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毛澤東是“兩路”精神的號召者和推動者，為“兩路”精神的形成作出了卓越貢獻。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領導和平解放西藏的偉大斗爭進程中，作出了修筑川藏、青藏公路的重大戰略決策，是“兩路”精神形成的動因；立足西藏“國際地位極重要”的實際，毛澤東致力于經營治理好西藏的理論探索，他關于維護祖國統一、堅決反對分裂，發展經濟、繁榮西藏、改善民生，堅持民主協商、建立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培養民族地區各方面建設人才，科學研究青藏高原以合理保護開發等主張，夯實了“兩路”精神的理論基礎；民主革命時期的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鑄就了“兩路”精神的紅色基因；在“兩路”的修筑和養護中，毛澤東號召建設者們弘揚我黨我軍優良傳統和革命精神，鑄牢了“兩路”精神的政治本色。

　　關鍵詞：毛澤東；“兩路”精神；卓越貢獻

　　原文出處：單孝虹，《毛澤東對 “兩路 ”精神形成的卓越貢獻》，《毛澤東研究》2024年第2期。

　　目  次

　　一、修筑“兩路”，奠定“兩路”精神形成的實踐前提

　　二、探索經營西藏，夯實“兩路”精神形成的理論基礎

　　三、倡導弘揚我黨我軍的優良傳統和革命精神，鑄牢“兩路”精神的政治本色

　　1954年，川藏公路、青藏公路（以下簡稱“兩路”）的成功修筑是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領導下取得的重大成就，不僅推動西藏實現了社會制度的歷史性跨越、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而且“在建設和養護公路的過程中，形成和發揚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頑強拼搏、甘當路石，軍民一家、民族團結的‘兩路’精神”,對鞏固西南邊疆、促進民族團結進步、鼓舞全國人民建設新中國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自2014年8月習近平首次凝練闡釋“兩路”精神的形成歷史和發展過程以來，學界圍繞“兩路”精神的研究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學者們圍繞“兩路”精神的形成、發展、內涵、價值等多方面展開了探討,對“兩路”的成功修筑是“兩路”精神形成的實踐基礎進行了研究，就“兩路”精神對于交通強國建設以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等教育價值進行了討論，但較少有成果專題討論毛澤東對“兩路”精神的形成和發展作出的貢獻。值此“兩路”建成通車70周年之際，回顧“兩路”修筑及“兩路”精神的形成，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當年關于修筑“兩路”的決策以及經營好治理好西藏的理論探索是“兩路”精神形成的重要基礎。在“兩路”修筑進程中，毛澤東對我黨我軍優良傳統和革命精神的大力倡導為“兩路”精神的形成注入了精神動力。

　　一、修筑“兩路”，奠定“兩路”精神形成的實踐前提

　　“兩路”精神形成于川藏、青藏公路修筑和養護的進程中，沒有“兩路”的修筑就沒有“兩路”精神可言?；趯ξ鞑?ldquo;國際地位極重要”的科學研判，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作出修筑“兩路”的重大決策，為“兩路”精神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前提。

　　（一）西藏“國際地位極重要”，解決西藏問題“宜早不宜遲”

