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相寺會議

　　北上成為定局之后，張國燾也必須考慮自己那個“中央”和“軍委”該如何收場了。

　　紅二、六軍團北渡金沙那幾天，節節勝利的紅一方面軍東征因國民黨中央軍大批入晉而被阻斷了發展方向，毛澤東、彭德懷決也決定回師陜甘蘇區，準備西征。紅二、六軍團在中甸休整的那幾天，紅一方面軍主力分批由清水關、鐵羅關西渡黃河，回到了陜甘蘇區的延長、延川地區。

　　東征之役，紅一方面軍共殲敵7個團，俘敵4000余人，繳槍4000余支，擴大紅軍8000余人，籌款30萬元，影響播及山西20余縣。后來頭戴青天白日的八路軍出兵山西，許多群眾根據他們的行為舉止還是能一眼認出：“你們是去年從黃河那邊過來的老紅軍？”

　　黨中央北出陜甘搶灘占位的戰略，在1936年上半年已經產生了諸多積極的成果：與國民黨政府之間的秘密談判渠道正在開通；對東北軍、十七路軍的統戰工作已經取得了很大進展——周恩來與張學良還多次見面，實現了雙方的高層溝通；因通訊密碼的獲得和通訊器材的改善，與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系正在恢復；渡河東征軍事上有收獲，政治上有成果，越來越多的群眾和中間人士開始認識和走近共產黨人……

　　密切關注著中國政情的日本情報機關，很在意這支出現在中國北方的紅軍主力：

　　共產軍之主力,現雖返還陜北（引者注：指紅軍東征西渡黃河）, 然有襲入察綏向滿洲聯蘇抗日之危虞, 此帝國不可忽視者也。此種紅軍,實力雄厚, 戰斗力偉大, 其苦干精神, 為近代軍隊所難能, 其思想極能浸徹民心。以中國無大資本階級, 僅有小的農工階級, 即被煽惑, 竟由江西老巢繞華南華中華西趨華北, 轉戰數萬里倍歷艱辛, 物質上感受非常壓迫, 精神反極度旺盛。此次侵入山西, 獲得相當之物質，實力又行加強。彼等善能利用時勢, 抓著華人心理, 鼓吹抗日, 故其將來實力, 不容忽視。

　　……

　　以共產軍之實質言，實為皇軍之大敵。世界各國軍旅，無不須要大批薪餉、大批物質之分配與補充，換言之，無錢則有動搖之虞，無物質更有不堪設想之危。共產軍則不然，彼等能以簡單的生活，窳敗的武器，不充足之彈藥，用共產政策、游擊戰術、窮乏手段、適切的宣傳、機敏的組織、思想的訓練，獲得被壓迫者的同情，實施大團結共干硬干的精神，再接再厲的努力，較在滿的紅軍尤為精銳。此等軍隊，適應窮乏地方及時零時整之耐久游擊、耐久戰術行軍，則其適于將來不能連戰速決、物質缺乏之大戰，極為顯著。故皇軍利于守而不利于攻, 應嚴防其思想之宣傳, 及不時游擊與出沒無定、擾攘后方之行軍。[1]

　　5月8日～9日，在延長縣交口鎮大相寺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張聞天概括道：

　　現在形勢是抗日與賣國的兩極分化，“聯日反共”或“聯共抗日”尖銳地提到了群眾的面前。現在群眾事實上并不怕共產黨的帽子，就是張學良也被逼得快表態了。現在有的報紙一面表示反對“中日聯合剿共”，但另一方面還是鼓吹要“剿共”。事實上如果要“剿共”就只有與日本聯合，故根據現在形勢的分析，中間周旋的余地越來越小了，這是目前形勢的一個重要的特點。現在群眾根據切身的經驗知道共產黨是抗日的，反革命說“抗日就是共產”，實際上這是敵人代我們宣傳。有的群眾已經看到：“共產黨得勢之時，即中華民族獨立之日。”[1]

　　設想一下，要沒有“北出陜甘”，還能把這些問題“尖銳地提到了群眾的面前”么？

　　5月18日，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布了西征命令，決定以紅一方面軍主力第一、第十五軍團及第八十一師組成西方野戰軍，由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向陜、甘、寧三省交界地區發展進攻，擴大陜甘蘇區。紅二十九、三十軍等則留守蘇區堅持斗爭；19～20日，彭德懷指揮西方野戰軍分左、右路兩路，由永坪、延長之間出發，發起了西征戰役。右路紅十五軍團先行一步，向這寧條梁（今梁鎮）、安邊、定邊方向進攻；左路紅一軍團則向元成、曲子鎮方向進攻；彭德懷則率野戰軍總部及八十一師隨右路紅十五軍團跟進……

