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 “文化縣”的凱歌

　　四、文化形式自編自演服務生產

　　提倡自編自演促進生產，是張懷英在創建文化縣歷程中的又一舉措。自編自演，這是張懷英聽取文化系統匯報了全縣創作工作情況后重點強調的。他強調這個問題時特別指出，群眾的自編自演能適應全縣的工作中心，及時歌頌社會主義的好人好事，并囑咐各級黨委要會領導生產，也要會抓文化工作。他批判了不領導生產吃不上飯，不領導文化餓不死人的文化工作“自流論，”也批判了外行領導不了內行的錯誤認識，強調了黨對文化工作的領導。張懷英提出的主張和提倡的事情，通常都會立即在全縣引起反響，并能立即見到行動。這一號召不僅在全縣推行了自編自演的文藝活動，也培養了一大批文藝創作人才。

　　北關社員焦怪小根據他媽積極生產的事實，編了一首“六月俺媽去挽谷”的敘事詩：

　　六月俺媽去挽谷，

　　起得早來又搭黑，

　　拿上小鋤墊胳腚，

　　急急忙忙往前爬，

　　響了個雷，

　　打了個閃，

　　一下跌到六畝園，

　　爬起來罵聲天，

　　跌不死老娘還要挽。

　　這種簡短精干的敘事詩，在群眾中有不少人能順口吟詠。在興修水利的過程中留莊社員編出了這樣一首詩歌：

　　男女總動員，

　　老少一齊干，

　　擋住天上水，

　　挖出地下泉，

　　氣得龍王干瞪眼，

　　嚇得土地打顫顫。

　　這首詩以浪漫主義的手法，表現了廣大群眾氣蓋山河，興修水利戰勝干旱的雄心壯志，后來配成曲子傳遍了整個工地，流行到全縣。

　　從1958年到1959年，昔陽縣廣大農村興起了群眾性的詩歌創作熱潮，晉中地區召開群眾文化百花會，要求昔陽出《詩歌選集》，文化館的李天民和宣傳部的劉延光負責選編，要從各公社送來的兩麻袋作品中挑選印刷。其中有些作品倆人鑒賞不了，選不選拿不定主意，就擇出來讓張懷英定奪，其中有這么幾首：

　　大禹傳人一聲吼，

　　腳踏南河水倒流，

　　愚公子孫舞銀鋤，

　　搬倒蒙山做枕頭。

　　今年是個大豐年，

　　踩上糧堆登上天，

　　撕塊白云擦擦汗，

　　對上太陽抽袋煙。

　　張懷英看后說：“古人云，詩志。但不是喊口號，要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這些作品既表現了勞動人民的英雄氣概，也抒發了自己的情感，還豐富了人民群眾的精神世界，只要文字語句通順，還是要選上，不要輕易扔掉。”這樣一些樸素浪漫的作品，經張懷英這么一點，就在社會上發揚光大了。

　　張懷英和縣委一班人經常到文化館看全縣各地投寄到那里的創作稿件，真是讓人感慨。文化館的館長翟和貴向他匯報說，寄來的稿件可以用麻袋裝。張懷英看了選出來的優秀稿件說：自編、自演、自唱、自樂的群眾文化活動不僅是為了娛樂，它也是一項很好的政治思想工作。他從中了解到，里安陽溝采取了做什么、演什么、唱什么的方法，教育趙長所等13人安心農業生產的事例，向全縣各級領導大講文化工作的重要性，使這些領導感到越是政治斗爭緊張，越是生產繁忙，群眾的勞動強度越大，就越需要堅強的政治思想工作和活躍的文化工作。怎樣使政治工作和文化活動滲透到各個角落呢？這就需要開展小型多樣的文藝活動，特別要抓好群眾的業余創作工作。生產到哪里，群眾到哪里，文藝活動和創作工作就跟到哪里。

　　為了總結全縣文化創作事業，更好地發展民間文學創作，縣文化館編撰整理了兩本《民歌歌曲選，》共搜集了民歌253首，其中包括傳統民間歌曲153首，革命民間歌曲36首，建國以來的新民歌歌曲74首。

　　為了推動全縣的群眾文化工作，張懷英和縣委一班人不僅領導有方，措施到位，而且把關也很嚴，張懷英對一些主要的材料親自審定把關，為了總結群眾文化工作經驗，縣委責成宣傳部長（后任晉中地委書記、山西省委副書記）李韓鎖和文化館的李天民組織撰寫材料。他倆白天勞動晚上寫搞，一連搞了三天，第三天清早，李韓鎖就讓李天民趕緊拿上草稿請張懷英審看，聽取意見。張懷英早上一起床看到李天民在門口等著，接過材料就仔細的看了起來，看了一個多小時后說：“作為文章來講，太細；作為匯報材料來看又太粗。”說完就沒有了下文。李天民帶上材料回到李韓鎖的住處后，把張懷英的“太細”和“太粗”意見進行了傳達，李韓鎖這時還沒起床，聽后茅塞頓開，說：“明白了，上午讓我好好睡一覺，下午咱們找個安靜的地方，再增添一些具體事實，例子越細越生動越好。”之后不久，李韓鎖到太原匯報昔陽縣的群眾文化工作，張懷英赴京出席了全國農村群眾文化藝術會議。

　　群眾文藝創作的發展不僅奉獻了層出不窮的藝術作品，也涌現出不少詩人，作家和藝術家。當時就有“四大家，”“八小家，”“二十七個多面手”的美稱，其中昔陽“四大家”在社會上影響很大，他們就是農民作曲家史掌元，農民詩人李居鵬，農民劇作家李濟勝，農民畫家高毛孩。史掌元一生創作了兩千多首歌曲，《唱得幸福落滿坡》音調新穎優美，情緒高昂，愉快，結構也相當淳樸，是一首既與民間音樂有聯系，又有時代性的作品。曾獲得全國歌曲刊物為紀念聶耳逝世25周年、冼星海逝世15周年舉行的業余歌曲創作比賽一等獎，并在中央和山西人民廣播電臺廣播，也曾在越南民主主義共和國的音樂刊物上發表過。當時，這首歌在各大、中、小學和老百姓中普遍流傳。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這首歌又被收進了紅太陽磁帶，上海舉辦的農村歌手比賽節目也被轟動起來。他創作的又一首歌曲《我為總理扎花圈》也曾獲得好評，在毛主席紀念堂落成典禮儀式中，這首曲作為開始曲在儀式開始后進行播放。史掌元因創作成績優秀，多次當選為全國音樂協會理事，山西省音樂協會副主席，名譽主席，縣人大常委，縣人大代表等。1958年隨張懷英赴京參加全國群眾文化工作會議，受到毛主席、周總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1960年又出席全國文代會，又一次受到毛主席和中央領導的接見。上世紀九十年代，史掌元又兩次被邀請到上海參加相關文藝活動。一次是出席上海市舉辦的農村歌手比賽時，他被邀請擔任評委；另一次是上海舉辦英、俄、美等五國義演沙士比亞話劇《羅密歐與朱麗葉》被邀請赴滬觀看，并以史掌元名義捐送給昔陽縣15萬元資金建設希望工程。

　　農民劇作家李濟勝，農民詩人李居鵬，農民畫家高毛孩的作品也同樣在社會上廣泛流傳，受到過毛主席接見，也在張懷英的培養下不斷發展和提高，四大家的名聲至今不衰，成為昔陽縣歷史上的又一光環。如果沒有張懷英創建文化縣的宏偉設想，也就不可能有“四大家”的偉大成就和對社會的杰出貢獻。共產黨領導的新時代造就了張懷英，也造就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創作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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