　　近代以降，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后一手炮制的所謂“西藏獨立”問題，為我國埋下了西南邊疆治理的嚴重隱患。元朝(1271—1368年）中央政府實現了對西藏地方的有效管轄和治理。西藏即使發生矛盾和沖突也都屬中國內政，皆由中央政府自己解決。鴉片戰爭以后，中國國力日衰，以英國、美國為代表的帝國主義國家覬覦我國西藏的重要戰略價值，不僅發動侵藏戰爭，而且試圖“以‘獨立’、‘完全自治’為名，陰謀將西藏從祖國分割出去，成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或附庸”。以美國為首的外國勢力對西藏問題的插手，促使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加快了解放西藏的步伐。1949年9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的社論，揭露帝國主義分裂中國的陰謀，表明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解放西藏的堅定決心。10月下旬，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進攻金門、定海失利后，毛澤東認為進攻臺灣條件不充分，在得知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使團”出國“求援”的消息后，他認為國際上出現了有利于中國解決西藏問題的時機：一方面，中蘇建交，“英國、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認我們”;另一方面，帝國主義陣營基于自己利益考量，也在調整對華政策，美國雖加強了與西藏的秘密聯系，但卻小心翼翼地“以不致授中國以反對把柄的方式維持”。面對這些有利時機，毛澤東于12月6日在出訪蘇聯途經滿洲里時，果斷作出了“進西藏宜早不宜遲，越早越有利，否則夜長夢多”的決策。1949年的最后一天，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發表《告前線將士和全國同胞書》，把“解放西藏”列入1950年的一項光榮戰斗任務。1950年1月2日，雖然毛澤東身處莫斯科，但牽掛西藏的他致電黨中央有關負責同志，強調“西藏人口雖不多，但國際地位極重要，我們必須占領，并改造為人民民主的西藏”，明確改由中共中央西南局（以下簡稱“西南局”）擔負進軍及經營西藏的任務，提出“應當爭取于今年五月中旬開始向西藏進軍，于十月以前占領全藏”。

　　（二）“一面進軍，一面修路”

　　毛澤東在擘畫全國解放的戰略藍圖時，就把進軍西藏、經營西藏提上議事日程，并實事求是地指出，解決西藏問題的最大難題是“交通困難”和“民族宗教問題突出”，因而審時度勢地提出了“一面進軍，一面修路”、自力更生、“不吃地方”的筑路戰略。

　　毛澤東原本計劃讓中共中央西北局承擔進軍西藏任務，但彭德懷于1949年12月30日致電黨中央和毛澤東，指出由青海、新疆入藏有難以克服的交通困難。1950年1月2日，黨中央決定改由西南局擔負進軍西藏重任。毛澤東在給西南局的指示中明確提出“進軍及經營西藏是我黨光榮而艱苦的任務”，建議西南局盡早議定經營西藏的負責干部、修建公路、訓練干部、鼓舞士氣等問題，明確指示西南局“被指定入藏的軍隊，應爭取由打箭爐分兩路，推進至西康、西藏的接境地區，修好汽車路或大車路，準備于五月中旬開始入藏”。

　　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成立，國家百廢待興，即使面臨國家經濟困難，軍事上還有抗美援朝的壓力，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依然十分關注進軍西藏的公路交通、物資供給等后勤保障問題。西南局作出了“政治重于軍事，補給重于戰斗”的決策。1950年8月18日，毛澤東致電西南局詢問向昌都進軍的幾個問題。8月23日，毛澤東在收到西南局的相關情況匯報后指出：“你們力爭今年占領昌都并力爭留三千人鞏固昌都的計劃是好的，你們可以照此作積極準備，待本月底下月初判明公路已通至甘孜無阻，即可實行進軍，期于十月占領昌都，這對于爭取西藏政治變化及明年進軍拉薩，是有利的。”同日，毛澤東致信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作戰部部長李濤解決進軍西藏的高空運輸機。在毛澤東和黨中央的關懷下，各路進藏部隊于1950年8月26日修通了從成都到甘孜的公路，又由五十三師、五十四師、工兵五團及機械工兵營、軍大八分校學生日夜施工，修建了甘孜飛機場，解決了交通補給問題，奠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堅實基礎。

　　（三）和平解放西藏后發布訓令強調，修通“兩路”，鞏固國防

　　和平解放西藏是時代的呼喚、人民的期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極大地鼓舞了西藏人民翻身求解放的熱情，希望人民解放軍早日進軍西藏，解放西藏各族人民。毛澤東認為解決西藏問題以和平方式為好，但解放西藏“不出兵是不可能的”,一再敦促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到北京談判和平解放西藏事宜。昌都戰役勝利后，通過黨和政府的多方努力，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就西藏和平解放系列問題達成協議，簽訂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以下簡稱《十七條協議》），宣告和平解放西藏,西藏走向繁榮進步的光明前程由此開啟。

