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 “文化縣”的凱歌

　　二、文化縣的形成

　　昔陽縣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末，為什么能夠成為全國的第一個文化縣？究其原因，是張懷英作為一個縣委書記對文化工作的重視，加強了對群眾文化工作的領導，從而對文化縣的建成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張懷英對文化工作一直非常重視，他在領導人民開展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同時，發現了中心工作需要文化工作的配合。根據群眾對文化生活的需求，按照黨的文藝方針政策，逐步把群眾文化工作納入議事日程，配合了中心工作。首先遇到的問題是，建國不久，毛主席提出組織起來發家致富的號召，群眾并不理解。要做通這樣的工作，除了艱苦耐心的思想政治工作外，宣傳鼓動工作也起到了很好的配合作用。

　　那時，縣、區干部下鄉宣傳，有時會也很難開成。開一次會，總是村干部一個一個地叫，有的去了也不待聽，在會上打瞌睡，說什么不要熬了我的眼，丟了我的臉。可是鬧文化娛樂、唱戲、扭秧歌、演電影、放幻燈卻搶著去看。下鄉的縣、區干部對這種現象很不理解，一區干部范全義、董來籽在閻莊窩下鄉時，恰遇有一天下了雨不能上地，群眾要演戲（村里有業余劇團），村干部要開會，爭執不下，結果群眾干脆不聽區干部的話，到戲臺里去化妝。范全義和董來籽一人站東門，一人站西門，頂著不讓演員出來，在臺下想看戲的群眾大罵要是不讓演戲，今天不勞動，明天也不勞動。

　　這事反映到張懷英那里，卻引起了他的深思。他并不簡單地表態支持什么或者反對什么，而是一聲不響地坐在辦公桌前琢磨。他善于獨立思考，為什么群眾的娛樂情緒這么高，開會的情緒卻不高了呢？不搞娛樂群眾有意見，不開會黨的方針政策不能宣傳落實，好像干部和群眾鬧成了兩張皮。他領悟到，解放后人民群眾的生活有了巨大變化，可現在大家不只是需要物質生活，還需要精神生活。文化生活恰恰是人們精神生活的一個方面，我們為什么不可以積極地領導文化工作，用文藝的形式反映黨的路線政策，既可以滿足群眾的文化需求，又減少會議，達到完成中心工作的目的？這個思路證明，經過短短幾年的努力，全縣出現了處處有歌聲，村村有活動，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昔陽縣的農村文化工作，盡管在抗日戰爭和土改時期有一定的基礎，但轟轟烈烈的群眾文化活動是從1956年才開始的。當時，隨著合作化運動的開展，除了集中精力領導人民進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發展生產外，還要根據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采取以下措施，加強對文化藝術工作的領導：一是統一思想認識，擺正文化藝術的位置；二是文化活動的組織形式和活動方法必須和生產相適應，才能更好地為政治生產服務；三是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培養社會主義文化隊伍；四是發揮各系統職能部門的作用。

　　合作化以后，廣大群眾對于文化娛樂的情緒極為高漲，不僅過年過節要求看戲，在平時也要求鬧娛樂。有的農民看了本村演戲和外村演戲，感覺不過癮，還要自己說、自己唱，和本村的事實結合起來才行。其理由是，共產黨毛主席領導我們翻了身，合作化道路扎了根，心里的高興說不盡，我要說說唱唱表心情。張懷英對群眾自編自演的活動極為提倡，說縣委只是領導生產滿足群眾的經濟要求呢，還是要配合生產加強對農村文化工作的領導？用文化工作來推動生產的發展？經過縣委一班人的討論認識到：人們并不是吃好穿好就滿足了的，還需要有精神食糧和文化生活。所以，他們提出必須在農村開展自編、自演、自唱、自樂的群眾性文化活動，使縣、鄉、社黨的負責人都成為既會領導生產，又會領導文化的能文能武領導人。

