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語

　　近日河南、山東等北方省市大旱，牽動了不少人的心。這一方面是由于全球變暖導致的極端天氣頻發，另一方面很多水利設施的年久失修甚至荒廢也影響了抗旱。看著不少田地因為缺水無法播種，甚至連生活用水都成問題，真是讓人心痛；而同時期南方不少地方卻暴雨成災，也再次印證了個人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以及保護生態環境的重要性。

　　目前抗旱主要依賴于地下水和地表水：雖然現在打井抽取地下水比較方便，但抽多了地下水位不斷下降也會造成新的問題，而且有的地方地下水位很深打井也難出水；地表水主要是河流和水庫，其中就包括很多毛主席時代修建的水利工程，而紅旗渠就是其杰出代表。

　　歷史上，河南林縣可以說是十年九旱，直到毛主席時代，林縣人民團結一心不怕困難建成了紅旗渠，當地才解決了靠天吃飯用水難的問題。紅旗渠也成為那個時代的縮影：沒有建設社會主義、改天換地的豪情壯志，就不會有前無古人的宏大設想；沒有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制度優勢，就不會有順暢的區域協調、土地整合、物資調配；沒有三結合的分工方式，就不會有層出不窮、適應本地情況的技術革新；沒有群眾化的政治學習、革命動員，就不會有舍生忘死、百折不撓的施工隊伍。

　　壹

　　林縣自古多旱災，斗米千金人相食！

　　光緒五年（1879），經歷了三年大旱的河南林縣，終于迎來了降雨。雨水打起焦黃的塵土，夾雜著久違的水汽，飄進了干瘦枯槁的林縣人的鼻孔。劫后余生的寨底村人，豎起一塊石碑，謹以紀念剛剛結束的苦難，哀悼死去的親友：

　　“這三年來，小麥、水稻，顆粒無收。大米一斗要一千六百文，小麥一斗要一千三百文。窮人們啊，根本買不起這樣貴的糧食。人們只能靠樹葉、野菜充饑，甚至把榆樹皮打成末，拌著柿葉、甘土這種根本不是人吃的東西下咽。有活活餓死的，有生病而死的。一開始還有簡易的棺材入殮下葬，后來只能用蘆葦編的席子，最后就連席子也用不上了。人們已經饑不擇食，無論是死在路上的人，還是已經入土的人，都被當做食物。十個人里，僅有三四人幸存。想到這兒，怎能不令人痛徹心扉？！”[1]

　　寨底村是幸運的，仍有三到四成人幸存，而小店鄉桃科村則僅有不到一成人幸存。根據光緒七年（1881）的石碑記載：

　　“光緒二年的時候，（桃科村）一共有117人，光緒三年、四年之間，人們因為旱災流離失所、逃離家鄉，僅剩11個人。那時，無論是已經下葬的還是未被下葬的死人，都會被吃掉。其中，世代居住在這里的王姓大族曾有四五十口，經此一難，僅剩三人而已。”[2]

　　翻閱林縣的地方志，可以發現，這樣的災難并不罕見：從明代正統元年（1436）到1949年的514年間，林縣發生大旱導致絕收的有30次，出現人相食的慘狀的就有5次。[3]

　　明代畫家周臣繪制的《流民圖》，展現了明清時期百姓貧困的生活狀態 | 圖片來源：百度圖片

　　林縣特殊的地理環境帶來了頻繁的旱災。林縣位于太行山邊，晉豫之間，山連著山，土層稀薄，難以存水，加之季風氣候造成的降水不均、人類活動造成的植被破壞，使得這里自古以來就面臨嚴重的缺水和季節性洪水問題，被人稱為“守著河水種旱地，背靠高山沒柴燒”。

　　圖片來源：網絡

　　雪上加霜的是，這種惡劣的自然環境進一步造成了土地分配的不平等，20%的土地集中在5%的地主手中：

　　土地改革前林縣土地分配情況[4]

　　當旱災來襲的時候，糧價騰貴，地價下跌，中農、貧農不得不通過低價轉讓土地的方式，購入高價的糧食。一來一去，土地自然就集中到了有資本囤積糧食的地主那里，因此有“大旱發大戶，日增百頃田”的說法。[5] 而水資源又是與土地所有權綁定在一起的，地主決定著水井、河流水資源的分配，因此土地集中又進一步造成了水資源分配的不平等。因此，自然災害不僅沒有使人們更加團結，反而使社會陷入了不平等、內卷的惡性循環。

　　貳

　　林縣兒女多奇志，重新安排舊山河

　　歷史上，林縣人從未放棄改變自己的命運，元代潞安巡撫李漢卿組織修建天平渠，明代林縣知縣謝思聰組織修建謝公渠……但是這些水利設施并沒有解決林縣的根本問題。林縣人民仍然等待著歷史的重新開始——新中國的成立與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

　　（一）1959-1960：改天換地的革命氛圍

　　1959年，林縣又遭遇了百年一遇的大旱，雖然林縣人民因此面臨缺水、饑餓的困擾，但類似光緒五年的噩夢并沒有重演。因為這個時候出現了新的歷史主體——被組織起來的中國人民，他們既有改天換地的勇氣，也有改天換地的能力。

　　這種勇氣來自于毛主席農業水利化的號召和“三面紅旗”。1956年1月9日，毛主席給周總理寫了一封信，主張發揮農業合作組織的力量，發展水利設施建設：

　　“興修水利，保持水土。一切大型水利工程，由國家負責興修，治理為害嚴重的河流。一切小型水利工程，例如打井、開渠、挖塘、筑壩和各種水土保持工作，均由農業生產合作社有計劃地大量地負責興修，必要的時候由國家予以協助……”[6]

　　1958年11月1日，第一次鄭州會議，毛主席在新鄉火車站接見豫北地區的縣委書記時說：“水利是農業的命脈，要把農業搞上去，必須大辦水利。”[7]