　　《十七條協議》明確規定，“西藏人民團結起來，驅逐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祖國大家庭中來”，“中央人民政府統一處理西藏地區的一切涉外事宜”“西藏地方政府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鞏固國防”。為保障《十七條協議》的實現與鞏固國防的需要，黨中央對川藏、青藏公路的建設進行了戰略部署。5月25日，毛澤東簽署發布的《中央軍委關于進軍西藏的訓令》明確指出，“我人民解放軍為了保證該協議的實現與鞏固國防的需要，決定派必要的兵力進駐西藏”,在作出進軍部署的同時，對道路修筑的時間表和路線圖作出明晰部署。毛澤東多次強調筑路與生產并重對于完成軍隊入藏任務的重要性。1951年9月13日，接到西南局關于1951年進藏部隊任務短時間內難以完成，恐兩三年才能修通的電報后，毛澤東致電鄧小平是否可以考慮將進藏部隊的任務“定為生產與筑路并重，即令甘孜到拉薩沿途所駐部隊以一部分擔任生產，以一部分擔任筑路”。1952年4月，毛澤東再次致電張經武、西藏工委及西南局，強調西藏工作須堅持慎重穩進方針，同時非常關切軍隊筑路及西藏人民的生活改善情況，強調修筑公路對于建設西藏、發展西藏的重要性。電文指出，“拉薩等地物價高漲，康藏公路短期難通，軍隊生產今年尚難自給，我們對西藏人民的物質福利一時尚難有所改進。因此我們在政治上必須采取極端謹慎的態度，穩步前進，以待公路修通、生產自給并對藏民物質利益有所改善之后，方能談得上某些較大的改革”。駐藏部隊和中央進藏工作人員堅決維護《十七條協議》，認真執行“慎重穩進”方針，以早日修通進藏公路為神圣職責。

　　二、探索經營西藏，夯實“兩路”精神形成的理論基礎

　　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立足于西藏“國際地位極重要”的戰略判斷，致力于祖國的統一、西藏的繁榮和西藏各族人民的福祉，為了經營好治理好西藏，提出維護祖國統一、堅決反對分裂，發展經濟、繁榮西藏、改善民生，堅持民主協商、建立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培養民族地區各方面建設人才，科學研究青藏高原以合理保護開發等主張。正是在毛澤東的指導下，“兩路”修筑和養護者們以感天動地的實際行動踐行著黨中央的相關要求和號召，奮斗在雪域高原，鑄就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頑強拼搏、甘當路石，軍民一家、民族團結”的“兩路”精神。

　　（一）維護祖國統一，堅決反對分裂

　　堅決捍衛祖國統一、實現富強，是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最高利益。毛澤東多次強調只有祖國統一才有民族復興、國家富強、人民幸福。早在1945年，毛澤東就指出，“沒有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不可能建設真正大規模的工業。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因此，中國共產黨要“領導解放后的全國人民，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國家”?！吨袊嗣裾螀f商會議共同綱領》明確提出“民族區域自治”的“單一制”原則，“應實行民族的區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區域大小，分別建立各種民族自治機關”,既“利于國家統一，又利于因地制宜”。為此，毛澤東指示要堅決與分裂西藏的一切圖謀作斗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伊始，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就把解放西藏與抗美援朝列為頭等大事，作出盡早解決西藏問題的決策。1949年9月3日，新華社發表的《決不容許外國侵略者吞并中國的領土—西藏》社論明確指出：“中國人民解放軍必須解放包括西藏、新疆、海南島、臺灣在內的中國全部領土，不容有一寸土地被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以外。西藏是中國的領土，絕不容許任何外國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國人民的一個不可分離的組成部分，絕不容許任何外國分割。”為了粉碎一切分裂西藏的陰謀，中國共產黨一方面在軍事上做好進軍西藏的準備，另一方面做好用政治方法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種種努力。由此，《十七條協議》以法律形式確認了西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地區行使主權。10月24日，十四世達賴致電毛澤東主席，表示擁護協議，至此西藏和平解放成為現實。西藏和平解放，標志著祖國大陸的完全統一，擊碎了一切分裂西藏的圖謀。