　　5月25日，林育英和黨中央領導及紅一方面軍首長致電朱德、張國燾、劉伯承、徐向前、陳昌浩并轉紅二、六軍團首長，在分析了國內外政治軍事形勢后，把紅四方面軍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后共同北上的問題提上了日程：

　　朱、張、劉，徐、陳、并轉任、賀、蕭、關、夏諸同志：

　　目前形勢及戰略方針；

　　㈠國內及國際的政治形勢均取著暴風雨般的姿態向前發展，黨的反日統一戰線策略有第一步的成就。目前議事日程上的具體任務是建立西北國防政府，爭取迅速對日作戰，以走向建立全國國防政府，徹底戰勝日本帝國主義。

　　㈡西北的形勢是：紅軍與東北軍取得密切合作，與楊虎城、鄧寶珊亦有聯系。胡宗南由山西向陜南，王均在漢中，毛炳文在甘南，閻錫山受紅軍重大打擊后，現只能出八團入陜。湯恩伯率十八團（四個師）準備入陜，亦頗動搖。于學忠率兩師在蘭州、天水間，奉軍主力在洛水、環水、涇水流域，陜軍在韓城、宜川線，馬鴻賓主力在寧夏，馬麟在青海，一部在蘭州以西。紅軍西渡后，向陜甘寧發展，策應四方面軍與二方面軍，猛力發展蘇區，漸次接近外蒙。外蒙與蘇聯訂立了軍事互助條約，國際盼望紅軍靠近外蒙、新疆。

　　㈢四方面軍與二方面軍，宜趁此十分有利時機與有利天候速定大計，或出甘肅，或出青海。在兄等大計決定之后，一方面軍適時向天水、蘭州出動，進—步策應兄等，僅蔣軍不能攔阻。至于奉軍已與秘密約定不加攔阻。

　　㈣兄處情況與計劃甚盼速告。

　　育英、濟甫、澤東、恩來、

　　博古、德懷、林彪、海東

　　二十五日[3]

　　5月28日，在討論西征行動方針的政治局會議上談到張國燾繼續鬧別扭和紅二、六軍團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后的北進問題時，大家同意毛澤東的意見，確定對張國燾“組織上可以讓步到不一定馬上受我們指揮”[4]；5月29日，毛澤東就“同紅四方面軍的關系及陜甘敵情和紅一方面軍的任務”致電彭德懷及紅一方面軍各軍首長：“二、六軍團六月中可到甘孜。四方面軍已接受我們方針，六月底北上月底到夏洮，二、六軍團跟進。如不生枝節，當是西北計劃一生力軍”，“對國燾關系承認暫時采取協商方式，并告國燾我們與他們之間已沒有政治上、戰略上之分歧，過去分歧不必再談，務以協和團結為目標”，“二十八軍暫緩派出[5]，候二、四方面軍北上，胡宗南西進漢中時，再派赴陜南出河南，日前擬用于三邊”，“對四方面軍北上，我們與東北軍關系，二十八軍將來行動，敵情將來變化等不得通知下級”。[6]

　　如前所述，此間的張國燾還受到了來自紅四方面軍內部的壓力，如果還要繼續扛著“第二中央”的招牌硬撐下去，繼續在“北上”問題上別別扭扭，眾叛親離那一定是遲早的事情。還有馬上就要會合的紅二、六軍團，也是一件有喜又有憂的問題。“第二中央”這張牌，張國燾是迄今未敢向紅二、六軍團首長們攤開過，原因無它，就是“心中有鬼”！這要一照面兒，這塊偽招牌能入得了同為政治局委員的任弼時任胡子那雙法眼？

　　張國燾病急亂投醫，又不識時務地通過林育英向黨中央施加壓力：

　　育英：

　　（甲）兄是否確與國際經常通電，國際代表團現如何代表中央職權，有何指示？對白區黨如何領導，發展情況如何，陜北已否改稱北方局，此間北進時黨和政權應用何種名義，軍委總司令部、總政由何人負責，如何行使職權，對二方面軍如何領導？

　　（乙）我們贊成此間對一方面軍取協商關系，對北方局取橫的關系，原則上爭論由國際或七次大會解決。

　　（丙）弼時等快到了，不能不確定，請速明白答復。

　　國燾

　　5.30日[7]

