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jixuie）題記：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發出了“6·26指示”，主要是號召“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大約一年后毛主席在1966年5月7日發出了“5·7指示”，這是一個全局性的規劃藍圖，涉及的面要比“6·26指示”寬。這兩個“指示”都在10年內產生了極其重大的影響，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樣的影響還會繼續延續。不過貫徹執行這兩項“指示”的初始階段，似乎存在有一種極其特殊的能量。這個能量來自哪里？似乎需要悟道，也就是要超越具體的內容（可參看后面的鏈接），要從大的時空觀來觀察、分析、理解，悟道方能對那個能量涉及到的三法（想法說法做法），能夠想得通說得通行得通——道器變通。

　　他是統帥，他又是普通一兵。他的指示，不是憑空而來，而是從群眾中來，又到群眾中去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這樣的群眾路線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爐火純青，游刃有余。

　　作為統帥，他善于從群眾中來，發現群眾的首創精神，進而引導群眾將精神變成物質，這是由器而道，由道而器的過程；作為普通一兵，他善于到群眾中去，讓那些暫時還沒有覺悟，或者覺悟不夠的群眾，進一步覺悟，從而使得他和群眾在道器層面，融會貫通，道器變通。

　　“6·26指示”和“5·7指示”的突出共同點，肯定不僅僅是表象的，當然是要從道層面來感悟的。盡管我們比老人家晚看了至少50年，但革命不分先后，只有有所覺悟，那還是有希望的。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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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悟他的無為之道

　　“9·13事件”，是一次對全黨全軍全各族人民的考驗，也是對他的路線的一次檢驗。

　　1972年2月21-28日接待美國總統尼克松一行，可以看做檢驗結果的一次全球性的展示。

　　一個和我們沒有外交關系的國家的總統，竟然這樣既出人意料，又仿佛是順理成章地訪問了我國。這是古今中外歷史上罕見的事件，也可以說是“小球推動大球”的道器變通之變。

　　美國總統想說是自己“改變了世界”。

　　而他卻認為是世界改變了美國總統。

　　他始終相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1973年8月24-2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隆重舉行。這次大會是一次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朝氣蓬勃的大會。他主持了這次大會。

　　1975年1月13-1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

　　他沒有參加會議，這是典型的無為之道——先有為，后無為；上無為，下有為，無為無不為。

　　如果對他的無為之道有所感悟，那么是否可以這么說：

　　“6·26指示”和“5·7指示”，之所以得到那么認真，那么深入，那么持久（至少10年）持續的貫徹執行，就是因為在那個時間段，在中國這個空間里，先與后，上與下，無與有，形成了有機的聯動機制，已經趨近于中國古代先哲設想的“一陰一陽之謂道”的那個境地。

　　由于他比我們至少早看50年，這樣我們一直到今天在逐漸看得清楚一點，但我們堅信，今后我們，確切地說應該是咱們會看的越來越清晰，越來越明白。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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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眾的覺悟必須要經過正反兩方面的教育

　　有一點是非常明確的，那就說，要想讓某種“指示”能夠如此深入人心，除了提倡、號召以外，還要作相應的部署，也就是把提倡與反對同時放在廣大人民群眾面前。

　　反對什么呢？

　　那就是反對赫魯曉夫現代修正主義路線。

　　“6·26指示”、“5·7指示”，是在批判赫魯曉夫現代修正主義路線的過程中，貫徹執行的。

　　毛主席教導我們：

　　【革命的政黨，革命的人民，總是要反復地經受正反兩個方面的教育，經過比較和對照，才能夠鍛煉得成熟起來，才有贏得勝利的保證。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有正面教員，這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也還有反面教員。