　　川藏、青藏公路的建成通車，充分體現了捍衛國家統一、維護國防安全的根本立場。1951年5月25日，朱德為進藏部隊題寫了“進軍西藏，鞏固國防，是光榮而偉大的任務”的指示，并期望他們用“辛勤的勞動逐步地把高原變成沃土”。8月18日，毛澤東為康藏公路開工題詞時強調了筑路的目的是“幫助各兄弟民族”。在關于川藏公路修筑線路的選擇上，為了關切人民的最大利益，選擇“人口較稠密，經濟價值大，國防上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視的”南線，得到了黨中央和毛澤東的認可。在“兩路”修筑和養護過程中，筑路部隊及養護者都胸懷愛國心，自豪地戰斗在雪域高原上。當進軍西藏的任務落到原本可以在富庶的川南過安穩生活的十八軍身上時，極個別同志有消極情緒。為此，張國華對部隊進行了愛國主義教育，重點講了進軍西藏對于祖國統一、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告誡大家如果西藏出問題，在四川也坐不安穩。在誓師大會上，十八軍全體將士向祖國莊嚴宣誓，一定把五星紅旗插在喜馬拉雅山上。犧牲在雀兒山的張福林烈士在筑路過程中，帶領全班刻苦鉆研爆破技術，還為全班戰士制定了“愛國公約”,時時提醒大家為國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而奮斗。在川藏、青藏公路的修筑和養護過程中，建設者和守護者們默默堅守在高原上，愛國為民的情懷是他們堅守的最大動力。

　　（二）堅定貫徹黨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政策

　　《十七條協議》的成功簽訂，充分昭示了黨的民族平等、民族團結政策得到廣大西藏人民的擁護，它開宗明義地將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原則寫在前言中。早在1949年11月，毛澤東和朱德一起致信十世班禪額爾德尼時指出，“西藏人民是愛祖國而反對外國侵略的，他們不滿意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為統一的富強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國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必能滿足西藏人民的這個愿望”。在《十七條協議》簽字儀式上，朱德發表講話時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日，中央人民政府即宣布永遠毀除民族壓迫政策，而代之以國內各民族平等、友愛、團結、互助的民族政策，并將其付諸實施。”西藏和平解放后，毛澤東反復強調，在經營西藏、建設西藏過程中必須嚴格貫徹落實黨的民族平等、民族團結政策。1951年5月24日，毛澤東在慶祝宴會上指出，在打倒了帝國主義及國內反動統治之后，各民族實現了兄弟般的團結，“在這一團結基礎之上，我們各民族之間，將在各方面，將在政治、經濟、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發展和進步”。5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經毛澤東審閱修改的社論《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明確指出：“一切進入西藏地區的部隊人員和地方工作人員必須恪守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必須恪守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必須嚴守紀律，必須實行公平的即完全按照等價交換原則去進行的貿易，必須防止和糾正大民族主義傾向，而以自己的衷心尊重西藏民族和為西藏人民服務的實踐，來消除這個歷史上留下來的很大的民族隔閡，取得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的衷心信任。”6月8日，在西南各界慶祝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簽字大會上，鄧小平指出：“西南軍政委員會、西南軍區將在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央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的領導下，堅決地貫徹執行協議，加緊準備并動員西南全體人民支援入藏部隊，以鞏固國防。嚴格教育進入西藏地區的部隊及一切工作人員，認真執行協議，遵守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及風俗習慣，嚴守紀律，努力幫助西藏人民的文化建設和經濟建設。”無論是勘探隊員還是筑路大軍都模范貫徹執行黨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政策，各民族群眾也積極支援公路建設。正是由于軍民一心、民族團結，才成功修筑了川藏、青藏公路，道路的修通又進一步加深了藏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交往和聯系，從根本上促進了民族團結。如從小生活在青藏高原的支前模范曲梅巴貞，在修筑川藏公路時帶著牦牛運輸隊給部隊運輸物資。她在《毛主席的光輝照耀著康藏高原》一文中，深情講述了對川藏公路所體現的民族團結的真切感受：“我曾親眼看見筑路的解放軍戰士和工人老大哥們，在零下二、三十度的時候，爬行在雪層里和雪線上同大自然搏斗。為了祖國的建設和藏族人民的幸福，他們吃野菜、睡雪地，有的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康藏公路全線通車，“把西藏邊疆和祖國的心臟—北京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它把我們各族人民的心聯在一條線上，使各族人民生活在祖國的民族大家庭里，如同象兄弟姊妹一樣的團結和友愛”。