　　都到這個份兒上了，“張主席”還要討價還價啊？

　　林育英是回電沒有？是如何回電的？因為沒有相關文獻參照，筆者暫時還難以確認。但有一點還是很清楚的，林育英就是有回電，也不會是張國燾索要的這個價錢！張國燾的這個要價1月間已通過朱總司令給張聞天的電報提出過，張聞天同意“暫取平行關系”，但并沒有同意黨中央改稱“北方局”。而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是中共中央的派出機構，哪有派出機構領導“公司總部”的道理？林育英也不可能向共產國際代表團請示，也沒法請示——電訊聯系還沒有完全溝通哩！[8]至于“弼時快到了，不能不確定”，那是你“張主席”自己要面對的尷尬，黨中央就是黨中央，又沒做錯什么，沒壓力啊！再者說了，就是“弼時到了”，難道還會附會你要黨中央變“北方局”的無理糾纏？說白了，這個臺階，你“張主席”只能自己下！——當然，出于“團結”的目的，為了緩和交流氣氛，黨中央在雙方交流形式上還是很謹慎的：在與“張主席”交流溝通時，都以個人或集體署名，為的是盡量不以“黨中央”名義去碰“張主席”的痛處。

　　6月3日，張國燾整出來的“第二軍委”提出仍“恢復一、四方面軍會合時的舊制”：

　　各軍首長；

　　（甲）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合[和]國中央政府為統一全國紅軍領導，決定：軍委、總司令部、總政治部等組織仍恢復一、四方面軍會合時的舊制，仍以朱德任軍委主席、張國濤[燾]、周恩來、王稼薔為副主席，朱德兼任總司令，張國濤[燾]為總政委，陳昌浩任總政主任兼四方面軍政委，劉伯承為總參謀長兼紅大校長。

　　（乙）主力紅軍與二、六軍會合，部隊愈大，為適合戰爭需要，指揮靈活，決定成立方面軍。以陜北紅軍為一方面軍，二、六軍為二方面軍，四、五、卅、卅一、卅二六個軍為四方面軍；并以徐向前為四方面軍總指揮，陳昌浩兼任政委，周純全為政治部主任，李特為參謀長。

　　（丙）李卓然為總政副主任。望全體遵照。

　　朱、張、陳、徐

　　江辰[9]

　　“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合[和]國中央政府”……“決定”？

　　呵呵，就在前不久，“張主席”還咄咄逼人地要人變成“陜甘政府”哩！

　　而且，認同了黨中央在5月25日電中紅二、六軍團合組為紅二方面軍的意圖。

　　6月6日，在“中央”縱隊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張國燾被迫宣布取消“第二中央”。

　　這個時期，形勢又有了重要變化：日寇咄咄進逼，全國人民抗日呼聲越來越高，國民黨內部矛盾進一步激化。6月2日，兩廣地方當局領導人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發動了“兩廣事變”，并于9日出兵湖南。蔣介石迫不得已將陜甘“剿匪”主力軍胡宗南部調往湖南，對付兩廣軍隊。甘南地區敵人兵力，頓顯薄弱之狀。而紅一方面軍的西征戰役也進展順利，已先后攻占了定邊、環縣、豫旺、鹽池等城鎮，俘敵旅長以下2000余人，開辟了縱橫各200余公里的新蘇區，進一步鞏固和擴大了陜甘蘇區。

　　6月10日，張國燾致電“陜北同志”，終于明確表示要與紅二、六軍團“會師北上”：

　　育、洛、毛、周、傅、彭、林、徐：

　　來電悉，一致同意。

　　甲、這時期我們中心口號，西北抗日救國政府走向全國抗日救國政府，西北抗日聯合回、番、蒙獨立，出師東北抗日。但中國抗日救國政府口號已廣泛宣傳，究用國防政府或救國抗日政府，請兄考慮。

　　乙、我們擬于六月底出動，向夏、洮西北行動，大約七月二十日前后可達夏、洮。二方面軍大約六月二十號前后集甘孜休息十天跟進。

　　丙、你們主力似不宜出天水，宜偏北。

　　丁、提議首先以抗日十大綱領發展西北抗日根據地，將來看情況過渡到蘇區。

　　張、朱、陳、徐、何、傅、曾、純[[10]