　　張懷英根據這個問題，通過會議等形式，總結了在解放戰爭、抗美援朝、糧食統購統銷、合作化等運動中，通過文化藝術活動貫徹黨的政策，教育群眾的實際情況，積極組織人員下鄉開展文化工作。下思樂干部總結了自己通過幻燈方式，既活躍了群眾的文化活動，又改造了一名屢教不改的懶漢，一個不講衛生，眾所公認不可改造的所謂“煤灰精”和“掃帚精”。同時也嚴肅地批判了文藝脫離政治，為文藝而文藝的錯誤思想。從而使廣大干部認識到了文化工作、群眾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關系。如不重視文化工作，就是不關心群眾生活的一種表現，就是不重視和不會作政治工作的表現。同時，文化活動的組織形式和活動方法必須與生產相適應，才能更好地為政治生產服務。

　　創建文化縣初期，在農忙季節和工作十分繁忙的時候，文藝工作在組織上和方法上究竟如何具體為政治、為生產服務的問題并沒有完全解決。有的干部雖然認識到通過文藝是作好政治工作的一種形式，可是在生產、中心工作繁忙的時候，就不管是什么政治工作不政治工作了，來一個干脆完成任務。認為政治工作沒深淺，不做也塌不了天。根據這種情況，張懷英組織召集了縣委擴大會議，在會上提議：縣委兩個月研究一次農民的政治思想工作，鄉和各農業社黨組織一個月研究一次。除此之外，從縣到社都必須有一個人來負責管理這項工作。還責成縣委宣傳部和文化館到重點俱樂部總結文化工作為政治、為生產服務的具體經驗。為了更加引深文化縣的建設工作，張懷英在縣委擴大會議上專門對文化工作的領導進行了組織上的落實，提議縣委要第一書記掛帥，書記處一名副書記專管這項工作，在每次布置和檢查當前工作的同時，要研究總結群眾文化工作。各公社黨委都有一個副書記掛帥，管理區黨支部也要抽出一個副書記負責，每個生產隊都要配備一個專管文化工作的隊長負責，管理區黨支部書記或者主任擔任俱樂部主任。這個提議在會上通過以后，就作為縣委的正式文件下發到各個農業合作社，并且有督查措施。各鄉、社的負責人都要親自摸一摸結合的方法，集中與生產相結合，舞臺與田間相結合，大型與小型相結合的方法，使農村的文化活動活躍起來，推動了生產和各項工作。比如里安陽溝采取做什么、演什么、唱什么的方法，1956年春在廣泛宣傳教育農民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時，針對部分青年想流入城市，不安心農村生產的思想，編演了《農村好風光》，《建設新農村》等廣場劇，放映了自己繪制的幻燈《農村遠景十大變》，趙長鎖等13個不安心農業生產的青年看了后，懂得了農村前途，寫了安心農業生產的決心書，保證不再流入城市。張懷英和縣委一班人看到，越是生產繁忙，群眾的勞動強度越增加，就越需要堅強的政治思想工作和活躍的文化生活。怎樣使政治工作和文化活動滲透到各個角落呢？這就需要開展小型多樣的文化活動，生產到哪里，群眾到哪里，文藝活動就跟著到哪里。要做到這一點，只有小型多樣的文藝活動才能適應。全縣各種文藝活動的形式有40多種，趙壁管理區除了假日和節日給農民演劇和演幻燈外，還以隊為單位建立了美術、歌詠、快板、創作等文藝組織進行活動，貫徹黨的政策，鼓勵了農民的生產情緒。