　　（三）經營西藏，援建西藏，改善民生

　　經營西藏并使其繁榮發展是毛澤東一直以來的美好期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毛澤東在談到西藏時多次使用“經營”二字，足可見其治理、建設、發展西藏的戰略眼光。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后，毛澤東在擘畫解放全中國的戰略藍圖時，強調在采取戰斗方式的同時，“尚須兼取政治方式去解決”,努力推動國民黨軍隊和地方政府接受和平解放。1949年5月23日，毛澤東在部署各野戰軍的任務時指出，對解決西北、西南民族地區問題，用的都是“經營”一詞?！妒邨l協議》明確寫進了在西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發展西藏政治經濟文化，“改善人民生活”?！妒邨l協議》簽訂后，毛澤東多次指出，要把西藏建設為“繁榮幸福的新西藏”。在筑路英烈張福林的遺物里，戰友們發現了5包菜種和一個筆記本。張福林在從川入藏筑路時拿自己的津貼購買了菜種，他的心愿就是路修通后在高原種滿蔬菜。無數像張福林一樣的筑路英雄正是聽從黨中央號召，懷揣著建設繁榮幸福新西藏的美好愿望，克服重重困難奮戰在雪域高原，修通了通往西藏的幸福之路。1955年3月，《國務院關于幫助西藏地方進行建設事項的決定》，明確規定“撥款并派遣技術人員，幫助西藏地方進行以下各項經濟和文化建設”，提出了具體的水利、農場、學校等建設項目，還提出要“將西藏軍區干部學校，改為西藏地方干部學校，并予擴建，以加強培養訓練藏族及其他民族干部的工作”。1956年春節期間，毛澤東對西藏的同志說，“兩路”修通只是為西藏的發展準備了有利的條件，“西藏地方大，地下有很多好東西”，搞建設，要大力培養“自己民族的干部”，培養各方面的建設人才。“兩路”修通后，一代代建設者，無論是“兩路”道班工人，還是兵站戰士；也無論是青藏高原的“鋼鐵運輸班”，還是“川藏線上十英雄”“雪線郵路最美信使”，都牢記毛澤東的期許和囑托，在“兩路”養護和建設西藏的進程中，奮戰在自然條件艱苦的青藏高原，傳承著當年筑路者“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愛崗敬業，忠誠愛國，拼搏奮斗，甘當路石，默默奉獻，和高原群眾心連心，賡續著“軍民一家、民族團結”的優良傳統，使“兩路”精神在雪域高原永放光芒。