　　這也是張國燾另立中央后第一次不經他人轉電而直接對黨中央領導人對話。

　　但這個電報仍然在玩兒偷梁換柱的把戲：現如今北出陜甘已用不著“向夏、洮西北行動”，這會兒國民黨中央軍胡宗南部也已奔湖南去為蔣公救兩廣之火了，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后的“張主席”只需要直接踩著年前黨中央北出陜甘的腳印一路暢行便是，根本就用不著繞那么大彎兒！這個態勢“張主席”不可能瞅不明白，之所以瞅明白了還要這么著，除了“心有旁騖”外，真還找不著其他解釋。

　　這個“旁騖”就是張國燾刻意糾結著要去偷換的“西北根據地”。

　　張國燾那點兒小算計黨中央還能瞅不明白？這一年里他們已經多少次領教了他的這種套路這種章法了？張國燾別別扭扭他們非常明白，他要不別扭他就不是張國燾了，“陜北同志”們之所以還能耐著性子跟這位“張主席”蘑菇來蘑菇去，不斷地把他往“北上”的路子上歸置，不是為了別的，為的是團結一心“團結我們工農紅軍全部的力量”，以肩負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領導責任！為的是紅四方面軍那數萬鐵血將士的命運和前途！

　　6月19日，“陜北同志”們致電朱德、張國燾并轉任弼時：

　　朱、張二同志并轉弼時同志：

　　甲、時局形勢已起重大變化，這使中國革命走上了一個新階段。黨的任務是使抗日反蔣的統一戰線進到高度具體化，即實行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的組織。

　　乙、西北國防政府已經有了迅速組織的可能與必要。我們應以西北的發動去配合兩廣的發動。

　　丙、西北發動的時機與戰略部署須以爭取勝利為原則，依此原則并顧到各方面的條件。關于二、四方面軍的部署，我們以為宜出至甘肅南部，而不宜向夏洮地域。其理由：

　　第一，避免引起回漢沖突，利于爭取青海三馬。過去回漢仇恨是非常之深的，我們欲在西北建立局面，必須聯合回人，否則將有重大不良影響。如出夏洮則引起沖突之可能極大。

　　第二，甘南敵情較弱。胡宗南調走后，僅余王均、毛炳文、魯大昌等部。馬步芳不會向甘南。若出夏、洮、則將聚王、毛、魯、馬各部于一狹小地區，紅軍行動將較困難。

　　第三，紅軍出至甘肅南，利于以后東出陜南，策應時局。

　　第四，甘南利于補充。

　　上述方針，請考慮電復。

　　育英、洛甫、恩來、博古、澤東、德懷

　　十九日[11]

　　黨中央這個聲音張國燾已經屏蔽不了了，無論是朱德，還是任弼時，都是能看到的。而且，就在幾天前的6月14日，徐向前已經率領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及直屬縱隊和九軍、三十一軍、四軍各一部爐霍出發，翻越海拔4352米的老則嘎登山埡口，進至色達地域籌糧休整，準備率先踏上北上行程了。

　　紅六軍團趕到普玉隆幾天后的6月25日，朱德、張國燾下達了北進部署：

　　徐：（密澤）

　　A.我軍擬以松潘、包應[座]之線為出動目標，分三縱隊進。

　　⒈董、黃指揮五軍、九十一師在[丹]兩團及留綏各部為右縱隊，由綏經梭磨[12]、河馬[13]、側格[14]、雜窩[15]、哈龍[16]進，但到側格須抽檢并與中、左縱隊行程調節。

　　⒉你指揮九軍、卅一軍四個團、四軍兩個團，紅大，總供、總衛兩部由爐、色，四科經諾科[17]，讓倘[18]、三灣[19]、按壩[20]、查理寺、上讓[壤]口、毛耳[兒]蓋進。

　　⒊我們指揮卅軍、四軍兩個團、卅二軍、二方面軍及留干各部為左縱隊，由甘孜、東谷經日慶[21]、西傾[22]去讓倘進，其先頭須查報西傾寺或讓倘到阿壩路狀，再定前進路線。

　　⒋中、左縱隊準備在讓倘地帶補充糧并整理建制及指揮。

　　B.已令玉清兩師明寒日由爐向色科進，洪儒兩團則于建安抵益時，即組織轉色科[23]歸還建制續進。紅大，總供、衛部則隨建安后進，二七七團則斷后，望據此指揮中縱先頭速占讓倘糧食地帶主要。

　　C.我們擬在二方面軍先頭進。

　　朱、張

　　廿五日未[24]