　　在這個號召下，林縣縣委和當地群眾提出“十變”的口號：“旱地變水地、禿山變林山、坡地變梯田等。”[8]在這一過程中，涌現了庵子溝等典型。庵子溝在黨支部書記石子紅同志的帶領下，在山上挖了一萬多個魚鱗坑，修了50多條排洪渠和近百個澄沙坑，打了兩眼旱井，挖了一個蓄水池。

　　1958年1月，林縣縣委在庵子溝召開了現場經驗交流會，制定“重新安排林縣河山”的規劃，發出“開展一千個庵子溝運動”的戰斗號召。興建英雄渠和弓上、南谷洞、要街三座中型水庫。[9]但是1959年的大旱使得河枯井干，剛剛竣工的三座中型水庫也都失效了。面對這樣的困難，是應該迎難而上，還是就此躺平，承認缺水是林縣人永遠無法克服的障礙呢？

　　林縣縣委書記楊貴沒有被困難嚇倒，提出了“引漳入林”的設想。這個膽大的提議在縣委中引發了不小的爭議：人們擔心這一工程的規模過大，超出能力范圍之外。根據《紅旗渠頌》的記錄，為了解決這一思想分歧，林縣縣委下沉到群眾中去，參考群眾的意見，和群眾商量著辦。經過調查研究發現，貧農大都（90%以上）舉雙手贊成建設引漳入林的水利工程，但是中農和富農則“腦子里光裝個工分和錢，馬上得不到利的事，他們總不想干。”[10]

　　楊貴后來回憶道：

　　“人民群眾引水的內在要求，符合民意；組織群眾引水，改變林縣貧困面貌，符合黨中央的指示；建國前后，特別是合作化以來興建大大小小水利工程取得的經驗，是進行這場大打水仗的組織基礎；林縣人民勤儉辦社，經濟上的積累是進行引漳入林的物質基礎；黨的正確領導，黨群、干群的魚水關系，是取得引漳入林的根本保證。關鍵是縣委一班人敢不敢率領群眾出征。”[11]

　　在如此考慮之后，林縣縣委做出表率，決定上馬項目。

　　1959年年底到1960年2月，在山西平順縣的支持下，林縣用三個月的時間查清了開渠引水的路線，計劃通過“引漳入林”使全縣70%的土地得到灌溉。但即使在縣委經過調研決定施工之后，反對的聲音依舊不減，尤其是初期工程全線鋪開，導致物資運送不暢、干擾沿線居民生活。

　　1960年3月，引漳入林工程總指揮部黨委擴大會議在盤陽村召開，這場會議決定將施工策略轉變為“分段突擊”，克服上述問題，并且將“引漳入林”的工程改名為“紅旗渠”[12]，借此表明自身的合法性來自于三面紅旗，即毛主席于1958年8月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關于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中提出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

　　（二）1960-1965：總干渠和分水嶺的修建

　　提到“紅旗渠”，人們往往會囿于字面意思，誤以為紅旗渠只是一條引水渠而已，但實際上紅旗渠是一個分布在林縣全境的系統工程，至少分為四級：“總干渠分三干渠，三干渠分眾支渠，支渠下有蓄水池。”

　　紅旗渠的結構 | 圖片：作者繪制

　　建設過程分為兩期，前一期修建總干渠和分水嶺，第二期修建三條干渠、支渠和蓄水池等。其中第一期工程背負的壓力是最大的，其中既有來自大自然的困難，也有來自于上級、來自于群眾的質疑和反對。

　　林縣紅旗渠示意圖 | 圖片來源：林風編寫：《紅旗渠》（農村版），人民出版社，1974年，扉頁

　　總干渠是“引漳入林”的大動脈，起點是山西平順的侯壁斷，末端是林縣境內的分水嶺，一共長達70.6公里，兩者之間的海拔落差為8.824米，因此渠道每向前延伸8公里才可以下降一米。因此，紅旗渠很多渠道都是掛在懸崖上的，就是要保證渠道的海拔高度，讓河水能夠灌溉到更廣泛的區域。

　　既然要改變漳河的流向，首先需要攔截漳河水。修建的過程正值春汛，水量大。人們最初向河中填石頭，但都被湍急的河水沖走，最后不得不選擇搭建人墻的方式修筑河壩。

　　渠首截流的現場

　　圖片來源：《楊貴與紅旗渠》，第143頁

　　1974年出版、由林風編寫的《紅旗渠》與2011年的《楊貴與紅旗渠》對于這一段的敘述略有差別，體現了兩個時代對于紅旗渠的不同理解，也折射了兩個時代的不同風貌。

　　先來看看離我們更近的《楊貴與紅旗渠》一書的描繪：

　　“楊貴和總指揮部、分指揮部領導與民工共商截流方法，突擊隊中的黨團員提出用人墻擋住激流，拼死拼活也要如期實現大壩合攏的想法。楊貴考慮，時下水流湍急，冰冷刺骨，人體截流會不會發生不測？他實在不忍心讓民工去冒這個風險。面對艱險，任村大隊施工連連長張立方和突擊隊員們發出了鏗鏘誓言：‘頭可斷，血可流，完不成任務不罷休！漳河就是一座刀山，一片火海，我們也要闖！’”[13]

　　那么《紅旗渠》中是如何描述這一過程的呢？

　　“任村大隊的民兵連長張立方心急火燎地說：‘當年毛主席領導我們打敗日本鬼子，埋葬了蔣家王朝，今天在人民公社面前，就沒有打不贏的仗，水再大，浪再高，咱也得制服它。’

　　‘沒有高吊車，咱有比山高的人。’女共青團員范巧竹昂昂地說。

　　‘人！’董桃周喜出望外地說：‘石頭截不住，咱用人擋。’

