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7月2日后，紅二、四方面軍兵分三路，再次“北出陜甘”。

　　按中央指示和兩個方面軍商定的計劃，紅軍總部為這次“北出陜甘”作出的部署為：先以左、中、右三路縱隊穿過草地，到松潘、包座一線集結；爾后向甘南的岷州、洮州、西固（今舟曲）地區進攻，打開與一方面軍會師的通道。

　　其行軍序列和日程大致為：

　　⒈李先念率騎兵師、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五局和八十九師為先遣軍，經色達、壤塘及川青邊境開路籌糧；

　　⒉羅炳輝率紅三十二軍隨先遣軍跟進；

　　朱德、張國燾、任弼時等率紅軍總部、紅四軍十師、十一師和紅三十軍主力為左縱隊，于7月3日從甘孜出發，沿李先念所率先遣軍路線跟進，經阿壩穿越草地，向包座地區前進；

　　⒊自7月7日起，賀龍、關向應等率紅二方面軍分作兩個梯隊，沿左縱隊路線跟進；

　　⒋7月2日，紅九軍、紅三十一軍九十三師及九十一師二七七團、紅四軍十二師、獨立師，紅軍大學，總供、總衛兩部從爐霍出發，沿已先行出發已到達壤塘的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及直屬隊路線跟進，組成中縱隊，由徐向前指揮，經杜柯、壤塘、查理寺，穿越草地，向包座地區開進；

　　⒌董振堂、黃超率紅五軍及紅三十一軍九十一師主力（兩個團）組成右縱隊，于7月10日從綏靖（即大金）、崇化地區出發，經卓克基、蘆花、毛兒蓋，穿越草地，向包座地區開進。

　　這次北進，對于紅四方面軍來說，是再次翻越雪山，再次穿越草地；對于新編組的紅二方面軍來說，是繼續翻越雪山，首次穿越草地。幸運的是，這次兩軍共同北進，有朱德、賀龍、任弼時、關向應、劉伯承等黨性堅強；有徐向前、陳昌浩等痛定思痛，兩軍將士認識統一，行動堅決，再無一年前的那般輾轉蹉跎。會師后，兩軍基本上沒有任何遲疑，幾乎是立即就踏上了北進的行程。

　　然而甘孜會師沒有解決的問題依然存在，左縱隊是二、四方面軍部隊合組的，“外來的和尚”任弼時正好有機會了解年前“北出陜甘”中的那些糾糾葛葛是是非非，更有針對性地開展“彌合矛盾加強團結”的工作。而朱德總司令之所以建議任弼時隨紅軍總部行動，那意思也實在是再明白不過了：這位反復無常經常橫生枝節的“張主席”太需要有人制約了，太需要一位同為黨內元老且有正氣、有魄力能跟“張主席”拍桌子講話的人物來制約了！寬厚的朱總司令一個人勢單力孤，又是年前“北出陜甘”的當局中人，很難拿住“張主席”。相對而言，黨性堅強講原則講紀律的“任胡子”則相對超脫，跟“張主席”講起話來份量那當然是大不一樣的。時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鐘后來也說：“要任弼時同志隨總司令部行動。無疑這是一個十分英明的決策。”[1]

　　朱總司令的這個建議合情合理合度，張國燾無論如何也是沒法拒絕的。

　　紅二、四方面軍這次“北出陜甘”的行程相當艱巨，而其中尤以左縱隊為最。

　　最大的問題就是，到處都籌不到糧食！除了從綏靖、崇化地區北上的右縱隊因人數較少、行程較短而籌糧較易外，左縱隊、中縱隊都遇到了相當嚴重的缺糧問題。左縱隊甚至還不得進入青海班瑪地區以圖緩解“糧食危機”，然而去得那邊廂卻發現比這邊廂還要困難。關于紅軍在此間的缺糧情況，從朱德、張國燾、任弼時7月12日致繼進的紅二方面軍首長們的電報及紅六軍團首長致紅軍總部首長的電報中可以窺得一斑：

