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 “文化縣”的凱歌

五、文化教育互幫互教全縣掃盲

　　全國解放前，昔陽縣絕大多數農民處于文盲狀態，嚴重地影響著經濟的發展。在試辦農業合作化的同時，張懷英也明顯地看到靠文盲是建不成社會主義的。首先迫在眉睫的是調到縣里、區里以及各個村提拔起來的一大批脫產和不脫產的干部大多處于文盲和半文盲狀態，其次是全縣的廣大群眾基本是文盲。這個問題不解決，經濟和生產就開展不起來。鑒于黨中央當時已經提出了全民掃盲的號召，張懷英也把全縣大掃盲，全縣大脫盲的工作列入議事日程。他主持召開了縣委擴大會議，對全縣的掃盲工作進行了具體部署。他在會上堅定地說這是個硬任務，哪一級抓不好哪一級負責。他抓了一個典型，就是根據祁建華創造的速成識字法。張懷英在那次會上提出了“大張旗鼓，雷厲風行，由點到面，限期完成”的口號，會上又成立了掃盲委員會，由他直接領導，下設辦公室，各區、村也相繼成立了區和村的掃盲委員會。全縣有465名義務教師，500多名小學教師集中到縣城，學習祁建華的速成識字法。會后縣里又以小學聯區委派了掃盲聯合校長，加強了對掃盲工作的領導。繼而又訓練了342名掃盲專職教師，分赴各村任教，這樣就組成了一支掃盲大軍，聲勢浩大的群眾性掃盲運動逐步走向高潮。

　　在發動群眾參加速成識字的過程中，根據群眾的思想和要求，縣里又大張旗鼓地宣傳了速成識字法的具體辦法和掃除文盲的具體要求標準，使廣大群眾相信了識字能速成的道理，從而鼓起了群眾參加速成識字的運動和決心。這就使群眾性的速成識字掃盲運動規模壯闊地開展起來了。全縣凡15戶以上的村莊都組織了文化學習班，全縣共有冬校353座，到處都呈現出一片學習文化的新氣象。個個村莊街頭墻壁上都寫滿了速成識字運用的注音字母。到1953年4月，全縣參加掃盲識字學習的人數達到10100人，經測驗考試有2225人達到掃盲畢業的標準，領取了掃盲畢業證書。其余學員都程度不同地認下了一定數目的漢字。

　　從1953年春天開始，在總結冬學成績的基礎上，開始貫徹“調整鞏固，重點發展，提高質量，穩步前進”的方針，全縣農民業余教育工作進行了必要的調整。根據當時農業生產發展情況，不能每個村都安排專職教師搞民校工作，因而調整了專職教師，縣、區的掃盲輔導員和掃盲聯合校長都確定了重點村，通過重點模索經驗加以推廣，從而推動全縣各村將冬學轉為常年民校。在轉常年民校中根據不忙多學，小忙少學，大忙放學的精神，按各個季節農活繁簡情況靈活增減學習時間。一般是冬季每月學習25次，春季每月20次，下種時間和夏季農忙時節每月15次，秋收時期放假40天。每次學習時間為１.５至２小時。這樣就使民校達到經常化，克服了“冬學冬辦，春來就散”的現象，變為民校學習四季常青。

　　隨著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發展，出現了大寨、白羊峪、下思樂、小東峪等四個以社辦學的民校，掃盲工作的班級教學方法已經和生產形勢不相適應。為使掃盲工作與生產緊密結合，各村民校均由原來以班教學為主的教學形式改為班級、小組相結合的方法。當時的學習組織是靈活多樣的，最普遍的是實行地頭組、街頭組和炕頭組。男女社員每天上地干活都要挾上自己的文化袋子。他們干活是那樣熱火朝天，而休息的時候就三三五五地坐在一起，從文化袋里取出書、報、文具開始學習。昔陽村民的吃飯習慣都是在街頭聚到一起吃，就利用這一民間習慣，一日三餐集中在飯場吃飯、學習。街頭飯場掛上小黑板，上面寫著字，人們每天在這里邊吃飯、邊認字。有些家務牽連不能上地勞動的婦女就組織了炕頭小組，由小先生包教學習，這樣就能因人因地制宜，形式靈活多樣，克服了因學習影響其它工作的矛盾。