　　‘怎么？說具體些。’張立方追著問。

　　‘咱大家一齊下，胳膊挽胳膊，在河中間搭一道人墻，擋住激流，然后在人墻下游填沙包，保險成功。’

　　‘好，好，眾人一條心，團結力無窮！’一群女青年也活蹦亂跳地嚷嚷著。

　　青年人說干就干，邊說邊解扣子，一窩蜂朝激流用去。這是，董桃周一眼瞧見范巧竹幾個姑娘也擠在里邊，便大聲喊：‘婦女一律不準下水。’

　　‘為什么？’姑娘們頭也不回，還是朝前走去。

　　‘為什么？怕你們頂不住。’張立方一邊脫掉棉衣，一邊搶到了前頭，隨聲回答說。

　　‘別門縫里看人，我們頂著半邊天哩！’范巧竹不服氣地急步跨到了最前邊。

　　‘看看哪一項工程少了俺們婦女的份。’一群姑娘接踵而至。”[14]

　　紅旗渠上鐵姑娘 | 圖片來源：《紅旗渠畔凱歌新》

　　兩相比較，我們可以發現，相比于老版，新版敘述有三個顯著區別：

　　（1）刪除了女性角色，掩蓋了她們在決策和施工過程中的作用。

　　（2）“民兵”被改為“民工”，清理掉了當時的革命話語。在毛時代，修建水渠被理解為一場類似于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既然是“為了革命修渠”，那么建設者也是“兵”，在《楊貴與紅旗渠》中，修渠社員則被稱為“民工”，修渠則是“任務”。

　　（3）增加了對當時縣委書記楊貴“愛民如子”的描述。《楊貴與紅旗渠》特別強調了楊貴對于搭建人墻攔截河水的態度——擔心群眾的生命安全，但是在《紅旗渠》中則沒有呈現這一點。換句話說，在《紅旗渠》中決策過程被描繪為群眾之間的討論，但是在《楊貴與紅旗渠》中則強調頂層決策的重要性。

　　攔截漳河水之后，還要讓河水穿過崇山峻嶺，流入林縣。其中最為重要的兩個工程是鸻鵡崖渠道和青年洞隧洞，分別體現了紅旗渠建設過程中如何克服來自于群眾和上級的困難。

　　1960年6月12日，修筑鸻鵡崖渠道的過程中，出現造成9人死亡的重大傷亡事故，因此傳出“紅旗渠是死人渠”這種說法。該如何發動群眾的斗志呢？答案在于組織民兵“學習毛主席《愚公移山》，召開先進人物報告會、憶苦思甜會，層層動員，樹立信心，增強斗志”，使群眾意識到紅旗渠代表了林縣人民的根本利益，從而克服畏難情緒，并且組織大會戰。[15]

　　所謂“大會戰”，就是由十五個公社的精干成員組成突擊隊，攻堅克難。《紅旗渠》一書記錄了當時送往總指揮部的請戰書、決心書、挑戰書：

　　“我是共產黨員，從入黨那天起，就把生命交給黨安排了，為了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為了征服鸻鵡崖，決心獻出我的一切。”

　　“我是共青團員，為了建設社會主義，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天大的苦難我愿承擔。”

　　“我是貧農社員，在苦水里泡大，在戰火中鍛煉，為把漳河水引入林縣，愿在鸻鵡崖上再受考驗。”[16]

　　在這些決心書中，攻克鸻鵡崖這一難關、修建渠道被納入革命的范圍，與建設社會主義、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實現共產主義聯系了起來。楊貴回憶，“鸻鵡崖大會戰，總指揮部的干部上工地把手表都放在家里，他們說這是唯一值錢的‘遺產’，準備應付一切不測事件，將生死置之度外。”[17]

　　參與鸻鵡崖修建的炮手

　　圖片來源：《紅太陽照亮林縣河山》，第21頁

　　而修建青年洞的最大困難則來自于上級。1960年中蘇關系破裂，加之之前出現的瞎指揮、放衛星的問題，中央要求暫停一切建設項目，收縮調整，紅旗渠也在其列。但是林縣人放不下紅旗渠工程，尤其是青年洞這個重要項目，它是漳河水進入林縣的咽喉。為了掩人耳目，總指揮部決定暫停其他工程，選拔一些精干的青年負責青年洞的工程。

　　《楊貴與紅旗渠》中講述了當時的情況：

　　“青年洞開鑿正值全國基本建設項目下馬的時候，上級經常下來督促檢查。為了應付檢查，民工們和檢察人員捉起了迷藏。他們在青年東對面的崖洞中安置了觀察哨，一旦發現檢查的車輛，觀察哨立刻擺動紅旗示意，洞內施工的民工馬上放下手中的鐵錘、鋼釬，山谷中頓時悄無聲息。汽車開不上懸崖絕壁，檢察人員東看看西望望，不見有人施工，便坐著汽車離開了。隨著觀察哨綠旗揮舞，山谷中又響起了清脆悅耳的捶擊聲。”[18]

　　《楊貴與紅旗渠》并沒有描繪施工隊伍和檢查組的矛盾沖突，但是在《紅旗渠》中則正面描寫了雙方的沖突，留下了一段十分有趣的對話，體現了紅旗渠工程的特殊性質：

　　“檢查組又跑上青年洞工地，看到三百名男女青年，正在掄錘打釬，裝藥放炮，干得熱火朝天，沒有一點下馬的樣子。檢查組氣勢洶洶地問：‘這里誰是領導？’一聽這話，在場的青年們不約而同地齊聲回答：‘我們都是領導！’檢查組又問‘誰當家？’回答得更響亮：‘我們都當家！’