　　同日，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致電朱德、張國燾，詢問北進部署：“兄等何日開始北上？經何路？何日可達何處？敵情如何？我陜甘應如何策應？均請見告。時局發展兩廣部隊向閩、贛、湘三路進擊，組織獨立軍委，陳正、李付對南行動趨向積極。日增兵華北達三萬人，人心震動。蔣介石進退維谷；南京空氣悲觀。胡宗南業已南調，空軍亦大部調去。兄等如能迅出甘南，對時局助益非淺。”[25]

　　而從朱德、張國燾的部署來看，張國燾至少在表面上已經接受了黨中央出甘南的方案。次日，徐向前率領已進至色達楊各、麥旭地域的中縱隊先頭部隊再度出發，翻越海拔4747米的扎格海格山埡口，進至杜柯河畔——實際上是率先啟動了北上行程。

　　“北出陜甘”，大勢所趨啊！

　　然而，張國燾還是繼續生出了諸多“枝節”。

　　注釋

　　[1]《一九三六年日軍北平特務機關長秘密報告》，《檔案與史學》1999年第4期第17頁。

　　[2]《張聞天年譜·上卷（1900～1941）》第320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3]《林育英等關于目前形勢及戰略方針致朱德等電（1936年5月25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67～第868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這時中央巳決定紅二、六軍團組成二方面軍，宣布組建卻在七月紅二、六軍團到甘教會師后，故中央電文中，已將紅二、六軍團稱作二方面軍。

　　[4]《張聞天傳》第367頁，當代中國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5] 1936年5月18日東征命令中曾有紅二十八軍“準備出陜南，同陳先瑞第七十四師會合，活動于陜、鄂、豫三省，調動并吸引蔣介石主力于該方面，使我主力易于西方取得勝利”一項，《西北軍委關于西征戰役的行動命令（1936年5月18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936～第938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6]《毛澤東關于同紅四方面軍的關系及陜甘敵情和紅一方面軍的任務致彭德懷電（1936年5月29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940～第941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7]《張國燾堅持以國際代表團代表中央和將中央改稱北方局致林育英電（1936年5月30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69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8]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系于1936年6月下旬正式溝通，中共中央于6月26日向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發出的第一份電報中稱：“張國燾同志在組織上還不承認我黨中央，并自稱為中央西北局，而我們中央他認為是中央北方局，這表明他把自己置于與黨中央平行的地位。現在我們正在竭力爭取在堅持原則政策的基礎上同他和解，以便團結成一個整體，爭取成立西北國防政府，推動中國革命走向更高的階段”——《季米特洛夫給斯大林的信（1936年7月初于莫斯科）》，《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5卷）第223～第229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9] 《朱德等關于軍委、總部等組織仍恢復紅一、四方面軍會合時舊制致各軍首長電（1936年6月3日7時～9時）》，《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70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0]《張國燾、朱德、陳昌浩等準備向夏洮西北行動致中央電（1936年6月10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540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1]《中共中央領導人關于紅二、四方面軍宜北出甘南致朱德、張國燾及任弼時電（1936年6月19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1071～第1072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2]今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馬爾康縣梭磨鄉。

　　[13]河馬，馬河之訛寫，今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縣沙石多鄉馬河壩村。

　　[14]側格，今譯澤蓋，今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縣澤蓋鄉。

　　[15]雜窩，今譯扎窩，今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縣扎窩鄉。

　　[16]哈龍，今譯卡龍，今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縣燕云鄉卡龍村。

　　[17]諾科，今譯杜柯，泛指流經今壤墉縣境的杜柯河（大渡河上游），此處的諾科為今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縣城治壤柯鎮（當時名為杜柯，實際上紅軍沒有經過此間）。

　　[18]讓倘，今譯壤塘。但此處的讓倘并不是現在的壤塘縣城，而是指今壤塘縣所屬的中壤塘鄉一帶。

　　[19]今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壩縣垮沙鄉沙灣村。

　　[20]今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壩縣阿壩縣茸安鄉

　　[21]又譯日清溝，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達縣洛若鄉境內。

　　[22]西傾寺，今譯西窮寺，今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縣上杜柯鄉境內。

　　[23]色科，今譯色柯，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達縣治色柯鎮。

　　[24]《朱德、張國燾關于向松潘、包座之線行動的部署致徐向前電（1936年6月25日未時）》，《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1073～第107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5]《中革軍委詢問北上時間路線及策應辦法致朱德、張國燾電（1936年6月25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54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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