　　（四）堅持政治協商，建立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

　　在和平解放西藏、經營西藏、建設西藏的進程中，毛澤東一貫主張充分運用協商民主的政治方式解決問題，倡導建立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1949年11月23日，毛澤東和朱德一起致電十世班禪額爾德尼，指出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愿意和“全西藏愛國人士一致努力，為西藏的解放和漢藏人民的團結而奮斗”。為了做到政治爭取的最大化，毛澤東要求西南局及西藏工委做事一定要細心慎重，特別強調了要實行嚴格的請示匯報制度，對進軍西藏的事情關心備至，連西南局報告中央的十八軍進藏口號，他都親自過目并要求鄧小平仔細修改。從1951年4月29日到5月21日，經過20多天協商，最終圓滿地達成了《十七條協議》。據參加和談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土丹旦達回憶：“雙方代表通過親切會談，交換意見，平等協商，很快就許多原則問題取得了一致意見。”《十七條協議》的順利簽訂，使西藏實現了和平解放，充分說明了協商民主在處理民族問題時的重要作用。西藏和平解放后，毛澤東反復強調在經營西藏、建設西藏以及西藏的民主改革進程中，必須貫徹黨的民族平等、民族宗教政策，必須和西藏人民進行廣泛的協商，建立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贏得西藏廣大人民的認同和支持?！妒邨l協議》簽訂后，毛澤東對時任中共西藏工委書記、十八軍軍長張國華明確指示：“你們在西藏考慮任何問題，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問題這兩件事，一切工作必須慎重穩進。”1953年10月18日，毛澤東接見西藏國慶觀禮團、參觀團代表時指出：“只要是中國人，不分民族，凡是反對帝國主義、主張愛國和團結的，我們都要和他們團結。團結起來，按照各民族不同地區的不同情況進行工作。有些地方可以做得快一點，有些地方可以做得慢一點，不論做快做慢都要先商量好了再做，沒有商量好就不勉強做。商量好了，大多數人贊成了，就慢慢地去做。做好事也要商量著做。”

　　正是在毛澤東的號召下，“兩路”的修筑者和養護者模范貫徹黨的民族政策，堅持政治協商的原則，爭取青藏高原各族人民的支持，建立起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民族團結之花永遠在高原綻放。川藏公路修筑時，西藏尚未實行民主改革，筑路部隊嚴格遵守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充分尊重藏族同胞的宗教習慣，在購買物資、路線選擇等方面都積極同西藏上層愛國人士協商，爭取得到他們的大力支持，同時親切關懷和充分尊重筑路民工，給他們發放衣帽、鞋襪、茶葉、糌粑等實物，贏得了廣大藏族群眾的擁護和愛戴。十八軍戰士甘炎林、李久盛在《跨越千山萬水，架設幸福金橋—修建川藏公路回顧》一文中回憶道，“不管多么疲勞，多么艱苦，從來不住民房，不住喇嘛廟，并注意保護一切文物古跡和經書佛像。……在連續三年多的進軍修路途中，施工中，遇到‘神山’、經塔、瑪尼堆等宗教建筑和設施時，寧使公路改道，也不輕易損壞，實在不能改道的，就同當地上層人士協商處理，按宗教習慣遷移或重建。對于藏族人民的田園和莊稼，我們盡可能的不占或少占，修路中必須占用的，事先都取得當地頭人和群眾的同意，然后作價賠償。對于參加修路和運輸支援的藏族民工，我們專門選派干部進行照顧，關心他們的生活和健康，并向他們傳授先進技術和科學文化知識。”十八軍戰士魏克在《牦牛馱運大軍上高原》一文中指出，經過兩個多月的耐心工作和艱苦生活，西藏很多愛國上層人士積極籌措物資賣給人民解放軍。1951年4月，昌都以藏族上層愛國人士為主成立了支援運輸總會，各個宗也都分別成立了支援運輸委員會，組織成千上萬頭牦牛擔負支援運輸任務。昌都地區從1951年至1954年底，用牦牛支援運輸的物資達50萬至60萬馱，兩個地區的藏族人民總共參加支援運輸的牦牛達100多萬頭。