　　這話一點不假，引漳入林是林縣人民世世代代的迫切希望，可是在解放前，只能是一個幻想。……

　　檢查組氣急敗壞地說：‘你們為什么不服從命令，在這里偷搞？’一個青年俏皮地回答說：‘我們又插紅旗又放炮，汽車跑的哞哞叫，我們正大光明地搞社會主義，這怎么能叫偷搞？’檢查組張目結舌，無言以對。”[19]

　　在那個特殊的時代，要不要修紅旗渠，儼然成為了一個政治問題。什么樣的“政治問題”呢？兩個時代的理解不同。

　　《楊貴與紅旗渠》中只是講到了當時基本建設下馬的要求與紅旗渠之間的沖突，因此“政治問題”指的是上級的要求與林縣本地民意之間的矛盾。但是，在《紅旗渠》的敘事中，這一矛盾被理解為農村生產關系“兩條路線”的斗爭：

　　“LSQ一伙仍然念念不忘他們向紅旗渠工程下達的‘下馬令’。當他們從一小撮敵人‘告狀’那里知道紅旗渠工程并沒有下馬，有的人便暴跳如雷地拍著桌子大罵起來，胡說：‘林縣縣委左傾陰魂不散，死抱著紅旗不放，決沒有好下場。’隨著下來了三道四道下馬令，力逼紅旗渠全部停工，縣委領導同志被扣上了‘死官僚’的大帽子，強行撤職，勒令檢查。……

　　（檢查組）一面責令生產隊從修渠工地上往回要人，一面宣揚‘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黑貨，搞試點隊，推行包工包產到戶，牲口分散喂養，私分集體樹木，廢除人民公社集體經營的各項管理制度，還說什么‘是取消這條清規戒律的時候了’。”[20]

　　或許有讀者要問了，紅旗渠的建設跟包產到戶有關系嗎？表面上無關，但實際上大有關系。參與紅旗渠建設的民兵都來自林縣的生產隊，他們建設紅旗渠是可以算工分的，人民公社的這種分工、分配方式為紅旗渠的建設提供了勞動力來源。

　　如果實行包產到戶的話，那么農民們肯定會選擇把精力都放在自家的田上，而不是集體的水利工程上。此外，如果將土地、樹木都承包給個人的話，那么紅旗渠建設過程中開山炸石、割草砍樹就不會那么容易，是否要賠償？是否要繁瑣的協商？因此，人民公社的生產關系是紅旗渠得以產生的條件。如果這個基礎動搖了的話，那么在當時的條件下，紅旗渠必然會半途而廢。

　　1961年7月，青年洞正是在這樣的政治壓力下貫通了。

　　過去的青年洞與現在的青年洞 ｜ 圖片來源：《紅太陽照亮林縣河山》，第19頁（左）；百度圖片（右）

　　轉機來自于1962年9月的八屆十中全會，毛主席批判“單干風”、“包產到戶”，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和階級斗爭”。次年年初，河南省委贊揚紅旗渠是“符合毛主席提出的奮發圖強，自力更生，勤儉建國的方針的，是共產主義式的建設工程，要堅決搞下去。”[21]并且向國家水利電力部報送，申請納入國家基本建設項目。1963年12月25日，國家計委委托水電部作出《關于引漳入林紅旗渠灌溉工程續建任務書的批復》。從此，紅旗渠工程正式納入了國家基本建設項目。[22]

　　1965年4月5日，紅旗渠總干渠分水嶺建設完成，最終將漳河水引入了林縣。然而，一期工程的勝利完成卻伴隨著一場意料之外的天災。

　　1964年冬天到1965年夏天，將近兩百多天沒有下過一場透雨，大部分水井、水庫都干涸了，許多村莊連吃水都發生了困難。雖然總干渠和臨時一干渠和二干渠申家崗段可以使用引入的河水，使得渠水流經之處，綠意盎然；而渠水未到之處，禾苗枯焦。[23]但是由于沒有建設其他干渠和配套工程，因此漳河水只能白白傾瀉在石河灘里，讓人們有些沮喪。

　　在這一背景下，縣委組織參觀團去大寨學習，親眼見到虎頭山下的層層梯田，內心非常激動，重新鼓足干勁。爭取三年的工程一年完成，發動了20萬的修渠大軍（林縣的總人口約為70萬）[24]，開始了第二期工程的建設。

　　（三）1965-1969：三條干渠與支渠的修建

　　一期工程主要集中在林縣西北部，而二期工程則遍布林縣各地，通過修建三條干渠以及如毛細血管一般分布在林縣地表的支渠、蓄水池將引來的漳河水輸送到林縣各地。因此，二期工程是全面開花，發動了林縣各地的人民群眾，從七十多歲的老人到十幾歲的兒童，從學生到廠礦職工、機關干部，都參與其中。得益于人民公社的動員力量，從1965年到1966年，短短一年間，就完成了三條干渠的建設。

　　其中一干渠工程最重要工程是桃園渡橋、大渡槽。所謂渡橋，就是河、渠、路三者結合在一座橋上。這座渡橋由采桑公社的南景色、南采桑和南峪三個大隊的三百名社員擔任建設工作。他們創造性地改腳手架的木柱為石柱，從而減少了對于木料的需求，只用了103天就完成了桃園渡橋的修建。

　　桃園渡槽施工現場

　　圖片來源：《紅太陽照亮林縣河山》，第38頁

　　二干渠的主要工程有奪豐渡槽。從1965年12月著手備料，1966年2月14日開始施工，4月5日竣工，前后只用了50多天。

　　奪豐渡槽今昔對比，右圖為2015年拍攝

　　圖片來源：人民網

　　三干渠的重要工程有曙光大渡槽和曙光洞。其中全長550米、高16米、29孔的曙光大渡槽僅僅用兩個月的時間就已經完成了。

　　曙光渡槽今昔對比，下圖為2015年拍攝

　　圖片來源：人民網

　　長達4公里的曙光洞也僅僅用三個月就挖通了。

　　曙光洞結構圖

　　圖片來源：《紅太陽照亮林縣河山》，第32頁

　　三條干渠于1966年4月22日全線貫通，全縣水澆地達到了60萬畝。最后，在總渠和三條干渠的基礎之上，建設小型水庫、水塘、蓄水池，用于富水期、枯水期的調節，從空中看去，就像一條藤上長滿了一串果實，因此林縣人將這種水利模式稱為“長藤結瓜”。

