡敵先頭部隊致徐向前、陳昌浩等電（1936年10月28日20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51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3]《第三十七軍毛炳文部在川甘等地追堵北上抗日紅軍諸役戰斗詳報（1936年8月～10月）》、《第二十五師關麟征部在甘肅張誠堡一帶追擊北上抗日紅軍諸役戰斗詳報（1936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附卷》第748～第749頁、第759～第760頁，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4]《陳昌浩關于西路軍失敗的報告（1937年9月30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79～第980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5]《毛澤東、周恩來關于與朱德、張國燾會面商量的幾個問題致彭德懷電（1936年10月24日10時）》，《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的軍事斗爭⑴》（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797頁，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6]《陳昌浩關于西路軍失敗的報告（1937年9月30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82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7]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關于西路軍部分的陳述，《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冊》）第400～第401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1月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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