　　（五）對青藏高原進行科學考察并合理保護開發

　　新中國成立伊始，毛澤東在擘畫新中國藍圖時，就已將青藏高原納入科學研究的視野。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就提出，在部級建制中設立“科學院”，與文化部、教育部、衛生部、新聞總署和出版總署等，同受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指導，負責管理全國科學研究事務。11月，中國科學院正式成立。受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托，中國科學院在組建西藏工作隊進入西藏做宣傳工作的同時，重點對青藏高原進行了科學考察。中國科學院邀請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北京農業大學等高校及科研機構，于1951年6月和1956年6月分兩批組成西藏工作隊，分為地質地理、農業氣象、醫藥、語言文藝及社會科學五個組，隨十八軍在金沙江以西、日喀則以東，雅魯藏布江流域以及唐古拉山以南的地區進行了兩年考察，對康藏高原的自然和社會情況有了初步認識。十八軍戰士冀文正在回憶新中國第一支進藏科考隊的工作情況時說，“1952年，盡管當時國家經濟十分困難，……可是黨中央、毛澤東主席十分關心西藏的未來，毅然以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的名義，委派以李璞為隊長、包括各個學科的專家教授組成的科學考察隊赴藏工作，主要任務是落實《十七條協議》的有關條款，摸清西藏的各類資源，培養第一代科技人才，以便制定規劃，幫助西藏發展各項經濟事業，改善藏胞的生活”。科考隊的專家不僅要對青藏高原進行科學考察，還要給西藏農業技術干部培訓班的學員上課，指導農場工作人員在高原栽培蔬菜、種植糧食。1953年4月26日，在培訓班畢業典禮上，政委譚冠三指出，“中央對西藏、對我們是十分關心的，那么多知名度很高的專家學者被派來西藏考察和開辦訓練班就是證明”，并希望學員們樹立長期建藏的思想，“為發展西藏的農牧業生產共同奮斗”。

　　毛澤東非常關注青藏高原的水源地保護利用問題。他曾分別同黃河與長江兩個水利委員會主任王化云及林一山進行多次談話。林一山認為，毛澤東重視南水北調，“主要目的是開發北方，開發西部。對于向西部引水和促進民族團結、鞏固西部邊疆這樣一個重大問題，毛主席在1949年就考慮到了。我聽說，毛主席對周恩來總理說：我們除了考慮國家內政外交的大政方針外，還要親自掌握像南水北調、大三峽和鐵路通拉薩這樣幾個重大問題。西部問題很重要的是一個民族團結的問題。民族團結是投多大資、花多大錢都買不到的”。

　　三、倡導弘揚我黨我軍的優良傳統和革命精神，鑄牢“兩路”精神的政治本色

　　毛澤東不僅是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的主要締造者，而且在“兩路”修筑和養護過程中多次號召筑路部隊弘揚我黨我軍優良傳統和革命精神，為“兩路”精神注入了強大的精神原動力，鑄牢了“兩路”精神的政治本色。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的基因內核是“兩路”精神的源泉

　　“兩路”精神傳承了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的紅色基因，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視死如歸的膽魄和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無論是偉大建黨精神，還是長征精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我們黨和軍隊以革命加拼命的豪邁，勇于斗爭，知難而上，以苦為樂，不怕犧牲，充分體現了革命的人生觀、價值觀和革命樂觀主義精神。長征時，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圍追堵截以及挑戰人類生命極限的爬雪山、過草地等難以想象的困難，紅軍將士以“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的豪邁和勇氣，以“枯葉當煙草、打精神牙祭”的樂觀，創造了人類軍事史上的奇跡。正如1945年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議上指出，“吃苦在別人前頭，享受在別人后頭”的同志就是好同志，他們身上所體現的“共產主義者的精神，我們都要學習”。二是以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為支撐。“兩路”精神所展現的川藏、青藏公路筑路者及養護者“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氣概，其背后最強大的動力來自堅定的革命理想，是對“把五星紅旗插在喜馬拉雅山”的誓言的堅守，是對修通公路、建設好青藏高原的堅定信念的支撐。三是開拓創新、自我革命的膽魄和擔當。川藏、青藏公路筑路者及養護者“頑強拼搏、甘當路石”的最強大動力，來自勇往直前、攻堅克難的擔當與開拓精神。四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鍥而不舍”是“兩路”精神對中國共產黨人精神的品格傳承。從“三灣改編”到井岡山會師、從紅色瑞金到革命圣地延安、從西柏坡走向新中國，在艱難曲折的革命進程中，中國共產黨人正是憑借艱苦奮斗的“政治本色”、自力更生的風骨及鍥而不舍的堅持，經受住了革命戰爭年代的種種考驗，這也正是川藏、青藏公路筑路者及養護者能“讓高山低頭、讓河水讓路”的秘訣。五是為國為民、無私奉獻的基因底色。“兩路”精神傳承革命精神的基因內核，展示了愛國為民的崇高情懷和無私奉獻的精神風貌。