　　賀、肖、關、陳、王并轉羅、李：

　　一、據先念電：王樓[2]到啞龔寺[3]五十里，啞龔有五百戶，糧牛均搬走。八十九師、騎師今續向阿壩進，我們今在絨玉[4]休息，明續向王樓進。

　　二、絨玉、王樓、啞龔寺一帶，均不能補充二方面軍糧牛，從魚火寺到阿壩至少六天，沿途只有野菜和灣[豌]豆苗。

　　三、日慶究跑失牛羊若干，能否在附近搜尋回？

　　四、二方面軍在目前糧食最嚴重狀況下，只有如下辦法：

　　⒈二軍[團]之四、五師既有七天糧，在加緊節省及吃野菜下可按程向阿壩繼進。軍直及六師，盡可能在東谷、大吉寺及前進途中搜山挖窖，前面各梯隊很少挖窖搜山，用一切方法帶足十天糧。

　　⒉軍直及六師到日慶后，速向上游甲溪寺以上遠出籌牛糧，向東翻過一個山即到西傾寺河，順河下即到西傾寺沿途打牛廠。

　　⒊六軍[團]利用今天休息時間，在西傾、魚頭籌糧牛。

　　⒋兩軍均須大找野菜，宿營須在野菜多的地方，每天以野菜當正糧，殺牛羊連皮帶骨和血不可半點浪費，牛肉及糧食只可當菜吃，每天吃四兩，無論如何每人須存三斤干糧不準吃，此事萬分嚴重，望各首長親自督促執行。

　　五、六軍[團]及卅二軍請根據情況及路程，如糧不大困難，則全部迅向絨玉跟進，否則即以一部去打牛廠，余向絨玉進，立決即行，并告知我們。

　　六、在停止籌糧時刻，應全吃野菜。

　　朱、張、任

　　十二日八時[5]

　　7月15日，陳伯鈞、王震向總部報告了紅六軍團進至絨玉后的缺糧狀況：

　　朱、張、任、賀、肖、關：

　　㈠本十五日六軍全部到絨玉，明十六日除留兩營收容外，余向王樓運動[行]進三天，我大部盡吃野菜及干皮，現表現嚴重饑疲狀態，死亡四十余。

　　㈡二軍應盡量節省調濟[劑]。

　　陳、王

　　十五號[6]

　　往后幾天的情況更加嚴重：17日，紅六軍團政治委員王震率模范師和十七師沿瑪柯河上行去白玉寺籌糧不果，被迫中途折回，返回途中又反遭“餓困”，不得不向先行去阿壩的部隊求援……

　　《王震傳》談到過這件事情：

　　7月20日，紅六軍團到達了離阿壩50里的橫排山[7]下，此時戰士再也走不動了，加上連夜下起暴雨，戰士們都掙扎在死亡的邊緣上。好在天無絕人之路，陳軍團長帶來了30頭牦牛，說是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送來的。王震同指戰員們禁不住與紅三十軍送“禮”的戰士們熱烈擁抱，以表示對兄弟部隊的友愛和無私精神的感謝之情。[8]

　　時任紅六軍團軍團長的陳伯鈞7月21日日記亦有記載：

　　七月廿一日陰，雨。

　　行軍。順河而下約四十里，再折向北到長梁子山腳，約五十里。晨六時后出發。順河而下，走了四十余里，再折向東北進溝約五里，得悉，長梁山坡有牛百余頭向我趕來。是時，尚準備翻山趕到阿壩，便派人去偵察系何部趕來之牛。最后得悉，此地到阿壩尚有五十余里，趕來之牛系迎接六軍的。于是，我們當即選擇適當地點布置露營。是夜，雨落不止，王震同志于午后派騎兵排送信給我們，言模范師、十七師餓困，要我立即派人送牛去接濟。[9]

　　中縱隊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據紅軍大學《從爐霍出發一個半月政治工作報告（1936年9月23日）》記載：

　　一、紅大是于七月三號從爐霍出發，八月十九日到達岷縣南四十里之大草攤，共歷時一個半月，中間除因為籌糧共休息七天（壤塘一天，三灣二天，四門壩一天，葛曲河半天，中包座一天，救濟寺一天半）外有四十天是在行家走路的中間。

　　二、一個半月的行軍中，共計爬了比較大的山八個，最大的是按壩附近的一個，上下各卅里。阿壩以前大多是帶山地行軍的性質，阿壩以后，才是在廣大的草原中行軍，一直到達包座。[10]

　　這個報告所言的“八座較大的山”中，目前能夠確認是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共有7座，即：老則嘎登，海拔4352米；老則山：海拔4251米；扎格海格山，海拔4747米；斯蓋德山，海拔4545米；昂木尼尕，海拔4436米；沃日卡，海拔4290米；雍隆埡口，海拔4028米。