　　總的來看，紅旗渠的建設持續了九年多的時間，從1960年2月開工攔截漳河水，到1969年7月9日為止。建設的渠道總長度達到827.465千米，一共削平一千多個山頭，總工程量達到，挖土方6730614立方米（相當于邊長為188米的立方體），挖石方7350560立方米（相當于邊長為194米的立方體），壘石方4096574立方米（相當于邊長為160米的立方體），鑄造混凝土18826立方米（相當于邊長為26.6米的立方體），投工4126.6萬個，投資7767.6萬元（其中國家投資1477.17萬元）[25]，使得林縣的水澆地從1949年的不足1萬畝擴大到54萬畝，真正實現了“重新安排林縣河山”的雄壯口號。

　　周總理曾自豪地告訴國際友人：“新中國有兩個奇跡，一個是南京長江大橋，一個是林縣紅旗渠。”

　　叁

　　今日重訪紅旗渠，歷史遺產不能忘

　　建設紅旗渠不僅需要大量的勞動力投入，還需要高超的設計建造技術、良性的地域協調機制，即使在今天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那么，面臨物資短缺、技術落后等問題的六十年代，林縣人們依靠什么力量完成了這樣一個偉大工程呢？靠的就是1958年提出的“三面紅旗”，靠的就是那個時候，全國上下洋溢著社會主義熱情和社會主義制度創新。

　　（一）公有制，好辦事

　　人民公社是建造紅旗渠的根本制度保障。一大二公為土地整合、勞動力動員、物資調配創造了條件。1950年，城關區修筑愛國渠的過程中，因為土地私有造成了很大的局限：“城關區的翻身農民要修一條十六華里長，可澆地四千畝的愛國渠，為了繞過一塊界地石，就繞了七十多道彎。”[26]

　　另一方面，和當時中國大地上的許多水利工程一樣，建設紅旗渠是從生產隊中抽調勞動力，參與建設的人可以記工分：“全縣每個生產隊去兩個人……也不會耽誤多少生產。還像修英雄渠那樣，誰去誰帶著吃的，帶著家具，國家也不會花多少錢。”[27]

　　如果像今天一樣，參與建設的工人都是為了掙一份工資的話，那么除非工資極高，否則不會迸發出修渠社員任羊成、路銀那樣舍生忘死的熱情。如果村里的干部都是忙于自己的私人產業，想著自己發財掙大錢的話，那么他們是無法抽出時間來參與集體事業的建設的。

　　參與鸻鵡崖除險的任羊成，即使被滾落的石塊打碎了牙齒仍然堅持除險 | 圖片來源：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網

　　除此之外，當時的地域協調機制也十分有趣。雖然70年代出版的《紅旗渠頌》、《紅旗渠》等報告文學都略過了河南、山西兩省協商的過程，但是紅旗渠位于河南、河北、山西三省的交界地帶，引水工程必然牽涉到省一級的協調，而水資源的總量是有限的，引水必然會對水源地、下游產生影響，如何平衡各方的利益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

　　早在1960年1月，林縣縣委決定實行“引漳入林”的計劃并了解情況之后就發現，紅旗渠計劃與山西長治平順的水電站計劃產生沖突，因為平順的水電站和紅旗渠都需要水的勢能，如果建設紅旗渠，那么水電站就無法按照原定計劃建設，發電量會大大減小。面對這一情況，河南省委就向山西省委寫信請求協調。當時山西省委書記就是推動山西首批示范農業合作社的陶魯笳。

　　80年代，陶魯笳曾跟楊貴說：

　　“戰爭年代，太行五地委駐在林縣，當時我在地委工作，知道林縣缺水的苦難。我以為你楊貴引入林，也不過是修條小渠解決吃水，沒想到你競然修了那么大一條人造天河，被周總理稱為新中國的奇跡，你為林縣人民辦了件大好事。我曾給晉東南地委的同志說要支持紅旗渠，平順縣委領導來省里開會，我也給他們說，林縣有什么困難一定要支持。”[28]

　　而作為紅旗渠水源地的平順縣也是著名的西溝村（申紀蘭、李順達）的所在地，這兩個農業合作化、集體化的典范就這樣聯系在了一起。

　　在陶魯笳的支持下，山西省委于1960年回應河南省委關于修建引漳入林工程的信件說：

　　“關于林縣從濁漳之辛安以下引水問題，我們已給來此間的林縣兩同志，把詳細情況談了，現在給你談一下，請能諒解……。我們為解決長治工業用水，要用辛安以下的幾個自然跌差發電，因此和林縣引水就發生矛盾。我們意見：在侯壁斷以上林縣引水已無可能。否則，就不能保證電站出量1萬千瓦以上和長治提水之需要，在侯壁斷以下至馬塔這一段，我們原計劃還可有兩處可以發電3000千瓦以上，供平順提水灌溉之用。為了照顧林縣引水，我們考慮可改為小型發電，有多少，算多少……。因此，建議林縣引水工程按此設計……”[29]

　　為了妥善解決修建紅旗渠過程中在平順縣境內占用山坡、耕地、樹木、房屋的問題，讓平順縣人民可以分享紅旗渠的效益，林縣人民委員會和平順縣以及石城、王家莊兩個人民公社協商，于1962年8月15日在平順縣石城、王家莊召開會議，簽訂了《林縣、平順縣雙方商討決定紅旗渠工程使用權的協議書》。協議規定林縣賠償平順縣36萬余元，平順確保渠線的安全與正常通水。[30]