　　如果只有正面教員而沒有反面教員的作用，就不是一個徹底的辯證唯物主義者。】

　　（見1965年2月，世界知識出版社《赫魯曉夫言論》第三集出版說明）

　　如果正面教員為陽的話，那么，反面教員則為陰。

　　一陰一陽之謂道。

　　單獨只接受正面教員，不接受反面教員，那就是片面性。

　　反之亦然。

　　毛主席道器變通超乎常人之處有很多，其中有一項就是，他善于發現反面教員，在別人還沒有認識到反面教員的時候，他就先下手為強了。

　　抓赫魯曉夫這個反面教員，毛主席比我們不止早看50年。

　　毛主席通過抓這個反面教員，使得人們認識到與馬恩列斯這些正面教員對立的人是怎樣的。

　　只有這樣才能比較全面認識世界。

　　赫魯曉夫除了思想上是個反馬克思主義分子外，他還是個道德品質極其惡劣的人。

　　斯大林在世的時候，他稱斯大林為親爹。

　　斯大林剛去世，尸骨未寒，他就開始大反斯大林。

　　典型的兩面派。

　　所以，赫魯曉夫是個絕佳的反面教員。

　　同時也不得不指出，毛主席的思想理論體系，不管是憑空而來的，那里面絕大部分都是他帶領我們通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得到的。這是個由器而道的過程，與此同時由道而器一直未停止過。

　　赫魯曉夫那一套也許會讓蘇聯物質財富在一定階段有所增長，但長此以往，精神頹廢必然發生。“一盤土豆燒牛肉的好菜”，無疑是他重器輕道的結果，他只看到西方資本主義器層面繁榮的一面，看不到其腐朽沒落的一面。這是典型的形而上學。

　　赫魯曉夫看問題太簡單化了。

　　馬克思有個說法：

　　【庸俗經濟學所做的事情，實際上不過是對于局限在資產階級生產關系中的生產當事人的觀念，教條式地加以解釋、系統化和辯護。因此，毫不奇怪，庸俗經濟學對于各種經濟關系的異化的表現形式——在這種形式下，各種經濟關系乍一看來都是荒謬的，完全矛盾的；如果事物的表現形式和事物的本質會直接合而為一，一切科學就都成為多余的了——感到很自在，而且各種經濟關系的內部聯系越是隱蔽，這些關系對庸俗經濟學來說就越顯得是不言自明的（雖然對普通人來說，這些關系是很熟悉的）。（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7[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25.）】

　　“一盤土豆燒牛肉的好菜”，也是“事物的表現形式”，是器層面的東西，這與其道完全不是一碼事。

　　即使那盤“好菜”做成了，生產力發展了。如何分配呢？誰吃肉，誰啃骨頭，誰喝湯？這都是分配問題，是政治問題，這樣的問題比前者更重要，搞不好就會出現蘇聯解體那樣的惡果。

　　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路線，是蘇聯解體的根源。

　　道，道器變通之根。

　　變，道器變通之源。

　　如果結合蘇聯解體事件，回頭把“6·26指示”和“5·7指示”放在更大的空間里，放在更長的時間段里來觀察，那么，必定會有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

　　這其中必須要有理論思維，如何理解理論思維，如何學習理論思維，那還得強調一下，不要搞得那么玄乎，多感悟一下王進喜陳永貴這樣的工農模范，會是比較好的辦法。

　　始終要站在工農一邊，千萬別站錯地方了。

　　立場錯了，世界觀就變了，那世界就會變成另一番模樣的，就如同哈哈鏡里看世界一樣。

　　李克勤（jixuie）后記：毛主席生前領導了一場持續的深入的批判赫魯曉夫的運動，在中國人民心目中赫魯曉夫可以說是臭不可聞。盡管在毛主席逝世后，西方輿論曾經用貶損斯大林，抬高赫魯曉夫的手法，做了不少事情，但隨著蘇聯解體，尤其是普京總統在俄羅斯領導重新評價斯大林，赫魯曉夫的名聲不僅沒有得到好轉，相反人們更加覺得這個人實在是太差勁，以至于俄羅斯朋友都懶得再提及此人。俄羅斯有識之士倒是越來越覺得我們的毛主席真是偉大，那么早就看透了赫魯曉夫，他們由衷地羨慕我們。而咱們自然就會感覺毛主席當年抓了這個反面教員，的的確確是非凡的舉措，是毛主席為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作出了流芳千古的貢獻。毛主席的想法說法和做法，是經得起歷史推敲的，是完全想得通說得通的——無與倫比的道器變通。唯有這樣認識世界，唯有如此的世界觀，那才能真正對“6·26指示”和“5·7指示”的深層次共同點，有所感悟，有所領悟，也才能和他老人家的思想真正實現貼近，也才能活學活用老人家的思想，就像王進喜陳永貴他們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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