紅二、四方面軍會師北進翻越雪山進抵草地行軍路線

　　而在這一個半月的長途行軍中，他們能夠得到糧食情況是這樣的：

　　一、糧食：爐霍出發各人背的及牛背上馱的糌粑粉：平均每人攜帶約十五斤糌粑粉（注：舊稱，下同），馱牛牦牛爐霍出發的共180頭平均約每五人一頭，食鹽每人沒有帶夠三斤，平均只每人約一斤，這是爐霍出發時所攜帶的糧食。

　　二、在沿途只壤塘每人補充生麥子五斤，三灣挖窯共挖一千多斤麥子（注：紅軍大學有教員學員近千人），一部分部隊補充了一部麥子（按各部的需要來補充的），在三滿由總供始部接收四軍領來大小牦牛卅頭，在葛曲河道由四局發給牦牛大小卅頭，這是在途中所補充的糧食。[11]

　　在這次長達45天的長途行軍中，為保證以盡可能少的減員抵達目的地，紅軍總部曾嚴格規定：每人攜帶的糧食“每天只能吃4兩”——過了噶曲河后增至7兩，違者最高的懲罰是“處決”！

　　徐向前想必也是愁腸百結，他率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及直屬縱隊7月1日就趕到了中壤塘附近，就地籌糧十來天卻依然難解“糧荒”，在繼續上路去阿壩前的7月12日，他也不得不致電紅軍總部朱德、張國燾，報憂求助：“據問義齋、乃貴，按壩五天上讓口。我們估計再約四天到毛兒蓋，由讓口至毛兒蓋須十五天以上，但沿途均難有糧補充，草地是否有野菜，即有，亦難供此大部隊過路”，“建議中縱隊全集阿壩。如此即令九十三師經滿容向阿壩西北方大遇截牛、羊，到阿壩后，亦可出齊哈馬渡河籌牛、羊，或還有辦法”。[12]

　　阿壩這條路線在原定部署中屬左縱隊行軍路線，中縱隊要是也去擠那條道就相當于兩個縱隊共用一條糧道。朱德、張國燾想必也是十分為難，次日給徐向前的復電措辭相當委婉：“左縱以一部出阿壩西北或由齊哈馬過河打牛廠，實有必要”，“如阿壩有糧，中縱一部當可出阿壩；但你們目前應用一切方法使中縱速吃野菜，能有十五天糧以到達巴西、阿西為目的”。[13]

　　硬著心腸說話的朱德、張國燾心中未必就沒有萬般的苦澀。

　　——按下葫蘆就起瓢，顧此就要失彼，手心手背都是肉，挨餓也只好大家勻著挨。

　　7月22日以后，左、右縱隊陸續進至阿壩、查理寺一線，也陸續開始穿越草地。

　　紅軍總部到達阿壩那天，黨中央領導人也致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

　　朱、張、任同志：

　　甲、目前陜甘寧為湯恩伯、楊虎臣、高佳滋、高雙城、張學良、何柱國、于學忠、馬鴻逵各部共一百五十余團，在蔣介石命令壓迫之下，向我進攻。毛炳文全部、馬步芳一部亦被我吸引到甘北附近，正圖先擊破我再阻止你們北上。

　　乙、我們正動員全部紅軍全蘇區人民粉碎敵人之進攻，迎接你們北上。

　　丙、二、四方面軍以迅速出至甘南為有利。待你們進至甘南適當地點時，即令一方面軍與你們配合，南北夾擊，消滅何柱國、毛炳文等部，取得三方面軍的完全會合，開展西北偉大的局面。

　　丁、國際電臺連絡從六月起已暢通，望國濤兄將四方面軍的情形及意見電告，以便轉達國際。

　　育英、洛甫、澤東、恩來、博古、德懷

　　七月廿二日[14]

　　兩個好消息：蘇區軍民要迎接紅二、四方面軍北上，共產國際電訊聯系恢復。

　　穿越草地時是這次“北出陜甘”前的最后沖刺階段，紅軍總部嚴格規定的每日糧食食用量隨著目的地的逼近遂漸放開，從每日2兩，4兩，7兩……政治工作人員們天天都向部隊報告距離包座的行程，鼓動大家沖破這“黎明前的黑暗”，爭取最后的勝利！