　　《林縣、平順縣雙方商討決定紅旗渠工程使用權的協議書》 | 圖片來源：《楊貴與紅旗渠》，第155頁。

　　對比80年代以來圍繞紅旗渠的地方械斗，乃至爆炸案件，60年代的溝通協商展現了另一種協調地區利益的方式。在水資源有限、不穩定的季風氣候的條件下，人類必須協調好部分與部分的利益，形成一個總體，再來協調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過程，否則就會用部分利益取代整體利益，最終造成自然資源的短缺甚至耗竭，進而損害整體利益。而要做到這一切，必須以公有制為基礎。

　　（二）土“專家”，接地氣

　　1958年，黑龍江北安市慶華工具廠最先提出“兩參一改三結合”，這種分工方式很快普及各地。[31]紅旗渠建設過程中也體現了工人、管理者、技術人員三結合的方法，通過集體智慧克服施工困難。

　　“紅旗渠第一期工程……開始施工時，沒有一張技術圖紙，沒有一臺施工機械，沒有一個工程師，甚至連搭腳手架的材料也很少。”[32] 但正是“在游泳中學會游泳”、“做中學”的過程中，全縣鍛煉出一支500多名的水利技術員隊伍——他們能測、能繪、能施工，并且還創造了“簡易水平儀”和“盆面測量法”，被群眾稱為“土專家”。[33]林縣的工程隊后來還成功競標美國科羅拉多大峽谷的公路建設，在懸崖上建造了一條類似于紅旗渠的公路。[34]

　　其中，白家莊空心壩的設計是一個典型案例，體現了三結合的分工方式的創造力。紅旗渠總干渠穿過連綿不斷的山嶺溝谷，到白家莊村西時被300多米寬的濁河攔住去路。該河是季節性河流，平時干涸斷流，汛期時洪水下泄上千個流量。由于這兒的渠線較低，和河床一般高，既不能架渡槽，也不能修涵洞，該怎么辦？

　　70年代和2016年的空心壩 ｜ 圖片來源：《紅太陽照亮林縣河山》，第31頁（左）；永明影像公眾號（右）

　　不能建設渡槽，三結合小組創造了空心壩這種模式，壩體中間流的是紅旗渠，壩體之上是濁河水。這一方案得到了石匠等一線修渠社員的認可，但是卻被水利專家否定了。《紅旗渠》中這樣描述了當時的場景：

　　“有一位專搞水利工程設計的人，下車伊始，不問情況就斷言：‘在這種地方修渠，必須建一座鋼筋水泥渡槽，光設計要八個月時間才行。’修渠社員拿出三結合小組的設計圖紙請他提意見，他看了肄言，漫不經心地說：‘搞設計不簡單，這么大的工程你們能行？’他又問：‘你們這個設計有沒有理論依據？’群眾說：‘有，就是毛主席的《實踐論》。’他否定了三結合小組的方案，裝腔作勢地說：‘要我來，就得聽我的，沒有工程師簽字的設計圖紙，不能施工。’說完就跳上汽車回城里去了。”[35]

　　1960年2月，白家莊空心壩工程由東姚公社始建，后因上級干涉而停工。1962年10月1日，該工程再次開工建設，歷經一年半竣工。

　　除了建筑技術以外，人民群眾還開創了符合當地情況的炸藥、水泥制造技術。老年人把“一硝二黃三木炭”的做火藥技術傳給了年輕一代，年輕人又根據新要求新技術，發展提高了土辦法。他們把硝酸銨配上鋸末、煤面、干牛糞，指出了省原料、效力大的新炸藥。[36]群眾還創造了明窯堆石燒灰法，自己動手創辦水泥廠，從而拉動了林縣本地小工業的發展。

　　70年代的林縣縣辦化肥廠

　　圖片來源：《紅旗渠畔凱歌新》

　　這一現象背后是取消知識的學院化。紅旗渠建設過程使用“土辦法”并不是排斥現代科學，反對更先進的火藥、水泥、建筑技術，而是排斥現代技術的社會形態——理論與實踐的分離、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分離、技術人員與實操工人的分離。在資本主義的工廠中，智力和勞動過程的分離，工人、技術員的智慧創造最終對象化龐大的機器和工場，成為與其相敵對的、異己的力量。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現代技術是被殖民者、少數本地精英壟斷的，被殖民者只有服從和仰望的資格。

　　1971年，中國大使館在剛果放映《紅旗渠》、《南京長江大橋》兩部紀錄片，在剛果引起了熱烈的討論。這一文化交流活動提醒我們，可以在第三世界的視野下審視紅旗渠工程。

　　1971年3月27日《人民日報》

　　圖片來源：人民日報數據庫

　　作為前殖民地，中國、剛果等國都缺少技術積累、資本積累，面對這樣的困境時，是選擇依賴舊的發展路徑，尋求外援，還是走一條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道路呢？是選擇依靠舊的知識分子，還是依靠人民群眾呢？

　　法農在《全世界受苦的人》——寫于1961年，對當時非洲新獨立的民族國家進行了內在批判性的反思——中一語中的地說道：

　　“假如我們謹慎地使用只有法律或經濟學學士才能聽懂的語言，那很容易證明，群眾應該被引領。但如果我們使用具體的語言，如果我們沒有居心叵測地要使問題復雜化，以此擺脫人民的話，我們就會發現，群眾能夠聽懂所有的區別、所有的訣竅。使用技術性的語言，意味著我們決心把群眾視作門外漢。這種語言幾乎無法掩蓋演講者想要欺騙人民，將人民拒之門外的企圖。把話說得晦澀難懂是一種偽裝，其背后顯現出更廣泛的剝削意圖，即想要同時剝奪人民的財產和人民的主權。”[37]