　　（二）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對革命精神的倡導，鼓舞建設者們鑄就“兩路”精神

　　重視革命精神對革命事業的巨大推動作用是我黨我軍的優良傳統。早在紅軍創立初期，毛澤東、朱德等紅軍主要領導人就重視用理想信念、革命精神激勵官兵。正如毛澤東所總結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則，是以民族民主革命的綱領教育群眾，是以人民革命的精神教育軍隊”。朱德在為進藏部隊寫的寄語中，要求部隊官兵“不怕困難，不怕險阻，管你崇山峻嶺、雪山草地，我們可以逢山開路、遇水搭橋，沒有人民解放軍通不過的道路”，鼓勵官兵“發揚人民解放軍艱苦奮斗的精神，要保持人民解放軍紀律優良的傳統”。1952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康藏公路開工之際，為筑路部隊題詞：“為了幫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難，努力筑路！”劉伯承把進軍西藏比作我軍歷史上的“第二次長征”，用以長征精神為代表的革命精神激勵進藏部隊攻克種種難關。無論是在執行軍事任務還是修筑川藏、青藏公路的過程中，進藏部隊都非常重視隊伍的思想政治教育，重視用革命精神鼓舞士氣，攻克了高寒缺氧、凍土流沙、雪崩塌方等被認為不可能克服的困難。進藏部隊主力十八軍軍長張國華曾是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他在《十八軍進藏紀實》一文中，對革命精神對于進藏部隊的激勵作用進行了總結。他寫道：“依據毛主席‘一面進軍，一面建設’的指示，此時青藏公路已動工修建。康藏公路突破了關山阻隔，已越過了甘孜，正為劈開雀兒山而日夜搏斗。帝國主義者和外國反動派曾經嘲笑我們：想把公路修上世界屋脊是不可能的，是‘幻想’。但是，公路勝利前進了，筑路指戰員和全體民工在飛鳥難越的雪線上忍受著種種艱苦，發揚了中國人民大無畏的戰斗精神，開辟了康藏人民的幸福大道。部隊提出了‘叫高山低頭，令河水讓路’的豪壯口號，高度發揚了我軍英勇頑強、不怕艱苦的光榮傳統。”譚冠三也在《進藏八年》一文中，總結了革命精神及黨和軍隊的優良傳統對進藏部隊的鼓舞作用。他寫道：“黨中央和毛主席指示‘為了幫助兄弟民族，不怕困難努力筑路’的鼓舞下，開展了工程民主技術創造運動。在長期、連續、緊張的施工中，高度發揚了人民解放軍的英勇豪邁的精神，日以繼夜地與大自然搏斗，戰勝了嚴寒，征服了絕壁、山洪、冰川，使公路伸向拉薩，伸向祖國邊疆。”

　　“兩路”精神在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中具有重要地位。進入新時代，習近平多次強調要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弘揚傳承“兩路”精神。習近平關于“兩路”精神的重要論述，不僅推動了學界對“兩路”精神的深入研究，也推動了社會各界對“兩路”精神的傳播與弘揚，為“兩路”沿線地區把毛澤東“開創的事業繼續推向前進”注入了強大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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