　　開展群眾文化活動，單靠職業劇團和專業人員是不行的，必須依靠群眾來舉辦。幾年來昔陽縣本著這樣的指導思想，依托文化館，通過訓煉會演，組織參觀等方法進行培養。在發展過程中，部分懶漢鉆到文藝隊伍中，有些人雖然有一定的演唱藝術，但不勞動，政治品德不好，有的有意把文化活動和政治工作截然分開，引起群眾的反對；另一方面，大量的優秀的能文能武的積極分子出現了。群眾對前者很反對，對后者很歡迎。里安陽溝群眾用這樣的說法來贊揚他們的文化活動和文藝積極分子：一隊有個林翠鳳，二隊的改鳳和蘭英，上臺都是好演員，下地勞動干得兇。為了在農村建立一支強大的文藝隊伍，張懷英規定了農村業余文化隊伍的標準，必須是文武雙全，既是文藝積極分子，又是生產積極分子。按這一標準，及時對文藝隊伍進行整頓，對那些經過教育沒有改造，群眾反對的人及一部分壞分子要清洗出文藝隊伍。同時，縣委還始終保持了抗日戰爭時期和群眾同吃同住同娛樂的傳統，每到過節時，干部都要親自編秧歌、快板和群眾在一起表演。通過這一系列措施，全縣培養了12000人的一支文藝大軍，其中60%是生產中的積極分子，30%是群眾公認的會唱、會創、會舞、會編的文藝骨干。廣大群眾回憶說，過去是說說順口溜，排演外地舞，唱著本村事，配著外地譜，現在是編演小歌劇，自配新曲譜，評論新作品，編寫成套書。

　　初創文化縣的時候，黨政干部普遍加強了領導，可是其它專業系統的干部，忙著完成自已的工作，中心工作不容擠掉，文化工作搞不搞無關緊要。因而文化工作與各系統工作在時間上、人員上不時發生互相擁擠，互相打架的現象。1956年，東冶頭發生了這樣一種情況：文化館干部要搞俱樂部；技術推廣站要搞傳授技術培訓召開副社長會議；衛生所要抽俱樂部積極分子開保健員會議。三家一扯皮，鬧得哪一家也沒有開成會。張懷英聽說了這種情況，就召開了相關會議征求大家的意見，著手解決各系統互相協作的問題，把農村所有文化宣傳工具和力量通過俱樂部統起來，吸收青年、工會、婦女、武裝有關部門參加俱樂部領導，文化館和俱樂部干部都要抽一定時間學習和了解各系統的業務工作，儲蓄、兵役法、稅收、商品、治安、農業技術、保健衛生等，通過文藝活動進行宣傳，這樣就能使俱樂部活動順利進行，同時也保證了各系統工作的及時完成。各系統對文化工作也重視了。比如，推廣技術的技術推廣站要俱樂部合辦人工授粉、病蟲害防治等技術展覽，衛生所幫助文化館找模型、派干部當說明員；團縣委幫助文化館合辦系統工作快報，小學教育幫俱樂部編演秧歌、寫黑板報、教音樂。南川教師一年就幫助俱樂部培養了8個音樂人才，形成了文化工作為各系統服務，各系統干部做文化工作，互相協作，互相統一的整體，一切不協調的矛盾得到了化解。干部都說這種協調是九連環，一環套一環，環環不掉隊的工作方法。

　　文化工作大普及，廣大農民積極性要求提高藝術水平，需要輔導，供給演唱材料，文化館的作用不可低估。

　　張懷英一方面吸收文化館的負責人參加必要的縣委會議，使他們及時了解縣委的意圖，明確各個時期的中心工作，另一方面把文化館的干部穩定在專業崗位上。他在一次會議上板著指頭算起來：“文化館總共才有10個干部，其中工作七年半的兩個，六年半至七年的六個，兩年半一個，兩年一個。”張懷英對他們的方針是，工作再忙，縣委不能抽調他們干其它工作，而是要通過他們的業務來為中心工作服務。縣委書記處書記郝世民通過參加館內會議，對文化館的干部進行了教育，提高了文化館干部的政治覺悟和業務水平，在業務上做到各專一長。張懷英在一般情況下一個星期內和文化館的干部接觸一次，聽聽文化活動的進度，問問他們工作上有什么困難，也等于是給他們吹吹風，打打氣，給他們一點溫暖。人們當時看到，他無論是在數九隆冬還是酷熱的夏季，一次一次地向文化館走去，也標志著只要有他，文化工作就干得出色。