　　這段話很好地總結了紅旗渠工程中的群眾性的知識生產對于傳統知識分子的超越。只有這種知識生產，才能夠讓第三世界真正擺脫對于舊的殖民者、壓迫者的依附關系，才能讓人民群眾真正站起來。

　　（三）學政治，力量大

　　法農曾說過，

　　“如果造一座橋，無法增進造橋者的覺悟，那不如不造這座橋，讓公民繼續游泳或乘船過河。橋不應該是從天而降的，不應該由一名突然出現的‘救星’強安在社會景觀之中，相反，橋應該出自公民自身的力量與智慧。”[38]

　　紅旗渠無疑是一個增進造橋者、增進中國人民覺悟的工程。紅旗渠不僅改變了林縣的自然環境，更是在這個工程的鍛煉中，重塑了林縣人民、干部的面貌。做到這一點的關鍵，就在于在紅旗渠的建造中貫徹政治。紅旗渠的建造過程使群眾政治化，認識到自己應當是自己命運的主人，使群眾的組織能力得到了鍛煉；也使干部政治化，認識到自己應當為人民群眾的整體利益，而不是為個人利益奮斗。

　　在曙光洞附近的蓄水池，標語寫著：“政治是統帥，是靈魂。” | 圖片來源：食物主權志愿者攝于2024年2月17日

　　首先，在工程的決策階段中，紅旗渠扎扎實實地走了群眾路線，摸清楚群眾對于工程的真實看法。這是一件說起來簡單，但是做起來難，做好了更難的事情。楊貴回憶自己和縣委決定實施引漳入林計劃中遭遇到的各種困難，有人說他過左，有人批評他過右，有人提醒他不要大動干戈，多做事就容易多犯錯。那么他是如何頂住壓力的呢？就在于林縣縣委結合了群眾，他知道紅旗渠不是一個向上邀功的工程，而是林縣人民自古以來就有的迫切期盼。那么，要不要頂住壓力做下去？當然要。

　　其次，在施工過程中，強化政治學習，提升對于紅旗渠工程的認識，不僅僅是為了解決水資源短缺的問題，更是為了革命，為了建設社會主義而修渠。這種政治學習必須與實際的建設結合起來，不能是兩張皮，總結起來就是“抓革命，促生產”。總有人認為這是唯心主義的唯意志論，實際上這是因為他們將生產力簡單地理解為機器的進步，忽視了新的社會關系同樣可以形成新的生產力。這里的革命不僅僅是意識的革命，更是意識革命之后組織方式、分工方式的革命。

　　紅旗渠工地上“為革命修渠”的口號

　　圖片來源：《紅旗渠》（1971）劇照

　　舉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農業合作化運動。1951年4月，山西省委（陶魯笳任省委書記）關于鞏固提高互助組，試辦農業社的報告，但是報告被華北局否定，認為農業合作化要在工業化的基礎上才能實現。與之相反，毛澤東則肯定了山西省委的報告，毛澤東在找劉少奇、薄一波談話時說：“既然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工場手工業階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動力機械，而依靠工場分工以形成新生產力的階段，則中國的合作社，依靠統一經營形成新的生產力，去動搖私有基礎，也是可行的。”薄一波回憶當時的情況說：“他講的道理把我們說服了。”[39]

　　同樣的，紅旗渠建設過程中遇到難題的時候，都會組織修渠社員學習老三篇、《實踐論》、《矛盾論》等著作，讓群眾認識到矛盾的客觀存在，革命就是去克服、轉化矛盾，認識到“苦熬”是沒有前途的，只有“苦干”才能改變林縣人民的命運。換句話說，通過政治學習，修渠社員能夠意識到自己作為勞動者和勞動過程的緊密關系，修渠不是給大隊干部、縣委干部修的，不是為了幾個工分而已，而是為了改變自己的命運，改變林縣的命運，乃至改變中國的命運。

　　工地上學習毛澤東著作的修渠社員

　　圖片來源：《紅太陽照亮林縣河山》，第7頁

　　此外，政治學習的主體不僅僅是普通的修渠群眾，同樣包含干部。如果我們按照庸俗的觀點，將“政治”理解為基于個人利益的辦公室政治、升遷政治、派系政治的話，那么似乎干部往往精通此道；但是如果我們將“政治”理解為階級政治，理解為人民群眾服務的意識和能力的話，那么這是需要實踐鍛煉、改造才能獲得的。楊貴在“三同”的基礎上總結了林縣干部的“五同”——同吃、同住、同勞動、同學習、同商量解決問題，其中就包含“同學習”[40]，換句話說，紅旗渠工程既是一所理科學校，培養了大批“土專家”，同時也是一所文科學校，培養了政治化的群眾和政治化的干部。

　　從1958年開始，中國逐步擺脫蘇聯道路，獨立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方向，這其中有教訓，也有經驗。當我們回望過去，審視紅旗渠精神的時候，對它的理解不能停留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抽象表達上，對它的緬懷不能停留在“賡續”紅旗渠精神的空洞口號上，更應該回到歷史當中，分析這種精神在60年代生成的原因，看到人民公社的集體經濟、三結合的技術路線、群眾的政治學習等新中國探索出來的制度創新在其中發揮的關鍵作用。

　　注釋：

　　[1] 林風編寫：《紅旗渠》，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頁。原文為：“三年間，無麥無禾。大米一斗（相當于現在的12.5斤），一千六百文（相當于一兩銀子，道光繼位之前，一千文兌換一兩白銀，即37.3克，但是鴉片戰爭之后，大量白銀流出中國，造成白銀短缺。到了光緒年間，一千五百文才可以兌換一兩白銀。因此大約是一兩銀子一斗米），小米一斗，一千三百文。人苦無錢，難買糧食。眾所食者，樹葉野菜，更有非人所食之物，柿葉甘土，也皆和榆皮為末食之。有饑而死者，有病而死者，起初用薄木小棺，后用蘆席，嗣后即蘆席也不能用矣。死于道路者，人且割其肉而食之，甚有已掩埋猶有刨其尸，割其肉而食之者。十人之中，死有六七。言念及此，能不痛哉。”