　　7月27日，黨中央正式批準成立西北局[15]，統一領導紅二、四方面軍，西北局由張國燾任書記，任弼時任副書記[16]——這是給張國燾又墊了一個臺階，也是繼續把他往正確的位置上歸置。28日，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再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詢問紅二、四方面軍：“目前確至何地？8月中旬可出甘南否？”并指出：“三個方面軍會合之后，即能引起西北局面最大變化。”[17]同日，紅二、四方面軍先頭部隊進抵包座。29日18時，朱德、張國燾、任弼時等率紅軍總部抵達包座[18]。8月1日，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再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接占包座捷電，無任欣慰”，“四方面軍到包座略作休息，宜迅速北進，二方面軍隨后跟進，到哈達鋪后再大休息，以免敵人封鎖岷西線，北出發生困難。望酌。”[19]

　　陳伯鈞、王震率紅六軍團在左縱隊行軍序列中靠后，這個時候他們正趕往噶曲河西岸。王震和紅六軍團將士們是第一次在草地行軍，而陳伯鈞已是第三次進出草地了。8月2日，當紅六軍團進抵噶曲河畔時，回想年前“張主席”止步于此間的固執，陳伯鈞觸景而生情，在當天的日記中寫下了這樣的感概：

　　噶曲河不大，水不深亦不急，比阿壩河（大金川上游）還好過。且沿河上下尚有森林，可資架橋造船之用。但我最不理解的是為什么不能過此河？怎能以一水之隔，而根本改變了我們的戰略方針！這樣看來，噶曲河在中國革命歷史上將是一個有意義、可紀念的地名了。[20]

　　“不出一年你們也會北上的！”——這還不到一年啊？

　　一語成讖啊一語成讖！

紅二、四方面軍會師北進穿越草地行軍路線

紅軍長征跨越雪山總圖（已踏勘確認85座）

注釋

　　[1]《西北局的光榮使命（1997年12月）》，《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763～第78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王樓，今譯王柔，今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放班瑪縣亞爾堂鄉王柔村一帶。

　　[3]啞龔寺，今名阿什姜寺，位于今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放班瑪縣江日堂鄉阿什姜村。其藏語全稱“阿什姜賈頁顯密講修州”，因位于所處地域，又通稱“江日堂賈貢巴”，是一座有著數百年悠久歷史的寺院。

　　[4]絨玉，今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放班瑪縣燈塔鄉班前村一帶。

　　[5]《朱德等關于紅軍第二方面軍解決糧食問題的辦法致賀龍等電（1936年7月12日8時)》，《后勤工作·文獻⑴》（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從書編審委員會）第517～第518頁，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

　　[6]《陳伯鈞、王震關于紅軍第六軍團到絨玉及糧食困難情況致朱德等電（1936年7月15日）》，《后勤工作·文獻⑴》（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從書編審委員會）第520頁，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

　　[7]橫排山，長征紅軍自己的命名，埡口海拔4003米，位于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壩縣西北部川青邊界的克哇村和德格村之間。

　　[8]《王震傳》第73頁，當代中國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9]《陳伯鈞日記·文選（上）》第270～第271頁，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10]紅軍大學《從爐霍出發一個半月政治工作報告（1936年9月23日）》，軍事科學院油印資料。

　　[11]紅軍大學《從爐霍出發一個半月政治工作報告（1936年9月23日）》，軍事科學院油印資料。

　　[12]《徐向前為建議中縱隊全部取道阿壩就糧致朱德、張國燾電（1936年7月12日19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575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3]《朱德、張國燾對徐向前十二日建議的復電（1936年7月13日17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576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4]《中共中央領導人關于紅二、四方面軍以迅速出甘南為有利致朱德、張國燾、任弼時電（1936年7月22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108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5]此前原擬成立的是西南局，因轉戰地域的變動，后改為成立西北局。

　　[16]《紅軍長征在四川》（四川省黨史工作委員會）第309頁，四川省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17]《中革軍委詢問二、四方面軍行動情況致朱德、張國燾、任粥時電（1936年7月28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581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8]《朱德、任弼時、張國燾關于紅二、四方面軍先頭部隊已到包座致林育英等電（1936年7月29日18時）》，《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1086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9]《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關于甘南敵情及紅二、四方面軍的行動意見致朱德、張國燾、任弼時電（1936年8月1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1087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0]《陳伯鈞日記·文選（上）》第273～第274頁，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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