　　改變教學形式以后，張懷英又根據形勢的發展和幾個義教的建議，提出教學力量必須相應地趕上去。縣領導班子通過集思廣議提出要組織“十字先生，”“百字先生，”“千字先生”（即認十個字就教人十個字，認百個字就教人百個字，認千個字就教人千個字。）形成義教群，開展民教民活動。張懷英在會上還輕輕地一笑，然后鼓勵大家說：“這樣就成了都當先生，又都當學生。”由此，掃盲工作就持續穩步地開展下去了。

　　1954年，為了提高義務教育的業務水平，使教學工作趕上群眾學習的需要，縣委在張懷英提議下成立了“農民業余教育教學研究指導組，”分片組織傳授站，以鄉建立教研組。由各區掃盲干部負責領導，定期組織義務教育學習研究教學方法，一般每月教研一次，專門學習教學工作的先進經驗與辦社辦學經驗，對提高教學質量起了很大作用。

　　1955年，全縣農業合作化運動蓬勃發展，掃盲工作也掀起了高潮，農民學習文化的要求也更加迫切。張懷英組織縣委常委通過學習毛主席“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后，在批判合作化運動中右傾思想的同時，也批判了1955年糾正掃盲工作“盲目冒進”后形成的口頭上“穩步前進”而實際上“停步不前”的右傾情緒，為徹底批判右傾思想，張懷英在一次會議上提議讓大家在全縣算掃盲工作的三筆賬：

　　第一筆賬，算農業合作化運動對掃盲工作要求的賬。當時全縣有初級社506個，需要9220多個有一定文化和技術水平的干部，幾年來掃除了5萬多個文盲，有1000人能在社里擔任干部，而還有好多干部還是文盲，遠遠不能適應合作化的要求。第二筆賬，算了全縣文盲要多長時間才能掃清的賬。當時全縣有青壯年文盲43500人，如果以每年掃除1000個文盲來算，就得三、四十年才能掃清，這怎能適應社會主義建設的要求呢？第三筆賬，算了掃盲隊伍的賬，全縣農村中當時有中、小學畢業生1400多人，小學教師500多人，再加上在鄉知識分子及歷年掃盲畢業學員和轉業軍人等全縣有將近8000人的掃盲隊伍，張懷英說這是完成掃盲任務的可靠力量。

　　這一年11月7日，思樂等14個鄉的4000多個青壯年在縣城新市場隆重地舉行了向文化進軍的群眾大會。主席臺上掛起了莊嚴的會標，張懷英與縣長王貴科及縣委其他領導坐在主席臺上，團縣委，縣婦聯和縣武裝部的領導首先在會上表示堅決支持縣委的決定，把掃除文盲工作進行到底。下思樂的文盲代表也表示決心，要摘掉文盲的帽子。張懷英也在掌聲中講話，他搬著指頭把縣領導算得這三筆賬告訴給大家，鼓勵大家一定要把掃盲這一仗打好，并向各系統各區鄉提出具體要求。接著在11月中旬，全縣81個鄉都先后召開了向文化進軍大會，鄉鄉建立了掃盲協會和掃盲突擊隊。各村又建立了掃盲小隊，共計388個，吸收各村義教、小教、中小學畢業生、在鄉知識分子等800多人組成了一支掃盲大軍，一個轟轟烈烈的群眾性掃除文盲運動在全縣開展了起來。

　　運動開展后，為使農民識字來得快，而且識了就能用，張懷英在一次掃盲匯報會上提出，要文化部門派人協同思樂鄉掃盲協會，編一套《農民記工識字課本》。這個課本的特點是緊緊掌握了“學以致用”的原則。所運用的都是本鄉本村的人名、土地名、農活名、莊稼名、數碼，年、月、日計算單位及一些必要的常用語言。用這一本書可使農民在兩三個月的時間內學會300個左右的字，并能初步記簡單的工賬。這本書經縣領導推廣后深受全縣掃盲學員的歡迎，大大地推動了當時的掃盲工作。這個課本又經團中央推薦由《中國青年報》、《光明日報》、《文匯報》、《山西日報》、《山西農民報》、《山西青年報》等報刊上轉載介紹推廣到全國各地，繼而又編了第二本，第三本《記工識字課本》。增加了本村、本鄉以及全縣、全專區、全省、全國相關的事務和語言。接著，全縣各鄉都模仿思樂的《記工識字》課本編了課本。

　　1955年冬，昔陽全縣共有民校375所，入學農民50645人，占青壯年總數的92%。次年2月舉行了畢業考試，有5447人達到掃盲標準。中思樂、坪上兩個社的青年基本實現了掃盲。