　　[2] 《林縣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08頁。原文是：“光緒二年間，共計男女一百一十七口，自三、四年間，流離死亡，僅存男女十一口。斯時，尸骸有未葬而竊食者，有已葬而竊食者。王姓世居其莊，男女四五十口，自光緒三、四年間，流離餓死者，僅存三人而已。”

　　[3] 《林縣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1-77頁。記錄了林縣明正統元年以來發生的各類自然災害。

　　[4] 《林縣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21頁。

　　[5] 林風：《紅旗渠》，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頁。

　　[6]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4頁。

　　[7] 楊貴：《紅旗渠建設的回顧》，收錄于《紅旗渠志》，北京三聯書店，1995年。

　　[8] 舒暢、劉勇、純青編著：《紅旗渠 建設卷》，中國和平出版社，1999年，第10頁。

　　[9] 舒暢、劉勇、純青編著：《紅旗渠 建設卷》，中國和平出版社，1999年，第11-12頁。

　　[10] 《紅旗渠頌——林縣紅旗渠報告文學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7頁。為什么在建設紅旗渠這個問題上，貧農更好組織起來，而中農和富農卻難以被組織起來呢？人們往往因為共同的“利益”而組織起來，這里的利益是中性的，既包括集體利益也包括私人利益。中農和富農已經占有了比較多的私人財產，因此在長期的生產生活過程中形成了較為牢固的私有制觀念，建設紅旗渠并不會顯著增加他們的私人利益，反而要多承擔很多辛苦，因此不積極。其心態類似于楊朱，“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而貧農一窮二白，深受缺水之苦，在當時公有制的條件下，沒有強烈的私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的區分。

　　[11] 楊貴：《紅旗渠建設的回顧》，收錄于《紅旗渠志》，北京三聯書店，1995年。

　　[12] 林風：《紅旗渠》，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8頁。

　　[13] 郝建生、楊增和、李永生：《楊貴與紅旗渠》，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144頁。

　　[14] 林風：《紅旗渠》，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0頁。

　　[15] 郝建生、楊增和、李永生：《楊貴與紅旗渠》，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第150頁。

　　[16] 林風：《紅旗渠》，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7-38頁。

　　[17] 楊貴：《紅旗渠建設的回顧》，收錄于《紅旗渠志》，北京三聯書店，1995年。

　　[18] 郝建生、楊增和、李永生：《楊貴與紅旗渠》，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第158頁。

　　[19] 林風：《紅旗渠》，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4頁。

　　[20] 林風：《紅旗渠》，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2頁。楊貴自己對于這一事件的回憶：1961年，國際上帝國主義封鎖我們，赫魯曉夫逼債，加上自然災害造成的惡果，處于國民經濟暫時困難的第三個年頭，人民處于饑餓中。紅旗渠建設經受著嚴峻考驗，資金、物資供應很緊張，一部分干部群眾對建紅旗渠認識不一致，有怨言，不滿情緒越來越大，給縣委帶來很大壓力。7月初，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在河南省新鄉縣七里營公社蹲點，參加了新鄉地委在豫北賓館召開的會議，糾正村“左”的錯誤。有人趁機向領導同志反映說“ 林縣群眾沒有飯吃，把樹皮都剝光了。縣委為高舉紅旗不顧群眾死活，還在大搞紅旗渠建設。”領導同志聽后，誤認為林縣情況嚴重，批評林縣縣委：“左”的陰魂不散，死抱著紅旗不放，生活這樣困難，還在繼續修建紅旗渠，縣委書記楊貴是個死官僚，要撤銷他的職務。參見楊貴：《紅旗渠建設的回顧》，收錄于《紅旗渠志》，北京三聯書店，1995年。

　　[21] 林風：《紅旗渠》，人民出版社，1974年，60-61頁。

　　[22] 郝建生、楊增和、李永生：《楊貴與紅旗渠》，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第182頁。

　　[23] 宋燕：《紅旗渠：傳奇與尷尬》，《中國國家地理》2008年第5期。

　　[24] 舒暢、劉勇、純青編著：《紅旗渠 建設卷》，中國和平出版社，1999年，第11-12頁。

　　[25] 《林縣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07頁。

　　[26] 林風：《紅旗渠》，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4頁。

　　[27] 林風：《紅旗渠頌——林縣紅旗渠報告文學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6頁。

　　[28] 郝建生、楊增和、李永生：《楊貴與紅旗渠》，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第127-128頁。

　　[29] 《林縣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09-210頁。

　　[30] 《林縣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33頁。

　　[31] 李思慎：《李立三與“鞍鋼憲法”》，《黨史博采（上）》2019年第9期，第33頁。

　　[32] 林風：《紅旗渠》，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4頁。

　　[33] 舒暢、劉勇、純青編著：《紅旗渠 建設卷》，中國和平出版社，1999年，第19頁。

　　[34] 宋燕：《紅旗渠：傳奇與尷尬》，《中國國家地理》2008年第5期。

　　[35] 林風：《紅旗渠》，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63頁。

　　[36] 舒暢、劉勇、純青編著：《紅旗渠 建設卷》，中國和平出版社，1999年，第21頁。

　　[37] 法農：《全世界受苦的人》，汪琳譯，東方出版中心，2022年，第161頁。

　　[38] 法農：《全世界受苦的人》，汪琳譯，東方出版中心，2022年，第172頁。

　　[39]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1頁。

　　[40] 楊貴：《紅旗渠建設的回顧》，收錄于《紅旗渠志》，北京三聯書店，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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