　　張懷英不僅會抓整體性的文化工作，對文化工作的細節也都注意到了。有一次他在下鄉勞動時，發現一面墻上的一幅大標語不僅字大，字跡的藝術性與美感也很到位，就問是誰寫的？當他得知此人叫楊武振時，就要求當地干部創造條件對他進行重點培養。1957年俱樂部需要圖書卻沒錢購書，張懷英就以縣委的名義發動全體干部捐書10700本，輸送給全縣各個俱樂部。張懷英責成縣委三位負責宣傳文化的領導下鄉幫助文化館搜集展覽物品，副書記郝世民還下鄉親自幫助編小調，快板，宣傳部長幫助寫總結、訂計劃。縣委在開三級干部會議的時候，張懷英親自提議給文化館留下一定的工作時間，因而充分發揮了文化館對文化工作輔導的作用。幾年時間，全縣集中訓練了一千多個業務人員。在供應群眾演唱材料方面，僅1957年就達到18000多件，創造和推廣各種宣傳形式40余種，有力地促進了文化工作的提高和發展。

　　文化館成立后，首先以縣城為中心，開展了文化宣傳活動。每逢節日、廟會、物資交流等縣城人員聚集的時候，文化館主動組織縣級機關，各學校及附近村莊的文藝團體到縣城進行文藝活動。每個周末文化館也經常放映幻燈，演出小節目或組織各機關、學校跳舞，說唱演出等多種文藝晚會。平時文化館根據各個時期的進展，政治活動與中心工作經常寫街頭黑板，畫宣傳畫，寫標語，這樣就活躍了城關的文化工作。一進縣城，到處可以感受到生動形象的政治思想教育。此外，文化館還根據各個時期的政治斗爭舉辦展覽館。如“三反”，“五反”運動開展后，為了總結運動的成效，舉辦了“三反”，“五反”展覽館，在開勞模會總結生產成績時就舉辦“農業生產展覽館”。在展覽館內部以圖表、數據、實物、模型等方式展現勞動成果，生動形象地教育了參觀群眾。同時，通過縣城的展覽還推動了城關附近群眾教育的工作。館內附設圖書室并不斷得到增添，至1961年底，共有圖書24000余冊，各機關干部、學生、群眾經常來館借閱。同時還經常與附近村莊的圖書館聯系，將館內圖書輪換到各村，供給廣大群眾閱讀。

　　文化館承擔著組織與輔導全縣文化工作的重任。在縣委的領導下，文化館根據群眾的習慣，結合各個時期革命口號與生產忙閑情況，統一安排了全縣的廟會時間。在這些廟會與各集鎮進行物資交流時，文化館均要主動派人去組織文化活動。館內還經常鬧個宣傳棚進行拉洋片、說快板、演短小文藝節目，或進行小型流動展覽、放映幻燈等活動，大大活躍了廟會的氣氛，受到了群眾的歡迎。當時流行的順口溜是：

　　大臺看了小臺看，

　　宣傳棚賽過小戲院，

　　找蔭涼，趁息灘，

　　又講政策又座談。

　　廣場擺出新農具，

　　實地講解和表演。

　　漫畫模型到處展，

　　街頭變成展覽館。

　　晚上又把幻燈看，

　　受到教育真不淺。

　　堅持群眾自編自演，文化館集中指導，就使昔陽的群眾文化活動蓬勃開展，堅持不泄。而且宣傳內容和各項工作很有針對性。1961年為了支援農業第一線，全縣文化事業進行了必要的調整，各公社文化館及文工團全部撤銷，縣文化館在輔導方法上采取以社定點，分區輔導的方法。縣委在發揮文化館作用的同時，還成立了文聯、文工團、廣播站等機構，對指導全縣的文藝創作和提高藝術質量是十分有益的，這些機構的設立，對指導全縣文化工作，宣傳文化信息起到了推波助浪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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