　　1956年，思樂等鄉又采取了十定五查的辦法。即定領導、定形式、定進度、定時間、定制度、定任務、定教師、定經費開支、定教師報酬、定學習地點。查黨團員學習、查計劃執行、查教師學習、查學習生產結合、查教學成績。在教學形式上又進一步開展包教活動，組織有：街鄰組、燈下組、夫妻組、兄弟組、父子組等學習小組。張懷英在動員會上提出一個口號，叫“鄰包鄰，親包親，孩子識字包母親，愛人識字教愛人，出外帶書找人教，在家將字送上門”的口號。從而使掃盲成果得到了鞏固和發展。

　　這年10月，山西省召開掃盲積極分子大會，縣里選出各級干部9名代表，代表著思樂，大寨等7個掃盲先進單位出席會議。大會授于昔陽縣為“掃盲先進縣”的榮譽稱號。下思樂鄉掃盲協會會長又出席了全國掃盲先進單位代表大會，榮獲黨中央，國務院獎勵。

　　1957年，拌隨著全民整風大辯論，在農民業余教育方面主要辯清了幾年來掃盲工作成績是主要的，還是缺點是主要的？掃盲工作是前進了，還是后退了等問題，肯定了幾年來掃盲工作的成績，也找出了存在的問題。到這一年冬，又掃除了3565個文盲，同時對已掃盲畢業的學員又組織了鞏固班。在熟讀一、二、三冊識字課本的基礎上，又學習算術、珠算等科。有的農村開始組織業余高小班，繼續提高學員們的文化知識。

　　從1958年到1959年，為使全縣的掃盲工作得到鞏固和提高，張懷英又采取措施，在縣委擴大會議上宣布要實行定合同，寫決心書，配備實物卡片，送喜報，搞評比臺等措施，由初級班發展到中級掃盲班和高級掃盲班。到1960年底，全縣業余學校發展到403所，有高小班439個，初中班155個，學員3412人。高中班一個，學員23人，掃盲畢業人數已達到26339人。有許多農村干部不僅能讀書看報，還能記賬和寫總結。當年12月，思樂鄉黨支部書記曾赴京出席了中央召開的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大會，受到國務院的獎勵。

　　這一年，掃盲工作又由學習漢字發展到學習漢語拼音。全縣有34000余人參加了學習，有10000余人學會了漢語拼音方法，并利用漢語拼音方法為工具教文盲識字，又掃除了1643個文盲。為適應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新形勢，縣委在巴卅、刀把口等53個管理區舉辦了53個業余初等專業技術班，學員2500余人，在思樂、洪水等管理區舉辦了5個中等專業技術班，學員140余人。通過課堂講技術，田間作業試驗，使學員們懂得了農業生產科學知識，具體地貫徹了農業八字憲法。

　　1961年入春以后，山西省為了模清農村掃盲和業余教育工作情況，肯定成績，發現問題，找出原因，采取措施改進工作，于3月7日開始至6月23日，省教育廳、農業廳派來農民業余教育工作調查組，幫助昔陽調查掃盲情況。張懷英在和調查組座談時又責成縣政府組織具體人員在白羊峪公社南橫山、后東峪、北石龕三個不同類型的生產大隊進行了仔細的調查研究。經過100多天的深入了解，證明這幾個生產大隊的掃盲和業余教育工作的成績是很大的。當時南橫山大隊青壯年中識字的人已達到74%，后東峪大隊青壯年中識字的人已達77%。這三個大隊在全公社18個生產大隊中是有相當大的代表性的，全縣類似北石龕情況的約占30%。由此，要大力普及小學教育，杜絕新的文盲產生，并要積極組織高小班，初中班，繼續提高農民的文化水平尤為重要。

　　在掃除文盲和進行農民業余教育的工作中，張懷英非常注重在貫徹黨的教育方針的同時，積極發動群眾，使掃盲工作不斷取得新成績。至1960年底，全縣業余學校發展到403所，有高小班439個，學員19122人，初中班155個，學員3412人，高中班一個，學員23人，掃盲畢業人數已達到26399人。

　　隨著廣大群眾政治，文化，技術水平的不斷得高，為農業生產培養了大量的領導骨干和生產技術人才。據初步統計，有10240個生產隊長以上的干部和技術員、會計、記工員都是通過業余教育的學習提高的，其中隊長以上干部6600人，會計、記工員1440人，其余2200人是多才多藝的生產能手和農村活動的積極分子，隨著廣大群眾的文化水平提高，大大地活躍了農村文化生活。在農村中，群眾讀書，看報，寫詩，說唱形成了風尚。昔陽縣的這一成就，當時在全省，乃至全國都是極為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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